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最近讀到「八十後」運動家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看下去，不能不覺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陳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中學生，雖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今日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便多了點和這個年青人相處的機會。
那個時候，我們都不太滿意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理性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卻成了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
「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看到陳景輝書稿裏的這一段話，真是感慨。當年我們最怕聽人教訓大家「要理性一點」。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尤其不滿那套「和平理性」的說詞。不料轉眼數年，現在卻輪到他站出來呼籲理性了。
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我們則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了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陳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