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再看看去年大陸另一本有名的「被下架」書籍，清華大學史學教授秦暉的新著《走出帝制》。這本書的命運更是奇怪，不像《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那樣，遮蔽掉「納粹」這個名詞和拿去時代背景之後，你會以為它在談現時的中國；不，它完全起不到這種影射效果。因為正和秦暉先生近年的其他書寫一樣，這是本積極介入當前學界思想界爭論的回應之作。近幾年來有許多學者慨嘆，要是當初中國沒有走上革命的道路，選擇了立憲派的主張，那後來的事情大概就會比今天好得多了。但秦暉先生則想指出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中國根本沒有君主立憲的土壤，又有些學者重省近代國史，強調傳統中國並非像以前大家一直所相信的那樣殘破陳腐，所以清末一碰到外侮就倒得摧枯拉朽；我們今天應該要有自信，看到「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可秦暉先生卻要說明，帝制中國實有不可不毀棄的道理，大家不宜過度信任時下流行的修正史觀。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都不該是本犯了政治忌諱的書。一本談晚清到民國那段歷史的文集；一本力辯革命不得不發生，帝制不能不走出的書；一本針對眼前史學潮流，重新強調制度在歷史變遷中的作用的論著；當局又有什麼非要它消失在讀者眼前的理由呢？難道現在的共產黨想要走回帝制，反過來否定辛亥革命的意義？
每有這類禁書消息傳出，外界的第一反應定是從那些書犯了什麼毛病開始推理，然後大而化之地把那些書所批評的東西當成政權必須捍衛的真理，由反面倒推出正面，再大加揶揄一番。於是禁掉《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就等於共產黨默認自己是納粹黨；禁掉《走出帝制》就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很想走回帝制。這類言論或許很有解氣宣洩的作用，但恐怕無助於我們理解目前中國書籍審查和意識型態管理的實際運作。在我看來，與其一個個案例地去推想一本書、一首歌，乃至於一部電影為什麼被禁，更重要的問題可能是它們如何被禁？被什麼人經過什麼樣的方式把它們變成禁書禁片？
就以《走出帝制》來說好了，其實這本書的底稿是一連串的專欄文字，早就見載於內地報刊，現在也都還能在大陸不少網站上頭讀到那些文章。而報紙雜誌是有審查機制的，網站的東西同樣也要經過審查，如果這批文字真有問題，那麼當初就不可能會出現在那些流通量要遠比書籍大得多的媒體上。也因為這個道理，過去大陸出版界一直有個常識，那就是曾經在「正式」出版物上刊登過的文字，結集成書就一定不會有問題。更何況報刊的審查標準和程序往往要較書籍嚴格得多，連他們的編審都說沒事，那我們出書還怕什麼？
可是這種報刊要比書籍緊張，書籍又比網絡緊張的情況已經變了，如今各種媒介的審查嚴格程度正在漸漸趨同。唯一不變的，是各類媒介的審查標準始終不一，操作方式也依然各異。所以過了報紙那關，不表示出書就一定順利；反過來，書裏早有的內容，也不表示就一定可以化整為零地刊用在報刊之上。換句話說，並沒有一個從上而下，廣被各類媒體的指令告訴大家，談納粹腐敗的東西一定不能出，看見有人告別帝制就一定要拿掉。
儘管宣傳部和其他相關部門幾乎天天發佈指示，不准這個不准那個；但是審查工作並不能全靠指示，它真正依賴的是「敏感」。什麼東西才算「敏感」是說不準的，因為那是個可大可小，伸縮範圍極廣的圈圈，裏頭裝的東西也會隨時間變化，刻刻不同。不管是身負正式審查重任的專職人員，還是必須自我審查的編輯等實務工作者，都得掌握「敏感」的分寸。也就是說，這是門萬事存乎一心的藝術。
說藝術，或許太過誇大，其實審查工作當中的「敏感」分寸，全繫於每一個參與這事的人他自己的恐懼。恐懼什麼？那當然是怕丟了飯碗。對着眼前這份稿件，他必須仔細思量，小心察照，裏頭可有任何會給他這個負責人帶來麻煩的想法和字眼。可不要以為這裏會有份違禁關鍵詞字典，又或者危險思想指南，可以幫他辨認待審稿件中的敏感要素；就算真有這樣的工具，實際上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因為一本按照現有明文禁令和指示看來毫無問題的書，很有可能會在出版面市之後才遇到麻煩。
例如《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當初引進這部德文專著的選題編輯，它的翻譯，負責處理和校訂中文稿件的編輯，出版社的總編，主管出版社的部門審查，這一連串的專業人員憑着自己的經驗和現有的指令範圍全都看不出它會有什麼問題。可是誰猜得到在它出版之後，會在網上引發那麼熱烈的討論，而討論的取向正正又是以納粹德國去嘲諷共產中國？於是留意網絡意識型態動向的官僚就注意到這本書了，甚或者某位和這個領域完全無關的「重要領導」發現了這事，再責成宣傳部門「調查」那些討論和這書的來龍去脈，一查下去，自然就會查到出版局和那間出版社的主管部門。在氣氛比較寬鬆的時候，中間這批官僚又比較大膽的話，說不定他們還能真的客觀調查，打個報告回覆說這本書實在沒事，全是網上那群傢伙借題發揮。但是今天的政治空氣如此緊張，所有官僚都怕被查辦，於是這種調查就會變成責任追究。先假定這書一定有問題，再看看這麼有問題的書怎麼會出得來，然後每一層人員都盡量把責任往下推卸。但不管最後有沒有人負責，是誰負責，這本有問題的書是一定要下架的了。終於，《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就成了禁書。
整個過程裏頭，絕大部份的官僚都不會在意禁了這本書之後的結果，也都不會擔心外間會不會取笑中共政權不准人家批判納粹。他們只知道網上又有人罵政府了，而這回開罵的道具是一本書。他們只知道自己不能不做點事，否則前途堪憂，所以拿下這本書是最合乎「理性」的行動。如果海外媒體因此批評中共成了納粹，那也算不了什麼。因為挨批的是上層，是那個很宏大的體制，負責回應的是外宣部門，而不是自己；何況西方媒體一向擅長炒作抹黑，用心不良，可以不管。即使上層真有人發現這事不妥，又一次地往下調查談納粹的書怎麼也會被禁（請注意，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極低），中間這一串官僚也都能推說自己只是盡責而已。所謂「寧左勿右，寧緊勿鬆」，往往就是在這樣的程序中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