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的習慣，每逢花了一些不該花的錢，享受了超出他覺得應該享受的水平的事物，他就要用「革命」兩個字來解嘲這等待遇與開銷。比如說有時候大家開會或者聊天聊得晚了，過了最後一班地鐵，又或者累得不願再等巴士，就乾脆各叫的士順便兜路送他回家，我們必須告訴他這是「革命的士」，他才能稍微覺得好受一些。
這讓我想起少年時代認識的其他「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米蘭外方傳教會』的正式名稱是『宗座外方傳教會』，甘神父正是其中一員），他們有的住在公屋，有的住在離島，有的在工廠當工人，有的種田。他們未必人人都像甘神父那麼革命，長年奮戰在社運第一線上，但似乎都十分地左。起碼我最初知道「解放神學」，就是一位「米蘭外方傳教會」的神父知道我對晢學和社會問題的興趣，專門送我一本他的藏書，並且興致勃勃地向我解釋「共同承擔人類辛酸苦澀的必要」。有一年，意大利奪得世界盃冠軍，這些神父高興壞了，少不免要聚在一起大事慶祝。那他們當晚在慶祝的時候吃了些甚麼呢？其中一位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喝了手指湯」。「手指湯？甚麼叫做手指湯？」「就是把一些蔬菜丟進水裏煮了，放涼之後將手指泡進去攪一攪調味」。
我平生第一次親身接觸並且相識的「左派」，不是「新華社」（中聯辦前身）要員，不是共產黨幹部，甚至不是「國貨公司」職工，而是這群意大利來的神父。所以打從那時候起，我就下意識地覺得一個左派（更不用說馬克思主義者了）應該表裏如一，不只關懷貧苦大眾，而且還得活得像是貧苦大眾。因為所謂的「左」，其最簡化也最根本的定義就是以平等為先的「倫理傾向」（ethos）；而非今天在香港常常被加在「左膠」這個罵人話上的種種特質：「大愛包容」、「和理非非」⋯⋯。
但是身為左派，就真的應該把自己弄得很苦很淒慘，連好好吃頓飯都要備受良心折磨嗎？有沒有可能你既以無助蒼生為念，甚至打算投身革命事業，但同時還能理直氣壯地像恩格斯乃至於後來我們所見的許多幹部那樣，錦衣玉食，肥腸滿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