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2日星期一

梁文道:兵者,凶器也

【新世紀】我時時感到,自己簡直幸運得離奇。少時住在台灣,既沒有趕上「白色恐怖」的末班車,也感受不到彼岸「文革」的壓力,幾十年下來更是沒遇過任何戰爭,日子太平到了連我自己都覺得難以置信的地步。一百五十年來,能有多少中國人享得這等好運氣?特別是戰爭,過去六十年,竟然沒有發生過任何燃及這片國土的大規模戰事,國史罕見。於是我更難免擔憂,深恐有生之年終得碰上一回祖輩常見的災禍。有意思的是,如今上網,卻常常見到許多同代人有不一樣的想法;他們不僅不怕戰爭,甚至還渴盼戰爭。

我老開玩笑說,儘管我們總是自詡「中國人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老外要是都懂中文,看到了我們微博和論壇上那些殺氣騰騰的言論,大概都要以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好戰的民族。可不是嗎?從十幾年前「放幾顆導彈把台灣炸個稀巴爛」,到今天的「血洗胡志明」,那股「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氣魄,實在懾人。

最近讀到評論家陶短房先生的「當整個國家處於馬背狀態」,再一次印證了我的這套偏見。看他這篇文章,才曉得五胡十六國的冉閔近來居然被當成了民族英雄,他老家還給他樹了一座「中華武魂園」,表彰他「帶領漢族人民恢復華夏威儀」的功勛。一個史書上聲名狼藉的暴君,怎麼就成了今人眼中大揚國威的英主?正如陶先生所言,他那害死了數十萬人的「殺胡令」,基本上是場「靠行政命令進行自上而下的屠殺」,是針對自己治下百姓的種族清洗。然而,再看現時種種呼籲國人要有「狼性」要敢「亮劍」,動不動就把秦軍坑殺幾十萬兵馬的戰法說成是了不起的壯舉的言論,冉閔受人崇拜也就毫不可怪了。

為什麼我們沒有能力去想像那些步卒被活埋時的慘嚎,想像他們父母妻女的哀慟?為什麼我們好像都忘了家中老人當年顛沛流離朝夕恐慌的集體記憶?為什麼我們一想起戰爭,想到的不是破敗、傷痛和死亡,而是復仇的熱血、對敵的勇武、凱旋的威風,甚至兵器的帥氣?就像某些沒完沒了的國產戰爭影視作品,好人的死總被拍得浪漫到天旋地轉,豪邁到氣壯河山;而壞人的死則是一槍一個倒下,豆子炸裂般的清脆。死亡與戰爭,都成了一種脫離了現實的抽象,一種不帶血污的審美對象。

於是我開始搜尋當代中國反戰教育的材料,谷歌一下,出來的前五頁多和美日相關,不是美國人如何反越戰反伊戰,就是日本人對待「二戰」歷史的問題。其中一篇包含「反戰教育」關鍵詞的論壇帖子,談的便是對日反戰教育:「如果日本缺少了這方面的教育,只能為犯罪鋪平道路。所以中國社會和軍方,要嚴肅認真地討論,如何對日本進行教育⋯⋯」

我還看到有人試著提問,「中國為什麼沒有反戰電影?」結果他得到一頓臭罵。總而言之,大家對這問題的看法是越戰不該打,侵華戰爭不該打,所以美國和日本當然要拍反戰電影,但是現代中國有哪一場仗是不該打的呢?又有哪一場仗不是為了保家衛國?說得有理。所以我數了一下,發現抗日戰爭之後,中國還打過「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珍寶島戰役」和「對越自衛反擊戰」。學界對這些戰事利弊和必要性都有過爭議,但在最正式和最一般的情況下,我們的確都不敢說它們不該打。只不過,我還是好奇,即使是「該打的」仗,也還是在文化上容得下一丁點描繪戰爭殘酷,乃至於反向種下和平芽苗的空間吧?好比美國人晚近拍攝的「二戰」,又好比唐代的邊塞詩,有時求的只不過是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壯烈之下,亦能聽見那一絲「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的餘音罷了。

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於是我想起彼時英國軍旅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描寫毒氣戰的名作《Dulce et Decorum est》,曾經錄入英國中小學課本,至今仍是學校詩歌學習和「反戰教育」的常用教材。它的最後一段是這樣子的:「如果你能聽見,當每一下震顫/這血就從肺泡碎裂的肺葉流出/如癌瘤污穢,如嘔吐物般酸苦,不可治癒之潰瘡生在無辜的舌頭之上/我的朋友,你就不會那麼意氣高昂地/去告訴那些激渴榮耀的孩子/這古老的謊言:為國捐軀,正確又美好。」(末句原文為拉丁諺語:Dulce et decorum est Pro Patria mori)。這樣的詩,也能列作教材,可見反戰教育確實需要更廣闊的背景,一種看見卑微者生命之脆弱要遠大於光榮紀念碑之不朽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