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私底下對蘇聯國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傳人員，會在報紙評論上頭指出集體化政策之所以出現飢餓狀況（相當於中國的「大躍進」），是因為部分富農故意藏起糧食把自己餓死，好惡毒地抹黑國家。一個才瞎了雙眼沒多久的傷兵，從戰線退到後方醫院，他在公共汽車站前請人幫忙登車，那些平時可能很懂得響應政府，在場面上愛國愛軍的平民百姓，卻在車來的那一刻自顧自地推擠擁上，不只不理會他，而且還把他撞倒在地上。這個為了國家弄瞎了眼睛的士兵「用鳥叫一般的聲音叫起來。他那一雙瞎眼大概也清清楚楚地看見了他那帽子歪到了一邊、無可奈何地搖晃着棍子的模樣。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裏又哭又叫」。一個瞎子，就這樣被大家留在這片雪地。格羅斯曼的眼睛在此轉向傷兵醫院裏邊，讓我們目睹一個母親終於在病床上找到她兒子的場面。她對着屍體呢喃細語，又怕他着涼替他蓋好被子，似乎她朝思暮想的孩子依然在世。醫院裏的護士都對她的平靜感到驚訝，她竟然不嚎哭不沮喪。寫到這裏，看起來還很尋常，一個悲傷過度的母親本來就會有這種反應；可是格羅斯曼一如他慣常的寫法，在這段表面平凡的描述上頭層層遞進，直到最後補上一句按語：這「就好像老貓找到已死的小貓，又高興，又拿舌頭舔」。
還有一個熱心善良的德國老太太在烏克蘭住了一輩子，這時卻被當作敵方間諜帶走。這是戰爭，蘇聯對待她的方法就和德國對待猶太人差不多。向當局誣告她的，其實就是她其中一個鄰居，動機可能只是為了趁機霸佔她的屋子。平日的好鄰居都很識時務，沒有一個人願意替她說話，這時只忙着討論如何收拾老奶奶留下來的東西，比如說她那隻「該死的德國貓」（兩國交戰，便連貓也忽然有了國籍）。後來，那隻貓被一個鄰居「有意無意地」用開水燙傷，不久之後就死了。底層與邊緣之外，格羅斯曼也沒忘記坐在上頭的高層。其中一個角色是個一心向上的領導，他最喜歡關懷工人和農民的伙食，老在他們面前嚴詞批評工廠廠長和地方幹部，指責他們不真心為民服務。他的言語通俗「接地氣」，甚至偶爾帶點粗話，老百姓沒有不喜歡的。可是一回到辦公室，他卻只談數字和指標，要求下屬削減群眾的生活開支，提高工廠與農場的生產力。
經過這無數觸目驚心的細節之後，我還用得着說《生活與命運》如何描述集中營裏的慘況嗎？不要忘記，格羅斯曼可是全世界第一個報導集中營的記者，他的那些文字還曾被當作紐倫堡大審判的證詞呢。可是格羅斯曼卻把他的想像力延伸至這人間慘劇的最初，例如幾個納粹高官視查剛剛落成的毒氣室，他們竟然荒謬地在那四堵白牆之間舉辦慶功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燭火與盛着紅酒的玻璃杯，他們對着美食舉杯預祝「最後方案」的成功，似乎後來死在裏頭的幾百萬人真是破壞世界衛生的害蟲，而這個房間就是捍衛人類文明的堡壘。
這麼一個令人喘不過氣的世界，在蘇式社會現實主義背景下練筆長成的格羅斯曼，一字一字冷冷刻寫，猶如照相。
不過，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似的，格羅斯曼總能靈視般地在密不透風的鐵箱內看見一點多餘。好比他戰時筆記裏的這一段：「當你坐下來想要寫些關於戰爭的東西的時候，很奇怪，你總是會發現紙上的空間不夠。你寫了坦克部隊，寫到了砲兵。但忽然間，又會記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燒中的村莊上空飛舞」。這多出來的一點點，不只為他的直白書寫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詩意，有時候還會替這個世界留下一點最後的希望。
《生活與命運》裏頭最令多數讀者感動的一幕，當是猶太女子索維婭在報告職業時隱瞞自己醫生的身份，主動放棄了唯一的求生窗口（醫生是有用的職業，通常可以留至最後），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達維德走進毒氣室，讓這個天性喜歡動物的孩子不要孤單死去（他看見被殺的黃牛會哭，懷中總有一個養着蠶寶寶的殘破火柴盒）。另一個同樣膾炙人口的段落，是史達林格勒一名剛剛在地上看見兒子屍體的俄國太太，本來悲憤莫名，但在看着一個德軍戰俘走過的時候，卻忽然忘了報復，反而把手裏的麵包塞給那名瘦弱青年，就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這麼做的原因。格羅斯曼把這類異常的善行叫做「人性的種子」；沒有來由的，不起眼的種子。他說：「人的歷史不是善極力要戰勝惡的搏鬥，人的歷史是巨大的惡極力要碾碎人性種子的搏鬥」。
書裏這點點星火，一絲絲人性種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壞心眼地懷疑它們其實是不是格羅斯曼的幻想。一個溫柔的人不忍，於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在拙作介紹過的短篇《狗》，格羅斯曼為第一個被人類射上太空的實驗狗「萊卡」寫下了遠比現實美好得多的結局，讓牠僥倖活着回到地面，從太空艙裏搖着尾巴回到飼養牠的科學家身邊，親吻那雙餵過牠摸過牠但又無情地把牠送出過大氣層的手。這似乎是格羅斯曼的風格，常把想像力用在最悲傷的事情上頭，在想像中陪伴孤獨承受苦的生命，如守護天使般地跟隨他，安慰他。這不是出於煽情，只是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親死於德軍手上的多年之後，還寫了兩封寄給母親的信，在其中一封裏面，他不停想像母親最後時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邊。他在文字中分擔她的恐懼、憂傷與不捨，他甚至還試圖想像媽媽生前見到的最後一人，是否就是那個前來將她處決的士兵。
我的這種猜測，來自我對格羅斯曼這個人的一丁點理解。一九六一年冬天，他死前兩、三年，《生活與命運》已被當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個體制之內，他的文學生命也已走到了盡頭。此時的他拖着病軀來到亞美尼亞旅遊，想寫一點最無關痛癢的遊記。一天，不知是胃癌影響，還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車上忽然腹絞，可生性害羞的他竟不好意思張口，眼看就要在車裏上吐下瀉，尊嚴盡喪。好在朋友這時停車加油，他趁機奔去廁所。事後，他在筆記裏回憶：「我記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歡我，都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是個可憐蟲。他們說得對，我完全同意。不過，就這件事看來，我倒覺得自己還是很幸運的」。他的身子開始破損，他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餘無幾；他不知道以後人家會拿他和托爾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羅斯政府會在二〇一三年公開交還前蘇聯帶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這本書會被俄羅斯電視台改編成收視率極高的電視劇。但他竟然還是覺得自己幸運，就只是因為他來得及上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