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作家緣何缺位公共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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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徐曉對話：中國作家、小說家用對公共事務的不表態，來換取在作品中說話的自由，是一種悲哀
近年來，大學教授、新聞媒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洪流中，扮演著監督者、批評者的角色。而中國的作家卻是其中最沉默的一個群體，很多有名的作家只為自己而寫作，「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在自己與體制之間的微妙關係上，做著艱難的選擇。

梁文道 著名時事評論員
徐曉（財新《新世紀》週刊文化部主任、財新圖書工作室負責人）：那麼你有沒有這樣的印象，就是說大陸的作家，我指的是文學家、小說家或者詩人，尤其是不對公共事務發言，你有沒有這種強烈的印象？
梁文道：
我覺得有不少吧，這種情況。

徐曉：我說的是整體，很有名的作家和小說家都不太有公共參與。現在這些年大學教授、新聞人參與的比較多，但是作家好像都不參與。我不知道獨有中國這樣，還是一般國家都是這樣？我知道，比如說大江健三郎，因為是我很熟悉的作家，他參與很多，那麼我很欣賞他這種參與。比如像君特·格拉斯，我也知道他有很多參與，但是我覺得中國的很少參與。
梁文道：
　　你說得對，這個印象我完全同意。就是因為我也感覺到，我們不要說個別人物吧，就是作家群體，當中我們會講公共知識分子吧。你剛才舉的例子都很好。全世界各地，任何國家或者任何社會一談公共知識分子，裡面通常最耀眼的反而是文學作家。

徐曉：包括蘇珊·桑塔格等等這些。
梁文道：
桑塔格，對不對，是作家。在中國，恰恰作家是這個群體裡最遠離的一群，最沉默的一群，中國特別是這樣。

徐曉：對，你怎麼看這個事？
梁文道：
我覺得有幾個理由吧。第一是我們的作家普遍想要有一個更抽離的，怎麼講，這麼說吧，在過去曾經很長的年代裡面，作家是被黨、被政府賦予了任務，要去做很多事的。

徐曉：你認為這是一種反駁，對這種身份的反駁？
梁文道：
是是是，你記不記得80年代剛開始開放之後，作家都強調是為自己而寫嘛。我覺得有一些老作家是延續了那個東西下來，有這種反動。第二，是我們的體制，像作協這種體制。
然後像我剛才講的，在香港，作家絕對不會有像大陸得到的這種尊重，這種愛戴。尤其地方政府、官員，比如說某個大作家到了某個地方，你會看到地方是宣傳部長來接了，市委書記請吃飯，是不是？我們整個體制把作家都伺候得很好。

徐曉：社會地位巨高。
梁文道：
對，你就算不是完全體制內，你也是半個體制內，那你是很難完全獨立於這個體制，來對它指指點點，說些什麼話。當然也可以反過來說，大學教授也是，所以我也不太明白，大學教授也在體制內，作家某種程度也在體制內，他們的分別到底在哪裡？為什麼一個會比較肯出來，一個會不肯出來，我也不太搞得懂，但真的事實就是這樣。

徐曉：那麼我覺得今天你這個角度我從來沒想過，就是中國作家一般不會比較被利用的一種反駁，這個角度我以前沒有考慮過。但是如果說，他們為了自我保護，為了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說話，因為很多作家的作品也是有很多話在裡面的。
梁文道：當然。

徐曉：比如像莫言這樣的作家，我都是很尊敬的。那麼你覺得因為他要保護自己在作品中說話的權利，他選擇這樣的一種方式，你認可嗎？
梁文道：
我是這麼看，你剛才提到莫言，我覺得是個很好的例子。莫言是幾乎從來不就任何公共事務發言的人，到了國外，任何外國記者訪問他，關於很多敏感的公眾事件，他都不表態，或者就算表態也是支持官方主流的看法。
但是我們都知道他在作品裡，其實說了些什麼。他在作品裡其實完全有一個態度的表達，我們可以說他是在用一種對外的、公共事務的不表態，來換取自己在作品中說話的一個自由。這樣的一個狀態，我不想去追究莫言的責任，也不會想分析他這麼做的對錯。
我反而是整件事，可以看得到中國作家群體，或者有關作家制度，甚至這個社會的一種悲哀。這個悲哀是什麼，就是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作家，需要通過他在公共事務上的沉默，來保住自己創作的空間。這是個悲哀啊。

徐曉：是啊，但是如果把這種悲哀擴大化的話，就是我們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就可以放棄我們自己人性中的一些脆弱，就是可以認可我們給我們自己一種寬容和原諒，那麼各界都可以這樣想啊，也都可以這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不知道是不是作家更特殊。
梁文道：
我真不知道。我沒辦法去判斷，因為這是一個內在的張力。這是一條線，你該走這邊，還是走那邊？但也有一些，我們知道現在閻連科每一本書都出不了，他每一本都變禁書了。

徐曉：對，其實我提出這個問題和我思考這個問題，也是因為我們周圍有太多人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就是如果你選擇這樣的姿態，也許你失去的東西比這樣一個姿態更重要，但是這個東西是不是能夠做價值判斷？
梁文道：
我覺得這個我真判斷不了，但是我寧願說，這種張力的存在，是任何一個有良心，而且認真的作家，他念茲在茲都要面對的問題。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因為哪怕在一個完全自由的情況底下，一個作家完全可以被人問這種問題。比如我們可以問一個美國作家，這個社會這麼多陰暗，發生那麼多事件，你從來不說話，你甚至不寫這些事，你寫的就是自己幻象的一個小世界，你還有良心嗎？我們仍然可以這麼問，所以重點不是他到底寫了什麼，說了什麼，而是他怎麼處理和面對這種問題。
我想起來一個例子，我以前跟賀衛方還特別講這個例子，因為這個故事我特別有興趣，就是關於契訶夫。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很有社會關懷的人。他雖然是一個醫生，他能賺很多錢，但是他覺得，就像魯迅一樣，他覺得寫小說是能夠醫更多的人的，所以他寫的小說總是想談社會的一些問題。
但他仍然有內疚感，他做一個醫生，他賺錢不少的。他覺得自己內疚，他怎麼辦。他跑去一趟旅程，路上非常辛苦，路上自己差點都病死了，跑到庫頁島，西伯利亞外頭那個島，離中國很近。那個島完全是當年用來囚禁沙皇時代的一些政治犯、重刑犯。
他跑到那個島，住在那，他就要看那些囚犯的故事，然後要為那個島寫這些事。所有人都不理解，契訶夫你好好的一個短片小說之王，你跑去那，寫這麼一個完全沒有什麼文學性的紀實作品，這是干嘛。
契訶夫這個行為，後來有一個愛爾蘭詩人寫了首詩，形容他當時的狀態，我覺得寫得太好了。他講，契訶夫經過了漫長的冰天雪地，西伯利亞的旅程來到了庫頁島的第一個晚上，聽到了鐵鏈腳銬的聲音，滑過石頭，聽到囚犯的呻吟，痛苦的哀嚎。然後他走的時候，朋友們送他一瓶非常好的白蘭地，他一路不喝。他等到這個時候，在這麼一個充滿苦痛呻吟的第一個夜晚，他開了這瓶白蘭地，然後盡情地去享受白蘭地的高貴而奢華的滋味。
我為什麼喜歡這個故事呢，就是一個作家像契訶夫，他天縱英才，但他一直受到的煎熬就是，那麼大的才華，我有什麼資格享有這麼大的才華，我怎麼能夠無視人間的痛苦。
這些是個隱喻，他要選擇救贖自己良心的方法，是跑到庫頁島寫一個犯人，社會最底層、大家看不到的人，為他發出聲音。到了這個時候，他終於覺得他可以縱情地享受自己的才華，就像喝酒一樣，我的才華可以出來，我得到救贖了，我覺得我對得起自己了。
這個問題我覺得是所有有良心的作家都要面對的問題，我憑什麼可以這麼快樂地寫，這個張力存在著，我選擇哪一端。
我是該每一件事都積極地發出聲音，搞到像野夫、閻連科這樣，還是說我可以舒舒服服地像莫言、賈平凹。就是你該走哪條路，我覺得大家都有不同的判斷，我不能說誰對誰錯，但是我希望看到的是，他們都是認真考慮過這個問題。

徐曉：對，我跟你的感覺一樣。在你剛才講那個的時候，我就想，只要我們心裡有這個問題，或者每個人心裡都有這個問題，我覺得就好了，因為不可能所有的人，大家都是一樣的行動、一樣的行為，這樣社會也是很沒有意思的，也是不可能的。
梁文道：
就怕你不知道這個問題存在，我覺得都思考過、都面對這個問題，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