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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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在北京有這麼一場香港藝術家到北京搞的交流活動。在那個活動裡面，我們香港去的藝術家顯得好像很沒出息。為什麼呢？就像北京的藝術家藝評人所說的，香港的藝術好像怎麼幾十年如一日，當年很前衛很新銳跟先鋒，現在看起來好像還再搞那一套。這一點我非常明白，為什麼呢？因為所謂的創新，所謂的前瞻這些東西，有時候作為一個藝評人的經歷使我瞭解到，這些東西與其說是藝術家自己做出來的，倒不如說是藝評人幫忙說出來的。

也就是說你需要一套論述去告訴藝術家，你該往那裡走，甚至告訴藝術家，其實你已經走到哪裡去了。而香港最缺的就是藝評人，而香港的藝術家最缺乏的就是訴說自己作品的能力。不過坦白講，話說回來，香港藝術家好像也並不太關心，自己該往何處去這樣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今天給大家介紹的這本書，對這個問題談的就相當透徹，《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它的作者是廖偉棠。廖偉棠是一個在香港非常著名的詩人，是三十世代裡面最出色的一個詩人、攝影師跟一個作家。他的作品幾乎在兩岸三地都得過很多很多的獎賞了。

他這部書《波希香港 嬉皮中國》，寫的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他身為香港人，或者說叫做香港的新移民，應該這麼講。因為他在珠海出生，來到香港。後來他又到了北京住過好多年，當時正好趕上了北京的文化氣候十分熱鬧的時候，我講的是次文化。後來又回到了香港，現在沉靜下來，總結了一下在這兩地奔走的經驗。

在這裡面他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覺得寫的特別的精彩，這篇文章就放在這本書的開頭處，叫做《回家不回家》。這裡面他提到一件事，就說到香港有一個老牌的實驗樂團，這個實驗樂團就是我們香港的一些喜歡音樂的人很熟悉的叫做盒子。這個盒子是兩個人組成的，一個是華人拉小提琴的，他是在美國學現代音樂回來的龔志成，還有一個英國人彼得。

這個彼得給自己改的名字叫做彼得小話。這個彼得小話是個怪才，他玩音樂，但是他主要的謀生方式不是玩音樂，而是什麼呢？是畫鼻煙壺。我們知道這個鼻煙壺瓶子裡面那些畫，得拿筆伸進這個壺裡面在內部去畫，他就干這個，起碼當年他是干這個。

然後這個盒子樂隊過去在兩岸三地裡面，可以說是個先鋒型的電子樂隊實驗樂隊。但是後來慢慢的很多人開始在問，它到底該往何處去呢，你看不出來。然後廖偉棠在這裡就說了，不知道從哪裡來無所謂，但為什麼要知道到哪裡去呢？這也許就是香港和北京的分歧。就說現在北京太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了，北京藝術音樂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了，我的北京藝術朋友也太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了。老實說，這讓我感到沒意思。

在作為專業藝術家的北京看來，香港藝術和藝術家都像玩票似的，他們不知道怎樣經營自己，在國際藝術圈上基本沒有地位，作品沒規模，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當然客觀的說，這也許是香港的經濟環境造成的。作為藝術家你餓不死也不可能發達，你需要一份正式工作維持生計，這使你不能孤注一擲玩狠的。玩狠的也沒有用，沒人當回事。這就是香港的現象，所以香港極少職業藝術家，大部分藝術家都是有個正常的工作，職業。

比方說這裡面提到另一個人，我也認識的一個很有趣的畫漫畫的漫畫家，也玩音樂，叫阿高。廖偉棠就提到當年他還在香港的一家書店兼職做店員的時候，某天抬起頭看見這個跟他一起玩音樂的阿高很憨厚的對我笑。原來阿高就在這個書店開設離旺角不遠的大角咀上班，大角咀是香港一個比較破落的工業區。工作竟然是什麼呢，是個糕店的面包師傅。他每天在面包店工作10個小時以上，每週休息一天，而這一天，他會約查理，是個設計師低音吉他手，還有小曼是個插畫家以及女鼓手，和我到他們的一間位於工廠區的一個玩樂的練習房，我們叫band房裡面玩。我們畫畫玩音樂看影碟，或者是無盡的窮聊。

這種氣氛我太熟悉了，香港有一些詩人，一直是開公交車的，香港有些很好的小說家是修理電視的，香港有一些畫家有一些很前衛的做錄像藝術的人，其實是在醫院裡面負責幫人照X光的助理。都跟北京大陸太不一樣，沒有什麼人是很專業全職在做藝術。當然他們更不可能對著鏡頭侃侃而談，也不可能在平常天天就在畫廊裡面，等著那些外國的經紀人過來找他們，然後把他們送上國際的舞台。

但是這些藝術家這些文化人都那麼的自得其樂，他們需要一份正常的工作來維持自己的生計，然後有了生計，他就可以繼續做自己愛做的事。這些東西最後有什麼很大的意義有什麼很大的成就呢，他不知道，也許並不太關心，只是他心裡面有把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做的好不好，也許這就夠了。

這裡面廖偉棠就提到，1997年的7月香港回歸沒有幾天，我正式成了香港居民。他說當時他融入了香港生活，在一個二樓書店工作。但是這個生活讓他覺得很有趣，因為那不再是個小知識份子自閉的生活，而是全面擁抱繁華俗囂的都市的生活。我暢快的呼吸著一切混雜的空氣，大力傾聽大聲說話，一切逆反於我的也成了我的營養。作為一個詩人，一切挑戰都是好的，都有助於詩意的進步。後來我發表作品，得獎，出版詩文集，直至數年後以全職寫作為生。我幾乎忘記了我剛剛來香港時，最初的寂寞甚至困頓，那是存在於每一個新移民身上的遭遇，豈我獨無呢？

然後這裡面他又提到了，香港這些文化藝術的變化，從過去的自得其樂，到了這幾年開始有點不一樣了。不一樣在什麼地方呢，就是這些到處被驅趕的，為生計而困苦的，這些香港年輕一代文化人跟藝術家，他們現在開始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這個新的出路是什麼呢？就是怎麼樣去回應香港社會的變化，開始關心過去整個社會不太關心的正義問題。而這一點，又再次使得香港區別於大陸的同行。

我們這裡的藝術家他會上街，他會參與各式各樣的運動，他會非常積極的參與社會跟政治的變革，這些人你看起來還像是過去那些，好像什麼都無所謂的藝術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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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香港已成往事》

香港這個地方住了不少台灣來的女人，她們或許現在還在，或許已經走了。而這幾個台灣女人，我所認識的台灣女人都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都非常有學問，非常能言善道，而且非常會寫。沒錯她們都是一些作家。最有名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龍應台，除此之外還有許許多多的一些台灣女性作家在香港居住過或者仍然住在這裡。

比如說也常常上我們鳳凰衛視亮相的江素惠，江素惠過去是做過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主任，接著她而來的就有台灣非常著名的小說家，非常著名的作家平路。平路在香港做台港文化交流機構，光華新聞文化那幾年，幹出不少好成績。不過很可惜，我很少參加她們的活動。因為我平常很少在香港，也不太願意去各種各樣的公開場合，我這個人比較宅、比較自閉。

但是我注意到平路原來走的時候，就是卸任之前，離開香港的時候，寫下了這麼一本書，書名很吸引人，叫做《香港已成往事》，這是部散文集。既然取了這樣的名字，這裡面當然也要談到一些她在香港的經驗，而這個經驗跟我們昨天講的李歐梵非常不同，她有一些很獨特的相當個人的一些觀察。

比如說這裡面其中提到一點就是香港的單身女子，她說在慾望都市，過去單身意味著沒有人想要你，現在則意味著你很性感，你在耐心的決定自己過日子的方法，以及選擇你的另一伴。她說的單身一直女人很性感，還有許多的可能性，但她說的是紐約、是曼哈頓，那鐵定不會是香港。香港對單身女子而言，尤其是個寂寞的城市，她如是說。

然後這本書我們常常能夠看到就是她在這些文章裡面提到香港的時候，雖然她住了那麼長一段時間，在這裡工作，有相當程度打入本土社會，說粵語。但是仍然常常很多時候感到有某種的格格不入。這個格格不入甚至包括女性的衣著問題，這裡面她提到，她說她遙想起台北女朋友們穿衣服的風情。隨便想一想腦中浮現了好些位像是鬧市窄巷裡契茶店、清香齋當年女主人棉布衣衫，寬袍大袖，總穿出某種懶悠悠的情致。

一般香港女人比起台北女人更在乎Dress Code，搭配也更為熟念，有時卻因為追尋名牌的慣性搭配，在身上照章全收，反而少了自己獨特的衣衫語言。於是她曾經說過，香港這個城市不夠性感。這個說法我覺得對，但是她作為一個外來人，尤其台灣人，講的這種香港的衣著問題，恰好也反應出香港人怎麼看台灣人。比如說她提到的台灣女子的衣著，我也是一閉眼就能想像起來。

不止女子，我在台灣碰到很多文化人，他們穿的一副棉麻布的衣服，有一點中國傳統的風味，但又不盡然，寬寬大大，寬袍大袖的非常的舒適，有一種鄉土的問題。而那樣的衣服穿在她們身上是恰到好處，可是問題是在香港人看來，我們是絕對不會穿這樣的衣服的，為什麼呢？不是因為它土，而是因為對香港人來講，這樣穿你就Over了，你就太過了。什麼叫做太過呢？而太過這一點，正是平路看到香港的，覺得香港不性感的地方。而香港則恰恰覺得這樣子對自己而言，這種不性感，這就有點酷，恰恰是個最好的狀態。

然而這樣的一種類似於性感與否的問題，甚至發生在打颱風。我們兩個東南亞地區常常遇到的問題上面都是有差異的。比如說這裡面提到香港，她說在我們台灣，颱風假，因為颱風而放的假比較大方。既然預知來襲，就有可能預先放假，前一晚已經宣佈免得到時候上班上學行程弄的一團糟，大家都很舒服。到時候颱風一來，大家躲在家裡面，難得多放一天假，看著外面大風、大雨，你心裡面有種快感。

香港就不一樣了，這是講效率的地方，講效率的地方是怎麼樣來處理風的問題？就是我們香港颱風來了，我們叫做掛風球，這是個信號。如果達到8號風球，那是非常嚴重的，那時候全部城市就要停擺，就要放假。風球說掛就掛，掛了8號就要趕緊離開，交通工具包括離島的渡輪很可能停駛，回到家也不安心。一旦改掛3號，就是8號風球下來了，掛了一個更低信號，更低危險度的颱風的信號的時候，你就一刻也不能停留，2小時內回到辦公室，這是香港處理颱風的方法。

然後她這裡面還提到了很多的生活體驗，雖然不明言香港，但是你也看得出來是很香港的，比如說搭電梯的時候，大家都非常急，非常忙，進了電梯，你是應該還要等外面的人進來呢？還是趕快關門讓自己早點上去呢？而且更可怕是她寫到了一些很有趣的小尷尬，更好玩的地方。比如說如果電梯門關了，你來不及把它摁開，外面有人正想進來，卻進不來，外面那個人帶著怨毒的眼神正好看到你，彷彿你就是那個死命要關門，讓他進不來的罪魁禍首的時候，這時候又該怎麼辦呢。

不過我想說的是這本集子雖然名字叫做《香港已成往事》，但裡面所談的並不盡然是香港。尤其裡面其實提到了一些很多別的題材的散文。我覺得平路寫的相當好，尤其她在寫一些女性的時候，她能夠選擇到一些角色。這些角色大家都知道是誰，大家都注意到，但是她寫到了一些不一樣的觀察的角度。比如說裡面提到蔣方良，就是蔣經國的夫人，這裡面她說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就是那位俄羅斯女子，她溫順嗎？勇敢嗎？堅毅嗎？

那個叫做菲娜·伊巴提娃·瓦赫瑞娃的少女，這就是蔣方良的原名。像你我一樣，也有過因為愛情而改變一生的18歲，因為她當年為了愛情嫁給蔣經國來到了中國，最後去到台灣，就再也沒有回去過，她說但這份浪漫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波折命運，去過她家的人總留下印象，那裡不是錦衣玉食的府邸，而是殘餚剩菜、破沙發的儉省家具，素樸到了禁慾。

這是蔣經國對自家人的苛求，大家都誇讚蔣經國非常的儉樸。但是她提到了一點，男人外有權利國度可以支撐，而持家的婦人才是新生活運動訓育的對象，蔣方良一生沉默，於是她說把失欲當做堅貞，將禁身當做她所選擇的自我奉獻，恐怕是我們社會對女性長久以來的誤解，奇詭的是越是失欲而無從辯解，從生前到死後，這奉獻越是顯得堅貞不二。

梁文道：《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香港這個地方的大學並不是太多，就只有8間，但是這8間大學裡面有許多學者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這些外地來的學者來到香港，也許住了十幾、二十年，甚至退休在此，終老於此。可是大部分的這些外地學者來到香港說，我發現他們到了最後都不會講粵語，甚至給人感覺好像跟本地仍然格格不入。可是有一個例外，這個例外是誰呢？就是李歐梵教授。

我們知道李歐梵教授，他是哈佛大學的榮修教授，後來又來到了香港中文大學教人文科學。這位老先生可不一般。他首先是一個蜚聲國際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專家，同時他又愛好各種各樣的城市漫遊的經驗。他來到香港這個地方，也可以說故地重遊，因為早在數十年前他就在這裡教過書。

他來到這個地方學懂了粵語，跟大家溝通的很好，常常參與本地的各種各樣的活動。後來他終於寫了一本書，來講講他的香港，就是我今天給大家介紹的手上的這本《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這本書很有意思，他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但並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著，並不像李歐梵以前寫的《上海摩登》那樣的一個類型，而是帶著一種有點散漫的、漫遊的，但是有歷史考證的這麼一部香港漫遊記。

這本書裡面，他其實開宗已經解釋了，他要寫的是什麼，不是個嚴格意義的考古學，而是考古志。什麼叫考古志呢？就是一種比較散漫、自由的一種考古上的詮釋，要發覺這個歷史層層積累的文化、歷史、社會、政治跟經濟的這些遞層它們之間的關係，同時又夾雜他在香港當一個漫遊者的經驗感懷。

這裡所指的漫遊者就是本雅明，他所講的那樣的一個漫遊者。為什麼李歐梵教授喜歡香港，想要寫香港呢？這是因為他發現香港這個地方很獨特。但獨特在哪裡，又好像一時說不出來。表面上看，你看香港這個城市就像庫哈斯所講的，北京央視著火的建築大樓是庫哈斯，它有個很有名的說法，叫通俗城市。

他就認為現在，尤其是亞洲地區，各地的大都會長的樣子都很像，它們的歷史是停留在過去的，而現在它們幾乎完全是平面的。香港看起來也是這麼樣的一個亞洲大都會，但是它有另一面展示它的歷史，比如說李歐梵在這裡面就寫到，在中環搭那個非常有名的行人電梯的時候，你可以發現歷史已經變成了一個商業社會的櫥窗裝飾。因為你搭那個電梯拾級而上的時候，你發現旁邊看到的，那就是老香港的歷史，一層一層的往山上走。

但是這些歷史在這一剎那展現出來的幾乎就像商店，現在大商場商店櫥窗裡面的裝飾品，想吸引大家過去。但那東西到底又是什麼呢？你也很難說的清。這裡面他又提到，香港不止現在看起來很像別的亞洲大都會，其實當年香港開舖的時候，英國人建立這座城市的時候，這座城市是跟英國人在亞洲其他幾座殖民城市是非常像的。

比如說這裡面提到的檳城、新加坡、基隆波，這些城市過去都叫做維多利亞城，或者喬治城都是以當時英國國王的名字來命名的城市，它們的城市藍圖都很像。它們彷彿都有類似的制高點，整座城市是以貿易，還有恰恰足以自我防衛，那就好像已經非常足夠了。這裡面他又提到，他說從香港早期的殖民史來看的話，我們可以注意到，當時有各種各樣的外國人，各地的人過來，他裡面有談到了很多這些故事。

然後他特別其中有一段，我覺得很有趣，他提到香港殖民史上，其中有最重要的人當然就是印度人，尤其是從孟買來的巴斯人。這批人當年不止是來香港，我們知道在今天的廣州，整個珠三角都留下大量他們的足跡。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渣打爵士了。1864年，他就來到香港，而在香港建立了他的財富跟名聲，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當年香港最有名的人之一，最偉大的人之一。但是這些人現在都到哪裡去了呢？我們看看今天在香港的這些印度或者巴基斯坦來的這些人，或者孟加拉來的人，他們是一大群沉默的少數人，就住在酒樓，中國本地的華人極少重視他們，注意到他們的存在。

本地的華人是什麼樣的一種狀態呢？後面他有提到，事實上，生活在香港其中最大的一個嘲諷是什麼呢？本地所有的居民都瞭解的公開的秘密，這個秘密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看起來超級摩登的大都會，其實仍然有某種地方農村的一種感覺，保留了大量的本地的傳統。這是我相信很多大陸的朋友都不瞭解，他們總以為香港是個很摩登，沒有什麼傳統，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地方。

恰恰相反，香港在保守起來的時候，它這個保守農村面目比大陸保守的多，而這些人又非常的內向，非常的自閉、非常的向心。於是變成這些英語社群、印度文社群，這些外來社群好像可以跟他們完全不搭關係，就像我開頭描述的那些來到香港教書幾十年的學者一樣。到底這種狀態我們該怎麼去理解它呢？

在這裡面李歐梵就提到，他說關於這些香港好像常常被人忽略掉的東西，它的這些獨特的性格，剛剛一開始問它特別在哪裡？他認為就來自於殖民的歷史以及本地的鄉土傳統的獨特的奇妙的一個混合。然後這裡面他就特別提到一點，他說也非常諷刺的，香港是應該感謝它對英語的某種堅持。比如說香港到現在雖然英語水平普遍下降了，但是大部分人仍然覺得英語是香港非常重要的語言，要好好學習它，正是這一點，保留了香港仍然有某種大都會的一個感覺。

到了最後他就提到，香港這個地方，就像人類學家漢娜斯所講的，將來要怎麼樣能夠找到自己的特色，在大陸現在越來越多的城市已經很像香港了，香港怎麼能夠走下去呢？那就必須有特色，這裡面就提到，要有一種創造力的表現性的行動，他講的會不會就是這幾年風起云湧的各種本土運動呢？

但這些本土運動又跟李歐梵對香港設想那種大都會的感覺，有什麼樣的關係，會不會有矛盾呢？事實上這本書裡面很多關於香港本地的內容、材料或者介紹，都是本地人非常清楚的。所以這本書，我覺得尤其適合寫給外地人看。但是這裡面有一個相當強的希望香港與眾不同的想法，希望它是個大都會，然而香港真的能夠滿足這種希望嗎？

梁文道：亂

我沒有任何統計數據，只憑主觀感受，我懷疑「穩定」這兩個字有可能是過去一年來中國一些官員最常用的詞彙，代替了往昔的「發展」。因為翻開報紙，打開電視，我幾乎每一天都能看到不同地方不同級別的政府人員左一個「穩定」，右一個「穩定」，彷彿穩定就是指導他們施政的至高原則。

　　如果說前幾年大家還是很相信「發展就是硬道理」，那麼今天的硬道理大概就是穩定了。當然我已經說過，這是一個很不科學的片面感覺；可是我仍然有點擔憂，一個國家把「穩定」當作最重要的課題，到底說明什麼呢？

　　大家都明白，談穩定是因為我們都怕「亂」。中國人這三百年來真是經過太多磨難吃過太多苦頭了，而過去這三十年還真有點承平安穩的意思（是否「盛世」我還不敢說），自然誰都不想亂。可是我們心底那團抹之不去的陰影，那個我們念茲在茲的「亂」，它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

　　仔細再想，便能得到一項有些荒謬的發現：原來那個驅動我們把穩定樹立為最終目標的對象，原來那個讓大家從早到晚擔心的「亂」，是種從未經過公開討論因此也未曾被全社會共同認定的模糊狀態；其內涵不明，其邊界不清，它就真的是團朦朦朧朧的烏云。至少直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聽過那些常常將穩定掛在嘴上的官員，清楚界說作為穩定對立面的「亂」究竟指的是什麼。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辯稱，「亂」是種你定義不了但一看見就能把它辨認出來的事態。一般而言，人多就已經構成亂的必要條件了，儘管它還不是充分條件。所以馬路邊、廣場上，一有人群聚集，相關部門便會馬上升起「亂」的預感。假如那個聚集的時機是個敏感時機（比方說某些會議和活動期間），那個地點是個敏感地點（比方說某個政府部門前的廣場），就更有必要在亂象出現之前防患於未然，告誡乃至驅散有可能集合成群但往往只不過是站久一點的遊人了。

　　這種情況我都可以理解。問題是，有時候相關人員太過盡責，太過緊張，只要看到人多，就自動從亂的必要條件聯想出亂像一定要出現的結論，然後幾近是本能地強硬反應，最後把一個可以不亂的事搞出亂的結局，使一群平順百姓硬生生演變成難馴刁民。

　　舉個簡單的例子。最近我和幾位朋友去了某座城市的公共圖書館對談，談的是文學文化，一點也不敏感。沒想到讀者很熱情，人數遠超預計，有的甚至早在兩三個小時前就趕到了會場排隊。進不了場的讀者這麼多，乃至於堆成門外群眾。活動結束之後，他們還是不願離去，就算進不了場，他們也想和我們說幾句話，討論一下問題。當地的保安人員一面「護送」我們離開，一面驅散人群，理由正是怕亂，甚至引來公安協助。後來我聽說，有些其實斯文得可以的年輕讀者告訴保安：「我們只是想聽講座，拍幾張照片。」可是保安人員很強悍地回應，喝問他們是不是想鬧事。久峙之下，終於有些讀者耐不住脾氣，高喊「我們就是要鬧事！你怎麼樣？」

　　這是小事，卻是常見的小事。叫我難過的是，它其實有九十九種妥善解決的方法，比如說讓我們留下來和大夥多說一會兒話（這正是我們幾個朋友的要求）；可是最後它卻走上了最壞的那條路，弄得人人都不太高興。

　　對我而言，這件事其實可以看作一則有關中國人對待「亂」的態度的預言。其悲哀在於，人群形成有無數種理由，但我們認知它的方式卻只有一種，處理它的方式也只有一種（姑勿論人群是否一定要有處理的必要）；那些公安保安，他們也只不過是想做好工作，深怕「萬一」有事，自己擔待不起（你我都曉得「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乃是根深蒂固的決策選擇）。

　　改裝一下魯迅關於國人色情聯想的那段名言，我們如今也可以說，中國人只要一看到人群，就馬上聯想到聚眾鬧事打砸搶；一想到聚眾鬧事打砸搶，對付它的方式就自然是不由分說地花力量驅散。結果在不少「群體性事件」裡面，「亂」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

　　至於我們為什麼會從人群的偶然出現，聯想到幾百年來種種導致「天下大亂」的歷史事件，並且統稱之為「亂」，那就是個待解的難題了。

梁文道：本能地遠離集體亢奮的東西

第22屆香港書展將於今年7月20日至26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書展主辦機構香港貿易發展局昨天在南京圖書館舉辦巡迴路演，介紹書展的重點內容，並推介多位香港作家。據悉，南京是此次巡迴路演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北京，下一站是台北。作為此次巡迴路演的大使，跨媒體文化人——梁文道也專程來到南京，與南京的讀者進行了交流。

生於香港，少年長於台灣，如今他穿梭於兩岸三地，被人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電視主持、文化評論人、專欄作家……集多重身份於一身，他的聲音和文字出現於各種媒體，其評論文章涉及諸多領域；每天五六個小時用於讀書、每天用8分鐘向觀眾介紹一本書，似乎他的工作生活都是圍繞著「書」轉……這就是梁文道。

昨天上午，在其下榻的酒店，梁文道欣然接受了快報記者的專訪。與梁文道的交談中，謙遜溫和是他給記者留下的最深的印象，然而談到時事，他卻溫和中不失犀利尖銳，這也正如梁文道自己所說的「知識分子一定要有公共的傾向」。

(□實習生 金鳳 快報記者 鹿偉)

談書展——應注重交流而不是交易

此次梁文道來寧是作為香港書展的路演大使，儘管如此，談起香港書展來，他也絲毫不留情面。「我覺得香港書展很奇怪。」梁文道解釋說，一方面，香港書展像一個大型的雜貨攤、零售市場，人多嘈雜，人們拖著行李箱、帶著籃子來買書，像趕集，「這就是香港，密度高，商業味濃」；另一方面，在書展7天的時間裡有近200場的文化活動，活動的主持人也都不是泛泛之輩。「像今年就請來了北島，還有英國的著名歷史學家，很奇怪的組合。」

毫無疑問，香港書展如今已經成為一個品牌，「對於港人來說，香港書展已經成為一個習慣，成為了年度盛事。」梁文道打了一個比喻，有的港人可能一年家裡都沒有插花的習慣，但每年年尾，一定會去花市、買年花。書展也是如此，書展期間，一年不買書的人也會覺得一定得去逛逛買買書。

此外，寫書的人也願意在書展前後出書，因為那時媒體會大篇幅地給予報導，出書特別容易被關注，「香港的作者們也難得有一個年度的機會，與讀者照面、交流，起碼在媒體上。」

據悉，與往年動輒上百人的文化交流活動不同，今年梁文道特地為香港書展策劃了一個很小規模的活動——21個人參與的讀書會，由包括他在內的7位作者或學者來主持讀書會。

除了香港書展，梁文道曾以遊客身份參觀了法蘭克福書展、紐約書展、台北國際書展、東京的舊書展。

這些書展留給梁文道的印象明顯與香港書展不同。他介紹說，法蘭克福書展完全是一個商業展覽，類似汽車展。作為商業活動，出版商展示自己的書籍，讓外國的出版商、書店發行商等來看，或者買書去賣，或者買出版商的版權再翻譯成中文、法文、德文等。「一般讀者不能進去，書只是用來展示的。」

「香港書展可看作是市民性的書展，當然紐約書展也是市民性的。」梁文道表示，但紐約書展沒有香港書展那麼鬧，氣氛比較悠閒，甚至有很多露天的活動，比如在中央公園附近舉辦朗讀會等，非常舒服。

梁文道看來，出現這種差別的原因在於，紐約本身就是很有名的讀書城市，書店很多，沒有一個紐約人會傻到全年不買書只是到書展上買書，所以書展能擺脫很多買賣環節，集中在文化交流活動上，這跟香港書展可能還有不小的差距。

南京是一個歷史文化古城，前不久首屆江蘇書展就在南京舉辦。對於不少城市紛紛熱衷於舉辦書展，參加過不少國內外書展的梁文道有何建議？他認為，將來任何書展的銷售功能會慢慢降低，因為越來越多的人會去網上、書店買書。「書展是一個難得的實體空間，讓人與書交流，所以應該注重交流，而不只是交易。」

「我覺得書店、書展與網絡不同，可能在買書的過程中會有意外之喜。」梁文道說，去網上書店買書，一般都是帶著目標去挑選的。而去書店或書展買書則不同，如本來要買一本人文社科的書，但在飲食家居一欄偶然發現一本食譜的書不錯，這種意外之喜在網上買書是很難碰到的，這其實也是梁文道自己的購書秘笈。

他建議書展或者書店儘量少陳列一些容易得到的暢銷書，多增加種類、類型，這樣讀者可以「接觸到平常狹小的閱讀範圍形成的繭裡所看不到的更大的世界」。

談讀書——書和電子書畢竟還是不同

現代社會，繁忙的都市人生活節奏快，休閒娛樂方式選擇多樣，人們花在網絡的時間越來越多，相反讀書的時間卻越來越少。

然而對此，梁文道卻不甚贊同，「互聯網出現後，實際上每個人對文字的閱讀量、使用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例如，電話普遍應用後，很多人不再寫信了。而互聯網出現後，人們仍要「寫信」，只不過換了一個形式，寫博客或者微博，所以現在大家寫字、讀字的量比以前還多。

「關鍵是看你如何定義『書』。」梁文道說，如果僅僅把書定義為紙本書籍的話，那麼它是沒落的；可如果把書定義為「封面與封底之間的一堆紙上面的文字構成的內容整體」的話，那麼這個內容整體就可以轉換成其他的形式，如有聲書、電子書，「書不只是物質概念，也是意義承載形式的概念」。同時，梁文道不否認，在互聯網上看書很難專注地從頭看到尾，然而現實生活何嘗不是如此？

「互聯網對書造成的威脅，我覺得還有待觀察。」至於現在還算不算是圖書的黃金時代，從小就喜歡看書的梁文道沒有表態，但他認為，至少圖書沒有迅速地被互聯網沖洗掉，「抱著一本書跟盯著電腦看電子書的感覺，畢竟還是不同。」

談生活——「我是一個很自閉的宅男」

梁文道目前在鳳凰衛視有一檔節目叫《開卷八分鐘》，即每天用8分鐘的時間向觀眾推薦一本書。據悉，每次推薦的書，肯定都是梁文道看過的，並且也是他自己覺得不錯的書，因此錄製節目時，他不需要寫主持稿，機器一開，馬上可以侃侃而談。

集主持人、媒體評論員、作家等身份於一體的文化人，印象中的梁文道肯定很忙，那麼他是利用什麼時間來讀書的？「我沒大家想像的那麼忙，我最忙的時間就是用來看書的。」梁文道告訴記者，自己每天睡眠的時間也就五六個小時，因為「我要看書，工作主要也是看書」。

他舉了一個例子，前天晚上11點多到達下榻的酒店，洗漱整理完差不多12點，隨後他就開始看書，一直到凌晨3點，第二天早上7點多起床，吃完早餐後，繼續看書，直到10點20分記者前來採訪。來到南京還不到12個小時，光是看書，梁文道就用了約5個小時，睡眠時間卻只有4個小時。

百忙之中，如何調配好時間，做好比常人多數倍的工作，梁文道有著自己的方法。「我的方法是幾乎不應酬，必須把在外的時間和在家時間變成同樣的生活速度節奏，才可能完成這麼多的工作。」實際上，梁文道平時在香港也是如此，幾乎不出門跟人吃飯，幾乎沒有聚會交流的圈子，「我是一個很自閉的宅男」。

談微博——在新浪上，我是「被微博」了

新浪微博上一搜「梁文道」的名字，就會出現「梁文道」「梁文道博客」「梁文道V」三個微博名。到底哪一個是他本人的微博？昨天，梁文道頗為委屈地表示：「我沒有新浪微博，也沒有新浪博客，但微博裡面鏈接的文章是我的，也不知從哪裡扒過去的。」隨後，他笑言自己「被微博」。

寫專欄、寫博客的他，為何沒用微博？「到現在為止，我不知怎麼面對微博這個東西，所以沒有太大的興致在上面。」然而，這並不表示梁文道否定了微博的作用。他說，微博是一個很好的資訊溝通工具，比較自主、比較平等。透過微博，網友能很快得到一些主流傳媒或者報紙來不及散發的消息，因為少了過濾的過程。同時網友可以參與很多公共事件的討論，比如錢云會案。

「可是微博又在中國有很奇怪的趨向。」梁文道表示，微博的概念源自國外的社交網站，但社交網站上體現的是相對平等的關係，比如上面有名人，名人也有很多粉絲，然而網站本身不會把名人捧得太高。「但國內的一些微博網站不一樣，它的做法是名人認證，還特別捧一幫人出來，這個東西其實已經違反了媒體原來平等的精神。」

在梁文道看來，微博其實還配合了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心態，大家都想出名，都很在乎自己的粉絲有多少，點擊率有多少。「我很驚訝的一個現象是，微博上可以買粉絲，據我瞭解，其他國家是沒有的。」梁文道表示，人們希望被關注，這種心理完全可以理解，可是有必要到買粉絲的程度嗎？

他表示，過去寫博客，內容很長，為了吸引人看，就需要標題夠狠。現在微博的字數限制在140字以內，為了吸引人，寫微博只能儘量寫得聳人聽聞，但每一句話其實都是標題黨，「微博其實就是一個大型標題黨」。梁文道將這種寫法叫做「金句體」，即務求每句話都是金句，好讓人容易轉發。

「周作人活在今天，他就完蛋了，因為他沒什麼金句，整篇文章句子很平穩。」他表示，這些現象都非常詭異。此外，微博這個圈子太鬧了，太興奮，「我對所有集體很亢奮的東西，都本能地想稍微離遠一點，因此暫時不想進入這個圈子。」

談南京——「我很喜歡南京人」

1993年與南京有過一面之緣的梁文道，對南京始終保持著「有氣象，很舒服」的印象。「我從小聽說過關於南京的故事，1993年來南京的時候，去過中山陵、總統府等歷史名勝，當時街上有很多樹，房子也比較老，規模尺寸沒有北京大，但仍然有氣象在裡面，很方正，很有氣魄，惇厚、敦實。」

二度來寧，雖然還沒來得及仔細觀察，但梁文道感覺南京的高樓多了不少。「南京還像我小時候書上看到的那個南京，我很懷念當年的南京的感覺，希望南京還保留那種溫文、惇厚。」

在梁文道眼中，南京的城市性格也投射在南京人的性情中。

「有的古都，見證過太多王朝，生活在那裡的人會很世故，但是南京人是那種見證過很多王朝興衰，反而覺得無所謂了。南京人不世故，見得多了，無所謂了，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從我認識的南京人身上能感受到這種氣質，我很喜歡南京人。」

梁文道和南京籍的作家氣性相投，「我很欣賞南京的作家，如葉兆言、韓東，還有葛亮。」

在梁文道看來。南京作家的處世態度與香港作家有很大的相似性。這個「南京幫」很特別，雖然彼此的風格會有很多不同，但他們有共同的氣質。「例如，現在大家都去北京湊熱鬧，但他們沒有，給人的感覺就是不湊熱鬧、不著急，自己呆在一邊該幹嘛幹嘛，有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的感覺，這太不像今天的主流中國。我很喜歡這種感覺。今天的主流中國是那種做藝術做文化都很有計劃性，知道未來該往哪去，知道自己在文學、在文化史上該佔據的位置，然後都拚命地往那個方向發展。」

「在香港，我們寫作的人絕對不叫自己作家，因為叫自己作家是很丟人的事，我們一般稱呼自己為文字工作者，說得好像自己是工人似的。我們不去搶很主流的平台，從來不把自己當回事，這一點，跟南京作家有點像。」梁文道說。


柒對話——我更願意別人叫我「讀書人」

多年擔任香港書展路演大使的梁文道，對於自己、他人和社會有著清晰地定位與判斷。面對讀者、觀眾奉送的「雜家」「知道分子」等稱號，他更喜歡用「讀書人」「知識分子」來界定自己。在他的價值體系裡，後者象徵平等、尊嚴，更近似一種沒有等級差序的信仰。作為媒體人的梁文道，也關注中國新生代社會力量的成長，對於曾被媒體誤讀的「韓寒是下一個魯迅」的言論，他輕鬆化解，而魯迅作品中「深沉的悲劇感和虛無感」卻是他無比珍視的情懷。

柒週刊：有人把您看作一位雜家，把您定義為「知道分子」，您認同這個稱呼麼？

梁文道：也不叫家了，就是雜吧。我自己還是喜歡一些古典和傳統的身份，比如說「讀書人」或者「知識分子」。

柒週刊：「知道分子」與「讀書人」「知識分子」的區別是什麼？

梁文道：知道分子與知識分子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為了炫耀、是為了炫耀什麼都知道、是八卦、是隨時應對各種場合的需要。但知識分子是需要在種種表象之下有某種承擔，承擔指的是文化的理念，價值的承擔，沒有的話就只是空洞的一堆資料的匯雜。

柒週刊：如何理解「讀書人」「知識分子」這兩個詞的含義？

梁文道：今天我們稱呼人為「讀書人」或「知識分子」，以為是對人的一種尊重，是一種身份的優待。其實「讀書人」「知識分子」完全跟身份、地位無關。願意做一個讀書人、知識分子，那就意味著你認同了一連串的價值觀跟體現這些價值的方式。比如說一個掃地的清潔工可以叫教徒，一個大學教授也可以是教徒。知識分子其實也是這樣。如果他沒有任何的承擔和理念，就不是知識分子。「讀書人」「知識分子」更像教徒的身份，不是地位高低的問題，不是階級優次的問題，而是生命的定向皈依的問題。

柒週刊：有媒體稱，您曾經評價韓寒是下一個魯迅，這個評論後來引發了很多爭議，請問您現在是否認同這種評價？

梁文道：嚴格地講，這個評價是被標題黨標題化的。我當時的原意是，魯迅在小說上達到的深沉的悲劇感和虛無感直到現在很難被人超越，韓寒也做不到這些。但在雜文成就上，如果韓寒再這樣堅持寫20年的話，這麼多的作品加起來會有魯迅那麼大的影響力。

柒週刊：您和內地以及港台很多文化名人都比較熟悉，這是否會影響您在一些評論性文章中的情感和立場？

梁文道：也不會吧，其實我與那些文化精英並沒有大家想的那麼熟悉，我生活很自閉，沒有常常往來的一圈人，我認識很多人，但是能常常往來、聊天的人卻很少。多年前我剛出道寫評論的時候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也不怕得罪他們。還由於寫劇評的關係，把老前輩都得罪光了，我也不怕。但寫評論，是個價值問題，是要講真話。

現在我自己也不可能那麼激烈地寫任何東西，因為我不太相信任何情感上激烈的表態，也不太會下絕對的肯定或否定的判斷。我常常會下判斷，也常常懷疑自己的判斷，所以總會保留一些觀點，不會進行很激烈的批評。

柒週刊：竇文濤主持的《鏘鏘三人行》在內地非常受觀眾喜愛，您和竇文濤合作多年，您如何評價他？

梁文道：文濤是我所知道的中國最好的主持人。大部分的主持人在面對成千上萬人做現場活動時，他會很亢奮，會不自覺地聲調拔高，或者進入套話的狀態。但是文濤即使主持一個近萬人的晚會，而說話的狀態、方式跟我們兩三個人坐在自家客廳聊天時是一樣的，那種鎮定輕鬆是沒有人能做到的。他是我親眼見過的能做到這點的唯一的主持人。

柒週刊：如果用一個詞評價竇文濤，您會選用哪個詞？

梁文道：真。

梁文道：《字花》

前天跟昨天我在介紹《天南》和《大方》這兩本新出刊的文學雜誌的時候我提到一點，就是一本雜誌好不好，有時候不是看裡面名家夠不夠多，重量級的文章多不多，而是看這些文章有沒有被編織成一個很系統的，或者是有韻律的、有節奏的、有組織的一個連串。這個就像什麼？就像吃飯。吃飯有時候一頓好飯並不在於每一道菜都做得非常出色，而在於從頭到尾它上菜的節奏感，一道菜與另一道菜之間的起承轉合，那種呼吸讓你覺得很舒服很自然，就像聽完一首音樂一樣，有開始，有高潮，有一個壯麗的結尾等等等等。
　　
　　說到這一點的話，今天給大家介紹這本雜誌就非常古怪了，這是香港這幾年相當著名的一本文學雜誌叫《字花》。這本雜誌其實某種程度上講是違反了我剛才所說的那樣的一個原則。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雜誌你從頭到尾去看它的話，你會覺得它的排版相當的花俏，讀下去沒有一個很明顯很舒服的一個韻律，而且我常常嫌它們的設計雖然是名人設計，但是有時候不曉得為什麼看起來有點像一個學生，大學生辦的學生刊物。我知道為什麼會這樣，這主要問題不在它們，而在於我太老了。事實上這本雜誌儘管花花俏俏，儘管裡面的文章看起來有時候會有一些凌亂，但是它卻有一種非常獨特的格調統一了整本雜誌。這個格調是什麼呢？就是一種非常年輕的非常energetic（有活力）的一種很躁動的一種情緒在裡面。
　　
　　這個《字花》先從它的題目開始講起吧。字花，其實是廣東文化最瞭解，這是我們賭錢的一種牌系叫字花，它拿來這個就轉化成一個文學雜誌的一個刊物。再看看它這個雜誌裡面，有一些還古怪的設計，你覺得這些編輯他們這些真是非常調皮的人。例如說這本雜誌的編輯是兩個人管創作，三個人管評論，莫名其妙的還有一種編輯的頭銜叫做機動小組，有四個人，什麼叫機動小組呢，那麼這也很奇怪。這還不夠怪，更怪的在後面，它有一些文學信箱專欄專門解答讀者的問題。首先我們看看這個粉紅色的，上面有一些玫瑰花瓣在上面妝點的這麼一個欄目，這個專欄叫什麼？叫「文學心太軟」。每次負責回答讀者問題的這位作家叫做什麼呢？叫做「字花膠夫人」。這期的「文學心太軟」裡面基本上是有一個人來問，覺得自己寫作好像常常喜歡把看到的好文字拼湊在一起，這麼做好不好呢，我們是不是太容易受到別人影響呢。然後我們這個文學心太軟專欄作家就鼓勵這位年輕人不要害怕，他最後給他的一句話是：一起向朝陽大叫吧，我來了。在它隔壁則是一個黑色的一個專欄，也是一個信箱專欄，這個信箱的專欄走的風格就完全不同了，乾脆就很配合這股黑色叫「無情的沙漠」，回答它的人叫做「無情健」，這個「無情健」他的讀者來信就講一大堆，自己剛認識一個女朋友喜歡看藝術電影，自己完全看不懂，這該怎麼辦？無情健給他的回答就一句：找一個不看電影且又不知道《字花》是什麼的女孩吧。也相當的無情。
　　
　　那麼說起來，其實就連它的專題的題目也不像一般正常的文學雜誌，比如說什麼叫做「歸去來兮返火星」，這個「歸去來兮返火星」是個廣東話，「返火星」這三個字當然是來自非常經典的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裡面，周星馳對趙薇說「這個地球很危險，你還是趕快回火星吧」這樣的一句話。拿這句話來作為一個文學的刊物的專題，到底是想做什麼呢？其實他們要做的是要傳達一個訊息，就是希望它的約稿的作者們都能夠明白，這裡面他們要處理的一個課題，是跟自己所在的環境格格不入，是不知道哪裡是自己的家鄉的那種感覺。難道我們真的能夠回到火星嗎？這裡面有好幾個作者提供了作品來組成這一個專輯，這一期裡面比如說我們看到有駱以軍，但是最能夠說明這一點的其實是香港非常好的一個漫畫家智海他畫的一幅漫畫。我們看這個漫畫叫什麼呢？這幅漫畫他叫做Touch Screen（觸屏），周圍黑壓壓的一群乘客在地鐵裡面，每個人都拿著手機或者iPad在上面按著些什麼，只有一個穿著白衣服的少年，他觸摸的卻是一本紙本書。這就是一個格格不入的狀態，是不是？
　　
　　除了這樣的一個專題以外，我想給大家瞭解到這本雜誌，它的這種活潑這種創意有的時候是到了我們上一代人覺得不能夠理解的地步的問題，或者這個原因，就在於這個編輯團隊作者團隊主要是一幫非常年輕的人，就算不是真的是80後，至少也常常在偽裝是80後。這群真80後或假80後在香港非常特別，在香港我們講80後的時候，它有個獨特的含義就表示它不只是80後那麼簡單，而且他們是對社會有所關懷，而且毫不懼怕表達自己的意見，哪怕用什麼方式都可以。所以他們會上街，他們會遊行，他們會做很多樣的社會運動。例如說這一期裡面我們就看到他們還特別附贈了一個小光盤，這個光盤是什麼呢？是香港一群相當出色的紀錄片工作者他們拍的兩場香港近年相當著名的像保衛菜園村等等的記錄這種社會運動的一個紀錄片。然後就附在裡面，其實這本雜誌裡面有不少編輯也都參與進這些行動，可以說這個雜誌裡面的編輯們有一批人頗是行動派。
　　
　　然後這一期的專題裡面它還有一個叫做「看不見的筍盤」，什麼意思呢？就想像一本文學雜誌，約來一些人，叫他們提供構想，建議一下自己覺得什麼樣的文學雜誌才叫好雜誌，這樣如此。但這個雜誌，剛剛這麼聽下來好像內容非常的豐富，我覺得它有時候給我的感覺就是太豐富了，太花，所以反而使得一些讓人覺得很有味道的一些專欄的欄目好像被掩蓋過了。例如說它過去曾經有個專欄是請一些新一代的書籍設計師，去重新幫一些老的甚至是絕版的文學巨著去重新設計封面，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嘗試。但現在那個專欄已經停掉了，因為它好像時不時地就會整個改造，因為它的編輯也都很機動吧，換來換去。我手上這期是現在這期，聽說下一期他們就又要改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