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承庭訓，他長大之後果然也成了一位非常出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便連論敵也不得不服他的犀利觀點。回想少時那濃濃的「左膠」氛圍，老年的他發現有一個問題是他實在無法迴避的，這個問題就是他一本書的書名：《如果你是一個平等主義者，你怎麼會這麼有錢？》
那時候，他父母那個圈子裏頭頗有一些富豪，其中一位甚至去完蘇聯朝聖之後，盛讚史太林體制下沒有階級分別的社會之美好；可他自己卻是一個腰纏萬貫的地產商。又有一些高談工人應該如何解放的有錢人，對待手下打工仔時卻是心狠手辣，十足一副剝削資本家的模樣。
這看起來真是矛盾，為甚麼他們可以無視自己信念與作為之間的衝突呢？對於柯亨來說，這個問題也是他個人必須真誠回答的問題，因為他雖然不是富翁，可好歹也是個牛津大學的教授，收入比起一般人的平均水平要高，難道他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這個問題的內核是這樣的：假如你是馬克思主義者，那你一定相信平等的重要，認為一個好的體制不應該容許少數人要比大多數人享有更多財貨和資源，它應該厲行財富的再分配，讓貧苦大眾也能過上勉強算是體面的生活。
假如現存體制很不公正，好比我們今天這個資本主義世界，而你又恰好非常富有；那麼就算政府不打劫你的戶口，不抽你重稅，你是不是也應該為了自己的信念，主動捐出所得的大多數，拉上補下，好讓一些人的生活水準和你接近一點呢（哪怕你獻出的一切在全社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
我覺得柯亨這本書有趣（尤其是直接和書名相關的那一章），是因為我自己也會時不時地良心發作，問一下自己憑甚麼可以偶爾食大餐，光顧一些取價不菲的星級餐廳。我不是個「左膠」嗎？這個世界上還有那麼多人捱餓，我這一餐飯可以夠多少人數日溫飽呢？就別說福臨門和吉地士了，即便去大牌檔炒蜆隊啤，也好像很對不起人似的。因為我常常在國際性的慈善組織廣告上看到，原來每天只要捐夠一蚊港銀，就可以讓一個虛弱的幼童多活一天；算算看，一樽「藍妹」甚或「獅威」，又可以救活多少個生命？我為甚麼不乾脆每天白粥鹹菜，把賺回來的不義之財全數獻出；反而還在這裏厚着臉皮跟大家飲食男女呢？
但請不要誤會，這不只是個道德譴責。柯亨回憶，他那幾輩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喜歡動不動就指罵有錢佬，因為這太「泛道德」了，而且太過個人化，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的往往是整個體制的問題。然而，它依然是個問題，因為這裏似乎存在着一個非常鮮明的矛盾：你一方面相信人人生活水準應該平等，但另一方面卻又有錢不捐（或者捐得很少）；這到底是你不真心相信平等，還是你的道德感很脆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