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最近讀社會史家 Wolfgaug Schivelbusch的《Tastes of Paradise
不只恩格斯，幾乎十九世紀所有同情工人追求正義的左派思想家和社會主義運動領袖都很關心酗酒的問題。工人為何老愛泡吧？而且一泡就醉？用屁股想都知道理由是他們日常工作的壓力太大。畢竟那是十九世紀，傳說中歐洲工人階級最被奴役，工廠管理最沒有人性的時代（所以也是各種左派思潮誕生的年代）。每天在工廠車間裏頭出賣勞力，流血流汗，然後拖着空虛的大腦與疲痛的軀幹爬到床上，等待同樣的經歷在第二天黎明的到來，你以為這些工人還能期待甚麼高雅有營養的娛樂呢？正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要用毡酒加啤酒先把自己灌成爛泥，他們才能鐵下心腸回到工廠。
如果說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那麼酒精便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意志大麻了；除了叫你舒服，它沒有任何好處。這種舒服就像打了麻醉藥一樣，能夠掩蓋你日常的苦楚，失去改變現狀的動力。難怪當時奧地利的社會主義領袖艾德勒（ Vikter Adler）要鼓吹禁酒了，他告訴同志：「我們不要舒服；事實上，我們的整個事業都將得益於更多不舒服的感覺」。不喝酒就不舒服，不舒服就不會忘記自身處境的艱困，而且還能頭腦冷靜紀律嚴明，打造出一群鐵血革命軍。
可是也有一些高瞻遠矚的同志看出了喝酒的好處，比方說著名的「第二國際」領袖考茨基（ Karl Kautsky），他並不贊成禁酒，因為「對無產階級來說，禁酒意味着避開了一切社交聚會；他沒有沙龍，也沒有接待朋友和同伴的小館。如果他希望和同伴們聚在一塊，討論大家共同關心的事情，他就一定得去酒吧。中產階級政治能夠沒有這種酒吧聚會，無產階級可不行」。也就是說大至搞革命小至搞請願，工人們必須得自己先團結起來。而酒吧正是他們互相認識彼此熟悉，進而討論正事形成階段認同的天然場所。
為了喝酒不喝酒的問題，這幫大人物這麼煞有介事地談了半天，現在看起來似乎十分可笑。但這場辯論不只點出了當年工人階級酗酒情況之嚴重，還牽涉到一個社會運動的本質矛盾，那就是集體麻醉與凝聚團結的兩難了。好比宗教，有人說它會使人忘卻現世之痛苦，寄情於來生之解脫；但歷史上也不乏宗教令人團結，生出社區集體力量去對抗強權的例子。又好比足球，曾經有社會學家指出從前南美洲的軍人獨裁政權能夠撐得那麼久，全靠人民都成了球迷，關心國家隊在世界盃上的失利多於關心自己人權的損害；可另一方面，巴塞隆拿的球迷也曾團結在魯營球場的看台之上，每周定期唱起挑戰佛朗哥元帥的戰歌。
假如我是郭台銘，也許我會在富士康的工廠園區裏頭開幾家酒吧，一到周末便大開啤酒派對，同時轉播意甲英甲英超聯，好疏解工人們的情緒和孤離。不過，假如我真的是郭台銘，也許我會擔心足球加啤酒就是工人大罷工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