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豐裕時代的必需品

【飲食男女】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點東西，想為罐頭「平反」，是因為今天大部分人都追求食材的新鮮，卻忽略了種種儲存與陳化食物的技術也能為我們帶來非常美好的風味。但最近讀了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昨日世界》（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我才忽然省悟，這種把儲存當成烹飪，將陳放看成是味道調配方式的想法，其實是如此地狹隘，如此地「現代」。

首先，我們可以開列一張清單，看看罐頭和火腿之外，到底還有那些東西是人類保存食物方式的成果：

泡菜、魚乾、鹹魚、皮蛋、果醬、果乾、奶油、酸奶、芝士、啤酒、麵粉、橄欖油（以及任何從植物中榨取出來，和動物脂肪煉製的油），甚至一切穀物（比如米、大麥、小麥和小米）……。

這個名單還可以不停地延展下去，可即便只是這十幾樣東西，也就足夠令人吃驚了，因為我們實在很難想像啤酒居然也是種儲存食物的辦法，作用類似罐頭。但它是的，古埃及人和近東地區的居民發明啤酒，並不是為了創造一種特殊的飲料，而是想要保存穀物的養分與熱量。事實上，利用食物本身的元素產生發酵的效果，正是人類存放食物的常用手法之一。同樣地，將穀物磨製成粉，然後再把這些粉末轉化成各式各樣的包餅麵食，也是出自儲存食物的需要。所謂食油，也不只是拿來調味和烹飪那麼簡單，它們全是先人智慧和經驗的產物，去除了食材的水分，留下了對人體而言珍貴且又必要的脂肪。

賈德•戴蒙從現代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的傳統社群出發，重新檢視農耕和畜牧時代之前的遊獵採集生活，自然會發現早期人類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確保食物的穩定供應。不時不食，是現在的美食教條；但在從前，那卻是不可避免的現實限制。因為任何種類的食物，都會有它豐收和盛產的季節，也一定會有它稀缺與匱乏的時候。換句話說，住在同一個地區的人很有可能會遇到樹下的果子多得撿不完，水裏的魚怎麼捉也捉不盡的幾個月份；而另外幾個月（例如冬天）則甚麼食物都找不到，只好大夥圍坐捱着飢餓苦苦熬過。那個時代，保鮮方式不如現在先進，貿易網絡也不如現在廣闊。

積糧防饑，因此是先民活下去的必要手段。但問題是那些上水一兩天就要發臭的魚，堆放幾天就會腐敗的植物，又該怎麼積存才好？於是他們找到了今人還在使用的諸種技巧。比方說冷凍，住在溫帶和寒帶的人，沒有雪櫃，那就利用冬季的低溫，把脫好水的食物收藏在冰雪之中，將自然化做天然的大雪櫃。又如醃製和風乾，住在熱帶沿海地區的人，可以把魚穫和水果炮製為各式發酵酸魚與果乾。懂得用火之後，古人甚至還能將鮮肉燻成煙肉，於是就連捕獵不到動物的季節也都有肉可吃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會明白為甚麼中古歐陸的聖誕晚餐常以火腿和乾製過的禽鳥為主角了，雖然那早就不是採集遊獵的時代，可是正值隆冬，新鮮食材到底不易尋獲。現在，我們的聖誕餐桌上則放滿了林林總總不可思議的生鮮食品。這個變化，自是技術與社會交易網絡成長的結果。它使得我們忘記了許多食品的來源，視各種曾經必要的活命手段為豐富食品種類與增添食味的方法。於是臘肉臘腸成了一種特別的肉食，而不是鮮肉不足時的代替；果乾果醬成了點心小吃與伴食的調劑，而不是樹葉落盡之後的生存之道。這，確實是個豐裕而奢侈的特殊時代。

梁文道：獻媚與自限（我必須正義二之一）

【蘋果日報】一個朋友最近被叫去開會，開一場官方色彩濃厚的會，討論「文化產業與國家軟實力的構建」。與會者全都有備而來，講稿文件一應俱全。那些文稿的開頭都很類似，無非是「堅持政策開放的旗幟」，「深化『三個代表』的原則」，「弘揚『科學發展觀』的精神」，以及「實現『中國夢』」，與「絕不背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類的言詞，依序造句而已。大家都覺得這麼一來，肯定沒問題了吧。不料一位與會「專家」提出了意見，說當天發表的十幾篇文稿當中，竟有三篇漏掉了兩三個月前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傳達的重大指示，非常地「沒有覺悟」，「認識很不全面」。接下來，另一個專家附合，並且開始稱讚習近平的英明。再下去，又有專家補充：「我甚至覺得習近平就像毛澤東那麼偉大」。於是整場會議漸漸變成了習近平思想的探討，甚麼「天驕」、「盛世」，種種諛詞全部到齊。

朋友越聽越沉默，越看越驚訝，說這些話的人可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怎麼個個拍起馬屁來都臉不紅氣不喘，而且顯得十分真誠？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又不在現場，一伙同行有必要如此賣力地對着彼此表達自己對一個不在場的領導人的忠誠嗎？而且這些人一兩年前是不會這麼講話的，當時大家還會講究點文人品味士人氣節，再媚上也不至於露骨至此。這到底是怎麼了？

這就像10月22日那天，北大「中國畫法研究院」召開的那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學習研討會」，一群學者藝術家限韻頌詩，其中居然有我們學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人都知道的萬俊人教授。他的詩是這樣的：

金秋帝廟正高陽，領袖群賢話藝常。
十翼終能凌昊宇，百花競放蘊幽香。
國中維命開新道，貞下起元換舊章。
一代天驕承大夢，千秋偉業向康莊。

這真是當年第一個在大陸高調研究「普世倫理」的那個萬俊人嗎？不是巧合的同名同姓？

類似的例子越來越多，真叫人有今夕何夕之嘆。我那個開會的朋友懷疑，說不定這一切都是真的，那些人是真心的；因為他們不怕笑話，而且態度嚴肅。也有朋友循常軌判斷，覺得全天下的擦鞋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那就是利益，不可能例外。我呢？一貫騎牆，感到這兩種想法都對，那些人固然是獻媚求利，但在某個意義上卻也不失真誠。

好比近年下馬的那一大票貪官，仔細看看，會看出一條規律。他們下台之前，多半都曾公開表態支持中央反貪，信誓旦旦地擁護習近平。而且越是接近倒台，話就說得越多越狠，要有多噁心就有多噁心，要有多左就有多左，政治上正確得無話可說。然後呢，他們就呯一聲地垮了下來，成了反面人物，顛覆。

大概他們早就感到苗頭不對，曉得自己的處境危險。在這個政治掛帥的國度，他們的求生本能就是更加緊張地政治表態，以為政治上的效忠是最後能夠用來救命的細繩。

恰好當前氣氛緊張，官場人人自危，這股形勢甚至蔓延到了商界學界文化界。自知有問題的，自然要加倍表現。就算沒問題的，不當官的，不知何故，也得站穩隊伍不落人後，深怕文革再臨，會被奪去一切既得的好處和地位。於是政治緊縮的空氣形成，原來可以辦的文藝活動現在不能辦了，原來可以拍的電視劇現在也不能拍了，因為大家都怕「出事」；雖然沒有人能說得清那些東西為甚麼會出事。譬如三個文友想在某間學校座談，替其中一人的新著打書，但向來開放的校方最後卻拒絕掉他們的申請。為甚麼？這三人閒雲野鶴，沒有政治色彩，為甚麼要怕？那本新書是純文藝的散文集，不涉任何敏感題材，為甚麼不讓談？再三追問，他們得到的答案是「你們三個人的筆名分別是『綠妖』、『老六』，和『鸚鵡史航』。一個名字是妖精，一個名字是畜牲，還有一個就像黑社會。一看就知道都不是好人」。

不去歌功頌德也就罷了，事是千萬不能出的。為絕後患，先得防微杜漸，憂在未萌。這等局面，當然會出這類笑話。網上因此有了「段子」，因應影視界反封建反迷信，劇情不可神怪（尤其是描寫當代中國的影劇）的走向，他們說：「自從新中國成立，動物就不准練仙了」。也就是說，白蛇永遠是舊社會的產物，今天的爬蟲類很懂本份。也就是說，像《哈利波特》那樣的奇幻作品，《來自星星的你》這樣渲染特異功能的愛情肥皂劇，中國是不應該拍的。要搶全球文化產業市場，建構文化軟實力，中國要有我們自己的康莊大道。

習近平可能沒有下過命令，禁止一看筆名就知道不是好人的作者座談，禁止四九年後的動物成精。這是大家「領會」他的「精神」，配合出來的結果。而每一個做出這類決定，參與這種氣氛，進而直白表忠的人，大概都是出於恐懼。害怕出事，其實就是為了維護自己。想要上位而獻媚，與擔心出事而自限，基本上是同一回事，都是利之所在。既然如此，為甚麼我還要說那些擦鞋匠是真誠的呢？

梁文道：飲水都會肥

【飲食男女】前陣子在機場巧遇一個好久不見的朋友，數年未遇，這回看他又比從前豐滿了不少，不由得心底暗自替他擔心。因為他那種虛胖，正是以前在書上讀到的糖尿病徵狀。糖尿病可以目鑑？當然不，這只能說是推測而已，藝術史家有時候就是用圖畫來判斷肖像主人翁的身體狀況。許多近代史的著名人物都被後來的學者懷疑他們患了糖尿病，依據便是他們在肖像中所展現的浮腫面容，以及圓圓滾滾的手指。

這種身材外貌也是許多北美原住民在我腦中留下的印象，而他們的糖尿病問題確實十分嚴重。再把視野放大一點，你還會發現肥胖在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群落還是個非常普遍的現象，尤其是那些生活方式已經很西化的地區，例如夏威夷、關島、新西蘭，以及南太平洋上的諸多島國。這些地方的原住民為糖尿病所苦，要不是自己患病，就是家裏有人因此需要特別照料。

以《槍炮、病菌與鋼鐵》而成名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便在其近著《昨日世界》裏頭提到他1964年初訪新畿內亞考察時的見聞：「我一踏上新畿內亞，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當地人的體格精實、靈活，每一個都像西方健身房的教練。如果他們沒背負東西，可在陡峭的山路健步如飛，即使扛着重物也能和我走得一樣快，甚至可走上一整天。我記得看過一個瘦小的女人，體重應該不到四十五公斤，卻背着一袋三十公斤左右米的米，把米袋的帶子掛在額頭上，就這樣跋山涉水。在那個年代，我在新畿內亞未曾見過一個胖子。」可是四、五十年後的今天，「新畿內亞的城市或市鎮也常看到大胖子。全世界糖尿病盛行率最高的就是新畿內亞的汪尼蓋拉族（Wanigela），預估三七%的族人都有糖尿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像北美印地安人，以高糖高脂的炸包為主食；他們吃的東西，就和任何一個歐美西化白人社群差不多。既然吃的東西類似，為甚麼原住民的胖子數目以及糖尿病患反而要比白人更多呢？

原來這是生活習慣的作用。比如住在美國亞歷桑納州南部沙漠地區的皮馬人，他們在白人奪去灌溉水源之前，靠的是自己精細耕作的高纖植物。由於降雨量變化很大，每五年就鬧一次乾旱，所以他們常有糧荒捱餓的準備。事實上，捱餓是這些傳統社會的生活常態，魚汛有時，植物茂盛有時，捕獲獵物的機會更是沒有常規，所以他們的飲食方式絕不可能像我們今天這樣，一日三餐準確定時。在這種情況下，有得吃的時候就得大吃特吃、狼吞虎嚥，沒得吃的時候便要勒緊褲帶靜心等候。這就是為甚麼有不少早期西方探險家和學者往往會報告出兩種看似矛盾的描述的理由了。要不說傳統社群的人食量驚人，可以在捕到一頭大野豬之後，全家不停大嚼一天一夜，直到啃剩骨頭；要不就說他們善於忍耐，能夠連續數日在山林漫遊，其間只吃幾枚野果。

其實我們都曾具備這種驚人的能力，因為這正是全人類共有的生活方式，在食物供應未能保證不中斷的年代，地球上每一個族群都只能這樣吃一頓算一頓。所以我們身上都有「節儉基因」（thrifty genotype），以胰島素把腸胃消化的多餘糖分轉化成脂肪，好好儲存起來，一旦碰上荒年，或者捉不到任何獵物的苦日子，這便是活命苟存的本錢了。有些人天生就容易胖，俗話說他們就連光喝水都會肥，今天看來是個很悲慘的命運。但這正正說明了他們身上保存了祖先的優良基因，要是活在過去，他們一定比我們長命，容易熬過找不着食物的艱苦歲月。

只不過今時不同往日，身具這種幾萬年演化出來的基因，卻生在這個食物豐裕的時代，這種人就會比誰都容易得上糖尿病。同樣地，那些直到一百多年前甚至幾十年內才開始現代西化生活的傳統社群，他們比我們更容易長胖的原因也正正是這種基因的作用，他們的身體和生活方式還沒完全適應這個再也不必望天打卦的新世紀。本來就存留了超強的糖分儲存能耐，同時又還保有一遇食物就大吃大喝，而且特別愛吃甜食的習慣（那是人類吸收糖分的本能），他們焉能不胖？焉能不成糖尿病的首要打擊對象？

賈德•戴蒙後來在新畿內亞油田食堂看到的景象，就是這些傳統社群遇上新生活的最佳寫照：「在鄉下長大，過着傳統生活的新畿內亞人由於食物來源時有欠缺，可以吃的東西很有限，現在看到食堂每天都有享用不盡的大魚大肉、蔬果、點心，每個人都拼命夾，把餐盤上的食物堆得滿滿的，然後在牛排和沙拉上灑上鹽和糖」。

梁文道：吳清源的漢奸命運（比國籍還重三之三）

【蘋果日報】小時候學棋，不知天高地厚，慕名尋來吳清源的《黑布局》和《白布局》，跟着打譜。以我這種入門都談不上的粗陋程度，自是不知所以，連着子順序背後的理由都搞不清楚，遑論棋感的領略。所以，半途而廢，我丟了這兩本書，再後來也丟下了棋。因此，說句實話，吳先生到底有多厲害，我真沒資格判斷。說他通神，只是看他傳記聽他故事的印象和感受。

既然讀過他的傳記，我當然曉得他那幾件最惹爭議的往事，比如說二戰期間代表日本棋界去上海勞軍，又比如他兩次主動入籍日本。這等事，莫說今日，即便當年，也一樣要被人罵作漢奸（在他當時入住的酒店旁邊，便有人貼過『殺死夷化漢奸吳清源』的標語）。無論如何，這都是不能辯白的，如果我們把國籍看成是一個人身份認同當中至為重要的一環的話，如果我們把愛國當成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的話。好吧，我承認如今在網上臭罵吳清源的這一大批人確實了不起，確實要比吳清源愛國。然而，比起在愛國這個問題上不如他們的吳清源，恐怕又真有些什麼與國家無關的東西，使得這一群愛國者的偉大情操皆盡為人遺忘的未來，那千百年之後的未來，還會有人記得吳清源的名字。猶如我們記住了李後主的詞，但卻記不住是誰創建了南唐。

棋道作為藝術，至少在求道者眼裏，是要比塵世一切還重的大業。不只吳清源，當年和他對奕的日本人當中也不乏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棋士。1945年，大戰末期，日本蕭條衰敗得一塌糊塗，曾經把吳清源的「十番棋」熱熱鬧鬧地炒成「中日大戰」的媒體早已無心於此，即便日本棋院也都不太在乎至高無上的第三屆「本因坊」大賽了。可吳清源的老師瀨越憲作卻堅持賽事照舊舉行，不管外人目光（『都什麼時候了，你們這幫人還下棋』？這是當時許多愛國的日本人的質疑）。這次比賽的地點設在瀨越老家廣島，與賽棋手是橋本宇太郎和岩本薰。棋賽到了第三天，八月六號的下午，忽然室外一道白光猛烈地籠罩在所有人的頭上，然後全屋門窗盡碎，屋瓦洞穿。第一個清醒過來的是橋本宇太郎，因為他被震飛到戶外去了，等他掙扎着爬回屋內的時候，岩本薰還趴在棋盤上面，身為裁判的瀨越憲作則呆若木雞，動也不動。過了一會，神志恢復，三人便趕緊重新佈盤，繼續下棋。直到他們分出勝負回到家裏，才曉得剛才中斷棋賽的那件怪事叫做「核爆」。這局棋，後來被人稱作「核爆之名局」。

再說另一個和國家問題比較相關的例子，是吳清源「十番棋」的對手之一，號稱「執黑不敗」的天才青年藤澤庫之助六段。曉得吳清源是漢奸的，應當都知道他曾接到日軍徵兵令，好在體檢不及格免役。但藤澤庫之助就沒這麼好運了，七局過後，年富力壯的他這時也接到了兵令，而且必須立即報到。到了第八局原定賽日當天，大家都猜藤澤是不會到的了，誰曉得他居然大膽逃兵，穿着軍服準時到場。或許是這股為了下棋而不惜叛國的氣魄太過懾人，最後這三局結果都是藤澤執黑獲勝，總算在總比分上輸得不難看。

當然，這些不顧國家興亡的日本人也可以冠上「日奸」的名號，改變不了吳清源身上的罵名。那麼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吳清源要是愛國地留在中國的話，會是什麼情況。網上一個棋友論壇就有這麼一個帖子：「吳在1950年響應黨的號召，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吳清源得先用三年時間，證明自己不是日本特務；再用三年時間，證明自己沒參加過北洋政府（因為少年時代，吳曾做過棋迷段祺瑞的對手）。到57年了，當選首屆右派，發配邊疆。60年饑荒，快要就餓死時，被陳毅救了，調到京城某工廠當會計。文革時，因偷讀周易，被連番批鬥，又被挖出歷史問題，再次發配邊疆（吳畢生喜讀《周易》和《老子》）。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昔時棋友木谷實來華找到吳清源，吳已不再下棋，棋盤在58年煉鋼時當柴燒了」。看來好笑，但任何對當代中國史稍有認識的，應該都曉得這假想的情節其實十分真實。

且換個角度，不糾纏漢奸事實的認定，也不去爭論求道，藝術與愛國孰輕孰重的掂量，我們來談談吳清源被說成是漢奸的歷史好了。我的意思是，吳清源並非從來就一直掛着臭名，「漢奸」與他的聯繫其實也經過了幾番起落。例如他赴日學棋那年，明明中日關係已經十分緊張，民間反日情緒高漲，但當時並沒有人批評他，最仇日的媒體反而還發表評論為他壯行。到了抗戰，他回國慰勞日軍，與汪精衛政府「合作」，這漢奸的說法才終於出現。四九年後，許多遠在海外的名人都曾因為政治經歷挨批，可是奇怪得很，吳清源就是沒有被人翻出舊賬。非但如此，周恩來還特地托人轉達問候。中日建交，兩國棋界也漸漸恢復往來，那時候的中國棋手赴日，拜會吳清源是項很重要的大事，國內也陸續出版了他的棋譜及著作，大家都把他看成華人的驕傲，不世出的宗師，抗戰時興起的漢奸一說幾乎完全消音。

既然如此，為什麼近幾年，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後，「漢奸」又重新回到吳清源的頭上了呢？依我看，這並不是他一生言行的結果，而是時局與形勢變化使然。與二、三十年前的如膠似漆相比，今天的中日關係實在惡化得可以，於是我們又重新有了一個需要漢奸的土壤，好助燃那高漲的民族主義。就好比早前去世的日本影星高倉健，二十年前深受國人喜愛，於是從官方到民間一致誇他是「中日友好橋樑」，哀悼他的離去。如果他是現在這一代人，恰好還紅遍中國，又會不會有人說他是「文化入侵的橋頭堡」，批評他的粉絲是「崇日走狗」呢？說到底，這是個習近平在國際會議上給安倍晉三臉色瞧，而老百姓就要拍手叫好覺得長志氣的年代。吳清源死逢此時，豈能躲得過漢奸的封號？

政治形勢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曾在錢鋼的《舊聞記者》裏頭看過1945年8月16日《大公報》的社論，那是日本投降的翌日，中國人最高興但也最難不恨日本人的時刻。然而我真不知道當年最具公信力的《大公報》諸君是怎麼想的，也不曉得當時的讀者看了會有什麼感受，因為那篇社論的結語竟然是：「老實說，我們除了深惡痛絕日本軍閥的嚴重錯誤及萬惡罪行外，卻從不鄙視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佈投降詔書時的東京景象，以及內外軍民一致奉詔的忠誠，實在令人悲憫，甚且值得尊敬。日本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棄了窮兵黷武的思想，打開了狹獈驕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廣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復興的」。

梁文道：炸包的歷史滋味（特色飲食的消失之三）

【飲食男女】前兩周提到美國原住民的「炸包」（Frybread，也有人譯做『炸餅』），後來才想起很多人也許不知道那究意是個甚麼玩意，畢竟香港好像吃不到這種東西（就連美式餐廳好像也不提供）。其實它並不是真的把做好的麵包拿去油炸，而是一種把加了糖、鹽和梳打粉的麵糰搓揉成餅，再拿去用粟米油油炸的食品，樣子有點像我們中國人的葱油餅。它鬆鬆脆脆，吃起來又帶點嚼勁，感覺就和油炸鬼類似。如果你在上頭抹一層厚厚的野莓醬，那它就成了甜食；如果你愛吃鹹的，那就放一些鹹牛肉或雞蛋上去。有人甚至把它對摺起來，夾進各式各樣的食材餡料，稱之為「 Indian Taco」。反正它是主食，便和碟頭飯的飯底一樣，怎麼對付都行，吃法千變萬化。

沒錯，這是主食，幾乎全北美洲的原住民都是吃它長大的，不論那一個部族。你能想像以油炸鬼當主食是甚麼情況嗎？所以北美原住民的糖尿病患者比率一向偏高，許多人祖孫三代都天天吃它，然後祖孫三代都得了糖尿病，因為這種東西的糖分和油量實在重得嚇人。

約莫是十年前的事，有人發起罷吃炸包的運動，在原住民的圈子裏引起很大的爭議，問題不只是這種食物不利健康，反對它的人認為它根本是罪惡的象徵，原住民歷史上的傷痕。理由在於它並非各部族原先的傳統食物，而是大家被殖民被壓抑之後，再也無法過回老日子吃回老食品的無奈替代。

想想看，逐水草而居的「歐吉布威」族永遠失去了可供他們遊獵採集的廣闊空間，飲食日用都離不開野牛的「蘇」族則眼睜睜看着牛群消失，以後他們該吃甚麼才是？炸包就是答案。據說炸包是「納瓦霍」（Navajo）人發明的，這支散居在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大族很早就開始過着農耕和畜牧的生活，對待新來此地的白人也算友善，不止和他門貿易，也教了他們不少在此存活的秘訣。而這些白人，自然還是老樣子，一旦人多勢眾起來，就像西部片裏的牛仔神槍手一樣，拖着開篷馬車大舉向西挺進。經過幾場屠殺，放過幾把大火燒地（目的是餓死住在該處的納瓦霍人），他們終於成功地佔據了本來不屬於自己的地方（這叫做『拓荒』）。至於那些被趕出來的納瓦霍人，歷盡放逐與遷徙之苦，總算有了一小塊集中的「保留地」。只是就和北邊其他部族一樣，他們失去了養活自己的天然資源，一時適應不了全新的環境，時時發生饑荒。

又好在白人大度，不止給了他們保留地，還運來糧食，按人頭配給。這所謂的糧食就是油、鹽、糖與麵粉。對着這堆東西，不知是哪個聰明的納瓦霍人想出了辦法炮製，於是就有了炸包。自此之後，炸包普及，非但是納瓦霍人的主食，還成了全北美原住民的標準食糧，因為每一個部族分到的配給都是油、鹽、糖和麵粉（後來還有火腿、香腸和鹹牛肉）。

明明大家各自的生活方式不同，明明大家各有傳統的食物偏好，但就因為美國當年的原住民政策，所以人人都吃起了炸包，一吃就吃到了現在。難怪有人要求原住民同胞一起放棄它，因為它是恥辱及迫害的產物，不值得當作代表原住民的特色食品。可弔詭的是炸包到底也有了上百年的歷史，早就成為好幾代人的集體記憶。而且這還是各支部族共享的記憶，恰足以團結大家，是整體力量的象徵。所以有些原住民民權運動的支持者還特別打出「炸包力量」（frybread power）的口號，大剌剌地印在胸前的 T恤上頭。

從最原教旨的政治正確立場來看，抵制炸包是不錯的，因為它的歷史太過沉重。但正因為歷史複雜，許多傷痕反而會成為值得驕傲的圖騰，屈辱的記憶會成為再生能量的源泉。所以經過一輪擾攘，北美原住民還是留住了炸包，並且將它變成連鎖快餐店的主打項目，放進各地「印地安市場」（Indian flea market）的小食攤上，好讓你也嘗到歷史的況味。

梁文道：當最後一頭野牛死去（特色飲食的消失之二）

【飲食男女】閱讀古人留下的食譜，我時常覺得驚訝，為甚麼那麼多看來十分可口十分精緻的食品和菜式，今天就沒有人願意再做了呢？好東西不是才該更能經受時間的洗汰，一路流傳下去嗎？如果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或許就像不少十幾二十年前還在香港坊間流傳的老菜，時人不製，就只是因為它太過費工，又賣不起好價錢，出於經濟考慮，只好任其消逝。當然，也有食材的問題，有些東西現代人不愛吃（例如魚腸和禾蟲）；有些東西現代人不肯再吃（例如禾花雀與狗肉）；還有些東西是現在根本找不到了，整個物種徹底滅絕。

可滅絕的，又豈止於物種？我們習慣了所謂的現代生活，吃慣了現代化的食物，大概很難明白飲食的演變未必像我們所以為的那樣溫文爾雅，從古代到現代一步步漸漸交替，就只是些經濟的理由，就只是個別食材之荒棄。不，飲食文化的變化還可以是很暴力的，充滿血迹與淚痕，是長年的羞辱與不盡的傷害。我在北美原住民保留區賭場看到的胖子就是這幾百年來的羞辱與傷害的肉體見證。

大概是近來自己身體轉壞，我開始關心食物與健康的關係。查了一下，發現原來世界各地最容易因為飲食問題而患上「文明病」的，竟然都是些比較傳統的原住民群落。北美洲那些保留區內的居民就要比一般美國人和加拿大人更容易得到糖尿病與冠心病，見到他們的體形與生活方式，恐怕這都不難理解。我二十多年前初訪美國，一些移民已久的長輩就以一種典型的華人口吻向我介紹原住民的情況：「那些印地安人愛喝酒，整日無所事事，好吃懶做，有政府養着，所以愈大愈多病」（我懷疑在華人眼中，這個世上到底有誰是不懶的）。肥胖等於懶惰，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倫理流行下的審美觀念，由於它太過流行，所以很多人就近乎本能地把肥胖問題尤其嚴重的原住民看成一群懶漢。

但兩、三百年前，這些原住民的祖先卻曾是大地上最精壯的人群，能在杉樹林中餓着肚子度過漫長的冬季，也能在草原上每日步行數十公里以追尋獵物蹤迹。就拿「歐吉布威族」（Ojibwe）來說好了，他們往往分成各股以家庭為核心的小社群，每群不超過五十人。春天來了，他們就一起聚在湖濱河畔打魚；晚夏時份，就遷至水草茂盛的沼澤地帶採集野米；秋季既至，則散成小股潛入莽原捕獵；盛雪隆冬，別的東西都沒有了，便在楓樹林中採糖度日。換句話說，這是典型的採集遊獵，很有舊石器時代的味道。這種生活非常艱苦，常常要為卡路里擔憂（當然不是擔憂卡路里太多）。他們的飽足與飢餓是隨季節交替的，好時節盡量多吃，困乏時耐心熬過。在這種情況底下，他們又怎麼可能會有糖尿病呢？最常見的致死原因，多是外傷以及傷口上的細菌感染。

然後白人來了，砍伐他們的樹林，名之為「開拓」；把他們固定在同一塊方便現代行政區域管理的土地，名之為「保留」。所以他們失去了木材，那本是製造木舟與一切飲食用具的材料（他們煮食的工具以木製的籃子）；所以他們也失去了隨季節變換而流動遷移的機會。又由於白人政府認為他們的「原始生活方式太野蠻」，所以開始逼着他們的婦女耕種（主要是種玉米和麥子），並且讓男子成為白人公司的伐木工人。出於善心，白人甚至還把他們的小孩全都送到寄宿學校受教育，長久與家人失散。這麼一來，過去那種整個家族整個社群一起分工協作的勞動生活也就破產了。

歐吉布威人算好了，「蘇族」（Sioux）的變化更加劇烈，因為他們長年倚賴的北美野牛全被文明的白人系統殺光。

最後，北美各個部族就開始吃那有名的「炸包」（frybread）。他們的食物傳統消失了，不是因為不珍惜傳統，也不是貪圖便利，而是因為一整套生活方式的基礎（土地、社會結構，以及移動的自由）盡皆滅絕。

梁文道：通神（比國籍還重之二）

【蘋果日報】直到現在，我有時還會在街頭巷尾的閒談中聽人說起「琴棋書畫、樣樣精通」這句老話。但我們都曉得這只是形容而已，就像一座空餘路名的寺廟或者城門，並不真指被稱美的人物四藝皆全。到底那都是老黃曆般的東西了，今天還有誰會真求一位「才子」操琴？而這四門中國傳統奉為文人必修課的藝事裏頭，又以圍棋最怪，一種脫胎自賭博的棋戲竟然成了人生自我完善美化的途徑，而且還留下許許多多古怪的傳奇。

例如趙匡胤與陳搏老祖對局，結果大好江山獨缺一角（當然也有人說他們下的是象棋）。又如爛柯山的故事，版本很多，但結構相類，都是樵夫入山遇到有人下棋，於是旁觀，後來沒看到終局就起身要走，孰料帶來放在一旁的斧頭竟已壞成一根爛木。正是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這些傳說裏頭，圍棋保留了賭博的性格，不只下棋的人要付出代價，就連看人下棋的，也得付出代價。而那代價，則是超逾一切金錢財富，最沉重最廣大，我人也最輸不起的東西：空間與時間。一盤棋就能讓你輸掉一整座華山，看一局未了的棋更能讓人在一瞬間就遠離家親達千年之久。可見棋這玩意真能讓人入迷，醉而不知，直教生死相許。

假如棋是君子修養的品類，那它到底要修甚麼？又要把人引向何種境界？蘇東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這是庸手學到的寬闊。但在以棋道為畢生所歸的國手看來（很特別，只有圍棋大師才叫「國手」，沒有別的遊戲會有這種稱呼），勝負就是個很嚴重的事了（於是日本又把專業棋士稱作「勝負師」）。也只有全力逐勝，一個棋士才能達到那種連時空都可以忘卻的境界。

時間與空間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基本尺度，塵世一切盡在其上展佈。圍棋棋盤則恰好是宇宙的模型和象徵。你在後面這個世界裏頭成道證果，可能就要有犧牲前頭那個世界的打算了。當一個人在棋藝上走到了通靈的地步，我懷疑，國家對這個人究竟還有多少意義？畢竟他在面對的，是一種令人可以捨棄一方疆土，可以忘卻人間歲月無數的神契之物。

吳清源曾經自謂：「一百歲之後我還要下棋，兩百歲之後我在宇宙中也要下棋」。如今他在百歲之後離開了我們所知的時空常軌，現在，他是否已經到達棋盤後的彼岸了呢？

梁文道：兩場戰爭與一種想像（比國籍還重二之一）

【蘋果日報】快要結束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百週年，湊熱鬧，我也趁機翻了一些這兩三年出來的新書。回看大戰點燃的那一刻，最荒謬也最可笑的，莫過於當時參戰國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敵方，必須設法兼程回家領戰。例如邱吉爾，英國第一海軍大臣，他當時人在德國基爾，參加英德海軍的交流活動。又如俄羅斯名將勃魯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國，正和家人暑假旅行。還有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參謀總長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費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奧匈帝國已經宣戰，他居然還在布達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離奇，准他立即返國，否則後來雙方的戰事就不夠精彩了。

率領軍隊，制定戰略決策的領袖如此，其他人如企業家、藝術家，和學者就更不用說了。有太多人在戰爭已經回不了頭的時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站錯了邊，要不就中斷工作趕緊回國，要不就留在敵方繼續旅程繼續創作當個無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叛徒稱號。

那兩個月的歐洲交通史，最大的啟示自是一戰的無厘頭，莫名其妙地開打，幾無心理準備，才有了這一大批站錯邊的遊客。照道理講，兩個國家要是打仗，此前氣氛必然緊張到極點，雙方人民互相仇視，怎可能會發生軍方最高將領還在對手那邊遊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時代的氣氛，同情地理解當年歐洲中上層社會的心態，這一切就又顯得沒那麼奇怪了。畢竟那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國際貿易總額之高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超過。那還是一個歐洲文化圈大一統的年代，我們今天旅遊歐洲，或許會驚訝像里爾克、喬哀斯和畢加索這些人，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跡，成就了今天的名勝景點。就算勞工階層，也在第二國際的領導下變得很有全球意識，總在自己國家的罷工集會上歡迎他國工運領袖的打氣演講，真真正正地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那個時代，一個俄國來的地主會在威尼斯沙灘上的酒吧遇到一個比利時醫生，兩人用法文交談，笑說昨晚賭場上一個美國工業家的醜態，然後旁邊一個德國作家默默聽着，想把那段話寫進自己的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毀滅了古老的帝國，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它同時還毀滅了一種民族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想像：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原來是可以無國界限制的，國籍原來是可以不重要的；藝術、科學、文化、階級、某種專業，當然還有金錢，對它們的忠誠原來是可以勝過對民族的認同。而且你還可以大聲地說出來，毫無愧色。法國聽眾並不會因為拉威爾是法國人，便把他捧成國寶或「民族的自豪」，說不定他們就是喜歡德國來的理查．史特勞斯。也就是說，今天時時被人說成是自天地創始以來就存在的，身為人類就該擁有的民族感情與愛國心，曾經不是那麼重要，也曾經不是那麼絕對（有如一張王牌，逢出必勝，其他一切都必須讓路）。

且先別說歐洲，就談中國。今年又是甲午戰爭的一百二十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要我們勿忘國恥。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時還是日俄戰爭的一百一十週年，但大多數人卻沒打算大張旗鼓地要我們千萬別忘了這場國恥中的國恥。真的，若說國恥，日俄戰爭的羞辱程度絕對超逾甲午。因為甲午究竟是清日雙方堂堂正正地來了一趟決戰，只不過清朝不幸落敗而已。可日俄戰爭就不同了，兩個國家開仗，相約在東北一會，身為戰場主人的清朝卻舉手宣佈中立，你們來打你們的，我沒意見。視百姓為草芥，看疆土如飛地，這不是國恥，甚麼才算？

但為甚麼這場戰事卻少被算進「百年國恥」的記憶清單之內，就連執政者也不願多提呢？我懷疑那是因為打從一開始，中國人「至少是上層社會與輿論主流」就沒把它看成恥辱，不只不以之為恥，甚至還要對日本的獲勝感到與有榮焉。當時清廷內的立憲支持者很受鼓舞，覺得這是奉行君主憲政的現代國家打贏了落伍的專制帝國。已經出逃的立憲派如梁啟超，則歡呼這是日本尊崇陽明學有功的結果。身在倫敦的孫中山，其反應更能代表亞洲許多反殖先鋒的想法，他認為日本證明了亞洲的力量，黃種人絕對不會總是輸給白人。這一戰確實是全亞洲的盛事，從阿拉伯半島到中南半島，到處都有人高興得睡不着。泰戈爾帶着學生舉行勝利遊行，凱末爾的土耳其革命同志則乾脆為新生的孩子取名「東鄉」（東鄉平八郎是日方海軍指揮官）。

這就是當年大家感知日俄戰爭的框架。如果用今天連叮噹也是文化入侵（上個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夢』就是這麼講的），在人家砸日本車時跑去日本旅行就算漢奸的標準；那麼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更是頭等的漢奸了，因為他們居然把對思想及體制的讚許，對亞洲和人種的認同，放在了國家尊嚴之上。清廷的「中立」，東北的劫難，在他們眼中竟然比不過一種主義，比不過一套主張。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說說吳清源了，這位憤青口中的「大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