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回到佛陀的印度

想像你在北京包了一輛車，打算去山西大同參觀石窟。一宿之後，你發現自己居然醒在瀋陽。而那位司機，他堅持自己的路線正確，並且保證目標在望。再過半天，我們發現自己幾乎快要去到哈爾濱了。這時司機才勉強停車問路，但他問路的方式是隨便截住一個路過的村民，看他曉不曉得雲岡石窟怎麼走。真妙，那個村民竟就認真地指起路來：「前面十字路口左轉，再過三里地看見公交站右轉直行……」

我沒有誇張，這個假想的例子只是為了方便讀者瞭解我們一團人剛到印度頭兩天的真實情況。回來好幾個月了，我仍然清楚記得那個旅行車司機，固執而沉默。每回休息他就一個人走開，獨自低頭喝茶或者吃餅，偶而抽一根煙。每回開車他都全神貫注，遇到任何一個標識不明的分岔路口都果決轉向；儘管每一次轉向後來都被證明是錯的。由於他的方言口音比較重，車上就算有兩位印度本地的法師，也要經過三輪傳譯，才能有效溝通。那種溝通其實也說不上是什麼溝通，因為他大部分時候都只會簡單地回答一兩個字，意思是「OK」和「沒有問題」。就在這迷途的兩天，就在這位司機身上，我學到了印度教給我的第一課：但凡有人和你說「OK」或者「No Problem」， 那就表示問題一定要發生，而且可能很嚴重。面對這種情況，我們是應該更小心，戒懼，提防任何事任何人？還是乾脆認輸，聽天由命呢？答案要到此行的最後，我才有點模糊的輪廓。

這不是一般的旅行觀光，我們是朝聖者。去印度朝聖？這對許多中國人來講都是一個很陌生的事，雖說中國可能擁有全球人數最多的佛教徒，但大家對於回到佛教誕生地這事好像都不太感興趣。如果真要朝聖，為什麼不去五台山、普陀山，甚至少林寺呢？就連教科書都會告訴你，佛教源起印度，但也在印度衰落；而中國卻把它發揚光大，傳佈四海。沒錯，佛教確實大盛於漢地，所以也興旺到了可以自成一國的地步，旺到了幾乎可以忘掉佛教世界其他地方乃至於印度的程度。在那十幾天的旅程裡頭，我們碰過一家藏人，分別從拉薩和加德滿都出發，會合於現處尼泊爾境內的佛陀誕生地藍毗尼，這一家人打算週游聖地90天。我們也碰到了絡繹不絕的泰國朝聖團，一來就是幾輛大巴，每到一處就留下遺蹟上如鱗密佈的金箔。從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到佛陀入滅的拘屍那羅，藏傳佛教徒係在樹上的風馬旗與南傳佛教徒貼在石柱上的金箔都是至為顯眼的標識。我甚至看見日本日蓮宗四處立下的《南無妙法蓮華經》石碑，以及無數操著多國語言的金髮香客，唯獨極少遇見漢地來的朝聖者。如果有的話，那也多半是台灣佛教徒。如今大陸出國的人絕不算少，為什麼我們在全球各大傳承各大宗派匯聚的這片北印度土地上卻很難看到他們呢？

不過話說回來，所謂「朝聖」，對佛教徒而言或許根本就是一個很可疑的概念。我們知道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去羅馬、去耶路撒冷，即便不是指定作業，至少也是種普遍被推崇的行動。中古時代，「到聖地去」甚至是發動起整場十字軍東征的最大口號。至於穆斯林，那就更不用說了，朝覲麥加乃畢生必行的「五功」之一，沒有能力走上一趟往往是他們抱憾終身的遺恨。但佛教徒呢？日本有它的高野山，西藏有納木錯湖與岡仁波齊峰，漢人則有九華峨嵋，大家儘管在境內各自修行，從來沒聽過非得回到菩提迦耶目睹佛陀證道地不可這一說。

所以印度佛教衰亡之後，佛陀一生行止的遺蹟也就徹底敗壞了，或者成為磚瓦供後來的穆斯林蘇丹建造華貴如天堂的城堡，或者埋沒沙土年復一年直至荒草遍野。千年中並沒有大群比丘如伯利恆的神父那樣堅守據點以維持香燈不墜，更沒有哪一個帝王忽然跳出來號召大家「去把聖地從異教徒的手中奪回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聖地其實大多是由碎石與傳說編撰而成。比如說祇園精舍，佛陀駐錫最久之地，考古學家挖出一片房捨得地基，認為它們全是西元後5、6世紀左右的遺物。熱心的信徒們偏能認出哪一間是西元前5世紀時舍利弗尊者的居室，哪一處又是聖弟子們經行的步道。就算是那些看起來頗有年歲的遺址，你也不能不懷疑它們的真確，因為那天我分明看到一群工人搬磚壘石，好像正在建築另一間「遺址」的樣子。

事實上，從今天印度的北方邦到比哈爾邦，這一大塊區域上的聖地幾乎都是在19世紀末才復活過來的。信眾最集中的菩提迦耶有一間粉紅色外墻的建築，是「摩訶菩提協會」的會址，會址大門外有一尊塑像，紀念協會創辦人安納加里卡· 法護尊者。正是這位英語流利的斯里蘭卡大長老與英國考古學家亞歷山大· 康寧漢的努力，才促成了隨後一個世紀的挖掘與復建。藉著摩訶菩提協會的運作，剛剛開始認真看待甚至皈依佛教的西方人秉持一向在考古發現上的熱情，與甚為西化的斯里蘭卡僧眾帶著一股正欲擺脫殖民壓力重振文化尊嚴的意志，攜手辨識出一座又一座古建築背後的記憶，重領一塊又一塊早就易主百代的土地。

我不知道這麼說會不會有點不敬，但我真覺得如果不是西方人，亞洲佛教徒並不會這麼在乎源頭聖地；如果沒有那一整套現成搬過來的古蹟保存觀念與朝聖文化的模式，今天這塊區域就不會成為全球佛教徒的核心。安納加里卡· 法護長老當年不就曾呼籲佛教徒向西方學習朝聖嗎？他正正是用耶路撒冷與麥加的例子來對比亞洲佛教徒的聖地冷漠，頗有點教大家「知恥近乎勇」的意思。而彼時積極響應他的中國人唯有近世振興漢傳佛教的一代大德太虛大師，他非常用心地參與這場兩千年來頭一遭世界各地佛教徒的集體運動，甚至在中國發起募款，以回饋「故土」。從這個角度看，聖地大陸漢人之稀少，也許只不過是來得比較晚而已，畢竟這是個新鮮事。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太虛大師的感召，50多年前有一位湖南比丘尼果蓮法師竟然隻身來到拘屍那羅，建起一座「中華雙林佛寺」，漢制山門上一塊華文橫額，在周邊的緬甸寺泰國寺之間相當醒目。但老法師往生之後，這座寺院很快就抵不過印度的暴雨和烈陽，碎成廢墟，漸為草木收復。

如今住持此地的法師乃越南智順比丘尼，60歲的人了，卻活力充沛，不顯老態。她告訴我，當年她奉師命從美國奔來，面對的是每年都能把屋墻泡軟、使房頂塌陷的天氣，無水無電，就一個人四處籌錢，披荊斬棘，才把這座漢傳寺院修整成現在這般舒適宜居(順便一提，越南佛教也是以漢傳為主)。我們去的時候，她還忙著在工地上指揮一座更大的計劃，那是寺裡頭學校的新校舍，專從貧困鄉間領來一些家裡養不起的孩子，讓他們接受佛教教育，剃度沙彌，等到18歲英語電腦全會了，再自行決定是走下去出家抑或還俗。除此之外，她又在鎮裡頭蓋了好幾座學校，讓那些對佛教不感興趣的家庭也有讓小孩唸書的機會。至於那群小沙彌，我必須說，他們真是太可愛了。一臉善良，眼神單純，我忍了好久才終於沒摸他們的頭：在家眾摸出家人的頭到底不是太好吧，哪怕他只有六歲。

幾個月後，我在官方媒體上讀到一則新聞，說是大陸某寺院剛剛在藍毗尼建了一座宏大的廟宇，乃「海外第一座中華寺」，上頭有人專程致賀，全國佛教界則允為盛舉云云。怎麼會呢？別說「海外」有多少漢傳道場，光是源始聖地，光是拘屍那羅，便有這麼一座沒有國力支撐的小小「中華雙林寺」吧。

其實，早在14個世紀以前，印度就已經有過「中華寺」了。根據文獻記載，那爛陀寺以東50里有漢寺一座，是不少漢人留學生寄居的處所。而在蕓蕓漢人留學生之中，最有名的當然就是玄奘法師了。重讀當年那群僧人的著錄，最有趣的是他們那大膽創新的世界觀。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意思是中央之國，天下正中唯我而已，其餘四方盡皆戎鬼蠻夷。偏偏佛徒不是這麼看，他們先是引入佛教「四大部洲」的說法，把人類住的地方限制在南瞻部洲，再把這南瞻部洲分作十六國，歸屬「四天子」；而「中國」的皇帝只不過是這四天子之一罷了，並且管的主要是東方那一塊，並非中央。廣東學者何方耀教授專門研究過這題目，他發現，到了晉唐，許多僧人日益不滿所學之蕪雜矛盾，懷疑自己讀的經翻譯有誤，於是興起學梵文西取經之念。在這種心態底下，竟然形成了以印度為「中土」，把中國做「邊疆」的意識。

天下觀弔詭在不與民族掛鉤，誰是文化正統誰就是天下的中心，誰握住了道統誰便是天下之主。所以滿人入關也能漸得士心，日本卻覺得明清易幟男子留辮，故信天下東移到他們那裡去了。在晉唐那批求法僧眼中，天下顯然該以佛法來處為正中才是。法顯便說：「道整既到中國，見沙門法則，眾僧威儀，觸事可觀，乃追嘆秦土邊地，眾僧戒律殘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轉引自何方耀《晉唐時期南海求法高僧群體研究》)請注意，這段話裡道整法師所說的「中國」其實是指印度，「邊地」倒是中國。玄奘大法師更在瞻仰過聖地遺蹟後嘆道：「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同見前引書)在《大唐西域記》裡頭，玄把印度說得好到不行，稱讚彼邦國民溫文爾雅，懂得用樹枝刷牙，愛好清潔，大概也有終於見識到上國風範的感慨。

問題是有些印度人至今仍然在用樹枝刷牙。

古代佛教徒心目中的印度不只是佛法初傳的寶地，還是全面超越任何國家的先進文明，俗塵繁囂之外的至美天堂。你看《西遊記》，玄奘法師親身去過的那個真實天竺竟被描劃成雲霧繚繞的仙境西天。西藏人更是崇拜印度，深受印度影響的藏人甚至把自己的聖地一一視為印度各大名勝的翻版。我們當然曉得真實的印度不是這個樣子，可什麼才是真實的印度呢？聽說它是舉世知名的IT大國，全球遙距服務業的中心；聽說印度理工學院向美國矽谷輸出的工程師和CEO要比麻省理工學院還多；聽說它是金磚四國之一，未來的世界就只有它能和中國一較長短了。但我們的經歷卻比較接近另一個版本的傳聞。在那個版本裡面，印度的交通淩亂不堪，大巴頂上坐滿了抱著雜貨的乘客，橫行霸道的大貨車任意賓士，機動三輪車與蟻群般的摩托車則會把所有的空隙塞滿；當然，在連北京也都望塵莫及的車陣之中，還有傳奇性的牛、馬以及旅遊書裡不知為何很少提到的流浪狗，它們的悠閒與週遭由喇叭齊鳴所造成的音墻恰成對比。

很難在街上看出這裡是一個預言中有可能要壓過中國的強大經濟體，乃至於我懷疑兩者的差別或許恰恰就在看不看得見這一點。就拿德里來說吧，它不是沒有宏大的地標與寬廣的大道，但中國人一定會問他們難道就不能把那些建築的外墻洗刷得乾淨一些，將那些路面上的坑補得好看一點嗎？沒錯，我們都知道「無害」(Ahimsa)是印度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價值，所以印度的素食者人數榮居全球之冠；但既是全國首善之地，能不能至少把那些牛、馬、狗甚至豬集中到一個比較隱蔽點的地方呢？

我記得旅程開始的第一天上午，攝影師要為他那部相機找一塊市面罕見的電池，權充導遊的當地法師遂引我們去他們心目中全德里電子設備最集中、高科產業最發達的地區。抵達之前，我們都把那地方想像成中關村，沒想到一下車就是一灘泥水，往前幾步則是一條高低不平磚塊亂堆的巷道，道旁是幾家被蒼蠅圍繞的小吃販子。我們輾轉來到一家燈光明暗不定的商場，經過一處交易外幣的黑市旅行社，一堆從垃圾桶裡擠爆出來的廢紙和吃剩的食物，終於看到那家相機製造商的德里經銷中心的招牌在昏暗中兀自閃爍。

不要忘記這個國家剛剛舉辦過英聯邦運動會，來自世界各地的選手曾經投訴選手村裡的房間有蛇。你能想像北京奧運會出這樣的事嗎？奧運期間，北京就連菜刀都不準賣呢。

那天我們還走過一條滿街地攤的窄路，路上的垃圾和坑洞就不用再說了，有趣的是我看到一列外國人在一座被空氣污染成灰色的大樓門外乖乖排隊，集中接受童乞們那永不厭止的疲勞轟炸。再湊近一瞧，赫然發現門牌上清楚寫著這棟大樓屬於印度外交部其中一座！莫非這條路就是印度的長安街？還好，後來我上網查過，它只是印度外交部的其中一座辦公樓。我不想非常極端、非常東方主義地把印度描述成一個視觀瞻如無物的國度，他們的媒體照樣以英聯邦運動會的洋相為恥；可是這個國家和把面子看得比生活還大的中國確實不同。前陣子讀到一篇印度知名學者的談話，他說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記者都要問他印度城市的街上怎麼會有那麼多窮人，他卻反過來納悶，在中國的大都市裡為什麼看不到貧民：「你們的窮人都到哪去了呢？」

離開德里，原以為當晚就會抵達朝聖之旅的首站——舍衛城。結果全靠那位剛毅寡言同時還路盲的司機，我們在北方邦的鄉野間漫遊了兩天，如果不是手機裡的導航系統幫忙，到了最後可能會連一個聖地也去不成。印度的基礎建設的確不夠，60公里的行程我們往往得走上兩三小時，那些道路又窄又彎，幾乎沒有一段是平的。到了夜晚，速度只能更慢，四面田地的水氣淹漫而至，令人難辨東西。有時候我們在導航地圖上看見前方不遠就有「國家高速公路」，很是驚喜，沒想到真走上去之後才發現，唯一的不同只是路的兩旁多了店家人煙，以及散步的動物，路燈照樣缺席。但這手機移動信號倒是一直正常，基本不斷，於是大家感嘆：「印度真不愧是IT大國呀。」

那兩天晚上，在趕路趕至絕望的時候，我們就只好擇店投宿，等到次晨四時再重新上路。其中一家叫做「Hotel Arvind Palace」的旅店特別有趣，它標榜自己是「豪華而經濟的旅館」，所有房間都具備了空調、網路、彩電，以及24小時源源不絕的熱水，它的餐廳更齊全了「北印、南印、中國和歐陸等地」的美食。我們都曉得這不是真的，如此一間兩層樓高的簡陋公路旅舍不可能這麼完美。只是我們想不到那房間裡的鐵架床舖會臟成這樣，枕頭和床單上灑落了不知來歷的污跡(有點像幹掉了的血)，夜半還能感到幾隻細小的昆蟲在身上跳躍。那位信奉錫克教的老闆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態度誠懇——「是的，我們有熱水」，眼神狡黠——「怎麼會呢？再等一下熱水就來了」，像個成功生意人。果然，我們晚上11點上樓的時候，大堂的餐廳還是綠色的；第二天4點下來，它的天花和墻壁卻已刷成粉紅；那位老闆督導工人裝修了一整個通宵。我既驚訝又熟悉，這種速度，這種營商手法確實是我所知道的「金磚四國」。

天氣很冷，正好碰上了當地罕見的寒流，氣溫常常保持在零度上下，聽說北方邦有天晚上一下子就凍死了200人。我們一日顛簸十來個小時，大腿貼著薄薄的小巴車皮，寒氣由外而內，由下而上，我只能用街上市集買來的毛披風裹住身子：真想不到印度可以這麼冷。所以我們總是在下車舒展的時候加入正在烤火取暖的村民，他們表情漠然，但會自動騰出空位，給我們接近那些冒著白煙的舊輪胎的機會。嗅著輪胎烤出的塑脂味，我和雜誌社的編輯說起了陳丹青，因為他本來也想參加這一趟。「嘿嘿！還好他沒來，光是淩晨三點半起床他就受不了了。」大夥拿丹青開了一點玩笑之後，編輯忽然感嘆：「這才叫朝聖呀！不吃點小苦，一路舒服怎麼行？」

朝聖讓我們想到的總是那些身披粗麻的修士，手持木杖一路踏著草鞋緩緩登上尖石滿佈的山丘，在沙土塵暴裡不斷禮拜、全身貼到地面好從至卑微的角度觀看這個世界的虔敬藏人，當然還有那位背著沉重竹笈頂住烈日一步步朝中亞山區走去的三藏法師。朝聖總該是要吃苦的。這是為什麼呢？是要挑戰朝聖者的意志？是要你在終於抵達聖地之前做好凈化自己的準備？它不該是一般的旅行，不是無痛舒適地度過旅程，然後直達目的獵影觀光；它不切割目的地與到達目的地的過程，反而把後者視為整趟經驗的有機的必要元素。你不可以坐在寬敞的大巴裡享受空調，一覺醒來發現聖地已至，然後急忙下車感受感受聖地的氛圍。然而旅行又真和朝聖有這麼巨大的區別嗎？任何一個稍有自尊的旅者都會告訴你，旅途就是旅行的一部分，甚至旅途才是旅行的全部。重點永遠是「在路上」，而非「去了哪」。

但是抵達目的之獨特愉悅仍然不可否認。就像那天清晨，經過漫長的迷途，我們終於到了傳說中的舍衛城，佛陀一生停駐最久之地，古印度至為繁盛的大都。大夥一一下車，面對兩列樹木夾護的道路伸向遠方晨霧，早上六點的北印農村靜得只聞鳥啼，陽光迷濛使人分不出自己究竟身在哪一個時代。也許2500 年前，佛陀和聖弟子們就曾赤足行過我們腳下的這條土路，道旁一樣沒有電線杆，一樣只有剛剛升起炊煙的茅舍……我們全都靜了下來，是不是都想起了佛經裡最常見的那句開頭呢：「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寧靜緬昔的時光只有一剎那，我們老是迅速被丟擲回印度旅行的緊湊現實。帶領我們的法護尊者是我的師父，能操流利中文、英文、馬來文和僧伽羅語，精通梵文與巴利文，就連日文及泰文也略曉一二，是位不可多得的學問僧。雖然大可在象牙塔裡一展拳腳，但他更想用現代方法在俗世弘教。在我看來，他矛盾的地方是儘管有志於打進這個紛雜急亂的花花世界，但另一面卻又天真得可以。就說這趟朝聖行程的規劃吧，他總是試圖在最短的時間裡涵蓋最廣大的範圍，「景點」之密集堪比最廣價的旅行團。有時我忍不住抱怨：「尊者，這簡直就是觀光了，朝聖不是該放鬆一點嗎？」可他還真不急：每至一處，他都會忽然很振奮地說：「對了，前面還有一個XXX，不去就太可惜了。」然後興致勃勃地領著大夥慢慢踱去。好像著急的只有我似的，老是看表老在提醒大家是該離開的時候了。一邊怕今夜不知到不到得了預定地點，一邊怕他落在後面不安全。可是每回催他，他都帶著孩子氣的眼神嘆問：「是嗎？要走了嗎？但我好想去看XXX喲。不用這麼著急吧？」

要是真在一個聖地待久點，我又可以做些什麼呢？法護尊者和同行的兩位印度法師一定會跪下來誦經，可我乃疏懶怠惰不成器的弟子，60 華夏地理一直沒學好巴利經文。他們唸誦，我跟一兩段

就要斷線。在靈鷲山頂如是，在菩提迦耶復如是。直到鹿野苑，一路上笑嘻嘻的尊者便語重心長地告誡我了：「文道，你回去之後還是好好背一些常用的經文吧。除了坐禪，唸誦也是很重要的修行。」唉，我幾乎覺得自己是白來了。

法護尊者有一位好朋友，是他在斯里蘭卡上學時的學長，法號「法光」，現為那爛陀佛教大學教授。我們去那爛陀寺遺址的那天就住在他的宿舍裡頭。一如既往，我們又遇上了交通問題，法光尊者最初為我們準備的午飯漸漸等成了晚飯。當我們淩晨一點終於駛進以大學而言有點迷你但還算舒適的現代那爛陀時，那桌飯菜就是宵夜了。不巧的是還碰上了印度常見如便飯的斷電，大夥只好摸黑上樓，就著燭火手電搬抬行李佈置碗碟。在昏暗的光線下，我看見了法光尊者：個頭不高，身軀微胖，圓圓的笑臉，年紀不算太大可又讓人覺得像是個很老很老的人，於是適足以「慈祥」形容。他其實是很忙的，要安排房間給我們，要給我們翻熱飯菜，要設法修理電路，還要下樓看看路盲司機有沒有睡覺的地方。但是他又不像很忙，起碼不顯急亂，一路喃喃說話一路忍不住自己嘻嘻地笑了出來，微微低著頭晃來踱去。不知怎的，這情景我好像見過；後來才想起是電影《星球大戰》裡盧克初遇尤達大師那一段。對了，深藏不露的尤達大師在準備晚飯給年輕的盧克時，就是這般笑嘻嘻的模樣。

法光尊者安排了唯一一間有暖風機的房間給我們四個在家人，但斷電了他也沒轍。只有一張薄毯要蓋住四個身子，這天晚上實在冷得難受，難受到同行號稱要吃苦的編輯都黑臉了。房間全分給我們了，那法光法師他自己呢？老教授說不怕不怕，他就是笑：「我有地方，我有地方，你快去睡，好好睡。」第二天一早，我發現他和另外兩位法師原來整宿就和著僧袍睡在客廳地上，唯一剩下的毯子他給了路盲司機。他準備了帶點香辣的湯麵做早餐，說是中國風味，大概合我們胃口。吃麵的時候，我才算看清楚了這間教授樓。日光照出一室白墻，樸素一如所料，唯有一幀相片隨意擺在一排書上。那是老法師年輕時的留影，背景是個鄉村廣場，幾十個小孩包圍著他。法護尊者也湊過來看，他解釋：「小孩都喜歡他，那時他一有空就下鄉看孩子，每回都帶一堆糖。」

到達那爛陀寺的遺址，我便完全明白三藏法師昔日的心情了。入口處像是公園，綠野廣闊，走過正中長達一里的林道，迎面而來便是一堵有兩層樓高的石墻。再穿過城門般的巷口，便有磚階引人自然登行。拾級而上，西向的太陽就在此漸次展開平鋪在地平線上一座座櫛比鱗次的伽藍殿宇。那爛陀，中古世界最偉大的大學；佛學、哲學、數學、天文、建築、醫術、藝術，凡你能想像的一切科目；學生不分宗派，來自整個亞洲。極盛時它容納師生萬名，藏書九百萬卷，佔地是今日挖掘所獲的十倍。其學風崇尚自由思辨，上課以研討為主，有點像今天藏傳佛教仍然保存了的「辯經」。除了玄奘，和它有關的名人還包括了龍樹、無著、世親、護法、戒賢、陳那、月稱等一眾佛教大德。要進這家學校得先過「守門人」這一關，藏傳佛教徒特別尊崇的那洛巴大師便曾是它北門的守門人，他們負責考驗入門學子，應付不了他們的問難便休想入學。當年入門而得其道的玄奘法師曾經形容他所看到的那爛陀：「庭亭別開，中分八院，寶臺星列，瓊樓嶽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風雲於戶牖，交日月於軒簷。羯尼花樹，加以流水逶迤，青蓮菡萏，暉煥其間，庵沒羅林，森疏其外。……印度伽藍數乃千萬，壯麗崇高此為其極。」

俱往矣。如今的那爛陀只餘廢墟，縱猶壯闊可觀能發思古之幽情，但畢竟是有為法，又哪能免去成住壞空的規律呢？雖然印度建國三雄之一的安培多博士成功發起了「新佛教」運動，使百萬計的賤民階層皈依眾生平等的佛法，但這到底不是主流，印度已經離那個佛教盛世很久很久了。這是一直縈繞在我心裡頭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多佛教徒覺得沒有必要朝聖的原因：反正都成廢墟了，反正那都不再是佛法興盛之地了，我們還去那裡做什麼？再說就連一般不學佛的人大概都能憑著電視劇裡學來的「常識」挑戰你：你們佛教徒不是喜歡講空嗎？不是喜歡教人不執著嗎？心中有佛，在家自己好好修行也就夠了，何必花錢花時間那麼執著跑去所謂的「聖地」呢？就連說法說得特別透徹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也在他的《朝聖》裡說：「嚴格地講，我們並不需要尋求外在的聖地或聖人；如同佛陀親自所應允的：『任何人憶念我，我就在他面前。』當我們對佛陀與他的教法生起憶念心或虔敬心的那一剎那，他就會與我們同在一處，而該處也就會成為『神聖』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