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韓流背後（軟實力之二）

【飲食男女】試過好幾次了，在不同的印度城市，路上被人誤以為我來自韓國。一開始，我還以為自己的樣子真的很韓國（我真的那麼像Rain嗎？）。後來才曉得，原來許多如我這般膚色稍淡的東亞來客都會被印度人誤以為是韓國人。其實印度的韓國遊客不見得特別多，韓國和印度的關係也不一定特別緊；那些印度人錯把日本人中國人都當成韓國人的理由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對韓國產品的印象最親切。

真的，你去幾個大城市看看，韓國家電汽車的廣告簡直無處不在，很多人都把Samsung和LG當成了高品質的同義詞。我聽說Samsung甚至在印度推出過一款洗衣機，專門適應當地經常停電的問題，它上頭有個旋轉把手，就算斷電，也能用手攪出很不錯的效果。所以韓國家電征服全球，徹底打垮日本幾家老大哥，還是有道理的。你能想像那班凡事追求完美原則的半澤直樹會設計一款停電時還能人肉發動的洗衣機嗎？

韓國的崛起，是個分析國家軟實力的好案例。今天世界各地有那麼多人認識韓國甚至喜歡韓國，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外交官做對了甚麼，而是因為Samsung太過厲害，是因為「韓流」太過猛烈，江南style太過騎呢，韓劇劇情太過慘情，韓國整容醫生太似上帝。這一切民間產業力量的總合，要遠遠勝過任何國家官僚機構的自我宣傳，替這個半島國家打下了一整座花花江山。

然而，就像日本一樣，我們也都知道韓國政府最喜歡「指導」經濟，與業界「充分合作」。幾乎在一切得以茁壯得以輸出的韓國產業背後，都有一隻看得見的大手在替它開道擋禍。而且這隻手介入其中的深度，便連當年日本的通產省都比不上。那麼，這是不是說明了積極干預果然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呢？

大概是看準了全球都在迷戀口腹之慾，電視飲食節目要比色情電影更易讓人上癮的契機；又參考過泰國政府用泰國菜作創意產業輸出隊前鋒的經驗；韓國官方遂決定要在飲食業上大展拳腳。繼「Hallyu」（韓流）之後，他們隆重推介「Hansik」（韓食）。並且不搞則已，一搞就是大手筆，完全把「美食外交」當回正事，讓派駐各地大使館出面，請來華盛頓國會議員這種級別的政治人物，共赴《大長今》式的宮廷晚宴。重頭戲則是牽頭成立一個叫做「韓食財團」（Korean Food Foundation）的基金會，一年投下接近兩千萬美金的經費去向全世界介紹韓食。這個中文官方名字很奇怪地叫做「財團」的機構到底做了些甚麼呢？大家不妨上它的網站看看（http://www.hansik.org）。

這還不止，韓國官方甚至幹了一件全世界政府都不會想要去幹的事：自己跑到紐約去開餐廳。前兩年消息一出來的時候，大家就抱着等看好戲的心態，尤其是紐約一大幫已經在這行幹了很多年的韓國僑民。他們很期盼嗎？不，他們等着睇佢點死。

梁文道：膠少一陣（騎劫之三）

【蘋果日報】假如每一個參加同一場運動的人都各懷不同的目標，都有自己的理由與訴求；那麼最後是什麼在決定哪一種主張會成為最響亮最耀眼的主題呢？坦白講，我不知道。因為在不斷流動的時勢之中，在不停變換的環境裏頭，群眾裏的動態難以預料。粗糙地說，那是在場大多數人的決定，有時候它甚至是種不自覺的決定。也許某一句口號在特定時刻格外地動人，扣準了當時氣氛的脈動，於是大家跟着喊的時候也就份外賣力，並且讓它成了持續不斷的主題曲。

看到眼前這場為了免費電視牌照而起的集會，自然會想起去年的反國教運動。今天有些論者認為這場集會應以香港電視員工為主（因為他們是『苦主』），它的議題應該更單純，不能被什麼「檢討行政會議制度」等高遠的政治訴求「騎劫」。有意思的是，這幾位論者當中，正好也有去年反對國教集會「提前」解散，認為它應該以打倒梁振英政府為終極目標的朋友。為什麼去年認為反國教集會不該只以反國教為宗旨就不叫「騎劫」，而今年在支持發牌上頭不該只以發牌為要鵠就叫做「騎劫」呢？

我並不想藉此攻訐他們的矛盾不一，更不可能把它上升到人格問題的判斷。因為在我看來，這其實是件很正常的事。此一時，彼一時，在不同的情況底下自有不同的判斷。要緊的是，不能放下某種更深更基礎的原則。

更加要緊的，是能明白許多不同立場的存在，而這些立場在某一點上未必有那麼大的衝突。今天王維基仍然努力追求他心目中的公道，但他叫「年青人要有中國心」。那些極力切割香港和中國的論者，要不要因此放棄自己對香港電視「主體性」的尊重呢？如果香港電視的員工不想「搞政治」，那些要求重檢整個香港行政體制的論者又會不會放棄對他們的聲援呢？當然不，因為最起碼在發牌涉及的公義問題上，這麼多看似相去甚遠的立場，其實是能找到串連點的。

不管你是哪一種「膠」，也不管你以為對手有多「膠」。在這一刻，有些東西要比互斥為「膠」還重要。如果看不到這一點，無法放下既有的成見與意氣，那還談什麼運動呢？

梁文道：光譜（騎劫之二）

【蘋果日報】還記得當年司徒華先生在世的時候，他主導的支聯會遊行曾經是香港少有的較具規模的街頭示威。那時有不少團體在認同主辦者大前提的情況底下，也帶着自己的目標加入遊行隊伍，試圖在統一的口號聲中發出另類的聲音。可是後來被不少人駡作「司徒老狗」的華叔，卻是一個很不願意看到運動被「騎劫」的人，他喜歡更單純的指向和更統一的態度。於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糾紛在所難免，許多人指責他太過獨裁，他則批評那些人搞亂了他心目中的純正神聖。這些經驗對後來的「民間人權陣線」與其他大型集會都有很大的教益。

什麼教益？那就是社運理論上的「構連」（articulation）與「光譜」，越來越受到新一代活躍份子的重視。沒錯，並不是每一個參加七一遊行的人都會認同其他同行者的訴求。有些基督徒真的接受不了同志組織的口號，有些市民就是搞不懂那幾個揮舞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的人在想什麼，還有些人看到「法輪大法好」的標語走在前面就想加速越過。不過，沒有太多人會覺得這些差異真能大到叫他離開遊行，甚或叫他忍不住跑過去挑起駡戰的地步。因為在這寬泛的光譜之中，在這多樣的雜音裏頭，始終存在着一些能夠讓所有人站在一起的東西。

承認這些東西的存在，於是大家就能學會甚至實踐許多我們在民主生活和公民社會裏頭非常珍惜的價值。比如說寬容與尊重。

你或許不以為舊區重建是個多麼重要的課題，但當你聽到來自利東街的街坊上台演講的時候，你不會吝以掌聲。你可能很討厭「獅子山學會」的經濟立場，但在他們控訴政府改變港英成功路綫的時候，你也沒必要離場抗議。因為再怎麼說，聽聽不一樣的意見，也不是什麼壞事。更何況今天大家還有接近的目標，哪怕是暫時的目標。

梁文道：眾聲（騎劫之一）

【蘋果日報】每年還有這麼多人參加維園的六四紀念集會，這些人到底在想些什麼呢？大部份人可能會認同主辦者支聯會的主導動機，要求「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也許還有一些純正的老共產黨員會贊成平反六四，但卻不一定肯定是否應該結束一黨專政。甚至還能想像，說不定還有些要求更低的人，他們只不過是想中共當局解開禁忌，恢復歷史真相。當然啦，一定還有不少人完全贊同支聯會與時並進的新主張，哪怕它們其實和六四沒有直接關係，比如說「支持內地維權運動」。然而，在所有人的心目當中，這個晚會的主題始終是扣在六四上頭的。

我想說的就是任何社會運動的正常狀況，不管第一個站出來呼召行動的人說了些什麼，不管集會「主辦單位」的訴求是什麼，我們都無法保證所有最後參與進去的個體會有一個統一的目標。好比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引爆它的點火線自然是當年政府力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但那五十萬人裏頭卻有法輪功成員高呼清算江澤民，有同志團體籲求性取向平權，也有爭取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關注組，當然還有大家都忘不了的「董建華下台」。最後，政府終於撤回二十三條立法的程序；再過一陣子，董建華也果真下台。那麼你說，這場沒有滿足所有參與者願望的行動到底是成是敗？

再看眼前這次免費電視牌照風波，含冤受屈的香港電視員工自是捲進運動的首要「苦主」。至於那些跑來集會的市民呢？這事和他們有關係嗎？那就得看他自己怎樣理解這個關係了。有人認為這是行政會議的制度出了問題，他實在看不下去了。有人覺得大氣電波是全民公產，他不能沒有說話的權利。有人討厭TVB的霸道無聊，ATV的庸碌無為，他很希望見到更多有趣的選擇。有人身在影視產業，他想替自己多謀一條出路，最起碼還他多少未來議價的機會。有人覺得這是另一次高舉「香港主體性」，打倒中共派港專員梁振英的機會，所以必須帶着「獅虎旗」到場揮揚。最後，或者還有人只是看了第一集《警界線》，實在不忍這部劇集無疾而終，所以他也來到添馬艦政府總部。

於是加起來便有這十二萬人的集會。如果一開始就計較誰騎劫了誰，一開始就要肅清唯一純正的目標和主角，它還會有這麼大的聲勢嗎？

梁文道：美食外交（軟實力之一）

【飲食男女】前陣子看到一本旅遊雜誌專題介紹一個以陽光海灘聞名於世的旅遊勝地，逐一評介那裏新開的度假酒店。我覺得這個專題做得十分實用，因為它居然把「強國遊客」的多寡也納入評論的指標之內，大陸人多的自然不好，大陸人少的則不妨一試。這個地方我心嚮往，但從未去過，近年就更加不敢去了，因為大家都說那片水域已經成了中國旅客的遊樂場。一座島嶼一間酒店，只要十個中國客人裏頭有兩個不文明，天天困處一島就會叫人難受得彷彿鞋子裏頭進了沙。

然後我又看到這個專題選用的青春少艾模特兒如是形容一家酒店裏的餐廳：「好似去咗食人族」，只是因為那家餐廳賣的是東非菜，沙地上面搭了幾間天然茅頂房子，晚上還要在地面插上幾根火把照明。就是這樣，茅草火把非洲菜，便讓一個可愛港女想到了「食人族」。

我怕大陸遊客太密集的地方，因為大陸人多，不文明遊客的總量也大，而不文明是會影響其他人的（比方說在浮潛珊瑚礁的時候發現一包中華煙）。相比之下，我不怕香港遊客，因為香港遊客頂多只是沒文化，影響不到其他人（例如在阿姆斯特丹重開的國家博物館裏細賞林布蘭《夜巡》的時候，聽見有人很小聲地說：好悶呀，都唔知有乜好睇，不如去museum shop睇吓有乜得意嘢囉）。不過，身為港人，我還是覺得那種「食人族」式的聯想未免也太……，太「TVB」了。

對着這樣的香港遊客，對着我們這些從電視旅遊節目裏頭學到國際文化視野的人來說，關於秘魯，你能介紹它的甚麼呢？首先當然是「天空之城」馬丘比丘，接下來談印加帝國就開始有點深度了，要是再接下去說羊駝毛披肩還好；如果談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用台灣人的說法，那就「太超過了」。

放心，我們並不孤單，全世界還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出門在外「食買玩」，認識其他國家也還是「食買玩」。所以近年才會在「公民外交」的潮流之中演化出一道新分支：「美食外交」（gastrodiplomacy），用美食去征服世界，因為胃部是通往人心的陽關大道。現在不是流行講「軟實力」嗎？除了音樂和電影，還有甚麼東西要比食物更容易打動陌生人？它甚至要比音樂和電影還好，因為它還摸得到吃得着，實實在在冇花冇假。

秘魯的美食爆炸也就順理成章，變成認識這個國家的新門徑。Gaston Acurio這位被譽為「全球五十佳」之一的廚界超新星，在他祖國的地位就像天皇一樣，從高級餐廳，秘魯式中菜館，一直到秘魯式漢堡包連鎖店，開了幾十個地盤，把上中下一網打盡。這五、六年更用一年兩、三間的速度把他的企業帝國推向全球，後頭還有一家學生近千人的廚藝學校替他訓練源源不絕生力軍。更別說他的食譜和電視節目有多受歡迎了。全靠這批野心勃勃的民間美食大使，很多人才重新瞭解到秘魯這片有意思的土地。不管是旅遊和美食雜誌的介紹，還是在他旗下的海外「領事館」裏拿到的單張，大家都能發現秘魯的政局原來很穩定（他們的民主普選是強制的，每一個18歲到70歲之間的公民都一定要去投票），秘魯經濟的發展也是欣欣向榮的，到處都有新開張的商號企業（即使它是個貧窮人口還不少的發展中國家）。簡單地講，秘魯正在崛起，正如它食物文化的聲譽一樣。

既是外交，又怎少得了官方的角色。有人形容食物就像外交麵包上的牛油，而最早實踐這套道理的，就是我以前也在這裏談過的日本和泰國。他們的政府不把美食只當做是吸引遊客的觀光事業，還將它轉化成一套綜合外交手段，一方面對外宣傳國家文化，另一方面對內拉抬自己的相關產業。相對於十多年前西班牙畢爾包和今天中國各地用美術館大劇院等硬件來推銷形象的做法，美食外交式的軟實力推廣顯得更有彈性，也更加親和。可是，甚麼事情只要一有政府介入，就一定會引發不少問題。下個星期，我們就來看看韓國的案例。

梁文道：自宮群英（市民的錯之三）

【蘋果日報】改革從來不易，更何況是要改掉長年積累的習慣與信念？例如「大市場、小政府」的意識形態，例如香港公務員體系缺乏遠見與理念的痼疾，例如七百萬香港市民國家認同之不「純正」。梁振英和他的核心隊伍想要改變這一切，打從上台的第一天起就已經知道困難，就已經曉得對手兵多將廣。所以他們做足了心理準備，把所有局面都瞭解為敵我鬥爭。不交朋友，也用不着交朋友；一來那是選舉的事，而選戰已完；二來就怕交友會帶來太多的妥協與讓步，破壞了路線的純正。

在他們的眼中，包括大商家和官僚在內的「原建制派」本來就不可能走在一起。套句當年黃毓民告別泛民午餐派的話講，這叫做「建制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換句話說，這個團隊是在用一種少數激進反對派的心態來執政的。這樣子怎麼可能執政呢？

可以的，因為背後有的是靠山。

由於阿爺照住，天賦王權，所以就能放開手腳大幹一場了。泛民主派本來就親疏有別，不管他。原建制派中的很多舊勢力則是既得利益集團，也不要管他。至於市民，他們則是還未啟蒙，又或者受到了洗腦蠱惑，故此也不能怕了得罪他們。再說吧，我們也有市民支持，只不過他們是沉默大多數，一直沒有站出來而已。如今一加動員，不就出來「愛港」和「為港發聲」了嗎？

然而，對抗大多數也得有對抗大多數人的能耐。這個班子和少數支持他們的人有嗎？至少他們以為自己有，而且感覺十分良好。

陳啟宗當然是個頭腦很清楚的人，問題是他似乎覺得只有他的頭腦很清楚，於是從不放過到處放砲的機會，四處樹敵。邵善波也不是儍蛋，問題是他好像覺得大部份和他不一樣的人都是儍蛋。羅范椒芬更是一個為了「教育理念」，得罪光全港教師和家長的鐵娘子。我還可以再數下去，但限於篇幅，不妨直接跳到剛剛加進這個班底的馮煒光。先不說他有多厲害的政治公關手腕，但他就有這份自信，當大家都在嘲笑他說話結巴「不予置評」的時候，猶能比喻自己的工作像是「白宮發言人」。

對着一幫如此優秀的精英，而我們居然還要不滿，那一定是我們的錯了。

梁文道：艱險他奮進（市民的錯之二）

【蘋果日報】問題是梁振英和他的班子難道就不怕市民的憤怒嗎？打從一開始，王維基打的就是一場輿論戰。放在大家對無箎的煮麵壟斷與亞視的騎呢良心越來越不滿的背景之下，這甚至還演變成了一場人民戰爭。梁振英有接下這場戰事的本錢嗎？假如他很強勢，假如這屆政府廣孚眾望，他走到哪裏都有人自發灑花、跪謝道旁，那他或許還有泰山壓頂欺負王維基的資本。可惜他沒有。

有人說「市民的反應超乎政府估計」，假如行政會議真的全是笨蛋，那也就罷了，是我們香港風水不好。但以一個常人的智商衡量，在出了那麼多的問題之後，在民望低到這種程度的當兒，尤其是才在菲律賓摔了一大跤不到一星期的時間，怎麼可能會幹得出這種明知等於趕着送死的公佈呢？莫非真是學懂了政治公關的絕技，用一個新問題去轉移大家對菲律賓人質事件的注意？如果真是這樣，我們就能明白這屆政府危機不斷的理由了，那都是他們自己弄出來打救自己的妙方。

他們沒錯是害怕傳媒，特別是未來立場不確定的傳媒。但那到底是未來的問題。比起仍然遠在前方的危機，是不是更應該避免當下的災難呢？更何况香港傳媒很可以不是敵人。在傳媒圈舉目無親的梁振英要是醒目一點，應該盡早在剛剛接下曾蔭權這個包袱的時候，就一方面極力爭取商人本色的王維基，另一方面則和比他還要怕傳媒的阿爺打點疏通，越快放行越好，至少表現得比㷛呔友善。就算最後多不了一個陪他上刀山下火海的朋友，也用不着像現在這樣多了一群敵人，若是他們真的如此憂懼傳媒，到了一個寧願馬上重創流血的地步，那其他的事又該怎麼辦。一家電視台就能讓他們嚇得喪失最基本的政治理智，何况普選？

且讓我們再次大膽假設，他們真的沒瘋，而是一群有邏輯講政治的人；那又為什麼會做得出這種人人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政治決策呢？這就只得說到這個班底的基本特色了。

梁振英和他這個班子並非沒有理念，恰恰相反，以他們多年的言論來看，甚至可以說是個很有抱負很有想法的團隊，這些人的最大問題就在於他們把自己看成了「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改革者，同時還有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的共同性格。於是人家的反對，正好證明了我的正確；人家越是反對，我越是要正確地走下去。如果對方冥頑不靈，那一定是他們背後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和支撐。等着瞧吧，沒多久就會有人放風說王維基後頭有英美勢力了。

梁文道：傳媒如鬼（市民的錯之一）

【蘋果日報】這是一個政治決定嗎？廣播事務管理局在兩年前就建議讓三家申請者都得到牌照，政府委任的顧問報告也認同這個建議，想必這是出自專業的角度。三位司長覺得三家申請者都有開辦免費電視的資格，這後頭大概也包含了技術官僚的考慮。可是到了行政會議那裏，卻獨獨踢出了最多聲氣的香港電視，你說他們到底在想什麼呢？

大氣電波是異常珍貴的公共資源，要不要開放它，又該開放多少，以及開放給誰，撇除了專業和技術的因素之外，剩下要想的自然就只能是政治了。蘇錦樑反覆背誦的「循序漸進」，便和我們聽了二十年的「普選要循序漸進」一樣，純係搪塞唬人的廢話。所謂「消息人士」放風出來的「電視行業不是一般行業，外國也有法例規管，只怕頻道太多，任由市場決定，將來會影響行業生態，甚至導致某些公司倒閉。」便更是低級的藉口。且不說香港奉行市場經濟，相信自由競爭的原則；就是那些有法例規管頻道數量的地方，也大可在發牌條件裏頭限制每張牌照底下的頻道數量。

如果真要參考外地（這裏指的外地不包括朝鮮和中國），那就應該學習人家做這種決定時的方法。例如台灣當局，它當年留難「壹電視」的主要問題在於動畫片究竟算不算是新聞。贊成也好，反對也好，最起碼它公開了這個考慮，讓國民一起思辯這個非常實質的課題。我們的行政會議卻以「資料保密」為藉口，硬給全港製造出一個人人競猜陰謀論的環境。

既然如此，我們也就只能為這個政治決定構想出一個比較可靠的猜測了。觀諸梁振英上台以來對待傳媒的態度，以及市民寄諸王維基的期望，我以為他們是恐懼的，大概就是會不會多了一隻惹鬼的香爐了。雖然王維基再三保證自己不看重新聞，專攻劇集，可是見了傳媒就怕的梁班子實在沒有再走夜路的勇氣。三個申請者，我們最關注王維基，是因為他是個未知數。比起另外兩個早在經營收費電視的對手，香港電視最有突破創新的機會。正因如此，梁班子才最怕這個「魔童」攪局。更何況他是唯一一個沒在內地投資的商人，就和黎智英一樣，將來手上沒有制他的金箍咒。所以市民最想要的，偏偏就是他們最不想見到的。結果，就只能是另一輪的與民為敵了。

梁文道：當一切都成了潮流（秘魯潮流之二）

【飲食男女】為甚麼秘魯菜會變得那麼紅呢？我們當然可以從它的「內容」下手。先談談它採用的食材是何等地豐富多樣，由高山、沙漠一直到海洋，要甚麼有甚麼，就連你從來沒聽過沒想過的東西都有；再說說它的技法風格之雜糅混搭，從古印加食譜、西班牙特色，一直到日本和中國移民帶來的各式刺激，幾乎任何人都能在裏頭找到自己熟悉的元素。我們甚至還可以說它輕盈健康，符合今天的飲食趨向。然而，我比較關心的，卻是這股潮流的「結構」。

不久之前，家具就只是家具而已，一張床一把椅子放在那裏，沒有人會太過在意它們的風格是否上乘，也沒有太多人會把它們當成可以展示「自我品味」的道具。有些時候，它甚至是種祖傳的遺產，從爺爺奶奶一路傳到孫子手中，照樣可睡照樣可坐，不是甚麼見不得人的東西。當然，家具也有好壞高下的分別，造工和材料的差異足以道里計。不過，笨重的它們究竟和潮流無關。就算一時有一時的流行，大家也不會感到必須與時俱進的壓力。但是過去十多二十年來，情況漸漸起了變化，米蘭家具展忽然從業內人士的專業展覽變成了飛入尋常百姓家的生活指標，就像米蘭、倫敦，與巴黎的時裝秀一樣。許多人開始以看待時裝的眼光來看待家居設計，覺得潮流是種很重要的考慮，甚至要比傳統的家具評斷標準還重要。就算做不到服裝換季般地來為梳化和飯桌換季，起碼也要把家庭用品與室內設計當成「真我」風格的表達。從前，你穿甚麼樣的衣服，你就是甚麼樣的人；現在，那便你睡甚麼樣的床，點甚麼樣的燈，也是一個涉及你的身份認同的大問題。

這自然是晚期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結果，把一切可以消費的東西都變成關乎身份定位的關鍵因素，把一切可以拿來交易的商品都變成會隨着潮流起落的風格。於是我們才能不斷地買不斷地追，貪新厭舊，丟棄老掉牙的過時古董，買入最新最in的時尚焦點。據說經濟就是這樣子才發展起來的，與垃圾堆填區的擴張速度成正比例。

既然吃喝花錢，那它當然也躲不過這隻足以吞沒一切的巨獸。仔細對比今日和往日的所謂飲食潮流（尤其是比較高檔的飲食），當中最大的區別就是一整套潮流機器的運作，不完全等同於服裝產業，但也相去不遠。飲食界沒有換季show，可它也有了指引風向的各種年度大會。大會上面則有像Ferran Adria這樣的老佛爺站出來預告來年新趨勢（他去年的預言正是「秘魯菜即將走紅」。現在的餐飲業者也和從前不太一樣，有些人開餐館想的不是永續經營，而是「食正條水」，好比今年興乜就買乜的時裝買手。fusion流行的時候開fusion餐廳，就算做得不錯，生意還好，兩年之後也可能要它關門結業，因為更新的「概念」來了。難怪好些的飲食集團標榜自己賣的是「概念」，而非食物。也別忘了我們媒體這一行。你可以十年如一日地吃你的叉燒飯雲吞麵，我們卻不能每個禮拜每個月都在分析叉燒飯與雲吞麵；我們要的是故事，更多更新的故事。終於，飲食媒體變得愈來愈像時裝雜誌，負責告訴大家吃喝飲食裏的in and out。

到了最後，要角登場，那就是開啟潮流的廚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懂得宣傳懂得營銷的飲食設計師。秘魯菜的流行，怎能不提Gastón Acurio？以他為主的幾位秘魯廚師，就好比當年的安特衞普六君子，把一個大家陌生的異邦旗幟插在了飲食世界的地圖上。

梁文道：推理總在晚飯後

【蘋果日報】那天下午，他們一直要我簡單說點村上春樹的事情。據說他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大熱門，所以記者都想早點準備，儘管我一再告訴他們，今年還輪不到村上先生。

本來我並是太喜歡村上春樹，大概是一開頭看的就是「挪威的森林」的緣故罷，倒足了胃口，不只看不完就放到一邊去了，此後還有十多年的絕緣。但是漸漸地，我再度拾起他的作品，並且發現一位真正在經營一個大小說家生涯的好作者。「挪威的森林」裏頭那種文藝青年棉花糖式的情調已然遠去，反而有了盯住一個對象死不眨眼的那種實在和執着。不過，我仍然不以為他會在今年得獎。

猜測每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歸屬，是種圈子裏的遊戲，就好比過年難免打三圈，年年都得玩一回。它考較的首先就是見識，村上春樹大熱，原因之一可能是大家都聽過他的名字，所以在英國賭博公司下注的時候便下得格外親切。可是除了鄭樹森教授之外，我還沒見過有誰有那麼大的本錢，居然能連一些名字都不曉得該怎麼唸的作家都曉得。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文學成就，它指的到底是什麼呢？有多少種標準？就算真的只有一種標準，又怎麼去為天下作家定高下呢？正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既然如此，接下來就只好走棋戲推演式的路子，去計算一下「外緣」條件了。這也才是這個遊戲真正好玩的地方，飯桌上頭假擬瑞典那幫老人家的想法，就和推理中南海海底埋藏的陰謀一樣，很有幫助消化的作用。

類於賭徒，我一向輸多贏少，沒猜中過幾回，但依然不捨死跟。終於到了今年，居然對着一個發現我對村上春樹沒太多話可說，卻又還有點閒裕願意叫我說幾個熱門出來的記者，我福至心靈地押對了寶。這回真是該還神了，雖然是個沒有任何獎品的局。

梁文道：指標中國（指標二之二）

【蘋果日報】今天的中國大抵不會再有毛澤東在位那時的瘋狂舉動了，先想像出一個「反革命份子」的人口比例，然後要求各個地方按照指標殺完足夠的人數。不過，儘管意識形態換了，政策制訂的方式也不可了，可同樣的官僚邏輯卻依然存在。所以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那種在現實之上的空想模式，還是那麼地頑固而僵化。

最新的例子就是近日吵得鬧哄哄的「精神病指標事件」。河南鄭州市衛生局要求底下各個社區部門努力尋找精神病人，並且還為他們設下百分之二的人口指標。若以全鄭州九百萬的人口來算，也就是每一千人裏頭至少要有兩個精神病患。當地社區工作人員便向記者抱怨，說要是真的沒有那麼多精神病人，那又怎麼辦呢？怎麼辦？這個一千人內找出兩個精神病患的指標，可是個與「考核」掛鈎的硬指標，能夠影響那些公務員的升遷和收入。所以，你找不着也得找，真沒辦法，說不定就要編造數字，硬把健康正常的市民指定成精神病患。

這麼荒誕的舉動，背後竟有良善用意。因為學界近年估算中國重度精神病患的人數可能達到一千六百多萬，其中很多人是未被發現也未受到治療的。偏偏自從1993年之後，中國就沒再做過大規模的系統調查。所以中國「衛計委」就頒佈了一套方案，要整個國家的社區部門篩查重度精神病患，以便建立足夠的醫療準備。這個方案按照學界現有的評估，確實是為各個省份制定了病患數字的指標，但它也只是個大概的參考而已。可到了像鄭州這樣的地方政府那裏，數字居然就成了表現政績的硬指標了。

如此一個小小例子，足使大家窺見中國公務機構的運作方式。先是知道下屬會偷懶，於是給他們定下莫名其妙的指標，以防他們賴着不幹事。然後為了爭取表現博好處，人人奮勇，以各式手段弄出一套完全脫離實情的結果。最後，下頭順利達標，上頭受到表揚，皆大歡喜，一次偉大光榮的任務又告完工。大概就是為什麼會有兩個中國的理由了，一個是現實裏的中國，另一個是指標和數字裏頭的中國。

梁文道：數字殺人（指標二之一）

【蘋果日報】年輕的時候讀黃仁宇先生的著作，十分喜歡他見微知著的史家眼光。雖然後來也開始懷疑他那些從細節處導出來的大命題（或者反過來說，那些套在史實細節上的宏觀概念）是否站得住腳；可是他好些膾炙人口的說法，卻還是叫人難以忘懷，久久放在心上琢磨，比如說「數目字管理」。

在他看來，中國歷代王朝的一大難題就是不能掌握社會經濟甚至軍事上的實際情況，無法做到精確的數字管理，往往只能由上而下地架設一套理想的模型，然後荒謬地要整個國家削足適履地套進那個空想出來的模子裏去。但我一直在想，假如確有這種情況，那是真的因為如他所言，是傳統意識形態太過僵化，是國家機器的能力不夠，還是別有一些其他動力使得政府各層對現實視而不見呢？

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例，解放之後沒多久就發生了數目字管理的極端反例，那便是死亡人數超過七十萬的「鎮反運動」了。當時的共產黨政權剛剛站穩陣腳。很擔心各地還埋藏了不少心懷異志的「反革命份子」，所以決定要好好地鎮壓他們一下。而鎮壓手段裏頭最殘酷的一種，自然就是殺掉他們，問題是怎樣尋找和鑑別那些埋藏起來的反革命份子？他們的人數共有多少？又該如何判定他們的「罪行」是否到了該殺的地步呢？毛澤東給下頭的指示是要「大殺幾批」，於是下面的人就在這麼含混的狀態底下去找人來殺了。不只如此，毛澤東還為此定下數字：「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所謂「情形」，並非查出來的「反革命份子」的具體人數，而是他一拍腦門想出來的情形。針對上海這種「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老巢，他就要求「六百萬人口的上海應該殺三千人」；「國民黨腐朽政權」的首都南京有五十萬人，就應該殺不止兩百人。

有些地方的幹部無法完成這些指標，因為他們真的沒法找到這麼多的「反革命份子」，結果遭到斥罵。另一些地方的幹部為了讓上頭滿意，「大力推進革命事業」，結果超額達標，殺了的人比中央原訂數字還高。

讓上頭滿意，或許就是中國官僚政治裏頭最能阻礙「數目字管理」的力量之一。

梁文道：食飯當時裝（秘魯潮流二之一）

【飲食男女】很多年前，在電視上看過一個關於秘魯旅遊的紀錄片，由於主持人和導遊都是廚師，於是便在亞馬遜河的上游表演現釣現做的秘魯水產名菜。當時沒記住菜名，只記得他們處理那條魚的方式。

先拿類似青檸的水果擠榨，再加上洋葱和辣椒等幾種不同的材料混合成一種透白的醬汁，然後淋在切成塊狀的魚肉上頭。不用多久，那些魚肉就被醃得半「熟」。雖然隔着屏幕，但舌頭也能酸出一陣口水，我猜這應該是種很不錯的治魚妙法。再隔一會兒，我才恍然醒悟，這不正是Nobu的名菜「Yellowtail Sashimi with Jalapeno」嗎（也是Nobu唯一令我記得住的菜）？沒錯，松久信幸（Matsuhisa Nobuyki）本來就是個在秘魯工作過好幾年的日本廚師，他這招「Sashimi」大概就是從秘魯人那裏學回來的吧。

自此之後，我就開始留意秘魯菜了。雖然沒去過秘魯，但在別的地方只要有機會，就一定要去試試當地的秘魯餐廳。然後，我就知道那種醃魚的方法叫做「Ceviche」，醃料則是可以拿來喝的「Leche de Tigre」（意思是「虎之奶」）。漸漸地，許多餐館的菜牌上也都有了「Ceviche」，而秘魯菜館更是逐步登上全球各大城市的飲食地圖，從紐約、邁阿密、巴黎、倫敦，一直到我們的香港、上海，甚至北京。終於，幾乎所有傳媒都在這兩年宣佈：「秘魯菜就是下一個飲食時尚的焦點！」

秘魯菜吃些甚麼？它為甚麼走紅？已經有太多人試過說過，用不着我在這裏贅言。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股潮流背後的東西。

我不太能肯定，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飲食也變成一種類似時裝的產品，能夠談得上「潮流」。當然，飲食從來都有潮流。上至高級料理，法國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便有所謂的「新廚藝運動」；下至街頭小吃，我們也都經歷過滿街都是葡撻、珍珠奶茶，以及韓式燒魷魚，然後再一一消失的日子。但是秘魯菜的流行卻是另一回事，它是當代消費文化裏頭各種環節一發展成熟之後的產物。

好比十幾年前的「Fusion」，十年前的「分子料理」，五年前的「新北歐料理」，它真的就像時裝一樣，要有一批當紅設計師般的名廚開疆拓土，有一群像「穿Prada的惡魔」似的權威食評人，有一些像Joyce Ma這樣的人物在做跨國買賣，還有一整隊渴望新故事的媒體大軍在煽風點火；以及最重要的，一大堆貪新厭舊、追求最新時尚的消費者。在這一切條件盡皆具備之後，飲食工業的潮流就能開上快車道了，而且愈來愈快，幾乎就像時裝換季那麼快。前年才告訴大家「新北歐料理」最有型的國際性雜誌，今年便以同樣的熱情公佈「The next big thing: Peruvian Cuisine」。

梁文道：鬼佬搵食

【蘋果日報】我不知道誰是馬斐森，我不知道盧寵茂和程介明反對他接任港大校長的確切理由，我也不知道那些支持他就位的原因說不說得過去，因為我就和大部份人一樣，只能在新聞裏頭看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材料，沒有更多足以做出合理判斷的充份憑據。然而，我可以大膽地評論其他人的評論，尤其是那些集中在他族裔身份上的評論。

劉細良兄在《主場新聞》上頭確切肯定「港大揀對了人」，因為「一個抱住『做好呢份工』心態嘅洋人校長，比熟悉國情，希望將港大貢獻俾祖國嘅華人校長強得多」。表面上看，這話說得沒錯，華人的身份確實容易惹來許多不必要的麻煩。就算外籍華人，只要懂點中文，有一丁點「血濃於水」的族裔情感，人家肯定就會搬出一套套的「中國夢」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類的說詞來弄得你暈頭轉向。在普洱茶與茅台酒的交替灌溉之下，讓你更深切地體認到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做人藝術，比方說國家領導人應該坐在台上的什麼位置。

但話說回來，難道一個只想「做好呢份工」嘅鬼佬就一定不會被我們的「特殊國情」同化嗎？我的經驗判斷，有些老外恰恰是因為太想做好呢份工，最後反而變得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我們自己人都看不過眼的人權問題、政治壓迫，乃至於無孔不入的後門關係，他們全都可以當成是不同文化的特殊習慣，不只寬容尊重，還要學習活用。說到底，他們又不是同你有親，只不過是到此一遊搵真銀罷了。什麼原則價值，全都得讓位給靈活多變的謀利手段。

先別說上海外灘天台酒吧上頭那些樂不思蜀的叩頭洋人，只要看看知識界學術界的狀況，便能明白天朝的厲害。有些跑遍全球一場演講幾十萬的知名學者何以出書唱好中國模式？不妨瞧瞧他們攜眷來回搭頭等艙幾十次的費用是誰出的。為什麼有些國際第一流大學的中國碩士生連英文都寫不好？不妨看看他們就讀的系所是誰來出錢資助？更別忘記薄瓜瓜，吃喝玩樂成績差，你說他的牛津哈佛是怎麼混進去的呢？

可見非我族類未必就不能學會我族的政治菁華，鍾逸傑豈不就是最佳人辦？

梁文道：萬一它認真

【蘋果日報】好幾年前，廣州一家電視台派記者採訪小學，找來幾個小學生要他們各言其志，結果其中一個小孩童言無忌地對着鏡頭吐露心聲：「長大之後，我要當貪官」。記者追問理由，然後他說：「因為會有很多錢」。

雖然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我始終念念難忘，因為這場意外很能說明貪官致富這個想法是何等地深入民心（那條訪問只播了一回就被拿下），就連小兒都明白它是宇宙的真理。

「無官不貪」是許多中國人的共識，儘管本着科學客觀的原則，我很難驗證它到底有多真實。不過大部份人還是會同意當官好處多的事實，否則投考公務員就不會是畢業大學生的首要選擇了。從這個角度來看，近日中國官場掀起的反貪風暴和節約浪潮，很有可能會引起意想不到的後果。先不討論這場運動到底有多徹底多認真，就讓我們假設習近平和王岐山是來真的，想想它會產生什麼效應。

首先，年輕人可能不會再把公職當成職業首選，因為它約束太嚴，好處太少。就拿出差住宿的標準來說好了，過去隨便一個芝麻官到了外地，都能住上五星級酒店套房。如今要是嚴格執行規定，每天不過五百人民幣的費用，你能住上什麼好地方呢？其他的吃喝玩樂也就不必提了。即使人家送上名貴手錶，你也不能輕易戴着出門，以免被人拍照存證。做官做得這麼窩囊，做來還有什麼意思呢？

萬一廉政是認真的，那麼不只還沒當官的青年會覺得當官沒意思，就連已經在做官的人也會覺得沒意思了。不准大吃大喝，不准包養二奶，不准再坐Audi，不准擁有與收入不相稱的財產，還不准家人子女隨意出國移民；人生還有什麼意義？難道真得為人民服務不成？

萬一這一切都是真的。恐怕報名當公務員的人數會減少，恐怕還會引發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官員下海潮。要是從精簡政府的角度來看，這或許還算好事。但若從政權保衛的角度來看，再發展下去可能就要變成大問題了。跟大佬搵食，點知冇啖好食，收返嚟嘅街數全部交番俾阿公，自己冇得落袋，於是大家只有兩條出路，一是集體怠工，忠誠淪喪；二是串連密謀，再選一個新大佬。

所以，這不太可能是真的。

梁文道：精英造反

【蘋果日報】薛蠻子是個俗稱的微博「大V」，粉絲過千萬，常常在網上發言議政，也參加過好幾個以微博為基礎的社會活動。王功權的追隨者沒有薛蠻子那麼多，但粉絲逾百萬的他，無論如何也算是個顯赫的「大V」了。至於潘石屹，這位在香港也十分知名的發展商，更是家喻戶曉的大人物，他也很喜歡透過微博表達他對今日中國時局的看法。薛蠻子被抓了，因為他「聚眾淫亂」。王功權也被抓了，因為他「聚眾擾亂公眾秩序」。潘石屹還好，只不過是被送上中央電視台「接受採訪」，緊張到口吃的地步，結結巴巴地認同政府打擊網絡謠言的舉措：「我我覺得作為大V吧，粉粉粉粉絲量比較高的人，他應該更嚴格的要求自己……不能特別的隨隨意。」

這三個人在政治涉入程度上的分別看來很大。潘石屹儘管也有許多不合「主旋律」的言論，但大體上還保持在光說不練的程度。薛蠻子則不只說話說得比較狠，還試着把微博變成一種公民行動的工具。至於粉絲量最少的王功權，他根本就是中國「新公民行動」的要角，乃「公盟」（北京公盟諮詢有限公司）最主要的骨幹之一。但這三個人又都有些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他們皆非傳統意義上的「異見份子」。他們都不是學院裏頭桀驁不馴的硬派學者，也不是本來就喜歡打擦邊球的媒體公眾知識份子，更不是受到壓迫而被迫站出來替自己維權的底層草根。不，他們不是那種政府早就習慣了的老對手。正好相反，他們本來該被歸類為「既得利益階層」，因為他們的日子過得不錯，都是能在中國賺到好幾桶金的商人。

問題恰恰在於他們的新穎。一些應該安份守己，悶聲發大財的上流精英，跑出來在網絡上月旦時政，甚至在網下實際介入了變革中國社會的嘗試。這才是當局最害怕最頭痛的事。按照至為傳統的理論，有效的運動政治總是得跨階層跨領域的，而民主化則總是少不了中產階級以至於資本家的介入。這三人是否代表了一種新苗頭呢？對付他們，就是要阻止這股趨勢的蔓延，切斷中國公民社會互通聲氣橫向團結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