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人不止靠糧食而活

【飲食男女】食色性也，談食說性同樣也是人類的本性。少年時代，一群完全沒有性經驗的男生常常會坐在一起大吹特吹自己的艷遇故事，把它描繪得有聲有色，空氣中瀰漫了一股濃濃的費洛蒙，每個人的臉都脹得赤紅赤紅，彷彿不用真的動手，大家就已經到了高潮。

關於慾望的言說不完全是種次級的代替，它還是味精，能夠為真實的肉體感官催化出更豐滿更立體的層次。比方過年，從來都是中國人每年一度的饕餮時刻，原因並不僅僅在於那是全年吃得最好最飽足的時候，還在於我們一邊吃一邊說吃。

人家來拜年，親友便自動自覺地聚攏在廚房飯桌，分工合作；婦女守灶，在加熱小菜糕點的同時交流各自打製年糕的訣要；男子會飲，剝瓜子的時候總會聊起不知何時在誰家喝過的一頓好酒。並且早在臘月，大家就要開始商量過年的飲食，編製其中的內容，想像內裏的豐盛。吃無非就是那幾天的事，說吃卻是長達好幾個月的享受。

如果說現在過年已經變得不好玩沒有意思，我想，那大概是因為我們不再像前人那樣串門拜年了，於是少掉許多一起下廚一起分享食物的機會，也少掉了討論烹調方式和誇耀飲食經驗的快感。無論是實際的吃喝，還是不着邊際的談論吃喝，現在的春節都變得日益清寡日益消瘦。

吃而不說，還不如乾脆不吃。多少次？擺在我們桌上的東西叫人難以下嚥，好在大家說出來的美食回憶拯救了原本注定敗興的飯局。甚至難民，也需要言語去復甦他們食物的味道。

英國 BBC的記者史提芬．蓋茲（ Stefan Gates）曾經在烏干達北部採訪難民，他和一路負責護衛他的沉默軍官伊薩克去了其中一個難民家裏做客。史提芬．蓋茲的長項是利用聯合國分配的材料做菜，幫助當地人準備晚飯，然後藉着食物打開話匣子。這一回，他遇上了伊薩克算是倒霉，因為這位軍官真是個不苟言笑的人，無論在一起吃過多少次飯，他和部下就是不說話。可是就在那家人的女主人教他做茄子湯的時候，伊薩克開口了。史提芬．蓋茲回憶道：「伊薩克帥氣威武，露出一種顯赫氣息，當初看錯他實在大為不該。他以嚴肅鎮定又蓄意的語調，建議我們先炸過茄子再加鹽巴。這一來，話匣子如水閘門打開般，士兵、比克、伊薩克，甚至連司機，大家七嘴八舌提供食譜」。

問題是這地方窮得要命，每個難民每月只能得到一公斤黃豆、七公斤玉米粉、一公斤青豆或豌豆，其他東西都要自己想辦法換回來；他們為了根本不可能實踐得出來的食譜而爭辯又有甚麼意思呢？有的。只要你經歷過災難，或者知道災難倖存者的經歷，你便能明白，人不止要靠糧食生存，還要靠有關糧食的言語活下去。

梁文道：當段子染紅

【am730-觀念,南方週末】王蒙在2008年的一次電視談話節目裡，說了這麼一段紅典的段子：「唐朝有唐詩，宋朝有宋詞；我們今天有甚麼？段子！」。這句談段子的話本身就是絕妙的段子，因為它好笑；按照俗常的理解，段子就該引到人發笑。笑話之所以好笑，主要是靠一些語言修辭上的特點，比說意義的隱晦、混淆和不明確，於是才能生出反話正說的嘲諷效果。王蒙提供的這則段子就是意義不確定的絕佳示範，它一方面把段子抬到了唐詩宋詞的地位，似乎是要把段子當成能夠反映今日中國的代表文體；另一方面又好像是在調侃當前中國的狂野不文，因為我們不會覺得段子真能達到唐詩宋詞的藝術成就。

最近流行為段子染色，開葷的叫做黃段子，諷刺官場民情怪現象的叫做黑段子，那麼王蒙這個段子又是甚麼顏色的呢？我不知道，但我曉得它一定不是近來十分火熱的紅段子。不要小看顏色，它從來都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感知描述，而且還涵蓋了一套價值意蘊。

前幾年趙本山誓言要把不忌腥羶的「東北二人轉」，改造成「綠色小品」，削去它的土氣，砍斷它那黃得發棕的老傳統，將其改造成能登大雅之堂的健康表演。為甚麼他要用綠色來形容他心目中十分高雅十分清潔的新型二人轉呢？自然是因為綠色在環風潮的普及和異變下，已經被等同於「健康」的顏色了。綠色代表健康，所以老幼咸宜的二人轉叫做「綠色二人轉」，只上健康網站的舉動叫做「綠色上網」，幫助大家只上健康網站的工具則是「綠壩」。

早把綠色挪用為環保代表色的先驅，要是知道中國人能夠把綠色延伸到這麼寬廣的地步，肯定也要驚嘆我們創造段子的功力。被人叫做紅段子的那些段子，本來其實也可以稱為綠段子，因為它們的內容都很符合我們對健康的想像。舉個例子：「欣賞是一種給予、一種韾香、一種溝通與理解、一種信賴與祝福。用心欣賞生活，你會覺得更有樂趣！」

(抄自『笑瘋短言網』之「紅段子精品段信系列」，可見這則段子大概也算紅段子中的精品了)。既然如此，我們為甚麼會把它們歸納進紅段子的類別呢？須知紅包是新中國的國包，既接續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源流，又展現了中國民間喜慶吉祥的意頭；恰逢當前「盛世」一說盛行，民族主義情緒昂揚，於是這紅包就紅得份外熱烈份外雄壯了。可是當政府和商界大力推動紅段子，將原本不算太紅的段子也一一染上紅色之後，這裡就會出現一種奇異的心理效果了。那就是無條件地在國家、官方和所謂的健康與道德之間拉上了聯繫，使段子的作者、讀者以及短信段子的用戶都不自覺地以為紅色、政府、國家、健康和道德，是同一個範疇的事物。簡單地講，他們都是「正面的」。相反地，那些政府不鼓動、不支持、幾乎全是民間自發創造，總是圍繞著情婦、官員養情婦、一群官員共養情婦等主題的又黃又黑的段子，就都很消極很「負面」了。日後若有學者拿王蒙那句段子當真，以段子解說這個時代的社會風貌，恐怕會很驚訝地發現：怎麼我們的官方都這麼地道德健康，老百姓都那麼地無恥下流。

顏色一致之外，所謂的紅段子興許還有一個語言上的興趣點。他們的意義是不含混的，往往直接而坦白地追求某種價值的表達，例如，生命在於運動，幹勁在於調動，愛情在於心動，友誼在於走動，創新在於變動，理解在於互動，資金在於流動，成就在於行動。它們和政治語言非常相似，常常不厭其煩地堆砌所謂的正面詞語，而且那些詞語的組合方式也是固定甚至僵硬的，容不下多少另類解讀的空間。

妙的是這類語言如此固執地持守意義的明晰，但它們卻又是最空洞最令人費解的語言。西方評論家時常取笑他們的政客，說他們動不動就來一句「可持續」，於是「可持續的教育」、「可持續的社會」，甚至「可持續的軍隊」紛紛出爐，但沒人能聽得懂它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同樣地，什麼叫做「欣賞是一種馨香」呢？就算「創新在於變動」表面看起來這麼清晰，但我們仍然會感到它不易理解，因為創新本該包含變動的意思，如此的同義反覆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坦白說，紅段子和一般段子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前者和政治語言一樣僵硬陳套，表面直白實質蒼白；後者則一樣熱鬧奔放，意蘊繁雜。極而言之，紅段子根本不是段子，因為它們不好笑，即便有心搞笑也很難笑，即便用上了諸多「歡笑」之類的字眼，它還是沒法讓人笑得出來。

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執行副會長謝麟振近日也說了一番和王蒙很相似的話：「古有唐詩三百首，今有短信紅段子」，但他是認真的，絲毫沒有調侃的意思，結果這話就真的變得很可笑（而非好笑）了；他居然真的以為「生命在於運動」比得上唐詩三百首。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段子一染紅，人民就不會笑。

梁文道：舊不如新（都是呂大樂惹的禍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特首曾蔭權的聲望有多糟？只要看看麥兜作者謝立文和麥家碧的命運便知道了。只不過是為政府拍了一輯賀年短片，把曾蔭權畫進筆下，與一群小動物飛回家過年，謝、麥二人就立刻被網友痛斥為「出賣良心」、「綁架了大家的好朋友麥兜」。政府本來只是想藉着人人熱愛的漫畫角色討好市民，沒想到偷雞不着反而害得大家連雞都不想再吃。甚麼叫做一粒老鼠屎弄壞一鍋粥？這就是最好的示範了。今天的特區政府在年青人心目中已經壞到了生人勿近的地步，真係邊個埋去邊個死；冇得救。

社會學家呂大樂前陣子在網上被人罵得狗血淋頭，道理也是一樣的。就因為不知道哪裏搞出了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說政府想請他研究「 80後」，好應對方興未艾的青年反對浪潮，於是三十年間不斷批評政府，從當年市政局第一次開放直選以來便努力爭取民主化的呂教授就「現出原形」，成了背叛良知的「獻媚學者」。

當我知道此事純係子虛烏有的謠傳之後，坦白說，我不只沒有為呂大樂鬆一口氣，反而還覺得有些可惜呢。理由很簡單，任何一個負點責任的政府忽然遇上一群聲勢浩大的青年反抗運動，想必都要研究一下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吧？要是它自己沒有這份能耐，於是請一位相對獨立的學者幫忙，這難道不是一個很明智的決定嗎？莫非我們寧願政府眼睜睜看着「 80後」的爭論甚囂塵上卻啥事不幹束手旁觀？還是由它繼續找已經淪為權貴第二代俱樂部的中央政策組去分析今天的香港年青人，然後告訴政府其實多送幾個國寶級美女落嚟就當堂掂晒？

這個傳言之所以傳得出去，是因為大家一看到「 80後」就想到「世代論」，一提到「世代論」便想起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這本萬言左右的小冊子相當奇怪，它明明是本暢銷書，但很多提到它的人卻好像根本連看都沒看過；它明明寫得通俗易懂，但卻能衍生出許多不同的理解（甚至是和作者原意截然相反的理解）。問題究竟出在哪裏呢？

沒錯，呂大樂這本小書絕對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它比較像是一篇建基於個人觀察和過往研究背景的感想式評論。可是雖然有那麼多人批評它不嚴謹，但我卻沒見過有誰在世代構成的概念邏輯和實證調查的基礎上認真反駁，反倒是繞着路走的人比較多。

例如沈旭暉，他在〈一個學術時代的終結：第四代學者眼中的呂大樂昔日情懷〉（見《明報》 2010年 1月 31日）中力陳呂氏學術的過時：「政府忽然關注青年議題，固然很好，但假如繼續以舊思維、舊框條、舊人物閱讀新世界，只延攬更多上一代學者當幕僚，或安排上一代思維持有者化妝易容，是不可能明白問題所在的」。然後他就選出幾點範例解釋上一代思維的不合時宜，學術思潮裏的日新月異。有趣的是他這篇評論我看來看去都看不出新在何處，比方說他提到「被 Alexander Wendt普及」的建構主義早已取代了呂氏那靜止不變的規範觀，這就是一個很怪異的說法了。要知道 Alexander Wendt的理論不只深受社會學家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結構化過程」說的影響（呂大樂留學英國的時候恰恰是這套說法大行其道如日方中的時刻），而且早在 Alexander Wendt把建構主義帶進國際關係研究的二十年前，所謂的「建構主義」就已經是社會科學理論教科書裏的常識了；我們怎麼能說它是套嶄新的東西，又怎麼能說是靠 Alexander Wendt才普及了它呢？

我們當然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不應該抗拒各式各樣的新觀點。可是我不太明白為甚麼在研究新世代的時候只能請新世代的人用新世代的理論入手（更何況這些理論未必很新），這裏的理據究竟是甚麼呢？指責別人過時很容易，下功夫批駁人家的論述就是另一回事了。與其在外行人面前隻言片語地暢談學院思潮的遞變，倒不如老老實實切入核心，直接分析呂大樂的「世代論」怎麼個「靜態」法，深入挖掘《四代香港人》敍述策略的重心。在這一點上，另一位青年學人周思中的意見就更值得重視了，我們下周再談。

梁文道：漢堡帝國的末日

【飲食男女】假如你在一家高級餐廳點了一道煎鵝肝，上菜的時候發現它被夾在兩塊厚厚的餐包中間，你能夠接受嗎？恐怕不能。可是它若改一改名字，不叫煎鵝肝，卻叫做「豪華漢堡」，也許你就會覺得很新奇很特別，應該給它一個機會了。

這正是今日席捲美國餐飲界的一股潮流，大家紛紛把各種高檔材料加在那兩塊圓圓的麵包裏頭，然後厚顏無恥地稱之為「漢堡」，收你一筆莫名其妙的價錢。我瞭解，漢堡是代表美國文明的食品，全世界一說起美國食物馬上就會想起漢堡、薯條加可樂這三位一體的黃金組合。我也明白這個組合代表了廉價、快速和粗糙，雖然廣受歡迎，但絕對有損山姆大叔的形象。可漢堡就是漢堡，就算你用上了和牛肉，它還是那個模樣。在材料上踵事增華並不會讓它變得更高雅更有品味，只能偏顯寒酸與自信心的脆弱；正如可樂，你放了幾滴拉圖進去，它就是杯有品味的可樂了嗎？

偶爾我會思念漢堡，尤其是那種在車上吃的漢堡。把車子駛進快餐店的外賣專用櫃枱，想也不必想地對着麥克風大喊「一份芝士漢堡」。不到一分鐘，你就能在公路上邊吃邊走了。這才是美國，以前他們騎馬橫越沙漠和草原，現在他們開車奔馳於兩大海岸之間。漢堡最能代表美國這種永遠在路上的精神，它不在乎美味只在乎方便，因為這世界還有比美食更重要的追求，比如說不斷去探險未知的領域，又比如說雖然單調重複但卻受人敬重的老實工作。漢堡特別適合太空總署裏穿著白袍的科學家與車庫裏做着發明夢的年青人，因為他們太忙，沒空坐下來好好吃一頓長達三小時的晚飯。漢堡也適合那種在辦公室裏加班的小白領與工廠裏專心拼裝大機器的工人，因為他們相信人的尊嚴來自誠實的勞動多於虛榮的白麻桌布水晶杯。

難怪早年的美國人相信漢堡是成吉思汗發明的。他們說蒙古騎兵常常把生肉夾在馬鞍和馬背之間（也許蒙古人夾的是羊肉），經過漫長的跋涉，這些生肉被劇烈的運動摩擦成一團肉泥，變得柔嫩多汁，是烤肉以外的另一種美食。由於蒙古人忙着征服世界，沒空停下來花工夫煮食，所以他們乾脆在馬背上一邊射箭一邊生嚼這些自家製的肉泥。這就是韃靼牛肉的起源了（「韃靼」是蒙古的別稱）。

蒙古大軍來去如風，卻在俄羅斯留下了永垂不朽的韃靼牛肉，傳到德國的漢堡之後加了點文明，用火烤成肉餅，再由水手帶到美國多添兩塊麵包和幾片芝士洋葱，於是這幅漢堡包的路線圖就畫成了。這條路線的源頭是令人恐懼的草原軍團，這條路線的結尾則是讓人敬畏的工業帝國，兩個帝國承先啟後，皆是不知疲憊無所畏懼的征服者；連繫起它們的，是一個小小的漢堡包。

漢堡在美國流行開去的年代，恰巧是它工業規模急速擴張的時期。希特拉出動潛艇狼群噬咬美國補給英國的貨輪，日本用遮天蔽日的軍機偷襲珍珠港，賭的就是美國工業到底有多強橫。好一個美國，它竟能在一夜間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座巨大的兵工廠，一天出五艘軍艦二十架飛機五十輛坦克，同時在兩個戰場上逼迫對手服輸投降。這世上還有比漢堡更適合那些不知日夜的工人的食物嗎？

後來的事情我們都很清楚，投資銀行代替了生產線，錢滾錢的遊戲取締了腳踏實地的實業……。聽說美國衰落了，我不知道這個說法有多準確；但我知道紐約名廚炮製出來的松露鵝肝漢堡可以說明很多問題。他們不再趕路，可以坐下來鋪好餐巾，拿起刀叉等待銀罩打開的那一剎那了。

梁文道：記者的感想

【am730-觀念】俄羅斯名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婭的遺著《nothing but the truth》裡面，有一話寫得既自大又自傷，她說：「在巴黎，沒有人對我吼叫，沒有人跑過來刺激我，也沒有人說我是叛徒。每個人都崇敬我」。這句話傷感，是因為她在祖國受到的對待正是一連串的威脅和侮辱，沒日沒夜的挑撥恐嚇。只有到了國外，她才能感到一份記者的榮耀。然而，這段話也是自負的，因為她不只不把同胞的辱罵當成自己的失敗，反而還用它們證明了自己幹的事果然是對的。後來，安娜被人槍殺，倒在莫斯科一棟公寓的樓梯上。

歷史不乏這種記者的典型：勇敢無畏，不只對權力說真話，還要對被權力籠罩和洗腦的讀者說真話，終致應了那句老話，成了一個在祖家不受歡迎的先知，遭人敵視，為人唾棄，甚至以身相殉己所堅持的真理與正義。我想像他們在新聞史上的地位，就像古老傳說裡的英雄。安娜與她的前輩構築了一座宏偉的殿堂，奠定了我們所知的新聞事業之神聖體系。

有多少年輕人最初想當記者就是為了這個體系？不一定想也不一定能做得成烈士，但至少要是這個體系的一員，是先人之卜的從者，遵奉並且實行著堅定、勇敢、細緻和認真的美德。然後呢？然後絕大部分人卻都平庸地老去，甚或偶而收點小錢做點幫閒，客串權力的喉舌說權力愛說的話；也許偶而發少年狂，頂一回壓力，少說幾句謊話，頓時便自我感覺良好了不少。這沒有甚麼可悲的，這是現實。任何行業任何角色的光環都只來自塔尖少數人的閃亮，被這光芒吸引而來的，最終都只能埋身在那暗夜裡無光但是巨大的塔身，支撐起一座小小的塔頂燈光。

曾經，我很怕看見記者寫的感想心得，因為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們開始流行自稱「小記」，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不只仰視他們採訪過的大人物，還要仰視他們親歷的一件事件(哪怕是一樁歷史性事件)。

這種自甘卑微的形像實在與我們所知的傳說英雄相去太遠；他們寫的那些東西又是這麼地細瑣，這麼地凡常，沒有任何驚人的戲劇效果，更談不上發人深省。

年歲漸長，我才知道「小記」這個自稱不是沒有道理的。世界如此無味，我們大部分人過得如此庸碌，誰有資格要求那些每日觀察世界，天天跟蹤吾輩生活的人，應該活出英雄的氣慨呢？所以，他們的挫折和困惑，我們也就不難領會了。我仍然仰慕英雄，但我更能認同那些和我很像的凡人。

梁文道：當起義來到廚房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千萬不要以為政治的民主化與飲食的風氣無關。綜觀人類歷史，每逢政治巨變，原有的社會結構鬆動了，人心變得奔放而自由，飲食潮流也就會跟着生出一番新氣象。我們今天所知的法國美食就是一個好例子，原來它只不過是宮廷內的秘密盛宴，雖然精緻華貴，但卻下不及庶民，一般中產階級根本無緣消受。法國大革命一來，皇帝死了，貴族沒落，這才官學外流，在市街上開出那許許多多的餐館食肆，造就出舉世聞名的美食王朝。又如清末民國一段，雖然戰事頻仍，禮崩樂壞，可偏偏就在這時候才出得了譚家菜和姑姑筵等傳頌至今的精緻吃食與性格作派。

再把眼光拉近一些，你知道一九六八年法國的「五月革命」帶來了甚麼嗎？除了一群知識份子明星，除了電影的新浪潮，除了一堆激進觀念，它還促成了一場廚房革命。那就是以蓋哈（ Michel Guerard）、夏佩（ Alain Chapel）和桑德宏斯（ Alain Senderens）等廚壇新秀為首的「新料理運動」了。這些人堅持使用新鮮食材，引入蒸爐和攪拌機等新工具，放棄傳統法國菜的濃厚醬汁，大膽運用以前的法國人所不認識的材料和技法，創新搭配出一股清新的食風。彷彿是為了對抗正宗而保守的《米芝蓮指南》，這幫廚房裏的造反者甚至有了自己的言論陣地，自己的論述靠山：《高勒美指南》（ Le Nouveau Guide Gault-Millau）。回想起來，這場名副其實的火紅革命還真有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氣質，無畏，叛逆，並且天真。就像許多人還在懷念嬉皮一樣，很多飲食專家也都相當懷念那場有時候難免新得可笑的新料理運動，覺得它是法國廚藝史上最後的黃金時代。

接下來就輪到西班牙人登場了；更準確地說，是西班牙裏的巴斯克人。這個地方向來自視甚高，認為自己和西班牙根本不是同一回事，頗有獨立建國的意圖。不過，在佛朗哥將軍的鐵腕獨裁之下，他們不止幹不了政治上的大事，連文化生活的氣氛也相當壓抑。直到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去地獄會合老友希特拉和墨索里尼之後，解放的春風才吹到伊比利亞半島上的這個角落。阿爾札克（ Juan Mari Arzak）．貝拉塞特吉（ Martin Berasategui）與「世界第一名廚」阿德里亞這些年輕人遊學法國，開了眼界，釋放手腳，做出各種世人聞所未聞的泡沫、果凍和乾冰，終於合力把人口不到二十萬的聖塞巴斯提變成了全球美食之都。為甚麼在飲食上一向保守的西班牙人會在短短二十年間創造了最顛覆最前衛的「分子美食」呢？答案在於政治。

前兩天，拙著在台灣的出版社請食飯，設宴於一家連招牌都沒有的餐館「四知堂」（沒有店招，但這家人相信好地方只要天知、地知、你知和我知就夠了）。老闆兼大廚當時正在開放式的廚房外試驗作品，和手下分析得失。然後他走過來介紹他的得意「白斬雞」（即香港人所說的「白切雞」）；雖曰白斬，但這菜色彩繽紛別有異香，原來是用了大量的西洋瓜菜，以及嚴挑細選的初榨橄欖油。這位老闆客氣周到，但他臉上的自信與熱情我看得清清楚楚。這種表情這種神態，我一點也不陌生，近年台灣有多少事業有成的中年人毅然轉業下廚房？又有多少不懼狼虎的青年跑到山邊水畔開餐館？那些人看起來就和這老闆一樣。

台灣富商郭台銘去年嘗放言台灣新一代沒出息，只想開家咖啡店。他大概不知道時代已變，新人類不一定再想走他的老路，上班苦幹，在工業秩序裏拾級而上，終於發家致富。不，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價值觀，新的經濟有新的生命追求。

很多人說香港「八十後」反對老一套的發展觀是因為他們沒有出路，他們不明白的是這些年輕人或許壓根就不想在原有的秩序裏排隊等出頭。他們想要的是一種不一樣的出路，一種在高地價的經濟政策找不到的出路；比方說開闢一片田莊，經營一家餐館。從政治結構開始，到飯桌上的碗碟，這裏頭有種火山爆發前的暗潮湧動。

梁文道：大快人心

【am730-觀念】「大快人心」就一定是個好東西嗎？當我們使用這個詞去形容某些政策時，有否想過其實是多麼地含糊；它也許可以用來稱讚一項德政，但它不一定能夠用來描述好的政治。「民粹主義」在政治學裡是個污名化了的概念，雖然它能在一些特定時刻推動民主化的過程，但大部分人都很鄙視它，一提到它就會想起希特拉和墨索里尼。可是千萬不要誤會，以為它只專屬於獨裁威權政府。不，即便是實行代議民主的國家，同樣會變成民粹主義的沃土，例如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搞的那一套，就被一些左翼學者斥之為「威權式的民粹主義」。又如拉丁美洲有不少國家雖然具備形式上的民主普選政府，但它們一樣有長遠的民粹傳統，而且甚麼立場都有。前幾年出一批人大談自由化，鼓動風潮，再過幾年又來了一群左派英雄，聲稱要還富於民。

民粹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它沒有固定的政治意識型態，可以左可以右。它的本質不是一組政治價值，而是一種情緒，一種壓惡精英，藐視既存制度的情緒。每當社會上積壓了許多不滿，就會有人跑出來告訴大家，這全是一小撮精英的錯，他們把持了體制，把屬於全民的東西異化成自己的玩具。這種人往往是在野的政客，他鼓動這種情緒，然後以改革者的形象上台。如果他是右派，他要打擊精英就是龐大的官僚階層；如果他是左派，他要打擊的則是經濟上的壟斷階層。更妙的是，有些改革者本身就是握有政府的最高領袖，他認為自己和人民中間有一道巨大鴻溝，不顛覆那橫亙在他們之間的僵固體制，民情就不能上達，他就無法毫無阻礙地聽到人民的心聲。

民粹主義的問題在於它披上了民主的外衣，骨子裡卻癱瘓了民主的真正動力。因為任何種類的民粹政治都總是把政治領袖和人民設定在一種應答的關係上，要不是人民高聲呼救被領導聽到了，就是領袖發出號召被人民響應了，他們追求最透明最直接的連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連心地站在一起。

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為甚麼要說它不民主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它不需要人民變成公民，不需要公民的主動參與和積極創造。你要甚麼告訴我一聲就行了，一切有我，不勞你費心思索更用不著你賣力行動。你要的我都知道，你的心聲我都明白。你甚至不用透過議員和媒體說話，因為他們可能也是壞體制的一部分。取消一切中間組織，取消公民的動力，取消任何構成公民社的必要條件，讓公民變成被動的百姓，領袖自會滿足他們的願望。所以政策何以追求大快人心，政治卻不能以此為最高目的，因為「大快人心」這四個字裡的人心往往是很被動的，政府不應該總是以取悅人心為目標，人民也不應該把自己矮化成期待被人「大快」的一顆心。

真正的公民不是需要被討好的消費者，而是有行動能力的參與者；政府不只是了解他們的生產商，更是他們實行願景發揮權力的工具。我們如此習慣「大快人心」的說法，總是盼望著被人「大快」一場，卻忽略了民粹與民主。雖一字之差，其實大矣。

梁文道：不只反高鐵，而且反殖民——與羅永生對談

【讀書好-打開書櫃】香港「八十後」的反高鐵運動聲勢浩大，影響甚至比政黨發起的五區公投還要深遠，還要引人注目。有這麼多人談論它，分析它，我們卻獨獨找來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的羅永生和大家一起研究它的意義。因為他不只是學生運動的老鬼，還長期關注香港社會運動的變化；不只是因為他的前作《殖民無間道》是不少參與這場運動的知識青年的必讀書，更因為他在新著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中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勾結合謀」式的殖民權力。這種「勾結合謀」的殖民體制豈不正是反高鐵運動所反對的「官商勾結」的遊戲規則與「發展就是一切」的意識形態？那些被「八十後」所震懾的成年人豈不正是這種體制的合謀者嗎？從這個角度去看，比起「五區公投」，恐怕反高鐵運動才是一場真正的「起義」。

梁： 梁文道
羅： 羅永生

梁：知道最近你推出了一本新的著作，談殖民主義的collaborative……該怎麼翻譯？
羅：馬國明譯成了「勾結合謀」。

梁：我一向很關心香港的殖民問題。看看近幾年的運動，從喜帖街事件到幾個保育運動，再發展到今次的反高鐵運動，你會否認為在某個面向上，它們是針對着你所說的這種「勾結合謀」的殖民狀態的殘餘，或是在衝擊着這個體制？
羅：我覺得有這個關係在裏面。你說的這一連串運動，我們說是「城市運動」，它們無論在哪個地方都有出現，不關乎是否殖民地的問題。但在香港，這一類型運動在近幾年的出現，主要是七一後的效應。七一之後一個最重要的轉變是，人們對這城市本身的過去與未來有新的意識出現。這些都是朝着某種殘餘的殖民體制而形成的衝擊。在這點上，跟我所說的「勾結合謀」殖民架構或殖民遺產，有着相關性。

梁：可否跟讀者解釋一下，你所說的「勾結合謀」殖民體制大致上是個怎樣的體制？
羅：在香港，處身於一個很多人稱之為特殊的殖民處境，但我想說，這個「特殊性」不代表可以是一個「例外」；很多時候，這個「例外」將殖民性質取消了。

梁：這個「例外」是指在英國殖民系統裏的例外吧。
羅：如果用「例外論」去理解香港的殖民過去的話，所有關於殖民權力性質的東西，在香港都不適用；這是一個「取消論」。我針對這個「取消論」，說香港是有特殊性，但不至於大得例外到可以不用考慮。因此，我追溯殖民權力在香港如何維持及發展。
　　另外，一般我們談殖民，會同時預料有反殖民的力量。但我在書內討論到，殖民權力在香港的流通、運行與起作用等，往往都處於一種合謀或勾結的狀態；因此，從來沒出現一種向殖民體制全面開戰或批判的狀況。正因為如此，很多留下來的殖民傳統在回歸後都沒被剔除。某程度上，回歸是迴避了「解殖」的問題；所以九七之後，經過好幾年，這一波城市運動的出現，其實是解殖運動的重新出發。

梁：具體來說，本地這幾波運動都牽涉到土地規劃及城市空間的分配。這兩方面是否從來都是「勾結合謀」的殖民體制裏，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施展場所或運作對象？
羅：對。若你回看香港殖民發展的歷史，會發現對於土地的控制，只有在殖民體制下才會發生。在英國人來港前，土地的集中是無法實現的，土地方面仍保留着傳統及地方的色彩。
　　而由於是割讓，香港的土地由英國人控制，但新界是另一種情況，他們與當地地主產生了很長的勾結關係。這些都是圍繞着土地的。加上香港的經濟發展，從開埠以來，就是針對地產。香港所有資本，只要一旦有累積，跟着就會化成地產資本。這是香港由來已久的問題。

梁：沒錯，每當累積了若干資本後，就會回到地產那裏，變成一個地產累積。
羅：所以，土地是香港殖民權力一個最根深蒂固的根據地，而城市運動就是針對這最根深蒂固的問題。再者，我們應該比較一下，在董建華時代，最低限度他曾試圖去做一些事，來扭轉這種太過不平衡的狀況。問題是當時的地產商不滿，便促成了七一大遊行所引發的危機。所以，不一定是人民力量令董建華下台的。他某程度上動搖了香港殖民體制的平衡，他的退下，令香港殖民與地產資本的勾結在曾蔭權之下重新得以鞏固，現在更是變本加厲。

梁：所以，曾蔭權那時上任是「撥亂反正」的，哈哈。
羅：沒錯，哈哈。亦因此，令土地和城市規劃問題的矛盾更加尖銳。

梁：這問題亦牽涉很多有趣的情況，例如「八萬五」時，令很多市民都不滿，這是因為大家都已參與在遊戲當中，都已上了船，都在勾結合謀的體制下，譬如說買了樓，自己的生計與發展方向都已配合了。
羅：這就是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合謀。不過我估計這會隨着時間而鬆解的，譬如現在出現的八十後便不玩這一套，於是他們有另一空間去反省如此城市發展模式是否可以持續，亦都騰出了一個社會空間來，有一種不同的選擇。八十後其實可以說是按照「假殖民」的軌跡冒現出來的現象。

梁：而且，反高鐵的討論與之前皇后碼頭、喜帖街、深水埗的討論有所不同，這次意外地勾出功能組別的問題；而功能組別正正就是你所講的殖民體制裏，在政治或上層建築上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羅：但凡談到資本權力，都沒法離開這個階級在政治上所擁有的權力，兩者是分不開的；不過以往會將這些問題切割開看。但在這次運動裏，它觸及到這個問題。

梁：我在大陸跟人談到香港政治的問題時，他們常認為香港相對地很民主。然後我就說，香港現在的特首是800人所選出來的；這800人，某程度上你可以說是中央指令，但實質上又確實是制度選出來的，他們代表着香港最富有的一群人。我常跟大陸朋友解釋，這概念相等於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或國家主席是由中國最有錢的800人所選出來。全世界有第二個制度是這樣的嗎？它保證最有錢的人自然會有投票權。於是朋友就問，原來香港是有錢人去選特首的嗎？我說，也不能說由有錢人去選，而是有錢人控制了選票。
　　另一方面香港還有貧富懸殊的問題，一方面經濟上有壟斷的問題，第二方面就是這種壟斷幾乎是百分百對應政治權力的壟斷，因為它保證了香港最有錢的人，同時在政治上也最有實權。其他，譬如說美國的制度，也不至於赤裸到像香港這樣。
羅：是的。這個跟回歸過程裏起草基本法的主導思想有直接關係，透過政治制度的安排，很明白地將資產階級權力鞏固。我想是時候將這件事拿出來清算。

梁：現在的運動聚焦在高鐵這事件上，除了順着這條主線外，還意外地牽出了很多線索，其中就牽涉到「香港邊緣化」及「與中國融合」的討論。支持興建高鐵那班人，他們喜歡說香港要融合到中國了；如果不建高鐵，我們就會融合得不好，於是就會邊緣化了。很多年輕人今次提出了本土的討論，其實可能之前皇后、天星時都談到很多，但那時的本土問題未試過如高鐵這次，這麼尖銳地擺在一個所謂「與中國融合」這組論述的對立裏。你覺得這會帶來甚麼問題？
羅：我不特別覺得本土論述在今次的運動裏很突出，當然那個精神是環繞着城市發展的決定權究竟落在哪些人手上。反高鐵運動其實是針對着某一種融合論，但不是反對融合。我相信，在運動中有些人基本上是反高鐵的，從頭到尾，高鐵的概念對他來說都是不對的，但他們都不是反融合。比如對於保衛菜園村為主的人，任何方案可能都是不對的，但那種對土地、對菜園村生活方式的執着與保衛，都不是反對融合。

梁：但很多人會提出挑戰：你們如此執着於所謂本土的生活方式，不就是反對我們與中國融合嗎？
羅：如果從最極端的立場，對任何高鐵方案都反對的，裏面都不存在一種因為要保護家園所以要反對融合。如這不存在，其他所謂的中間方案，譬如說，可不可以考慮錦上路的方案，或爭取延遲撥款，或所謂要一個獨立的專家去研究等，這些都是條件。在這運動裏，政府因為將這些所有的可能性都否定了，才會出現這麼龐大的反對聲音；如果每一個問題都分別處理，其實完全不會出現很強的聲音說反對融合。

梁：所以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政治技巧太差。
羅：他們亦以為可以環繞着融合來鼓動一種比較主導的論述方式，贏取某一種民意就可以了。談融合大家都說好，但問題是，怎樣才是融合呢？你不給時間發酵，就會愈來愈暴露矛盾。其實這個矛盾現在出現了，為甚麼你不讓我選擇？不同的融合方案都可以呀。所以將融合和反融合變成一種二元對立，是政府做出來的局面。它當然以為這樣做對它有利，不過，有利的意思就是說有利於可以很快通過這個方案，而不利於大家真的來面對這個問題。
　　早前我在一個場合分享過，說香港有一種殖民城市的性質，有一種殖民遺產，那不完全是負面的。殖民城市會帶動一種新的精神，新的制度，來牽動周圍地區發展，這是香港人意識中的一種先鋒性。周蕾以前都提出過，說我們將是中國的範本。
　　但我說，今天情況倒轉過來了，以往認為是香港帶動大陸的，如在經濟發展方面輸入一些制度等。回歸十年，這種情況已逆轉，現在再提這些已落後。所以有一種很強的感覺，就是香港落後了。但同時間，你會看到一些人很熱衷加入一些運動，他們帶出一些新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是承繼了香港殖民城市內含的一種先鋒性 ──當全中國都沒人說這種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觀念時，香港將之付諸實行，作為全國的示範。

梁：我留意到這次反高鐵示威，很多大陸網民幫忙傳播香港反高鐵的聲音和現場報道，令香港反高鐵示威無端端變成全球Twitter十大最熱的話題之一。單靠香港人是上不去的，是因為大陸很多人幫手。我認識的朋友，包括各地的異見分子，他們都認為香港人的這場運動也是他們的運動，他們覺得要參與。這是一個很值得留意的現象。
羅：對，這是一件十分良性的事。

梁：之前你提到香港主體性的問題，在近年的運動中，但凡提到「本土」或「主體性」，我發現每次都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喜歡說：「呀，你小心了，這就是『港獨』！」你怎樣看「港獨」與香港主體性之間的關係？
羅：應該說是完全無關的。即使將來在若干事件、若干年後出現了真正的「港獨」，那也是做出來的。關於香港的主體性，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和思路，完全是針對殖民權力的延伸而來的。若理順了這一點，基本上沒可能出現「港獨」的，任何人都了解到這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梁：但這種恐懼感或推測卻好像很普遍。我舉個例子，我有在網上跟一些知識份子透過電郵討論佛祖，我會在那兒講講香港現在的情況，我常形容香港需要一個解殖運動。我說香港年輕人參與的可能就是這個路數的運動。不知為甚麼，他們當中，包括台灣一些我們認為比較開明、有自己想法的知識份子，他們聽到後也會從台灣經驗來理解，說：「你們講『主體性』？講『去殖民』？那麼是否會有人開始講『港獨』？」世界上沒有類似香港的經驗，大家對殖民的理解是，「解殖」等於「回歸」，多數「解殖」後就是「獨立」。那麼，香港怎麼搞？
羅：我想這個要跟從香港自己的脈絡。如果香港現在有一種比較強的本土意識出現了，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殖民遺產的話，那經驗不會像台灣般──殖民權力是外來的，因此要踢它出去。

梁：而在它來之前，已有一個「我們」存在。
羅：但香港並不是這樣。我所分析的「勾結合謀」殖民，我們是有份參與的。你清楚可見階級矛盾，但為甚麼維持住了呢？是因為殖民。所以你會視反對統治階級和反對殖民一樣，當中的距離很近。你不能指認出一個「外來的」，然後踢走它。
　　文化上我們指認不出一種很清晰的外來，這種殖民權力根本就在我們內部運行着。我們反對，是反對為甚麼會沉積這麼久。這當然是因為殖民過去和回歸以來一直沒解決這問題，所以會將這幾樣東西扣連起來。你可以閱讀這是一場階級對抗，正如很多人看反高鐵事件，就是一場階級戰爭，這看法也是對的。
　　這裏所講的任何本土意識或主體性都不會成為一個內與外的問題──香港的「內」抗拒香港之「外」，是不會演變成這樣的。

梁：簡單來說，香港這一場解殖運動或我們所面對的解殖課題，其實是在清理我們自己身上的殖民餘毒，多於針對所謂我們以外的對象。
羅：對。譬如說價值觀之爭，價值觀從何而來？不是外來的，原來是一起玩過，甚至一起分享過利益。然後到了現在再細想，這個遊戲可能是愚蠢的，於是便挑戰他們，或另找一些選擇。這是所謂「親愛的敵人」，跟自己很貼近的。為何我不抽它出來批判或反省？這反省，其實也包括自我的反省，有別於台灣的經驗。

梁：此外，台灣原先有一大群本土社群，像閩南社群，而49年走來了一大批外省人，這是很明顯的。但香港150年來都已經是在殖民統治之下，大部分居民是在香港成為殖民地之後才來的。
羅：所以在香港就不容易指認出內外的區分，這亦是我在書中理論的一個問題：究竟甚麼是殖民權力呢？是不是外來侵佔本地就叫殖民權力，而殖民權力不可以用另一種方式出現？其實，香港就是另一種方式。

梁：另外我想討論價值觀的問題。很多人在這次討論中研究一個問題，究竟香港這些年輕人發生了甚麼事？很多人會說，是他們沒有出路。《明報》曾做了一個八十後的專題，講他們如何沒出路，教育又不行，所以才造成他們這樣，或暗示結論是這樣；有一段時間政府放出一些風聲更令人害怕，說要搞些青年舞會之類讓他們發洩一下精力。於是有些朋友就提出，不要搞錯問題，現在不是青年人沒有出路，而是這些青年人有不同的價值觀。你如何看這個討論？
羅：我借用一個學生的觀察，套用階級分析中「階級構成」的觀念，要區分「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八十後的問題牽涉兩方面：首先他們這世代的確面對着一個不同的客觀環境，所以出路、社會流動等，都與他們有着某種關係，這是一個大環境；但有這個大環境並不代表會出現八十後現在所帶動的社會運動。
　　社會運動不可單靠社會結構上出現問題而自動產生，任何瞭解社會運動的人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當中一定有一個主觀意識的轉化。我覺得這些訴諸社運行動的八十後現象屬於「自為階級」的一種覺醒，香港很多問題聚焦在他們身上之後，會轉化為一種自覺性。

梁：我也有一個觀察，我不贊成將這個運動只解釋為年青人在現有體制下沒有出路而發洩，也不贊成只是一個價值觀的討論；我覺得兩者是相關的。假如他們的問題是沒有出路、沒有工作，他們爆發的應該是反失業運動；但為何是反高鐵與「保衛菜園村」？所以一定不只如此簡單。
　　另外，關於價值觀與有沒有出路的討論，應該再細緻一些去想。不錯，在現有體制下他們可能沒有出路，比如十來二十歲的年輕人，不能再像四、五十歲的人那樣，安安穩穩地打一份工，然後有車有樓，就這樣爬上去。但現在的問題是，一來他們不可以再這樣，二來他們可能也都不想再這樣。他們是沒出路，但「沒出路」的意思，不是在這個體制下無出路，而且是在體制外無出路。他們可能想在這個穩定的體制以外找新的出路。(原文標示此段為羅永生的說話)
　　比如說，當他們見到菜園村，心想我可不可以耕田呢？又或者我可不可以過另一種生活呢？他們發現原來連這種可能性都沒有。所以對「沒出路」的理解，是不僅在這個制度內失去了，而且在這個制度之外都被封閉了。(原文標示此段為羅永生的說話)
羅：我同意這個講法，關鍵是你看到整個反高鐵運動是一種另類生活的實踐；雖然它還未能夠達至這個程度，但它之所以能引動這麼多八十後年青人加入，當然是其象徵意義。你會發現，整個過程中排除了很多東西，所以他們更加珍惜這個過程中所能做到的一些反抗，變成了一種帶有世代意味的投入和引發一種對抗的姿態，我相信這種對抗的姿態是實質的。
　　這對抗的姿態的確反映了香港存在着一種世代矛盾，你可以說這是英國人撤離香港所佈置下來的非殖民地化，是需要與香港新一代作出妥協，這場妥協是從七十年代開始的。因此，香港脫離了舊式的殖民然後進入現代化。這場妥協，你可以說有一種霸權在內。甚麼叫「繁榮」與「安定」？其實都是用同一個模式來打造的。嬰兒潮那代人跟這代人做了一個妥協，這個妥協基於很多條件、很多前提。但到了2010年初，已經完全鬆解了。所以，現在八十後追求另一種價值，其實只不過是一種symptom，將過去的妥協鬆解了，現在大家去找不同的出路。

梁：之後我會主持一個討論會，找來岑建勳那班人，請他們來討論八十後。其中一個我想跟他們討論的問題是，七○年那一班人，他們是否妥協了？在哪個意義下妥協了？我們今天說現在的年青人激進，但回看七○年那一群，當時他們有幾類人，如托派的與無政府主義的，他們豈不是更激進？若然我們現在認為五區公投很激進，對那一群來說，他們根本就反對議會路線，應該進行議會外的革命。
　　「革命」這些字眼，其實以前全都提過，以前更加講明「暴力革命」，而不是現在的「起義」、「選票起義」。很奇怪，為甚麼現在的香港人這麼怕激進？我們以前不是更激的嗎？
羅：在某種意義上，在字詞的運用、思想的空間裏，那種被馴服或自我馴服的情況很厲害。另一個symptom是，我相信香港真的曾經有過激進的年代，但香港獨特的地方是，關於這個階段的歷史描述很少。這反映出，經歷過的這代人很少回看自己，也很少說起自己這些往事，但其實當中有很多故事的。大家都不去面對，這意味着甚麼呢？
　　去年六四時，我跟年青人說，我們嬰兒潮末期那一代人，欠缺對自己一代的反思；這種反思是未完的，甚至沒有做過的。若然有人做，那不過是剛剛起步。世代論也許就是這樣一回事。

梁：目前高鐵撥款已獲通過，接下來，你認為那種社會運動會怎樣走下去？
羅：它所喚發出來的能量，是會在很多不同地方分散的。從前我們去總結一個社運經歷，總會去看看那是否一個model。如今反高鐵，包圍立法會，這些事件可能十年後都未必會再重演，它不會是一個model。但說持久性，我卻覺得不成疑問。你可看到這種城市運動的網絡式爆發，那種能量是不可預計的，其實它的主軸很經典，他們逐個區逐個政策逐份文件去細看，然後找出「苦主」，這種人愈來愈多，再透過居民大會這等場合去動員起來，這些一直都在堆積中。
　　所以即使撥款後，他們仍會繼續這類型運動，如城市問題像重建也好，其他保育議題也好，他們一樣可以在另一個地方用另一些方式進行。在高鐵運動後，現在出現了很多新型行動式的示範，那種相互關係的轉變，例如「直接行動」在今次便很突出。可能以後都會用上不同形式的「直接行動」，規模也許是小的或中型的，方式不能預計；不過你說他們的能量會否因為不成功而無法延續，我覺得很難會出現這個現象，因它蘊含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不會一下子退下。

梁：我聽過很多參與這次運動的年輕人跟我描述他們的狀態。在我們很多年紀較大的人，包括在這場運動被人罵「老鬼」那派，當晚撥款時多多少少都已打定輸數；但我發現很多參與的年輕人他們很開心，不覺得自己會輸，覺得會成功。即使那晚清場後，我回去看他們的討論，發現他們還是相信自己是可以的，總覺得他們會贏。我們以前會總結失敗，但他們不會，他們沒有這一部分，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失敗了。
羅：因為他們衡量的標尺不是傳統的標尺。為甚麼舊的運動遊戲規則那麼容易預計呢？因為每個人會計投資多少，回報多少，會想到自己的生涯可以放在何處，會想到收割。食了多年「政治飯」的人，他們會計算，而焦慮亦出現在這班人身上。但這些對於八十後是不存在的，因為他們從來都不是想「食這行飯」。

梁：他們之中不只是學生，有相當多的人是有工作的，他們是放工後才過去的。
羅：這是新世代運動的一個特色，是非常個人主義的。第一他們抗拒主流，避免被其操控；第二是防止組織對他們的操控。他們會將自我的保存放在優先考慮，不會因為運動而喪失自己其他東西。我來參加運動，每一次已經拿到了我想要的東西。當晚我去參加就已經很過癮了，很開心，那就夠了。他們不會去計算，他們沒有負擔。不過，他們是很認真地玩，所以很執着。因此當那晚不准他們玩下去，他們十分不高興，就好像一個派對中途被人叫停了，而不是因為無回報的問題。這是種很懂得自我保存的運動方式，所以這些人是永遠打不死的。

梁：今次社會運動最有趣之處是，參與者當社會運動是一種hobby，好像發展了一個新的興趣。以前不是這樣的，搞運動的人，會考慮是否該參加甚麼NGO，要不要做議員助理等，你會將運動聯繫到career path之上。但他們不是，他們本身是有工作的，所以他們當天強調是「請假來玩」的。
羅：在這運動中這種業餘的投入，我觀察到當中有不少是NGO、政黨、政治圈裏的人，不過屬於新世代。新一代為甚麼會玩這個hobby呢？因為他們發現上班時老闆是「玩假」的，那麼放工了，我要玩場真的。所以他們能夠有資源的配合，他們每個環節也可以玩得那麼認真，原因是他們都是來自這個背景。這些參與者有從 NGO出來的，他們有經驗，但他們不滿意NGO的運作，所以走出來。他們的業餘比正職來得更認真。所以這個hobby不能從消費的角度去看，他們是將副業變正業。他們不能在正業裏有所滿足，反而在副業裏做到了。因此，參與的人之中有的是來玩，像放學過去那一些；但另一群卻是十分認真地在做這事，當中有一種奇妙的結合：他們玩的時候很正經，正經的時候卻告訴你「我在玩」，這是一種新型的存在形態。

梁文道：「台灣真好！」

【am730-觀念】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使我們見識到一本書的營銷，可以做到甚麼規模。首先是搞定台港星馬等四地媒體的同步協調，讓它們幾乎在同一時間大幅刊出訪問報道，然後是鋪天蓋地的廣告攻勢以及最大限度的人際網絡發揮；尤其台灣，從電視到巴士車廂，你無論走到哪裡，都逃不過龍應台那深情的凝視，都不能不面對她的挑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宣傳沒有錯，再大規模的宣傳都不能算錯。一本書若是真的重要真的好，讓更多人知道它閱讀它又有甚麼不對？問題是如果大家真的覺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麼有所值有意義，為甚麼它得到的書評卻是這麼地少呢？

比起它在市場營銷上的聲勢，關於這部著作的嚴肅評論，簡直微弱稀少得不成比例。何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根本書評就是一種幾近絕跡的物種了；台灣去年一共出了多少種書？台灣的媒體又一共刊出過多少篇書評呢？沒錯，我們香港從來都被人認為是文化沙漠，能夠刊登書評的刊物，五根手指都數得完；但最近起碼我們留住了這五根手指，沒讓市場砍完了一根又一根。

台灣就不同了，它曾經擁有全華文世界最活躍最具份量的書評平台，不只推介新書，且透過各種正反意見推洐出每一部重要作品的意義。可是，這個曾經讓香港及南韓讀者欣羨不已的盛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宣傳全面蓋過了評論，甚至連僅餘的評論也都有點宣傳的味道。整體版面的萎縮更是叫人唏噓不已。台灣出版的新書愈多，有份量的書評就愈少，難道台灣的讀書人不覺得這種局面很荒唐嗎？還不只是書評，影評、樂評和藝評也全部呈現出倒退的情況。且不談質量，光是數量就夠叫人憂心了。整體來看，它們登出的頻率愈來愈低；局部來看，它們的字數愈來愈少。這一切都在表明批評論述生命的消亡，整個文化機制，只剩下了生產者和消費者；至於中間那群有能力提供批評論述的人，他們大概都在忙著彼此推介吧。

台灣是一個很溫暖很有人情味的地方，這是每一個去過台灣的大陸文化人和熟悉台灣的香港文化人的共同看法。但我有時候會忍不住猜想，這種溫暖人情的背後，是不是一種對於認同的渴求呢？想要得到別人的認可，需要認可他人，於是大家擁抱成堆，彼此肯定，然後集體自愛，到不容否定的地步。我離開台北的時候，赫然發現機場大廳上懸掛了一副巨大的廣告，上面寫著「台灣真好！台灣加油！」，英文是「Taiwan is really good！Taiwan go go go！」。坦白說，我還沒見過這麼一個熱愛自己，並且老是喜歡為自己打氣的地方。我也很愛台灣，而且願意為台灣打氣，但是我選擇以批評的方式來愛它。

梁文道：電飯煲

【飲食男女】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很多移民的行李裏頭都有一具電飯煲。對他們來說，電視、音響、冰箱、洗衣機和錄影機通通不是問題；但是電飯煲，美國、澳洲和加拿大會有這種東西嗎？他們實在不敢肯定。儘管親友老早就勸過他們不必擔心，就算老外的主食不是米飯，你也還是能在彼邦的市場上找到電飯煲的。千里迢迢帶去一個可能要換壓的電器，這是何苦呢？

可他們不管，仍然固執地抱着一個飯煲上飛機；不能讓它連着其他物品打包海運，是因為他們很擔心身在異國的第一個晚上就吃不到米飯。

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真是一個吃飯的民族。工作可以在海外，求學可以在異鄉，語言風俗也都能入鄉隨俗漸漸洋化；惟獨腸胃，雖有萬里之隔，依舊緊緊地繫在自己的文化裏頭，不捨不棄。而且我們還充分意識到自己那米食的文化特點。雖然這個世界已經充分地全球化了，尤其電器，幾乎沒有甚麼文化差異，巴西人看的電視機和一個越南家庭裏的電視機不可能有任何顯著的分別。不過那一代的香港移民卻很清楚電飯煲是不同的，它是一種特殊的電器，附着在一種特殊的飲食文化裏面；東亞有的，北美不一定有。

所以我常常覺得日本人對現代東亞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發明了電飯煲。它是這麼地卑微普通，毫不耀眼；可它的影響實在要比 Walkman還大還深。我們不必隨時隨地聽音樂，但我們不能不吃飯。

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日本人在現代化（或者西化）的浪潮中挽救了我們米食的文化，我相信即使沒有電飯煲，大家也還是會照樣煮飯吃的，可是那種情景很難想像。煮過煲仔飯的人都知道，用火和瓦煲去焗飯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呀。如果沒有電飯煲，生活節奏急促的香港人也許會少吃一點米飯，多一點外食。

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的 Yoshiko Nakano最近出版了一本研究電飯煲的專著《 Where There Are Asians, There Are Rice Cookers》，它讓我發現電飯煲固然是一種具有地域文化色彩的電器，而且它還會隨着地區的分別再產生出不同的細微差異。

原來日本的電飯煲就和香港的不一樣，例如蓋子上有玻璃的那種飯煲是樂聲牌專門為香港設計的產品。因為「電飯煲大王」蒙民偉告訴日本的工程師，香港人喜歡在飯上蒸雞蒸臘腸，必須讓他們知道米飯是不是煮到了可以加雞加臘味的地步，所以蓋子上一定要有透明的玻璃。在日本人的眼中，這個做法是不可思議的，因為他們習慣了在米飯煮熟之前絕不開蓋，沒想到香港人竟然會在蒸飯的過程中再添材料。

不止如此，廣東人喜歡吃粥，把它當做日常的主食，所以樂聲牌還要適應香港人的傳統，特意發展出能夠煮粥的電飯煲。至於日本米和泰國米的不同就更叫人頭疼了，吃慣了泰國米的香港人需要一種獨特的電飯煲，工程師必須小心調整它的火力和溫度，使它能夠順利煮好比較乾身的絲苗白飯。

即使是一具簡單的電飯煲也能使我們發現一場技術的革命真不簡單，它在改變傳統的同時還要適應傳統，它統一了世界但又不能無視於世界的多元。我們今天煮飯只當它是稀鬆平常的一件瑣事，又豈料其來之不易？這個世界任何看起來很尋常的東西其實都是不簡單的。

梁文道：台北書市的沒落

【am730-觀念】二十年前，台北的重慶南路是香港愛書人心目中的聖地，甚至可能是他們去台灣旅遊的唯一理由。然後誠品開張了，我們刻意在凌晨三點去它的敦南店體會一下讀書不夜天的情調。如今我們仍然會去誠品，並且不時碰上一些特地香港來的明星藝人(奇怪，怎麼我從沒在香港的書店見過他們呢？)，把它當成一個約友會面的地標，或者景點。可是變化正在發生；台北原是全球華人心目中的書城，但它已經漸漸成為一則久遠的傳說。不是因為北京的興起，而是它自己的腐化崩塌。

今年的台北書展一切都好，入場人數創下新紀錄，全球各地均有華人作家專程趕來，熱鬧得不得了。我佩服主辦者的魄力，台灣出版業的認真，可是我很驚訝他們居然告訴我：「市面上找不到《沉思錄》，大概是絕版了」。

但我的聽眾竟然看不到這部經典？這本書在內地很紅，因為總理溫家寶說它是他的枕邊書。我明白，台灣有自己的主體性，憑甚麼你們內地人喜歡，我就一定要跟著看呢？然而這是《沉思錄》呀，一本真正的經典，從北美到日本，幾乎每家書店都備有一個或以上的版本；它怎麼會在台灣淪落為一部乏人問津的斷版書呢？假如連《沉思錄》都可沉沒在喧囂的書海之中，我們又何必為找不著《瘋癲與文明》而驚訝呢？後者曾是數年前台灣翻譯學術著作裡的驕傲，因為他們比英語世界更早出版這部新經典的全譯本。可才不到十年，它就絕跡於書肆。

一間健康的出版社要靠兩條腿走路，一條是暢銷書，短期內牟取利潤，可以抵銷其他滯銷書的風險；另一條是常識書，長期穩定局面，同時還能樹立出版社的形象。要衡量一家書店的好壞，看的不是它能賣出多少暢銷書，而是它能容納多少常銷書，以及它對常銷書的數字定義(是一年賣50本算常銷，還是一年賣100本才叫常銷)。今天的台灣書市卻處在常銷書不斷萎縮，暢銷書則排山倒海的畸形狀態。一本新書在大型連鎖書店裡只有不到兩周的考核期，兩周裡賣不到理想的數量就要立即下架，退位讓賢。難怪許多愛書人開始抱怨找不到書。

所以我說台灣的書店「喧囂」，因為每一本新書都要在瞬間捉住顧客的眼球，它們看起來不再像書，卻像做成書本的廣告，爭奇鬥艷。腰封是必要的，名人列陣推介也是必要的；唯一不能要的，是昔日萬有文庫的樸素，與法國七星文庫的典雅。

到這地步，書店終於退去它那虛玄氣質的偽裝，還原到最赤裸的商場本質。故此，我不只不能在台北的書店找到正常書店所該具有的基本收藏，甚至不能在裡頭待得太久，因為它太吵了，就像一座大賣場。

梁文道：香煙與二戰

20世紀30年代末期，納粹政府先是禁止國民在公眾場合與交通工具上吸煙（以當時的標準來說，這算是很嚴苛的了），接著則不許空軍成員和孕婦抽煙。最後，他們不只徵收懲罰性的煙稅，還嚴禁柏林市民在戶外抽煙。

可是希特勒又掌控了全國的傳媒和通訊渠道，他不但不怕煙民革命，還反過來大打禁煙宣傳戰。納粹政權最擅長製作海報，其中有一款是把一根香煙畫成食人怪，底下寫一行字：「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還有一款乾脆讓一隻黨衛軍鐵靴踏碎一個煙民的腦袋。

希特勒年輕時曾在維也納學藝術，其時文藝圈一片煙霧繚繞，人手一煙，可惜希特勒太窮，抽不起煙。有一回，他好不容易弄到了煙，於是不理學校禁令在校內抽煙，結果給人捉個正著，受了處罰。此後，他就徹底棄絕香煙，而且反對人家抽煙。

1939年，弗朗茲·穆勒從流行病學的角度首次證明了吸煙和肺癌之間的關係，他發現吸煙越多，肺癌發生的幾率越大。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回從科學的角度說明吸煙危害健康。第三帝國的元首有充分的理由反對臣民吸煙了，那就是為了整個民族更加完美。

一種古怪的歷史解釋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結局，基本上是一幫不健康的人打贏了一個很健康的人。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抽煙；而希特勒不只不吸煙，甚至還吃素。可是如果你說丘吉爾不健康，他肯定不同意。蒙哥馬利元帥在非洲戰場上打贏了「沙漠之狐」隆美爾。有一次，他對丘吉爾說：「我不抽煙，也不喝酒，每天睡很多覺，所以我的身體百分之百健康。」丘吉爾如此回答：「我抽很多煙，喝很多酒，但是睡得極少，所以我的身體百分之二百健康。」

當時，美軍把香煙列為戰時必需品，其他國家的盟軍士兵每週可以獲取５包到７包的香煙，美軍的要比這還多。而德軍每天只能領到可憐兮兮的６根煙。雖然他們獲准每月可以自掏腰包購買50根香煙，卻必須繳納比一般零售價高出90％的特別稅。這倒不是因為戰爭末期物資缺乏，而是因為希特勒的主張，軍人不應該抽煙。

這對戰事有影響嗎？有。

想像一下：在炮火連天的歲月，士兵們朝不保夕，今天活生生的弟兄說不定明天就只剩下屍首了。這時，有人告訴他們小心肺癌愛惜健康，豈不是笑話？

再說，戰場上子彈橫飛，戰壕裡血跡與泥污混成一片，戰事晝夜不分。對許多士兵來講，唯一可以舒緩神經，讓人暫時忘卻現實慘況的，恐怕就是手上的一根香煙了。

此外，煙是什麼牌子的也不能忽略。比方說美軍獲取的全是「好彩」、「駱駝」等常見的大廠名煙，這種與故鄉和平歲月的聯繫猶如家書，提醒他們，戰後回家的美好生活正在前方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