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梁文道：城市之風應使人自由

【中華建築報】在《說文解字》中，「城」指的是「以盛民也」，「市」的解釋是「買賣所之也」。所謂城市，正是那些居民富足的買賣交換之地。城市經歷著歷史的興衰，逐漸因文明而形成今天的面貌，未來它也會不同。但是城市又是相似的，就是因人的興衰而變化，開放的城市正是由開放的人締造的。

記者：您在台北曾經辦過一本名為《打開》的雜誌，您也曾在大陸地區舉辦過一次同名的社會活動，您認為中國的城市規劃是否符合一個開放社會的面貌？

梁文道：城市的開放與否本身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城市自古以來就是一個開放的地方，「市」最初指的是交易的場所。人們的聚集由最初的物品交易逐漸變成生活方式和觀念的交換，人們在這裡相遇、見面和買賣，所以才會有德國人所說的城市之風使人自由。每一個來自不同鄉村的人在他們生活的傳統社會裡慢慢養成習慣和風俗，而進入城市後，他們遭遇到前所未見的風格、人種、建築、生活方式和信仰崇拜，他們有可能被改變，變得更容易接受不同的事物，更加寬容，所以他們自由了。這一過程的形成是與原初概念相一致的，只是城市的開放過程讓很多居民和管理者擔心其會失控，這時候才出現了所謂規劃。由於城市總是開放著的，充滿資本和資訊的交流，於是規劃總是需要解決開放與既定藍圖之間的矛盾。

而就這個話題而言，我比較關注的是中國目前的城市規劃本身開放程度的問題。很明顯，就我個人理解而言，是不夠開放的。在中國，並非人人有機會瞭解自己居住的城市是如何被規劃的，也很少有人真正參與規劃的過程。而在很多國家，很早以前就有市民參與規劃的歷史，並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目前的中國，我不敢說沒有市民參與規劃，但至少還是少見的。

記者：城市規劃在最終決議階段常常由政府主導，很多專業的城市規劃學者都反映，這些規劃常常是基於不合理的要求和欠缺專業性和科學性的考量展開的，您對城市規劃的制度機制有什麼看法？

梁文道：這其中當然有一些危險。自古以來，大多數的城市規劃都是由政府意志來決定的，這不是一件太罕見的事情。但問題在於，城市規劃的政府意志能達到的強度是多少？古代的王朝政權沒有當代政府如此強的管理能力和意志，在20世紀之後，政府管轄範圍被逐漸放大，例如衛生、交通等都被納入其中。今天的中國，有趣在於，雖然很多問題通過專業學者被解決，但依然擁有一個最有意志和有能力去完成想要做之事的政府，或者換句話說，今天的政府比歷史中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獨裁，權力更大。

另外，當代中國的城市規劃路徑中，確定決策的主體並不是一塊鐵板。我們往往忽略了一個問題，我們所面對的政府不是一個統一意志和決策機制的單位，而是一個權力階層，它的職能可能是分散的，是由不同官員組成的，其中每個人都有基於不同利益的考慮。從時間上來講，政府行為沒有延續性。很多二三線城市在一屆市長或者市委書記上任後，便快馬加鞭地大興土木。從權力分佈看，政府不同部門的層級都可以干涉規劃。我曾經和中國城市的一位規劃院院長聊天。例如，他們接受過一個規劃項目的申請，是在一個醫院旁加蓋一棟樓，如果按照要求完成，這一街區的路況條件就會影響整個城市區域的交通流量，但是一個高層領導的回覆是，那個醫院很重要，因為很多領導都要在那裡看病，所以他們要什麼你就要給什麼。

城市規劃幾乎是每一個有權力的人都能夠參與其中的事情。今天的中國與歷史書中寫的(某些國家的獨裁政府如何糟糕和專斷)不同，中國社會的問題更為複雜。在規劃上，從縱向來看，我們的政府本身沒有時間上的延續性；從橫向來看，決策者也不是統一意志的集體，而是不同權力板塊的構成。造成中國城市規劃現狀的原因正是權力至上觀念的影響，同時這些權力又非常凌亂。

記者：中國的城市規劃反映了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而歐美國家的城市規劃也有不合理之處，您如何看待基於不同政治結構和社會背景的城市規劃的失敗案例？

梁文道：美國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很失敗的城市規劃時期，不然美國的簡·雅各布就不會寫《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這本書。彼時正是現代主義潮流和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社會學觀點盛行的時期，那些學者認為掌握城市規劃的科學精英能夠由上而下決定城市的面貌。我們已經看到經由那段時期產生的糟糕影響，Brazillia(巴西利亞，巴西首都)就是那一時代一個很經典的城市規劃失敗的例子。

但是我們忽略了另一個側面，也就是資本運作的影響。美國演變的整個過程不僅是精英運作的結果，也是資本的影響。一些工業城市的興起和沒落與美國經濟結構變化，甚至是全球的資本流動有關，例如底特律的衰退或者德州的IT重鎮城市奧斯汀的崛起。很多城市都在嘗試歷史建築的更新、保育和重新利用。試問，是什麼人獲得這些空間的使用權呢？我們發現這些地區的地租在街區保育後變得很貴。同時，這些地區都有相當好的金融業，圍繞這些金融業的專業人員——例如會計師、律師和銀行家——都有較相近的生活習慣，而內城地區的歷史改造就能夠滿足這些生活需要。很多金融中心都很容易形成中心區的復活，因為滿足了這些少數精英和中上階層的需要。我個人認為，美國的城市規劃也是基於經濟模式的轉變而變化的。

全球各地從來就沒有一個完美的都市規劃，所有城市都有它的問題，但是差別在於政府有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決心和意志，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知不知道這些問題在哪裡。美國當然有很多問題，但他們中的部分人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嘗試解決，甚至已經在解決。美國所謂的都市規劃很難說有其共性，每一個州都是相對獨立自主的，城市規劃取決於選民對市政府的要求是什麼。我們注意到，美國有幾座城市，其市民的需求使城市的面貌有所改變，這些城市比較能夠擺脫城市精英的操控，比較容易抵擋城市資本的過度操作，比較能夠順應城市市民的需要，讓市民參與更多城市空間，例如舊金山和西雅圖。

記者：您主要從批判性的角度來談城市規劃，有沒有一些相對具有建設性的思路或意見？

梁文道：我覺得很難。因為今天中國城市規劃的問題與很多其他方面的問題一樣，是一個政治權力的問題。政府的權力太大，而權力又不是真正的集權，它隨意分散、轉移在不同精英或者官員的手上。以美國為例，一個城市中很多規劃地做出要以聽取市民意見為前提，如果要完成公民參與的過程，就要開town meeting(鎮民大會)或者town hall meeting(市政廳會議)。百姓人多，要求也多，而且觀點每天都在變，但仍有一個程序來幫助整理意見，把觀點彙總，促成方案，再形成一個決策並被執行。但中國的問題在於不需要聽百姓的，只聽領導的意見就好，領導的意見變化很快。我們很難通過細節化的方式來解決城市規劃的問題，需要的是在整個城市規劃的佈局上，政府應該握有多大權力是需要反覆考量的。

從另一方面來說，很多城市的官員希望開放給市民空間以促進交流和休閒，但是中國人對於民主政治的實踐經驗不足，有時候容易過度。在什麼時間開放，就哪些部分開放或者不開放？這些問題要謹慎對待。如果讓當地人決定所有事，那就容易使城市變得非常保守和落後。英國某些案例可說明這一點，讓市民主導一切社區規劃的結果反而是使社區變得很糟糕，體現的只是部分英國市民的頑固和保守。他們在規劃案中寫道儘量排除掉同性戀，儘量排除掉移民，儘量排除掉不信基督教的人……我想在中國要做任何城市規劃的改革，還是要做很多民主政治的實驗，換句話說，其實是如何做到權力逐漸被小心使用、分配的問題。

記者：目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發展相當迅速。在這一過程中，造成鄉村人口結構性流失，留守兒童和城市安全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同時，鄉村也逐漸發展出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和平地造城等發展模式，使鄉村的聚落形態和文化形態都在根本上發生了變化，您如何看中國城市化進程所產生的這些問題？

梁文道：目前，中國的鄉村處於很凋敝的狀態。我曾經連續10年每年去同一個鄉村短住，我看到它逐步凋敗的過程。這樣一個去鄉村化或者叫城市化的過程，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改變。

城鄉結合部的外觀、功能、設計與城市一致，但裡面居住的人的鄰里關係是農村的，他們把農村的生活習慣帶到具有城市外貌的地區。事實上，這樣的城鄉結合部就是有城市外觀的農村，會產生很多的適應性問題，也是未來城市的潛在問題。某些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型城市的管理者，談到這些區域就會想趕之而後快。與此同時，中國出現越來越多富人階層門禁森嚴的社區。事實證明，很多歐美國家的這類社區正是社會不安定的潛在誘因，曾經芝加哥的暴動有部分原因是由這種門禁社區的規劃造成的。就算市民並不十分富有，住在普通社區內，我們也會發現市民的心態是排外的。城市需要這些所謂的外人從事「低端」工作，但是又不希望他們同樣是城市的市民，他們就被壓抑掉了。

去年，有一群印度學者到中國訪問。其中有一個學者被問到，「為什麼印度有那麼多的貧民窟，中國的大城市沒有貧民窟？」我覺得他的答案很精彩，他說：「印度的窮你是看得見的，中國的窮則是被掃到一邊去的，所以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中國是形成不了貧民窟的。」這些人的生活狀態能不能產生正面的意義，我還在觀察。而印度的貧民窟卻在某些層面上是好事，現在在印度農村依然盛行種姓制度(雖然憲法不允許，但是在民間根深蒂固)，為什麼印度大城市增長那麼快，因為印度農民擺脫種姓制度的方法就是離開農村，這是一個爭取自由的過程，這意味著印度對種姓制度的拋棄在加速，對社會的發展而言，影響是正面的。

梁文道：註定徒勞的國民教育

【主場新聞】今天想在香港好好談清楚一件事情，殊不容易。尤其像國民教育這種燙手的話題，每個人都已經有了立場，所以每個人在讀任何一篇涉及這個話題的文章的時候，都會情不自主地想從裏頭辨識出自己熟識的立場，然後迅速判定其是非忠奸，看它到底是靠在我這一邊，抑或站在敵手那一頭。儘管如此，我還是想勉力提出另一種現實，既不是為了討好政府，也不只是要把所有國民教育全都打成洗腦工程；而是試圖說明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根本矛盾。

首先，我們必須先搞清楚一個事實，在這個民族國家成為政體主流的當代世界，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國家不做國民教育，分別只在於他們怎麼做而已。大部份我們熟悉的發達國家都不會像現在的香港這樣，專設一科來把學生教化成國民，他們比較偏好把國民教育的內容融入其他科目之中，以收潛移默化之效。例如英國，文學課裏的喬叟和莎士比亞；又如日本，歷史課裏的明治維新與大正民主；這全是增進國民和國家傳統之連繫的好辦法。甚至地理，它也可以用來告訴學子祖國山川之美好；乃至於自然科學，都能用來強調本國歷史上偉大的科技成就。

香港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只未曾經歷任何專科教導的國民教育，甚至連這類分散交融的非專科國民教育也沒有學過。英殖年代，政府根本沒打算把我們教成英國人，所以香港人的英國歷史知識出奇匱乏，不知道誰是「征服者威廉」，也不曉得「玫瑰戰爭」是怎麼回事。另一方面，它也更不希望把我們教成中國人，所以我們的中國史常只教到鴉片戰爭，而鴉片戰爭之後的部份則被納進世界史的範圍。至於語言，不論中英，皆工具而已，大多數人都不會因此愛上這些語文，進而愛上英國或者中國。換句話說，港英年代的主流教育是種世界上非常罕見的非國民教育，再多的歷史，再多的範文，也又不過是事實的記誦與技巧的演練，完全無涉什麼民族的尊嚴與國家的精神。單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經歷過殖民統治的香港人，可說是群沒有國家的人，曖昧古怪，猶如活在前民族國家的時代。以致於我們甚至無法理解「國民」一詞的涵義，常常在正規新聞報道裏頭把美國人叫做「美國市民」，德國出了一件大事則述說「德國o的市民o既反應」如何如何。

這還不是要害，真正重點在於所有國民教育的政治內容都是一套關於國民生活之制度環境的詮釋和解讀，這套詮釋不論真假對錯，它起碼要和國民現實生活裏遇到的種種體制相關。舉個簡單的例子，美國中學的社會科會把憲法當成重點，學生由此知道這個國家三權分立又互相制衡的原則是怎麼回事，而且都能在每一天的行止中活生生地印證這套原則的體現。等到他們長大，也許會發現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於是要不就憤世嫉俗，厭惡自己學的東西騙人；要不就努力參與，試圖修改那不如理想的現實。無論如何，他們領受的國民教育與他們的國民生活是可以對證體認的；並且他們發現彼此都學過一套類似的東西，都活在共同的體制之內，所以會產生一種互認同胞的團結感。

再看中國，也許「人民代表大會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乃世上最民主的制度」，是個瞞天大謊，可人民代表大會確實存在，它通過的決策也確實影響了每一個活在大陸的中國人。同樣地，共產黨當然不是什麼無私的執政集團，可它的確正在「領導」所有內地中國人的生活。所以大陸那套國民教育儘管虛偽無實，但起碼和大陸老百姓的真實生活相干。

問題來了，一國兩制底下的香港人是活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嗎？沒錯我們也有人大，而且產生的辦法也和內地一樣不民主，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的人大根本影響不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它既不必通過政府預算，也不對本地立法，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對中央反映港人意見」。所以每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雖然內地傳媒和香港傳媒都會報道，但他們是真的從切身利益關心，我們則頂多算是意思意思地表達關心。這不是因為我們不認同這個制度，而是它根本和我們無關。請問當年温家寶宣佈免去農民稅項，這會惠及到香港農民嗎？請問他們討論高速公路要不要繼續收費，這會影響到我們自己的公路建設嗎？

你在香港教授一套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體制的詮釋，香港人卻根本不在這套體制之內；然後你還要香港人認同這套詮釋，甚至愛上它所詮釋的體制。其荒謬猶如教育香港人何謂「大憲章」，以便認同自己是聯合王國子民一樣。如果這種教育能夠成功，那我們大概也能教俄羅斯學生認同美國憲法，然後把他們變成美國人了。所以重點根本不在這套國民教育是不是說謊，也不在於當局是否想給大家洗腦，真正的問題是它和我們「不相干」(irrelevant)。

要教大家在文化和血脈上認同中華民族的身份，這大可不必，說不定香港人的這種認同要比內地更強烈。要教大家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則註定失敗，因為香港人終究不受內地體制的影響(至少沒有直接的影響)。沒錯。我們可以讚賞或否定這套體制和它的相關詮釋，就像我們也可以讚賞或否定美國的體制一樣，但這是種有距離的判斷，而非出自切身的體會。沒錯，我們會掛念內地的中國人，關心他們的苦難及褔祉；然而我們到底很難對他們真正產生那種休戚與共的感受，因為我們真的不是共存在同一個制度環境之下。

袞袞建制諸君常言：「香港回歸十五年了，但人心還沒有回歸」。他們大概沒有想過，只要一國兩制繼續存在，香港就不可能出現他們心中的那種「人心回歸」；再多的國民教育，亦是徒然。

說到這裡，必須補充，我完全沒有呼籲廢止一國兩制的意思，只是盡己所能地客觀描述當前制度本身的矛盾。喜歡在字裏行間誅心的讀者，以及頭腦發熱引致暫時性閱讀障礙的朋友，不妨休息一下。

金雯訪梁文道：格局小也不失台灣的美妙

【兩岸徵文】在我15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台北市郊，學校附近也是農田，那時候，對台灣農村的印象也很好，民情很淳樸，保持著自己的做事規則和方法，每一個村子都有祭祀的廟宇，大家聚在那裡聊村裡的事。但那時候的台灣農村還是有點髒。

以我經驗來看，現在的台灣農村比較像日本的農村，乾乾淨淨，道路很清潔，村民都變成小企業家，用企業精神來經營自己的田地，使用與高科技結合的精密耕作方式，市場經營也非常用心，這樣的結果是農產品比較貴，但品質提高到一定程度會讓人覺得本地貨就是好貨。

我看到現在台北的一些超市就標明哪些是本地農產品，價格比美國進口貨貴。日本是這樣：國產貨一定是最好、最貴的，日本人愛用國貨，覺得日本出產的是最好的。現在台灣也有這種趨勢了，台灣人為自己的農產品驕傲，反而美國來的牛肉可能更不放心，覺得會有狂牛病或基因改造。

對比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這一點讓人感慨萬千。你也可以說目前台灣農村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相對比較富裕了，農村不用養活那麼多人口，開始向另外一個方面發展了。

台灣農村的改變是經歷過很多階段的。其中很重要的變化是在國民黨遷台之後。他們吸取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心搞好農村。於是就有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把土地較為平均地釋放出去。由政府出面當中介，開始組織起農會，主力是輔助農村和農民發展。這個機構一度影響力非常大，幾乎包辦了農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從幫助農民開店、賣肥料、除草、除蟲、研究到推廣農作物品種，協助農民融資──它還是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農會是由政府出面的，但是到了地方，又依賴於農村自己的組織如何與它產生互動。不是將所有的社會力量都收歸於政府，而是反過來，政府力量仰賴、扶持農村原有的力量。

這一切的背後都有很多大學的農業系、生物系的學者參與。戒嚴解除之後，農村發展與學者研究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就是研究城鄉差距問題。開始研究農村政治和公民社會的建立，因為一般來講，公民社會就是城市，農村有自助、互助的傳統，這些學者會研究這類傳統有沒有問題，怎樣改造它，讓它變得更好。

最近十年，全世界由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的趨勢沒有變，但是在很多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減緩了，甚至倒流了。台灣也出現了這樣的狀況。城市的生活壓力很大，年輕人開始發現，很難像父輩一樣在職場上一直往上走，機會不是那麼多。他們開始思考，生活是不是有一個別的可能，比如去農村過一種很自在的生活，自耕自食。整個台灣越來越價值多元化，年輕人會去開咖啡店，很多公平貿易產品出現。這就是郭台銘罵的，台灣年輕人沒出息，只想開咖啡店。他沒想到，下一輩的年輕人不像他那樣想發大財了，吃飽有個地方住就夠了，對各種價值觀開始有批判和反省的，不輕易接受主流價值觀。

相對客觀地說，台灣沒有大陸人說的那麼好，也沒有台灣人說的那麼壞。台灣還是有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經濟發展的停滯，過去十多年虛耗在政治鬥爭上，台灣人的視野往內縮，開始喪失一種國際觀，在文化上，開始渲染小清新的風格。不是說小清新不好，而是過去台灣曾經出過很多厚重的東西，已經不是主流，慢慢被小清新取代，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大陸對台灣最大的誤解是：這個真是傳統中國。它的確保留著一些大陸已經失去的傳統，的確有一些民國遺風，表現在語言或者是說話的方式上。實質上，台灣已經不是傳統中國可以概括了，尤其是之前所說的價值觀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輕盈等，都是台灣人數十年努力的結果。我曾經親眼目睹過戒嚴前的台灣，特別能夠看到今昔的對比。這個台灣不是我小時候所知的台灣。

現在很多人去到台灣，就覺得台灣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充滿善意，我可以老實告訴大家，我小時候見到的台灣人非常粗野、暴力，比較像《艋舺》那個電影。周末回家的路上必然堵車，一到十字路口，四個口的車堵死在那裡，誰都不讓誰，然後就有人下車吵架，吵著吵著就打起來。很多人嚼檳榔，滿街亂吐，地上骯髒得不行。那時候，台灣還有加工業，環境汙染跟現在大陸差不多，我家附近有條小河，下午5點顏色就準時變紅，因為上游排汙了。這種情況在如今的台灣是看不到了。解嚴後，雖然政治鬥爭激烈，但是社會風氣變好了。我認為是整個公民社會發達了，社會成員開始把自己的當成社會的主人，跟這個社會的關係就不一樣。

台灣自由行與香港自由行很不一樣。去台灣自由行的遊客主要是好奇，去一個曾經的禁忌之地、一個沒見過的民國範兒。台灣的小清新文化在大陸年輕人中影響很大，很多人本來對台灣文化就有親近感，本意是想學習台灣的生活方式，哪怕是混進去當幾天遊客，他們的到來，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不一定很大。

兩岸的開放往來已經幾十年了，一直比較單向，台灣人來大陸比較多，在大陸上看到的台商，一副暴發戶嘴臉，炒房地產、剝削工人。過去的交往都讓對方看到最壞的方面。現在，有更多的大陸人去到台灣，會想，為什麼大家都是中國人，隔了一個海峽就不太一樣了呢？有了這樣的相互瞭解之後，對大陸本身起碼都是多一個參考：原來有很多種做中國人的方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政治運作的方法。

當然，兩岸之間還是有不同的文化情緒傾向。大陸是特別火熱，文化上比較急躁，很渴望成名，做大事，不斷要宣揚自己的大、威風、厲害。一般老百姓最喜歡說，自己的親戚是誰，認識誰，打車的司機都要說自己中南海有人。台灣比較溫婉、陰柔、喜歡躲藏起來，含蓄地說話，台灣人的友善背後有很多計較的心機在裡面的。大陸人一看就認為他們格局小，但是這種格局小也不失他們的美妙，比較溫和，腳踏實地。

梁文道：我所知道的國民教育

【蘋果日報】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位同學的不屑、冷笑，與孤獨，猶如夢魘，時不時就會回來提醒我，要我記住自己的無知和醜惡。

那時候我在台灣上小學，「白色恐怖」已經結束，但解嚴還是個很遙遠的事。儘管學校開放，卻免不了「忠黨愛國」那必要的俗套，天天早上升國旗唱國歌，聽到「國父孫中山先生」和「總統蔣中正先生」的名號則得肅立致敬；至於抗戰的歷史和「共匪」的萬惡，那就更不消說了。那時候我們還看了不少「愛國電影」，為「八百壯士」的偉績而鼓舞，替張自忠將軍的殉國而扼腕，再加上一幫外省家庭的戰難記憶，仇恨日本自是可想而知的事情。

偏有如此一位本省同學，家中老人多通日語，而且從小給他述說一套絕非國家主流的日本故事，美好得就像《海角七號》裏頭的情節場景。耳濡目染，他也迷上了日本的一切，除了我們誰都愛看的卡通，他還喜歡日本的傳統風物與現代文明，一有機會便想教育我們這群愛國小憤青。

有一趟春遊旅行，大家在長途大巴裏頭呆了幾個小時，不知怎的又聊到了日本。他一如既往，不懼嘲笑地和我們激辯起來。他說日本人禮貌，我們便說他們虛偽；他說日本發達，我們便說那是掠奪的成果；他說日本流行歌曲好聽，我們就說他是漢奸。當他問起我們有誰真的去過日本，有誰真正瞭解這個國家，我們就乾脆急了不只罵他漢奸，還說他是娘娘腔，激動起來差點就要揍他。總之他講現實，我們就談自己不曾經歷過的記憶，根本沒有道理可言。最後大伙齊唱抗日愛國歌曲，越唱越高亢，彷彿這群小學生很快就要上戰場似的。他一個人坐在車窗旁邊，沉默不語，偏着頭瞧向外邊冷笑。

我永遠記得這個景象，記得自己怎麼羞辱一個同學，記得自己莫名其妙的激動，記得愛國熱情中那股奇怪的雄性風格（漢奸為什麼總被形容為『不是男人』？）。這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愛國教育，我所知道的戰爭記憶。

梁文道：領導說了算

【新世紀】中國社會政治體制文化中的一個謎題，就是它到底有沒有彈性。「冷戰」時代，有些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喜歡把中國體制形容為一種「剛性專政」，只要上頭死了心要干一件事，不管全國人民是否要脫掉一層褲子，它都一定執行到底，下者莫有不從。可是後來，有些到中國做買賣的外商卻又像發現新大陸似的，高呼這是一片全世界最自由的土地，沒有什麼不可能，也沒有什麼規矩是不容變通的。

對我們自己人而言，它一樣模棱兩可。說它沒有彈性，但又要搞通關係門路，領導換個主意，再硬的規定還是可以找出靈活的空間；但要說它很有彈性，我們又該如何解釋近日北京那場「六十一年一遇」的暴雨呢？為什麼路上都已經淹死人了，政府還不開放公家部門的空間，給人作為棲身避難之所？為什麼汽車都已經快要駛不動了，高速公路收費站仍然好整以暇地攔下來一個個收錢，交通協管員們依然恪盡職守地往一輛輛被淹的車上貼罰款通知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這不是什麼民族性的問題。平日防人甚嚴的北京市民，當晚竟敢在網上公開自家電話住址，好讓陌生人躲災避難；也有私家車冒著風雨主動上街，尋找待救同胞。甚至這也不是公務員的心態問題，你看那臨時加班的派出所所長李方洪怎樣為了救人而觸電犧牲，又看那基層環保工人如何站在被衝開的井蓋旁邊以警示過路車輛。中國人，甚至中國每一個尋常公務人員，他們是有彈性的，他們全都明白，非常時刻就得做非常的事。沒有彈性的只是部門，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經過組織的公務人員，甚或任何活在某種組織文化之中的中國人。

為什麼一位派出所所長能夠見天色不對，就立刻取消休假回到所裡辦公？為什麼一隊交通協管員卻可以無懼暴雨，機械般地對著被迫停駛的車輛照開罰單？區別就在於前者本身是個領導，足以自行裁量；後者則是一隊被領導的組織，習慣於按章辦事。

再仔細點看，李方洪所長就算不是什麼很高級別的領導，比起那些城管隊員，他當時的狀態，也還稱得上一種可以單獨下決定的狀態。反觀交通協管員與收費站上的站員，當時他們卻與同事一起，實實在在地存活於一種組織狀態裡頭，不得自行其是。不妨大膽猜測，假如收費站上只有一個站員，他的表現會不會有所不同？又假如一個休了班的協管隊員，他會不會也加入當晚義援災民的救助大軍呢？

簡單地說，體制文化的彈性與剛性或許根本不矛盾，它們都是同一塊銅幣的兩面。這塊銅幣的名字，則是「領導說了算」。在這種領導獨攬大權的管理文化底下，被領導的人很難擁有很大的自我裁量空間；越是底層，就越不敢逾雷池半步。所以，不只協管隊員不敢不遵命辦公，就連餐廳一個普通服務員都不敢答應你一些很尋常的要求，比方說吃飯的時候不用老是換碟：因為他們沒有這個權力，他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一些不按訓練、不照指示的行為的權力。他們就像機器人一樣，被死死盯在權力金字塔的最最底層。要是只看這一面，中國確實沒有彈性可言。

換個角度，要是遇上稍有點權力的領導，那就好說了。因為他就是組織，他就是規定。同樣在餐館吃飯，一個底層服務員不敢不給你倒茶，哪怕你一直叫他別倒，他很怕領導發現他沒遵守見到杯空就立刻倒滿的規定；但是一個總經理卻能容你在不許抽煙的地方抽煙，同時貼心地奉上煙缸。如果發現這一面，那中國還是最靈活最自由的國度。

被人罵多了，有些部門也會嘗試推出更加「人性化」的措施。問題是那些人性化的措施，也可能異化成很不人性的剛性規定，迫著你接受他們的體貼。比方說某間銀行為老人家設座，怕他們排隊久站；可你不想坐還不行，那可憐兮兮的客服人員會哀求你：「領導看見你不坐，我要挨罵的。」

如果一切正常，這回北京雨災之後，有關部門的檢討也一定還是沿著這個路子走，推出更多的應變方案，更多的人性舉措，一切都有計劃、有規定。惟一不變的，大概就是這種管理文化。將來他們或許會清楚指示，下雨下到多大就不能再攔路收費。但萬一不是大雨，而是其他災難迫著車群匆忙逃生呢？恐怕大夥還是得乖乖排隊，等領導說了算。

梁文道：戰爭故事

【蘋果日報】戰爭，只有戰爭才是任何國民教育的最大利器。它為全國國民設定了一個共同的外敵，所以能夠內向地促生一種緊張的團結。戰爭帶來的苦難又是另一種沐浴，透過這火與血的洗禮，創傷固然成了每一個人的共同經驗，卻也昇華出災劫過後的純淨。還有死亡與犧牲，那無數的英勇故事，神奇地把活生生的個體連上了一個非常龐大也非常抽象的國家。

難怪戰爭是無數國家在教化國民時必得大肆宣揚的核心故事。他們用教科書和博物館說故事，告訴國民「我們是誰」；我們無非就是經歷過一場偉大戰爭的倖存者，理應團結一致，就像戰時那樣地守望相助。他們用紀念碑與大眾傳媒說故事，讓大家崇拜那些為國捐軀的先烈，並且效法他們面對死亡的精神，把自己的生命交託給所謂的「大我」。

戰爭還涉及理念。我們為什麼而戰？這個問題關乎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關乎我們相信的價值。好比獨立戰爭，它是美國人追求「人生而平等自由」這條理念的最大體現；南北戰爭既是對這個信念的考驗，也是癒合國家裂口的矛盾實踐；第二次世界大戰則雄偉地確立了美國人追求正義的自我想像，讓他們覺得「世界警察」是種捨我其誰的天賦使命。

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相信些什麼呢？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最關切的戰爭就是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這兩場大戰不只感性地描述了苦難與犧牲的故事，鞏固了國民的向心力；而且還體現出它長久執政的理由。它說，全靠它，中國人才打贏了外敵，獨立於全球諸國之林。它又說，全靠它，中國才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正義，擺脫掉地主與資產階級的壓迫。

可惜這是套連今天一般中國人都不會相信的大話。抗日戰爭是你打的嗎？當國軍在戰場上投入百萬人命的時候，你在哪裏？解放戰爭又解放了誰呢？農民始終被犧牲，當年餓死無數，今天追討欠薪還要挨打。

梁文道：正常奧運

【蘋果日報】從希斯羅機場出來，一路順暢，沒有任何乘客被攔下來搜查行李，甚至根本沒有人在檢查行李。這就是一個正在主辦奧運的城市嗎？不是說他們很有可能會遭到恐怖襲擊嗎？為什麼倫敦會表現得如此鬆懈？還是說他們外弛內張，有些我們看不見的厲害手段？

在倫敦這兩天，我總是想起四年前的北京，同樣主辦奧運，兩者的態度截然不同。四年前，北京一個朋友剛剛買好房子，預備搬家，怎料新居裝修工程被迫中止，最後只好回到東西收拾得一片狼藉的舊宅，直到奧運結束。為什麼？因為粉飾新家必須用到天拿水，而天拿水那陣子是不許買的。

那陣子，北京停掉了多少正常活動？不只一切裝修工程中斷，就連所有外地進京車輛都要嚴密檢查，許多貨物來不及交送，大家只好給自己放一個奧運假期。去年我在一個公開場合提起這些經歷，談到當時傳得鬧哄哄的「禁賣菜刀令」，居然有年輕人懷疑我造謠，他氣急敗壞地問：「這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人的記憶真不可靠，才不過三四年前的事，那時候大家都曉得北京市民買不到菜刀了，還邊說邊當笑話，笑這政府的緊張和荒謬；現在的青年卻以為這又是一則醜化我國的惡毒謠言。這就好比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些人不相信大飢荒的年頭人們易子而食，文革時女生踢死校長，記憶的傳承果然不可信靠。

根據常識，太過荒謬的東西往往是假的；但在中國，太過荒謬的故事卻往往是真的。從辦奧運不准裝修，到谷開來毒殺情人，原來全是真事。

坦白講，我到現在都還擔心倫敦奧運真有可能會遇上可怕的襲擊；可是倫敦人的平靜卻能安撫遊客，在你入境的那一刻起就告訴你，日子還是得正常地過。

梁文道：懷舊

【飲食男女】餐館評論之所以未盡如意，泰半在於時間。真的，有時候並不是因為一位食家不老實，而是餐廳水準不穩定；從他吃完飯寫完評論發表見刊，到我們被這篇評論勾起食慾跑到那家館子，中間無論如何也隔了一段時間，不管那是多短的時差，也足夠帶來許多料想不及的變化了。

一個侍應的心情會有起伏，一種材料的素質不可能天天一樣，甚至一個經驗老到的大廚也或許會有失手的時候。萬一你發現自己吃進嘴的東西遠不如評論說的那麼美好，這不一定是評論者騙人，也不一定是他和你的口味很不一樣；通常的情況是你運氣不好，正巧碰上一家好餐廳的低潮；又或者那位食家的運氣太好，居然遇到一家壞餐廳難得的高峰狀態。

所有飲食文字都是延滯的，所有飲食文字因此也都關乎過去。

自我少時開始閱讀唐魯孫和梁實秋以來，我就發現美食文章的一大特點，那就是它們傾向懷舊多於迎新，幾乎所有食物都是舊時好，一切新流行的餐飲風格都很難叫做進步。哪怕是每天早上報到喝茶的陸羽常客，他還是堅持永吉街的年代要好過現在；哪怕是經過毛澤東時期的飢餓與困乏，他還是要說當年的菜蔬清新有味無添加。

比如北京著名老作家趙珩，他一篇《最愛是乾絲》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一開始，他投訴：「二十年來，大小筵席吃過無數，無論是號稱正宗淮揚菜的名店，還是標榜為主理淮揚菜的大師，所做的煮乾絲幾乎沒有一個是對的」。反觀文革期間，他去揚州富春茶社，明明貼滿「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之類的標語，明明「小辮子服務員都穿『國防綠』」；但「那乾絲做得是真好，既鬆散又爽滑，絕不像這些年吃的，不是粗如杠子，就是黏成一團，要用筷箸撥弄半天才能散開」。這種今不如昔的感慨，是美食書寫的主流。要是把過去幾十年作家們寫的飲食文字一路讀下來，你大概會相信這幾十年是中國料理不斷墮落的沉淪史。

好在趙先生給出了解釋，說明今天的乾絲不行是因為豆乾不好，豆乾不好是因為豆腐不對，而豆腐不對則是因為豆漿做得如何不講究不細膩。要知道許多大發思古幽情的作者往往不加解釋，直斷生死，一上來便指斥今日之滑俗，追憶昔年之淳美，弄得讀者只能玄想那傳說的時光卻又不知其所以然。

為甚麼會有這種現象？是人類吃食文化水平真的退步了？還是我們太過容易陷入美化過去的浪漫情緒？

餐飲評論的目的之一是幫助我們辨識新生兒，可惜我們和這些文字總是隔着一道時間的淺溝；美食文章的效用之一是豐富我們的見識，可惜我們總是見識到一些永遠不會再現的死者。我開始懷疑，追憶與懷舊或許正是飲食書寫的本質。

專訪梁文道：在香港還堅持讀書那你就是真正的讀書人

【南方都市報】我一直覺得香港書展是一個有點奇特的事情。第一，大家都覺得它是文化活動，因為它是書展，但它的承辦機構又是香港貿易發展局。貿易發展局從來就不是一個我們應該指望的能做好文化的機構。香港沒有一個專屬的文化局。所以香港書展一直處於很尷尬的位置，它到底是商業活動還是文化活動，定位不是很清晰。

香港書展其實成了一個以零售為主的書展，到今天，幾乎百分之百都在做零售而不是做版權交易。而這樣一個書展在做零售方面可以說是非常成功，起碼每天入場的人數非常多，書的銷量也非常大。問題在於，在短短幾天時間內，你讓這麼多人密集地擠在這裡，完全不能指望它有一個清靜的環境，有很有讀書氣氛的文化活動。你可以把它看成大家趕集去買東西，只是大家買的東西是書而已。

最後一點也是最奇怪的一點，香港從來就不是一個以閱讀風氣好聞名的城市。最近香港一些機構做的調查顯示，有六成的香港人或許一年沒有讀過一本書，也就是說香港的閱讀率比起很多發達地區算是非常低的，甚至低過離我們最近的深圳。但偏偏在這樣的地方，有一個創世界入場人數之最的書展。這真是一個謎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李嘉誠說「小說沒有用」

香港是一個比較急躁和功利的社會。首先必須承認香港普遍上閱讀氣氛並不是很好，但我並不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因為有非常多優秀的文化人、作家，也有聲勢不是很浩大但一直在堅持的高質量的文化活動。香港書展參加人數之所以大，我看原因是香港書展已經變成了香港夏天的一件大事，香港人已經習慣把書展當成了一個春節花市一樣的東西，反正到時候七月份大家都去，那我也得去趕集一下。

香港人有一個說法很奇怪，就是把「讀書」和「看書」分得很清楚。對他們而言，讀書就是在學校裡念與功課有關的書，而看書是在閒暇中的興趣。看書被認為是特別高深、閒暇時的興趣，於是慢慢地，看書和日常生活分離開了。好像是特別高雅有心有空有神的人才會有興趣去看書，結果這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從這個現象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對香港人來講，看書並不是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會有的一種休閒的、生活上的習慣。

其次，香港人太過喜歡迅速地、功利地做任何事情。如果他覺得能通過聊天知道的事情他絕對不會看報紙；如果看報紙雜誌能知道的事情他就絕對不要看書，能夠在網上一句話說完的東西他就更不要看長篇大論，因為他會覺得這很不實用，浪費時間。所以這樣一來，看書就變成是一種投入非常大，獲益卻不一定有保證、甚至非常少的一件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文學在香港尤其冷門的原因。除非是引人入勝的武俠小說、愛情小說。香港這個城市常有一些人出來號召要大家多讀書，也有一些年輕時讀書比較多而又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比如李嘉誠，他以前說年輕要多看書，但他也說得很清楚，他從來不看小說，為什麼呢？因為他說小說沒有用。那我覺得李嘉誠這句「小說沒有用」相當好地代表了香港人對閱讀的態度，那就是看書要不是一種很高雅閒適的興趣。從有用的角度看，很多人就會覺得看書投入太大了。

香港人閱讀趣味的「本土化」

以我所知，現在大學生的閱讀情況也是越來越糟了。不過這也不只在香港，應該是一個國際趨勢。英國也是這樣，現在越來越多的學科不再要求學生讀完幾本完整的書，常常只要求他們讀完某些章節。至於學生，功課壓力那麼大，又要參加一些社團活動，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時間讀書。

我的感覺是香港現在的大學生對讀書的態度和中學生差不多，都是一種應付課業要求的態度。很多學生甚至對讀書的義務感都沒有了。

以前在大學還比較精英的年代，大學生就該在校讀書，就算讀書興趣不大，但多多少少會覺得自己身為大學生，不管是讀社會學還是歷史學，好像總該讀點書，不然會不好意思。以前我唸書的年代，很多學生還會有這種義務感，這種義務感嚴格來說算不上什麼興趣，但是它起碼會逼迫學生想要讀點什麼。現在的學生連這種義務感都沒有了，完完全全只能講興趣了。但問題是，當只能講興趣時，他們是不是那麼有興趣呢？這就很難講，他們很有可能也沒什麼閱讀興趣。

正因為這樣，香港少數對讀書有興趣或對文化有看法的人，他們的堅持就很可貴。我常常引用北島說的一句話，因為北島住在香港，他最有體會。他說：「你在香港還堅持寫詩，那你就是真正的詩人。」我覺得這話很有意思。

在香港，你做藝術，寫作，別人會覺得你是個怪胎。因為你根本沒法靠這個掙錢，書也賣不出去，不像大陸，寫本小說也能賣幾千本，在香港，小說印個幾百本，可能還賣不完。你不會有像《南方都市報》這樣的報紙來採訪什麼新書發佈，公眾不知道你是誰，沒有人給你掌聲，你也沒有物質的報酬。相反，你可能還要犧牲你本來可以拿來玩的時間，犧牲掉你本來可能有的好的工作，犧牲掉你本來可以跟別人社交的時間，犧牲掉太多太多東西，但是你仍然願意寫書、看書、做這些藝術文化的創作，那你一定就是毫不功利地只愛這個東西。

現在香港人的閱讀興趣上越來越注重本土口味。越來越多的人關心香港本土社會的面貌，香港的歷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掌故，這種書是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去看。

但就我個人來說，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我們以前那種讀書環境培養下的閱讀能力正在慢慢流失。造成流失的原因主要還是現在人上網太多，習慣跳躍式閱讀，每個人都希望在很短很快的時間內攫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最後變成，稍微長篇一點的東西，大家就失去閱讀它的耐心了，然後連專注的能力都失去了。

這種趨勢帶來的另外一個惡果就是，由於你在閱讀時要求短平快，必然會影響你的書寫，書寫也會變得越來越單一。本來寫東西舊有的方式就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的，但是慢慢地大家對於凡是自己覺得不夠清晰不夠直接不夠簡單明了三兩句話不能講完的東西，都不想看。稍微曲折一點的表現，大家的興趣就都失去了。

為節目犧牲了哲學閱讀

雖然我現在主持幾檔讀書節目，但我的閱讀還和之前差不多。不過，我發現，做了這些電視節目後，很多我原來特別感興趣的領域的書不得已只能被「犧牲」掉了。因為有些領域的書不適合在電視上介紹，要介紹也不能總是持續介紹那幾個領域的書，比如說哲學、政治理論這方面，我分配給這些書的時間減少了許多。

我平常一年大概要看兩三百本書。平時我幾乎是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覺有空就讀書，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平均一天有六個小時。我現在很少出門應酬，習慣也越來越壞，我可以一個月不開電郵，電郵不用，手機也長關，我一般喜歡在家裡面，即使外出時也呆在房間裡看書。

平時出門的話，我包裡隨時都會帶兩本書。有時也會有電子書，但無論如何我都會多帶一本紙質書，不然我總覺得沒有安全感，覺得一本書在路上看完了沒有第二本書看了。所以我也很難講有什麼閱讀習慣，反正就是隨時隨地都在讀書。

我平時找書主要是通過一些書評期刊。比如說像《泰晤士文學增刊》，《金融時報》的週末版，還有大陸的《讀書》和《書城》雜誌。還通過一些有名的書店網站，找一些最近出版的學術書籍。另外，我還會看一本美國的文學書評雜誌叫《BookForum》，它辦得比《紐約書評》還好，以前我會訂《紐約書評》，但現在我都看《BookForum》。

除了自己買書之外，還經常會有大陸出版社給我寄書，大概一個月能有二三十本。這個真是太多了，我也巴不得叫他們不要這麼做，我還是喜歡看我自己買的書。

在如何選書上，我也有自己一些方法。一種是我對這個作者很早就有所認識了，通過以前的閱讀，人家的介紹，書評，或者是透過它的目錄，我在書店看書，經常會翻它的目錄，翻一翻它大概的內容。其實你買書買得多，看書看得多，你這種基本的鑑賞書的能力，日積月累慢慢就會有的，這不算太難的一件事。

有的學術書籍，你看它題目非常大，《論中國文化……》這種九成都是不好看的。如果是學術書籍，我認為是最容易選的。你看他的一些基本的東西，比如你看他的參考書目。比如說有一本書，它說要研究英國史，你翻它參考書目，一本英文書都沒有，全都在用二手的翻譯的東西，那你就知道不用看了。再或者說有一本書，它要談比較重要的學術問題，那你看它的註釋就能大概看出這個學者的功力怎麼樣。非學術書籍，反而比較難，但是隨著你經驗增加也會有鑑別能力。

Q & A：

1、你經常逛書店嗎？喜歡去的香港書店是哪些？

我買書主要還是通過逛書店，有的書不好找，可能就要訂購。我經常逛的書店，一是離我家較近的一個比較大型的商務印書館書店，基本一個星期去兩回。另外有一些小書店，在旺角等處的，一個星期去一回。

北京的書店我幾乎個個都去過。每回到北京。只要有時間。我一定去萬聖書園，以內地出的中文書來講，萬聖大概是買書最方便的地方。我要看的書它基本都有，選書選得好。

2、你經常去香港的圖書館看書嗎？

香港圖書館其實還不錯，我可以免費借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的藏書。我只要辦張校友卡，就可以在家裡直接上它的網站看很多電子期刊。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除了本館外還有四個分館，分散在校園幾個位置。尤其絕版的書我真要用起來，就要去圖書館借。

偶爾會去我家附近的一個小規模的公共圖書館，叫做香港沙田圖書館，雖小，但也至少有二三十萬藏書。

3、你經常在香港網購圖書嗎？

我常常網購，說起來也很怪，跟別人習慣還不大一樣。我平常的做法是，在網上看到我想要的書之後，把單子抄下來，交給香港一些小書店，請他們替我購買。這樣其實會比較貴，可我覺得好處在於，讓他們小書店有生意做。

如果偶爾時間趕的話，我也會直接在網上訂購電子書，像亞馬遜是我常常光顧的網站，我直接向它訂購我要的電子書。

4、你平均每個月花在買書上的錢有多少港幣？哪一類書買得比較多？

大概每個月得接近七八千元。有的精裝英文書會很貴。人文社科的書籍我買的非常多。

5、你通常用哪種電子書閱讀方式？（Kindle，iPad，手機，PC，其他方式，喜不喜歡電子書）

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kindle看書，主要是用來閱讀亞馬遜網站上購買的電子書。我包裡隨時都有兩本書，有時候也會有電子書，但是我基本上是帶著一本電子書還帶著一本紙質書，因為我總是沒安全感，覺得一本書在路上看完了沒有第二本書看了。

6、家裡藏書大概有多少冊？

可能有一萬冊吧。

7、最近買的一本書是什麼？

很難講，因為我一下子會買幾十本，我一下說不出來。

8、香港書展會不會去？對書展感覺如何？

今年我會幫資中筠老師的講座做主持。另外就是延續去年我幫香港書展策劃的一個讀書會，叫「經典讀書會」。主要是包括我在內的五個人，每人選一本自己心目中的經典著作，做一個讀書會。讀書會的人數有上限，最多不超過三十人。香港書展入場人多，每年六七十萬人，一些講座現場都是過百人，但是我覺得我們也許需要一些比較面向小眾的、細緻一點的活動，所以就想到做讀書會，今年乾脆就叫做「少數人讀書會」。今年我會做第一場讀書會的導讀人，我帶大家讀的書是柏拉圖的《申辯》。

說到對香港書展的建議，我希望承辦機構能用一些更專門的，更有文化導向，更清晰的主題去做好這個書展。它每年都會有一個主題，但在我看來，那些主題都太普通，太平常了。另外，場館佈置非常專業和高效，但是仍然缺乏一些文藝特徵，可以在設計上更多一點心思。

梁文道：自由行

【蘋果日報】誠品書店果然要在香港開張了，很多年前便聽說過他們的意圖，那時候一有機會就潑冷水，常勸他們最好別打香港的主意。不是不喜歡誠品，恰恰是因為喜歡，尤其佩服老誠品那獨樹一幟的風格與勇氣，所以就更不忍看見他們盡興而來敗興而歸。不只是我，許多香港朋友都曾好意建言，告訴他們香港這塊地方不是這種書店活下去的土壤。人家也不儍，始終要來，大概早有策略，又或許香港已經變得不一樣了。但願是這樣吧。

想起前段時間「反蝗」聲勢最旺的時候，一位老友在電郵上慨嘆：「前陣子在台北碰見兩個斯文有禮的年輕人，原來是大陸過去的自由行，他們很客氣地問我一家書店的位置方向。為什麼我在香港就很少碰見這麼文藝清新的自由行呢」？雖說這番話略嫌粗糙，太過「本質化」了地方差異。但我明白這位老友背後的心情。

是呀，你看大陸《城市畫報》這類「小清新」刊物，莫不洋溢一股濃濃的台灣味，手工咖啡自行車，二手書店老家具，《海角七號》陳綺貞，恨不得在神州大地上複製出一個又一個的小台北。再看網上一群文藝青年「哈台族」，人數不多，可情熱如火，買書貴一點也要買台版書；有機會去台灣當交換生更一定要騎車環島，途中住住民宿，領略那傳說中的人情淳厚、風光靜好。回看香港，我們的年輕人豈不也是越來越愛台灣，師大路夜市要拆，他們幾乎和當地人一樣難過。

撇開大陸赴台旅行隊那種故宮、大溪、阿里山的政治好奇鴨子團不管，也撇開香港離大陸太近往來太方便，所以多了一大批台灣罕見的奶粉廁紙搶購班不算。我還是能夠感到老友形容的那種差異，為什麼去台灣的自由行會在誠品通宵打書釘？為什麼來香港的自由行常在廣東道排隊買 LV？為什麼去台灣的自由行會在墾丁參加露天搖滾音樂會？為什麼來香港的自由行到了大嶼山只玩迪士尼？

答案太簡單了，你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你就吸引什麼樣的遊客。你見過有人去拉斯維加斯感受文藝氣氛的嗎？

梁文道：台灣沒有大陸人說的那麼好,也沒有台灣人說的那麼壞

大陸對台灣最大的誤解是：這個真是傳統中國。實質上，台灣已經不是傳統中國可以概括了，尤其是之前所說的價值觀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輕盈等，都是台灣人數十年努力的結果。

在我15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台北市郊，學校附近也是農田，那時候，對台灣農村印象也很好，民情很淳樸，保持著自己的做事規則和方法，每個村子都有祭祀的廟宇，大家聚在那裡聊村裡的事。但那時候的台灣農村還是有點髒。

以我經驗來看，現在的台灣農村比較像日本的農村，乾乾淨淨，道路很清潔，村民都變成小企業家，用企業精神來經營自己的田地，使用與高科技結合的精密耕作方式，市場經營也非常用心，這樣的結果是農產品比較貴，但品質提高到一定程度會讓人覺得本地貨就是好貨。

我看到現在台北的一些超市就標明哪些是本地農產品，價格比美國進口貨貴。日本是這樣：國產貨一定是最好、最貴的，日本人愛用國貨，覺得日本出產的是最好的。現在台灣也有這種趨勢了，台灣人為自己的農產品驕傲，反而美國來的牛肉可能更不放心，覺得會有瘋牛病或者有基因改造。

對比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這一點讓人感慨萬千。當然，你也可以說目前台灣農村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相對比較富裕了，農村不用養活那麼多人口，開始向另外一個方面發展了。

整個台灣越來越價值多元化，年輕人會去開咖啡店，很多公平貿易產品出現。這就是郭台銘罵的，台灣年輕人沒出息。他沒想到，下一輩的年輕人不像他那樣想發大財了。

台灣農村的改變是經歷過很多階段的。其中很重要的變化是在國民黨遷台之後。他們吸取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決心搞好農村。於是就有了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把土地較為平均地釋放出去。由政府出面當中介，開始組織起農會，主力是輔助農村和農民發展。這個機構一度影響力非常大，幾乎包辦了農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從幫助農民開店、賣肥料、設備、除草、除蟲、研究到推廣農作物品種，協助農民融資——它還是一個重要的金融機構。農會是由政府出面的，但是到了地方，又依賴於農村自己的組織如何與它產生互動。不是將所有的社會力量都收歸於政府，而是反過來，政府力量仰賴、扶持農村原有的力量。

這一切的背後都有很多大學的農業系、生物系的學者參與。戒嚴解除之後，農村發展與學者研究轉向另外一個方向，就是研究城鄉差距問題。開始研究農村政治和公民社會的建立，因為一般來講，公民社會就是城市，農村有自助、互助的傳統，這些學者會研究這類傳統有沒有問題，怎樣去改造它，讓它變得更好。

最近十年，全世界由農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動的趨勢沒有變，但是在很多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這個趨勢減緩了，甚至倒流了。台灣也出現了這樣的狀況。城市的生活壓力很大，年經人開始發現，很難像父輩一樣在職場上一直往上走，機會不是那麼多。他們開始思考，生活是不是有一個別的可能，比如去農村過一種很自在的生活，自耕自食。整個台灣越來越價值多元化，年輕人會去開咖啡店，很多公平貿易產品出現。這就是郭台銘罵的，台灣年輕人沒出息。他沒想到，下一輩的年輕人不像他那樣想發大財了，吃飽有個地方住就夠了，對各種價值觀開始有批判和反省的，不輕易接受主流價值觀。

經濟發展的停滯，過去十多年虛耗在政治鬥爭上，台灣人的視野往內縮，開始喪失一種國際觀，在文化上，開始渲染小清新的風格。

相對客觀地說，台灣沒有大陸人說的那麼好，也沒有台灣人說的那麼壞。這麼說不是和稀泥，台灣還是有很多社會問題，比如，經濟發展的停滯，過去十多年虛耗在政治鬥爭上，台灣人的視野往內縮，開始喪失一種國際觀，在文化上，開始渲染小清新的風格。不是說小清新不好，而是過去台灣曾經出過很多厚重的東西，已經不是主流，慢慢被小清新取代，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大陸對台灣最大的誤解是：這個真是傳統中國。它的確保留著一些大陸已經失去的傳統，的確有一些民國遺風，表現在語言或者是說話的方式上。實質上，台灣已經不是傳統中國可以概括了，尤其是之前所說的價值觀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輕盈等，都是台灣人數十年努力的結果。我曾經親眼目睹過戒嚴前的台灣，特別能夠看到今昔的對比。這個台灣不是我小時候所知的台灣。

現在很多人去到台灣，就覺得台灣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充滿善意，我可以老實告訴大家，我小時候見到的台灣人非常粗野，暴力，比較像《艋舺》那個電影。週末回家的路上必然堵車，一到十字路口，四個口的車堵死在那裡，誰都不讓誰，然後就有人下車吵架，吵著吵著就打起來。很多人嚼檳榔，滿街亂吐，地上骯髒得不行。那時候，台灣還有加工業，環境污染跟現在大陸差不多，我家附近有條小河，下午5點顏色就準時變紅，因為上游排污了。這種情況在如今的台灣是看不到了。解嚴後，雖然政治鬥爭激烈，但是社會風氣變好了。我認為是整個公民社會發達了，社會成員開始把自己的當成社會的主人，跟這個社會的關係就不一樣。

台灣對大陸本身起碼都是多一個參考：原來有很多種做中國人的方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政治運作的方法。

台灣自由行與香港自由行很不一樣。去香港的遊客主要目的是購物，消費，這就決定什麼樣的人來香港。因為去香港主要就是去花錢的，所以，完全不需遷就本地人的生活。但是，去台灣自由行的遊客主要是好奇，去一個曾經禁忌之地、一個沒見過的民國范兒。台灣的小清新文化在大陸年輕人中影響很大，很多人本來對台灣文化就有親近感，本意是想學習台灣的生活方式，哪怕是混進去當幾天遊客，他們的到來，對台灣社會的衝擊不一定很大。

兩岸的開放往來已經幾十年了，一直比較單向，台灣人來大陸比較多，在大陸上看到的台商，一副暴發戶嘴臉，炒房地產的，剝削工人。過去的交往都讓對方看到最壞的方面。現在，有更多的大陸人去到台灣，會想，為什麼大家都是中國人，隔了一個海峽就不太一樣了呢？有了這樣的相互瞭解之後，對大陸本身起碼都是多一個參考：原來有很多種做中國人的方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會、政治運作的方法。

當然，兩岸之間還是有不同的文化情緒傾向。大陸是特別火熱，文化上比較急躁，很渴望成名，做大事，不斷要宣揚自己的大、威風、厲害。一般老百姓最喜歡說，自己的親威是誰，認識誰，打車的司機都要說自己中南海有人。台灣比較溫婉、陰柔、喜歡躲藏起來，含蓄地說話，台灣人的友善背後有很多計較的心機在裡面的。大陸人一看就認為他們格局小，但是這種格局小也不失他們的美妙，比較溫和，腳踏實地。

梁文道：意外

【蘋果日報】大陸朋友都說今年的「十八大」非比尋常，各路人馬磨拳擦掌，恐怕鬥爭會變得相當激烈。又說王立軍和薄熙來的事件爆發之後，情勢仍未明朗，隨時再有令人意外的變局。可是我以為，就算那些逐鹿中原的梟雄們鬥得再慘，矛盾得再不可化解，他們起碼會有一條共識底線，那便是「營造一個有利的、和諧的外部環境，以助黨的『十八大』順利召開。」翻譯成白話文，意思就是「我們決鬥，你們全都閃開，誰也不准插手」。

權力鬥爭的確是很殘酷的，所有用得上的手段都會用上，這是這場賽局裏各個理性競爭者都曉得的事。他們需要大量的計算，計算己方和對手掌握的人脈和資源，計算國際國內的局勢走向是否於己有利。但意外總是會發生的，王立軍跑到美國領事館就是個意外，陳光誠跑到美國大使館也是個意外；李旺陽之死惹起港人群憤，它在試圖掌握一切機會的競爭者眼中還是場意外。即便你算無遺策，但也算不出還會發生什麼意外，更算不出那些意外事件的發展究竟會變成那一方的彈藥。

於是各派勢力就會形成一種共識，那就是盡量排除意外發生的機會。為什麼這陣子許多民間文化活動遭到腰斬？因為誰也不知道那些活動的後果是什麼，誰曉得它會引起怎麼樣的討論？誰曉得那些討論刺激起的民情會倒向自己還是倒向對手？誰曉得這一粒小沙石的重量會不會破壞原有的勢力均衡？故此，為安全計，且把一切可能導致變局的「不穩定因素」扼殺於幼苗狀態。

其實這也是中國政壇所有大型活動前的正常現象了，每年「兩會」它要「有利外部環境」，奧運世博它也要「外部有利環境」，「十八大」這麼重頭的舞台就更得做好事先清場的工作。可惜黑天鵝總是不招自來，任你機關算盡，大概也算不到日本在釣魚台一事上的立場會這麼強硬，更算不到梁振英政府會跛腳跛得這麼早吧。比起一幅畫一首歌和一本書，這些事才是最大的意外。

梁文道：恐龍時代的管家上菜

【飲食男女】早就聽說過《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這部電視劇，直到最近才看了頭兩集。雖然只是兩集，但我馬上就明白它迷人的理由；演員出色，劇情細緻，是典型優良英國電視劇的風範。當然，大家喜歡它的主要原因，大概還是那份失傳久矣的貴族氣息。如此細緻地刻劃英式老貴族莊園生活的場面，上一回出現在影像裏頭，大概已是十多年前的《高斯福大宅謀殺案》（Gosford Park）了。這類影片從來不乏捧場客，因為這是一個連富豪也都顯得很平民的時代，而我等平民最愛窺視那遙不可及的上流世界，一方面替他們懷舊，猶如悼念一支滅絕了的部族；另一方面則羨慕且忌妒，用華貴的幻想填充自己這庸常的日子。

喬治五世時期，老派貴族凋零散盡的最後辰光，一切場面撐持起來都有些勉強了，因為整個世界變的不只是下層結構，還有它相應的上層觀念。例如那位繼承唐頓莊園的年輕人，一開始怎麼都受不了近侍的貼身服務，他不但不理解一個成人為何要人侍候更衣，甚至根本不懂近侍算是甚麼行業。當那位近侍告訴他「我一輩子的工作就是服務他人」。他的回應老實不客氣：「這叫那門子工作」？這是 1912年；不過二十年前，全英國大概還有一百五十萬人在這種莊園大宅裏頭服務，是當時英國第二大工種。二十年後，一個年輕人卻已完全無法理解這門工作，這就是世紀之交的觀念革命了。

當年擔任《高斯福大宅謀殺案》顧問的 Arthur Inch，是在這行幹了五十年的老行尊，他有一本小書《Dinner Is Served: An English Butler's Guide To The Art of The Table》，很能解釋這種觀念上的轉變。比方《唐頓莊園》裏的晚宴，餐具雖然精美多樣，但又好像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繁瑣，這是為甚麼呢？ Inch先生的解釋是「從朱古力匙羮到八種不同款式的椰菜專用叉，這麼過分的維多利亞式餐桌陳設，乃是中產階級的現象，為貴族所不取」。原來貴族對於正式和高貴的觀念是不同的，他們瞧不上中產富豪的踵事增華。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那些貴客晚飯時必須自己動手取菜，侍者只是端着一個大盤繞着桌子走，一位客人在盤子裏拿好自己要吃的分量之後，再輪到下一位接力。表面上看，這也似乎有違我們關於貴族紳士的想像，連袖釦都要近侍代繫的老爺，怎能勞煩他像吃自助餐似的自己取刀叉分菜？為甚麼不乾脆像我們今天這樣，廚房裏事先分菜，上菜時一人一份，既方便省事，還可講究盤飾美觀？ Inch先生回答得很乾脆，他說那種一人一份的上菜方式是「hotel-style and not butler service」、「The guests were never served their food directly by the server」。

這是我想了很久的問題，早在《唐頓莊園》之前，我就注意到歐洲貴族這種上菜分菜的方式。讀了一些書，我有點明白它的傳統來由。可我不懂為甚麼他們要堅持，更新穎的廚房分菜法已經流行了好一段日子，但 Arthur Inch這類老管家始終不屑一顧，硬是要自己費力捧着熱騰騰的大盤，端到貴客面前讓他們自助分菜？除了傳統，還有甚麼實際理由嗎？ Inch先生沒有明言，倒是說了一則親身經歷。他家主人也曾試過在廚房替客人們分好菜餚，一道道分別送上桌，問題在於那家宅子太大，從廚房到飯廳的距離是四分一英哩，結果侍應跑得氣喘如牛極不體面，客人吃到嘴的食物還都放涼了。由此推測，一大盤的菜餚起碼比分做小碟保溫，這或許便是傳統必須堅守的原因。

傳統失傳，因為今天的豪宅再大也大不到那種程度。當年莊園，多半成了古蹟酒店。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全是古代恐龍進食的場景，巨大、懾人，又有點可憐可笑。

梁文道：正常

【蘋果日報】有一位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和現代中國史的學者打算重刊舊作，他這幾部作品廣受好評，被認為是這個領域裏面最客觀又最見功力的鉅著。此次成套再印，本是大陸出版界的盛事，換做從前，媒體一定爭相報道。可惜這回，各家特別重視文化學術的報章都要甩手搖頭，一句話都不敢說。因為他們的領導接到通知了，「十八大」以前，千萬別惹麻煩。

還有一本翻譯過來的學術論著，專談納粹和前東德的宣傳策略，分析當時媒體屈從政權配合口徑的往事。這書能出，只是暫時不讓發行。理由？還是「十八大」之前千萬別惹麻煩。

除此之外，尚有小眾民間講學在開壇前一天遭人阻止，年年舉辦的文化聚會必須停擺；甚至訂好場子交過租金的畫展音樂會也都得中斷計劃，損失無人負責，因為有「不可抗拒的阻力」。而這一切，自然也是因為「十八大」。

何物「十八大」？如此厲害，為了它，全中國無數文化活動都得讓路，中斷和消音？根據最簡單又最官式的定義，所謂「十八大」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每五年一屆的換屆會議，通常用以選出新一輪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又根據許多「中國模式」辯護士的講法，中國政治已經變得很制度很規矩了，尤其中央領導人的替換，更有正常路徑可循，一點也談不上神秘黑箱。

然而，假如它真的正常，那為什麼民間活動不能正常舉行？為什麼你的「正常」會引致社會上那麼多的不正常？一個連政治領袖換班都會弄得一本再版老書宣傳不了的國家，這能叫做正常嗎？

梁文道：什邡揭竿的啟示

【蘋果日報】遙想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擔憂人文精神的失落，宏大理想之淪喪；一方面是鎮壓六四帶來的政治低氣壓，一方面是鄧小平南巡以降的市場熱潮，他們害怕中國人自此之後只知逐利，成了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再也不願追求什麼國家的改造，就連談論價值倫理也都成了無意義的空言。且看今日中國社會道德敗壞，政治改革停滯不前，他們說的似乎沒錯。

再說大學，尤其像北大清華這樣的精英學府，昔日是孕育變革思潮的溫床，王丹余杰的母校；如今竟回到晚清，變成留美預備學堂。而這一代人留學，想的可不是引火救國，卻是個人職場生涯上的璀璨前景。這些大學生忙着入黨求職，一心念的是依傍現有體制拾級而上，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還有誰會寄盼大學生舉旗群集，浩浩蕩蕩地進駐廣場？

然而，當年那批知識份子想像不到，有份設計這套軟性維穩體制的黨官工程師更加想像不到，原來講利益一樣會搞出氣勢洶湧的群體運動，例如最近的什邡和烏坎，又如幾年前的廈門。這幾起大型群眾運動的主力不是學生，至少不是八○後那一批，因為他們太忙，忙着存錢買車買樓。這幾場運動的訴求也不是偉大的政治理念，起碼一開始不是。那些率先站出來的人通常只不過是像你跟我一樣的普通人，有工作有家庭；他們最想要的不是國家一夜變天，而是非常卑微的尋常權益。

他們要家人子女生活在一個健康的環境，不要他們呼吸有毒的空氣；他們要在售出的土地上分一杯公平的羮，不要有人上下其手佔奪了應該屬於自己的那筆錢。比起民主、自由和法治，這些要求顯得如此世俗又如此實在。可是，正因為它實在，因為它關乎身家性命的安危與個人權益的增損，所以這些人要比當年講理想的青年學子更有決心、策略與勇氣。你嚇不走他們，打不走他們，就連開槍他們都未必害怕。書生造反，或許三年不成；百姓揭竿，那就是預備要拼命的了。

梁文道：中國思考模式

【蘋果日報】最近那套人見人駡的國民教育教材，其實真是一套相當不錯的國情教程，尤其適合香港青年。只要能夠配合「多角度」「批判思考」的討論，它絕對可以幫助學生瞭解今日中國某部份人的思考模式，有助於日益頻繁的「中港溝通」。

例如它在誇完「中國模式」的成功，共產黨又是如何「無私」「團結」和專心一致地為人民服務之後，回頭就批判西方代議民主政制的不是，說美國的兩黨競爭淪為自私自利的黨派逐利，結果害苦了人民百姓。許多香港論者看後大呼這是扭曲事實，美國根本就不是這個樣子。但我以為，這種論調反倒非常精當地呈示了當前不少中國人看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重點不在於它說了美國什麼，而在於它怎麼說美國。

沒錯，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近年發展更是受到不少學者批判。何止美國，甚至整個代議民主制度都有問題，要不然就不會有那麼多人主張「審議民主」和其他更直接的民主決策模式了。可這些問題和現在的中國有什麼關係呢？大家批判共產黨一黨專政，有人就說美國兩黨也一樣有毛病；你駡中國執政集團成了唯利是圖的利益集團，他就說西方政黨一樣逐利；講到中國百姓沒有影響政治政策的權力，有些學者便搬出西方政客如何代言利益權貴的故事。這種辯論方式正是現在大陸最流行的「護教學」，正是許多「中國模式」論者最喜歡的修辭術。

簡單地講，這是種幼稚園和小學一二年級水平的抗辯法，先生說我上堂不專心，可我明明看到國榮和小芳也在聊天呀。既然國榮和小芳上課也不夠專注，所以我打瞌睡也就不是問題了。既然美國壓迫過黑奴，所以中國磚窰礦坑裏的奴工便不算奴工了；既然英國首相都是牛津伊頓的畢業生，所以我們的官二代就神奇地正當了。想要認識思考方法上的「中國模式」，這套教材確實是個好起點。

梁文道：新西班牙

【飲食男女】一位大學時代最要好的同學，如今已是沉穩自在的法師。出家前兩年，他就開始了早上四點起身功課，過午不食，夜裏不臥而睡的刻苦修行。即便如此，他那時還會對我內疚地說：「但足球就真是沒辦法了，只能盡量少看，控制情緒。怕它讓人失控，可又實在戒不掉。」

的確，如果說這個地球上還有甚麼事情可以讓人茶飯不思，心神恍惚，那必定就是足球了。歐洲國家盃開打的那個月裏。我的腰圍足足瘦了一圈，不止每餐吃得都少，有時候更乾脆日中一食，興奮的情緒燃燒身上儲存的脂肪，徹底抹除掉飢餓的感受。正好這一兩個月新開了幾家西班牙菜館，原來也想試試，但我這陣子滿腦都是足球，精神上的滿足便抵銷了口舌上的慾望。

雖然西班牙經濟糟糕，名列「歐豬」，但這幾年卻以美食和足球征服了全世界。說起聖巴斯蒂安的餐廳和巴塞隆拿的足球，沒有人不佩服，都誇他們能人所不能，充滿想像力，分別把飲食和運動帶上了藝術的高峰。西班牙本來就是藝術大國，從繪畫到詩歌，從音樂到建築，幾乎每一個領域都出過改變歷史的革命家。加上法蘭明高和鬥牛，久而久之，一般人心目中的西班牙就老是和「幻想」、「熱情」、「大膽奔放」這類字眼連繫起來了，彷彿這是一個狂熱到近乎非理性的國度。現在更有新派西班牙料理和華麗的地面足球橫空出世，好像再度證實了這類刻板的傳統印象。

然而只要仔細一想，便會發現事實絕非如此。例如那種強調耐心組織和頻密傳送的球風，它怎麼可能「大膽奔放」？怎麼可能「狂熱」「非理性」？恰恰相反，紀律、理性與節制，才是西班牙和巴塞足球的真正基礎。沒錯，出產過高迪和達利的加泰隆尼亞一向以「rauxa」（瘋狂）著稱，可是他們還有另一項用來平衡它的重要氣質，那便是「seny」（理智可靠）。而「Seny」正正是巴塞著名青訓學校拉馬西亞的頭號指標，所有學生不得缺操曠課，不得夜蒲喪玩，不抽煙少喝酒，就連上網玩 facebook都有時間限制，全體學員在這個乾淨儉樸得像個修道院的地方裏過着軍校般的生活。難怪這幾年很少聽說巴塞球員裏頭出了甚麼反叛壞孩子，恩尼斯達和沙維這些巨星更是謙遜害羞到成了宅男的地步。這一切全部來自巴塞訓練青少年的原則，球技和天份固然重要，但性格不好就一定不要。情緒容易失控如巴特洛利，喜歡自我表演如 C朗，這類人在巴塞絕對不會有出頭的機會。

事實上整支西班牙國家隊也有類似的傾向，注重團結和默契多於個人主義，強調理智與自制多於本能爆發。所謂華麗，所謂藝術，莫不築基於這種厚實的土壤。這種足球不是為了美麗而美麗，美麗只是他們贏球戰術的副產品；如有需要，他們絕對可以像這屆比賽的前幾場那麼保守功利。同樣的道理也可以在新派西班牙料理上頭看到，表面上魔術般的固體毡湯力，粉皮狀的西班牙火腿，背後全是精密的計算以及對物料的透徹認識。為甚麼有這麼多廚師學習阿布伊的分子料理，結果卻把分子料理的名聲愈搞愈壞？這就和一些球隊開始效法巴塞和西班牙一樣，畫虎不成反類犬。大膽的想像力不過是件外衣，科學般的嚴謹與極端的控制才是這個新西班牙的真面目。

梁文道：香港式僭建

【蘋果日報】香港政治也有香港政治的「香港模式」。人家檢查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最喜歡看他有沒有婚外情私生子，也喜歡追索他青年時代酗酒抽大麻的紀錄；我們香港政治人物在道德品格上最難過的這一關卻是僭建，令人意想不到的僭建。真不知道當初林鄭月娥決心清理僭建的時候，有沒有想過會有這一天？正如暴秦，酷吏「依法治國」，到了最後往往變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貴公子在自家泳池底下挖個大洞好讓「家人住得舒服一點」，這叫做僭建。行政首長搭個花棚種菜，計算心機之餘怡情養性，這也叫做僭建。基層百姓窩居唐樓，架板隔層以求一眠，這還是僭建。孤獨老婦在大廈天台自力營建，圖個終老喘息有瓦遮頭，居然又是僭建。明明處境不一，性質有異，但法律就是法律，整整齊齊地把它們統統打成非法。

我第一次意識到僭建的問題，是九四年「荃灣天台屋」時候的事了，今日許多社運健強，都曾經過那場風波的洗禮。正是那次事件，使很多人認識到合法未必合理，更使我們發現整套規管香港居住空間的法律怎樣配合了這個城市的發展邏輯。它阻絕了人民自主經營生活空間的權力，不許你用鐵皮木架搭建配合你生活需要的容身之地，驅趕你投入這座城市最盛大最凶猛的地產賭場。而當年港英高明（或者狡猾）的地方是，律例雖嚴，它卻備而不用，要不又在收到投訴的時候出手，要不就選擇幾個小老百姓祭旗。

現在可好，它主動出擊。於是管你是為了舒服享受而擴張住所面積，還是為了實踐環保而加蓋天棚電池，甚至只不過是想在這個瘋狂的昂貴市場裏謀一處斗室，全都成了打擊對象。依據這部行政機器的慣性，它對付小市民的效率又往往高於上等權貴，難怪要演出「特首僭建冇問題，天台老人要搬家」的大戲了。

苛政猛於虎，最猛的是到了最後，它連自己都要吃掉。

梁文道：鷹爪的文化

【蘋果日報】警察和軍隊之所以一向被左派學者看作是國家的鎮壓機器，其理由之一正正在於他們的「政治中立」。例如對示威群眾，不管內心有多麼同情他們，也不管自己有多支持他們的立場，一個負責秩序維持的警員也不該輕易表態。他要保持冷靜和警覺，甚至反過來把他們視作潛在的敵人，一群可能破壞他心目中那套秩序的敵人。有需要的話，他甚至會出動武力，用胡椒噴霧狠狠對準他們的眼睛……。這才叫做「中立」，這才叫做專業的武裝部隊。說難聽點，這便是所謂的「鷹爪」了，一種工具，一種武器。

他們心目中的秩序是主子交下來的藍圖，那套秩序之網的大小鬆嚴自然也由主子界定。近年香港警察如此懂事，看到學生抗議李克強到訪會主動把他們關到領導人見不着的後樓梯，聽到記者向胡錦濤提問六四會把他強行拖走；坦白講，這實在不可能只是個別警員的獨立判斷。可是話說回來，我也不太相信他們的上司會事先仔細羅列各種會令領導尷尬的問題，交代他們一聽到就得動手。這麼做的風險實在太高，萬一走漏風聲，他們不一定承受得住那巨大的後果。

既非個人判斷，亦非上司明令，那到底是什麼使得那位警員拖走問了敏感問題的記者呢？我懷疑那就是近年由警方高層和政府保安部門傳授下來的秩序了。這種秩序不一定是白紙黑字，它更像一套文化，一種感覺。舉個例子，可能有人告訴他們，「千萬別讓領導人丟臉，我們的任務是維護他的尊嚴」。在日常的行動會議和溝通閒談之中，他們或許會說到「那些記者越來越麻煩，光看住他們就很難搞了，還要一天到晚找我們毛病」。久而久之，一組內化了的秩序使他們遭遇記者如逢大敵，並且想要「做到最好」，一聽見「六四」二字便演繹為「敵人」正在傷害領導人的尊嚴。

這不只是香港警察不再「中立」，也不只是警權擴大，而是一整套籠罩着他們的秩序文化日漸保守。這套保守又正確的政治秩序，自然是主子們潛移默化的功勞。

梁文道：警察的專業

【蘋果日報】自從曾偉雄出任警務處長以來，胡椒噴霧就成了對付示威群眾的標準裝備。自從曾偉雄做了一哥之後，警隊的「政治覺悟」尤其進步，先是關押學生，再來「黑影」襲擊記者，現在更懂得照顧領袖面子，阻止敏感問題。有這樣子的大哥，有這樣子的警察，難怪香港警方的民望越走越低。有趣的是，一般市民不喜歡曾偉雄的鷹派作風，但聽說他倒是很受警員歡迎，覺得他很給警方長面子。

為什麼市民大眾越討厭這位一哥越討厭警察，警察反而更加自豪更加佩服他們的老大呢？以維護市民身家安全和法律秩序為職志的警方，怎麼會走到了市民的對立面，人家越不喜歡他們，他們反而更加欣慰？

很多人以為如今的警方已經變得不專業了，我卻覺得這種古怪的現象正是出自於他們的專業文化；更廣泛地講，這是一切武裝部隊的專業文化。他們的文化，他們的訓練，莫不以「敵人」的存在為前提，總是要小心翼翼地防範各種或明或暗的危險，總是想戰無不勝地克服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沒錯，軍隊和警察一向以國家社會秩序的安全穩定為最大目標，但實際上他們真正着眼的往往不是那個很抽象的「安全」和「秩序」，而是具體實際的不安全與秩序之破壞。比起規範，他們更關心不規範，更關心不規範會在何時何地發生，更關心是誰會造成那種不規範。不規範、破壞秩序與安全的人，自然就是他們的敵人。

在武裝力量的雄性尚武文化裏面，對敵人懷柔妥協一向是懦弱的；強硬地對付他們，那怕千夫所指，這才叫做好漢英雄；就像電影裏那些常常不顧法律對嫌犯大打出手的硬漢警員，他們老是能讓觀眾拍手稱快。

問題是示威的市民和提問的記者怎麼也成了他們眼中的「敵人」？

梁文道：想像食物

【飲食男女】可還有人記得文華酒店頂樓的「比埃羅餐廳」（小丑餐廳）嗎？當年第一次拜訪這家著名的法國餐館，我緊張地穿好西服領帶，弄得極不舒服，生怕自己不夠規矩。沒想到甫入座便見鄰桌一雙洋人上身套頭毛衣下身卡其褲，別說 jacket and tie，簡直就連 casual smart都談不上。不久我就從他們高聲的談笑裏頭發現這是一對遊客；原來這是遊客的特權，出門在外，不跟那麼多規矩絕對可以體諒。所謂「高級」，其定義因人而異，也因時間而變。同一個地點，接着開門的 Vong與 Piere都不堅持正裝。其實，今天全香港恐怕都不會再有一家館子要求男客結好領帶了。

「高級」與「好」，這等常常被用來形容一家食肆或一頓飯的字眼，往往繫於想像，正如也斯在短篇《後殖民食物與愛情》裏所寫的那樣。故事主角請女友及其父親晚飯，去的正是接續「比埃羅」的 Vong。很不巧，女友老爸是個曾經任職文華酒店的專業食家，他並不欣賞這種混雜了東南亞風味的新式法國菜，反而懷念從前「比埃羅」的華貴。至於我們的主人公，他也覺得香港這家 Vong不對勁：「上次在海德公園附近同名餐廳吃過那種薑汁與芒果配合的亞洲味道呢？當時試的菜不就是法國與泰國菜的混合烹飪，為甚麼搬到這兒就找不回來」？他問部長，部長卻說：「我們的不是泰國菜，是新派的法國菜，吸收了廣泛的亞洲影響」。於是他便明白：「這大概是跟我們身處香港有關吧。泰國變成沒有了在歐洲遠距離所見的神秘異國情調，只是赤裸裸的芭堤雅、陪浴、妓女和愛滋」。簡單講，隱沒泰國血脈，突出法國新派，這才算是香港的高級餐廳。

這篇小說的男主角接着反省：「在他（女友父親）心中，法國菜應該是過去酒店頂樓『比埃羅』那種派頭，又跟他女兒回想的浪漫的藝術家的紅酒乳酪不同。世伯懷念那些銀器閃閃的排場，我卻想像亞洲熱帶的芒果混合薑汁粗野的辣味端上枱盤，名正言順地與高貴的鵝肝平起平坐。大家圍坐同一張餐桌，卻是各自想像不同的食物」。

同桌異夢；一起吃飯是人類彼此溝通的特殊形式，食物則是我們交流對話的媒介；可惜就算坐在同一張桌子分享一模一樣的食物，早存腦中的想像還是拉開了大家的距離，撕出難以逾越的鴻溝。熟悉也斯的讀者大概會曉得，這種溝通的無能，符號的失效，乃是他畢生關切的主題之一。今年香港書展以也斯為年度作家，十分明智，因為他最能代表香港某種文化感性。總是在語言中發現破綻，總是不信任大而化之的定論，總是對一切簡易的判斷保持距離，總是懷疑常見的想像與偏見，這種冷冷的理性和客制就是我心目中最為香港的態度。

何況也斯寫了一輩子香港，常常辯說香港不是這樣，不是那樣；不像西方人眼中的蘇絲黃，也不似大陸人口中的殖民沙漠。但香港到底是個甚麼樣子的地方呢？坦白講，我見也斯質疑了這麼多年，駁斥嘲諷過那麼多的俗見和大話，甚至見他愈寫愈不平愈寫愈孤憤，卻始終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會不會是因為三言兩語道不盡香港？會不會是因為語言文字根本就連接不上事物的本質，正如他早年在《剪紙》所說的那樣？

也斯愛吃，可我懷疑他更愛寫吃，為了食物比文字更不確定，更富岐義；同時卻又更加具體更為物質。把食物當成溝通符號要是不管用，以不太靠得住的文字去書寫它又能寫出些甚麼呢？也斯的辦法就是甩開過多的想像和比喻（猶如他甩開關於香港的種種想像和比喻），試圖用他自己都不無懷疑的文字去接近食物的本性。這是項巨大的挑戰，且讓我們一起欣賞他挑戰的成果：

《釀田螺》
「把我從水田撿起/把我拿出來/切碎了/加上冬菇、瘦肉和洋葱/加上鹽/魚露和胡椒/加上一片奇怪的薑葉/為了再放回去/我原來的殼中/令我更加美味」
「把我拿出來/使我遠離了/我的地理和歷史/加上異鄉的顏色/加上外來的滋味/給我增值/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為了把我放到/我不知道的/將來」。

梁文道：西班牙的歷史課

【蘋果日報】過去幾天，我一直覺得自己既幸福又幸運。不是因為曾蔭權終於走了，也不是因為才上台不久的梁振英也給人一種他很快就要走了的感覺；而是因為我在電視機前看見西班牙再度奪得歐洲國家盃的冠軍，我看見一個王朝的興盛，我看見了歷史。

很多人正在爭辯這到底是不是史上最佳國家隊，有人說是，也有看過1970巴西隊的老球迷說它不是。我不夠老，沒有資格加入這場論戰，但我肯定這是一個王朝。在運動上界定一個王朝的辦法很簡單，那就是看大家怎樣談論它。當年公牛主宰 NBA，媒體的焦點是怎樣阻止它贏下去；過去幾年「宇宙隊」巴塞隆那橫掃歐洲，每個人都在期盼地球救星的出現；如今這一刻，國際足壇的熱門話題是如何擋住西班牙邁向2014世界盃的道路。

足球好比戰爭，光是打贏還不足以留名青史，你必須贏得有格調。西班牙的格調基礎是荷蘭米高斯的「全能足球」，可荷蘭人未曾擁有過西班牙的團結與效率。西班牙的球風一向有「歐洲拉美」之稱，但拉美還未見過有那支球隊能夠打得如此整體如此嚴謹。甚至連「六四無鋒」的怪陣也不是西班牙人想出來的，巴西老教頭佩利亞早在十多年前就曾提過這個構思，然而它一直只是構思，直到現在。

曾幾何時，政治家也被認為是要有格調的，如今這支西班牙隊倒是能教他們一點關於格調的學問。老帥博斯克就和他手下的巨星哈維和恩尼斯達一樣，永遠謙遜低調。勝了，他不會志得意滿的吹口哨；大戰之前，他更不會狂言「要同大家玩鋪勁」。他只是冷靜微笑。門神卡斯拿斯在比賽打到垃圾時間的時候，提醒裁判補時適可而止，他說：「要尊重對手，尊重意大利」。失意的意大利上台受領亞軍，西班牙兩邊站開列隊致敬，這是國際賽上的罕見風度。他們不耍手段凌辱敵方，更不會為了自己的正選位置而同室操戈，這是一支對得起對手更對得起自己的真正團隊。

許多年後，再也沒有人會記得梁振英、唐英年，以及曾蔭權，可我一定還能告訴下一代我所知道的歷史：「你都未睇過舊陣時嘅西班牙，嗰啲就真係足球啦。」

梁文道：惡性循環

【蘋果日報】其實不必僭建醜聞，梁振英也早就註定做不了「強勢特首」。不單單是他心目中的班子七一之前湊不齊，甚至也不是之前的「豬狼」惡鬥撕裂了建制派，而是因為人所共知的「深層次矛盾」。因為香港特首不能是任何政黨的成員，所以他的團隊根本不算團隊，反倒像是電影裏頭那種聚在一塊幹件大案，幹完之後分錢散伙的江湖組合。因為他不屬於任何政黨，所以一切政黨也都不用給他面子，又如電影常見的場面，黑社會講數鋪鋪講完鋪鋪清。請問這樣子的特首又怎能強得起來？想當初曾蔭權以能吏的形像上任，聲言要「打好呢份工」，七年下來，他有「強政勵治」過半年嗎？

當政府在立法會拉票要費盡氣力，說妥這幫，那幫又不爽，最後弄到沒人把它當回事的時候，誰有能力站出來懾服四方？當特首連他那所謂的「團隊」都團結不了，人人卸責搶功，彼此勾心鬥角的時候，又有誰能一拍桌子大家閉嘴。想想這個問題，就不難明白近年「西環治港」的說法是怎麼來的了。為什麼老是有某議員接到「西環」電話就回去乖乖投票的消息？為什麼總有人看見官員走進「西環」溝通溝通？因為這才是今天特區的最高權威。

政府勢弱，只好乞靈「西環」；這招果然有效，它就會上癮一樣地依賴這劑藥到病除的妙方。反過來看，政客要接到神秘電話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官員要聽到訓導主任「勸告」才肯好好做功課，這個政府又還有什麼權威可言？它肯定還要繼續沉淪，就像個中毒甚深的道友。循環下去，就很難怪大家要有做好迎接「第二班子」的準備了。

因為制度設計，特區政府註定是無能的；因為政府無能，西環就會漸漸成為現實的權力中心。無論倒梁還是挺梁，恐怕誰都擋不了這股結構形成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