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讀過他的傳記，我當然曉得他那幾件最惹爭議的往事，比如說二戰期間代表日本棋界去上海勞軍，又比如他兩次主動入籍日本。這等事，莫說今日，即便當年，也一樣要被人罵作漢奸（在他當時入住的酒店旁邊，便有人貼過『殺死夷化漢奸吳清源』的標語）。無論如何，這都是不能辯白的，如果我們把國籍看成是一個人身份認同當中至為重要的一環的話，如果我們把愛國當成至高無上的道德要求的話。好吧，我承認如今在網上臭罵吳清源的這一大批人確實了不起，確實要比吳清源愛國。然而，比起在愛國這個問題上不如他們的吳清源，恐怕又真有些什麼與國家無關的東西，使得這一群愛國者的偉大情操皆盡為人遺忘的未來，那千百年之後的未來，還會有人記得吳清源的名字。猶如我們記住了李後主的詞，但卻記不住是誰創建了南唐。
棋道作為藝術，至少在求道者眼裏，是要比塵世一切還重的大業。不只吳清源，當年和他對奕的日本人當中也不乏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棋士。1945年，大戰末期，日本蕭條衰敗得一塌糊塗，曾經把吳清源的「十番棋」熱熱鬧鬧地炒成「中日大戰」的媒體早已無心於此，即便日本棋院也都不太在乎至高無上的第三屆「本因坊」大賽了。可吳清源的老師瀨越憲作卻堅持賽事照舊舉行，不管外人目光（『都什麼時候了，你們這幫人還下棋』？這是當時許多愛國的日本人的質疑）。這次比賽的地點設在瀨越老家廣島，與賽棋手是橋本宇太郎和岩本薰。棋賽到了第三天，八月六號的下午，忽然室外一道白光猛烈地籠罩在所有人的頭上，然後全屋門窗盡碎，屋瓦洞穿。第一個清醒過來的是橋本宇太郎，因為他被震飛到戶外去了，等他掙扎着爬回屋內的時候，岩本薰還趴在棋盤上面，身為裁判的瀨越憲作則呆若木雞，動也不動。過了一會，神志恢復，三人便趕緊重新佈盤，繼續下棋。直到他們分出勝負回到家裏，才曉得剛才中斷棋賽的那件怪事叫做「核爆」。這局棋，後來被人稱作「核爆之名局」。
再說另一個和國家問題比較相關的例子，是吳清源「十番棋」的對手之一，號稱「執黑不敗」的天才青年藤澤庫之助六段。曉得吳清源是漢奸的，應當都知道他曾接到日軍徵兵令，好在體檢不及格免役。但藤澤庫之助就沒這麼好運了，七局過後，年富力壯的他這時也接到了兵令，而且必須立即報到。到了第八局原定賽日當天，大家都猜藤澤是不會到的了，誰曉得他居然大膽逃兵，穿着軍服準時到場。或許是這股為了下棋而不惜叛國的氣魄太過懾人，最後這三局結果都是藤澤執黑獲勝，總算在總比分上輸得不難看。
當然，這些不顧國家興亡的日本人也可以冠上「日奸」的名號，改變不了吳清源身上的罵名。那麼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吳清源要是愛國地留在中國的話，會是什麼情況。網上一個棋友論壇就有這麼一個帖子：「吳在1950年響應黨的號召，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吳清源得先用三年時間，證明自己不是日本特務；再用三年時間，證明自己沒參加過北洋政府（因為少年時代，吳曾做過棋迷段祺瑞的對手）。到57年了，當選首屆右派，發配邊疆。60年饑荒，快要就餓死時，被陳毅救了，調到京城某工廠當會計。文革時，因偷讀周易，被連番批鬥，又被挖出歷史問題，再次發配邊疆（吳畢生喜讀《周易》和《老子》）。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昔時棋友木谷實來華找到吳清源，吳已不再下棋，棋盤在58年煉鋼時當柴燒了」。看來好笑，但任何對當代中國史稍有認識的，應該都曉得這假想的情節其實十分真實。
且換個角度，不糾纏漢奸事實的認定，也不去爭論求道，藝術與愛國孰輕孰重的掂量，我們來談談吳清源被說成是漢奸的歷史好了。我的意思是，吳清源並非從來就一直掛着臭名，「漢奸」與他的聯繫其實也經過了幾番起落。例如他赴日學棋那年，明明中日關係已經十分緊張，民間反日情緒高漲，但當時並沒有人批評他，最仇日的媒體反而還發表評論為他壯行。到了抗戰，他回國慰勞日軍，與汪精衛政府「合作」，這漢奸的說法才終於出現。四九年後，許多遠在海外的名人都曾因為政治經歷挨批，可是奇怪得很，吳清源就是沒有被人翻出舊賬。非但如此，周恩來還特地托人轉達問候。中日建交，兩國棋界也漸漸恢復往來，那時候的中國棋手赴日，拜會吳清源是項很重要的大事，國內也陸續出版了他的棋譜及著作，大家都把他看成華人的驕傲，不世出的宗師，抗戰時興起的漢奸一說幾乎完全消音。
既然如此，為什麼近幾年，尤其是在他去世之後，「漢奸」又重新回到吳清源的頭上了呢？依我看，這並不是他一生言行的結果，而是時局與形勢變化使然。與二、三十年前的如膠似漆相比，今天的中日關係實在惡化得可以，於是我們又重新有了一個需要漢奸的土壤，好助燃那高漲的民族主義。就好比早前去世的日本影星高倉健，二十年前深受國人喜愛，於是從官方到民間一致誇他是「中日友好橋樑」，哀悼他的離去。如果他是現在這一代人，恰好還紅遍中國，又會不會有人說他是「文化入侵的橋頭堡」，批評他的粉絲是「崇日走狗」呢？說到底，這是個習近平在國際會議上給安倍晉三臉色瞧，而老百姓就要拍手叫好覺得長志氣的年代。吳清源死逢此時，豈能躲得過漢奸的封號？
政治形勢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曾在錢鋼的《舊聞記者》裏頭看過1945年8月16日《大公報》的社論，那是日本投降的翌日，中國人最高興但也最難不恨日本人的時刻。然而我真不知道當年最具公信力的《大公報》諸君是怎麼想的，也不曉得當時的讀者看了會有什麼感受，因為那篇社論的結語竟然是：「老實說，我們除了深惡痛絕日本軍閥的嚴重錯誤及萬惡罪行外，卻從不鄙視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佈投降詔書時的東京景象，以及內外軍民一致奉詔的忠誠，實在令人悲憫，甚且值得尊敬。日本這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棄了窮兵黷武的思想，打開了狹獈驕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廣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復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