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初它是匹神秘的黑馬，最後它卻成了被人嘲諷的陪跑份子，這支北韓隊在世界盃決賽週的命運也未免起落得太厲害了。就在葡萄牙以七比零的差距擊敗北韓的那天晚上，被認為是中國頭號「朝粉」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雖然孔教授拒絕「朝粉」這個稱號）很憤慨地發表了一篇博客，指摘大家老把政治和足球混為一談的不是，堅持北韓之敗只是敗在戰術錯誤，與政治完全無關。
他說得對，北韓的確犯下了非常嚴重的戰術錯誤，對着世界排名第三的葡萄牙，它竟然敢打一場開放的進攻足球。被人連灌兩球之後，它不只不鞏固後防，反而急着進球，於是形成了更大的漏洞，最後血流不止，結局悽慘。
然而，這個錯誤是怎樣造成的呢？為甚麼北韓隊會放棄首場對付巴西時的保守打法，轉採有前無後的攻勢戰術呢？後來，我們才曉得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背後的眼睛。在第一場賽事裏面，北韓竟然能在足球王國身上取得入球，於是親愛的領導人信心大增，破天荒地批准現場直播，好讓北韓全國人民目睹祖國的驕傲。既有家中父老盯着瞧，北韓隊就不好意思龜縮了；再加上之前嚐到了小甜頭，這一回他們焉能不入虎穴？簡單地說，北韓確實輸在錯誤的戰術選擇，可是這個選擇的理由卻是徹頭徹尾的政治。換了第二個國家，每場球賽天天直播有如家常便飯，領導人和鄉親也不會不知深淺地把寶全都押在你身上，這種慘劇還會這麼容易發生嗎？換了第二支隊伍，每個球員都曉得天地之大，都明白國際一線球隊的真實水平，他們還會如此盲目地高估自己的能耐嗎？
最讓人意外的，是這支北韓隊的意志原來居然很脆弱；被人踢進兩球之後，後防潰散得比其他任何一支球隊還快。最後一場對着科特迪瓦，它甚至連隊形都保持不住，人人各自為政，防守線的漏洞就像窗花一樣，處處留空。為甚麼一個以精神意志見稱，以集體主義聞名的國家會出了這麼一支精神渙散陣式鬆散的球隊？北韓有本事叫十幾萬人演一齣精準如機器的《阿里郎》，卻不能讓十一個人互相配合彼此補位；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反觀它在政治上的死敵美國，不僅能在落後兩球的局勢下力挽狂瀾，還差點反敗為勝；甚至越打越緊密，完全展現出了團體運動的風格。美國難道不是一個標榜個人，散漫虛無的國度嗎？
最近讀高立的《跟着足球學通說》，才知道足球史上有「共產謎團」一說。所謂「共產謎團」，指的是冷戰時期共產陣營在各項運動上皆有出色表現，唯獨足球總是不能攀至頂峯。雖然蘇聯在 1960年曾經拿過歐洲國家盃冠軍，可當年西歐列強紛紛缺席，所以這個冠軍的成色未免不足。而且「更有趣的是，東歐集團最接近世界盃冠軍的球隊，都是出自若即若離的邊緣地帶，例如五十年代幾乎脫離華沙公約的匈牙利（蘇聯進兵匈牙利後，一眾球星離國，強盛的匈牙利從此衰落）、六十年代『布拉格之春』前後的捷克、七十年代團結工會開始崛起的波蘭」。更不用說最遠離蘇聯，相對獨立比較開放的南斯拉夫了。至於最緊跟老大哥路線的東德，它在多種單人運動上都能橫掃全歐；反而足球硬是比不上西德。這個謎團真的只是巧合？
恐怕不是。高立指出了足球這種運動的特點是場上的形勢瞬息萬變，九十分鐘除了中場就幾不停頓。在教練不能時時下達指令的情況底下，規規矩矩，不懂得靈活變通的球員根本不可能打得太好。也許這就是「共產謎團」的答案了。
我們還可以深入下去，把一般人所說的「團隊」分成兩類；一類是機械的服從的，另一類則是有機的自發的；前者的基礎在於命令，後者的基礎在於合作。靠領導命令來運轉的團隊可以形成幾萬人一浪接一浪的人浪大會操，其動作絲毫不亂，宛如一體。可惜的是，足球畢竟不是萬人操，光靠服從和紀律是絕對撐不起一支好球隊的。
德國的麥士．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所長圖馬塞羅（ Michael Tomasello）在《我們為甚麼合作》（ Why We Cooperate）裏面把合作視為人類所有社會機制的基礎。他所說的合作細微而日常，從一個人為另一個雙手捧着東西的陌生人開門，到一輛車停在路上好讓行人穿越馬路，全是人類互動合作的好例子。這些行為都沒有及時利己的好處，也都沒有老大哥和任何更高權威的臨場指揮，可是人們照做不誤，而且還預期他人也會如此對己。一個社群的成員如果長期習慣並且善於這種互動，就算少了剛性的律則與領導的指示，他們也能在某些特殊情況底下隨機應變，合作互助。比方說天災來臨，他們可以迅速進入狀況，瞭解彼此長短，然後形成一套亂中有序的分工流程，該搬石頭的搬石頭，該跑腿的跑腿，不必亂做一團等人打救。
足球隊正是這種團隊的典型。圖馬塞羅指出所有的「社會遊戲」都要求參與者具備「角色中立」的能力。例如足球，一個人當前鋒但不必把自己的功能鎖死在前鋒的角色，一旦情勢需要，他必須立刻擔當起後防的任務；反之亦然。角色是存在的，可是我不必把自己限制在任何一個角色裏面。而「角色中立」則有賴於每一個隊員都有獨立判斷的腦袋，都有微調教練指令的自由和勇氣。球場上的變化無窮無盡，再周詳的部署也無法預估一切意外。球員們必須自己應變，而且衷誠合作。
可是，一個斬斷了所有人的橫向聯繫，只保留縱向階層關係的社會有可能孕育得出這種自發的合作嗎？更大的問題是合作不能沒有互信。一個球員有時候會故意漏掉一個經過腳下的球，因為他確信後頭還有另一個隊友，而他的機會要比自己更好。正如一個老人不怕自己過馬路，因為他相信每一個駕駛者都會當心在意。假如這個社會人人互相監視，每天都得提心吊膽地提防他人，合作又該從何說起呢？前東德的情報機關「史塔西」可以把五十分之一的國民發展成線人，不過他們就是不能在綠茵場上擊敗西德。
所以我們不該問為甚麼崇尚集體主義控制對外交流的北韓會打不出球場上的團體戰；因為一個凡事依靠上級指示，把個人消融在集體之中的國家恰恰是不可能踢好足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