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在香港被罵作「港奸」

「多謝你的邀請，我非常榮幸。可惜我手上稿債如山，實不敢貿輕允這份重託……」五年前梁文道拒絕本報記者採訪的電郵極其委婉，宛若謙遜禮貌的古代君子。他沒有微博和微信，不更新推特和臉書，他的手機總是關機，只開通人工留言功能，只能他主動打電話過來才行，電郵也是好些天才查看一次，他像在現代社會裡修行的「老派的人」。

梁文道，這位香港媒體人和「知道分子」，太瞭解媒體的特性，又是學哲學出身，做起電視節目來，有些不同於內地人的「裝」，同時，他的見解總是新穎獨特，其條分縷析的邏輯總是嚴謹清晰。

很多人認識梁文道都是從他的電視節目和時事評論開始。1999年，他擔任香港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被內地觀眾所熟知。後來，他又開始主持讀書節目《開卷八分鐘》。他的身份曾經有很多：主持人、大學講師、中學校長、商業電台總監、電影創作人、劇評家、專欄作家、書評人、時事評論員、樂評人。他還辦過出版社、新聞網站、牛棚書院，也參與眾多社會與文化活動。

如今，學佛七年後的他，將身上的諸多職務紛紛卸去，《開卷八分鐘》停播後，現在，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做「看理想」項目的策劃人。

這個項目嘗試將廣西師範大學北京貝貝特旗下文化品牌「理想國」的多重文化資源與土豆網強大的視頻平台做結合，根據不同創作者的特點，量身打造獨特的節目內容及表現形式。今年四月，梁文道也將推出其中的一檔讀書節目《一千零一夜》。

2月2日晚，梁文道接受本報記者的電話採訪，談到如何在互聯網時代做文化節目，以及中國內地和香港年輕人之間的鴻溝，等等。

文化節目不能忽略窄眾

記者：《開卷八分鐘》等傳統文化類節目在電視媒體上慢慢地衰落，問題出在哪兒？

梁文道：傳統電視做文化節目之所以困難，正如所有傳統大眾媒體的問題一樣。傳統大眾媒體是單對多點，目標受眾是所謂的大眾。誰是大眾？大眾在哪裡？並不那麼容易把握。電視台可以搭配不同的時段和節目類型，總是希望每個節目時間段都掌握最多數的大眾。在這個情況下考慮，你要做很文藝的節目，相對比較困難，除非你有非常特殊的定位。

一些國際知名文藝類電視台，只做全球性的有品質的文化節目，非常好看，真的是面向窄眾。我常常強調不要忽略窄眾，只要通過互聯網傳播手段，你能夠網羅全球的這種人。

做文化藝術節目的品質應該更好，只有這樣才能產生比較高的粘合度，把對象粘起來。同時，它的生命週期更長。它追求的不是這個禮拜的收視率冠軍，而是追求十年內累計看過的人是多少，就是所謂的「長尾概念」。「長尾概念」不是大眾媒體能夠輕易做到的事情，而在互聯網時代新媒體很容易做到。

記者：《開卷八分鐘》中你挑的很多書被批評為「太不顧及市場跟大眾的需求」，而《一千零一夜》你講到跟觀眾的互動，不只是聽意見，而是真實直接的互動。你對讀者和市場是否越來越遷就？

梁文道：不會的，以前我選的書是不太顧及市場，這次我主要介紹在某個領域內的很有名但大眾不太熟悉的經典書，如《古文觀止》和《尚書》，但也有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一千零一夜》是網絡視頻節目可以利用互聯網視頻的形式跟觀眾互動，而互動主要發生在線下，我的節目主要在全國的街頭做，將來看是否可能提前預告，讓大家一起來讀書，做節目，現在即使是在拍樣片，也會有路人在旁邊看，將來說不定直接歡迎他們進節目，跟我聊天。

薦書要「春蠶到死絲方盡」

記者：今天的知識分子該如何對待電視網絡媒介？你說，怕自己像易中天那樣做讀書節目，為何？

梁文道：我從來都是媒體人，對我來講，上電視做節目從來都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我很怕拋頭露面。在我的媒體生涯中，有十幾年主要是寫作和做編輯，大家是見不到我的。我很享受沒人知道我是誰，但自從做電視後就不同了，在香港做鳳凰衛視的節目時，由於它主要面向內地觀眾，所以在香港也不存在對我的困擾。但現在不同了，我在內地跑或是內地遊客到了香港，我都會被認出來，甚至去我家樓下的茶餐廳吃個早餐，也有人拍視頻十幾分鐘，當然會覺得不自在。

這是在需要亮相的媒體工作的負效果和副作用，我並不是說易中天做得不好，而是我不太想重複目前電視和視頻節目已經有的東西。一個人站著不動，一直對著鏡頭說話，雖然這樣做是今天的主流形式，但我覺得很沉悶，不想這樣做。

記者：在寫作方面，最近在創作什麼題材？

梁文道：我還是會沿著現在的路子，但會更系統、集中在某一方面，我會寫「什麼是現代中國」的課題，形式上會看起來像遊記，但不學術。我一直對中國周邊、南洋與海洋的中國很感興趣，一直在整理，希望有一天能出版。

記者：你被稱為「腰封小王子」，有那麼多值得推薦的好書嗎？還是受人情所托？

梁文道：我一般不太管人情，市面上所謂我推薦的書，有一大半都沒有問過我就放上去了，有的可能是我在不同場合、寫的書評上提到過，就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還有些書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出版商就虛構我去推薦它。撇開這兩類，我在腰封上推薦的書還是很多，內地和香港加起來每年大概有二三十本，這些年累積下來也過百本。

第一，它們都是我認真看過、真心覺得值得推薦的。第二，每年出版的中文書超過三五萬本，按比例來看，我推薦的書只是九牛一毛，我很尊重認真寫書的人，認真寫成的書我們為什麼不能好好看待它呢？我對書的態度本來就很寬容，不好的書其實也有可看之處。最後，有人說，推薦太多容易敗壞我的名聲，我更加不擔心，如果說我的推薦能夠讓它們到達讀者手中，我為什麼不幫忙？等到有一天，人家覺得我的名字用爛了，不用了，那更好了。我的名聲，相比一本書能否遇到它的讀者來說，太不重要了。介紹書，對我來講，是一種「春蠶到死絲方盡」的事情。（笑）

香港變了，我很失望

記者：作家董橋曾說自己對香港有某種程度的幻滅，也還有一定程度的希望。那你對香港的幻滅和希望是什麼？

梁文道：我在香港出生，但15歲才從台灣回香港，但我一直定位自己是一個香港人，我非常愛這個城市。對我而言，香港能讓我很自由地思考自己的身份。例如，我有很多很多身份，我是香港人，我是半個台灣人，我是中國人或者亞洲人，對著外星人的時候我是地球人，我還是個男性，是個異性戀者，我是我媽媽的兒子，我是我妹妹的哥哥，我是我老師的學生……這一連串的身份，是不是能夠排一個重要程度的優次秩序？但現代社會認為，一個人的某一兩種身份是最重要的，甚至以這種身份標準來安排整個社會的結構和秩序，民族主義就是，認為民族身份大於一切。20世紀70年代，我在台灣接受小學教育的也是，要求我們要愛國。但中國自古以來就說，忠孝兩難全，就是兩種身份的較量。今天的語境下，變成問你作為某個人的子女的身份更重要，還是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更重要？這樣的問題很無聊。

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身份非常多元，並沒有一個身份是能夠永遠凌駕別的。

香港處在一種「前國民狀態」，這是一種更樸素的非國家化的認同，例如像黃飛鴻、葉問等電影裡傳達出來的過去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是民間老百姓的認同感。香港人不像台灣人，一天到晚把愛台灣掛在嘴上，香港人會認為那樣太肉麻。我那個年代，可以罵香港，沒人理。

說到幻滅，香港變了，現在香港年輕人越來越喊「愛香港」，結果產生一種很盲目的排外情緒—因為情緒的發洩、仇恨是最容易、最不需要思考、最舒服的一種方式。他們只認同香港，發展到要發明一些檢驗一個合格香港公民的標準，例如，要說「質素」，而非普通話裡的「素質」。這都不是我所知道的那個不強迫你要做香港人或是中國人的香港，我很失望。

記者：內地和香港的年輕人之間的鴻溝被凸顯得越來越大，香港一部分年輕人對內地的態度是否也值得反思？

梁文道：當然。對於香港和大陸的反思，我比較悲觀。因為反思，不是兩邊溝通多了就會有的。你要反思，就是要反省、改變、批判甚至否定你原來非常熟悉和舒服的感知社會和世界的框架，這是很困難的。反思要有條件：包括個人的努力、勇氣和意志；兩邊集體理性的態度；真正透明而開放的信息交流。

今天，香港人中盲目的排外情緒，跟回歸以來的政治、經濟問題有關，香港人感覺到一種「威脅感」。特別是一些實際的生活問題，香港每年接納的內地遊客是其居民數量的七八倍，現在香港人辦年貨都很不容易，因為據說廣東人下來把香港的年貨都搶光了。

記者：面對內地媒體，你為香港說話，而在香港，你也為內地說話，對吧？

梁文道：對，正因為如此，我在香港被罵做「港奸」嘛（嘿嘿）。我說的話兩邊都不討好，對我兩邊的工作都有困擾，但對我個人和生活沒有什麼影響，我對大部分的事情都有很強烈的距離感，情緒不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