好老土的問題，是不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最叫知識份子困惑的問題，現在再提，完全不合時宜。不只是它設問的方式以及解決的思路經不起現代學術的考辨，更是因為整個時代基礎都不同了。那個年代，全中國上下都有一股急迫的危機感，覺得自己熟悉的所有皆成了問題，古老的儒家思想有問題，歷史悠久的政治傳統有問題，家庭組織的原理有問題，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模式有問題，就連用來思考和表述這一切問題的漢字也是可疑的。這種危機感是這麼地強烈，以至於直到二十世紀最後那十幾二十年，中國大陸和香港關心中國前途的知識人也還在思索這個題目。可是這個問題，以及形成這個問題的背景，卻在過去幾年之間一下子消失了。因為當下的中國沒有危機，有的只是「自信」。
舉個例子，十年前是自由主義者，如今提倡儒家的學者秋風先生，近日在一篇討論中國正在編纂的《民法典》的文章裏頭主張「要以民法典為契機，重建文化自信」。他說：「當年，我們之所以以西法為本，建立現代法律體系，純粹是因為，中國人被西方打敗，從而在觀念上肯定了西方法律相對於中國固有法律之先進性，而確定全面移植策略。然而，百年之後，當中國之富強從總規模上已坐二望一之時，所謂西方法律之先進性，還能成立嗎？今天，我們制定民法典，一以德國為範本，然而，就現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方面而言，今天的中國已超過日本，早已超過德國，我們今天還用得着奉之為圭臬嗎」？
秋風先生著作等身，在中國知識界擁有相當影響，不料他對當下國際環境的認識，竟是這種街坊閒談的水平。中國到底在哪些「現代國家建設的重大方面」超過了德國和日本？是機場的規模和數字嗎？是高鐵的速度嗎？是城市中心的大樓高度嗎？這些東西恰恰是中國不少遊客去了所謂「發達國家」之後，回來感慨人家究竟還是比中國「落後」的參照。
以眼下中國人喜歡以「硬指標」來衡量發展水準的習慣，今年各項諾貝爾獎名單全部公佈之後輿論界便有了一個新話題：二十一世紀開始，十七年內竟有十七個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這才赫然發現，一直被官方媒體唱衰，「失落了二十年」的日本原來並沒有壞到大家想像中的那個地步。除了盛產能造好精美工藝品的匠人，除了價廉物美的馬桶蓋，本來「早就不行了」的日本居然在基礎科學的領域有那麼厲害的表現。不過，這個發現可能只是一時熱門，沒多久，大家應該就會回到「自信」的主旋律上了。
秋風先生那段話最令人擔心的，還不是如此淺薄的世界知識，而是它立論的基礎。似乎現代中國法律的「西化」純粹就是因為當年西方船堅炮利，咱們鬥它不過；如今我們「富強」大夢已成，所以我們的法律也就該有點「自信」的表現了。不曉得從什麼時候開始，上自精英階層（包括官員和商人），下至販夫走卒，很多中國人都默默地接受了這一套「富強」就是所有文化甚至邏輯判斷的首要標準的觀念（姑勿論怎麼去界定『富強』）。所以當台灣和香港有人在抱怨部份中國遊客不守規矩，批評他們在公共場所隨意小便時，你總會看到有人反脣相譏，說些「要不是我們來消費，你們的經濟早就完蛋了」之類的話。彷彿誰夠「富強」，誰就有了規定言行文明標準的資格。就像秋風先生這樣，不在法學內部的理路和邏輯來談民法如何可能中國化，卻從國勢消長的角度提出強大的中國要有中式的民法。難道「富強」真是無論走到哪裏都走得通的王牌？
不過我還是佩服像秋風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們至少還在想像一個未完成的，理想的中國；他們依然在將近一百年前梁漱溟先生提出的那個問題上前進。所以有些人還在思考一個「中國式」的社會科學是什麼樣子，一個「中國式」的文明應該如何勾勒。真正可怕的是連這種問題都不必問了，乾脆直接把當下的「國情」當成最理想的狀態。我們不必再去尋找一個烏托邦，也不必再追求什麼不一樣的新世界了，因為我們已經到達了烏托邦，現在的中國就是一切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中國。我們不只富強，而且我們還是其他地方的模範，所以我們不單要相信自己的「制度優越性」，並且還要宣傳證明成功的中國模式。西式的民主很好嗎？你看美國的總統大選選成什麼樣子。我們不用再擔心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了，更不用去問什麼叫做中國。因為活在盛世，人是不會有問題的，你只需要肯定當下。以後一切，就只是如何在維持現有模型的前提下，穩步在數量上發展下去而已。因此「維穩」才會成為政治上最具前瞻性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