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有些不變的事情

【蘋果日報】九七以前，當我們提出香港需要文化局的時候，很多人都不太明白這種部門的必要，他們甚至不曉得文化政策是什麼。反應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怕文化局成了政府的意識形態機器，無端招惹是非；另一種是認為該有的「服務」都已經有了，從電影節到圖書館，樣樣不缺，又何必架床疊屋，把所有這一切歸放在一把新雨傘之下呢？

就說大陸吧，從中央文化部到地方文化局，當然要在宣傳部的「指導」下肩負起捍衞意識形態的責任。可是外間往往也忽略掉了它們還有另一面，有些官員真想在局限之內盡力做點不一樣的事。十幾年前，有一個剛在北大唸完博士的朋友，滿腦子都是他論文裏巴赫汀所說的「眾聲喧嘩」，想在他剛剛開展的仕途裏實驗一下多元化的路線。十多年後，他成了一個移民構成的大城市的文化局長，我見過他盛意拳拳地向一位香港官員請教「先進經驗」，應該怎樣讓這麼多的外地人認同自己現在身處的城市，愛護這個地方，同時不失多元色彩。人家以為香港也是移民城市，對本土文化的發展和認同一定深有體會；不料我們那位多少得負責點文化「服務」的公務員答非所問，不知所云，弄得我們一批香港朋友尷尬到想鑽洞。

如今頗有一些香港人津津樂道龍應台在做台北市文化局長時的政績。其實早在十幾年前，台北市文化局還不存在的時候，我們去那裏大談文化政策和創意產業，也是要遭到懷疑和抵制的。因為文化人不一定喜歡把文化和「政策」與「產業」這兩個字眼連起來，嫌它們實際功利。真沒想到現在台灣說創意產業會說到這麼過火的地方。

當東莞圖書館的漫畫分館已經辦了兩屆「Cosplay」大賽，當台北把文化當成自家賣點的今天，我們香港仍在重演十幾二十年前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