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他想開咖啡店（傳統的消逝二之二）

【飲食男女】朋友他家在屋邨開茶餐廳，盛夏之前先請師傅來檢查店裏的冷氣，免得到時候出現甚麼問題，熱跑了客人。那位專做冷氣工程的老師傅還帶來了一個年輕助手，每一步驟，都不忘放慢手腳，細心演示給這個青年，並且向他解釋其中訣竅。可是，每回師傅問他：「睇清楚未呀？記住呀！」那個年輕小伙子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一邊打呵欠，一邊四處張望。忙完一個上午之後，朋友順便請師傅在店裏午飯，聽他大發牢騷：「都唔知而家的後生仔做乜？咁好份工，我又咁畀心機教佢，硬後無心裝載。講真呢行啲收入真係唔差，咁多食肆酒樓，咁多商場鋪頭，夏天忙起上嚟，一個月大大話話可以搵到成十幾個㗎」。

朋友嚇了一跳，因為我們都不曉得維修冷氣工程也能賺得這麼多。師傅又再解釋：「係呀，因為呢行唔係好夠人，我哋呢輩退咗之後，就唔知有無人做㗎啦。所以後生仔只要肯搏肯學，我哋一定會畀心機教，佢哋會有前途㗎。只不過呢個徒弟仔真係無興趣，我諗佢都係做唔耐㗎啦。」於是朋友接着追問：「咁佢想做乜嘢呢？」老師傅嘆了口氣，搖搖頭：「我都唔明，佢話第日想開咖啡店喎。」

這類故事，我已經聽得太多了。後來我又遇過一個在旺角替人做鞋的老匠人，手工好得不得了。他的作品雖然不是John Lobb那類國際馳名的奢侈品，但最高一雙四、五千港幣的全手工男裝皮鞋，鞋型卻是特為亞洲人的腳板型設計，舒適程度可能還遠遠過於英、意名牌。可惜，這位老師傅大概是香港碩果僅存的製鞋匠人了，他這家小店關門的日子屈指可算。是因為租金狂加，所以被逼遷？是因為大家都買舶來現成貨，不願嘗試本土訂製的工夫？都不是。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後繼無人而已。

最近一兩年，所有媒體都喜歡做些老店老行業的故事，一方面懷舊，感懷傳說中的人情味和有板有眼的工藝程序；另一方面則批判，矛頭直指地產霸權。甚至自由行勢力的無孔不入。說到最後，便是香港變了，本土的、傳統的、小戶經營的老風味一個接着一個消逝。彷彿責任全在外來的龐然大物，我們自己一點責任都沒有。

沒錯，我也痛恨地產霸權，痛恨政府的產業政策及城市規劃，痛恨一切來自北方乃至於所有外地的粗蠻力量。然而，且讓我們假設，如果這些今天遭人唾罵的東西都不存在，我們今天珍惜的這些老店老工是否就能好好地活下去呢？

不客氣地講，我覺得我們對記錄那些老工藝老商店的興趣，要比繼承他們的興趣大得太多太多。因為繼承，需要的是吃苦耐勞的精神，願意死死磨住一塊石頭，按部就班，日復日年復年地耗下去，不一定有掌聲，也不一定有成果，更加談不上甚麼自我的發揮。創意，往往是熟能生巧，很多年很多年之後的事了。我們去日本和歐洲旅行，艷羨人家手工藝傳統的茂盛；但可曾注意，那裏仍有不少青年對着窰火，苦學十年陶藝，將來就是這行的接班大師了。我們呢！為甚麼偶爾看見幾個年輕人願意回頭研究皮革，自己摸索皮包皮帶製作，就如獲至寶地珍重推介？那是因為這樣的人少如鳳毛麟角。

也許有人懷疑，冷氣工程難道也算手工藝嗎？但在我看來，重點並不在「藝」那個字所帶來的泛泛想像，而在它所蘊涵的技巧，以及技巧的熟練操演。對於這些基本要素的尊重和付出，方是一切工藝的起點。不管是維修冷氣，還是煮好咖啡，它們都要求類似的態度。這種態度，正正違背了我們凡事行精面的香港精神，不是香港可以負擔得起的奢侈。

更不要說老行業那上不了大枱面的黑手形象了，燒臘、點心、花牌，以及冷氣工，都不光鮮都不漂亮。那真是我們想要親身投入去學去做的行業嗎？

幾個月前，我寫過一篇東西談香港人對本土景觀態度的轉變，談到了當年拆九龍城寨無人惋惜的往事。結果有年輕讀者覺得我想批評港英政府就和今天的特區政府一樣樣壞，一樣想要消滅本土；他批評我是轉移視線：「當年的城寨根本不能和今天被自由行逼走的老店相比，城寨烏煙瘴氣，是城市的毒瘤，拆它是應該的。」原來這就是想像中的本土，古老但要乾淨，又符合我們一貫的秩序觀念，又有不流行不骯髒的老風情。當年拆除城寨的那個香港，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今天的香港。批評城寨，請先回去研究一下它的歷史和面貌；懷舊，也請回想我們願不願意加入那個老舊的傳統。

梁文道：本土未必本土（本土與財團二之二）

【蘋果日報】我們講本土講了這麼多年，常常把情感和集體記憶當成本土的重要元素，也漸漸將是否香港原生看做判斷一些人事物算不算是本的重大標準。如果按照這樣的思路，那麼百佳、惠康、大家樂、大快活乃至於長和、中電、新鴻基，豈不全都是血統純正的香港本土？

我可不是開玩笑，有時候我們還真會對一些富可敵國的大財團產生很個人的感情，將它們看成是我們的一部份。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滙豐銀行。雖然人家早就從「Hong Kong Bank」變成了「HSBC」；雖然香港是它最穩定的收入來源，也是它裁員的時候最不留情的一個地方。但是部份港人始終對它不捨不棄，把它總部撤回香港當成是件值得慶賀的大事。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才能看到一些平常被人批做「左膠」的本土觀點的必要。不論哪一種本土派，大概都很難輕易地將百佳和惠康當成本土代表。那是因為我們始終不能將階級元素從本土裏頭割捨出去。聽說李嘉誠有時候會向人私下抱怨，他為香港「做了那麼多的事」，結果還要被人痛罵「地產霸權」；其實也是因為大家始終或明或暗地懷抱了這種階級觀點。

按照這樣的觀點，本土的核心並不在於一個東西是否來自香港，是否長年存在於香港；也不在於香港人對它熟不熟悉，甚至有沒有感情；而在於它和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具體關係。我們覺得街頭一家小麵館要比百佳更本土的理由，並非它的歷史更悠久，而是因為它是草根庶民的市場活動，而且成為了一個活生生社區的網絡結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哪怕是一個來港不過十年的新移民開了家餃子檔，也要比滙豐銀行「本土」得多。

商人無祖國，他們說來就來，說走就走，不帶一片雲彩。李家要賣百佳，將來又會不會輪到其他家族的二、三代要出售旗下產業呢？

梁文道：香港人嘅百佳（本土和財團二之一）

【蘋果日報】大概是一年前吧，和朋友宵夜時開玩笑，想像未來會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中資集團大舉擴張，領匯等商場受到更高租金的吸引，紛紛把原有超市的位置轉給了新近崛起的大國超市，幹得百佳節節敗退。被逼到絕路的百佳只好轉頭訴諸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大打本土牌，希望民意起碼會站在它那邊。說不定他們的口號就是「百佳．香港人嘅超級市場」。要是真的發生了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我們香港人又會不會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呢？一邊是老牌「地產霸權」，但忽然成了最新的「本土代表」；另一邊則是「強國紅勢力」，卻暫時充任了打倒固有壟斷的英雄豪傑；我們應該幫誰才對？

當然，這只是個好玩的思想實驗而已。現實是大財團永遠用不着庶民的同情，他們自己就會把半壁超市江山拱手讓人。而且他們的算數我們永遠也看不懂，你以為百佳砍倒街市小販賺到盡？原來這點小菜根本不夠大鱷填牙縫。才一眨眼，「陪伴」港人數十年，「根植本土」處處有的百佳，如此容易就變了顏色，隨時成為南下中資的囊中物。

儘管荒誕不經，但當時我們想像那個圖案，卻是為了嚴肅探討當前流行的公共討論的盲點，在我們的集體意識底下，「本土」是長期存在於我們身邊，朝夕相處，乃至於發生了感情的一團集合，它今天面對的主要威脅，則是來自大陸的巨大壓力，這股壓力會沖走一切我們熟悉的事物，使我們不再認得生於斯長於斯的可愛香港。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可愛的香港又包不包括百佳、七十一，以及大家樂呢？無論你願不願意，這些龍頭連鎖店到底也是我們習慣了二、三十年的本土產物，不是嗎？

梁文道：懷舊

【蘋果日報】那天，陳茂波的囤地事件仍未爆發，我正好在飛機上巧遇梁錦松，當時心裏頭就立刻浮上一股替他不值的情緒。想當年梁錦松「偷步買車」，比起這屆政府的一連串醜聞，真是算不上什麼。尤其不能比較的，是先後兩代政治人處事的方法。那時候梁錦松幾乎是馬上遞上辭呈，儘管很多人心裏頭都不願相信昔日的銀行神童，竟會為了那點蠅頭小利而犯上足以毀棄政治前途的大忌。今天呢？行政會議成員林奮強可以無限期休假，妻子經營劏房的陳茂波可以用一家大家查不到底細的離岸公司胡混過去，貴為行政長官的梁振英更能搬出一個逝世的朋友掩蓋僭建的指控。

一個星期之後，囤地的事情給人揭發，陳茂波一伙人和梁錦松那一代的距離就越拉越遠了。誠如評論家添馬男所言：「對比今日陳茂波有計劃部署地去將經營劏房及擁有東北土地利益隱藏，梁之誠信問題不過係小巫見大巫。至於楊永強因沙士苦主一句『厚顏無恥』而請辭下台，以今日梁振英政府展示之政治道德標準而言，應評為高風亮節。」

十年前，五十萬香港人上街遊行迫得董建華腳痛下台，沒想到如今卻有越來越多港人懷念他還在位的時候（「起碼佢係好人」），更沒想到我們現在甚至還要連帶懷念起他的班底。的確，楊永強可能已經是這麼多做過局長的人裏頭，最懂得基層需要，最關心公平問題的一個。而梁錦松的理念之清晰，政治手法之純熟，就更加是當前政府一眾官員裏打着燈也找不着的人才。

最要緊的是，他們起碼知恥，知道公家職位的道德基礎與群眾觀感的重要。我實在不曉得香港怎麼會墮落到這個地步？政治人材就像開機關槍一樣，子彈一眨眼就打得乾乾淨淨，半點不剩，只能拿些泥丸充數。公職道德水準的滑落，則如斷了纜的升降機，直接撞地。就這樣子的人物，還好意思大言不慚地推動國民教育？現在的電視新聞根本應該配上「家長指導」之類的聲明，免得孩子不只做不好國民，甚至連人都不懂得該怎麼做了。

那天我半開玩笑地對梁錦松說：「咁嘅環境，不如你出番嚟呀，肯定好得多啦。」他即時甩手擰頭：「我仔細老婆嫩，唔好玩我喇！」我也很想對陳茂波說一聲：「唔好再玩我哋喇！」

梁文道：有人和我討論理性的問題——序《草木皆兵》

香港在許多方面的確是越來越像大陸了，比如說今日不少人在網上月旦時事的時候，都喜歡一上來就先祭出個「利申」。

所謂「利申」，自是「利益申報」的簡稱，在大部份情況底下，「利申」並非真的要申明什麼利益瓜葛，而是想先把自己的立場說清楚。例如「首先要講明，我是人力粉絲」，或者「我絕對支持拉布」，或者還要再衍述一番，把這個立場講得透徹一些。然後才能細細說明自己真正想要表達的觀點。

這可真像大陸，而且還是三十年前的大陸。回看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時期的出版物，特別是翻譯書，前言也總少不了這類「利申」：「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作者的觀點難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偏狹，具有唯心主義的傾向。我們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主義的歷史觀點，批判地分析其中的盲點與不足……。如此才能較好地發展我們自身的美學研究，參與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精神文明建設事業。」經過一輪廢話，好不容易，我們才總算看到了一本古希臘藝術史入門書的正文。

「利申」的唯一作用就是「表態」，表達自己對某種政治立場或某套意識型態的忠誠。把話先說在前頭，以免人家誤會，一下子火遮眼，將我打成「反黨份子」（或者「港奸」、「賣港賊」）。問題是為什麼大家要害怕自己給人誤會呢？好端端地說理，怎麼會惹來「反共」或者「賣港」的嫌疑？那大概是因為許多讀者並不真的期待說理，他們只想得到共鳴，也就是想要看到更多人和自己的立場一致，見解一致。他們不願學到什麼自己還不曉得的事情與觀點；他們唯一願聽的聲音，就是自己言語的回聲。

好玩的是，「利申」的存在恰恰點明了一項事實，那便是儘管立場一致，同一個立場之上也還能樹立數不清的區別。我先表態效忠，是因為我知道自己接下來的話有點複雜，甚至和同一派人的主流看法稍有差異；我可不想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就給我扣上一項簡單的帽子。而說理，豈不就是為了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更形細緻，豈不就是為了令我們的思考更加複雜？那是任何現存立場都包涵不了的細緻與複雜。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之中，我讀老友陳景輝的書稿，一頁頁這麼看下來，真是不能不感慨時光流逝之快，世事變幻之奇。想當初剛剛認識景輝的時候，他還是個十來歲的年輕人，正好是我非常尊敬的藝術家，楊秀卓老師的高徒。景輝雖然無心於學校課業，卻喜歡讀些一般大學生都未必啃得進去的哲學書，同時對種種社會政治議題異常投入，彷彿讓我看見了少年時代的自己。後來胡恩威和我開辦「牛棚書院」，他也常常過來活動，便多了不少和他一起討論問題。

那個時候，我們其中一個共識就是不滿香港主流社會天天把「理性」掛在嘴上的風氣，覺得那其實是種「理性」的誤用，甚至是種反理性的表現。例如掌權的建制派領袖，每逢示威遊行，每逢抗議集會，都要走出來勸告大家「理性一點」；似乎政治運動一上街就是不理性。就連遇到批評和反對，他們也要說這是「不理性的謾罵」。為什麼街頭集會不理性？為什麼不合己意的評論不理性？他們從不解釋，好像大家都曉得，理性就是遵從既有的秩序，就只是一種沉默的合作而已。

在我看來，這種把理性等同於不爭論的保守態度還不算最壞，更糟糕的是將理性貶低為犬儒，乃至於虛無。最好的例子就是某些電台Phone in節目，討論一樁意見分歧的事件，主持人先請A君發言三分鐘，再請B君回應三分鐘；兩番來回之後，很客觀很持平的主持人就會打斷大家，下一個最中肯最理性的結論：「這都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立場，大家要互相尊重。香港畢竟是個言論自由的社會。」

多少年來，香港就是一個這麼「理性」的地方；多少關乎重大價值選取的討論，多少關乎根本政治立場的辯析，就是這樣一次又一次地胡混過去。理性不再是在論辯過程中層層深入的探索，不再是不同觀點的仔細鋪陳；而是各說各話，溫吞客氣，然後不爭論。彷彿大家都很害怕認真地面對立場與價值，想方設法地迴避那些傷感情的問題，並且聲稱這才叫做「理性」，還要拿它當做言論自由的證明。

還記得已故的「斌仔」曾經激起安樂死的討論，但沒過多久，我們就集體迴避了這個煩人的課題，以一句「社會有不同意見」輕輕帶過，迅速將這件事轉化成群星送溫暖式的香港故事，十分「積極」，十分「正面」，也十分地香港。在當年的香港主流社會看來，理性似乎不是用來衍述不同意見的程序，也不是用來深化不同立場的力量，而是我們逃離立場之辯的藉口。在社會運動上是個積極行動派的景輝，當然更加討厭這類和稀泥式的言談。沒多久，他就在他自己肯認的價值引導之下走上了街頭，靜坐、苦行，乃至於絶食，終於成為香港「八十後」的代表人物之一。

當年我們迴避「理性」二字，猶如迴避咀咒；不料如今我卻讀到了一個反過來勸大家要理性一點的陳景輝：「公共討論淪為污名化的遊戲，而非更好理由的追逐。問題不再是可供分析的『誰更合理』，而是難以驗證的『誰更忠誠』。人們最終忘記，講究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本來就是民主的一部分。這裏所談的公共理性，並非之前溫和派用以規約公民行動和情感的所謂『和平理性』，而是一種自治原則」。我們曾經最怕聽人教訓大家「理性」。怎麼現在卻輪到比我年輕，也比我更有行動力的陳景輝站出來呼籲理性了呢？

這裡牽涉到的時代精神之更易，真是快速得叫人難以應對。才不過五、六年前，香港人還挺喜歡把理性當成擋箭牌，用以躲閃一切關乎價值和立場的認真追索。今天，許多港人卻變成一群試圖在一切文字和言論之中迅速發現立場，並且拿住立場死纏不放的信徒，甚至將陳景輝這類還在倡言理性的人打作「理性霸權」。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難道香港人終於醒悟，了解到立場和基礎價值的重要，不再為那套偽裝客觀的「和平理性」所迷惑？

我有點懷疑，如此迅速的顛倒並不是真正的成熟與進步。在不願意談半句立場問題，與只關心立場問題之間；在極端的虛無，與極端的狂熱之間；也許只不過是隔了薄薄的一張紙而已。兩者共同的地方始終是理性之匱乏，前者是單純地描述不同立場的存在，然後中斷理性的深入分析；後者是單純地選定一個立場，然後拒絕理性的展開差異。換句話說，這兩種社會政治取態只不過是一塊銅板的兩面而已。就像一個人從什麼都不相信的犬儒，急速轉化成最死忠的狂熱信徒；這種轉化的內涵，往往十分可疑。

難怪景輝的文章老是令我覺得吃力，並非他的行文用字有毛病，而是他的立場太尷尬。一方面是個街頭行動派，要開足火力揭穿「和平理性」的面具；另一方面又是個時局之中的思考者，要冷靜下來重申「公共理性」的必要。左支右絀，兩面不討好，這大概就是理性的代價。我想他一定知道這點，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能讓他成大名當教主的；但我也曉得，他並不在乎。

（本文是梁文道為陳景輝新書《草木皆兵——邁向全面政治化社會》所作的序）

梁文道：宏大

【新世紀】最近幾年，從政府到民間，皆有不少重振傳統文化價值的說法，大概是為了對治「精神空虛」問題的一種舉措吧。而所謂「價值」，並非一套懸浮在大腦上空的抽象觀念，它還要一整套社會實踐、制度環境，以及物質條件的支持，這才能夠落實為行之有據、行之有效的信念和規範。

就拿孝道來說好了。在中國傳統裡頭，祭祖和掃墓便是體現孝道的重要習慣，而它所需要的物質條件自然是牌位、祠堂與墓地。

偏偏就在大家熱衷於讀《論語》、學「忠孝」的這幾年，一些地方興起了一波與之平行的「平墳運動」，並且浩浩蕩蕩，莫之能御。

其中最大張旗鼓者，莫過於河南周口市的「平墳復耕」。當地領導一聲令下，兩百多萬座墳頭就在幾個月內夷為平地。政府部門還說這是「改善風俗」「利國利民」的好事，最起碼又多了些可耕用的土地，很能促進「經濟發展」。

由於人民的墓地都被碾平了，所以當年為人民犧牲過的烈士也只好陪著二度壯烈。2010年，湖北京山的烈士公園改造成功，變為省第十三屆運動會的網球場館。再早一年，還有江蘇南京望江磯海軍公墓被徵用開發的事件，連被鏟倒的七十多座墓地上的碑文，都沒有抄錄留存下來，官方的解釋是，「我們要這些名字沒有用，七十多個，我們不可能一個個去把碑文抄下來吧。」今年，又有江蘇沛縣的烈士陵園拆遷的消息，據說原址可以拿來開發建房，不失為解決民生需求的良策。

然後，韓國總統朴槿惠在訪問中國期間，給我們送來了一份「大禮」，三百六十具中國援朝志願軍的遺骸。原來韓國政府把它這些年來找到的中國軍人遺骸，一一安葬在一座非常特別的陵園。一般韓國墳場的墓碑坐北朝南，但這座有軍人看管的陵園墓碑則坐南面北，以示故國之思。

老實說，韓國政府的這番舉措是很感人的，朴總統的這個倡議也是很友好的。但是就像一些網民們所說的，在我們正忙著平墳的時候，送回三百多具遺骨，這真不知是大禮還是個大包袱。

好消息還是有的，今年7月7日，二百零二位死在仁安羌戰役的抗日遠征軍，終於在南嶽衡山忠烈祠內有了一座總靈位。這地方我上個月才去過，莊嚴肅穆，人一進去就會不自覺地沉默下來。享堂內一塊塊碑石上，刻記了幾十位國軍將領犧牲就義的經過。薛岳將軍等人的碑文更是令人難以平靜，真不愧「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招牌。

可是，儘管祠內資料館詳盡說明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歷史，卻忘了提到祠側本存大型烈士集體陵墓七座，其中一座更安葬了當年狠狠教訓過日軍第六、第九師團的「無敵軍」——國軍第37軍60師兩千多位將士的英靈。這些陵墓全在建國後掘毀，近萬屍骸遭到挫骨揚灰的命運，聽說是要「徹底消除反動遺蹟」。

既然有這麼多關於墳墓的故事，好些有心人也順道提起了美國紐約格蘭特總統陵墓的故事了。

這故事的重點不在這位南北戰爭的名將，卻在這座陵墓旁一個叫做St.Clare Pollock的五歲小男孩身上。

這個小孩死在1797年，隨後葬身此地，他的父親太過傷心，便將整塊土地賣了出去，惟一條件是要永久保留愛子的墳墓。

於是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轉手，每一代賣家都要求下一代買主信守當初的諾言，直到1897年美國政府買下，成了它的主人。

照道理講，百年前的約定對後來的地主沒什麼約束力了，然而，或者出於信仰，或者受到民意的壓力，不管是地產商還是政府，都還是保住了小男孩的墓，並且屢加修葺，使之長伴格蘭特總統身側，至今仍傳為佳話。

請勿誤會，以為我又想搞些文化比較的濫調。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真正想說的，是最微細、最平凡的價值的要素。這個感人故事的核心，無非「信諾」二字而已。不平小男孩的墳，是因為我答應了上一任賣家，而上一任賣家又答應了再上一位賣家，就是這麼簡單。

有些時候，我們太過崇奉很宏大、很抽象的理念，比如說「為國犧牲」，又比如說為了「經濟發展」和為了「消除反動遺蹟」。你永遠可以找到全新的宏大話語，所以你也永遠可以掘毀推平一座座小小的墓地。過去的宏大話語，過去的不朽英名，在今天更偉大的需要之下，就是「我們留著沒用」的名字了。

梁文道：小吃的退步正是新加坡的進步（傳統的消失：雙城記之一）

【飲食男女】兩、三個月前，蔡瀾回到新加坡小住了一段日子，其間當然要一一嘗遍他記憶中的美味。然而他的結論卻是「看到新加坡的美食就這麼一樣一樣消失掉，像瀕臨絕種的動物，一種一種地絕迹，很可惜」。蝦麵也好，豬雜湯也好，一切都走樣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蔡生的解釋是新加坡人活得太安逸了，失去了過去的進取心。尤其年輕人，都等着收割父母種下的成果，根本不想再過上一輩捱更抵夜的那種苦日子。

後來，被新加坡的記者捉着我回應，問我怎麼看新加坡街頭小吃凋零的現象，是否同意蔡生的判斷。新加坡的傳統小吃不行了，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用不着我這個外人置喙，請一海之隔的馬來西亞人說幾句，恐怕比誰都要到肉。我也認為這個現象的關鍵出在代際交替，老一代人幹的事，新一代真的接不下去。只不過我懷疑這不是年輕人努不努力的問題，而是他們在不同方向上努力的結果。

各地的華人小吃都是些看起來很簡單，要做好卻得花大力氣的苦差。假如芸芸小販之中，真有出類拔萃的能手，靠着一碗麵養活了全家老小，還替子女攢夠學費，有望過上中產階級所夢想的好生活。你猜他們想不想下一代接棒呢？

正是「望子成龍」，我敢說沒有任何一個小吃攤的老闆希望孩子長大以後也成小販的。並非這行賺錢不多，也並非其他行業就一定沒它辛苦。只是華人文化從來瞧不起「廚房佬」，特別是在大街上賣老派小吃的（儘管我們又喜歡誇稱華人最愛吃最會吃）。有些白領工作的收入可能還比不上一檔成了名的麵攤，辛苦程度卻又不一定差得太遠，但大家硬是覺得他們夠體面夠格調。假想一個茶餐廳老闆生意很旺，孩子全都出國上大學，要是小孩回來說要接手幹那街頭炭火煲仔飯的買賣，想想看老子會怎麼回答？多半就要破口大罵：「你個衰仔咁無出息，養到你咁大讀完個master返嚟，竟然想煲煲仔飯？」

而在整個華人世界之中，可能再也沒有會比新加坡人更加相信那種現代中產夢的地方了。斯文、乾淨，守秩序講教養的白領，幾乎是這個國家的政府替自己國民設定的標準族類。他們怎麼可能不努力？他們簡直是太過努力，不僅努力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努力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他們甚至還很努力地想把整座城市變成一個幾乎只能在圖畫上存在的烏有鄉。路上沒有垃圾，少年之中沒有胖子；以人工修整南洋雨林的不馴，使之成為花開四季的大花園；以意志克服傳統華人的習性，徹底告別那個曾經以嫖賭煙毒著稱的殖民地。而在這樣一座城市裏頭，自然不容小販散亂街頭；他們只能集中在整潔的有頂集市之內，或者留在幾塊罕有的飛地上供遊客獵奇懷舊（就像金魚缸一樣）。

簡單地講，這是個個體做着中產夢，集體做着所謂「現代」夢的地方，而且幾近夢圓。對這樣的國家而言，早上三、四點起床，五點就對着爐火大汗淋漓地煲湯，然後中午開市，在沿街的檔口吆喝賣麵的傳統小販，簡直就是種過去的夢魘，必除之而後快。今天蔡生吃不到小時候的味道，這就說明了新加坡的進步和成功。

如果你覺得這個小販和傳統小吃消失的故事很耳熟，那是因為新加坡之後，就輪到我們香港人最愛做那種現代的中產夢了。

梁文道：富國強兵（「中國人成熟嗎？」三之三）

【蘋果日報】為什麼在部份中國人的眼裏，戰爭變得這麼容易，甚至如此必要呢？或許可以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官方推出的種種「中國夢」論述裏頭讀出一點綫索。看了這麼多正面宣傳「中國夢」的文字攻勢，我覺得它和以前所謂的「強國夢」，實在沒有多大的區別，重點始終就在「強國」而已。似乎中國人最大的夢想就是國家強盛；即便談到幸福，那也不單是個人的福祉，而是全部國民集體的幸福。

據說「中國夢」的提出，是對着「美國夢」而來的；是為了解決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總體發展方向，也沒有什麼特別令人信服的基本價值觀的問題。可是，就像我的朋友邱震海所言，國家強大只不過是個狀態，是個方法；它根本不是價值，也不是方向。你強大之後想做什麼？又為了什麼目的而追求強大？這才是關乎價值與方向的課題。

問題恰恰就在這裏，從一系列的神舟航天計劃，到北京奧運、上海世博籌辦不完的盛事，這一切都被當成強國的指標，官方一而再、再而三地藉着它們宣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可是我始終不曉得這麼強大又是為了什麼，好像「強國」本身就是一個自足的目標似的。

難道不是嗎？一定有人會這麼反問。的確，自從鴉片戰爭以降，「救國」和「強國」就成了中國主流情緒的核心部份。中共建政至今，這股情緒只有變得更加沉重，絲毫沒受社會主義批判意識的影響，反而成了愛國教育的主旋律。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一種悲情，充滿了雪恥去辱復仇心態。大家好像都不覺得「強國」還需要理由，也不懷疑「富國強兵」這四個字是否就是強國的唯一標準。

為什麼要「強兵」？套句每一個大陸人都非常熟悉的老話：「落後就要挨打」，強兵自是國家不再落後也不必再怕挨打的指標和本錢。「落後就要挨打」，反過來說，是否表示不落後就能自由地打人呢？這裏頭埋藏的是種非常粗糙也非常可怕的社會進化史觀，完全把國際局勢看成一片弱肉強食的原始叢林。在這樣的觀念底下，戰爭不僅正常，而且正當。說打就打，不必理由；打仗甚至還是愛國的表現。就像當年日本，大部份好人家都不置疑戰爭的原因，只覺得它既愛國又光榮，是國家強大之後最該走的道路。

梁文道：不打就不行了（中國人成熟嗎？之二）

【蘋果日報】前陣子恰巧遇到全中國名氣最大的一位軍事評論家，他還是個解放軍的現役將軍，專門研究戰略問題，當然也十分了解今天中國軍事迷的心態。我開玩笑地問他：「如果現在微博上頭的東西全部都有外文翻譯，你猜外國人看了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呢？」他馬上回答：「那他們肯定嚇壞了。」當時我們正在討論中國民間的國際認識，那微博正好反映了中國不少百姓的對外心態。遇到釣魚島問題，當然有人力主打一場硬仗；遇到菲律賓的黃岩島糾紛，他們也是想打一仗再說；就算遇到越南的海洋劃界爭議，答案仍然還是趕快打一仗。這些言論只要外國人看得懂，那麼官方就算再多「中國人自古以來愛好和平」之類的說詞，也就一點效用都沒有了。

明明國際局勢如此複雜，明明認知這些局勢的框架如此多樣，明明在打仗和不打仗之間還有如此之多的選項；為什麼竟有這麼多中國人幾乎連想都不想，便把這一切考慮成「打還是不打好」的簡單問題呢？

邱震海在《中國人成熟嗎？》裏頭把這種現像總結為「戰略思維的貧乏」，並且將它看成是整體性的「國民不成熟」。的確，在所有有點歷史，有點影響的國家之中，恐怕只有中國的老百姓全把戰爭看得這麼簡單，甚至這麼必要。不單是在發生外交爭論的時候，動不動就喊打喊殺；即使沒有任何麻煩，竟然也有不少人把戰爭看做是國家強大與否的試金石。好比練過功夫渾身發燒的小伙子，總想找個藉口試試自己的本事。

幾年前我還在一本暢銷書上看到另一位著名軍事評論家談到他訪問東南前線基地的心得。他很讚賞那些基地的士兵的士氣，也很佩服他們演練的表現。然後，他得出了一個我完全看不懂其中邏輯的結論：但是這個狀態不能拖得太久，軍隊不可以太久不打仗。再拖下去，就會拖散士氣，還會鬆懈掉了他們備戰的緊張情緒。所以短期之內，我們實在需要一場戰爭。

一個自詡擁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一個在過去兩百年間受過多少戰事毒害的國度，它的知識份子卻在擔心仗打得不夠頻密。這能夠算是成熟的國家嗎？

梁文道：應該打一仗了（中國人成熟嗎之一）

【蘋果日報】在大陸做電視，最容易保證收視率的方法之一就是開一個軍事節目，就像每個星期發佈一回的「詹氏年鑑」，介紹一下各國最新軍火科技；又像人類戰爭史的個案分析，每週講述一場經典戰役。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這麼一群軍事迷，他們的數量和熱衷程度足以撐起所有電視台的所有軍事節目，讓它們成為那些電視頻道收視率最高的頭幾位節目之一。

大部份小男孩都曾有過軍事發燒的階段，喜歡組合坦克，飛機和戰艦的模型，愛玩模擬戰事的電腦遊戲，假想自己擁師百萬，乃開疆拓土的不世名將。長大之後，這些玩具和遊戲就成了封塵的記憶，好比水痘，種過就不怕再犯。然而，大陸卻有如此一群似乎永遠長不大的軍事發燒友，以成年人來算，數量大抵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他們迷戀戰爭，想像戰爭，並把戰爭想成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簡單法門。就像我的朋友邱震海在他的新著《中國人成熟嗎》裏頭所舉的那個例子：

「2012年年初，我到毗鄰東南亞的中國某省演講，聽眾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全國著名大企業的企業家，談的不是中國的周邊安全，而是中國的內部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面對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問題，中國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麼做？一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企業家表示：『下一步，中國應該打一仗了。』此言一出，先是語驚四座，然後很快就贏得了掌聲和認同。」

震海兄的這個小故事，我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遇過太多太多類似的狀況了。不管是公開活動，還是朋友聚會，打仗那麼輕易地到達大家的唇邊。它不只是什麼局勢會引發戰爭的問題，也不只是該不該發動戰爭的問題，居然就是何時應該打一仗的問題；沒有理由，不需要太多解釋，自然而然。這種不忌憚戰爭甚至渴盼戰爭的心態，就像震海兄所言，是今日中國民間和精英階層的常見情緒；也如他的分析所述，乃當年德國和日本在走向戰爭前夕的社會騷動之翻版。

梁文道：多元亦純粹的香港

關於文化，梁文道說，「再也沒有一統天下的東西了，香港變得更加多元化，也比以前更加細緻」，所謂「高雅文化」，「反而變得更純粹」。關於生活，梁文道說，香港人「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去研究怎麼樣在高密度的狀況下維持秩序和效率。」

【中國新聞週刊】香港，在很多人眼中是一種文化符號，溫煦著近現代史中有關南洋的記憶與想像，牽動著傳統中華文明的涓涓血脈；是一個經濟風向標，亞太甚至全球的股市波動與風雲變幻都在一瞬間；是一個貼有「購物天堂」、「美食之鄉」、「動感之都」、「國際金融中心」等一系列耀眼標籤的地方。

回歸十六載，這樣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香港文化的精髓到底在哪？與內地的交流到底帶給香港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又將導向何方？這些問題，對於一些跨越區域的文化人而言，感受尤為深刻，《中國新聞週刊》近日採訪了其中著名的一位——香港時評人梁文道。

沒有主流，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

《中國新聞週刊》：早期很多人對香港的印象，大都來自TVB金庸武俠劇、警匪題材電影，以及寶麗金的經典粵語歌，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集大成時代。但今天，大家感覺香港文化好像停滯了，很多香港知名藝人、文化人也紛紛選擇來內地發展，這是否說明香港的文化環境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梁文道：如果從流行文化來講，香港是好像很停滯，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香港比以前更好了。其實恰恰是流行文化的霸權衰落了，TVB不像那麼強勢，再也不是所有人都等著看它的電視劇了，大家才因此多了很多選擇，開始注意到香港其實還有別的很多東西。其實香港向來都有流行文化以外的東西，只不過那些東西大陸從來沒注意到，今天當然也沒注意到。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您看來，今天香港文化的主流是什麼？

梁文道：現在沒有主流。事實上，再也沒有一部所有人都要看電影、沒有一部所有人都要看的電視劇，也沒有一張所有人都要聽唱片，再也沒有這種東西了，基本上是很碎片化的。

但我覺得香港在很多方面，比如說文學上面的多元化、靈活程度比以前豐富；香港的流行音樂比較邊緣的、另類的、實驗的，或者各種民間的獨立音樂，比以前更活躍；香港劇場藝術、視覺藝術這幾年也比以前更開闊了。

另外，香港還有很多另類的生活文化實踐，比如說，很多年輕人集體回到農村耕種，在那邊實驗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或者做各種的手工作業，不再願意做工廠規模的東西。

這其實是選擇更多了。大家開始不滿主流文化，不滿所有人都要關心同樣的話題，不滿所有人都要熱炒某件東西。如果說全民都要關注的一個話題，我想除了政治以外，文化生活方面再也沒有這樣一統天下的東西了，香港變得更加多元化，也比以前更加細緻。

華人、國人與市民

《中國新聞週刊》：有人說香港是「半唐番文化」，表述了一種「不中不西、半土半洋」的「中間人」色彩，在您看來，這麼說是否有些貶低的意味在裡面？您如何看待香港中西文化的融合？

梁文道：這個名詞講得最多的是陳冠中先生，我覺得其實它不是帶貶義的，它是褒義的。「半唐番」文化沒什麼不好，這種狀態，恰恰能夠顛覆我們對所謂的「正統」或「純正」的想法，因為所謂的「正統」和「純正」，其實往往是一種神話，是一種歷史的塑造。

如果要講正統的話，香港過年過節的規矩比大陸還大。七十年代的時候，很多國外的人類學家、社會學家進不了大陸，他們研究中國社會，比如說要想研究一下中式的祭祀，都會到香港的新界。直到現在，香港很多地方還保留著傳統華南農村的道教瞻禮儀式，而這種儀式往往是10年才做一次。看起來一個村好像平常沒人，一旦10年的祭祀典禮到了，住在世界各地的子孫全部會回來，該幹嘛幹嘛。

香港一方面很傳統，但另一方面又很洋派，之所以稱為「半唐番」，的確是有點花樣雜取的狀況。但其實這個狀況並不只有香港是這樣，整個華南沿海都是，從福建、泉漳二州、廈門、金門，然後到潮汕地區，整個東南沿海這一面，其實這種狀況都很常見。香港只是比較特別，保留了一個前民族主義時代的華南華人的生活狀況。

《中國新聞週刊》：按您這麼說的話，香港人對華人、市民的認知，是不是要比對國民的身份認同感更強呢？

梁文道：我想是的。因為香港人的那種身份認同是一種前「民族主義」的身份認同。「民族主義」這個詞大概翻譯自英文的nationalism，我個人更傾向於台灣學者翻譯的「國族主義」。「民族主義」就是你認同自己的民族，這個還比較簡單；但「國族主義」，它的定義實際是你認同整個國家體制、國家機制。

對香港人而言，華人身份認同感很強。強到什麼程度呢？從李小龍以降，香港所有的武打片，總有一個很重要的主題，就是打洋人、打日本人。從李小龍到陳真、到霍元甲、到黃飛鴻、到葉問，打完一次又一次。當年，整個華人世界恐怕沒有人會這麼熱衷於拍這種「打洋人」的電影，只有香港人樂此不疲地拍，其實體現了這種華人認同感。

但這個東西千萬不要混淆為愛國主義，或者國族主義，不太一樣。它就是一種現代的民族國家建立之前的模糊概念。梁啟超在《新民說》裡批判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沒有民族觀念，就表示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其實並不太知道什麼叫「中國」，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我們叫「華人」。而這個「華人」，是對著外族人說才彰顯的身份。香港人的所謂的身份認同，其實是這一脈。

而另一脈就是對這座城市的認同，所以香港人很喜歡強調「我們市民怎麼樣」，「市民」的概念特別強。尤其是70年代以後，港英的政策開始關注本地民生，香港移民開始有本土生的第二、三代，這時市民的認同感就會更多。很多我這一輩的人小時候都有跟家人回鄉下的印象，但是回到鄉下，你會覺得跟你在香港成長起來的整個環境差別太大太大。

仍需調適的改變

尖沙咀彌敦道

《中國新聞週刊》：在您看來，回歸後與內地往來的增多對香港文化的改變有多大呢？

梁文道：這種改變有時候是在日常生活層面發生的，在日常生活中的變化，你一定會注意到、一定會感覺到。

像我這種沙田居民就明顯感覺到它的改變，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地方幾十年來都是屬於香港人的庶民的空間。像新城市廣場，它以前賣的東西都是一些百姓日常日用的東西，不是很貴。但隨著這個區域開始富裕，它慢慢中產化，而最近3年多，它有一個很劇烈的變化。一個中產階級的商場，忽然多了很多的遊客，多了很多的新移民，然後這個商場賣的東西開始根據遊客的口味改變，而香港本地住在這邊的人要買東西感覺就不一樣了。

這種改變，對於香港人而言，第一個明顯的印象就是大陸人多了，所以是大陸人帶來的改變。這種改變有時候會產生一種很不好的衝突，像我今天在買書的時候，有一些大陸遊客在我旁邊，一下把我撞開，他也不會說什麼，一般香港人如果遇到這種情況下，就會覺得：你看這些大陸人，太沒禮貌。

但是問題是事實上這個地方的轉變，不一定是從這個角度來解釋。第一，這是一個商場，是一個財團經營的商場，它很簡單從牟利的角度來講，租金越多越好，當然要租給一些最能付得起租金的店。其次，它還涉及到香港的自由行的人數，這個的確是不斷在擴張，這牽扯到地方政府在人流上的考慮。

當大陸遊客開始從尖沙咀彌敦道，擴散到像新界地區這些庶民居住的空間的時候，整個變化就很強烈。因為香港普遍的消費能力不會一下子跳升得那麼快，而大陸現在來香港的人裡卻有一大部分的消費能力是相當高的。在這裡面就很簡單地遇到一個貼標籤的事，比如說撞到你的是個大陸人，你一看就會放大為是一個族群問題。

另外，就是香港人去大陸的人也很多了，有的工作在大陸，有的定居在大陸，他也會明顯感覺到這個分別很大。他會發現當我們是一國之民的時候，「香港市民」對他來講仍然很重要。因為他可能在大陸工作、生活、做生意，會發現有很多東西是跟香港規矩不一樣。

小眾而極致的文化體驗

《中國新聞週刊》：我們這兩天走訪香港的書店，發現即使商業很繁華、租金很貴的的地方，也有書店開在裡面，並且經營得還不錯。這是不是一種文化繁榮的表現？但另外一方面，我們走進去看了以後，發現大部分書都是美容、時尚、旅遊這一類，真正體現人文精神的文學書被擠在非常小的一個角落裡。這是不是又是文化沙漠狀態的一個體現？香港的文化為何會呈現這種矛盾性？

香港的書店

梁文道：我想這麼講，香港最好玩兒的地方就在於——主流文化是那麼地商業化，那麼地排斥所謂的「高雅文化」的東西，這是事實。但另一方面，這些所謂的「高雅文化」，比如說實驗劇場、音樂、搖滾樂、實驗電影，實驗的動漫畫、比較先鋒的文學創作，反而變得更純粹。

而且這個「純粹」我覺得發展還不錯，這幾年很多年輕人都做得很好。為什麼呢？這麼講，比如說像北島現在住在香港，有人問他，「你這麼一個有名的大詩住在香港這種文化沙漠，不難受嗎？」他說：「只有在香港，你還做詩人的話，你才是真正的詩人。」我覺得他說這句話，說明他很懂香港的情況。

因為在香港，即使是再優秀的大作家，像西西這種作家，也不會因為文學上的成就，就被大眾都知道，然後政府就表揚。你永遠也不要指望自己能夠靠寫書過很好的生活，你沒有任何名利可圖。但是當你一開始寫作就知道這是一個無名無利的東西的時候，你想的東西就是很單純的——我就是要做一個詩人。香港的詩人已經很習慣詩集印1000本，賣500本，500本放床底上，將來慢慢送人。在這個情況下假如他還在寫詩，寫了30年的話，就是因為喜歡寫詩，就是要做詩人。

而大陸雖然文學也比較發展特別好，但是基本上作家能叫做名人。你在大陸出本書，有報紙會訪問，但香港完全沒有，幾乎是零。香港報紙連文化版都少得很可憐，每次報紙生意不太好，老闆第一個想到動刀的就是切掉文化版。

在這個狀況下，香港的文化界變得單純、純粹，不太在意自己的邊緣位置，就自己幹自己的事兒，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又由於他不需要討好政府，也不需要討好市場，所以他的文學創作拿出來的東西，很容易走向一條非常實驗性的、先鋒的道路。

所以香港是很極端，實驗的方面非常實驗，商業的方面非常商業。

一面是脫離，一面是尋求

《中國新聞週刊》：您曾說自己是「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這是一個悲觀的說法，還是一個樂觀的說法？

地道港味的街邊小店

梁文道：我說的意思其實是一個美好願望，是希望從我這一代開始，以後的年輕人不再只是香港的文化人，他立足在這個城市，但是整個國家都是他的版圖。就像蘇童，他當然來自南京，但我們不會說他是南京作家，我們會說他是一個中國作家。我希望真正能讓香港的文化融進來，和南京的作家、杭州的作家、成都的作家一樣，會覺得整個國家的文化舞台就是他的舞台。

但這是我當年的想法，我覺得有一點太樂觀了，因為今天看來其實趨勢是相反的。香港新一代的年輕人越來越抗拒大陸，更加強調本土文化的身份、本土文化的特色。他想的是反過來，怎麼樣挖掘、強化本土的文化身份，這一點相當明顯，尤其這兩年。

《中國新聞週刊》：那在您看來，新一代文化人正在挖掘的這些本土的資源都有什麼呢？

梁文道：其實那些東西我覺得是很華南文化的，比如說香港的街坊、社區裡的文化網絡，或者一些在大陸已經看不見的一些傳統民俗，或者說當下香港城市面貌所帶來的一種審美上的感受。

香港是一個密度特別高的城市，在建築學或城市規劃學上，香港都是很經典的案例，因為這個高密度實際上有一種審美上的效果。比如說，在中環那邊走，你會發現密度那麼高的時候，堆著很多互不相干的元素在一起，可能前面看還是非常高級的商業大樓，一到後面菜市場就來了，這樣的一種空間佈局是別的地方很難看到的。

另外，香港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人口這麼多，地方這麼小，但整個城市面積有接近六成是綠地，因為我們的地勢都是丘陵地帶，那些地方蓋不了房子，所以就保留成了一個山野的狀況。結果我們的綠地是意外得多，可能前15分鐘你還在車水馬龍的地方，後10分鐘你往沙田山上走，就一點人都沒有了，已經有猴子了，我們可以去旅行、去散步。

這樣一種獨特的空間，會造成一種獨特的美學觀念，也會有一種文化生活上、習慣上的改變。我們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去研究怎麼樣在高密度的狀況下維持秩序和效率。

這些都是香港社會城市空間的基礎特質，在這個特質基礎上，大家就會想我們的文化表現應該怎樣做出呼應。比如寫作上面，香港有一些80後的作家，他們的文字我叫做「室內的憂鬱」。他們的寫作帶著很濃重的憂鬱感，你會覺得那個空間是密閉的，彷彿他最關心的問題是一個房子的內部空間，限制感特別大。

梁文道：童子尿

【飲食男女】前兩個月，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丁錦昊成了全中國最有名的人。因為他在埃及最重要的古蹟之一——盧克索神廟的浮雕上頭刻下了「丁錦昊到此一遊。」幾個字。

自從這個「到此一遊」的證據被人拍下傳上微博之後，大陸的網民便又開始了另一輪百年來中國人最喜愛的遊戲之一，那就是批判「國民素質」。當然啦，這種批判不必太過當真，它純粹是個遊戲，說說就算，玩玩便好。

就像當年我在北京市搭大巴去居庸關，司機一路和我這個坐在車頭位置的港燦討論中國法治建設的難題，忽然他忍不住回頭大罵後頭的乘客：「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垃圾丟得一地都是，髒不髒呀？要丟就朝窗戶外頭丟，別丟車裏！」然後他又扭頭和我投訴：「瞧！他們這就是今天中國人的素質」。可見「國民素質」有時只不過是個說詞而已，凡是不滿他人的時候，罵他們「素質低」就一定沒錯。至於把垃圾扔到窗外又算不算素質高呢？這時候也就管不着了。

果然，「丁錦昊」事件引起的素質口水還沒乾透，這兩天就又爆出了一群中國遊客在自己家門口啟動素質遊戲的機會。這回，他們乾脆在頤和園對着樹叢集體撒尿，而且還是當着外國遊客的面，給人當成奇觀留影為念。就在他們方便的地方，往前多走一分鐘就有個公廁，為甚麼這十多名壯漢硬是沒法忍住需要呢？難不成中國有毒食品禍害至此，導致大量男性前列腺有病？

於是我想起劉健威兄之前在報紙專欄上寫過的見聞：在他開的私房菜館裏頭，一對來自大陸的有身份有家底的夫婦和本地一幫朋友見面。大夥正是吃得歡快聊得興起的時候，這對夫婦的小孩冷不防站起身來就脫下褲子撒尿！包括健威兄在內的全部同桌都驚呆了，只能面色尷尬地強裝沒事。因為那對夫婦的表現也好像甚麼事都沒發生，既不慌張，也不道歉，更不訓斥自己的兒子，彷彿在餐廳當眾小便是件天經地義的正事。

假如連自己的小雞雞都管不好，你怎能期待未來的中國人不會再在盧克索神廟刻字？當然，我們可以爭辯，說不定他們將來只會在金字塔前把尿撒成「 XXX到此一遊」的字樣，不會造成永久破壞，素質起碼比今天的丁錦昊高。當然，我們也可以再次搬出「中國有十三億人」的藉口，肯定不是每個中國人皆是如此。沒錯，我還真的認識一些精研古埃及文明，素質極高的中國遊客。我尤其可以親身經驗保證，中國實在還有太多太多斯文禮貌的淑女紳士。只不過十三億人這個數目很嚇人，不怕四處小便的傢伙只要佔了其中千分之一，也就是人家歐洲一個大城市的人口了；其中若再有百分之一會出國旅行，那便是十三萬人的流動小便大軍。套句俗話，可真是一人撒一泡尿都能把你淹死。

面對這種情況，除了反省「國民素質」，還有甚麼辦法呢？恰巧上個月在上海外灘參觀一家頂級瑞士腕錶專賣店，引我前去的朋友剛剛打開他家店鋪大門，旁邊就有個小孩在大人的扶持之下飛出一線尿液，正好在這門前灌出一攤黃水。這朋友反應夠快，稍稍定神，就一邊招呼店員出來清潔，一邊對着我笑言：「這是童子尿呀，發財了！發財了！」

梁文道：出外靠朋友

明益有錢佬

【蘋果日報】情況着實詭異。明明大家都在關注新界東北的發展計劃，明知粉嶺哥爾夫球場會是個人人盯着瞧的焦點，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卻能使出「先續約，後檢討」的奇招，給包括粉嶺哥爾夫球場在內的數十張地契自動續約十五年。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更妙，硬將收回球場用地形容得難乎其難，說什麼政府賠償很頭痛之類的大話，被人拆穿之後居然還能挺直身子死撐。難道比起拆村遷土，收回一座球場的難度反而真的要高上很多？

只要看過專研香港土地問題的陳劍青在《主場新聞》發表的分析（〈新界東北乃官商勾結加強版〉），大家都會同意，政府這份替幾個大地產商量身訂做的官商合作方案，確實就像林鄭月娥去年在立法會所說的必將引起官商勾結的嫌疑。整個規劃方案還沒經過審批，上頭留做私人發展的位置就已經「巧合」地對應了恒基和新世界這兩大集團所擁有的土地。如果這都不叫「明益」，我都不曉得它該叫做什麼了。

問題來了，為什麼民望本就跌至低谷的政府，還敢犯下「官商勾結」的大不諱，對富人呵護到連休閒場所都給他們考慮好的地步？為什麼在眾目睽睽的緊張情勢之下，他們還要出動各級官員去耍弄一捅就破的語言泡沫，甚至不惜讓「好打得」的林鄭月娥公開打倒去年的自己，替今天這個強化勾結嫌疑的新版方案站台？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太不符合梁振英最初給大家的感覺了。回顧過去數年梁振英所發表的評論，總給人一種關注貧富差距，心念社會公平的偏左形象（當時還有些左翼朋友懷疑我是不是他的『槍手』，真是『該煨』）。所以何喜華這些長年關注基層的朋友才會被他迷惑，加入梁營。一年之間，變化何其之大，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改過自新

我從來討厭陰謀論，但看政府在新界東北發展一事上的表現，就真是不能不起疑心，猜測其間是否有些不可告人的高深內情。

去年特首競選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梁振英和唐英年分別代表了兩股不同的勢力；後者自是傳統鉅富和商界的代言人，前者則打出結構改變的旗號，站在了「李氏力場」的對立面。練乙錚更進一步把兩個人的競逐看成是「兩個板塊」的較量，是外來中資與本地寡頭的衝突。從現實的選情觀察，這個區分也大致對了八成。難怪梁振英真的上台之後，很多人都在議論傳統商家的前途問題。

結果呢？不到一年，這個班子就抹掉了靠左的過去，用新界東北發展強化版去告訴大家，梁振英已經不是一年前的那個梁振英了。表面上看費煞思量，但只要代入梁振英的位置，大概就能合理這個莫名其妙的巨變了。

想想看梁政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當然就是呂大樂教授所說的「冇朋友」。從他組班時的艱難，到班子形成之後的種種問題，我們都不難發現他無人可用的困境。不單如此，自媒體到社會上各個不同的陣營，你都很難給他湊出一股完整的友好勢力。所以他那些「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的政策才會變成一場又一場的災難。而且每一次災難都給他帶來更多的敵人，減去了本來就夠可憐的盟友。

終於到了這兩個月，「中央有Plan B」的消息不脛而走，才掌政一年的政府就已經陷入危機四伏的看管狀態。再怎麼剛愎自用，再怎麼不怕得罪天下人，梁振英這時候大概也得倚靠「出外靠朋友」的傳統智慧了吧。換了你是他，你在這個關口會想找誰做朋友呢？當然還是那些在北京跟前一句頂一萬句的傳統富商。如果李嘉誠沒那麼容易搞定，試試其他人又怎麼樣？

於是便有了新界東北這場華麗的大戲，先是穩住幾大新界地王，再公開洗底，一改固有的反商形像，宣佈「我已經準備好呢」。好在最危險的時候撈回一些值逾千金的情與義。

當然，這都只是猜想。且看後事如何分曉。

梁文道：體育發展

【蘋果日報】活在香港這麼多年，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哥爾夫球原來是香港成為金融中心的必要條件。活到老，學到老，每年看了那麼多這個權威機構的報告，那份權威媒體的調查，我現在才從葉劉淑儀那裏學懂原來哥爾夫球場對吸引外資有那麼大的貢獻。

為了保住粉嶺哥爾夫球場，他們還真是什麼話都說得出來。再如民政事務局總康樂事務經理湯李欣欣，她在《明報》回應質疑時說：「政府現行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是建基於認同這些獲批土地的承租人一直以來在推動香港體育發展方面的貢獻。事實上，這些土地的承租人所營運的體育和康樂設施，可供65萬名會員使用，有助舒緩公共設施的壓力」。

人家明明針對的是粉嶺哥爾夫球場一類的富貴會所，他們卻把南華會等機構都拉下了水，難怪得出饒益六十五萬個會員這麼嚇人的數字。

再說「體育發展」，哥爾夫球場對香港的體育發展到底又做了什麼了不起的貢獻呢？

香港的單車運動員二、三十年來為港爭光，人才輩出，既是最值得我們驕傲的其中一種競賽項目，也是普羅大眾最方便參與的一種運動。就在這二、三十年裏面，從運動員到一般市民，大家不停呼求理想的場地設施。結果呢？一直要等到今年，才總算有了一座單車館，使得我們的健兒用不着動不動就去外地練習。至於大家都期待的更友善的單車環境，更多的單車專用道，則還停在繼續研究的階段。

舞獅舞龍，乃我南粵人士優而為之的民間傳統技藝。香港一眾舞獅隊伍就和無數天台武館一樣，尤其體現了港人足以自豪的尚武精神，近年更屢獲國際競賽大獎，世所注目。但大家又知不知道他們平常在什麼地方練習呢？哥爾夫球會所嗎？不是。他們窩在天橋底發展體育。

梁文道：不含米的米粉（另一種台灣式言談二之二）

【飲食男女】台灣駐港文化機構「光華文化中心」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講座系列，叫做「台灣式言談」，請來不少名人示範台式言說文化的優雅、風趣及內涵。所謂「台灣式言談」，看起來好像很抽象；但是只要你接觸過一些能言善道的台灣朋友，大概就能體會其中妙意了。那種溫文爾雅，那種綿密蘊藉，的確可以叫人聯想起一個我們誰都不曾真正見過的黃金古代；難怪許多大陸朋友都要艷羨台灣保存了「民國遺風」，覺得那種說話方式才算得上是真真正正的「中州正韻」。

然而，就像我曾經在此提過的，台灣又有不少「寫的比說的好，說的又比做的好」的毛病。尤其飲食，台灣一些媒體和博客就有本事把其實很尋常的東西，吹成世上無匹的雋品。好些餐廳，在文字上的表現簡直是三星級的殿堂，但吃起來原來是家連入門都還有段距離的幼稚園。

這幾年，台灣還出了不少「台灣之光」，例如正在NBA打球的林書豪，曾經得過世界麵包大賽冠軍的吳寶春，以及名列世界五十大餐廳的新加坡Restaurant Andre的主廚江振誠，都是些名揚國際的台灣人（或者至少是血緣上的台灣人）。但凡稱得上是「台灣之光」，馬上就會湧現一大批相關的「台灣式言談」，將他們說得神乎其神。坦白講，這些「台灣之光」並非浪得虛名，尤其曾在巴黎跟隨過幾位大師學藝的江振誠，雖然我對他的「八角哲學」有一點點疑問（日後有機會再詳談），但他的手藝確實厲害，在我試過的華人法菜大廚之中，堪言無匹。自從他成名之後，台灣就有一些人跑出來自稱是他的門徒，拿着他的名號招搖。可是照他自己的講法，這些人只不過是在他的廚房待了兩三個禮拜，根本算不上甚麼弟子。不只如此，他還批評台灣年輕人空有想法，卻沒有腳踏實地練功夫的毅力，往往來了幾天就受不了廚房的熱度。所以，他的團隊至今還未有過任何台籍成員。

最近，香港獨立記者陳曉蕾等人揭發了許多台灣「新竹米粉」不含米的醜聞。沒想到就連遇上這種大事，他們也有一套類似有理的說法，而且還說得理直氣壯。大家看看「新竹米粉公會」總幹事蔡勝興自己的原話：「最近我們受到來自各方壓力，我們想要說的是米粉不只是米粉，它是新竹米粉業者經營多年的品牌，也是全世界重要的口味的代表！毀掉一個百年產業需要多少時間？政府你們想過嗎？……原來新竹米粉產業那麼淒慘，我們提供廉價的食材（也就是用玉米澱粉代替米粉），居然全部都是錯的？到底有沒有消費者受害？」

「事實上追溯起來，問老人家，剛開始大家都是做純米，民國六十幾年我國跟南非建交，南非產玉米，政府為鞏固邦交，進口南非玉米粉。業者放了之後，覺得好像比較Q一點，後來開始生產」。由於這麼多新竹米粉混進了玉米澱粉，甚至達到只有九成都是玉米粉的地步，所以台灣政府建議業界乾脆改標籤，把這類「新竹米粉」通通叫做「新竹冬粉」。然而，蔡先生一方面指責這個做法不民主，沒有顧及業界利益；另一方面還說：「消費者會更混淆，因為消費者明明認識的是米粉，即使含米量只有10%。」

到了最後，這事還跟台灣人愛談的歷史傳承有關。蔡先生說：「新竹米粉這個黃金招牌是不能拿掉的，因為我們拿掉，新竹米粉的品牌就拱手讓給大陸與東南亞業者。老人家都還在，我們對不起他們怎麼辦」。

我想，香港做假牛丸，大陸做假羊肉的傢伙一定都很佩服這種「台灣式言談」，要是他們也能這麼公然地暢談自己的「困難」，這個世界該有多美好呢？

梁文道：遊行的主人（異哉「打尖」二之二）

【蘋果日報】請恕我孤陋寡聞，在這個世界上，我還真沒聽過有警察擔心遊行隊伍會不會被人打尖的事情。為什麼香港警方要替七一遊行擋掉打尖的市民呢？他們真的很想協助這場運動，讓它順利功成嗎？如果真是這樣，那他們可就真是盡好本份了。因為照道理來講，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替遊行開道，為示威者服務；同時盡量維持城市生活的基本運作，不要讓它受到過度干擾。在我的理解，警方針對任何遊行的「不反對通知書」就是在這個前提之下成立的。

可惜的是，不知不覺地，我們都把這份「不反對通知書」當成了可以定奪遊行合法與否、正當與否的尚方寶劍。警方也漸漸變成一個可以決定遊行搞不搞得起來的最高仲裁；他們沒把自己當成外人，他們以為自己是遊行的主人，所以才能規訓大家唔好打尖。

按照一種很傳統又很浪漫的印象，遊行示威乃是登高一呼，然後人民從四處湧現街頭的自發集體運動。而事實也的確類似，每次大型遊行，路上的群眾總會時不時地向路過電車上的乘客，及道旁兩側的看客高呼：「歡迎市民加入」。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都有這種不言自明的期待，盼望沿路猶有生力軍，壯大行進隊伍的聲威。

維園做為起點，也就只是起點而已；它不是銀行排隊的輪籌處，更不可能是參加示威的唯一入口。假如真有坐在巴士上的乘客，受到長街旗海的感動，臨時起意，想要下車遊行，這叫不叫做打尖？假如有些長者體力有限，無法從頭走完整趟預定路程，想從半途加入，這又算不算是打尖呢？再回想一九八九年的百萬人大遊行，大伙隨便走到街口，就已身在示威行列之中，那又是不是百萬人大打尖呢？

凡是參與過遊行的人都曉得，所謂「打尖」不只是大家期待的現象，它甚至還是遊行的應有之義。就算建制派組織的那種高度規劃、規劃到自發程度可疑的撐政府遊行，恐怕也不會拒絕有人受到感召而中途打尖吧？

這幾年來，越來越多古怪的觀念和行為隨着表面合理的字眼，混進我們的公共生活之中，慢慢變成十分正常的規範。小心「打尖」，如果連這套說詞都被接受，警察就會成為任何遊行的主管機構了。

梁文道：遊行打尖（異哉「打尖」二之一）

【蘋果日報】警方在今年七一遊行的路綫上頭封掉了幾個出入口，其中一個理由竟然是要「防止打尖」。這還不好笑，更好笑的是幾天下來，當大家都在爭議這是不是破壞遊行、政治打壓的時候，竟然沒有多少論者覺得「防止打尖」那段話有問題。莫非大家真把遊行當成了演唱會排隊買票，不可打尖；還是我們的秩序情結早已深植腦海，成了港人本能，不好好依序遊行算不上是真正香港人？

什麼叫做遊行？遊行就是一場公開表達政治訴求，兼且顯示政治能量，同時促成示威者共同認同的集體運動。這種運動的本質就和佔領中環差不多，必然牽涉到公共空間的佔用。像馬路和人行道這樣的公共空間，一旦有大量群眾臨時佔領，就必定會引出誰有權利使用它們，又應該如何使用等複雜問題。一般而言，道路是設計來給人車通行的，但在一個肯定自由價值的現代社會裏頭，我們多半可以接受遊行群眾暫時挪用道路，因為比起他們的訴求，一天半天的交通阻礙不算什麼大事。但不參加甚至不認同這些訴求的人又能有多大的容忍限度呢？

於是主事者和管理城市秩序的人就要坐下來規劃路綫和遊行時間了，希望在暫時凌駕正常生活的政治意志，與其他不參與遊行的公民權益之間找到一個折衷的辦法。例如七一大遊行，「民間人權陣線」和香港警隊就商議出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種空間安排。

問題是遊行示威從不簡單，它不是一種可以預先設定目標，然後按部就班一一完成的工程。主辦者不可能精確預測參與者的數目，也無法事先評估每一個參與個體的意向、情緒與能量。甚至連「主辦者」這個名字都是可疑的，因為它既不擁有這場運動，也沒有指揮群眾的權力。遊行沒有主人，有的只是一個發起人，一個籌劃者，其餘全是自發自主的公民。他們大致響應發起人的呼召，但發起人不清楚每一個參加者或許有異的具體看法。甚至說不定，他們只是利用這個公共空間暫時被徵用的空檔，想要發揚自己的政治意志而已。在這種情況底下，遊行根本是不可能被完美計劃的運動。（異哉「打尖」）。

梁文道：或許只是愚蠢

【蘋果日報】今年七一，正如近來其他大型示威遊行一樣，總會爆出一些警察應該如何封路，應該在那裏封路的爭論。從管理交通的角度來說，這本該是十分技術的人流疏散問題，就和管理大型運動場和大型展覽活動（例如書展）的出入控制差不多。如果你想群眾流動得快些，可能就要收窄每一個出入口的闊度，寧願多開幾個口子；如果你想群眾不要因為枯等而躁動，或許就得開出一些迂迴的管道，使他們可以不斷移動。

如果真從這麼技術的角度考慮，警方這樣子封掉幾個本可容人進出的門道，就不只會拖慢了整個遊行的進程，還會製造出好幾個群眾積壓的節點（比方說今年在東角道一帶聚集的人群）。簡單地講，若是暫且離開「緊急通道」的說法不管，單以人流管理而論，警方的設計規劃和應變決策都是失敗的。或許明年他們該請教一下貿易發展局，研究一下日均吞吐十餘萬人的香港書展是怎麼做的。

然而，遊行當然不是行show睇波。一旦放進政治的層面，警方的誤失就會變成大問題了。一方面，對示威者而言，這叫做破壞遊行，不單讓大家辛苦一些，還想阻止更多的市民加入隊伍。另一方面，對上頭的大老爺來講，示威市民的痛苦和憤怒也絕對不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因為遊行的時間拖長了，市民的不滿增加了；同時還叫人更加有理由相信官警勾結，合力打壓我們遊行的自由。所以，曾偉雄所率領的警隊的錯誤，就算在政治上都是糟糕透頂，兩面不討好。

經過禁錮港大學生和「黑影論」等事件，曾偉雄的品質恐怕就不用再懷疑了，他當然是近二十年來香港警方在政治上最勇於表態，又最不忌憚說謊的領袖。可是在今年七一大遊行的爭論上頭，我懷疑他很可能真的只是太過愚蠢而已；一種基於一貫保守的鷹派慣性，使得頭腦變得不夠靈光的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