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要怎麼欣賞食物才可以使它不致毀滅呢？辦法就是不要碰它，不要把它放進嘴裏。不可嚼爛它，更不可消化它，使它完全保持在未經食用的靜好狀態。換句話說，那就是抹去食物就是做來給人吃的本性，讓它變成一個純供視覺觀賞的對象；只可遠觀，不可近褻。
法國畫家塞尚是公認的現代藝術之父，你看他畫的蘋果就懂了，那些蘋果以及其他常常出現在他筆下的食物都有點不正常。首先是位置，它們不在餐桌，不在市場，反而被擺在一張類似畫枱或書桌的平面之上，一看就知道不是給人拿來吃的。其次是它們的關係；蘋果和花瓶放在一起，奶瓶則和洋葱做鄰居，不像以前的畫家那樣，總是把有關係或者可以做成一頓飯的食材畫在一塊。最後是這些食物都很難引起觀者的食慾；比如蘋果，前人多半把它畫得嬌艷欲滴，而塞尚的用色卻總帶着一股灰拙的感覺，彷彿那不是一顆真正的蘋果。
令食物看起來不像食物，使它們脫離一切正常的背景和脈絡，這就是塞尚現代的地方了。與其說他是在畫食物，倒不如說是在假借食物來實驗他心目中理想的構圖、形狀與色彩。他把互不相關的食材和器皿擺設在一起，看重的自然不是它們能夠合成甚麼意想不到的美味，或者別具深意的象徵；而是它們共同構成了一種視覺上的趣味。那些蘋果不在餐廳的果盤裏頭，卻在一個畫家的工作室之中，這就更能說明塞尚的用意了。他想創造一個與外界隔緣的藝術世界，徹底脫離日常生活的功效考慮，也徹底脫離社會習慣的認知脈絡。在這個世界裏面，蘋果不再是一種香甜可口的水果，不再是一個令人類從伊甸園墮落到的誘惑象徵；它只是眼睛的對象，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一些悅目的視覺元素。這就是現代藝術的源頭了；藝術就是藝術的目的，不替政治、財富與宗教服務。
自此之後，食物方才不朽。
因為從前的藝術家總是喜歡藉着食物說教，或者刻意在一塊肉上描畫蛆蟲的鑽動，或者在一籃子漂亮的蘋果上繪寫出腐爛的迹象，好讓觀者領悟肉身必朽的道理。尤其是十七世紀一批荷蘭靜物畫大師，為了滿足富裕贊助人的虛榮，他們能畫出最華麗最繁盛的宴會景像；但是受限於清教徒倫理所要求的儉樸謙卑，那些食物也還是難免於敗壞的預兆。哪怕是最新鮮的鯉魚，最脆嫩的萵苣，完美得看不出一絲缺點，有些藝術史家還是認為它們能夠帶來盛極而衰的暗示。人類貪慕肉慾，可這肉身就和那滋養它滿足它的食物一樣，終究要面對敗散消解的命運。
食物不可能永遠新鮮，除非你像塞尚一樣，把它們變成一堆不可食用甚至不引人流涎的形象。然而，這就類似於那些塑料製造的食物模型；不朽，但卻絕對不是食物。
2010年7月30日星期五
梁文道：使食物不朽的方法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梁文道：從文件治國到招呼治國（二之二）
【am730-觀念】家父少時聽祖母說，外曾祖父是解放初期的杭州市委書記，便以為他是個小小秘書，數十年後方曉得市委書記原來不是甚麼打字速記的跟班小秘書，而是端坐高堂掌握實權的地方大員。這不難理解，無論中文「書記」，還是英文Secretary，的確都是秘書的意思。可是此書記非彼書記，這個Secretary也離那個Secretary遠甚。從權力分布的原理上講，聯合國的最高權力來自大會，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決策機制是黨代表大會；但現實上這些會總不能天天都開，也不可能事無大小都糾集一般的「秘書長」與「總書記」手中了。更重要的是，自古以來凡是最接近決策文件的人，都會慢慢演變成實際草擬文件，以及管理文件分發與流向的關鍵核心；故此，無論是往昔替皇帝打工的中書和軍機，還是現代為人民服務的書記，都逐漸成了真正擁有權力的要人。文件加上書記，這便是現代官僚體系的兩大元素了。沒錯，它很容易變得僵化，也很容易使權力的運作過分集中在人民看不見的暗角，所以各式各樣的行政改革，總希望為之注入更多的彈性與人性，同時迫使官僚接受較大程度的監督。
不過，我們也應該欣賞這套體制的好處。最最起碼，文件治國是穩定的，總比口述精確可信，不會隨著指令旅行的範圍擴大而異變。而且文件也限制了書記等官僚的權力；有本可依，便能減少他們隨意行事的機會。但是今天中國卻出現一股奇怪現象，就是口述取代了文件，許多領導不再以文件通傳決定，卻以電話下達指令。尤其是某些敏感的事務，例如要媒體「封殺」某人的言論，或不准他們報道和討論一些特定的議題時，上級往往傾向於會晤甚至撥電話的辦法去「打招呼」，放棄了以往的白紙黑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這當然是出自於恐懼，這些領導害怕文件那不易修改的特點，反而成了被人譴責甚至指控的證據。就拿規管新聞報道來說吧，在文件上把禁令寫得一清二楚，有助於各傳媒機構按章辦事不逾矩，但也很容易被人私自存留或流傳，成了限制新聞自由的物證。部分官員乾脆棄文件不用，寧願麻煩一點回到口傳時代，對著下級一個個地「打招呼」。從文件治國轉向「招呼」治國，對官僚而言，好處是強化了自己的權力，這便是「人治」色彩的增長。但是「招呼」也有致命弱點，「打招呼」講究對方心領神會的藝術，如果下級很笨或裝笨，這個「招呼」難免就得打個八折了；而一個「招呼」的傳送很難不出現死角，也很難保證人家記得住每個「招呼」。換句話說，「招呼治國」擴張了領導的權力，但也同時削弱了他行使權力的效率和效益。
那為何「招呼」這回事還會日漸流行？答案在於被管治的人民身上，他們開始有要求了，不願讓官為所欲為；他們也始懂得利用文件，能夠找出不同文件之中的矛盾，能夠在同一份文件裡挑剔出邏輯不一致的地方。曾經有作家如此形容前蘇聯的最後歲月：總書記桌上堆積如山的文檔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連綿不絕的電話。戈爾巴喬夫每天從電話裡聽取全國各地的匯報，也透過電話指揮整個龐大的國家。後來，打進他辦公室的電話減少了，一天比一天少。在蘇聯解體的那幾天，戈爾巴喬夫的電話幾乎淪為一具不會發聲的擺設。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2010年7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辜鴻銘變成辜鴻銘的那一夜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保羅原來叫做掃羅，是個信念堅定的法利賽人，面對新興的耶穌追隨者，他下手毫不猶疑。可是後來他卻成了一個最忠貞的基督徒，不只三次外出傳教，把基督信仰傳到猶太人地區之外的地中海世界；還以書信辨析教義，成了教會史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許多歷史學者甚至以為，保羅才是整個基督信仰運動的真正奠基人。然而，掃羅是怎麼變成保羅的呢？一個迫害基督徒的兇手又為甚麼會劇烈地演化成一位殉道的聖徒？唯一說得通的理由是他遇上了奇蹟。據說在前往大馬色追捕其他門徒的途中，耶穌親自光照，使他痛悔前非，自此歸信。
只要涉及宗教，則任何一人的急劇變化皆為可能。那麼，我們又該如何理解辜鴻銘的轉變呢？
辜鴻銘，人稱「文化怪傑」，曾任張之洞幕僚，專事涉洋外務，因為他懂得英、法、德、拉丁文及希臘文等九門外語。辛亥之後，他仍然留辮，身着馬褂，頭戴瓜皮小帽，出入於新文化運動的震央北大校園，蔚為奇觀。他反對革命，支持復辟。他認為女子纏足有理，男子納妾無罪。不單止用中文宣揚他那一套不合時宜的奇言怪論，辜鴻銘還用英、德等外文翻譯《論語》、《孟子》及《中庸》，並以著述對洋人大談中國文明之高妙，是當時西方世界裏頭最著名的中國傳統辯護人。
這麼一個奇人，研究他的學者自然不少。可惜大陸學者多只注重他回到中國之後的怪，卻很少談到他回國之前的不怪。
當然啦，那所謂的「不怪」在今天許多中國人看來，恐怕要比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街上穿漢服更不可思議。
辜鴻銘是個檳城出生的混血兒，父親是英國人當老闆的橡膠園主管，母親是金髮碧眼的高加索裔。他十一歲隨英籍義父往愛丁堡求學，接受正統西方古典教育，後來又到德、法進修，二十四歲才回到檳榔嶼。無論是看血統，還是講出身，他都是一個典型的「土生華人」（ Peranakan），也就是一般華人所說的「峇峇娘惹」（ Baba-Nyonya）。「土生華人」最早可追溯至明代，彼時華南男性海員遠航到馬六甲海峽一帶定居，娶當地馬來女子為妻，世代以降，遂成社群。這群人保留了中國姓名，保留了部份生活習俗與信仰，但在另一方面又非常地本土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他們一般不會說中文，卻講一套混合了閩南話的馬來話（即 Baba-Malay）。十九世紀，英人勢力入侵東南亞，建立海峽殖民地，特別重用這批精明能幹擅長變通的混雜族群。於是「土生華人」又成了全世界華人中最早西化的一個群體，就像辜鴻銘那樣，說外語着西服，閒時以哈地奧斯汀及網球取樂。
我說他們「怪」的理由是對於今日國人而言，既然「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那想當然「永永遠遠都是龍的傳人」了；可是他們的生活習尚，他們的語言文化卻又如此迥異於中土，乃至於他們根本不太可能會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我說他們不怪，那是因為在那個國界不甚分明，民族國家仍未出現的年代裏頭，這種混雜的背景跟身份可以是很正常的，他們不必為此尷尬苦惱。
問題來了，辜鴻銘身為「土生華人」，生在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二十四歲前完全浸淫在歐洲文化之中，他怎麼會忽然「發現」自己是中國人，後來表現得要比普通中國人更「中國」呢？一個從小讀莎士比亞，到老都還能背全《失樂園》的峇峇，為甚麼會轉眼就成了腐朽孔老二最忠貞的信徒？
根據眼下常見的資料，都說那是馬建忠的關係。馬建忠，江蘇丹徒人，曾留學法國政治學院， 1881年奉李鴻章命往印度調查鴉片貿易問題。他途經新加坡，遇上了正在新加坡殖民政府工作的辜鴻銘。二人一夕長談，徹底改變了辜氏對中國文化的看法；三天之後，辜鴻銘啟程中國，此後未再踏入南洋一步。
我一直都很着迷於辜馬二人的那一夜長談，在我看來，那一夜就相當於掃羅奔向大馬色的旅程，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宗教皈依。就和掃羅變成了保羅一樣，「土生華人」辜鴻銘也變成中國文明的信徒。保羅以羅馬公民的身份勇於向外邦人傳教，辜鴻銘也以混血兒的面目大膽對外弘揚他認同的那一套禮教。
那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夜晚？馬建忠究竟和辜鴻銘說了些甚麼？
最近拜訪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黃賢強教授，他曾考出那場會面發生在現已不存的 Strand Hotel，但是他也不曉得那次對話詳情。這個神奇的故事主要來自於辜鴻銘後來的簡單憶述，而馬建忠更只在記述中留下短短數言；會不會是辜氏誇大了自己的記憶，好證明他那套新信仰的魅力呢？也許就和當時其他「土生華人」那樣，辜氏也感到了英國源源不絕的殖民人才輸出的壓力，覺得自己不再像前人般受到重用，何不另闢天地再謀發展？要不然我們又能怎麼解釋？那場深談甚至不是用中文說的，那時候的辜鴻銘頂多只會一點閩南話，他怎麼跟江蘇來的馬建忠溝通？
然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幾乎被所有大陸學者忽略的細節：辜鴻銘離開南洋之後，先是到了香港。正是在香港，他用三、四年的時間學懂中文，研讀古籍，完成他轉化的最終階段，這才結識了張之洞的下屬，走進後來的歷史。在絕大部份關於辜鴻銘的論著裏頭，香港這四年往往一筆帶過，沒有人知道他在何處上學，也沒有人知道誰是他的老師。
2010年7月23日星期五
梁文道：食物是一種毀滅的藝術
【飲食男女】偶爾我們會聽到有些人在介紹一道菜的時候感嘆：「太美了，它叫人捨不得吃」。甚至他們可能還會說：「它漂亮得像藝術品一樣」。在這種情況底下，說這些話的人注重的其實吃是一個食物的色彩、外觀與造型，而他們所謂的「藝術品」自然是視覺藝術。的確，這幾年流行過一種叫做「食物藝術」的東西，藝術家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把可以吃下去的東西變成不能吃的視覺媒介，除去了食物最重要的功能和本質，使之「昇華」成能夠讓人欣賞的藝術品，供奉在藝廊與博物館裏頭供人觀賞。問題是為甚麼他們會以為這種只可遠觀不可取食的食物才能叫做藝術呢？為甚麼只有「觀看」才是欣賞藝術的王道？
根據最一般最常見的分類方式，藝術可以粗略分成「視覺藝術」與「聽覺藝術」，前者是用眼睛看的，後者是用耳朵聽的。如果藝術只有這兩大類，那麼飲食就不能算做是一種藝術了，因為飲食動用的器官是嘴巴，而咀嚼吞嚥的動作卻與眼睛無關也與耳朵無關。假如你真要把食物當成藝術，也許就只能像那些藝術家一樣，把它們變成一種純供雙目觀看的對象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辦法，那就是強調食物「色、香、味」三十元素中的「色」，讓廚師花多點心思，鋪砌出更立體有如建築的造型、更講究色彩有如繪畫的擺盤；甚至像某些中國廚師一樣在冬瓜上鑿出龍鳳，用壓模刻出蘿蔔蝴蝶；極盡巧工，直至食客讚嘆「捨不得吃」為止。
然而，捨不得吃乃至於不能吃的食物還算是食物嗎？難道只有把食物變成非食物，我們才能說它是藝術嗎？果如是，平常我們所說的「食物也是一種藝術」究竟指的是甚麼意思呢？
不妨換一個角度，把「吃」也看成一種欣賞藝術的方式，將嘴巴也當成一種觸及藝術的器官。不用眼瞧，不用耳聆，牙齒的磨合與舌頭的攪動就是一種人類感知藝術的途徑。
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發現人類飲食經驗最奇詭的一面，以及食物最特異的本質了。假如食物注定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是一種藝術，那麼我們欣賞這種藝術的唯一方式便是毀滅它。
想像一下煙花，特別是蔡國強那些爆炸藝術。當你目瞪口呆地看着它們在半空綻放的同時，可曾意會得到那是一個消失中的藝術？我們總是把毀滅與創造視為相反的過桯，又總是把藝術和創造連繫起來，覺得藝術絕對不是毀掉甚麼，而是在創造一些東西。可爆炸難道不是一種終極的毀壞嗎？煙花難道不就是一連串的破壞與消亡嗎？我們欣賞煙花，其實就是在欣賞損毀的壯美。
同樣地，飲食也是如此。我們有時候會用「幹掉」去形容進食，比如說「幹掉一碗麵」，「把整桌菜幹掉」；那個「幹」字正正是最粗暴的破壞。形容一頓吃完的飯，我們會說那場面真是「狼籍」；這豈不是一樁慘案的遺留現場？
只有透過吃的動作，我們才能完整體驗食物之美，才能領會食物作為一種藝術的精髓。可是吃的動作同時也就是一種破壞、吞沒與消化。食物一生的高潮在於它的死亡，不消滅食物，我們就無從欣賞食物。飲食藝術乃是一種關於毀滅和敗亡的殘酷的黑色藝術；最美的那一刻，就是崩解朽壞的那一刻。
梁文道：從文件治國到招呼治國（二之一）
【am730-觀念】當代法國藝術家波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著迷於記憶的探究。他曾經把一間龐大的房間布置成一座巨型檔案室，四周牆壁全是由地板連至天花的木製文件櫃，每個格子裡都存放了一疊陳舊的文檔。這個房間樓底極高，人在其中顯得分外渺小，被那些泛黃的紙張徹底壓倒。
這個裝置能使觀者窒息，對比起鋪天蓋地方正嚴整的櫥櫃與文件，人體的活動就像是有待征服有待歸類的一個小小異例。波坦斯基似乎想要告訴我們，現代世界就是一座讓人無所逃逸的檔案室，所有事件都已被分類好了，所有行為也都被紀錄下來了，文件與檔案背後的冷酷理性，可以吸納一切人間事像的偶發與意外；這是歷史的終結。
熟悉現代文學的讀者，自然不會感到這個主題陌生，檔案的意像，老早就充斥在許多經典之中了。它是象徵，也是現實。自從現代文官體系興起，科學管理方法流行，小至一間公司，大至一個國家，幾乎沒有任何機構能夠不依文檔運行。私人企業的員工自有他的履歷和工作清單，國家公民也有他們的出入境紀錄、納稅清單、教育紀錄，犯罪紀錄，以及各式各樣你想像不到的紀錄，這一切存檔，要比你本人更能說明你是誰。
政策的發展、從制訂至頒布更是離不開文檔。它固然要從那些有關個人的文件中，發掘出一套普遍的趨勢和規律，以便決策；它更要仰賴文件本身來保證政策的穩定和行效。如果沒有文件，上級部門又怎能向下清楚傳達它的意志？靠咀巴說嗎？靠大腦記嗎？當然不行。
雖說文檔管理和支配它的工具理性於今猶烈，它的原則卻是古老的。早在唐朝，基層文官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不斷地抄。那時沒有電腦，沒有影印機，甚至連複寫紙都沒有，一切中央決策都得靠一堆官員謄抄，然後分發到全國各地的相關部門。
從漠北到嶺南，從遼東到敦煌，刑法之所以一致，稅率之所以不變，全都建立在這些文件和埋頭傳抄與管理它們的官僚身上。
今天你可以說這套系統很不靈活，很沒有彈性，是因循陳腐的官僚制度的最大特色。但事實上，一直到清朝初年，中國的文官體系都還是世界上最有效最科學的。於是人家就要學中國了，不只學習中國公務員的選拔方式，不只學習中國以文治國的嚴密和穩當，還學到了這套制度的最大秘密；那就是書記官員的重要性了。
梁文道、韓寒@香港書展2010 (update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yODk5ODM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yODU3NDA4.html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b7614aa3-9cb6-11df-af3c-0015c55db7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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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報】作為本屆書展「香港作家巡禮2010」推介的本土作家之一，梁文道21日下午舉辦了「文學分享會」講座，與來自各地的讀者分享他的文學「成長之路」。會後接受記者採訪時，梁文道大談對香港書展的看法，並為一眾被迫到書展「打游擊」的嫩模「喊冤」。
談香港書展「除了商業化，沒有別的」
梁文道自稱幾乎走過整個華文世界的書展，相比之下，雖然「香港書展已經是全世界參與人數最多、香港人認同度非常高的書展」，但「香港書展真正的問題是，除了商業化，沒有別的」。
在被問到對香港書展的看法時，梁文道搬出了「愛丁堡藝術節」和「釜山電影節」作比較，由此得出看法，「香港書展，無論怎麼看，它都只是一個局部現象。真正的書展，應該是在我們這個城市的某些角落還有一些圍繞書的活動在發生，也不侷限於會展中心，它可以是屬於一個城市的節日。」此外，梁文道還認為香港書展缺乏明確的文化定位，「香港書展並沒有非常明晰的文化定位，雖然今年拒絕讓嫩模進來搞簽名會，但這並不說明它是個很有文化品位的書展，因為它沒有告訴我們希望推廣或強調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價值。」
談封殺嫩模「品位低俗不是好理由」
今屆書展對嫩模實行「封殺」和「嚴格戒備」，使得一眾嫩模只能在外圍租車辦簽名會，甚至扮成購書市民混進場內派簽名會入場券，境況「惹人憐」。在談到此情況時，梁文道相當激動，「雖然嫩模在香港引起很大的爭議和關注，可是你不讓她來得有一個好的理由，目前的理由是她們『品位低俗，色情』，但在我看來，這整套說法非常荒謬。首先，既然嫩模被認為品位低俗，那什麼是好品位呢？你得有個說法，不能認為自己的品位就是好品位。」
除了言論上力挺嫩模進駐書展，梁文道還在「文學分享會」當著眾讀者的面撐了嫩模周秀娜一把，「說嫩模的書屬於快餐文化，我並不這麼認為，其實我也很喜歡周秀娜，她也不容易，熬了一年了，要是她能來，我也會買她的書請她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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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deo.mingpao.com/cfm/book4.cfm?File=20100723/booc01/05bok20100722_03_512x28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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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雙手雖然小
下午五時許，書展現場。
會展的一號演講廳已滿座，十多部攝錄機嚴陣以待，許多記者擠擁在台前準備。
然後司儀宣佈：「歡迎韓寒！」
射燈驟地亮了，台下轟然一片歡呼聲，而穿白色短袖襯衣、載黑框眼鏡的韓寒，終於登場。
他只說了一句開場白：「因為這是一個什麼都可以說的場合，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好說了。」
台下報以掌聲，而韓寒，則立在台上，甚至踏上桌子，讓記者們拍了好一陣照。
他真是明星。
韓寒並無講稿，整個環節悉數交由台下觀眾發問，他坐在台上，接過工作人員和主持人絡繹不絕地遞上的紙條，自問自答。
他很帥。雖然詞鋒銳利，但臉上總帶著一抹靦覥的微笑，可愛地迷死我們（哎喲，這該用來形容「靚」模的不是嗎）。
下面是他和讀者的部份對答。
請問你如何處理恐懼？
（他尖叫了一聲）
我是這樣面對恐懼的。
你沒有唸過大學，會否擔心學歷不足，後勁不繼？
感謝唐駿，現在大家都很關注學歷的事，而公眾人物們也紛紛修改了自己的學歷。
我也修改了。過去我自稱高中畢業，後來一想我還沒拿到文憑，所以就改成了初中。
來到香港，有沒有最想見的明星？
有的。張柏芝。
在台上你一直保持著微笑，如何保持這樣的好心情？
其實我昨天晚上和女朋友吵了架，只是內心的酸楚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想過當父親？
這很難說。有些朋友很想當父親，卻一直沒當成；另一些不過一泡，就成功了。
請問你目前入住哪家酒店？
這個...我也不知道名稱，反正就在這會展旁邊...（這時他站起身，從褲袋中摸出了一張小小的卡片）唔，我的房間號是三...二...其實這也沒什麼意思，因為我馬上就要離開了。
香港的流行文化對你有影響嗎？
我挺喜歡香港。許多人說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可是曾經出過這麼多好電影的城市，不會沒文化。我喜歡香港的寬容。香港庇護了很多文化人，尤其是來自大陸的。
至於有沒有受到香港流行文化的影響，有啊，我喜歡林夕的詞，張國榮的歌，還有黃耀明。
你怎麼看書展售賣的「嫰模」寫真集？
我會去買一本看看。
你風趣幽默，正是我喜歡的類型。我們可以約會嗎？我的電話是...你說你昨晚和女朋友吵了架，我聽了很高興。你快打電話給我吧。小桃。（我長得很像柏芝。）
（可以想像當韓寒在台上讀出這張紙條時，台下是如何的哄動。此時韓寒站了起來問－－）
誰是小桃？敢寫要敢站出來！
（坐在最後排中間位置，一位穿黑衣的長髮少女真的怯怯地舉了手。她捂著嘴害羞地笑，臉蛋紅紛緋緋，果然長得挺漂亮...她會接到來電嗎？）
如果你被關進監獄，只能帶一本書進去，你會帶什麼書？
我會帶聖經，因為可以放進一把槌子。
（請問這是哪套電影的橋段？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我一時想不起了）
剛才你為什麼說「因為這是一個什麼都可以說的場合，所以我也沒有什麼好說了」呢？
因為這就好像男孩子的脾性...對方若半推半就，反而很有衝動；若把衣服都脫光了說隨你怎麼樣，又沒那麼想要了。
你會從政嗎？若是的話，你會先做什麼？
唔...（他自言自語著）欲從政，先自宮...我還是想先留著。
（然後正經起來）我覺得從政很乏味，而且很難忍受那些不解風情的人，和在台上唸排比句。
你如何尋找靈感？
我建議大家回國走一走。大陸這個國度會給你很多靈感。
你有想過離過中國嗎？
會否考慮參加香港的「優才計劃」移民香港？這樣不但想說什麼便說什麼，也可以多生幾個小孩。
我不會移民。有時去其他國家參加比賽，也沒想過要移民，只是思考中國為什麼沒有這些優點...其實我更希望其他國家的人會移民大陸，但不建議他們現階段來。
若真的有需要移民，我會選擇香港或台灣。
（以上答案綜合了兩道問題）
你為什麼寫？
小時候我想將來當記者，因為可以不平則鳴，把不公平的事曝光。後來才發現記者上面有主編，主編上面還有「相關部門」...
結果選擇了當作家，更自由一些。
你可不可以不那麼快結婚？
（他停頓了一會）不可以。
你如何看張愛玲的文章？
她很有才華，我沒有完整地看過她的小說，但讀過她寫的短文，文感很好。寫作是很適合她的工作；很多人並不適合。
從《三重門》到《獨唱團》，你一直在公眾面前成長。你是如何守住自己的？如何提升自己呢？
其實在女孩子面前，我並沒有守住自己。至於自我提升，一定要多看書，不管是網絡或是紙媒，必須接觸多樣化的資訊。
這樣的生活是你要過的嗎？
用這個問題來作結真有意思──Yes, 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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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內地著名80後作家兼賽車手韓寒昨日亮相香港書展，這是他首次在內地以外地方舉行見面會，吸引百家媒體、數千名粉絲到場，不少人更從內地趕來。韓寒事先放話稱對問題「來者不拒，百無禁忌」，昨日傳媒發問的確「炮火連篇」，涉及六四、內地異見人士、出版審查等敏感話題，亦論及今次書展的「主角」—— 醩模。韓寒說，大陸的問題不少出於排他性，但文化不應排他，「可能你覺得不是很舒服，或者很低俗，但是事實上她們（醩模）都應該存在，我更會去買一本看看」。
怕變「韓正虎」 不回應六四
韓寒一向敢言，外界普遍期待他會在香港出驚人之語。記者會上，韓寒迎接的首個問題就是「應否平反六四」，他雖無正面回答，但暗示了自己的態度，「你要問任何一個文化人應不應該平反，我相信都會得到一樣的答案」。他又說，不希望自己會有上海維權人士馮正虎一樣的遭遇，要被迫留在境外，「事實上這挺不可思議的，本身這並不是多大的事情，包括很多國內群體的衝突，都是因為官方自己把它給鬧大了」。他更開玩笑說，來香港時特別擔心自己變成「韓正虎」，「在香港機場支覑小帳篷，靠大家救濟」。
現場又討論到韓寒的文章屢次被禁，他主編的雜誌《獨唱團》又遇審查，他說，現在資訊發達，最多也是被刪除文章，真正受到人身自由限制或是傷害的比以前少很多，《獨唱團》拖了一年多，主要是各出版社審查較嚴，並非國家宣傳部。直到現場出現「喜歡什麼樣的女孩子」這類輕鬆話題，韓寒才稍微紓緩緊繃的神經，笑說︰「回答了這麼多，你的提問真是感覺清風般的撲面啊！」
讚港電影文化 非「文化沙漠」
之後舉行的讀者會，主辦方面特別安排會展中心最大的場地，但可容納800人的演講廳仍然爆滿，擠進千人，其後開放另外兩間房直播才容下所有觀眾。現場統計，香港和內地觀眾幾乎對半，讀者會氣氛相對輕鬆，觀眾提問五花八門，韓寒依然妙語連珠、幽默詼諧，他說最想見的香港明星是張聣芝，又讚香港有出色的電影和文化，絕不是「文化沙漠」。提前3個多小時就來排隊的九龍華仁書院19歲學生梁浩思說，等待「好值得」，欣賞韓寒敢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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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韓寒外形陽光帥氣，加上才華橫溢，贏得不少女讀者喜愛。不論記者還是觀眾，昨天都藉機八卦韓寒的婚戀觀，更有女粉絲即場求愛。
網絡近日盛傳韓寒已結婚，還說他頻接廣告是為掙「奶粉錢」，韓寒未直接回應結婚與否，稱掙錢只是為養《獨唱團》。至於喜歡的女孩類型，韓寒答不出，「你知道，男人嘛，都是沒有尺度的」。問及他的缺點，他坦白招認︰「可能有很多感情問題，因為我發現可能的確是，明明有很好的女朋友，但也可能會喜歡別人，說不定會和一個人結婚，但也可能想跟另一個人結婚，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跟所有喜歡的女人結婚，然後犯下了重婚罪。但重婚罪就是民不告、官不究的一個罪名，等於讓生死大權掌握在女人手裏吧，哪天她們哪個不爽了就去告我，然後我和大家3年以後見。」
一名叫小桃的女粉絲昨在現場遞上紙條向韓寒示愛，「我長的很像聣芝，你很幽默很可愛，正好是我喜歡的類型，很高興聽你說你和你女朋友吵架了。我的電話是……」韓寒問她坐在哪，小桃大方站起來承認，一時吸引全場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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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作為80後的一代，你覺得應不應該平反六四？
答：我先給你講個故事：前幾天我（在內地）喜歡上了一個女孩，但我很怕我說了真話以後，就會變成馮正虎一樣，要留在香港，我相信我的態度你可從我的話裏體會得到。六四剛開始的時候我只有7歲，什麼都不懂，只聽電視說「已定性是反革命」，等到懂時又看不到，現在中國內地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這件事……唉……怎麼說呢，你要問任何一個文化人應不應該平反，我相信都會得到一樣的答案，但是我說了有什麼用呢？
■現在很多人對你的追捧是否已出現了「泡沫」，你覺得自己能承載這麼多期望嗎？
答：因為環境的原因，我這樣的一個人可能得到了一些名聲，其實我知道兩岸三地有很多人像我這樣，他們一樣寫得很好，而且比我有勇氣，但因種種原因他們沒有獲得那麼多的關注，所以我覺得我更有職責讓這些人都獲得名譽和進步。四個字：感謝國家！
■你如何看待講真話的人被這個社會視作異類？
答：每個人事實上都是各種事物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是司法不健全的既得利益者，有人是社會紊亂的既得利益者，既然大家都要做既得利益者，那麼我作為一個能盡量說真話的既得利益者，我也很高興。
■如何看香港和內地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答：香港是因為地太少，樓價非常貴；內地是因為政府賺錢的手段實在太少，導致地價很貴。
■如何回應（台灣傳媒人）陳文茜批評你「沒內涵沒文化」？
答：我個人還是很喜歡她的，而且我不會和女生去爭辯什麼，所以她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吧。
■你和（內地作家）郭敬明誰帥？
答：昨天還在微博上看到有人造句「韓寒喜歡女人，郭敬明喜歡韓寒」。其實我見過他一次，好像老說他的壞話也不好……嘻嘻嘻……當然是我帥。
■你是如何做到不踩鋼線？
答：我想這位朋友可能同時想表達「不踩紅線」和「走鋼絲」。一個國家的《憲法》是它最後的底線，但有時《憲法》會變成「淪陷」的「陷」，我相信這根「鋼線」最終一定會沒有的，因為所有東西都有它承載的範圍，如果太重了，一定會崩潰。
■你會移民麼？
答：我不會離開中國，因為我喜歡的人都在中國，我也不喜歡洋妞。我相信它會歡迎我，不會驅逐我，無論如何，它是我的故土。我去國外，看到對方在科技、民主各方面都有非常好的水平，我就希望我們的國家也可以這樣，而不是住過去。我還是更希望別的國家的人想來移民我們國家，但不建議他們現階段來。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必須要去別的地方，我會選擇香港或台灣，但其實，我更希望留在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鎮亭東村十三組（韓寒的家鄉）。
■你的言談中充滿了一些粗口，給人感覺很膚淺，是因為來了香港所以不顧忌麼？
答：你是《光明日報》（內地官媒）的麼？
■有想過從政嗎？如果從政，你首先想做什麼？
答：欲從政，先自宮。現階段從政是很乏味的事情，而且我不能接受和不解風情的人在一起，不能忍受在台上說覑一些排比句，我接受不了。我更樂意於做一個車手、作者或其他行業，不是喜歡做「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有一些卓越的成就」的人。
■若你被關進監獄，只帶一本書，你會帶哪本？
答：我會帶一本《聖經》，因為可以在裏面藏一把錘子。
■現在的生活是你想要的嗎？
答：用這個問題來結束這次交流真是太好了， 我要說，「Yes，I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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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內地火紅 80後作家韓寒來港，這股「寒風」比黑雨還厲害，昨在書展的見面會，吸引近 2,000讀者，風頭媲美 o靚模，但以內地粉絲居多，有女讀者更遞上自己電話號碼示愛。不過，無論是粉絲厚愛，還是應否平反六四的敏感問題，韓寒都是四両撥千斤，處處顯出不越雷池的平衡。
書展昨為韓寒先後舉行記者招待會及讀者見面會，見面會擠滿三個講廳共 1,800人，但當中約 1,200人只可在兩個講廳內看直播。內地女粉絲遞上發問字條，寫滿：「我電話是……可以跟我交往嗎？」「你住哪間酒店？」內地女記者發問時也忍不住嗲聲說：「你真人很帥。」「你穿白襯衫很配。」韓寒全都以彎彎笑眼回應。
作為內地甚至全球點擊率最高的博客，又獲美國《時代雜誌》選上全球最具影響力百人榜，本地傳媒「磨刀霍霍」，韓寒像「冇有怕」：「（香港記者）久聞很久，來吧。」台下頭炮便問：「你覺得應該平反六四嗎？」
「先講個故事，前幾天喜歡一個女孩，她在大陸，我害怕我說了真話，要留在香港，不能回大陸看她了。」韓寒再補充說當年只有 7歲還不懂，而當他懂的時候發現很多內地學生完全不知此事件。他最後稍為直接地回應：「問任何一個文化人，也得到同一答案，唉，當然要啦。但我說有用嗎？」
「我也擔心回不了中國」
會否擔心因言論入罪？「我也會擔心有天回不了中國。」但他強調「中國沒大家想像中那麼恐怖」，他說現時較少因寫較激文章而遭抓起來，多數只是要求刪掉有關文章，但現時網絡文章就算刪掉了，其實已在網絡世界留存下來。
他對內地出版界的批評直接得多：「自我審查，比官方管得還要嚴。」他最近在內地一度賣斷市的文藝雜誌《獨唱團》，有文章因一句「點了羊肉」而被要求刪掉，理由是「他點了羊肉，即是不點豬肉，他不吃豬肉便可能是回民，這涉及宗教問題」。
他說自小接觸香港文化，最愛張國榮、黃耀明、林夕，笑言最想見張栢芝，「一個出產過很多好電影的地方，不會沒有文化」。
2010年7月18日星期日
梁文道：我們都是標題黨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我替一個網站做了一檔關於世界盃的對話節目，其中一集請到了易中天。他也真有意思，人人都去湊的熱鬧，他偏偏不理，反而還質問憑甚麼大家都得關注世界盃。不知道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他竟然在節目裏問我：「原來中國隊沒去南非嗎？為甚麼中國隊不踢世界盃？」除了這句話比較「雷」人之外，這集節目的氣氛相當溫和，主要是談歷史，說一說體育精神和「其爭也君子」的道理。後來，我在網上看到這段對話的標題叫做〈易中天對話梁文道聲討「全民足球熱」〉。「聲討」？有那麼嚴重嗎？也罷，反正是網站吸引眼球的手段，我懂。
再過一天，我偶而也會逛逛的「天涯論壇」出現了一條；更加震撼的帖子，題目叫做（易中天為何大罵梁文道是偽球迷？）。點進去一看，不得了，連中國隊有沒有踢進世界盃決賽週都不知道的易先生居然在和我辯論巴西的足球風格。就算我記性再壞，也能判斷這是一段不曾發生的虛構對話。
雖然中國去不成南非，但中國的傳媒硬是在世界盃裏灌滿了自己的口水，把曼德拉球場變成自己的主場。隨便點進一個有點規模的網頁，聳人聽聞的標題比比皆是，例如「烏拉圭陣中暗藏妖星，連梅西也要仰望他」；「妖星」二字，原來凡是只要進過一球的球員就當得上了；至於「仰望」，更是出現頻率排進前十的動詞，讓人以為那幫球員成天沒事幹就蹲在地上比賽彼此仰望，有病。
在密密麻麻的一片字海之中，每一條新聞每一條評論都要急切地呼喊：「看我吧！快來看我吧！」。有時候它們甚至發展到了精神錯亂的地步，前一天還在宣告「德國戰車天下無敵」，第二天就馬上揭發「德國其實只是偽強隊」。三十多天連綿不斷的球賽已經夠叫人精神難受了，這群標題黨似乎嫌你不死，還要加多幾斤味精，讓你的情緒永遠保持在最亢奮最繃緊的狀態。
中國人是有智慧的。前兩年我還在抱怨這是一個人人都想當作者，但卻找不到一個讀者的年代；幾乎每一個人都在大聲吆喝，可是沒有人想聽也聽不見別人到底在說甚麼。很快地，我們居然就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的妙策。那就是乾脆甚麼都不講，集中精力地吆喝；你不必知道我想說的內容（因為我可能根本沒有內容），你只需要聽到我那一聲嘶吼就夠了（因為被人聽到才是我心所求）。
例如微博，本來是一群朋友圈子裏八卦信息表白感受的玩意。到了伊朗人手中，它才發揮出流通新聞鼓動革命的潛能。最後我們中國人將它發揚光大，變成一個網絡版的「我要成名」。原本那麼平民化的交流工具，微博服務供應商卻想出了「名人認證」這一招，點將般地點出一列最值得大家關注的微博明星。原來的重點是用一百四十字短快紀錄自己最想說的話，現在的目的卻是比較誰的「被關注度」最高。
我只用一個推特戶口，而且荒廢良久（雖然新浪等網站主動幫我開了戶，還自動創造了幾則留言），是因為我不想那麼快速地說話，那麼迅捷地反應。但是我發現很多人都能適應這種節奏與密度，並且總有話要說，從早到晚地說。漸漸地，有些人掌握到了規律，用寫標題的方式來寫微博，語不驚人誓不罷休，這樣便能吸引更多的粉絲，拉高自己的「被關注度」，終於成了一把十五分鐘的名。
然而，成名真有那麼美好嗎？被關注真有那麼重要嗎？或許是我老土，我總覺得被人關注是一回事，被人關注之後要幹甚麼是另一回事。我佩服一些朋友，他們真能在微博上提供重要的消息，真能用最短小的空間寫出幾行發人深省的金玉良言。可是我也遇到過一些名人，和他參加論壇做電視節目，事前他預告自己的觀點是「中國人不容許猖狂的美軍來黃海演習」。節目開始之後，他果然就說「中國人絕對不能容許美軍開到黃海來撒野」。然後呢？我們期盼他的進一步發揮，等待他的獨到見解。然後就沒有了，他說完了。我想我總算明白了，他不是來討論國際局勢的，他是在寫微博；他有的不是觀點，而是標題。假如這場論壇上網，標題也許可以叫做「 XXX叫板美軍：誰來我滅誰」。
2010年7月16日星期五
梁文道：何以解憂？（喝還是不喝，這是個問題二之二）
【飲食男女】最近讀社會史家 Wolfgaug Schivelbusch的《Tastes of Paradise
不只恩格斯，幾乎十九世紀所有同情工人追求正義的左派思想家和社會主義運動領袖都很關心酗酒的問題。工人為何老愛泡吧？而且一泡就醉？用屁股想都知道理由是他們日常工作的壓力太大。畢竟那是十九世紀，傳說中歐洲工人階級最被奴役，工廠管理最沒有人性的時代（所以也是各種左派思潮誕生的年代）。每天在工廠車間裏頭出賣勞力，流血流汗，然後拖着空虛的大腦與疲痛的軀幹爬到床上，等待同樣的經歷在第二天黎明的到來，你以為這些工人還能期待甚麼高雅有營養的娛樂呢？正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要用毡酒加啤酒先把自己灌成爛泥，他們才能鐵下心腸回到工廠。
如果說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那麼酒精便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意志大麻了；除了叫你舒服，它沒有任何好處。這種舒服就像打了麻醉藥一樣，能夠掩蓋你日常的苦楚，失去改變現狀的動力。難怪當時奧地利的社會主義領袖艾德勒（ Vikter Adler）要鼓吹禁酒了，他告訴同志：「我們不要舒服；事實上，我們的整個事業都將得益於更多不舒服的感覺」。不喝酒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會忘記自身處境的艱困，而且還能頭腦冷靜紀律嚴明，打造出一群鐵血革命軍。
可是也有一些高瞻遠矚的同志看出了喝酒的好處，比方說著名的「第二國際」領袖考茨基（ Karl Kautsky），他並不贊成禁酒，因為「對無產階級來說，禁酒意味着避開了一切社交聚會；他沒有沙龍，也沒有接待朋友和同伴的小館。如果他希望和同伴們聚在一塊，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事情，他就一定得去酒吧。中產階級政治能夠沒有這種酒吧聚會，無產階級可不行」。也就是說大至搞革命小至搞請願，工人們必須得自己先團結起來。而酒吧正是他們互相認識彼此熟悉，進而討論正事形成階段認同的天然場所。
為了喝酒不喝酒的問題，這幫大人物這麼煞有介事地談了半天，現在看起來似乎十分可笑。但這場辯論不只點出了當年工人階級酗酒情況之嚴重，還牽涉到一個社會運動的本質矛盾，那就是集體麻醉與凝聚團結的兩難了。好比宗教，有人說它會使人忘卻現世之痛苦，寄情於來生之解脫；但歷史上也不乏宗教令人團結，生出社區集體力量去對抗強權的例子。又好比足球，曾經有社會學家指出從前南美洲的軍人獨裁政權能夠撐得那麼久，全靠人民都成了球迷，關心國家隊在世界盃上的失利多於關心自己人權的損害；可另一方面，巴塞隆拿的球迷也曾團結在魯營球場的看台之上，每周定期唱起挑戰佛朗哥元帥的戰歌。
假如我是郭台銘，也許我會在富士康的工廠園區裏頭開幾家酒吧，一到周末便大開啤酒派對，同時轉播意甲英甲英超聯，好疏解工人們的情緒和孤離。不過，假如我真的是郭台銘，也許我會擔心足球加啤酒就是工人大罷工的溫床。。
梁文道：迷信足球
【am730-觀念】1937年，巴西名門球隊達伽馬的主場被一個敵隊球迷下咒，他埋下一隻縫住了咀巴的癩蝦蟆，並且咀咒未來十二年之內達伽馬都不會得到巴西冠軍。果然，達伽馬就這樣倒霉了十二年。我有一群朋友是英超利物浦的死忠粉絲，他們曾經一起租下某間酒店的房間，避開家小，共同觀看一場重要比賽。在利物浦打贏那一場之後，每逢關鍵時刻，他們就一定要湊足人數去租回同一間房。其中一個告訴我：「呢間房老嚟」；看來，他們真心相信一支英格蘭球隊的表現，全繫於幾個香港球迷有沒有租對酒店。
我們之所以迷信，和我們熱愛足球的理由完全是同一回事，那就是足球的不確定。
不是球迷的人往往很難理解足球到底好看在甚麼地方。比起籃球、排球、網球和乒乓球，足球的比分實在太小，入球也實在太過困難，九十分鐘下來，勝負常常決定於一兩球之間。但是球迷們都曉得這正正是足球的魅力。我知道有些人只愛看體育新聞裡的精華剪輯，看看那些球怎樣被人攻進龍門。對真正的球迷來說，這無異於放著一套好端端的武打片不瞧，也不管正邪盤腸大戰的整個過程，卻只盯住壞人被打倒在地上的那最後一聲慘叫。甚麼叫做足球比賽的「精華」？且想像把幾十部武俠片的結局剪接成一部電影，由頭到尾就是一幫面容扭曲的惡棍不斷地吐血呻吟，「啊」來「啊」去；你說，這能好看嗎？不管怎樣，你就是不能拿籃球和足球比較，至少NBA的進球精華是可觀的，因為那些進球片段幾乎就是籃球的一切；足球則不。
我們可以說NBA就像徐克拍的《黃飛鴻》，沒有人會一擊致死，雙方總得你中我一腿，我還你一拳，指掌翻飛，血花四濺，最後以累積點數的傷勢來決斷大局。世界盃則像是黑澤明的《用心棒》，二人默默對峙，周圍的空氣繃緊得連飛鳥都穿不過去，然後，刷一道白光，其中一人的胸口忽地爆出一大篷鮮血；一劍，生死就只在這一劍。只不過你必須想像一場球賽是那放大了拖慢了的對峙，一分鐘成了九十分鐘，你能感受到那九十分鐘裡的劍拔弩張嗎？這九十分鐘可以發生的意外確實太多，或許是陽光出現得太過突然，眼睛還來不及適應，又或許是氣溫微升，手心的汗水潤濕了指掌，使你拔劍一刻不慎滑了半分。所以球場上從來沒有強者必勝的道理，中國隊能夠意外地擊潰法國，荷蘭也能在下風處因為一記烏龍逆轉勝巴西。每一個致命的進球都來得如此困難，每一個小小的疏忽與意外都來得如此致命。足球是種容不得絲毫錯誤的競賽，最強大的高手也會喪命在最低級的閃光。迷信和種種荒誕的陰謀怪論，因此都是自然的，甚且必須。足球太複雜也太講機遇，它的形勢變化足以推翻一切常理。如果不是命運，我們又該如何解釋荷蘭永遠只能拿第二？如果沒有陰謀，巴西又怎能臨場失準輸給了法國呢？
球員半跪場邊，在胸前迅速劃了一個十字，然後用指尖親吻草地。接著他起身奔向不可測的終局，只能相信自己已被球場祝福。
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
梁文道：比利不敗
【am730-觀念】迷信是足球的一部分。球員年代的馬勒當拿總在開賽前一個半小時抵達球場，因為他年輕時曾經試過一次大勝，而那一回他正好是在球賽開始前整整一個半小時到達更衣室的。德國教練路維以超卓的服裝品味聞名，但自從世界盃打到了淘汰賽的階段，他就只穿了一件藍色的毛衣，場場如是，因為他相信那是一件會帶來勝利的幸運毛衣，甚至連洗都不敢洗，哪怕它早已被污水浸透。
最大的迷信莫過於種種預測與魔咒，比方說比利的烏鴉咀。退休之前，比利是戰無不勝的巨星；退休以後，他還是戰無不勝的巨星。凡是被他看好的球隊，莫不落敗，百發百中，從不落空。
這一屆世界盃，他覺得巴西、德國、阿根廷與西班牙都很有希望。此言一出，哀鴻遍野，這四個國家有報紙在頭版譴責比利，叫他壽而知辱早早收山。不過這一回比利遇上對手了，德國水族裡的鱆魚保羅終於打破了他的不敗金口，令他的逆向預言失效。自從開賽以來，保羅預測了八場球賽的賽果，八測八中，就連德國輸給塞爾維亞這麼冷門的結局都被它「說」中。難怪它一時間聲名鵲起，成為無數球迷和賭徒心目中的至聖大神。比利看好西班牙，依據規律，西班牙應該必敗無疑；保羅看好西班牙，依據往績，西班牙應該順利奪冠。他倆之間的比試遂成就了一次決賽之外的決賽，足球場外的競逐，受矚目的程度並不亞於真正的世界盃總決賽。終於，保羅的神算擊退了比利的魔咒，是本屆世界盃留下的經典迷信。
迷信之所以為迷信，就在於它的不合邏輯。就拿保羅來說吧，大家都說它的預測奇準無比；然而，它真的預測了甚麼嗎？首先，當我們說一個人在預測一樣東西的時候，必須先得預設那個人知道自己正在預測甚麼。假如他只是隨便做出一個行動說出一個字眼，但卻完全不曉得原來我們把他的言行，視作某項預測之結果的話，那就不能算是「他的預測」了。同樣地，保羅也不曉得它自然在幹甚麼。它不知道那兩個箱子上的圖案是國旗(如果它注意到那些圖案的話)，不知道國旗原來代表了兩個國家的足球隊，更不知道它爬進一個箱子，就是那個箱子所代表的足球隊要贏的意思。換句話說，保羅從頭到尾就沒有預測過任何一場球場；它只不過是在挑一個箱子來爬而已。是我們人類把這個過程理解為預測，是我們人類在它鑽箱子的動作與足球賽的賽果之間建構出一套對應關係。
除非你堅持鱆魚的智力足以理解國旗、球賽和預測這一堆複雜的概念，否則我們只能夠說保羅的「預測」其實只是我們一廂情願的投射罷了。那麼，我的結論是不是要打倒迷信呢？不，我的結論是比利並沒有輸掉這場比賽，因為他的對手根本不算是一個合格的對手。比利猜錯了，但他只會輸給他自己。比利始終是無敵的，沒有人(也沒有任何鱆魚)可以戰勝他。比利萬歲！
2010年7月13日星期二
不因被封殺而自我審查 梁文道致力當公共知識分子
梁文道在香港接受本報長途電話訪問時，暢談他心中「知道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分別；作為媒體人，他也協助推動文化活動，從事民間辦學，為了理想，他不怕被封殺。
梁文道：世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理想犧牲。
梁文道簡介
梁文道，1970年生於香港，少年長於台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1988年開始撰寫藝評、文化及時事評論，並曾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
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現為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主持人，鳳凰衛視評論員，中國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多家報刊雜誌專欄作家。在中國大陸出版文集包括《常識》、《我執》、《我讀》、《噪音太多》、《讀者》等。 一般新加坡人對梁文道也許不太熟悉。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梁文道是個響噹噹的名字。
梁文道「身份」複雜，簡單的說，他是媒體人、香港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在香港、中國等多家報章雜誌寫專欄。1999年開始，梁文道擔任 竇文濤主持的鳳凰衛視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常任嘉賓，由於見解獨到，話題海闊天空，這10年來，梁文道和「鏘鏘三人行」一起紅透中國。他近期主持的《開 卷八分鐘》也很受注目，每一期在八分鐘內介紹一本好書，將書的內容，所要傳達的訊息滔滔不絕的與觀眾分享。
知道分子獎頒給一個新群體
長途電話打到香港去，話筒傳來梁文道的談話條理分明，像他的文章與電視上的談話。
梁文道說，他從小喜歡哲學，學的是西方哲學。哲學訓練使他總是希望能夠把事情講得很清晰、有結構，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想法展現出來。
2003年開始，梁文道陸續發表不少時事評論文章，還在中國報刊雜誌包括《南方週末》及《南方都市報》等影響力不小的報紙雜誌，寫一系列政治及時事評論，以「時事評論者」的身份在中國引起廣泛注目。近年來，他經常同時在10個不同的專欄發表他對不同領域和事件的看法。
中國《新週刊》雜誌自2003年開始，每年頒發一次年度「知道分子」獎，2009年度得主為梁文道。過去《新週刊》先後評出的「知道分 子」獎項得主分別有中國學術界名人王魯湘，曾經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分析評論戰事的張召忠，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鳳凰衛視節目《有報天天讀》的楊錦麟及《時事 開講》主持曹景行。
談到「知道分子」獎，梁文道說：「與其說『知道分子』這個獎是頒給我的，不如說，《新週刊》是將這個獎頒給當前的一個新『群體』，這個群體是近七八年來，在中國湧現的一群經常在媒體發表時事評論文章的時評者。」
梁文道說，過去中國一直都有時事評論，但1949年以後，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了時事評論，有的只是社論，但是，在中國，社論和時評是不同的東西，社論是官方傳達的訊息，時事評論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兩者在特質上完全不同。
梁文道說：「我開始寫時評的這八九年來，中國報紙雜誌的時事評論版正開始復興，報紙提供言論平台，讓評論作者發表時事評論文章，漸漸的形成一群寫時評的作者群。」
他說，在過去，因為王朔寫過一篇《知道分子》的文章，諷刺那些「抄慣了別人的宏論」的學者，「知道分子」一度是帶貶意的。但《新週刊》 頒發「知道分子」獎卻是有意改變人們對「知道分子」這四個字的看法，《新週刊》定義的「知道分子」是一群學識淵博，而且經常發表言論的群體。
雖然獲得的是「知道分子」獎，梁文道卻說，其實他最在意的身份是「公共知識分子」。這些年來，他也一直努力朝公共知識分子這條路走去。
在梁文道看來，公共知識分子代表著更具理想的一群，他們最大的特質是有擔當，關心社會正義，他們願意以學識去思考及應對社會發生的問題，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的力量，多了一份社會角色的認知。
為理想不怕被封殺
長期以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自勉的梁文道透露，最近有消息說，他已開始被廣東省宣傳部「封殺」，這個消息目前也已在網上傳開。
梁文道說：「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國一家雜誌《時代週報》，文章談的是香港的政改問題，封殺消息傳出之後，有些人，包括網民認為是這篇文章引起的，但後來我知道並不只是因為這篇文章。至於具體原因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梁文道更具體的說，所謂「封殺」是指不刊登被封殺者的稿件，不讓被封殺者在媒體亮相，更不允許媒體採訪他。
梁文道說，多年來對於社會公共事物，他一向來都不迴避，今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要求，將象徵八九民運精神的民主女神像，永久擺放在校園，但遭到校方拒諸門外，引起中文大學校內外強烈反響。他作為中大校友，也為了民主女神像這一事件在中大發表談話。
梁文道說，「封殺」對他來說已不是新鮮事，他過去也有過幾次被封殺的經驗，例如劉曉波事件的時候，由於他是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簽署人，簽署憲章初期，一些中國媒體曾停止刊登他的稿件一段時間。
梁文道別有深意的說：「有些人被封殺了，也許會開始自我審查，但我不會。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理想犧牲一些東西，甚至犧牲一切。」
寫作經驗訓練說話方式
熟悉梁文道的人知道，他知識面廣，眼界開闊，讀過他的文章或是看過他的節目的讀者或觀眾，會發覺他從文史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都能談得頭頭是道。也有人認為，梁文道之所以盛名遠播，主要還是因為電視節目。
梁文道並不否認，作為電視人，很多人都是通過鳳凰衛視的電視節目認識他，電視人的身份使到他的名氣更大。
他說：「比較起作家，電視人的曝光率確實更高，讓觀眾關注的記憶也更為立體。」 但梁文道也說，早年寫作上的訓練，對他日後成為電視人起很大的幫助。
梁文道說：「我很早就開始發表文章，17歲便在香港《信報》寫戲劇評論，寫作的時間比做電視的時間長很多。在做電視節目之前，我其實已 經寫了十年稿，很早就習慣寫作的思考方式，作為電視人，我只是把腦子帶到電視，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我做節目可以不必事先預備好稿子，鏡頭一開就 能說話。」
創辦牛棚書院與《讀書好》
梁文道這些年來也不斷致力於推動、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並曾經從事民間辦學。「牛棚書院院長」是梁文道的另一個身份象徵，他 曾經與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創辦牛棚書院，書院除了開辦文化藝術及哲學課程之外，也關注學員的言行，給予他們引導與啟發。由於院址設立在殖民時期用來宰牛的地 方，因此稱為「牛棚書院」。期間定期出版及免費贈閱《E+E》雜誌，創刊宗旨是希望發展出一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精神空間，《E+E》雜誌之後，梁文道又 於2007創辦讀書雜誌《讀書好》，同樣免費發放，目前發行量達7萬冊。
牛棚書院既是學府，也被香港人認為是文化創意領域。梁文道說，以牛棚書院命名，除了因為書院過去的確是「牛棚」，二是他喜歡牛棚這兩 個字，因為牛棚有象徵性意義，叫人聯想到六七十年代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由於對於「牛棚」這兩個字有種特別的感覺，梁文道有個專欄就叫「牛棚讀書記」。
梁文道說，當年創辦牛棚書院的目的，是希望書院能成為一個讀書、學習、交流，議論時事、影響社會的場所。但由於堅持自己的理想，不願 意找商家贊助，時日一久，牛棚書院入不敷出，終於因為經費原因，無法持續經營下去。2005年，牛棚書院終於宣告停業。梁文道說，叫他欣慰的是，「牛棚」 前後也培養了一些人才，例如目前在香港文化界十分活躍的陳景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再寫一本類似《我執》的書
2009年是梁文道的「出版年」，他一口氣在中國連續推出《常識》、《噪音太多》、《我執》、《我讀》、《讀者》等書，其中《常識》評 點時事，在中國熱賣。《我執》結集專欄《秘學筆記》的散文，內容為梁文道對生命、愛情、死亡等人類永恆主題的感悟，被認為是梁文道作品中，最私密、感性、 細膩的作品。
梁文道說，接下來打算再寫一本類似《我執》的書。在《我執》中有這麼一段話，或者可以從中瞭解梁文道多一點：
那時剛上大學，住在宿舍裡頭，不用嚴格按照時間表做人，也不用理會家人的臉色，喜歡睡到多晚就是多晚。於是我幾乎放棄了所有中午以前的 課程，別人的午飯就是我的早飯。黃昏之後，我泡圖書館，直到閉館，再去無謂地遊蕩、瞎聊。凌晨兩點，同學們都去睡了，我才繼續讀書，就著燈。
熬夜不是出於苦工，而是為了自由的滋味。
2010年7月11日星期日
梁文道：足球需要團隊，而非集體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初它是匹神秘的黑馬，最後它卻成了被人嘲諷的陪跑份子，這支北韓隊在世界盃決賽週的命運也未免起落得太厲害了。就在葡萄牙以七比零的差距擊敗北韓的那天晚上，被認為是中國頭號「朝粉」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雖然孔教授拒絕「朝粉」這個稱號）很憤慨地發表了一篇博客，指摘大家老把政治和足球混為一談的不是，堅持北韓之敗只是敗在戰術錯誤，與政治完全無關。
他說得對，北韓的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戰術錯誤，對着世界排名第三的葡萄牙，它竟然敢打一場開放的進攻足球。被人連灌兩球之後，它不只不鞏固後防，反而急着進球，於是形成了更大的漏洞，最後血流不止，結局悽慘。
然而，這個錯誤是怎樣造成的呢？為甚麼北韓隊會放棄首場對付巴西時的保守打法，轉採有前無後的攻勢戰術呢？後來，我們才曉得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背後的眼睛。在第一場賽事裏面，北韓竟然能在足球王國身上取得入球，於是親愛的領導人信心大增，破天荒地批准現場直播，好讓北韓全國人民目睹祖國的驕傲。既有家中父老盯着瞧，北韓隊就不好意思龜縮了；再加上之前嚐到了小甜頭，這一回他們焉能不入虎穴？簡單地說，北韓確實輸在錯誤的戰術選擇，可是這個選擇的理由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換了第二個國家，每場球賽天天直播有如家常便飯，領導人和鄉親也不會不知深淺地把寶全都押在你身上，這種慘劇還會這麼容易發生嗎？換了第二支隊伍，每個球員都曉得天地之大，都明白國際一線球隊的真實水平，他們還會如此盲目地高估自己的能耐嗎？
最讓人意外的，是這支北韓隊的意志原來居然很脆弱；被人踢進兩球之後，後防潰散得比其他任何一支球隊還快。最後一場對着科特迪瓦，它甚至連隊形都保持不住，人人各自為政，防守線的漏洞就像窗花一樣，處處留空。為甚麼一個以精神意志見稱，以集體主義聞名的國家會出了這麼一支精神渙散陣式鬆散的球隊？北韓有本事叫十幾萬人演一齣精準如機器的《阿里郎》，卻不能讓十一個人互相配合彼此補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反觀它在政治上的死敵美國，不僅能在落後兩球的局勢下力挽狂瀾，還差點反敗為勝；甚至越打越緊密，完全展現出了團體運動的風格。美國難道不是一個標榜個人，散漫虛無的國度嗎？
最近讀高立的《跟着足球學通說》，才知道足球史上有「共產謎團」一說。所謂「共產謎團」，指的是冷戰時期共產陣營在各項運動上皆有出色表現，唯獨足球總是不能攀至頂峯。雖然蘇聯在 1960年曾經拿過歐洲國家盃冠軍，可當年西歐列強紛紛缺席，所以這個冠軍的成色未免不足。而且「更有趣的是，東歐集團最接近世界盃冠軍的球隊，都是出自若即若離的邊緣地帶，例如五十年代幾乎脫離華沙公約的匈牙利（蘇聯進兵匈牙利後，一眾球星離國，強盛的匈牙利從此衰落）、六十年代『布拉格之春』前後的捷克、七十年代團結工會開始崛起的波蘭」。更不用說最遠離蘇聯，相對獨立比較開放的南斯拉夫了。至於最緊跟老大哥路線的東德，它在多種單人運動上都能橫掃全歐；反而足球硬是比不上西德。這個謎團真的只是巧合？
恐怕不是。高立指出了足球這種運動的特點是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九十分鐘除了中場就幾不停頓。在教練不能時時下達指令的情況底下，規規矩矩，不懂得靈活變通的球員根本不可能打得太好。也許這就是「共產謎團」的答案了。
我們還可以深入下去，把一般人所說的「團隊」分成兩類；一類是機械的服從的，另一類則是有機的自發的；前者的基礎在於命令，後者的基礎在於合作。靠領導命令來運轉的團隊可以形成幾萬人一浪接一浪的人浪大會操，其動作絲毫不亂，宛如一體。可惜的是，足球畢竟不是萬人操，光靠服從和紀律是絕對撐不起一支好球隊的。
德國的麥士．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圖馬塞羅（ Michael Tomasello）在《我們為甚麼合作》（ Why We Cooperate）裏面把合作視為人類所有社會機制的基礎。他所說的合作細微而日常，從一個人為另一個雙手捧着東西的陌生人開門，到一輛車停在路上好讓行人穿越馬路，全是人類互動合作的好例子。這些行為都沒有及時利己的好處，也都沒有老大哥和任何更高權威的臨場指揮，可是人們照做不誤，而且還預期他人也會如此對己。一個社群的成員如果長期習慣並且善於這種互動，就算少了剛性的律則與領導的指示，他們也能在某些特殊情況底下隨機應變，合作互助。比方說天災來臨，他們可以迅速進入狀況，瞭解彼此長短，然後形成一套亂中有序的分工流程，該搬石頭的搬石頭，該跑腿的跑腿，不必亂做一團等人打救。
足球隊正是這種團隊的典型。圖馬塞羅指出所有的「社會遊戲」都要求參與者具備「角色中立」的能力。例如足球，一個人當前鋒但不必把自己的功能鎖死在前鋒的角色，一旦情勢需要，他必須立刻擔當起後防的任務；反之亦然。角色是存在的，可是我不必把自己限制在任何一個角色裏面。而「角色中立」則有賴於每一個隊員都有獨立判斷的腦袋，都有微調教練指令的自由和勇氣。球場上的變化無窮無盡，再周詳的部署也無法預估一切意外。球員們必須自己應變，而且衷誠合作。
可是，一個斬斷了所有人的橫向聯繫，只保留縱向階層關係的社會有可能孕育得出這種自發的合作嗎？更大的問題是合作不能沒有互信。一個球員有時候會故意漏掉一個經過腳下的球，因為他確信後頭還有另一個隊友，而他的機會要比自己更好。正如一個老人不怕自己過馬路，因為他相信每一個駕駛者都會當心在意。假如這個社會人人互相監視，每天都得提心吊膽地提防他人，合作又該從何說起呢？前東德的情報機關「史塔西」可以把五十分之一的國民發展成線人，不過他們就是不能在綠茵場上擊敗西德。
所以我們不該問為甚麼崇尚集體主義控制對外交流的北韓會打不出球場上的團體戰；因為一個凡事依靠上級指示，把個人消融在集體之中的國家恰恰是不可能踢好足球的。
2010年7月10日星期六
梁文道：婚姻的前提並非愛情
梁文道 1970年生於香港。現為鳳凰衛視評論員，為《南方週末》及《南方都市報》等中國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多份報刊雜誌專欄作家。
梁文道每天只睡五個小時，他做作家，做主持人，做牛棚書院的院長，做《讀書好》的主編。除了工作，他幾乎把全部時間花在看書上，不過，他對於人類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三大主題之一——愛情並沒有太多關注，相對愛情來說，他更關注的是死亡。
但是，這並不代表他不懂得愛情，恰恰是因為太懂得，所以不太可能擁有，不太可能遇見跟他一樣懂得愛的人。
婚姻亦如是。面對浮躁社會千奇百怪的婚戀觀，梁文道皆以客觀平和的態度來看待。最後，這位已近40歲的男人告訴我們，他現在最想過的，是出家人的生活。
我們對「富二代」有太多假設
《小康》：你在《我執》中寫了這樣一句話：「愛情乃世間唯一變幻不定本質永遠空洞的事物」，愛情變幻不定？我一直以為愛情是永恆的，人才是變幻的。
梁文道：愛情離不開人嘛。人是變幻不定的，那是當然的。我只是說愛情是所有人際關係中，最模糊、最變幻莫測的。
《小康》：那愛情與婚姻是什麼關係？
梁文道：在我看，沒什麼關係。就像我們注意到現在很多調查說，很多女大學生渴望嫁給「富二代」。或許，她們考慮的已經不是我愛不愛這個人，考慮的可能是生活條件、是對自己未來生活的一個投資。我們大家都覺得這個說法好墮落，但至少說明一點，婚姻本就不會跟愛情有一種必然的、邏輯上的關係。
以往我們覺得婚姻必然是愛情的結果，婚姻的前提是要有愛情做它的必要條件跟充分條件。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小康》：你單指國內嗎？
梁文道：西方有另一種問題。在我看，西方世界最保守的國家恐怕是美國，他們秉持基督教道德觀，可那麼保守的國家，離婚率竟然也接近40%多，就是說每10對新婚夫婦，將來會有4對離婚。
在他們中，雖然每個結婚的人一開始都希望白頭偕老，一生一世，他們也堅信婚姻有某種誓盟的效果，是一個社會契約，這個契約不能輕易被毀壞，但為何仍有如此多的人最終選擇分開？
原因是，西方很多人崇拜童話般的浪漫婚姻，而這種浪漫是要有愛情打底的。可問題也就在此——現代愛情講究自由意志，就是說它必須忠於自己的感覺。當愛情變質了，婚姻自然就要解約。
《小康》：有人說，現在的婚姻關係變得混亂了。越來越多的未婚先孕、同性戀者的形式婚姻。這種婚姻關係會形成正常的家庭嗎？
梁文道：沒有不正常，所謂不正常是因為評論者會先堅持一個「正常」的想法，會以自己的意志出發，說單親家庭的孩子、未婚媽媽的孩子、雙親是同性戀的孩子，長大會不健康，會受人歧視。但這並不是這些爸爸媽媽和孩子的錯，而是歧視他們的人的錯。所以，我們應該努力去做的事兒，不是逼迫大家不能未婚生子，不能離婚變成單親家庭，而是應該想辦法讓這個社會儘量去協助那些未婚生子，單親家庭長大的孩子，讓這些小孩在起步點上跟其他孩子一樣。
《小康》：有種現象，現在有很多「富二代」徵婚會，這個群體反倒比普通白領更急於找個伴侶。按說他們條件挺優越，何必急？
梁文道：我們對「富二代」有太多假設，假設他這個不缺、那個不缺，但這些假設很可能只是一個誤會。他們很可能稀缺機會。在他們生活的環境裡，不一定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另外，所謂徵婚是什麼？徵婚就是把一些潛在的婚姻對象化為一連串客觀指標。這與生活中自然而然的戀愛不同，真實生活中你認識一個人戀愛結婚，你是在跟一個活人活生生地接觸，你認識他的優點缺點，你同時認識他超出優點缺點外，不可名狀不可歸類的東西。
我覺得與其問「富二代」為何要去徵婚，倒不如說徵婚這種形式意味著什麼？它其實更像一個市場交易。就像阿里巴巴一樣，買家賣家互看條件。所以說，不應該一味去說那些女孩一心想嫁「富二代」是看中對方的客觀條件，反過來，「富二代」通過徵婚，找的也是「某種客觀條件」。
《小康》：那就先相親，再相愛。
梁文道：不一定相愛。在我看，相親最原始的標準，是去考慮兩個動物個體的交配能不能產生美好的下一代，就是看雙方的條件。
《小康》：但愛情不是每個普通人都本能需要的東西嗎？人會為「客觀條件」放棄對愛情的追求？
梁文道：所以，才有人不在婚姻內尋找愛情的美好。
剩女這個說法帶有歧視意味
《小康》：除了「富二代」的愛情，現代人尤其關心「剩女剩男群」？
梁文道：剩男剩女不一定是沒有愛情的，他們可能有愛情，只不過不願意結婚。
《小康》：剩女現在已不單是個人選擇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梁文道：我覺得，這所謂的剩女現象，命名本身就有問題。「剩下」的意思如同暗示她們是被選擇、被選剩的。我不太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有些女人並非被動，而是主動選擇不結婚。
所以不該叫剩女剩男，而是說不婚與晚婚。這其中，可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在。
《小康》：但現在很多剩女其實內心是十分渴望婚姻的。她們很害怕到了一定的年齡，沒有人選擇她們，她們只能成為「被選擇」的一方。
梁文道：我覺得，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結到婚的，這不是太難。你可以說她們標準定出來後沒有找到符合條件的。也或者，她們遇到一些人後，會不斷權衡、心情忐忑。但這其實仍是她們主觀的考量多於她們被選剩。
婚姻並非一種必然的選擇
《小康》：你提到了女性「主觀的考量」。有種說法，時代改變了，女性的要求越來越高？
梁文道：不是說時代改變，人心不古，女孩子要求高了。無論任何時代，家庭生活必然會包括一連串的物質條件，希望有個房子就是很正常的事兒。而今天，對一個理想家庭生活的這些物質想像，滿足起來並非那麼容易。
《小康》：但不能因此我們就放棄婚姻吧？
梁文道：為什麼一定不能？婚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並非是一個那麼穩定、必然的事情。至少我沒看出，存在著人們不能不結婚的理由。這就如同家庭的形式也在不斷變化。現在世界上越來越多單親家庭，以前我們一樣很難想像。
《小康》：但至少人們還會被上一代約束著吧？長輩會不斷催婚。
梁文道：我懷疑這個約束力也越來越低了。現在大部分人都跟父母分開住。大部分人離開老家到了第二個城市居住，上一代的這種約束感、壓迫感就變得沒有那麼直接，沒有那麼日常。
《小康》：從你的角度，你覺得理想中的伴侶有些什麼條件？
梁文道：我不喜歡「條件說」。尤其是愛情的「條件說」，這等同於你腦子裡先想好一些條條框框，然後在世間尋找。當你覺得你所列出的條件全部滿足，或者滿足了八成，愛情就會自動發生。在我看，這很荒謬。
試試看，你列出20個條件，再根據這些條件找到一個人。可很多時候，你跟這個人相處後會發現，他其實有很多你原來沒有設想到的毛病和問題。這些問題和毛病甚至會抵消掉那20個條件的吸引力。就像你理想條件可能要找一個非常上進的人，結果你找到了，可你發現他的上進竟然是他的一個缺點——他太上進了，所以根本沒空管家，沒空管你。
愛情有太多意外，太多你無法窮盡的東西。這也正是為何很多人最終發現，理想中的對象太難找。或許人們應當明白，理想中的事情在現實中從來不存在，就像符合數學定義的圓形，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最完美的圓規也畫不出。你能畫出的圓，距離完美總有偏差、有距離。
2010年7月9日星期五
梁文道：酒醉金迷英格蘭（喝還是不喝？這是個問題二之一）
【飲食男女】再一次，世界盃賽前被過度高估的英格蘭又要提早收拾包袱回家了。每一回，大家都能為她總結出必敗的理由；可惜每一回大家都會忘記四年前的教訓，然後再度幻想她有奪冠的希望，跟着再度失望。這幾乎成了一條歷史規律，不斷重演。悲劇重演就會變成喜劇；如果它不斷地演，那就是鬧劇了。
最近很紅的《足球經濟學》（ Soccernomics）裏面有一章專門討論這個鬧劇，作者庫珀（ Simon Kuper）和西曼斯基（ Stefan Szymanski）提出了一個十分刺激的觀點，幾近階級歧視。他們認為：「英格蘭的頂尖球員大多來自單一的或不斷縮小的社會群體：傳統的工人階級。職業足球聯賽的大門並不對英國中產階級開放，那也是國家隊落後的原因所在」。為甚麼工人階級出身的球員會踢不好球呢？那是因為他們的生活習慣很不好。兩位作者引述曼聯費格遜的自傳說：「或許從上幾代人開始，飲酒的文化在球員們出身的工人階級家庭中一直流傳下來。……在那個階層，許多人認為如果你在工廠或煤礦從事重活，當然有資格喝幾杯放鬆一下。有些球員似乎立志要將這一輪班制產業工人的思維方式繼續下去。………另一個普遍的觀念是，周六的晚上就是忙碌一周的結束，因此應該喝得爛醉，徹底放鬆」。費爵爺說得是；唔怪之得我們總能看到英超球星喺夜總會劈酒劈到阿媽都唔認得，面紅紅咁攬住幾條女行出嚟鬧記者的照片。
再看這次世界盃，英格蘭教頭卡比路治軍嚴明，不止不准球員喝酒，而且連黃色雜誌都不能帶（更不用提那幫太太團了），結果弄得一幫大帝坐立不安心癢難搔，偷偷透過傳媒撒嬌。疼慣他們的英格蘭球迷當然站在他們那邊：飲杯啤酒天經地義，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你這個意大利佬憑甚麼不許我們工人階級喝酒？於是鐵面卡比路只好網開一面，批准他們喝啤酒，結果一喝就喝出事。勾義嫂當食生菜嘅泰利召集啤酒會議，同班隊友傾密偈，愈傾愈唔妥，最後搞出個陣前公開造反事件。後來的事，已經成為歷史。我們要研究的問題是卡比路這種禁酒派與泰利那種弛禁派究竟誰對誰錯？
這個問題不簡單，因為它曾經是十九世紀末歐洲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大辯論的主題。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
梁文道：盆地的世界
還記得北京奧運會前夕，中外媒體有過一段非常緊張的時刻。透過「Anti-CNN」等網站的努力，許多人第一次看到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報導」。大家平常在國內報刊上，總是讀到不少振奮人心的好消息，從馬德里到新德里，似乎全球媒體都注意到了中國的成就，都要爭說中國人的好話，怎麼到了要主辦奧運會的關鍵時刻，他們卻翻臉不認人，紛紛指責中國這樣不對、那樣不行了呢？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不少人非常憤怒，頗感裡頭埋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
這多少是個誤會。熟悉外媒的朋友都曉得，那些「負面報導」其實一向都有，儘管這段期間確實也多了一點；但是你絕不可把它理解為有與無的區別，而該視之為由少漸多的過程。所以大家當時該問的問題，不是「為什麼老外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態度變化」，而是「為什麼他們會增加了『負面報導』的篇幅」。問題不同，答案和反應也就不一樣，而這兩者的分別可不是不重要的。
世界是一種感覺，它的界限決定於你所知的範圍。假設你一直活在一個內陸的盆地，不只從來沒有離開過它，甚至不知四周群山之外更有其他天地，你肯定會被一個外來的陌生人的證言嚇著；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種叫作沙漠的東西嗎？原來陸地的邊界是無垠的大水？再讓我們假設，你雖不曾遠遊他鄉，卻清楚瞭解山外有山，河的下游是海洋，那麼，你所知道的世界肯定會比這個盆地大上許多吧？你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肯定也會有了不同的自覺與認知。
同樣地，我們也能用這個盆地隱喻看待互聯網時代的世界。理論上，互聯網講究信息自由，無遠弗界，沒有任何一個網民是孤島。可事實上，我們都曉得每一個人都會因應自己的喜好，形成一套自己的上網慣性；除了少數人有不斷衝浪、不斷闖入新世界的嗜好，大多數人都只會來來去去光顧幾種固定的網站和網絡服務，如同長年住在一個盆地裡面。然而，只要我們知道這是一塊盆地，知道盆地之外別有天地，那麼我們的世界觀就不至於會出太大的問題。
我們如何在互聯網的盆地裡得知世界的存在呢？主要就靠搜索了。目前全世界有幾個國家特別重視網絡搜尋的審查，其方式和嚴格程度決定了盆地居民世界觀的樣貌。舉個例子，同樣是審查，監控部分網頁的進入與過濾搜尋的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前者使你知道這個世上有些東西是存在的，只不過你不能具體掌握它們究竟是什麼，好比一個盆地居民從未見過大海但起碼知道什麼叫海；後者則乾脆不讓你知道哪些東西是出現過的，它們徹底消失在你的視域外，讓你連海都沒聽說過。
世界是一種感覺，因此它在客觀的信息之外，還涉及了更細膩的某些主觀感受。譬如說，長期使用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 這些網站的人，都不可能百無聊賴到老是泡在自己看不懂的外語裡頭；可是當他們在用自己的母語歡快交流時，會模糊地意識到這只是人類社會的語種之一，在我們的圈子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圈子，因為偶爾會有些信息穿越了這些圈子的邊際。例如一條短片，你發現它是西班牙文的搞笑新聞，它既然得到世界各地網民的熱捧，於是你也不妨八卦一下，順便看看片子下方各種陌生語種的反饋與留言。看不懂不要緊，起碼這一刻你感覺到自己正與世界同樂；我們雖不能體會它的全部內容，可是我們又能神奇地與陌生人達致一剎那的交流。
當然啦，你也可以上「優酷」，中國版的Youtube。裡頭一樣有很多國外熱播的視頻，只不過它要靠一群有心的網絡「搬運工」轉接上載；你不曉得他們的搬運是否及時，也不曉得他們搬運的標準是什麼。更重要的是，你不能看到世界上其他人的反應，不能自己隨意瀏覽、發掘那些仍未被「搬運工」注意到的東西，不能感到那種普世跨國的分享快感。也就是說，就算你在「優酷」欣賞到了一條據說連外國人也十分喜歡的短片，可是背後那個模模糊糊但又確實存在的叫做「世界」的感覺不見了。同樣的短片，同樣的信息，背後的雜音不同，世界也就不再一樣了。
我們不得不承認，就算「百度」「優酷」「開心網」與「新浪微博」的功能再強大，使用者的數量再多，始終還不是一個世界性的平台。你可以關起門來在上面玩得不亦樂乎，甚或期盼它們有朝一日會成為真正全球共享的工具；但是這一刻，你卻失去了世界，那種知覺的背景，以及資訊流動的真正邊界。
如果一個大國，就像一個不知道自己有近視的大個子，人人都怕他，可他看不清其他人一目瞭然的角落與障礙，也看不見人家眼中的神色，為什麼不能跑去配一副度數合宜的眼鏡，看看盆地外頭的世界呢？
2010年7月5日星期一
梁文道：抽象的愛國（下）
【am730-觀念】鄭大世承認自己看韓劇《藍色生死戀》看到痛哭流涕，那是他祖國人民不可能欣賞得到的電視節目。他希望日後能夠轉型走上娛樂界的道路，就像碧咸一樣，甚至娶一個紅遍東亞的Wonder Girls去當老婆；然而朝鮮有誰聽過Wonder Girls的名字呢？
為甚麼偏偏是這樣一個極不朝鮮的日本韓僑會被國歌的樂聲深深打動？為甚麼他那批出生在朝鮮，對朝鮮日常生活有第一手認識的隊友反而要冷靜得多？許多評論在這裡看到的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卻是一個令人激動的奇蹟；他們不覺得鄭大世的「反常」有甚麼好深究的地方，卻把這「反常」當成鄭大世更應該被人讚頌的原因。
換句話說，他們似乎認為，正因為鄭大世沒有任何祖國生活經驗，他的離奇愛國才更叫人感動。
其實，鄭大世的奇特確實是很正常的。身為在日韓僑，他的日本護照將永遠註明「朝鮮」這個籍貫；此「朝鮮」不等於彼「朝鮮」，它指的是整個朝鮮半島。比起韓國，朝鮮更加注重這批日本僑胞的組織和統戰，所以有不少韓僑父母都會把子女送進親朝學校。這些孩子從來不能在認同上徹底融入日本，因為日本不是一個平等看待所有族裔的國家。
在學校裡面，這群住在高度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學生不曉得朝鮮同胞的真實生活情況，他們學到的全是祖國山川之壯美，主體思想之崇高，以及朝鮮版社會主義的偉大。他們對朝鮮的認同是一種純粹大腦的認同，他們對國家的情感也是一種超乎現實的抽象情感。你看鄭大世，他先是申請加入韓國隊被拒，才輾轉進了朝鮮隊，可見他的國家認同與其說是對朝鮮國體的認同，倒不如說是對整個朝鮮民族的認同。他的生活習慣與喜好明明和朝鮮同胞有著巨大的差距，但這卻絲毫影響不了他腦子裡那美好而理想的祖國形象。
這種抽象的愛國並不罕見，從以前的南洋華僑，到現在的第二代海歸，我們都曾經看過太多太多的例子。愈是沒有具體的祖國生存經歷，他們的感情就愈是純淨和強烈。你不能批評它盲目，因為愛國本來就是一種用不著長眼睛的熱情，有時候看得太多反而會摻了雜質。一個女孩美不美，肉眼能辨；一個女孩愛不愛國，就不必雙眼目測了。
2010年7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民主的細節》
【開卷八分鐘】我常常說美國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個擺脫不了的他者，這話怎講呢？就幾乎過去一百年來，有時候當我們覺得西方很進步、很開明、很民主，要好好跟他們學習的時候，我們就把美國當成學習對象。但是當我們需要認為自己的身份也很重要，要建立起自己的尊嚴、自己的模式的時候，我們就把美國當成一個必須排距的某種的認識論上的一個對象。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觀點去看美國，我們都很容易把美國，它的文化、它的政治制度，跟整個國家臉譜化了。它要不是一個很開放、很鮮明、很民主，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要不就是一個萬惡的、虛偽的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者。
那麼無論怎麼去看，我們都容易把民主跟美國先劃上等號，然後再把剛才我們說的那一堆臉譜再劃上一個等號，這麼理解下去，我們不止無法準確的認識美國，甚至還會扭曲了我們對於一個良好運作的民主制度，該有的各種條件的認識。
於是最近有一本書在過去一年出版之後，忽然之間掀起一個熱潮，重印再重印，那麼大出大家的意料，為什麼？因為一開始大家沒想到這本書這麼受歡迎，但是這又是有什麼好意外的呢，因為它的作者是劉瑜。
現在正在英國任教的一個年輕政治學者，一個文筆學問都非常好的一個學者，做事非常認真。那麼今天給大家介紹的就是她這本談美國民主政治的書，叫《民主的細節》。這本書的寫法跟過去幾年我們熟悉的像林達不一樣，林達喜歡寫人物、寫故事。這書寫的非常好看，但是有時候你就會覺得，哎呀，難道美國跟我們的差別，真的是人的差別嗎？像人家華盛頓多偉大，我們就出不了這種人。要不然我們就可能是看薛勇，薛勇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者，但是薛勇的立場跟劉瑜是稍微不同，薛勇是中間靠左，劉瑜則是中間再靠右邊一點點。
那麼無論如何我們就來看看這本《民主的細節》，到底講的是什麼東西，為什麼叫《民主的細節》？就是因為要顛覆，或者是打破我剛才說的關於美國民主認識種種臉譜化的效果，而是仔細的進入這個制度到底是怎麼運作的部分來看。
比如說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她這本書其實都是她在雜誌上的專欄結集，其中一篇文章叫做《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她主要談的是什麼呢？是說到當年的一個新聞事件，2005年12月20號的時候，紐約地鐵的工會叫做地方100就宣佈罷工了，這場罷工很可怕，是當地交通工人25年來第一次罷工，那時候還正好是寒冷的冬天。
整個700萬的，要依賴公共交通的紐約市民上班得靠走路，在大雪之中，你想想看那是多痛苦的經驗。怎麼會把事搞成這樣呢？主要是這個公司跟這個工會成員談養老金的部分，談不攏，然後中間鬧的很厲害。那麼到了後來的紐約市長也發話說不能這麼幹，你們這樣子太過分，最後這個事鬧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紐約人因為受影響，加上輿論，就一直批評這些工人，覺得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傷害了大眾的利益，結果最後雙方回到談判桌，總算有一個妥協方案。
在這件事裡面，劉瑜說這件事看起來跟我們平常所說的美國民主無關，但是我們來看看這句話，她說在整個戲劇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小人物的命運隨意的拍板釘，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決定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必須與工會定期協商，決定合同內容。
市長不能夠隨意下令逮捕誰，只能夠督促法院採取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夠干預州內事務，只能象徵性的表示關注，甚至地方100工會也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他們只是代表工人協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到了最後這個工人也不是能夠決定大局的人，他們恐怕還要看看在這個政治鬥爭的藝術裡面，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輿論民情的傾向會是怎麼樣。
那麼這一段話充分說明的是什麼呢？說明的就是美國這套制度它的運轉，其實是無數的這種小關節，這些小關節各自都有自己的權利，但是這個權利也都非常有限，彼此的配合但是又彼此的制約，沒有任何一個環節，能夠獨斷乾綱的去把整個事情的大局給單獨的定下來。
也就是用我們中國常愛講的話，我們常常說這事誰說了算呢，根據這本書很多文章的累計下，我們可以看到在美國這個情況，就是你沒辦法問這句話，這事誰說了算。為什麼？因為很多事都是誰說了都算，也誰都說了不算的，這個就是所謂的一個制衡的問題，所以這就回應到這本書其中的一個主題。
因為它一開始就引述到托克維爾，當年遊歷美國的時候，說美國這種國家搞民主，民主將來發展下去，可能會有一個危險，就變成暴民政治，多數人決定了的事情，大家就必須要跟著走，這可能是很民粹的一個暴民政治。
於是美國的制憲之父就想盡辦法要做的，恰恰就是怎麼樣去限制各種的權利。然後這裡面又讓我們看到，它說到，比如說現在美國有一些問題是怎麼樣上升成為政治跟社會的議題，讓政治人物覺得不能夠不管。
比如說她就拿全球暖化當例子，她就說到其實全球化暖化這個東西，一開始在美國只不過是一個問題，但這個問題並不一定所有人關注。比如說包括小布什政府，很可能就覺得它非常不重要，但是問題是它慢慢的，先在科學界形成共識，慢慢的社會學生輿論參與的越來越多，慢慢的企業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
她就提到全球變暖在美國從一個社會問題，變成政治議題，並不是因為一群政治家獨具慧眼，而是因為民間團體、新聞媒體、科學界、基層政府、企業教會等草根社會風起雲湧的行動。一句話因為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雖然中國是排污大國，對全球變暖貢獻越來越大，但是我卻不知道中國什麼時候會有大學生組織自己的校園氣候挑戰，會有知名企業聯合行動主動限排二氧化碳，會有無數媒體爭相報導全球變暖主題，從而將這個社會問題變成我國的政治議題。
還好這句話現在好像在中國暫時實現不了了，但無論如何這本書，我覺得好玩的地方就是，它雖然是在說美國，但是其實整個背後的關懷當然還是中國。
2010年7月2日星期五
梁文道：拿破崙的品味（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許多介紹葡萄酒的書都會開拿破崙的玩笑，因為這位一代名將的品味實在太壞，他竟然在Chambertin裏頭摻水，而且還樂此不疲地喝，生在葡萄酒王國，身為法國人心目中永遠的英雄偶像，如此暴殄天物怎麼對得起千千萬萬的法蘭西酒客呢？這則流傳甚廣的傳說似乎可以印證一般人對於武夫的那種刻板印象：粗鄙不文，不解風情。
然而，拿破崙真的錯了嗎？沒錯，他的確有過打斷民主會議的蠻橫表現（也有人說是「果斷」），可是拿破崙究竟是一位愛讀書的儒將，他的品味就算不佳，但也不至於壞到大家所說的那個地步。
真相是在葡萄酒裏加水乃一種當年常見的習俗，就連法式宴席的奠基者，太陽王路易十四也是這麼喝酒的，那時的法國人反而認為不兌水的乾飲才是野蠻的表現。其理由就和今人喝單一麥芽威士忌時兌水一樣，他們認為這麼做方可釋出酒的香氣。甚至到了二十世紀初，法國家庭在日常飲用餐桌酒的時候也都保持着摻水的習慣。只有香檳例外，因為加了水便會破壞氣泡的密度。
於是有人便說時代進步了，我們喝酒的方式也優化了。前人加水只是因為他們不夠了解紅酒的本性，現代人則曉得只有淨飲才可以嘗到葡萄酒的完整風貌。也有人說那是釀酒工藝的變化，從前的葡萄酒比較粗糙濃烈，不能不兌水；如今的酒酒質較輕而且細緻，加水反而不妙。
我卻懷疑這是時代環境導致的口味演變。不是我們更懂喝酒，也不只是釀酒方式的進步，而是我們這個時代對於酒有一種不同以往的認知與要求，就像英國人也開始跟隨美國喝冰凍了的啤酒一樣；你很難拿兩個時代的品味來硬拼高下。
同樣地，空間的差異也會決定飲酒方式的不同，我想不到有甚麼非常確切的理由要規定全世界都得跟着法國人在二十世紀才普及出來的那種辦法去喝酒。想當年，香港是全球干邑白蘭地消耗量最大的地區，人人都在喜酒宴席上大杯大杯地乾。你可以說這是我們沒文化，不懂得正確對待白蘭地。但是你也不能不注意這種飲酒方式的中國根源；我們本來就是如此喝酒，所以在剛開始接觸一種外來的洋酒時，也就很自然地沿用了我們熟悉的方法來喝它了。
酒還是那種酒，變的是它外在的時空背景。或許有人會堅持只有某個時期某個地方的喝酒方式最正宗，不過我也相信那些聲稱加了可樂的紅酒更好喝的人並沒有說謊，那是他們的真實感受。
梁文道：抽象的愛國（上）
【am730-觀念】小時候，我們台灣男孩稱讚一個女孩的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說她「很美」；假如她不美，我們則說「很有氣質」；萬一她不只不美，而且還沒有一點氣質的話，那我們就只好說她「很愛國了」。
如今想來，這種說法實在很政治不正確，非但侮辱女性，更侮辱了「愛國」。要知道愛國可是當代中國受推崇的德目，其位階甚至要比誠實和善良還高，所以小學道德教育教得最多就是愛國了；你怎麼能拿它開玩笑呢？雖然我相信大部分人擇偶的時候，都不一定會把愛國看得比英俊美麗重要，甚至還將它排在有錢的後面。可是由於我們又真的很欣賞愛國的價值，因此我們也就能被一個愛國者感動了；哪怕他是個外國人。
比如說鄭大世，這位在日本出生成長的朝鮮球員，他在朝鮮第一場球賽前就已經邊聽著國歌一邊忍不住掉淚；然後球賽開賽前就已經一邊聽著國歌一邊忍不住掉淚；然後球賽開始了，碰到第一腳球，他又哭了。於是我們也很感動，紛紛誇他愛國情切，各家媒體更是拿住這點大作文章，似乎人人都很確定鄭大世的眼淚是為祖國而流，不可能再有第二個理由。直到後來，才有報道說他自承哭泣，是因為能和足球王國巴西幹一仗太榮耀太興奮了，不能自持；基本上與民族情緒沒有太大關係。到底哪一套說法才是真的呢？我們很難確定。我只知道後面這條新資訊，恰巧可以反照出我們的第一反應原來不一定是對的，那兩行清淚原來還有很多種詮釋的可能。
為甚麼在沒有主角本人確認的情況下，我們這麼迅速這麼直接地就把它們往愛國上頭聯想呢？也許這多少是我們自己認知方式的折射；你心裡記掛著甚麼，你就看到甚麼。
雖然我們那麼重視愛國，那麼容易被一個愛國者感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都理解這情感的複雜面目。且以鄭大世為例，就讓我們假設他真是為了祖國的驕傲而哭泣；可是以他的成長背景，以他的生活環境，他這種愛國的情緒難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嗎？
根據報道，鄭大世的父母是在日韓僑，所以他自小就在日本長大，對他現在認同的朝鮮沒有半點切身的生活體驗。他使用蘋果的i-phone手機，喜歡玩網上電子遊戲；他的朝鮮隊友不只沒有見過iphone，甚至連上網的機會都不太多。他喜歡自己同胞從來沒有聽過的搖滾樂，他穿自己的同胞儲一輩子錢都可能買不到的名牌時裝；他的座駕是昂貴的悍馬，而他那些住在平壤的同胞則以地鐵與雙腳為日常交通工具。
2010年7月1日星期四
梁文道：與周保松對談－－大學的價值
【讀書好】周保松是我的老同學，不僅在同一個系上課，而且還一起拜在石元康教授門下攻讀政治哲學。只不過他是一個比我好得太多的學生。當年我讀了四年碩士都沒唸完，他卻在碩士畢業之後跑到倫敦政經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回到母校任教政治與行政學系。
可是換個角度看，他卻又是一個十分反常的人。原來他本科唸的是工商管理，一個人人稱羨的熱門行當，前途不可限量；但他竟在大三那年忽然轉系哲學，一個在另一種意義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學科。不只如此，他從大一開始加入《中大學生報》，寫一大堆批判校方、批判主流社會的文章，這也是一般工商管理學生不會幹的事。
最神奇的事還在後頭。始執教鞭，他就開了網上討論班，和他的學生大談政治、哲學與人生，而且談得十分嚴肅深入。前幾年，他把第一批討論成果編成《政治哲學對話錄》一冊，約五十萬言，自費印刷三百本，留給同學當紀念。要知道，在教授都成了論文機器與行政人員，勞形於資金申請與工作報告之間的今天，還肯花這麼多心力時間在學生身上的老師，實無異於一種幾近消亡的文化遺產。
可堪告慰的是這一切無助於升職的勞動到底結下了纍纍異果，他的學生畢業之後依然不倦地閱讀思辨，有的甚至接下其師的棒子，或者繼續走上學者的路線（有學院派也有民間派），或者成為新一代學運中堅。
正好近日母校中文大學惹起風波，人人關注大學的價值與學運的未來，於是我有理由找周保松敘舊細談。
梁： 梁文道
周： 周保松
梁：最近《南方周末》轉了封讀者來信給我，因為現在內地快要高考了，學生們都在考慮填志願、選擇科系。他們挑選了一些有關的問題，請我們一班作者去回答。其中交給我的問題是：有一位中學生，他很想讀哲學，但是他的家人和老師都反對，覺得讀哲學沒有前途，賺不到錢。這位學生很困擾，不如你教我怎麼回答他吧。
周：每年都有其他學系的學生來找我討論這個問題。他們剛接觸哲學時，很多人都會着迷，與我們當年一樣。那些問題很有趣、很貼身，重視生命的人一定會去想這些問題，所以他們一旦接觸到這些問題，就想轉去哲學系。問題是他們要面對家裏和整個社會的壓力，在一個不是很肯定intellectual的生活的世界裏，這種追求實在很難。
梁：在《相遇》這本書裏，你擔心你教書的時候與你的學生提出很多與社會主流不同的價值觀和反省；但學生出去了，還是需要在一個主流的社會中找工作，那你是幫了他們還是害了他們呢？但你的一個學生反而質疑你怎會這麼說，因為他覺得在這三年中的獲益很大。那是08年寫的一篇文章，現在回看，你還有這種困擾嗎？
周：困擾一定是有的。學生自己會來跟我講，他們畢業了到社會上工作，一定會面對種種張力，但我們覺得這是值得的。教育是一個empowerment的過程，我們叫做充權，它增加你的自信、擴闊眼界，然後你會看到另外一些可能性，你看到生命或生活原來有另外一些possibilities，於是你就會有改變的力量了。如果整間大學都可以這樣為學生充權，都可以培養學生對哲學和對社會的興趣與關懷，就會慢慢形成一個力量了。就像我的學生，有人畢業後到中學做通識教育老師，我覺得這就是好的影響。不用太悲觀，覺得一出去就沒有自己、沒有選擇。我一直不想那麼快就跟學生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流沒得抗拒這類的話，我覺得我們還沒到這個地步，那麼快就將自己的自主性放棄。當然有張力、有壓力，但你該問自己要如何在這麼大的限制下去過一個較自主的生活、一個自己追求的生活。
梁： 說到這種張力，我甚至一直覺得，一個真誠的人一定會永遠感覺得到這種張力。如果有人覺得沒問題，那他不是聖人，就是傻子。因此他們難免會覺得難過痛苦。你的學生當中有沒有這種經歷呢？會不會覺得出去工作很辛苦呢？
周：一定有。我們的學生面對他們的選擇，一定要為自己做決定。你看到不同的人正在走不一樣的路，有的學生比較清楚，比較知道自己想要怎麼的生活。我們政治學系的學生有些想做公務員、有些想做AO、有的走抗爭的路、有的繼續升學。大學教了最基本的東西，你令他們自己思考，但最終選擇哪條路仍然是自己要負責。
梁： 我知道你與學生開了一些很熱鬧的網上討論組，在我看來是做了很多大學規定之外的東西，甚至是今天的大學教授不應該去做的事情。可以說說這些討論組的運作是怎樣的嗎？
周：每開一門課程，我們就開一個討論組，除了平時上lecture、上tutorial之外，大家還會持續在網上廿四小時互相交流。其用量驚人，通常一個學期、兩三個月下來就累積了幾十萬字，學生一直active地參與討論，而且討論也不限定於課堂所學的，也可以是人生哲學的問題和其他社會上發生的許多事情。討論之後有些行動他們還會跑去參與實踐。像反高鐵那時，就有學生去參與運動；最近的五區公投也有學生去參選，由其他學生助選。我覺得這是要將學問和生活融為一體，因為讀政治最難的是一種政治感，the sense of politics，你要感受到政治對你的生活、整個社會的重要性，而不只是覺得政治是一種抽離的技術性概念。
另一個討論組我叫做「政治哲學與人生」。這是每年我教完一門課，讓一些讀完這個course之後還想繼續這種知性的討論的學生進來。這裏長期有些不同界別的學生組成一個community，現在共有三百多人，維持了六、七年。
梁： 你回來教書教了八年，一回來沒多久就開始做這件事。為甚麼？
周：大家都知道哲學最重要的就是對話、討論，你要敢於表達你自己的觀點與意見。我經常鼓勵他們，最好的思想training就是將自己的觀點講出來，接受其他人的批評、接受其他人的挑戰。習慣了之後，這正好是cultivate一個民主公民的最好途經。最近一年半載，看到我們同學的文章登上報紙，就可以看到這個training的效果。這是真正的 life long learning，終身學習。其實有很多學生都畢業好多年了，但都還堅持看論文和評論文章，關心中國、關心國際，然後他們可以自由討論。這個過程就是讓他們覺得不那麼孤獨，因為畢業後單打獨鬥是很辛苦的，尤其發覺你做的事與身邊的人都格格不入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沒有力量。但如果有一個platform，便知道很多人都在關心同一件事，你想的不是一些另類或沒人支持的事。
梁： 除了這些網上群組，你好像還搞了一個「犁典讀書組」？
周：我不敢肯定這個讀書組是不是全港維持得最久的一個，它至今也有六、七年了，一直都能保持十幾個人，現在有些人去了Oxford讀書，有人走也有人進來，成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一些老同學老朋友。我們每次因應一些不同主題，挑選最重要的相關文章展開討論。例如香港正在討論民主化，所以我們接下來會讀一些和 democracy有關的原典。我們兩、三個禮拜聚一次，每次談三、四小時，持久地讀下去，很嚴肅地一起聊，慢慢累積下去，大家以後或者就會成為整個公民社會中重要的參與者。
梁： 你教書要備課，還要寫論文、做研究，你有時間嗎？
周：在現有的大學體制中做這些事，其實是大傻瓜，這是真的，完全沒有分數計算。所以這也是大學教育的危機。你看到現在的大學是千方百計將老師趕離學生。在你的升遷、續約考慮裏面，只看你的publications；至於你放多少時間在學生身上，體制上是毫不關心的，甚至告訴你別放太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因為這樣對你是很不智的。當然你說學校會有course evaluations，每份evaluation都有十幾條問題，但是他們只看兩條，就是「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及「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e lecturer?」這兩個問題會化成數目字，比如1至6，非常滿意至非常不滿意。
所謂的重視教育其實是一個數字，中間所有其他東西都不見了。而你和學生的交流、學生的轉變，這些教育最核心的部分在整個assessment當中都不見了。在現代那些國際大學不同的ranking裏面，這些部分也是沒有的，最多只能看得到一個師生比例，完全沒辦法evaluate一個teaching quality，譬如師生關係、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升了多少等等。這些完全在所謂ranking或calculation中消失了。結果所有老師都不被鼓勵關心這些事了，連老師都不做老師，教育的本義就無法繼續下去了。香港在講民主化，中國在講如何改革，我們正面對一種政治轉型；而政治轉型是需要有人去推動的，那我們需要甚麼人材去推動？這是整個大專教育應該要想的問題，但奇怪的是，整個大專教育似乎沒有想過要去培養甚麼人去推動社會改革。
梁：目前全世界基本的趨勢就是，大學是整個社會經濟未來動力的發動機或培育所。例如有些生化學科就和藥廠合作研究，甚至已經到了違反學術倫理的地步了。因為大學裏的研究是應該拿出來登在學刊中公諸天下的，但現在很多研究都不公開，他幫藥廠做、要註冊專利，又怎麼可以公開呢？人文學科只是聊備一格，當學校已經變成這樣子的時候，不談你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反而是正常了。
周：教育商品化當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意識形態擴張，將市場的邏輯應用在教育的領域當中。借用Michael Walzer講的Sphere of Justice，教育本身應該是一個獨立的sphere，有它自己內在的價值與倫理規範。現在你用市場的邏輯入侵大學的時候，整個大學就會跟着市場的模式去運作，用資本主義的邏輯去運作。那結果當然會將傳統大學的理念邊緣化，像我們說的那些價值。我們以前講教育，可能除了追求真理之外就是德性的培養，或是現在講的民主公民價值，一個民主社會應具備甚麼樣的civic virtues，這些我們以前都看得很重。還有全人教育的目的是將人的本性和potential發展出來，從而有助於人實現他的well being。也就是說，傳統大學教育離不開個人人生計劃的實現，以及在一個政治社群中做一個好公民，從而令整個政治社群可以得到改善。但你要是將它變成一間公司、一個企業，當然它最重要最大的目標就只是幫市場培養它需要的人才。所以你現在見到一間excellent的大學最重要是看僱主滿不滿意它生產出來的產品。
如果你認為大學只是去滿足既有制度的工具，那它便會失去批判性了。如果連大學都失去批判性的話，社會便沒有其他空間和知識資源去對我們既有的制度做出一些挑戰，或者引導社會去看到其他的可能性了。像這次的金融風暴，很多大學好像完全沒有反省過自己在這個危機中需要承擔甚麼責任，更不會問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很失敗。整個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所謂的精英過度貪婪，沒有最基本的操守和社會倫理。問題是這些所謂社會精英是哪裏培養出來的呢？就是我們所謂最好的大學。即使哈佛或美國最頂尖的大學都已經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了，這條路是不是走錯了呢？大學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一條路然後抗衡這個所謂的市場邏輯？這是我們需要去想的。
梁：我知道現在的大學要求教授出很多paper，把注意力從學生身上移開了。但回想我們讀書的時候，我們不也整天都說有很多老師不做研究嗎？根據那種德國研究型大學的理念，教學應該相長，你做了研究，才有東西拿出來教學生。所以，這豈不是過去幾十年香港認真的大學生所期盼的事？
周：教學與研究在理念上是沒有衝突的，而且我覺得應該兩者兼重，能平衡是最好的。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時間就只有這麼多，你多放一分鐘時間在學生身上，你就沒可能將所有精力放在另一邊。所以下一步我覺得應該考慮兩件事，第一就是校方能否提供一個較好的環境去肯定教學的重要。第二就是你所說的研究到底是做甚麼研究呢？現在的研究往往重量不重質，不斷催谷老師去申請research funding，然後用那個funding來衡量研究的成就。你要問一個好的研究、高質素的研究，要在一個怎樣的環境下才能產生出來？譬如你講哲學，John Rawls 五十歲才出他的第一本書，但一出便是經典。不同學科有不同性質，不同老師有不同的特長和不同研究的路向，可能有些東西是要厚積薄發的，例如以前的中央研究院甚至規定研究員進去頭三年不能出論文。好的教育需要很長時間來跟學生相處，好的研究則需要很長時間去累積和develop 。
梁： 所以當代學者只出論文集，而專著則幾乎消失了。
周： 在現在的評核制度中，一本書等同一篇論文，那還有誰會去寫書呢？而且寫一本書可能需要十年八年，一個真正的好學者一生可能就只出一本書。在現在這個學術環境中，這一類學者可能就無法生存了。
梁： 又以我們中文世界的學者為例，可能他寫專著時想用中文，但它的分數一定比一篇英文論文低。
周：甚至完全不被承認，現在這種情況很普遍。只要你用中文寫作，不理內容是甚麼、不理它有多重要，只要是你用中文去寫，就不會被承認。我想不到有比這更荒謬的情況。語言是需要develop需要累積的，我們沒辦法去發展自己的學術語言。如果我們沒辦法去發展學術語言，就沒辦法用自己的學術語言去思考社會問題了。我們正面對一個這麼大的時代，中國有那麼多問題，我們不用自己的語言和框架去思考這些問題，提出我們的反思，然後將我們香港所有大學的所有精力完全放在另一邊，那其實是辜負了整個社會對大學的期望。我們身上一個很重要的責任就是要將學術語言中文化，將這些概念框架慢慢累積起來。你想想我們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整個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其實也就是從翻譯做起，然後民主和自由等概念才能引入中國社會。所以我在大學經常講要肯定中文學術、重視高水平翻譯的重要性。如果不做這些事情，我們中文的學術水平沒辦法成長，而我們社會的發展速度又遠遠超過學術圈的理解能力，那我們就永遠是摸着石頭過河，永遠沒一個自己的理論框架去了解社會發生了甚麼事 。
梁：你剛才提到的那種大學理念十分傳統，但這個理念到了韋伯的時候已經體現出一些矛盾的地方了。因為它強調通識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s，要讓學生變成一個較完整的人，要讓他去分享這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要讓他對自己的人生多些反省，得到一個比較幸福的人生。但這套東西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而人文主義的教育理念在現代已經有危機了。因為在價值多元的世界裏面，大學要不要價值中立呢？人文主義的價值本身是否也是一種價值？而且從前那種對人的想法在現代世界是否仍然合理呢？
周：我與石先生也談了很多這類問題，你知道他對現代社會的想法就是你剛才提到的多神主義。在這麼一個所謂價值主觀主義、價值懷疑主義甚至價值虛無主義的時代，你還能不能講一些大學的理念、堅持一種大學的價值呢？我承認這是一個蠻大的問題。而我初步的想法是：第一，根本沒有所謂中立的大學，即是說無論你喜不喜歡，你辦一所大學就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我覺得沒有所謂neutral的大學，neutral背後都有一個沒講明的立場或態度。
既然沒有所謂價值中立的大學，那麼我們面對不同的大學理念，自然就要追問哪一種理念最合理。簡單說，你辦一所大學，自然要問你想教學生甚麼？你想他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每一個學生也要自問我怎樣透過教育令自己活出一個好的人生。不管你是甚麼主義，你都需要對這些問題提供一些有理據的答案。我不覺得有所謂的唯一理想大學，只是擁有不同觀念的人需要各自提供理由。
我覺得它不外乎兩個基本的問題，第一，我們需要有一個對人的理解，即是說人是甚麼，甚麼構成一個good life？用回古典希臘的說法，這是個How should I live的問題。第二個則是How we live together 的問題，因為大學是一個社會，接受公帑，所以除了問自己可以如何得到一個好的人生外，亦要關心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共同生活。由此引申，我們便需要理解大學在社會中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
梁： 照你剛才的說法，大學不可能是價值中立的，那你怎麼看最近中大的民主女神像事件？校長劉遵義很強調「政治中立」，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價值問題，跟「政治中立」無關。
周：政治中立是應用在校方上的，因為它擁有權力，當它去決定一些大學事務的時候，譬如老師的升遷、研究課程的設計和學生活動的時候，它不能夠訴諸一些政治的理由來作為判斷的依據。因為這有助保障一個兼容並包及自由開放的校園，容許教師和學生去自由探索、自由辯論。但這個意識本身並不是中立的，政治中立本身不是一個中立的原則，它其實有一個價值協定，協定大學要把持兼容並包的立場。把這個層面弄清楚之後，就回到你那個「六四」的問題。其實我們是在問另一個問題：究竟大學作為一個公共機構，它有沒有一些最基本的價值堅持？一定要有的。我想沒有人否認大學有兩個最重要的角色，第一，它追求真理，追求真理已是一個很重要的價值堅持，這意味着你不能容忍一些虛假的東西，你要接受真相；譬如你說「六四事件」，你便要承認那是一個怎樣的事實。第二，你除了追求真理，還要把持公義。當然，公義的內容是甚麼是有討論餘地的，可是大學有一個責任，就是它是社會的一部分，大學要培養好公民，好的公民當然會把持公義，不然我們培養這批人出來做甚麼呢？你能想像德國大學在面對納粹的時候還說甚麼中立嗎？這根本不合邏輯。你接受人人平等的理念，你就要接受德國的公民不能因為他的種族和宗教而被歧視傷害。
所以這裏有兩個層面，第一，大學對我們整個社會共有的高度共識協定是不能放棄的，那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底線。譬如反對種族歧視、政府不能屠殺人民等等，這些都是我們在長遠歷史之中早有共識的東西，構成了整個民主社會的基礎。第二，即使某一所大學所說的價值不是如此普世性，但我們也會尊重某些大學和學院有它自己的價值堅持，只要它的堅持沒有破壞一些社會的基本原則——例如你可以宣揚基督教，但基督教學校不能壓制其他學校的信仰，就像崇基和新亞，大學容許它們有自己的理念，但同時尊重學生們有追求其他信仰的自由。
梁： 他們在聲明內說，為了保證學術自由，其實學術自由已經是價值選向。
周： 對。
梁： 如果照這個說法，你該認為中大用「政治中立」的理由去拒絕放置民主女神像是非常不恰當的。
周：假若以政治中立原則作為它的前提的話，推論出來的結論應該是容許學生擺放女神像，而不是不准許。他頂多只能說學生的立場不等於校方的立場，這樣他的立場就比較一致。當然，下一步或許有人會說，他不只要讓學生擺放，更要肯定學生的行為，這就像你剛才說的，校方是否該超越政治中立的原則，而去肯定某些普世價值。我認為這是兩種層次，即使從內在的角度，從他自己肯定的政治中立原則，也推論不出它現在的結論。
梁：大家都在說中大的傳統，有趣的是不論崇基或新亞，甚至聯合，這三家早期建立中大的學校背後均有一種對中國的承擔。恰好現代大學都是民族主義時期的產物，它們都把自己定位成national culture的捍衛者、發揚者。我們祖輩成立這間大學時心中也一定有一套民族文化，其中包涵了一些價值，但依據這些想法和精神而建立的這間大學在發展到後來的時候卻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聲音，甚至可能正正就是要反對這種建立在與民族文化有關的大學理念。換句話說，一間大學的建校者有一個看法，這個看法背後有一種對民族文化的理解和主動承擔，但到了後來，學生也好、老師也好，卻可能會反對這種對文化民族的理解或承擔。
周：這是另一個很大的題目，我先說幾件事。第一，我覺得一間好的大學必須有一個悠久的傳統，但這傳統卻不是不變或固定的，不是說甚麼建校先賢定義了那種傳統就等於整間大學的精神。我自己在中大經歷了二十年，我們需要的不是一本聖經或先人的傳統，然後我們就要死跟着它，覺得那是甚麼甚麼精神。我認為該有個創造性的詮釋，一個有力的傳統，是該容許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去對你的傳統詮釋、建構、豐富。它愈豐富，這間大學就愈有活力，這豐富的過程是傳統的一部分。
梁：套回中大的例子說明，無論是主張最原始的那種新亞精神，還是寫大字報去罵新亞精神，對我來說也依然有一個共同的地方，那就是一種對價值很積極的認定，一種肯認，一種承擔，這是很重要的。中大五十年，無論你是哪一種學生運動，大家對價值有一個起碼的肯認，絕非價值虛無主義。
周：我絕對同意，在中大四十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篇文章，嘗試去定義甚麼是中大精神，那就是價值關懷和社會批判，它絕對不是中立，而且絕對願意承認它對社會有承擔，我認為這是中大最重要的資產。這次的事件好像對中大構成很大的傷害，但相反來看，有二、三千人護送女神像，有這麼多人走出來，正是看到中大的價值意識和社會批判的存在。我能肯定地說，不只在香港，甚至在整個華人地區，也沒有幾間大學培養出這種傳統和自我期許，這比競爭國際排名要有意思得多。
梁：一間大學對社會表達對它的關懷和承擔，往往與學生運動有關。然而，學生運動也會留下很多問題。譬如說上世紀德國六十年代的學運，法蘭克福學派本來是當時最有批判性的一群學者，卻被學生罵保守，上課時還拿東西丟Adorno，那時Habermas說了兩句我認為很妙的俗話，他說學運的矛盾就是你大學一年級進來，笨笨的，甚麼都不懂；大學二年級，開始接手；大學三年級，整群人終於非常成熟了；大學四年級，你卻即將離開，接着就畢業了。似乎學運註定不能持續，只能是一個很短暫、很短線的介入，它不能對某個議題某個階級有一個很長期的關注。
周：學生角色尷尬的地方是他們在大學內是一個過渡的角色，沒辦法持續地跟進一個問題，因為你只留在大學三年。但你看回過去的經驗，中大培養了很大一群社會運動的生力軍，於是學運和社運的傳統便連結在一起了。很多學生搞過學運，出去之後便投入社運，你想想我們的時期：譚俊賢、蒙兆達和林英瑜，這些人仍然在社運前線。又譬如最近的「左翼21」、反高鐵以及批判富士康，其實都有校友和在校生在互相配合。
梁：人類社會和文明的不停演化需要很多新觀念，大學就是在孵育這些觀念和技術。有一天要是人類要離開地球，那辦法也多半是從大學裏出來的；同樣地，如果說大學是社會上各種觀念的實驗室，那麼學運也一樣有這種功能。Habermas 所說的缺點，我反而認為是強項。學生是甚麼呢？學生是一群沒有職業，不需要在社會上被嵌進一個固定工作位置，卻很難得有三、四年時間自由浮動的實驗者。所以學運往往會關懷一些跟學生距離很遙遠的事情，你在英國肯定也看過那些關心巴基斯坦童工的學生吧。他們可以一下子關心這麼遙遠的人群，正正是因為他們佔據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故此學生更加要把握這段時候，擺脫任何以功利聯繫的角度來看這個社會，創造最大膽的想像和最有趣的實驗。
周： 大學最精彩的地方就是理想性和純粹性。這是在你離開以後很難做到的。你說大學生不成熟、天真；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他的好處就是理想和純粹，恰恰足以彰顯世界上很多不理想也不純粹的東西，這是一股很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