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是氣氛這東西又很難清晰定出它的界限，因為它看不見摸不着，不可測量，只能像用鼻子去嗅聞空氣中不祥的警號似的，籠統認知，籠統掌握。所以一樣東西敏感不敏感，全憑個人本能，存乎一心，於是才有各地媒體各個文化機構尺度不一的情況。若果一件事情其他人全部噤聲，只有一家媒體大膽報道，請別誤會，這並不像是外頭有時過度聯想的那樣，是「中央內部有不同聲音」，又或者「反映了黨內鬥爭」；很可能它只不過是每個主事人對氣氛的領會差異而已。事後，假如那間「大膽」媒體遭到處分，那就說明它的鼻子還不夠靈；反過來講，要是沒有任何後果，那就是其他人吃虧了，必須趕緊跟進。膽大，在這個意義上說，其實是鼻子不靈。
好比訓練緝毒犬，人類處理政治氣氛的鼻子也是練得出來的，並且可以相互感染，集體學習，大家一齊趨近共同水平。這一兩年的緊張，某程度上也是這樣子被大家切磋出來的，以前聞到毒品才會坐定，如今看見同行對着放了煙草的行李箱也要乖乖不動，明天全部人就會一碰到箱子便急忙示警了。
這兩年因此也是挺有趣的兩年，能讓我親眼看到不少從前傳說的人事。從前，聽說過一位在大陸紅極一時的才子成了境外異見份子的過程。本來他就鋒芒畢露，可能因為在某些文章上露過了頭，於是有點小麻煩。麻煩其實不大，可一傳十，十傳百，竟然漸漸變成大問題。一向喜歡替他出書的出版社對着他新交上來的稿件猶豫，消息傳出去，其他原本還想搶奪他的出版社也就跟着猶豫了：「咦？為什麼這回XX出版社不出他的書呢？該不會是要禁吧？」然後在同行的閒聊當中，出現了各種猜測，各種解釋，甚至各種不知從何而來的內幕消息（很可能只是酒後瞎編，以示自己上通天聽別有門道）。最後，才子的新書就在官方不必明說任何一句話的情況底下，自動在民間成了禁書。接下去的故事便是老套路了，無非就是裏頭不讓說話，他在外頭講，在外頭的「敵對媒體」上頭則不免越講越直接坦白。久而久之，曾經的暢銷書作者走上了異議人權鬥士之道，最終被迫流亡。
荒謬嗎？不荒謬，習慣就好。從前的傳奇個案，近幾年多不勝數。
說回那些傳話的同行，其實我很能理解他們面對的環境之艱難。如今「舉報」的人太多，上頭處理「舉報」的態度又嚴肅了不少，他們當然得格外慎重才行。舉報者五花八門，舉報內容千奇百怪。有些公開發言向「相關管理部門」投訴的，是真心愛國粉，會指責一個台灣藝人竟然在閱兵當天大談自家孩子可愛，不響應人人談閱兵的主旋律，有台獨之嫌。有些是一貫的紅腦筋，過去幾十年見盡改革開放歪風強忍怒氣，現在才終於得勢發難，於是投書當局，指責某家出版社居然出版日本漢學家談中國歷史的書，讓我中華民族的天敵肆意扭曲國史，用心極其險惡。還有些是想爭取業績表現領功，試着暴露某個網站上頭的美劇渲染西式民主，如果真能使得當局出手下掉那套美劇，那他就在對敵戰線上頭又進一步了，獎勵不只五毛。更意外可也更合理的，還是同行舉報，原因不出妒恨二字。「為什麼這種報道他們能出，使他們搶盡眼球，我們就連碰都不准碰？」舉報他們，既消氣，還有益於競爭。
至於收到這些舉報跟「群眾投訴」的官員領導，不同昔時，現在是半點馬虎也不能有，一定得認真對待。就像上回說的，官位得來不易，萬一被人舉報的東西真的捅出了個馬蜂窩，最後上頭追究下來，我該如何擔待？原本按規矩，收到投訴是應該先調查一下的，至少看看那些投訴是不是太過離譜。但如今非常時期，輕重緩急必須弄得清楚，保險起見，也別調查了，乾脆直接禁掉；乾脆把一切被人說成是台獨港獨的，說成是用心叵測的，通通禁掉。再下來，甚至還得預防萬一，讓問題消失在萌芽狀態，索性制止一切有可能招來麻煩的東西出現。例如有關宗教的報道，出版和文化產品，全都容易惹事（研究基督教神學的書容易變成傳教，報道新疆穆斯林信仰容易變成鼓吹分裂，拍部有道士出場的電影可能會引來醜化我國傳統信仰文化的批評），所以不准不准，通通不准。未來不久，我們大概就能看見結果，關於宗教的一切文化出品，說不定會少到讓人以為這個國家真的沒有宗教的地步。沒關係，反正共產主義者都該是無神論者，這條線站穩，沒人能說不對。
還有那些幾近幫閒的傳話人呢？那些鼻子敏感，還幫着大家一起進步敏感的文化人傳媒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