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她也是個母親（香港與馬尼拉的距離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只不過是想請一個女工，所以我不需要認識她的祖國，除非那個國家的「民族性」和這份工作有關，能夠讓我判斷到底哪一個國家的工人比較適合我。儘管如此，那一點點典型民族性的知識也用不着太過豐厚，它越稀薄越好。同樣地，我請了一個女工住到家裏並不就意味着我要做她的朋友。我不想知道她老家的方言，不想知道她名字的準確發音（反正為了方便，我會用中文替她重新命名），更不想瞭解她也許是位母親。

問題在於就算我知道她身為人母的身份，可誰又是她的孩子呢？

我常常在早上見到一群菲傭領着小孩等校車，孩子在一邊嬉鬧，菲傭在另一邊閒聊。我很驚訝地發現，那些菲傭聊天的主題竟然就是這些孩子。她們會比較誰家的校服乾淨一些，她們會瞧不慣那些最佻皮搗蛋看起來最沒有家教的小孩，她們甚至會抱怨如今小學生的書包越來越重，怕孩子回到學校自己背的時候受不了。這一切使我感到彷彿她們才是眼前那幫小壞蛋的親生母親；而那些小壞蛋則是她們的骨肉，而非她們的「少主」（我一直不太明白香港傳媒怎麼就如此喜歡『少主』這個稱呼，難道所有請了外傭的人都是地主員外大老爺？）

藍佩嘉在《跨國灰姑娘》裏面描述過一種叫做「移情母職」（ diverted mothering）的狀況：「隨着移工母親與故鄉孩子之間關係的日漸疏遠，她們往往在替代母職的工作中尋找情感上的補償」。也就是說，她們會漸漸地把僱主的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於走到了一個溺愛他們，並因此為僱主抱怨的地步。有時候，她們又會擔心這段感情稍縱即逝，怕這些被自己帶大的孩子遲早有一天會忘了自己……

至於聘用女傭的家庭主婦，則會發展出一種「母親──管理者」的角色，雖然有人代替自己操勞大半家務，可是這個家仍然被視做是她的責任範圍。她要監督和管理女傭的工作，指導後者完成任務，指責後者的錯誤；就算夫婦倆都要上班，這些事卻還是落在主婦身上，一般丈夫是不大願管的，因為他們會說「我已經出錢給你請了一個女傭了」。


對着子女，這些「母親──管理者」儘管下放了不少工作給女傭（比方說接送小孩）；可是她們還得保留一些比較「高級」比較有「精神面向」，同時又能跟孩子產生親密互動的項目。藍佩嘉說：「『精神層面的母職』是那些母親認為可以用來確認自身地位，以及強化與孩子間的情感連帶的家務工作。換尿布，整理小孩混亂的玩具房等與骯髒及失序畫上等號的工作，時常是母親避之唯恐不及因而會指派給女傭的任務。教育及幫助孩子社會化的家務工作，像是唸故事書給孩子聽，幫忙孩子做學校功課等，則多屬母親的責任，很少被指派給家務移工，因為人們認為她們的文化『不適合』或『不夠格』完成這些工作」。不過我們也都曉得，菲傭之中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在原鄉也許還做過老師呢。接受藍佩嘉訪問的其中一位菲傭便曾指認出她的研究方法叫做融入（ immersion），然後和她分享有關田野調查之種種經驗。

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這些女傭在老家或許是有孩子的。她們遠渡而來，照顧我們的下一代，然後她們的孩子還在家鄉的石子路上踱步。一年，或者兩年，她們可以見上一面；平日，她們要忍受無法陪伴親生子女成長的痛苦。菲傭 Molina流着眼淚告訴藍佩嘉：「有時候我會在晚上哭。我會想，我正在照顧別人的小孩，那誰來照顧我的小孩呢？這麼多年來，我都不在他們身邊，他們總是問我，媽媽，你為甚麼總是不在？我說，我雖然不在，但這是為了你的未來」。

照道理講，我們應該可以體會這種心情：孩子的生日你總是不在，孩子的畢業典禮你總是缺席，除了把那些場合的照片帶在身上之外，你甚麼都做不了。可是，我們仍然輕易忘記同一個屋簷底下原來還有另一位母親。在她放假回家的時候，我們懷疑那大包小包究竟裝滿了甚麼，叫她打開讓你檢查，裏頭居然有一大堆零食甚至果汁。原來她想讓自己的小孩嚐嚐香港人平常吃的東西，這是她補償母職的方法。

又有些時候，她老是躲在房間裏說電話。沒錯，她有自己的手機，花不了你家的長途電話費。但是你總覺得這是不務正業的態度，尤其害怕她在認識「壞朋友」。其實那叫做社交，是她平日孤獨的唯一慰解。如果你不喜歡，夜晚她乾脆躲進被窩裏收發短訊；或者趁家裏頭沒人的時候煲煲電話粥，直到鑰匙插進匙孔的聲音響起，再急忙掛線裝做沒事。


她們到底在跟誰說話？說些甚麼？依據藍佩嘉的研究，她們也許正在扮演「跨國持家者」的角色。例如，「為家人安排設計每周菜單，每天用簡訊叫小孩起床，或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簡訊寄給孩子一則《聖經》的話語」。最近我們香港人也都知道了，在香港當家傭竟然要比在菲律賓當警察還好賺。不難理解，她的孩子在菲律賓其實是「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會被友伴欺負，叫他們埋單一切開支。夜裏，母親要在電話中安慰孩子，教導他日後為人處世之道。雖隔千里，只要有這一具電話，就表示媽媽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