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出版前一兩個星期，一位朋友的父親去世了。老先生只比民國小三歲， 1931年畢業於福建馬尾海軍學校，是抗戰時期國軍的海軍精英。危難時刻，他參加了敢死隊，就和那個年代許多國民黨的青年軍官一樣，行前還特地給家人寫下一封慷慨激昂的遺書。九死一生，他隨後轉戰武漢，同時帶領研製水雷的任務。終於打到了抗戰勝利，他一邊在江南造船廠工作，一邊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希望獻出餘生給重建中的國家。當國民黨要敗走台灣了，蔣介石特地派人接他，指名要他跟着走，大抵是為了他那十幾年的經驗和專業知識。可是老先生沒走，雖是國民黨黨員，他也徹底厭棄了當年國府的專權腐敗。正如那個年頭無數熱血青年與天真單純的知識分子，他相信共產黨，相信一個被預許了的民主新中國。沒多久，他回到了武漢，是今日武漢理工大學的創校元勛之一，老人要繼續他那未完的大業。
在老人的前半生，我們看到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圖景，恍如電影《建國大業》與《建黨偉業》某些片段中的背景人物，激情陽光，永遠眼望遠方，很適合用「激動人心」的紅歌來為他配樂。但接下來的事呢，就不必多說了。反正身為前國民黨黨員，又是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從反右到文革，老人的經歷實在和我們曾經聽過的許多故事沒有太大分別。難怪今天的進步愛國青年一聽就皺眉，嫌這些妖魔化共黨的瑣碎小事太老套，無非就是抄家批鬥，也確實老套。比較有意思的倒是最近這十年，共產黨的領導文化與風氣變得很不一樣，在乎的不再是路線、出身和思想，而是些更唯物的東西。老人沒有趕上這股變化，仍然堅持老派樸素作風的他退休了，而坐在枱面上的新人物則開始打他退休待遇的主意，比方說扣了一個面積比較大的住房不發。待得老人病重入院，單位還派人去醫院商議轉院，趕緊送他去等死的地方，免得浪費寶貴的醫療資源。我的朋友沒辦法，寫信竟然寫到了台灣連戰辦公室，沒想到「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辦公室」立刻回信，還稱讚他的父親「一生愛國愛黨」，真不知道其中所說的那個「黨」究竟是哪一個黨。無論如何，自從台灣那邊給大陸國務院去了一封之後，整件事的級別就不一樣了，甚至驚動了「國台辦」，大概這時候他們才想起老人家不只是共產黨底下報廢了的舊電池，還是一個參加過抗戰的老國民黨。我一時忍不住，對着悲憤莫名的朋友開玩笑說：「沒想到最後還是要靠國民黨」。
說起來老人家也真是夠純了，他對身邊這許多事懵然無知，不曉得子女的奔走和憤怒，一天到晚還在看電視關心祖國，見到溫家寶的政改言論之後，甚至跟病床側的家人高興地打賭，他說七一黨壽之前必有動作，這回中國民主終於有望了。最後那幾天，七一也過了，老人家在床上常常痛苦喊叫，聲音在深夜的醫院走廊之間回旋，非常地不平靜。末了，老同事來看望他，他說自己只有三句話；一是政府要改革，二是中國要民主，三是「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
講了這麼半天，這些事和司徒華先生的回憶錄有關嗎？有的，關鍵就在那個「騙」字。我見過太多人說「我被共產黨騙了」這句話，分別只在於時機，有人是在林彪事件之後，有人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在香港，更多人則是在六四之後。那位老先生經歷半生滄桑，卻要一直等到臨終前眼見溫家寶說完話不管用之後，才用盡力氣一個字一個字地承認：「我這一輩子被共產黨騙了」。沒有類似經歷的人恐怕很難明白這句話的份量；說出這句話，等於是一個人的徹底轉化。好比信教，你大半生跟隨這個宗教的指引，為它賣命為它吃苦為它受了數不盡的委屈。然後有一天你忽然發現這個教是騙人的，這豈不表示你之前走過的路是浪費青春，那段人生是白過了嗎？當然共產黨不是宗教，但對這些人來說，那卻是一個理想的化身，在塵世間行走的精神共同體。如今你竟然要反對它，同時否定了自己？我讀《大江東去》，其中一個焦點便是要找到這句話出現在甚麼環節。結果我發現司徒先生沒有明確說過這麼一句具有「言語─行動」（ speech- act）效果的背教宣言；儘管他曾表示「六四事件，令我對中共有了最本質的認識，我對中共已經不再存有任何寄望」。
承認受騙，首先要有一個相信過的背景。司徒華先生當年相信共產黨究竟信到甚麼程度？他做過「組織」裏的人嗎？這是《大江東去》一書最受關注的部份。看到司徒先生加入共青團這一節（媒體報道都說他加入的是共青團前身「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但不要忘記「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在 1957年正式易名為「共青團」之後，他還一直留在團內工作，等待組織的安排。如此看來，他確確實實就是共青團的超齡團員），很多人都覺得無法接受。在這些人眼中，共黨和反共勢如漢賊之不兩立。司徒華先生一直領導支聯會，爭取民主，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他怎可能加入過共產黨的預備梯隊？他應該從頭到尾地反共才是。難怪他們之中有人要懷疑這本書有問題，甚至是想抹黑（或者「抹紅」）司徒先生了。
也許是想讓支聯會等組織的善良支持者放心吧，否則這些熟悉司徒先生而且又老於政道的人又怎會不明白，司徒華當然在組織裏待過，因為他太像一個黨了，他簡直是香港泛民主派中最像共產黨的人。我這麼說，沒有絲毫的不敬；恰恰相反，「教協」之所以能成為香港最龐大最有勢力的工會，支聯會之所以能夠堅定不移地挺過了二十多年的考驗，靠的正是司徒華先生這份背景和歷練。
他真是太瞭解共產黨了。且看他為「教協」訂下的「農、輕、重」三字方針，看他如何苦心積慮地為支聯會和「教協」設下防止滲透的機關，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發展和維護組織的根本思路。我還記得，九十年代有不少搞社運的朋友嫌司徒先生太過獨裁，覺得他領導的組織很霸道；然而你又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為他牢牢地掌握住了某種「群眾路線」，所以在他控制的組織內是奪不了權的，只能分裂出走。比如「教協」的理事會制度，要湊夠三十九人才能組閣競選；沒錯，這是選舉，是司徒先生自詡的民主開放。然而他也說得夠直白了：「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人膽敢另組內閣參選。因為能否組織到三十九人是一個關鍵，同時，在組織過程中，一定被人發現打算挑戰現存內閣的意圖，那三十九人就會立即暴露出來。」以民主的形式防止「外人」滲透，這在另一個角度看來，自然就是專權了，卻是民主得無話可說的專權。
讀到司徒先生在「學友社」被人奪權的經歷，任何人都能發現他後來的「民主專權」實是其來有自。而這段共黨地下組織的經歷，也是這本書備受爭議和懷疑的其中一節。其實這又有甚麼好懷疑的呢？「學友社」的背景屬性根本不算秘密，參加過當時活動的見證者也多有在世，如梁慕嫻甚且為文記述當年奪權的往事。只不過某些香港人的政治見解單純，接受不了「華叔」也有他的過去罷了。看完這部份量沉重的回憶錄之後，我不曉得還有沒有其他人會有我這種釋然的感覺，覺得之前對司徒先生的模糊猜測終於落實。果然，一個最懂得和共產黨鬥下去的人，一定是另一個共產黨的人（至少做過共產黨的人）。但我仍然懷疑，司徒先生真有自己被騙了的領悟嗎？還是在某個意義上，他仍然是當年那個嚮往共產黨理念的少年，堅定依然純粹如舊，乃至於放在今天，他顯得比一個黨員還像過去傳說中的那種好黨員？
的確，司徒先生在六四中「看到，中共最本質的就是敵視人民，權力第一」。但是與此同時，他始終不忘「要我盡力貢獻自己的力量，為中國能夠抵抗外國侵略，為中國富強、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謀平等做一點事」；這全是每一個共產黨員理論上該要有的目標。而他對民主中國的夢想，「結束一黨專政」的訴求，豈不也和中共建政之前的黨人殊無二致？坦白講，在看這本書的時候，我常常懷疑，假如數十年前司徒華要不是不明不白地被組織懷疑，給人排擠了出去；就算經過六四的痛徹心骨，他後來會不會變得更像今日的吳康民呢？一個黨內的開明派？且看他到了一九八五年參選立法局之前，還要私下和新華社打招呼。而在許家屯邀他入黨的時候，竟然引用陳雲的〈大後方黨組織的徹底改組和擴大黨外的活動〉，說明「一些人過往和中共是有組織關係的，現在退出了，反而更方便開展工作」。而當時真正使得他無法再度靠攏組織的，始終是那揮之不去的心結：「我入甚麼黨？你都沒有解釋以前為甚麼甩掉我。你先解釋這個問題我才回覆你」。
最能說明他那「老一輩革命家」作風的，還是他以樸素著稱的生活：「對人生要有所執着，又要有所澹泊。精神上執着，使自己感到活在人間，有人氣，因而精進；物質上澹泊，使自己清心寡慾，雜念摒除，因而灑脫」。在香港政壇之中，司徒華的嚴肅是出了名的，他要求人家守時，而且自己比誰都還守時；他要求民主黨員不近酒色，結果他自己乾脆單身了一輩子。除了讀書寫字，中年以後的司徒先生幾乎沒有任何愛好。他那張床有半邊放滿了書，可與毛澤東一比，不同處僅在於他的床要來得更窄小，幾可容身而已。想當年，有不少人譴責司徒先生愛佔道德高地，但說實在的，這片道德高地也不是每一個人都佔得了的。他在這部回憶錄裏還詳細描述了共黨派人請他北上治病的經過。給你看病，療養你家人的健康，這原是統戰老招中的第一式，沒想到也是用在司徒華身上的最後一着。老練如他，自不會在此人生末日前的終極一刻才着了道。只是我願浪漫地猜想，哪怕是共黨，恐怕也會尊敬這麼一個老對手吧；一個為了要和你長期抗戰，於是把自己的私生活淬洗到無縫可鑽的地步的對手。這讓我想起好幾年前，一位正要大展鴻圖的本地政治人物和我閒聊，不知如何竟談到了要如何才能讓北大人相信他的事。我半開玩笑地告訴他：「去一趟北京，請他們教你何處找小姐最好。」這道理就和今天大家所說的「偽小人」相似，領導問你賭不賭，一定要說賭；領導問你愛不愛喝，一定要說自己向來無醉不歸。然而，這不只是為了表示沆瀣一氣的戰友情誼，更是為了博取信任。讓組織相信你的至上妙方，莫過於向他暴露你最陰暗最敗德最不可告人的秘密，宛若黑幫「投名狀」。相反地，假若你預備鬥爭，那就最好學習司徒華，讓自己成為一個永遠沒法被人抓到任何把柄的人，孤寡而無味。
從司徒華這一生來看，任何事只要沾上了共產黨，關鍵就永遠都是信任與否的問題了。對於主義和口號，你信不信？甚麼時候信的？又甚麼時候開始不信？在組織之內，你只能和你的上線聯繫，不得隨意橫越；如果你發現你的下線好像有人領導活動，但你全不知情，你只能隱密懷疑自己是否已經不得信任。當你身在組織以外，甚至與之對敵，那便得時刻警覺，以防滲透，千萬不能輕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這是一種無有盡頭的心理遊戲和思維方式；是自從接到國際蘇維埃指示，在國民黨內潛伏工作以來便再也清除不去的習慣。
以這個角度去看今天的香港，你便再也不能只看表面可見的物事了，而要懂得懷疑。沒錯，這人說話說得很有道理，但為甚麼沒有人懷疑過他？一個從未遭遇反對和質疑的人是可信的嗎？那人總是打起正義的旗號行動，但從他每一次激進行動中實際獲益的又是誰呢？有人自稱可以發起比教協還要龐大的運動，他到底有甚麼用心？有人自稱不搞組織，但廣結善緣，四處結盟，再以一個「非組織」的領袖的面目出現？他究竟有沒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真正重要的，再也不是一段話一篇文章中人人都聽得懂的道理，亦不是一次行動本身那人人看得見的是非，而是背後，無窮的背後。
這是種黑暗並且令人疲憊的遊戲。有人說我們早該告別司徒華了；若要告別司徒華先生，甚至告別共產黨，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徹底拒絕這一套思維方式。誠然，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全世界最大的政黨，也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政治組織。八千萬的黨員呀，一不小心，說不定一個踩着高跟鞋在海港城雲石地板上咯咯咯趕着掃貨的美少女也是黨員。在這年輕人為了工作為了前途才入黨的年代，恐怕再也用不着那種陰冷的地下黨遊戲了吧？那個屬於司徒華屬於組織的世界大概也早就過去了吧？
你，信還是不信？
2011年7月31日星期日
梁文道：信，還是不信
2011年7月29日星期五
梁文道：香港這齣鬧劇（二）
那天我去剃頭，負責洗髮的小姑娘問我：「你點睇依家班特首候選人呀？你會揀邊個？」我呆了一呆，反問：「我哋有得揀咩？這是只有選委會那一千人可以參加的小圈子遊戲，而且還都得看中央臉色才能決定自己那張票的去向。」這位小姐也傻了一會兒，原來她竟然不曉得這場所謂的「特首選舉」根本不是全民直選，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千萬不要以為每一個香港人都曉得香港正在發生的事，說不定還有很多人都像這位年輕的女子，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擾攘爭論，經過了無數次的街頭怒吼，卻仍然以為特首選舉真是我和她可以跑去票站參與的選舉。千萬不要以為香港已經非常「政治化」，公民意識高漲；不，這個曾以「政治冷感」著稱的「經濟城市」仍然只不過是道半生不熟的菜，仍有半邊牛扒冰冷得可以。
但我一點也不怪他們，至少這位小女孩懂得討論「你揀邊個」，這表示她起碼曉得有哪幾個「疑似候選人」。問題在於我們的媒體太過盡責，天天報道幾個「疑似特首候選人」的動向和消息，天天評比他們各自的表現及優劣。久而久之，就連再不關心時事的老百姓也都知道了梁振英、唐英年、曾鈺成和范徐麗泰這幾人是「疑似特首候選人」，甚至還誤會了整件事，真的以為這是個選舉。
對於這許多粗心大意的市民而言，要讀懂媒體中「疑似特首候選人」這幾個字裡的微言大義好像有點困難。你必須定下神來，才能發現，直到「大選」前一年還不敢公布參選，但又想設法地「競選」的人，就叫做「疑似特首候選人」。這個世界要有多荒謬，才能上演香港這種鬧劇般的選舉呢？
那天和以為特首選舉是直選的女孩聊過之後，回到家裡，我還真的假想自己手上有選票，思量一番她那道很多港人茶餘飯後都在談的棘手難題：「你揀邊個？」這個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目前的選項真是很難叫人揀得落手。
先不論范徐麗泰和剛剛浮出水面的曾鈺成，就以一直領跑的梁振英和唐英年來說吧。前者的勤奮人所共見，關於本地社會和經濟現況的分析亦不乏洞識卓見，時常能讓人感到驚喜。可是不知怎的，他就是給人一種信不過的感覺。多年以來，有關梁振英的「奸」和「深沉」一直是香港最大謎題之一：人人都說他「奸」，但又好像說不出他到底做過甚麼能夠證明他「奸」的事。我想，其中一個例子便是他長年身居行政會議，卻又總是裝出一副局外人的模樣，彷彿政府所為皆與他梁某人無關似的。
至於唐英年，做過立法會議員，在行政系統內亦一路平步青雲，從政經歷好像很可觀。然而他這麼多年到底幹過甚麼值得稱道的事呢？除了減免酒稅，幾乎毫無建樹的他竟然步步高陞，成了特首大熱；這也是香港七不思議之一。尤其近月當他發力，好幾次奮勇發言，更讓人發現他幾乎每言必失，說多錯多；實在像個愚笨的笑臉活寶。
一個奸，一個蠢，我究竟應該揀邊個呀？差點忘了，我們談半天其實根本沒有半點意義。奸也好，蠢也好，我們香港人等待下任特首就如等待命運一樣。本來這種必將走向哀傷結局的命運會使得我們有點接近希臘悲劇裡的人物；可是，那些「疑似特首候選人」鬼鬼祟祟的「競選」，加上我們以假當真的熱烈討論，卻又使得這一切成了滑稽的鬧劇了；要比無綫電視選「視帝」、「視后」還滑稽。
2011年7月28日星期四
梁文道：香港這齣鬧劇（一）
我該如何開始述說香港這一齣荒涼、悲哀但又終究可笑的鬧劇呢？
幾個月前，當賭王何鴻燊家族爭產案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有好幾位論者不約而同地想到了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覺得兩者劇情頗有雷同之處。當時我就忍不住笑了，《李爾王》？你們是在說那一部蒼涼至極，人之慾望燃燒殆盡後紛紛化灰的《李爾王》嗎？這真是太看得起何家，也太看得起香港了。
就好比無綫電視股權易手，有人說那是一個「王國的終結」。如果無綫真是一個王國，它又是個怎麼樣的王國呢？且看一個電視台，拍了無數先是剽竊創意，然後流水生產的電視劇，還要自己吹捧自己在那堆產品裡選甚麼「視帝」「視后」；難道這就是一個王朝？難得大家還認真地陪它嬉戲，在媒體上紛紛猜測誰是「視帝」的熱門候選，誰又和誰為了「視后」寶座勾心鬥角鬧得不可開交。這就像一群不學無術的土匪，紮營安寨之後，便以為自己也算一方霸主，在這小小山寨之內華山論劍，排一場天下武功誰第一的座次之爭。就這麼一點雞屎大小的事，who cares？沒想到，我們居然真的關心！為甚麼？因為我們都被綁架了，被一群山寨小惡霸挾持脅迫。
對了，這就是我們這齣戲的本質：我們原是一群被綁架了的人質，而且不會有英雄跑出來打救我們。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梁文道：我的靈魂我的書（2009深圳圖書館演講）
我演講的題目是「我的靈魂我的書」，副題是「閱讀作為一種精神操練」，「操練」就是做鍛鍊、體操的意思。讓我先從一個故事說起，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百講不厭。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話說有一年，一個美國小伙子考上了哈佛大學——念工程，他很高興。哈佛大學第一年的課程跟美國許多大學一樣，有一個核心課程。所謂核心課程，就是新學生進校不是上專業課，而是上全體學生都必須要上的公共課。這些課的內容可能千奇百怪，什麼都有。但是總而言之，學校認為這是任何一個哈佛畢業生、任何一個美國優秀的大學生都應該有所涉獵的學問領域和範疇。於是這學生就選了一門課，但他之後他非常後悔。選了什麼課？是《中古英文文學》。你想想看，一個想學工程的學生，跑去念中古英文文學，所以非常痛苦。而且更要命的是，這個教授年紀大，說話語速緩慢，也不懂得編一些笑話去逗學生們開心。你知道現在當老師不一樣了，很困難。我在香港當老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教一堂課，如果要講一個半小時或者兩個小時的話，我通常要花十小時去準備那堂課。一開始我這十小時全部是用來準備內容的；但是最近幾年我發現了些變化，這十小時裡面我起碼用了三小時準備笑話。內地有很多的朋友也和我這麼說：現在在學校教書基本上等於當主持人，上台就要說笑話，就是不知道有沒有黃段子？
然而那個老教授教書時卻作風老派，上課很悶，一點趣味都沒有。中古的英文和現代的英文是不一樣的，所以教授上課時還要加以枯燥的解說。那個學生很痛苦，覺得這個課不能上，太難受了，所以常常逃學。好不容易上完了一學期的課，放暑假了，他很高興。他要打散工掙錢，就在學校附近的一家舊書店找了一個兼職。他幹什麼呢？這種書店常常收到電話，被叫去別人家裡收一些舊書回來，然後出售——他就干這個。他不是去估價，而是上門去看那些書得用多少箱子和多少人去搬—— 就幫忙幹這個。
有一天，他接到一個電話，老闆派他去哈佛所在的美國波士頓劍橋鎮旁邊的一個花園洋房——挺好的一座房子——去搬書。他於是就去了，一個老太太開的門，引他進來。老太太的臉色有一點憂傷，經過介紹他才發現，這個老太太竟然就是教他那門很沉悶的中古英文文學課程教授的夫人，原來這個教授上完這學期的課後沒多久就死了。死了之後留下一屋的書，這些書怎麼辦呢？這老太太覺得這一屋的書令人睹物思人，她沒有辦法每天面對著這些書。所以她決定要把它們全部賣掉，於是就賣給了這個舊書店，恰好是這個小夥子被派來上門收書。這時，小夥子才意識到，原來他上學期剛剛上完的那門課是這位教授一生當中的最後一門課，他是這位教授一生當中最後的一批學生之一。雖然他不喜歡這位教授，但是這個時候他也覺得心情很沉重。當他去看這些書該怎麼搬時，他發現在教授書房的一邊，一整面牆的書櫃上全是偵探小說，而且都是廉價的偵探小說（英語書籍裡面有很多很廉價、很濫、印得很粗糙、一碰就可能會散掉的那種小說）。這個學生就笑了，這個老傢伙平時上課很嚴肅，原來最愛看的是偵探小說，竟然有這種興趣？他覺得很可笑。這個書房很雅緻，書房後面是一扇落地的大玻璃門，出去就是一個小花園，不是很豪華，但是很乾淨、雅緻，也很舒服、漂亮。他在看這個花園的時候，聽到這個老太太說：「我丈夫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種種花、剪剪草，他喜歡研究這個。」在花園玻璃門旁邊又有一兩個書櫃，裡面放的全是一些園藝方面的書籍，包括植物圖鑑，各種各樣介紹植物、養花種草必備的書。看了半天，這個學生就做了決定：今天我不搬這些書了！他本來是來看有多少書,然後叫人過來搬的，現在他卻開車回去，和舊書店老闆說：「老闆，我自己想把這個教授全部的書都買下來 ——買下來放哪呢？我不知道，我住的宿舍肯定放不下，我會再想一個辦法——反正我要把它們全部買下來。」老闆說：「這些書你全要！價錢你能付得起嗎？」這個學生說：「我這個暑假在這打工掙的錢全部都歸你了，薪水也不用發給我了。」老闆說：「那還不夠。」學生說：「那麼這樣吧，我接下來三個暑假都來你這打工，工錢全部給你，行嗎？」老闆問他：「你為什麼買這些書？」這個學生說，原來平常上課的時候，他只覺得這個教授很沉悶、很學術，原來這只反映了教授的一面。當他去了教授的家、看了他的書房、看了他的藏書之後，他發現了這個教授完整的立體人格。這個教授喜歡廉價版本的偵探小說、偵探小說裡面還劃線做筆記 ——筆記裡面還寫粗話：這一段寫得真他媽的好！這個教授還喜歡種花草，草坪上灑水器剛剛灑過，葉子上面還有水珠，這些都是教授生前最愛的東西。
2011年7月19日星期二
梁文道：泥漿煮蛙
用溫水煮蛙來形容香港的處境，當然已經是個老掉牙的譬喻。只是當我近年時常不在這口泥井，許久沒有認真寫過一些關於它的東西，現在定下神來細看，才發現這水果然已經熱到燙手的地步了。好比溫泉，剛剛踏足，總會叫人立刻想把腳縮回去；然而，泡久了之後，便會覺得通體舒泰，大腦鈍化，懶洋洋得再也不想爬出來。今天我很好奇，香港人可都舒服了嗎？
例如胡椒噴霧，我記得當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在港召開，警察用它對付示威群眾的時候，還是一件人人爭議的大事，甚至有論者斥責警方使用「施放」這麼中性這麼無害的字眼去形容和掩蓋他們的暴力。現在，「施放」胡椒噴霧竟已成了指定動作，哪怕被「施放」的對象不是衝擊警方防線的韓農，而是乖乖坐在馬路上的香港市民。爭論的焦點再也不是該不該用胡椒噴霧的根本問題，卻是「施放」之前有沒有做足警告。
又如所謂的特首選戰。港澳辦主任王光亞開出未來特首候選人的三大條件不久，工聯會主席鄭耀棠便發言央求中央盡快決定誰當特首：「希望事情盡快明朗化，令大家可以圍繞一個共同目標推進，減少社會紛爭」。
這番話不只正面道出了特首選舉的真相，還狠狠摑了選舉委員會一巴掌(證明他們和民建聯一樣精於橡皮圖章)，自然引來網民圍剿。但請靜下來想想，不過幾年之前，保守派還想裝模做樣地把「特首選舉」說成是非常民主非常能「代表香港各界人士及廣大市民心聲」的真選舉；怎麼聰明如棠哥現在卻能說出如此赤裸的真情實話呢？道理很簡單，無非就是水溫上升而已。
有一種溫泉不見清水，全是泥漿，池面冒泡冒得很是嚇人。在我看來，如今香港這口井水，便很像這種泥漿溫泉，久浸不見其異，唯做岸上觀者能察其厄。
2011年7月16日星期六
梁文道：炫富
雖然「炫富」好像是最近幾年才開始流行起來的新名詞，但是，它所指涉的那些行為與現象卻十分古老。古老到打從有富人開始，便有了種種利用財富去區分人我之別的做法。今天大家去意大利膜拜文藝復興的大師傑作，其實就是在欣賞當時意大利富商和權貴炫富的結果。儘管炫富的歷史悠長，而且地理上分佈延廣，可是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炫富，還是有著不太一樣的意義。例如南太平洋各大群島上那著名的「誇富宴」（potlatch），請客吃飯請到了傾家蕩產、自毀珍財的地步，表面上看費人思量不可理喻，但人類學家卻解讀出一種社會關係的獨特建構。
那麼，今天中國的炫富又有沒有它獨特的形式和意義呢？就拿名噪一時的郭美美來說吧，她炫耀財富的辦法，就是把自己擁有的名貴財貨一一拍照上網，秀給她所不認識的網民看，結果引來公憤，意外追究出中國慈善團體到底有沒有浪費公眾捐款的討論。但我仍然對這件事本身感到好奇，難道郭美美之前完全料想不到群眾的反應？難道她不知道今日一般網民對於炫富的反感？
一方面是少數人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消費，並且以消費去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另一方面則是大眾對富裕階層的日益仇恨，動輒便在網上謾罵一切稍微有點好日子過的精英。一方面是炫富，另一方面是仇富，這便是當前中國式炫富的最大特色了。請恕我孤陋寡聞，在此之前，我還真不曾聽說有哪一個社會是以激起反感和怒火為目標的。
當然，這也不是2011年才有的新鮮事。幾年前，經濟學家茅於軾先生和史學家薛湧先生關於該不該「替富人說話」的討論，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社會背景和集體情緒之上。但這些討論始終沒有告訴我們，像郭美美這種人為什麼在明知仇富情緒十分普遍的狀況下，還要在鏡頭前擺出一副相當陶醉的表情？更不可思議的是，許多在網上炫耀過財富的「富人」根本只不過是假富人，他們的身家和那些仇恨富人的百姓相去不遠，說不定他們甚至也曾有過仇富的情緒。為什麼他們要在人肉搜索這麼發達的時代冒險裝作有錢人？
沒錯，今天在中國炫富是有風險的。當官的戴上一隻名表，就有丟官的機會；駕駛一輛拉風好車滿街轉的，就會面對被人劃花車皮的可能。可是，這一點也不可能減去中國人對「奢華」的迷戀，這兩個字成了所有時尚雜誌與高級消費品廣告中最常見的字眼。即使某些喜好炫耀性消費的人常把「錢不是問題」掛在嘴上，但他們的消費方式卻正顯示出錢才是最根本的問題。在這個如此敵視富人的社會裡頭，我們流行為了花錢而花錢的消費。
很有可能，仇富與炫富這兩個各走極端的傾向，是同一種心理焦慮的兩種表現，正如一塊硬幣的兩面。英國流行病學專家理查德·威爾金森和凱特·皮克特在他們那本廣受好評的《不平等的痛苦
這批炫富者其實就是一群很沒有自信心的可憐人，就和大部分仇富的人一樣可憐，大家都不能把尊嚴安放在更堅實的基礎之上，只能仰仗他人的臉色和目光來判斷自己的身份。因為這個國家的發展拉大了不平等的趨勢，貧富日益懸殊；更因為這個國家本來就有「社會評價威脅」的肥沃土壤，無論何時都要講究「你是什麼級別」「你是什麼身份」。級別高的人可以在災難現場先走一步，沒有身份的人就活該在醫院門口排上好幾天的隊。所以，郭美美要給大家來看她美美的照片來滿足她對信心的需要（乃至於可以不計後果）；我們則喜歡盲人腳底按摩師稱呼我們為「領導」，過一小時有身份之人的癮。
2011年7月15日星期五
梁文道：內地媒體眼中的新聞自由
今日中國新聞業的怪象之一是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踩在一條窄線上，一不小心犯了禁，便落得個人頭著地的下場；另一方面卻是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大則虛構新聞假造訪問，小則收紅包寫鱔稿，東抄西抄胡亂作文。簡單地說，大家在政治上都很緊張很小心，同時又在政治以外的領域膽大包天視規範如無物。再誇張點講，對部分業界人士而言，他們唯一在乎的規範和倫理就只剩下了不犯政治錯誤這一條了。
表面上看，這種現像好像矛盾得很極端；但想深一層，便能發現某種相關的聯繫。任何一個內地傳媒同業都能感到那股巨大的政治壓力，或許也都渴望一個更自由更寬鬆的言論環境。久而久之，其中小部分人竟形成了奇怪的想法，以為言論自由就是徹底地無拘無束，想說甚麼便說甚麼。有點像一個被嚴密管束得太久的小孩，他想像中的自由大概就是幹盡一切大人不准他幹的事，完完全全的放縱。
如今主管傳媒意識型態的內地政府部門只講政治，不論其他，於是大家便可以在沒有人管的領域裡自由自在奔放狂野，呈現出一種新聞倫理就只是政治倫理的扭曲狀態。那麼，那些政府部門是否也該順帶管一管政治以外的專業操守問題呢？
恰恰相反，在我看來，當前中國傳媒的倫理扭曲恰恰是政府手伸得太長的結果。任何有效的專業倫理皆是行業自律的成就，而非外力所致。有時候，好些政府部門還真把新聞倫理列入規管範圍，要求甚高。但這麼一搞，卻連認真負責地報道準確的消息也成了「政治任務」。當甚麼都成了政治任務，所謂的專業倫理還有站得住腳的餘地嗎？
2011年7月14日星期四
梁文道：王征眼中的香港新聞
亞洲電視誤報江澤民死訊，人人都懷疑這是他們的大股東王征的責任。不料王征自己卻說他自己也是看到新聞才曉得這個消息，結果令輿論譁然，大家都覺得這人太不負責。在一片聲討之中，他有一句特別妙的話卻輕輕為人略過，不被注意。然而在我看來，那句話倒能說明許多問題。那句話便是「在香港發生這種事也是無可厚非的。」
為甚麼王征這位內地富商會以為誤報前國家領導人死訊這麼嚴重的錯誤，在香港卻是「無可厚非」，家常便飯？沒錯，香港是個小道消息滿天飛的地方。尤其那些專以報道內地新聞為職志的「反動」刊物和網站，更是無日無之地在編撰各種難辨真假，沒法叫人嚴肅對待的材料。一時說薄熙來和習近平組成同盟，來源是他們「身邊的人」；一時又說某富商是前領導人的親戚，因為他們同姓。而這些刊物已經成了自由行遊客最喜歡的香港特產之一，真真正正應了「奇華餅家」那句廣告詞：「香港終於有手信」。
莫非王征看得這類東西太多，下意識地把亞視當成了《參考》，以為在上頭錯報江澤民逝世只不過是小事一件？是的，他這番話正好反映出許多內地人對香港媒體的看法：一、香港是個言論比較自由消息比較流通的地方，二、而所謂的言論自由，也就意味著不講專業操守不管新聞倫理。於是在香港發生這種事也就很尋常了，不值得大驚小怪。
2011年7月12日星期二
梁文道：窮而後工（我所愛的香港）
鳳凰網讀書會節錄
駱以軍最喜歡講經驗匱乏，而我比較喜歡講「窮」，但是「窮」了之後「工」不「工」就不知道，反正「窮」是肯定的。我們兩個分別先談半小時，之後我們之間可能有一些答問和對談，然後再邀請大家一起參加我們的答問對談。
我先來講一下什麼叫做「窮」，其實我認為人要窮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有錢那是很難的事情。從來「窮」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是很正常、很常見的事。但是剛剛我跟以軍來的路上聊，講到以前我們在香港所謂「窮」的那個經驗是什麼。
香港浸會大學邀請駱以軍任2011年駐校作家，所以他最近一陣子正好在香港住，有兩三個月的時間，在那兒寫作，做一些演講、授課等等。他剛剛說他住在香港一個叫大角咀的地方。大角咀，大家一定不會知道是什麼地方的，我看到有人點頭，居然知道，太奇怪了。大家最清楚的就是港島，對著它的是九龍半島，九龍半島後面是新界，九龍半島上面有一個沒落掉的老工業區就是大角咀。今天的大角咀看起來是個有點破舊的地方，跟香港給人那種光鮮的典型印象不太一樣，駱以軍就住在那兒。
他剛剛跟我提到一件事，他住的地方樓下是一家茶餐廳，我相信北京的朋友也應該知道什麼叫茶餐廳，北京也很容易見到茶餐廳，不過我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各位，我在北京幾乎沒見過真正的茶餐廳。因為我在北京看到的茶餐廳都太漂亮了，跟今天的北京一樣，香港的茶餐廳應該是更髒、更亂、更吵，更市井的，不會開在那麼好的商場裡面，駱以軍說的那種茶餐廳應該也是這種狀態。他就在那個茶餐廳的門口，在一張供神的桌子上面寫稿，寫他的新小說。那個桌子是香港很常見那種，香港的茶餐廳一定會擺著一個小案，上面放些水果、放些香、放些蠟燭，供一個神位，你們知道是供的是什麼？通常是關公。在香港大家都愛拜關公，做生意的拜關公、幹警察的拜關公，每個警察局都有個關公的靈位。黑社會當然更要拜關公，拜關公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
前幾天我們倆在北大做一個活動，主要是他演講，我幫他做一個開場的介紹和結尾的總結。提問環節有一個同學問：「你怎麼看香港、台北跟大陸的文化分別？」我記得那時候我非常簡單地答了一句話，那句話聽起來有點像開玩笑，但是起碼從我的感性認識上我覺得是真的。一般台灣給人的印象是台灣人說話會比較溫暖，溫情脈脈，這種溫情是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的。比如我常常開玩笑，台灣那個唱片CD，我看到在場有很多年輕人，大家大概都不知道什麼叫CD了吧？哦，還知道，在博物館見過對不對？台灣CD的盒子裡面有小冊子寫歌詞什麼的，拿出來塞不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它太厚了。為什麼太厚？因為通常你看到的不僅僅是歌詞，歌手很喜歡拿筆寫錄這首歌時的心情，他們很多心情，通常要寫這一句。大陸是怎麼樣呢？我常常在大陸碰到一些年輕人說話氣宇軒昂的，一看就覺得他是充滿大志的，就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那種狀態，這種狀態發展到最激烈的程度會是怎麼樣的？我親身接過一張北京的朋友給我的名片，名片上面印著「京城五大才子之一」。我很想問他另外四大是哪四個，但是這個想法一閃即逝，我不好意思再追問。這是我印象中的北京。北京的藝術家也都很能說，說自己在干藝術，每個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做一個很偉大的事情，是要載入史冊的東西，就算不是，他起碼要說的是。那香港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香港就是一個非常冷的、非常低調的，或者是非常自卑的狀態。香港所有的作家都不會稱自己「作家」，因為我們覺得一旦叫自己「作家」，就覺得很丟人。那個丟人不是真的看不起作家，而是覺得一個人怎麼能夠叫自己作家呢？「家」啊，你成「家」了嗎？所以我們藝術家也不叫自己藝術家，我們更不會說我們是「港島五大才子之一」，這種話從來不敢講的。香港寫作的人稱自己作「文字工作者」，藝術家稱「藝術工作者」。總之是要把自己貶到一個非常角落的地步，我們才覺得安然和舒適。這是香港，它很冷，藝術家也不太會說話，不會形容自己的作品，你問他這個作品的意義是什麼，他不會跟你講他在藝術史上將會有什麼樣的地位，他通常會說，我這個沒什麼意思，我做好玩的，儘量希望做一些人家看不到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年輕的時候也學人家搞觀念藝術、行為藝術什麼的，有兩三年我真的是在做這個。我有一些朋友做了很多的計劃，比如有一陣子我們印一些螢光的貼紙，很小的一張，就是在夜晚如果有燈光閃過它會有螢光發出來，黃黃的，不是很亮。有一天晚上我們好像是在彌敦道，我都忘了，太久以前的事了，這個彌敦道是一條街，兩邊還有樹，你知道香港街道沒有樹對不對？這條街有行道樹。我們在樹葉下面貼這些貼紙，大家想像那是什麼情況，到了夜深的時候，從十二點、一點，到天亮這四五個小時中間，如果你經過這條路，你就會發現街的兩旁好像有好多螢火蟲，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就是香港市區裡面居然有螢火蟲了，我們覺得好愉快。第二天這些東西被人發現了，香港的公務人員聘請清潔人員把它們全幹掉了，所以只存在四五個小時，這件事在公開場合我好像只說過幾次。我們幾個朋友自己掏腰包去幹這個，事後沒有跟任何人講，我們也不想說，沒有寫評論，沒有拍照片、也沒有錄像，因為我們只是我們要做一些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們要做一些幾乎沒有人會發現的東西，它只存在一個夜晚，甚至五六個小時，然後它就消失了。其實今天我跟各位講我都會覺得羞恥，我們不應該把它寫出來，告訴別人這個作品有什麼意義，它在藝術上試圖達到什麼樣的突破，不，我們不談這些，我們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做一件我喜歡的，最後消失。我為什麼突然講這些，就是因為我覺得消失與冷酷、與卑微、微小，或者黃碧雲小說常喜歡用的字眼「安雅」很貼近，甚至是我們的自我定位、自我鍾情的一種文化感性。人家印象中的香港文化界就是這樣。
接著說駱以軍住的地方--大角咀。在那不遠處有另一個地方叫太子，也是一個很衰落的社區，有一些老工作坊，做鐵、做螺絲釘，修補電器之類的。我們另一個好朋友叫董啟章，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家，以前就住在太子，他家就是干這個的。再走遠一點點就是旺角，沒去過香港的人也會聽過這個地方，我以前是常混旺角的，原因很簡單，因為旺角有很多的書店，也有很多的色情場所，後者跟我無關。但是你很難不跟它發生關係，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書店，香港也是二樓書店嘛，現在其實已經不是二樓了，現在好多書店都在七樓或者十三樓。那為什麼叫二樓書店呢？因為香港的書店幾乎不可能在地面上租到一個鋪來開書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為節省資金書店都要開到樓上，而且書店的空間很窄很小，因為地租價錢越來越貴。我們文藝青年都要去那些書店找書看，那麼去那些書店必然要經過很多那種，我們廣東話叫架步的地方，架步的意思就是色情場所，什麼按摩、一龍一鳳，這種東西就叫架步。你在樓梯上上下下，手上抱著一堆書，比如說駱以軍的書，然後樓上下來可能就有一個嫖客抽著煙，神清氣爽或者身軀疲乏，我們這麼擦肩而過，就在同一個樓梯。旺角那條街太熱鬧了，滿街的人，聲音很混雜，地上髒髒的，現在最多的當然是大陸的遊客，兩邊都是電器行，很多遊客在這裡搶Ipad2，搶Iphone，最新的情況是大家去搶奶粉。也有些外國人，外國人在這邊很奇怪，他們喜歡站在街道最中央，為什麼？因為他們要拍照，他們這輩子不會見到這麼多的人。我把旺角理解為不是幾條街，它其實是往上空發展的，它每一座樓都是一個垂直的街道。為什麼呢？比如人家要來香港就說，好難找到咖啡廳對不對？其實是有的，旺角，但是你要搭電梯到七樓或者是八樓，中間經過的都是些很古怪的小商店、小公司或者色情場所，理髮廳等。你要把旺角的大樓想像成是個豎起來的街道，你在一個街道散步的話，你是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是漫遊的眼光，但在旺角走這種垂直的街道，你的眼光是一開一關，每一次都是一剎那的、瞬間的、直接的。啪，一開，好漂亮這馬子，然後上面一開，哇，這個老婆在賭馬，然後一開，這個怎麼樣。我們那時候常在這些地方買書，還教書，旺角可以教書嗎？旺角有學校，現在有一家學校還在，叫華夏書院，這是香港1949年後民間書院的傳統，最有名的也許就是新亞書院，在座的可能有聽過。華夏書院是那個時期的書院之一，它們是干嘛的呢？白天就是一些老人家穿著那種我們亞熱帶地區很喜歡穿的白色、透到兩個乳暈都看得到的那種汗衫，掛著一籠鳥，在那邊抽煙、看報紙、看書，晚上就會有人來上課，上什麼課呢？各種文史哲的課程。附近有另一家書院叫法住書院，我曾經在那邊教過古希臘哲學，來聽我講的人都是一些怪人，一些老頭子，聽我講亞里士多德，整個狀態很古怪。我們同學或者朋友掙到一些錢就會到附近的書店買書看，因為書店都在那裡。買了書想翻一翻，教書前做最後的準備或者有時候下午寫稿，我們就在茶餐廳。
我最喜歡的一個茶餐廳在女人街，是專賣假名牌的，有點像北京秀水街的一個地方，但是非常破爛，人非常多。我很喜歡那個茶餐廳，我們有一幫人老在那邊聚，不是故意的，是偶爾碰到的，大家常在那邊寫稿或者讀書。當然我們這種人不是這家茶餐廳的主要客人，它的主要客人是附近的一些妓女或者嫖客，你能很清楚看出那些妓女的生活其實是很疲倦的，她們一天可以接到三十個客人。她們每次下來吃飯叫一碟飯，我們叫碟頭飯，就是大陸的蓋飯。她們一桌女的在那邊吃、抽煙，吃著吃著就會來一個金頭髮瘦瘦的男孩，是扯皮條的，說，「喂，到你了」，就是輪到你了。「哦，好」，吃完兩口，然後上去，那些吃的還在，過了不曉得多久之後，有時快有時慢，這個我們沒辦法替她決定，她又回來繼續吃那碟飯。
每個禮拜二和禮拜四是賭馬的日子，黃昏的時候有一家電視台會直播賽馬的過程。茶餐廳有電視機，白天的時候會有人來看股票新聞，下午的時候就是來看賭馬的新聞，晚上就是看賭球的。這時候整個茶餐廳的人會變得非常激動，都是一些社會的基層或者是中年人，尤其現在香港年輕人不賭馬，不賭球，所以賭馬的人變成了中年以上，尤其是老人的娛樂。一群人圍著電視機，會看到全場的那些阿叔很興奮，「上上上」，賭馬總是只有一隻馬勝出，其他輸掉，輸掉之後呢，這是首都，抱歉，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這是很傳神的話，你會聽到整個餐廳裡一起「丟」。報紙啊，彩票啊，丟得滿地都是，這是很經典的場面。再晚一點會有一些附近收保護費的黑社會過來，穿著拖鞋，都是小混混，不是大哥，大哥不會來這種地方。抽煙，滿嘴粗話，就像大家看電影裡面古惑仔那種，不過我看了那麼多年真實的古惑仔，我還沒看過有鄭伊健那麼帥的，所以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真的。
但是這些人之中也有一些人，比如呂壽琨，呂壽琨是誰呢？呂壽琨是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一代宗師，他影響了台灣和香港的現代水墨畫。他最早受蒙德里安的影響，後來受極簡主義的影響，把那個影響帶到水墨畫，是個觀點很前衛的水墨畫家。作為一代水墨畫宗師，他日常就是穿一條短褲，一個拖鞋，像我剛才形容那樣，「上上上」，他也是那種人，他也賭馬。他在一個公車站工作，最初是開公車，後來是管理一個車站的站長，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所謂的一代水墨畫宗師。有一個我們很喜歡的詩人叫阿藍，他的年紀很大了，詩寫得很好，他寫的那種詩今天大陸很少見，其實他是非常左的，他寫的是社會寫實主義。他的職業也是開公車，做公交司機。我們那時候畫漫畫的叫阿高，我在節目也提過他，他是個漫畫畫得很好的人，他是做地下樂隊的，是個低音吉他手。他日常的生活其實就在大角咀旁邊一個面包店裡烤蛋糕。
那些妓女急急忙忙上下樓，整個茶餐廳裡面人「上上上」、丟報紙，「搣馬飛」，賭馬要有一張票，像彩券一樣。我們在這樣的環境裡讀書，比如讀唐君毅先生的《中國文化之花朵飄零》，讀《佛性與般若》，讀錢賓四先生的書或者一些很前衛的作家。當年朗天的爸爸他們那一輩，寫那種他們覺得很前衛的小說，五十年代的小說也夠怪的，一本小說中間九頁是空白的，大家都以為印錯了，其實不是，他是故意的，他覺得那九頁空白代表的是后羿射下來的九個太陽，那是五十年代的東西。
這就是我的香港，這是我所愛的香港，這是一個做藝術家或者文化人不會像在北京，有個地方、有個圈子大家混，大家都往那兒去，沒有，我們是分散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混跡於各種各樣三教九流的人中間，在那個環境底下我們可以完全不受打攪的繼續讀書、寫作，我們不會覺得吵，因為我們太習慣了。我們寫什麼呢？如果你要寫作的話寫的東西會是什麼樣的東西呢？這些東西絕大部分都是會消失的，因為在香港你要做一個小說家，我指的是專心的，比如寫《西夏旅館》，要很專心要寫一部四十萬字的小說，這種狀況在香港是幾乎不可能的。香港寫長篇最有名的作家大家都讀過，那就是金庸，對不對？哪怕是像金庸這長篇怎麼來的，大家也知道，是當年報紙的連載，每天一段、每天一段，是報紙的連載。那另一個有名的長篇作家也可能都讀過的，是倪匡，還有誰呢？古龍，還有誰呢？亦舒。還有誰呢？張小嫻。這些所謂的長篇都是報紙連載連載連載，香港延續了一個民國年間文人在報紙上面的副刊或專欄寫專那種傳統，大家都靠這個來生活，你只能靠這個生活，但稿費又不是太高，所以你要什麼都能寫，你要什麼都可以寫，而且要能通俗，你要能寫得很通俗。但是在偶爾的情況下你可以冒一些險。比如說我在剛剛出道，開始寫稿是在1988年，在報紙寫專欄。那個年代當然不像現在有E-mail、有電腦，還在用手寫。傳真是有了，但是有時候真的趕起來或者怎麼樣我們還是會直接送稿會報館，或者報紙編輯來收稿，這是我見過的。那個年代我見過一些真正的老報館，遺存下來的還有像《華僑日報》啊。那個報館是當年老報館的風格，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電影叫《胭脂扣》？或者像《花樣年華》中梁朝偉供職的那種報館，就是那種感覺。我都覺得很奇怪，不曉得為什麼當年的報館門口都像西部片裡面的酒吧一樣，門是要這樣推開的。走進去，就會發現整個空間都是木頭的顏色，煙霧繚繞，昏黃的燈光，油墨的氣味，打字機的聲音、算盤的聲音，很吵鬧。你會看到一個老頭在一個角落在編稿，在編輯，有人會告訴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年輕人，「這個就是誰誰誰」，「哦，就是誰誰誰」。那個「誰誰誰」是誰呢？他也許是一個我們傳說中的一個很了不起的作家，他寫了些什麼呢？他也許曾經用了三十多個筆名（那這些筆名有很多他自己都不記得了）在某份報紙上面寫過連載的色情小說，那這是我們那一代文化人都幹過的事，朗天他們都幹過，那時候我只寫了很短很短幾篇，我也跟你講過，就是我寫這個《鹹濕黃飛鴻》，就是《鹹濕黃飛鴻》。「鹹濕」大家懂是什麼意思嗎？就是廣東話大家都懂，就是好色的，《好色黃飛鴻》，我記得我寫那幾篇他們後來就不用我了，所以我就沒再寫了。我坦白講，那時候還有一點文人的那種自尊心，覺得過不去。我寫的那幾篇是講什麼《鹹濕黃飛鴻》、《黃飛鴻盤腸大戰十三姨》，我們寫這種東西，寫馬經，教人賭錢。但是莫名其妙有些老前輩作家他也許一個月他也不曉得怎麼回事，忽然在整個月在考證，寫的東西是在考證唐朝的玻璃。或者某個作家他忽然寫了一個什麼專家，大家都覺得好佩服，但那個專欄它是注定永遠不會出書的，它就在報紙上出現，那個報紙的前後內容就是什麼地方砍人了、什麼地方暴動了，混雜在這些內容裡面，出現一天，不見了，除非你剪報，要不然他就永遠消失了。
我有一本書在大陸出版，叫做《我執》，這部書原來就是一個報紙的專欄，這個專欄當年在香港超爛的，現在也是，在只剩下幾千個讀者的《成報》裡連載。我們有一個很尊敬的文學界前輩叫葉輝，他在《成報》當社長。葉輝其實就是我剛才形容的這種人，在報紙裡面混跡，他叫我們這幫晚輩來幫忙，董啟章、我、還有一些其他人都來了，我們覺得老人家喊我們的時候我們要來，但所有人都勸這個大哥，「大哥，聽說這份報紙的老闆不發薪水的，你這番前去很危險啊。」「放心吧，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心理準備，我不會對不起自己，更不會對不起大家，全部都有稿費」。我們說，「大哥，稿費不是最重要的，這個報紙能搞得起來嗎？不會半途倒掉嗎？」「沒事，跟我上，弟兄們。」我們就去了，我就寫了半年，到現在還是沒有稿費，他自己半年的薪水也沒拿到。有一天他忽然給大家打電話說，「對不起，我還是要走了，雖然是社長，但半年沒拿到薪水，你們也趕快散吧」。所以大家就散了。那半年我寫的那些文章，就是現在這本書《我執》。我寫得蠻文藝腔的，當時香港一些年輕的文藝愛好者覺得寫得好。我在想，如果不是時代的變化，我們有一個身份變化的機會，我就會成為八零年代我曾經看到的那種穿汗衫、踩拖鞋的老頭，在報館一角叼著煙，在一個吊扇下改人家的稿子，然後有一些年輕人就會講「哎喲，那個就是當年寫《我執》那個專欄的梁文道，我看過幾篇，但是我中學的剪報早就丟掉不見了」。不斷地寫，不斷地出現，不斷地消失，我見過太多這種人，在以前、現在、身邊，一個一個的出現，一個一個的消失。我常常講的一個故事，我有幾位很佩服的前輩，是當年在香港搞社會運動的，很激進，我認識一個北京的哥們，他跟我說他對中國的托派很感興趣，我們知道這是很敏感的一個題目，但是他跟我要這方面材料，因為他知道中國最後的托派都在香港。我見過一些老人，八十多歲，臨死前幾年眼睛壞掉了，寫稿是用毛筆，斗大的字寫在宣紙上，一張紙才寫二十個字，寫了一份遺稿，寫得是什麼呢？是他從托派的角度分析中國革命的前途。晚年的時候他寫這些東西，他的所有子孫都覺得他瘋掉了，他死了之後，他的子孫趕快把他一生的藏書跟這個稿子拿出來賣給舊紙行，被我一個開書店的朋友發現了，然後搶救回來，我見過那批稿子。這個八十多、九十歲的老人在寫當年中國托派的想法，中國革命走上了錯誤的道路。只有托洛茨基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才是真正的道路，要救國，我們遲早要回到這條路。
我再補充一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些前輩，有一些前輩我見過。當時搞社會運動是這幫老托派的徒孫，也叫「托派」，他們成立了一個政黨，叫「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當時跟他們敵對的勢力是無政府主義者，當時有個說法，無政府主義者的顏色是黑色，馬克思主義是紅色，後來有人試圖溝通兩邊叫做「紅黑兩旗並舉」。我們剛剛說的香港好像變成一個反動革命基地，好像很厲害，但是請注意，剛才我說的這兩個政黨，跑到巴黎開國際會議的這些人，其實人數從來沒超過兩百人，就到鬧市中間搞革命或者怎麼樣，但是搞革命也要吃飯、要生活，靠什麼謀生呢？還是我剛才說的那套老路，到媒體、電影裡寫寫劇本或者怎麼樣，最好的出路就是寫馬經，教人賭馬。香港曾經有一個紅及一時，現在仍然在寫馬經的馬評家，他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這個筆名曾經是三個人的，三個革命同志，迫於生活，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苟延殘喘，希望賺點錢，籌募革命經費，所以他們寫馬經，共用的筆名叫「馬恩賜」。「馬恩賜」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聽起來是「賭馬，賜給我好運氣」對不對？不是，他的意思是「我的一生，所有的一切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所賜」，但這是一個教人賭馬的馬評家的筆名。
我最後再講一個故事，就是西西，我們心目中香港最好的作家。她寫《我城》是七十年代，那時候怎麼寫，我們知道西西是教書的，她住的房子特別小，窄的程度不可思議，不會有什麼書房。我記得我九零年代探訪北京的一些藝術家，北京的朋友、文化人告訴我說家很小，怎麼樣爛，我一進去看到每個都是豪宅，相對我們來講，我們住的又窄又小。那時候西西一家人一起住，她根本連一張像樣的書桌都沒有，她桌子上是每天要改的學生作業，家裡人還會看電視、打牌，她怎麼寫作呢？她就做了一個小木板，每次寫小說的時候她就躲進廁所把馬桶蓋放下來坐在上面，把這個板子放到大腿上墊稿紙，開始寫，這就是《我城》。這就是我們，這是我的香港、我喜歡的香港，這是我們創作的環境，真的是窮，到底工不工那是另一個問題，也是等一下我們要討論的。我今天先講到這裡，然後看駱以軍。
---
我常常覺得在看香港文學的時候，八十年代曾經有一個討論，大家都說香港是個沒有故事的城市，或者故事輪不到我們講，為什麼？別人都快把我們講跑了，我非常記得回歸的時候，當時中央電視台或者大陸的很多媒體都在講香港的歷史故事，在我看來那些故事全部都不能自圓其說。比如他們每次談到香港被丟在外面那麼多年，現在終於回來了，為什麼現在才回來？因為祖國強大了。其實1949年我們就能回去了，因為1949年的時候兵都到了羅湖，當時英國是完全沒有能力應付這個狀況的，完全可以解放香港，但是停住了。我記得當時的紀錄片有一幕不曉得是哪一位將軍，勒馬河邊，嘆息了一聲，還在英國米字旗下的彼岸怎麼樣，完全是虛構的，當時我不知道所謂的勒馬河邊不收回香港的真正理由。香港是新中國必須要保留住的一個對外的殖民地，因為它是個生金蛋的鵝，整個國家當時對外關係那麼緊張，只有透過香港外匯，其實保留香港是為了一個非常功利的理由，假如我們真的有那麼大的民族情感，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對不對？但沒有。當時我們看到的書裡的這些故事，在我看來是假的、是不能自圓其說的、是矛盾的。所有人都在講我們的故事，我們自己卻沒有故事，我們就像本雅明那樣一片一片的片段，甚至像董啟章那樣虛構一個，如果沒有故事就虛構嘛。
---
讀者：我想問一下，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了，香港整個社會風土人情、生活習性，還有其它一些東西有什麼大的變化？謝謝！
梁文道：謝謝，這也是一言難盡的事，我很難現在告訴你香港有什麼變化，變化天天都有對不對？但最大的變化是，一方面來講香港比以前更糟了，更糟的意思是說原來殖民體制下很多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沒有變，當時很有名的說法是香港的體制維持五十年不變，鄧小平那句有名的話叫「馬照跑，舞照跳，五十年不變」，這句話另翻譯一個意思就是香港被封存在一個時間膠囊裡面。這個不變包括它原來的一切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制度，那套制度大家都覺得是使香港成為香港的制度，可是大家忽略的是那套制度是在殖民地下誕生的制度。大家都以為只要讓香港維持原來殖民地時代的樣子就會很好，而忽略了那個東西其實有它黑暗的一面，這個黑暗面我覺得這十多年來變得更嚴重。但是你又覺得不可改變，因為我們認定了五十年不變，所以香港出現了一批「八十後」，跟大陸講的「八零後」是不同概念的年輕人。這個「八十後」是一批有很強大反省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年輕人，他們在過去幾年對各種社會問題提出很尖銳的批判，而且願意採取行動。比如為了反對高鐵興建，他們動員了，政府都嚇壞了，一萬個「八十後」的年輕人包圍香港立法會。他們整個行動又迅速又有創意，口號很動人，我覺得從這方面香港要比以前更好，就是我覺得香港進入了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整個社會開始集體反省我們是不是真的有我們過去說的那麼好，我們是不是真的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優秀，還是說我們其實是有很多問題，我們應該改造、批判自己。
我們知道今天香港主流掌權者，從政府到一些大商人，他們每天想的問題就是香港快被北京上海超越了，香港要怎麼樣才能始終保持在全國領先地位，他們想的全是這個。但是我覺得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想的不是這些問題，他想的是上海要走我們過去的老路要走得比我們還快，那就讓它去走，北京喜歡蓋高樓那就讓它去蓋，我們受夠了，我們不要再拆房子了，我們要鄉村。也就是說各位在北京今天受房價之苦，這個東西是我們過去數十年在忍受的，我看到今天的北京就是在看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經歷的香港，一模一樣，而且香港的房價現在都還比北京貴。我們前陣子還拍出一個全球最高價的房子，3億多港幣，是一個來自廣東惠州的80後少婦買的。記者後來打電話問到她，說你怎麼買得起這個房子啊？你老公做什麼的呢？那個80後廣東少婦的答案是，這在我們廣東是中等收入。我覺得香港有點受夠了，就是你們要搶競爭力你們去吧，你們要拼速度、效率，你們去吧，香港現在年輕人想的是我們怎麼樣生活會更幸福。也許錢沒那麼多，但是我們要更民主，我們要更平等，我們要更公正。所以很多老人都看不慣，覺得香港年輕一代不再像當年那個香港，現在的香港年輕一代想的就是不要變成當年那個香港。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變化挺大的。現在的矛盾跟衝突其實是非常劇烈的。
---
讀者：你好，梁老師，我在很久之前就聽您在演講中說到一個調查，調查很多年輕人的一個問卷，說到他會覺得自己越來越好，覺得這個時代會越來越壞。我想問您就是當下的社會現實和我們年輕人的思想，您有什麼一些新的想法？
梁文道：你問我怎麼看今天年輕人的思考方式，其實我不知道，我通常做，不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回答你，因為我並不能夠十分瞭解今天年輕人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式這個東西被人瞭解是要有一個表達的過程，或者要有很多的痕跡，是需要痕跡來認識的。這樣的東西我覺得我掌握得不是太充分，所以我不敢說，我每次說這種話都非常遲疑，所以我不夠材料去回答你的問題，好不好？謝謝！
---
讀者：兩位好，最近我在看一個報導，有一批中國大陸人坐飛機去外國搶買奢侈品牌。還有一批人，可能也是大陸的，由於超市的雞蛋降價，也去搶。改革開放以後，貧富差距特別大，我不知道在台灣和香港對於大陸人是怎麼樣的看法，謝謝！
梁文道：我們是兩岸沙龍，今天是講文學的，我猜你大概看到有經驗匱乏的匱乏兩個字，有窮人的窮字，覺得我們應該是談貧富差距的，這個關鍵詞出現了差異。
駱以軍：我沒有看法，我不是在跟你打太極拳，台灣很多人給我貼了一個標籤說我是一個文學館派的小說家，我不是一個具觀型的小說家，其實在十五年前我就來過大陸幾次了，可是我真正進入到談論中國大陸是怎麼回事是這一兩年，可能是碰到文道、天心、唐諾他們，碰到一些從內地到香港去的朋友、知識分子，其實在這個過程我更多是聽眾。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到大陸是我的蜜月旅行，我跟太太到南京的江心洲幫我父親帶美金給我大哥，我爸爸在那邊有生過孩子，我大哥現在已經可能快70歲了，當時我在打開眼看南京時是非常煽情的。南京機場一下來的時候我就想「天呢，這是南京機場嗎？怎麼好破爛啊？」一出來就是一個泥土路，還有騾子車從我前面走過。我那時候也來北京，我記得飛機要降落的時候我很激動，我要降臨祖國的首都心臟了，那時候大概是九點多，結果一看是全黑的，突然很有宿殺之氣，這不是一個首都，這是一個王之城、兵刀之城。譬如我也會跑甘肅，我記得有一次是跟一群台灣作家，有一個很前衛的作家，還有一個美國作家，那次是到西藏，整個車廂是供養的車廂，絕對禁煙，我們這些煙槍每到一個站，我們一定要下去在高原反應下抽幾口再回去。因為我很害怕在那個包廂裡跟這些長輩講八卦、文壇的是非，我就自己拿書到餐車，我就發覺餐車裡面全部都在抽煙，包括隨車的公安也在抽煙，我就很開心，我也拿出煙來抽。晚餐時間我們台灣團那些前輩就在那邊吃飯，隔壁桌有一群是東北來的爺們，喝高了，喝得很醉，拚命抽煙。我們那個團裡面的一個女的，以前是參加保釣的，是那種極紅的，很悍的，她就站起來說可不可以不要抽煙，那個爺們就拍桌子，就吵起來了，我們領導就過去跟他說「不要這樣，這裡面有外國作家跟港台作家。」結果那個爺們就摔酒瓶說，今天是「九一八」，外國作家港台作家就了不起嗎？這些前輩就把公安叫過來，其實我在那邊很尷尬。
很難講清楚，其實我不是批判，我在那個瞬間是一個蝙蝠，一方面我懂這個台灣女作家，她覺得有一個約定的界限，第一，這件事的風險已經大到它會爆炸，第二，我不需要你的二手煙。第三，我發覺這個爺們動用到反制語言的時候，是用中國的民族主義，「九一八」東北被日本人侵犯了，你們這些台灣人為什麼可以享受比較高的地位或是跑來羞辱我們。我沒有能力談不代表我不想跟你談，如果是一個私下的場所，我反而很愛聽，我那天就感覺到北京的任何一個飯桌，任何不同的老中青的都超會講中南海內部的黑幕，我們台灣就特別少。
梁文道：對，所以駱以軍這幾天發現一個規律，每三個北京人裡有一個在中南海有人的。所以剛才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都不太能夠回答，以軍剛剛講的那個經歷我也常有，我在大陸寫評論、寫時事評論，直到今天還常常捱罵，因為我是香港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某些東西發表一些小小的看法，比如對某個作家的作品不欣賞，對某座建築物的設計有點疑問，甚至對某道菜不是太喜歡，而人家反擊我最常用到的邏輯是，你是香港人。由於你是香港人他就會講一大堆，香港是怎麼來的，當年被割讓的，為什麼被割讓？因為鴉片戰爭，最後的結論是你們這些港英餘孽。中間整個邏輯是怎麼進行的我們從來都不知道，我也從來沒看懂，但是我也很習慣，我也很接受，反正大家罵我的時候都會這樣走一圈，好像圓明園是我燒的。
---
讀者：剛才那位同學問的可能是經驗匱乏的，我想問一下「後工」，我覺得梁老師好像一直沒有談到這一塊的東西，我想聽聽兩位老師對於這個「工」的一些解釋，這個工為什麼是工作的工，不是用功的功。尤其是駱老師，我很欣賞您那種敘事性，其實我希望讓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駱老師是怎樣一個人，您能用簡短、直接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你嗎？
梁文道：你應該開一個微博，所寫的東西不准超過140字。我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講故事、寫作的方式，但我們今天的問題是常常希望所有人都是這樣子寫，這樣子說話。我們看書或者聽人說話是一個互相調整的過程，到底是期待人家改變來牽就我，還是我去改變牽就人。我不知道，但我常常覺得在長大的經歷中，我總是被改變的人，這一連串的改變過程，才會有成長，才會有變化，當然我們會覺得駱以軍這麼講話好像很難懂，這就要看你有多想懂了，你在聽的時候，你聽到什麼，你有沒有進去。
我來正面回答你，為什麼是這個「工」呢？因為這個不是成語嘛，人家就是這麼寫的，這個工的理由就在於它是工巧，很漂亮的那種感覺。舉個例子，我是廣東順德人，廣東當然珠三角不錯，是魚米之鄉，也不能說窮，但是我們那個地方的人常常以為自己窮，所以要求後工，我們做飯很少用山珍海味的原材料，有一道傳說中的名菜叫做釀豆芽，是什麼呢？就是豆芽菜。我們把豬肉、鯪魚肉、菇、蘿蔔幾種東西剁成醬，灌進豆芽裡面，然後拿來煮湯，這個菜名就叫豆芽湯，你聽名字完全不起眼，但是老饕一看到豆芽湯就知道大師傅來了。這叫窮而不工，材料不多就能做這種東西。窮而不工是我定的題目，為什麼呢？它包含很多意思，很多人會覺得我們這些海外人好像沒有故事可說，但其實不是沒故事，經驗太多了，就像你見過的生死太多，反而你是不會說話的。我想講的窮是很多層面的意義，因為剛剛受到駱以軍的影響，要不本來我會講一些不是故事的，也許更合您意一些比較理論的東西。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吧，什麼叫窮呢？例如我們香港人在語言上就是很窮的，為什麼呢？像你們寫東西比我們舒服多了，我還好，我起碼在台灣長大，各位你們從小寫作大概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困難，我為什麼可以這麼講？因為比起香港人，都是說粵語寫白話，如果真按廣東話那樣寫，整個寫出來的東西是不對的，所以我們從小寫作的時候，所有的同輩作家包括啟章都要經過一個非常痛苦的調整過程。那不是一個天生的語言，不是自然的語言，我們可以說那是窮的。在那個窮困狀態下，我們更意識到語言這個東西跟我要表達的東西、跟我看到的東西之間永遠不是自然的、永遠不是直接的，正是中間斷鏈才使我們意識到文字的虛構、文字的問題，文字不是那麼自然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工」，真的是要做一番造作，我們所學的中文的一切現成的表述方式都是脫離實際生活環境的。
當然台灣其實是另一種狀況，四五十年代之後，國民黨帶過去一批外省人，裡面有一些是現代主義的健將，但是台灣恰恰是對社會寫實很抗拒的，因為一社會寫實你就是紅色的、你就是共產黨，這個現代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就是本省的過去用日文寫作的作家，那批作家深受日本現代文學影響，所以台灣的現代主義的根埋得很深很深，而且被激情推漲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語言也變得特別敏感。所以我覺得我們三個地方都跟大陸完全不一樣，語言對我們構成了不同的問題。
2011年7月10日星期日
梁文道：慢旅行，慢閱讀
因為工作的原因，我會到世界各地去旅行。雖然每天忙忙碌碌，我還是會花4到5個小時在閱讀上。讀書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每當我在一個地方落腳，總會花時間去光顧當地的書。有時候，還會點上一杯咖啡或一塊蛋糕，享受愜意的閱讀時光。
布魯姆斯伯裡街上的書評書店
走進倫敦布魯姆斯伯裡（bloomsbury）的街區，便似走進了巨大的花園廣場，繁茂的鮮花，幽靜的小道，還有維多利亞式或喬治亞式的建築安靜的佇立在那兒。就在大英博物館的不遠處，你就能找到一家氣質與眾不同的新書店——倫敦書評書店。
和著名的紐約書評雜誌一樣，倫敦也有倫敦書評雜誌，有自己的品相和口味，像時政評論，科學或者是歷史評論還有人類學，而坐落在伯裡14號（14 Bury Place，London）的倫敦書評書店就是這樣一家集中這些書籍的實體店，裡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人文社科類的書本，它們都傳達了《倫敦書評雜誌》獨立思維、激進和活力的特徵。推開上了綠色光漆的門，走進書店給人的感覺很溫暖，陽光透過巨型的玻璃窗灑到高高堆積的書本上，讀者會在書店裡翻閱著書本，或是小聲地討論，時不時會聞到由長廊另一邊的咖啡店傳來香味，不得不提的是店裡的蛋糕真的是非常的可口。
其實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像北京的單向街書店、萬聖書店，台灣的誠品書店、舊金山的城市之光（City Lights）。這些書店都是在互聯網普及之前就建立起來了，作為老牌的書店本身就有一定的體系來維持和堅實的顧客群體。但是倫敦的書評書店是一家在2003年才開張的新書店。當時的亞馬遜、ebay都已經佔了很大的市場份額。這是件很神奇的事情，因為很多書店在這個時候停止營業了，但是他們卻辦得有聲有色，書店裡安靜的陳列著精選的合乎書評雜誌的DVD和書本，還會有些特色的紀念品，像鼠標墊或者是馬克杯。另外，書店每個月還會請一些名家來演講或是座談會，還有一些思想家、學者或是社會運動的推動者來交流。
其實，書店跨行經營是個非常自然地趨勢，如何平衡文字和生活時尚是至關重要的，比如電影、活動、咖啡廳、畫廊、還有寄賣。但首先，作為書店，經營者要有選書的眼光，同時，書店還要有一點的藏書量，藏書最好是比較特別的。如上這些生活化的點綴和書店的整個氣質是不能分離的，更不能反客為主，譬如學術氛圍很強的萬聖書店，如果這裡也有來自「小資們」的寄賣，那便會顯得不倫不類。
神田舊書街
而談及書街，日本在這個方面則有著其獨特的氣質和文化。和東京市中心林立的摩天大樓的街道不同，那些書街則散發著令讀書人神往的古樸氣味。比如東京大學附近的神田舊書街。這條叫做神保町的古書街擁有130多年的歷史。因而在這裡淘到飽含風霜的古本也不足為奇。
在這條不是很長的街上大概有200多家書店，舊書店就佔了130多家。它們之間競爭激烈，同時幾乎每家書店都有自己的經營特色。你一抬頭，就可以看到鱗次櫛比的「書店」旗幌懸在半空中。這些書店的裝飾大多都很樸實，幾盞日光燈，整齊排列的木質書架和書架之間隔著狹長的走廊，一家挨著一家的排列在大街上。走進一家舊書店，在門口望去，便是密密麻麻的書本擁擠在陳舊的書架上，再走近看，便會發現它們已經被井然有序地區劃歸類。而書店的老闆往往在最裡面的桌子上，利用空閒的時間，架著眼鏡修補舊書。有些書店會因為場地的原因而把書堆在街邊，高高的摞在臨時放置的桌子上，供路邊過往的行人翻閱。每年的十月份下旬這裡還會舉行一年一度的神田舊書節，有來自各地的書迷絡繹不絕的舉手淘書。
如果說悠久的歷史和學術氛圍在空氣中瀰漫演化成了東京神保町古書街的質樸書香氣，那麼京都大學附近的惠文社則是更具有叛逆色彩的書店。英國《衛報》的記者曾將惠文社列入全球十大書店之一，球形的燈矩陣式的懸掛在支架式的天花板上，錯落在書本間的畫，還有一些獨立藝術家寄賣的小工藝品，加上批判和激進類的書籍，造成了惠文社與眾不同的氣質，這大部分就取決於它的歷史和地理因素。惠文社位於日本的國立大學——京都大學的附近。作為著名的左翼激進分子的集中地，京都大學是當時唯一和日本軍國主義抗爭到底的組織。因此惠文社的書也是自成一派。
雖說人們對於文字的關注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增加，但是像微博、簡訊還有精簡版的讀本使得人們對於快媒體越來越依賴。所以，面對這些優秀的書店散落周圍，還是有人會因為作者沒有將1000字變為140字而抱怨。而我一直認為，一個城市的書店，某種程度上也代表了住在這個城市裡的人的生活態度。讓書店難以維繫的城市，通常是浮躁的。而尊重慢閱讀和書店的城市，通常也會尊重文化、知識或者公共知識分子。我想說的是，和慢旅遊越來越具有吸引力一樣，慢閱讀應該也是人們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之一。
2011年7月8日星期五
梁文道談約翰•伯格
約翰•伯格(John Berger)，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寫作者與知識分子之一，其在文學、藝術批評、時政評論等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尚待中文讀者進一步認知。借《我們在此相遇
第一部分《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傳人》
編 者：您在為約翰•伯格《我們在此相遇》所寫的推薦語中說：「約翰•伯格在這本書裡再次證明了他果然是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傳人，一手是投入公共領域的鋒銳評論，另一手則是深沉內向的虛構創作。」為什麼說約翰•伯格是西方左翼浪漫精神的真正傳人？
梁文道：從左派的代際問題上來講，約翰•伯格跨越了兩個世代，經歷過兩個很大的變動。在這個意義上，英國的左派裡面目前有他這種資歷、還仍然活躍的，可能就只有歷史學家霍布斯邦
但這些左派後來又集體地覺得自己被蘇聯欺騙了，英國很多人都有這個感覺的，比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編 者：這是一個比較重大的誤讀。
梁文道：非常重大。喬治•奧威爾是左派。當然他也經歷過對蘇聯的幻想的破滅。整個西歐的左派都經歷過對蘇聯的狂熱的幻想投入。他們到後來覺得蘇聯不行，覺得要放棄，不可以這樣，蘇聯怎麼能這麼搞。
編 者：這個幻想的破滅的主要發生在哪個時間段？
梁文道：每個人都不一樣：有的人很早，在1930年代蘇聯大清洗的時候就幻滅了；有的人是後來，冷戰期間，像伯格或者是薩特。而伯格是掙扎最漫長的，因為伯格很年輕的時候就認識東歐跑出來的藝術家，那批藝術家是為了躲避冷戰期間東歐的那種恐怖統治而跑出來，他從跟他們的交往中，認識到東歐陣營的，也就是蘇聯陣營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所在。可是他又到了1950年代年才正式地跟那個東西砍斷關係。
第二次大幻滅是什麼時候呢？第二次是蘇聯垮台。蘇聯垮台為什麼讓他們那麼難堪呢？雖然他們已經不喜歡蘇聯，也不喜歡東歐，不喜歡任何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任何實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對這個東西是有很大的距離感、懷疑、反感、甚至批判的，但是他們的處境又很尷尬。尷尬在什麼地方？你們說你們是左派，現在有了左派的政權，依照馬克思所規劃的東西建造的政權。你是不是要那樣呢？他們說我們不是。那你們是怎麼樣呢？這時候他們就開始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想像力。但是當年想像力這個說法還不完整，只有個別學者講過，比如法蘭克福學派裡到了美國的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馬爾庫塞就講單向度的人
到了1989年，整個蘇聯陣營全垮掉，全球左派遭遇很大的打擊，本來他們就不承認中國和蘇聯是他們覺得最好的社會主義形式，但是即便如此，大家都還在指責他們，你看你們的老祖宗完蛋了，你們怎麼辦。這時候就出現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種歷史終結論
2011年7月4日星期一
梁文道：為甚麼我不看電視
曾經去過一個學術機構向公眾演講。負責主持那次活動的，是一位年輕學者，他一見我就說：「沒想到你居然要講文學。還好，最初我還以為你會談電視呢。」然後同一番話他重複了大概三、四回，最後一次是在台上，他對聽眾宣布：「大家可能都看過梁先生的節目，今天大概也是為了他這個電視主持人的身份而來。可是我怕大家要失望了，因為今天他竟然不談電視，選了一個相當嚴肅的文學課題。」為甚麼他會以為我要「談電視」呢？難道一個做電視節目的人無論走到哪裡都要把電視這一行當作談資？
當然我明白他的意思，只是他沒說出口而已。
我有一個同行，或許是全中國最有名的娛樂節目主持人。每回見我們都不「談電視」，因為可談的東西實在太多。他寫書法藏舊紙，喜歡把玩煙斗草帽等一切美好事物；為了瞭解傳統匠人手作工夫之不易，他甚至花了許多時間學釘木桶。他總是能嚇人一跳；知道我學南傳佛教，他便從書寶中取出一冊泰國高僧阿美查的著作，而且還是在香港一家連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的冷僻書店購得。
這位朋友參加過一場在北大舉辦的「南音」研討會，與會的專家和商人(準確地說)，是『有志推動南音文化的文化商人』)也不客氣，盡拿他開玩笑，說的大概是俗人如他也有資格講南音，這門高古藝術如何不衰的話。偏偏他真懂，有板有眼地分析起一闕老曲的結構妙處。於是底下青年學子歡聲雷動，戲弄他的專家臉上一罩陰雲。
又有些時候，我坐在飛機上，旁座可以不動聲色地拿起相機湊近猛拍，不必解釋也不用先請問些甚麼，彷彿我是景板。我在街上和人說話，對面走過來的人可以用高了八度的聲音模仿我剛剛說出口的一句話，然後「嘿嘿」一笑揚長而去。為甚麼？因為我是做電視的，我是個人人可戲的戲子。
當我說我們做電視的人恍如戲子，我沒有任何怨言；恰恰相反，我自己就很厭惡電視，說不出的厭惡。
我一向不喜歡翻看自己寫過的東西，更不喜歡看見自己做的節目。每次碰巧打開電視看到自己，我都馬上轉台或者乾脆關機。我不曉得其他同行會怎麼樣，起碼我以為一個人老照鏡子是有病的。
我討厭電視，討厭自己幹的這一行，倒不是因為它「低俗」，而是因為我瞭解這一行有多麼容易淪為演戲。演戲自然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我們常常假裝自己不是在演戲。
新聞主播(特別是台灣的新聞主播)常常在串接上一條新聞與下一條新聞的時候使用「讓我們來關心一下」這句話，似乎他真的很關心利比亞內戰的最新進展與華東水災的失所災民。
節目主持人老是對著鏡頭向坐在家裡的觀眾打招呼：「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在我看來，單單這一句話就已經說了兩個謊：一、那些觀眾你根本不認識，他們又怎麼會是你的朋友？二、他們連你的朋友都不算，又怎麼說得上是「親愛的」呢？
最壞最壞的，就是像我這種所謂的「評論員」，說起話來好像頭頭是道甚麼都懂，久而久之甚成了「意見領袖」、「輿論代表」。實際上，我們更像是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這種壞，就壞在偽裝出一套看起來有交鋒有辯論的假公共領域。在大陸，更有假扮敢言以博掌聲的戲碼，正好應了那句順口溜：「我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黨准咬誰就咬誰，能咬幾口就幾口」。
我在電視這一行做了十幾年，幾乎每一天都要和這種結構上的演戲傾向糾纏搏鬥。我不喜歡看自己的節目，不喜歡看自己的節目內容被轉成文字紀錄，也許只是因為我害怕，害怕十幾年下來才發現，我始終是個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