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一封尋常告狀信又怎能有那麼大的威力呢，居然可以惹出這番小小風波？原來作者的身份不尋常，他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的老科學家。朋友們說到這裏，也就明白了，「就是老頭嘛，頭腦頑固」。但我卻一直放不下這則消息，回頭反覆地想，一個有名望的長輩學者又怎麼會寫這樣的信呢？這再也不是一個需要用告狀來自保的年代了，所以揭發他人論著的「問題」並不會為自己帶來任何好處。可見他是真的很生氣，真的很看不慣那部史著，真的感到自己必需做點什麼。在他而言，那或許還是義憤吧。
然而，看完一本書之後，你發現自己完全不能同意作者的見解，跟着寫一封信給政府部門，要求他們禁止這本書的出版，這難道是正常的嗎？一直以來，我都以為正常的情況是寫一篇書評，想辦法找個地方發表（就算自己貼到網上也好），好把你的看法公諸於世，讓讀者自己評理，不是嗎？你不贊同一種意見，究竟是該反駁它，還是乾脆委託權力去徹底消除它的存在呢（即便你認為那種意見是政治的，是『大是大非』的決斷問題）？
這則朋友們拿來在飯桌上當笑話的消息，讓我難過良久。因為那位老人相信告狀信是對付異見的方法，就算不是唯一，至少也是有效的方法。是什麼樣的環境和氣氛使他覺得這是個好方法？身在香港，我們或許很難想像，會有一個能接這種信的政府部門，它不只能接到這類告狀信，而且還有資格據此評斷一本書的價值，更可以決定它還能不能繼續在市面上流通。也就是說，因為先有這麼一個部門，並且真有這樣的渠道，所以那位老先生才能肯定那封信可以起到消除「邪說」的作用，於是他就不用寫書評了。他放棄了對公眾說話，也放棄了向那些已經看過這本書的讀者們講理的機會；他的選擇是對少數人說話，然後防止更多人成為該書的讀者。末了，他還要覺得自己站在了正義那一邊。
設法封堵自己不同意的異見，當然要比辯論有效，因為辯論和對話總是預設了自己會輸，而對手不被說服的可能。所以我們才會老是形容一個不容異見的政府「不自信」，因為他們不願把自己拖進一個交談的情境，不願接受自己可能會在道理上說不過人家的結局。但是對於這位非常憤怒又非常有正義感的老學者而言，他就恐怕不是在害怕自己無理了；恰恰相反，他是極有自信，認為自己知道了真理，並且認為告狀和禁書也是真理運作的正常方式。他是對的，他討厭的那本書是邪說；而真理壓倒邪說，自然也是對的，不管你用什麼方法來壓倒邪說。
前一陣子，禁書的傳聞終於也傳到我頭上來了，於是有記者採訪我的感受。但說實在的，我又能有什麼感受呢？除了和余英時先生並列一張名單，是我這輩子都沒想過的事之外。最大的問題在於假如這是真事的話，我也不會知道拙作在大陸被禁的確切理由；就像許多被「敏感」的人似的，你永遠無法得知自己為什麼「敏感」了，是你說錯了什麼，做錯了什麼嗎？你不知道，你只能自己領會，也讓別人猜測其中的玄妙。既然不曉得自己寫錯了什麼，感受也就無從說起了。
我真正在意的，卻是好些歡欣鼓舞的網民，他們看到了傳說中的禁書名單之後，很是暢快。有的說：「這堆垃圾早就該拿去燒了」，有的認為「那些廢物留在這裏一點用都沒有，禁得好」。看來他們也和那位老科學家一樣，十分自信，十分同意禁書是證明真理的途徑。但為什麼他們會這麼肯定自己，又如此肯定禁書是個比交談更有利於通向真理的道路呢？我難以理解，因為我幾乎從未擁有過這份信心。每次寫了些什麼說了些什麼，我總會後悔，生怕自己見識不夠，思慮不周，言不盡意。我想，我和他們的最大分別，就是我時常暗自懷疑自己其實錯了。
故此，我愛看批評我的文字，近乎自虐般地愛。就算發現它們並不總能叫我心服，但也一定能啟發我想得更多。例如一位常常斥責我「賣港求榮」的博客，我就跟隨了他好一段日子，甚至想過好好回應。只是這位博客也是個有自信的人，他的首頁銘言是要叫「君子笑，小人哭」，可見他不只正確，而且還是道德上的正確；笑着贊同他的人都是君子，哭着臭罵他的人則都是小人。你該如何與一個這麼正確、永遠正確的人對話呢？或者是有辦法的，起碼他不會贊成禁書；只不過我累。看見那些歡迎禁書的網民，想起那位寫信向政府告狀的學者，我的感受就是疲憊。
文革結束之後，中國上演的第一齣外國話劇是布萊希特的《伽利略傳》。根據導演黃佐臨的回憶，曾經在學術界「又紅又專」的氣氛底下備受折磨的大數學家華羅庚，當時正好就坐在他身邊，在看到最後一場戲時，華先生終於忍不住哭了。為什麼以「疏離效果」著稱，反對引動觀眾情緒的布萊希特竟能令華先生哭了起來呢？那是因為這次演出的改動相當大，把原著裏比較複雜的伽利略變回一個大家熟悉的科學英雄。他被人告上宗教法庭，迫着為自己的「邪說」認錯屈服，埋沒良心，原來就是想要換回一點時間，好完成自己的論著，留諸後人評判。那最後一場戲是他的懺悔，雖然一時忍辱是為了更遠大的目標，但他究竟出賣過自己的信念，想來還是難過。華先生就是看到這裏，感同身受。當年，看過這戲的知識份子又有多少人能不聯想到自己的遭遇？他們大概都會悲哀過去幾十年的遭遇，同時又不免長嘆，那段靠權力來判定學術真理的日子終於完了，以後大概不會再臨。今天寫下那封告狀信的老科學家，當時是否也曾如此想過？
後來有人闢謠，說包括余英時先生在內的那張禁書名單不實，便有朋友替我鬆了一口氣，同時勸我這兩年最好避避風頭，少談政治。但是一個做評論的人，活在當下，又該如何寫一些可避風頭的事呢？除非我能知道天體運行的原則，或者類似的真理；可我不能，我只有一點極可能是錯的觀察和意見，說給同代人聽。
加拿大作家艾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最近寫成一部小說，要直到一百年後才能公開。那是個蘇格蘭藝術家的主意，叫做「未來圖書館」，設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近郊一塊種了一千棵樹的小林裏，就像個書的時間錦囊，此後每年邀請一位作家提供一部新著封存，直至2114。2114，那時候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挪威仍然存在？這個計劃還在執行？還有書嗎？還有一種叫做讀者的人嗎？這真是作者與讀者之關係的終極挑戰，名副其實的「讓時間來證明一本書的價值」。忘了在哪兒讀到這句十九世紀某位法國作家的話：「憑什麼相信時間能夠淬煉出經典？憑什麼相信後人的眼光？我們怎麼曉得以後的人不會像我們一樣愚蠢」？再說，你又怎樣去為一些百年後的讀者寫作呢？你知道他們是誰嗎？
艾特伍德闊達，她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反正一個作者「不會知道誰在讀她的書，也不知道讀者的性別、年齡、職業、種族、國籍和身份。寫作，本來就像瓶中信。」如果不能說話給同代人聽，那就把自己這番關於今日的造像留給後人罷。他們或許會笑話我錯得離譜，發現我們這一代人並不比他們聰明，看見我愚蠢地生活在其中的這個昔日世界；又或許，有極大的可能，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收到我的留言，因為大海表面早已被玻璃瓶子填滿，浪潮碰撞出一片片碎裂殘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