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這篇文章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它說得合不合理，更在於它的作者怎麼如此敢講，以官方智庫的身份公然承認沒有權力資源，就做不了地產生意；坦然宣佈「官商勾結」存在，把一個「眾所周知」，但又一向沒有老百姓敢公開表述的現象老老實實地指明出來。沒錯，問題在於它怎麼敢。
說到「敢」，這就得牽涉到一個近幾年來越益常見的詞語了。我沒有金觀濤和錢鋼二位先生的功夫，能在思想史料和大眾傳媒當中爬梳出一組關鍵詞彙，並且計量它們出現的頻率次數，說明它們的意義價值；可是我真覺得，「亮劍」一詞或是認識當前中國意識型態和社會氣氛的重要入口。最初可能是電視劇的影響，「亮劍」這個殺氣騰騰的，充滿戰爭意味的詞語，現在幾乎可以運用在任何領域之上，而且還都得在前頭綴上一個「敢」字。隨手Google一下，可以發現在查辦官員貪腐的時候，固然要「敢於亮劍」；在對付「言必稱西方的輿論場上」，更要「敢於亮劍」；治理河川水道，一樣「敢於亮劍」；就連稀土交易，原來也得「敢於亮劍」。
如果只把焦點集中在意識型態，我們可以合理推測一個人要是敢於亮劍，那一定是他有劍可亮，有一番既合理又有說服力的論述。今天這麼愛講「敢於亮劍」，基礎就是十年來由「中國模式」逐步發展出來的「中國道路」。一開始是要說明中國為什麼這麼厲害，原來是因為我們有一套與眾不同的政經模式；後來它就變成一種連人家都可學習仿效的道路了，和西方世界走過的經歷很不一樣。又由於這種模式如此成功，這條道路如此康莊，所以我們就有自信了。面對任何挑戰任何質疑，我們就敢於亮劍了；換句更直白的話講，這叫做「有底氣」。
然而，先不論近日甚囂塵土上的「中國模式是否已經破產」的爭議，也不管學界對「中國道路究竟有多獨特」的討論，我發現有時候「敢於亮劍」這個講法最重要的關鍵原來不是那把快要亮出來的劍，而是敢把它亮出來的勇氣。原來你並不真的需要一大套自圓其說，能夠前後融貫的邏輯；也不需要經過經驗檢證，可以有效解釋事實的論述；在輿論戰場當中，你只要「敢」就夠了。
抗戰勝利七十週年，那場戰爭到底誰的功勞大犧牲多，是全中國人都關心的話題。雖然官方已經漸漸承認當年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的貢獻，可現在它還是要強調共產黨才是那場戰爭的中流砥柱。為什麼仗是國民黨打的多，人是國軍死的多，蔣介石是其時中國戰場上的最高領導（那怕是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也好）；共產黨卻依然會是這場戰事的「中流砥柱」呢？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很合理，所以我看了一些官方的解釋。很可惜，在宣傳文稿當中，我看到的多半是「中流砥柱」這四個字的不斷修飾與衍生，許多細節許多問題都不在這一輪的輿論攻勢之中；它們大談特談「百團大戰」的英勇事蹟，但又不去比較它和國軍各場會戰的歷史地位。要是再問下去，那就危險了，一不小心便會變成「歷史虛無主義」，是對歷史的「選擇性解讀」，是對「執政黨形象的刻意扭曲」。面對這等置疑，喉舌已經說得夠清楚了，他們會「敢於亮劍」。
閱兵的時候，蘇丹總統巴希爾也被請來北京，國內外皆有批評，說他是國際刑事法院頒令逮捕的現行戰爭罪犯，怎能堂而皇之地參與「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盛會。一些喉舌就此指責「戰爭罪」是西方主導的概念，我們中國人不必為此「墮落成西方政治的附庸」。這也算是「敢於亮劍」，敢跟西方人說不，敢跟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形塑出來的概念對着幹。說實話，「戰爭罪」確實是個有趣的話題，在法學上可以促發很多不同的看法。要是「敢於亮劍」，說不定還真能拿出一套針鋒相對，似模似樣的論述。可惜的是，為了迎接抗戰勝利紀念日，為了反制日本安保法案的修訂，官方媒體前一陣子才介紹過當年東京審判的意義，說它引進了戰爭罪的概念，在「人類文明史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小日本別妄想將它扭曲成「勝利者的審判」，「政治的報復」。那麼戰爭罪到底還普不普世？它究竟是不是政治的操作呢？沒關係，「敢」就行了。對付日本的時候，戰爭罪是人類共同文明的成就；回應巴希爾事件的時候，它則是美國主導的政治手段；此一時，彼一時，什麼時候都有人敢於亮劍。至於這些文字背後有沒有一套統一的規劃，彼此之間有沒有經過協調，那都不重要了。因為它們的作者全在不同方位的對敵前線，關鍵時刻就該這樣敢於亮劍，沒有什麼好指責的。
〈別讓李嘉誠跑了〉這篇文章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敢於亮劍」。既然資金外撤是中國當下面對的最大問題，穩定大家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是眼前最重要的任務，所以「眾所周知」的「地產行業與權力走的很近」這柄劍也得亮出來了。要是回頭有人控訴中國地產行業和政治權力勾結，出賣人民百姓；不怕，到時還會有另一柄劍侍候，敢對此等謠言邪說亮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