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領軍隊，制定戰略決策的領袖如此，其他人如企業家、藝術家，和學者就更不用說了。有太多人在戰爭已經回不了頭的時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站錯了邊，要不就中斷工作趕緊回國，要不就留在敵方繼續旅程繼續創作當個無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叛徒稱號。
那兩個月的歐洲交通史，最大的啟示自是一戰的無厘頭，莫名其妙地開打，幾無心理準備，才有了這一大批站錯邊的遊客。照道理講，兩個國家要是打仗，此前氣氛必然緊張到極點，雙方人民互相仇視，怎可能會發生軍方最高將領還在對手那邊遊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時代的氣氛，同情地理解當年歐洲中上層社會的心態，這一切就又顯得沒那麼奇怪了。畢竟那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國際貿易總額之高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超過。那還是一個歐洲文化圈大一統的年代，我們今天旅遊歐洲，或許會驚訝像里爾克、喬哀斯和畢加索這些人，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跡，成就了今天的名勝景點。就算勞工階層，也在第二國際的領導下變得很有全球意識，總在自己國家的罷工集會上歡迎他國工運領袖的打氣演講，真真正正地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那個時代，一個俄國來的地主會在威尼斯沙灘上的酒吧遇到一個比利時醫生，兩人用法文交談，笑說昨晚賭場上一個美國工業家的醜態，然後旁邊一個德國作家默默聽着，想把那段話寫進自己的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毀滅了古老的帝國，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它同時還毀滅了一種民族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想像：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原來是可以無國界限制的，國籍原來是可以不重要的；藝術、科學、文化、階級、某種專業，當然還有金錢，對它們的忠誠原來是可以勝過對民族的認同。而且你還可以大聲地說出來，毫無愧色。法國聽眾並不會因為拉威爾是法國人，便把他捧成國寶或「民族的自豪」，說不定他們就是喜歡德國來的理查．史特勞斯。也就是說，今天時時被人說成是自天地創始以來就存在的，身為人類就該擁有的民族感情與愛國心，曾經不是那麼重要，也曾經不是那麼絕對（有如一張王牌，逢出必勝，其他一切都必須讓路）。
且先別說歐洲，就談中國。今年又是甲午戰爭的一百二十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要我們勿忘國恥。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時還是日俄戰爭的一百一十週年，但大多數人卻沒打算大張旗鼓地要我們千萬別忘了這場國恥中的國恥。真的，若說國恥，日俄戰爭的羞辱程度絕對超逾甲午。因為甲午究竟是清日雙方堂堂正正地來了一趟決戰，只不過清朝不幸落敗而已。可日俄戰爭就不同了，兩個國家開仗，相約在東北一會，身為戰場主人的清朝卻舉手宣佈中立，你們來打你們的，我沒意見。視百姓為草芥，看疆土如飛地，這不是國恥，甚麼才算？
但為甚麼這場戰事卻少被算進「百年國恥」的記憶清單之內，就連執政者也不願多提呢？我懷疑那是因為打從一開始，中國人「至少是上層社會與輿論主流」就沒把它看成恥辱，不只不以之為恥，甚至還要對日本的獲勝感到與有榮焉。當時清廷內的立憲支持者很受鼓舞，覺得這是奉行君主憲政的現代國家打贏了落伍的專制帝國。已經出逃的立憲派如梁啟超，則歡呼這是日本尊崇陽明學有功的結果。身在倫敦的孫中山，其反應更能代表亞洲許多反殖先鋒的想法，他認為日本證明了亞洲的力量，黃種人絕對不會總是輸給白人。這一戰確實是全亞洲的盛事，從阿拉伯半島到中南半島，到處都有人高興得睡不着。泰戈爾帶着學生舉行勝利遊行，凱末爾的土耳其革命同志則乾脆為新生的孩子取名「東鄉」（東鄉平八郎是日方海軍指揮官）。
這就是當年大家感知日俄戰爭的框架。如果用今天連叮噹也是文化入侵（上個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夢』就是這麼講的），在人家砸日本車時跑去日本旅行就算漢奸的標準；那麼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更是頭等的漢奸了，因為他們居然把對思想及體制的讚許，對亞洲和人種的認同，放在了國家尊嚴之上。清廷的「中立」，東北的劫難，在他們眼中竟然比不過一種主義，比不過一套主張。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說說吳清源了，這位憤青口中的「大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