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曾經有一個國家》裏面最叫我難忘的一個片段之一，一個單純的阿拉伯人居然真的看見一枚導彈在對付那些萬惡的猶太人之前，先在空中逗留，好向先知登宵的聖地敬禮。魯賽貝當然曉得這番話的荒謬，但他毫不懷疑房東的誠信。
人總是會帶着一大套既成的觀念和信條來觀察現實。當我們越是堅持自己的信念，越是肯定自己原有的想法，我們就會奇跡地發現自己所看到的現實世界還真是和我們所想的一樣，於是這個「現實」又反過來「證明」了我們的正確。這就好比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同情他們的歐洲人當初在地圖上俯瞰巴勒斯坦地區的時候，他們看到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漠，於是振作起拓荒的志氣，以為那是一塊等着他們前去建立新國家的空地。如果有人比較冷靜，掃興地向他們指出那片所謂的空地上頭其實住了許多巴勒斯坦人的話，他們大概就會說一番類似阿摩司．奧茲在《愛與黑暗的故事》裏所引述的道理。「我們知道村子裏有窮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們在教室牆上的大地圖上看到沒有多少阿拉伯人。……我們肯定能夠……讓他們相信我們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給他們帶來繁榮，……我們的夢想是美好的」。
這批人不只如此勸說奧茲母親那一代當時還留在歐洲的猶太青年，還向早已在「空地」上頭定居了一千多年的阿拉伯人做出同樣的保證。後來，第一任以色列總統魏茲曼便曾宣布，一切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財產都不會受到侵犯，猶太人將要建立的國家是和平的。不過，一旦「建國戰爭」爆發，他卻歡欣鼓舞地鼓勵同志們要把所有巴勒斯坦人從他們住的村子裏頭清走，讓他們再也別想回來。
今天我們看到「ISIS」意圖建立一個奠基於被扭曲了的伊斯蘭信仰的泛阿拉伯國家，實在很難想像一百年前最早想要創建「大阿拉伯」國的，其實是一批西化的中東基督徒。當時他們心目中的那個國家不單幅員廣大，而且實行憲政民主，最後將為整片區域帶來現代富強的新面貌。魯賽貝的父親不是基督徒，但他這一代知識人到底繼承了上一代的志向，力圖在不得不分別獨立的每一個阿拉伯國家當中建設合格的議會，獨立的司法，自由的言論，開放的文化，平等的種族……
魯賽貝是巴勒斯坦人，奧茲是以色列人，這兩個人的一輩子就是兩段美好宏願如何逐步墮落變形成狹隘狂想的悲劇故事。他倆都見證了民族與宗教的偏執怎樣催生出可怕的意識型態傳染病，患病的雙方又如何固執地鎖定對手，把除病的關鍵繫在對方的消滅之上；更可怕的是，雙方還都以為自己是對的，所以自己的一切仇恨皆有正義的說詞背書。
魯賽貝曾經試過穿越那道偏執的牆，想要知道那些身為仇敵的鄰居究竟是怎麼想的。從牛津畢業之後，他不僅開始學習希伯來語，並且還申請加入到一個「基布茲」（Kibbutz）去工作。要知道「基布茲」可說是猶太復國主義的拓殖團，充滿軍事化氣息，乃以色列開疆擴土的急先鋒。年輕的魯賽貝很喜歡這段日子，他感激那個「基布茲」接納像他這樣子的巴勒斯坦人，向他展示典型「基布茲」的公社風氣，它背後是偉大的人道精神和進步的社會主義理念，追求公平與博愛。他非常感動，所以也就非常地困惑：為什麼這些充滿理想和人道關懷的戰士要以他的同胞為假想敵？為什麼巴勒斯坦人不在他們博愛的對象之內？難道他們看不到巴勒斯坦人也算是人類成員之一？
奧茲也曾經在一個「基布茲」裏住過，年輕時，他曾幼稚地問過一個老戰士有沒有在「獨立戰爭」當中殺過「兇手」，結果他得到一番教訓：「兇手？可你又能期待他能怎麼樣呢？從他們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天外來客，在他們的領土上着陸，並擅自進入他們的領土，……他們應該敲鑼打鼓來迎接我們？應該把整個土地的門戶拱手讓給我們」？奧茲的回應很典型：「那你在這裏拿槍又為什麼？幹嗎不移民出去？或者拿着你的槍到他們那邊去打仗」？「他們那邊？他們那邊並不要我，在這個世界上哪兒都不要我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來到這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拿着一杆槍，……你不會看到我用『兇手』一詞去形容失去村莊的阿拉伯人。……我們打贏了，從他們手中奪來了土地。沒什麼值得炫耀的！……要是我們有朝一日從他們手裏奪得更多，既然我們已經擁有，那就是極大的犯罪」。
這段話基本上可以用來總結奧茲後來的政治立場，他是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不是為了什麼神聖的民族使命，古老的歷史傳統，就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被人從歐洲趕出來了，無處可去，就是這麼簡單，這麼現實，「沒什麼值得誇耀的」。所以他也反對還在不斷擴張的猶太殖民區，主張以色列退回到「六日戰爭」之前的邊界。這種立場對右派的以色列人而言很討厭，無異於向敵人投降，軟弱得可恥；但在巴勒斯坦的極端派來看卻又軟得不夠，因為他們覺得猶太人還是應該滾回歐洲和其他地方去。
魯賽貝的政治立場一樣麻煩，因為他反對巴勒斯坦人發動的恐怖襲擊，因為他認為這就和以軍的槍彈一樣，只會招致冤冤相報的局面。他厭惡「哈馬斯」，認為他們那激進的立場與勇武而無用的行動恰恰是以色列右翼需要的彈藥，正好給了對方加大打壓巴勒斯坦人力度的理據，同時還佐證了外間那「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印象。更加惹人煩惱的是他和已故的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一致，違逆主流的「兩國論」（也就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成立主權獨立的兩個國家），主張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應該共建一個不以宗教和民族為基礎的憲政民主國度。這不純是理想和價值觀的緣故（他害怕把根扎在身份認同上的政治），更是出自對現實的認識（目前的社會和經濟局面已不容許巴勒斯坦人甩開以色列，而猶太人也不可能活在完全沒有巴勒斯坦人的社會當中）。
可想而知，「哈馬斯」與比較強硬的巴勒斯坦人當然不會喜歡魯賽貝，他們罵他是內奸，是以色列的走狗。讓我們外人意外的是就連以色列右派也很仇視這個理論上最溫和的巴勒斯坦要人。九一年，就在那次伊拉克導彈夜襲以色列之後幾天，他被以色列當局逮捕，內塔尼亞胡總理親自在聯合國會議上面宣佈他是伊拉克的特務。三個月後，以色列才在英美各國，國際特赦組織，和以賽亞．伯林與蘇珊．桑塔等全球一眾知識份子的壓力下，釋放他們口中「這個最危險的巴勒斯坦人」。一介書生，天天高喊和平，而且還在「哈馬斯」的暗殺目標之列，他會對以色列造成什麼風險？
關鍵竟然就在他的溫和，他的溫和會使人覺得以巴問題還有其他出路。可以色列的主政者根本就不想要有其他出路，它希望巴勒斯坦最好就這麼繼續和它這樣不對稱地惡鬥下去，然後可以繼續強力宰制巴勒斯坦，不停地伸延自己的勢力範圍。「哈馬斯」更不要別的出路，它需要更多的衝突來向同胞展現敵人的兇暴和自己的勇氣，敵我矛盾才是他們權力的來源。敵對雙方都向自己描繪了一幅現實，在那個現實裏頭對方非死不可。敵對雙方也都曉得遊戲的玩法，所以魯賽貝居住的社區不時就會出現牆上的塗鴉和散在地上的傳單，內容全是指控他是以色列派出的間諜。這些東西，有的來自「哈馬斯」；有的，則是來自以色列「維穩部門」；目的都是破壞他的聲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