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來吉隆坡為花蹤文學獎做評審，同時還講了一點關於馬華文學的看法。講完之後，一位中學生過來找我，他想知道有什么值得一看的馬華作品。頓了一頓，我才回過神來，便問：「應該是你介紹本地作家給我，怎麼會輪到我來告訴你有那些出色的馬華作家呢？」他有點不太好意思，解釋這是學校裡很少談到本地文學的緣故。
現下我寫這篇小序，其尷尬恐怕尤勝當日那位天真熱情的中學生。這不只是因為同書的四位作者的文章都要比我好得太多；也不只是因為這是一本教材式的參考讀物，而我卻是個自小碰到教科書就得頭疼的壞學生。我尷尬，主要是為了在我所見的範圍內，起碼有好幾位馬華作家的文字堪列華文世界之最。今天憑什么是我在這裡教馬來西亞的華人學生作文？我有這資格嗎？
自從零六年以來，拜訪大馬不下二十次。這些年的經驗使我發現，原來一般華人對本地文學的認識是很有限的，在街上隨便捉住一個懂華文的，叫他講一下他知道的本地作家，說不定他連五個都數不出來。何以致此？理由之一或許是某種本地薑不辣，外來和尚才比較會念經的慣性偏見。但是在我看來，更大的問題或許是大馬華社對文學藝術的長期冷漠，它導致了一般人和馬華藝文圈子的隔離；雖在同一地界，然雞犬相聞，互不往來。
這可真是件怪事。華文教育號稱是馬來西亞華人社群三寶之一，大家一向珍重愛惜，而各方人士對華校的努力捐輸更常叫我們這些外來者感動莫名。既然大眾如此看重華文教育，又為什么要小看本地人用華文創作的上乘作品呢？為什么豪商鉅富不惜萬金助學建校，卻捨不得丟幾個零錢給有心人出版一套華文文學書系（詳見張錦忠先生替黃錦樹先生文集《焚燒》撰寫的序言〈散文與哀悼〉）？
翻翻《亞洲週刊》每期刊末各地暢銷書榜，就不難猜到答案了。當龍應台女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為台北暢銷書之冠，當《王蒙說老子》名列北京最受歡迎的新書之際，吉隆坡最好賣的華文書籍往往是食譜、成功學，以及健康指南。我們重視華文教育，但卻重視的不是文化，而是教育可能帶來的實際成果；我們強調華文的價值，但不是為了它審美和思辨上的價值，卻是為了把它當成純粹的工具。於是形成一個人類史上罕見的現象，人人都說某種語文很要緊，但人人都並不真的在乎它所創造出來的果實。
這種情形曾經發生在拉丁文身上。可能很多人都不曉得，直到二十世紀之前，每年用拉丁文這種「死文字」寫出來的詩歌都還達到萬首以上。那些詩都到哪裡去了呢？為什么打自十五世紀以後，就沒聽說過有哪一個拉丁文大家很厲害？內情其實很簡單，因為那些拉丁文詩全是學校作業而寫詩則被認為是學習拉丁文的不二法門。那時候，英法等國一直把拉丁文列作中學科目，覺得它是身份的象徵，文化的傳承。明明沒人再將拉丁文當成是種有生機的語言了，明明沒有人願意再出以拉丁文書寫的書籍了（教科書除外），可是學生仍然被迫飽受拉丁文的折磨，因為那是家長的驕傲，上流社會的標誌……
用拉丁文比喻華文在馬來西亞的處境，自是不倫不類。然而，我想借此提醒這本書的讀者，孩子的家長，學生的老師：如果作文只是一種功課，如果這種功課只是為了掌握一種工具；不管這個工具是要用來升學就業，還是要拿它當作華人身份的證明；這種語文都不會有太大的前途。以文字拓展複雜的深度思考，以文字開展繁麗的感官邊界，這才是一種語文的源頭活水。我相信同書四位作者都不會否定我這個說法。我期待，將來有這麼一天，一位大馬學生拿着本馬華作家的作品，驕傲地教訓我：「你沒讀過這本書吧？那可真是你的遺憾」。假如真有這一日，我願意忍受現在這小小的尷尬難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