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第一堂閱讀理論課是史諾比教給我的，而且至今管用，仍然持續地提醒我書該怎樣讀。
史諾比迷一定還記得那則著名的漫畫，史諾比坐在他的狗屋屋頂，對着一部打字機專心寫作。有朋友問他：「史諾比，你在寫什麼呀？」他誠懇回答：「我每天打一個字，遲早能把整部《戰爭與和平》打出來」。
如此簡單的情節，卻包含了豐富的意蘊，譬如說我們可以懷疑重寫一部著作的意義，那是抄襲，還是巧合？有沒有可能在沒看過《戰爭與和平》的情況下把它一字一句完完整整地重新寫出來呢？如果有，這算是什麼創作？它是一齣歷史的喜劇嗎？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則故事，比如說寫作與閱讀的秘密機制。一部小說真的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的嗎？我今天在寫「歷史」這個詞，明天接着補上「是」，後天再加上「國家」，三天之後就成了一個完整的句子：「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不，小說以至於任何類型的書寫都不可能是這樣子完成的。同樣地，我們也不可能嚴格遵循每日一字的速度與紀律去閱讀《戰爭與和平》，每天一詞，不多不少，第一天是「歷史」，第二天「是」，第三天「國家」……這是種無法想像的閱讀。
雖然「歷史是國家和人類的傳記」這句話是由「歷史」等好幾個字詞組成的句子，如果我不明白這些字詞的意思，我就不能讀懂這句話。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句話把那些字詞恰當地安排在一定的順序上，它們也就只不過是一堆漂浮無根的符號而已，各自向四方發散出尋索意義的觸角，不穩定不明確，曖昧難明。例如我今天只准自己讀到「歷史」這個詞，但它指的究竟是什麼呢？它是誰的歷史？它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除非讀完一整句話，否則你就不會明白這個「歷史」的確切所指。
感謝史諾比，是他讓我第一次認識到「詮釋學循環」的奧妙；由部份理解整體，自整體理解部份，這是詮釋一個句子的循環，詮釋一本書的循環，甚至是詮釋一切書籍文明的循環。這套理論已經不算什麼新潮學說了，任何受過一點文學研究訓練的人應該都很熟悉它的原理。但是這種熟悉，這種把它看成只不過是另一種閱讀理論的想法，卻很容易就使我們忘記了它的根源，以及在那根源處流淌的一套隱密傳統。
最早發現「詮釋學循環」的人應該是一群苦於發掘聖經奧義的修士和神父，為了讀出天主的聖言，他們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技術。那些技術的根本，「詮釋學循環」之所以被發現的基礎，無非就是一種非常緩慢非常專注的閱讀，他們稱之為「神性閱讀」（ Lectio Divina）。它很像今日基督徒聚會裏的「查經班」，一群人坐在一起，圍繞一段經文反覆誦讀，共同討論。但「神性閱讀」要比這個還慢還嚴格，你不能任意跳動，必須按照一定次序由頭到尾的讀；而且還要停頓下來，默想剛剛讀到的語句，把心志集中在一句話甚至一個詞上面。如此反覆，如此停頓，讀者才能放下自己的智性傲慢，讓那些文字施展魔力，徹底征服自己，進入自己的魂靈。一個好的讀者不着急，不追求所謂的博學；相反地，他可能一輩子就只讀一卷書，周而復始地循環在那卷書裏面，使它的神秘力量提升自己的心靈，通向另一個世界，迎向更巨大更崇高並且幾近於無限的存在。然後，他終於在文本中遇到了神，此時的閱讀不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閱讀了，它叫做「玄思」（ Contemplatio）。
這是一種跡近失傳的閱讀傳統，即使是現在的神學生也不一定能夠掌握它的全部技巧與細節了，因為他們比較習慣從考古和歷史的角度去理解經文，而不是全神貫注在文本自身。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時代已不允許這麼拖沓這麼地久天長的無限反覆。
每當我迅速瀏覽網頁，無目的地翻閱桌上堆積如小山的書籍，被那不自覺的速度驅動，終於疲憊地摘下眼鏡閉目休養的時候，我就會想起史諾比。他坐在他的房頂上，不知時間為何物，小心翼翼地敲動鍵盤，只寫一字，然後住手，讓一切停在那一格。
2010年1月31日星期日
梁文道：失落的慢讀
2010年1月29日星期五
梁文道：酒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世界上到底還有哪個地方會像中國這樣。街邊任何一家藥房裏都放了一排防止醉酒和事後解酒的藥呢？我去的地方不多，不敢瞎對比，但我猜這大概不是一個普世皆同的現象。要吃防醉藥，當然是怕喝酒喝到神智不清的地步；既然不想喝得那麼醉，為甚麼不能控制一下自己，少喝一點呢？要吃解酒藥，自然是因為酒精過多頭暈腦脹，肝腎俱傷；既然害怕自己的身體提前報廢，怎就不能不喝？
如今的中國酒文明比諸從前還真是文明了不少；強摟着你逼你灌酒，不喝就要翻臉的情況已經非常罕見了。像我這樣每逢飲宴應酬一坐下來便說不的人，別人不會拿我怎麼樣，（我猜）也不至於傷了誰的感情。有時候人家為表尊重，甚至還會自覺地集體少喝或者乾脆不喝。本來我是不該再有怨言的了，可是說真的，我仍然很厭倦那種菜上了不到五分鐘就人人起座輪枱敬酒的風俗，他們是不會逼我喝酒，但我也得站起來以茶代酒呀。結果總是弄得我一邊滿嘴食物來不及吞，一邊勉力地從牙縫中擠出一句「多謝多謝，請！請！」，同時掛上榮幸之至的微笑。說有多狼狽就有多狼狽，一頓飯這麼吃下來，真是食而不知其味。
有一趟出差，我又遇到了這種場面，又要含着飯菜做那又站又坐的舉杯運動，忙亂間發現我那一群嬌滴滴的女同事竟然舉起酒杯面不改容，不止迎戰，而且主動進攻，頻頻向座上諸人敬酒，令我十分佩服。當地客戶解釋：「您這幾位同事在我們這幾個省已經喝出名堂來了，您不知道嗎？」當天夜裏，只剩下我們自己人吃飯，除了我就是這群女俠，大家推我點菜；我雖不飲，但為她們着想，恐怕還是得替她們叫酒的好。怎料她們立時勸止：「梁老師，其實我們不愛喝酒，今晚和你吃飯簡直是鬆了一大口氣」。搞了半天，原來她們也是為了業務需要才被迫成了酒桌女俠。那麼她們的酒量又是怎樣來的呢？於是她們示範了一個只合女性使用的詐術，那就是每飲一口，便拿起毛巾假裝抹嘴，趁機把酒吐在毛巾上。這酒是中國白酒，毛巾是白色的濕毛巾，整個過程神不知鬼不覺，人家只覺你是女子作態斯文。
然後她們還向我介紹了幾種避免酒醉的法門。聽着聽着，我又想起那個老問題；為甚麼我們一定要這麼喝呢？明明男的女的都受不了，這是何苦？
這個千古謎團早有不少解答，我且貢獻另一個心得，那就是醉酒能令人釋放平常不敢釋放的自大。不止一次，我看到一桌酒醉大漢高聲談笑，還要和我討論嚴肅的思想問題，結果愈談愈糊塗，你怎麼解釋，他都聽成相反的東西。當我放棄投降之後，他們自會順着自己的路子說下去。說到最後，完全變成一群男人自吹自擂的遊戲。某甲說：「你這算甚麼，我當年說要搞誰就搞誰，連 XXX都搞得定」。然後某乙桌子一拍：「你這就叫牛逼？算了吧，我如何如何……那才是真牛逼呢」！如此幾個回合，到了最後，說不定有人就要發誓胡錦濤認過他做乾爹了。
這種事從來沒有人當真，也不必當真，反正第二天沒有人會記得前晚說了些甚麼，也不想記得。重點在於那一刻大家都爽了，都把自己捧到了平時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都說了想都不敢想的大話，都把自己心裏最受壓抑最想釋放的自我放到了極大的程度。只不過，身為舉座唯一一個不大喝酒的人，我為自己旁觀者的身分感到特別尷尬，更為他們清醒之後意識到我沒有共醉的難堪感到尷尬。世界如此荒唐，清醒令人不知如何是好。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梁文道：法官如何受人尊敬（脫離群眾的法官二之二）
【am730-觀念】李國能先生在任內其中一項功績，是替司法系統招請了不少人才，許多優秀的大律師被他說動，願意進入法院出任法官，使得整個司法體系後繼有人，不致出現斷層。如果純粹從經濟的角度去看，儘管香港法官的月薪也不低，但這些理應極優秀的大律師，也沒有理由放棄一宗官司動輒十萬的收入，跑去遷就雖然穩定但卻無法致富的職位吧？不難猜想，法官本來就是法界的王者；假如受過法律訓練的專業人士自成一個群體，那麼法官就是這群體裏的最高仲裁人了。
他們不只在庭上穿戴與眾不同，座位高人一等，私底下也要服膺一套嚴格的道德標準，所以在一個尊重法治的社會裏面備受尊崇，享有極高榮譽。就以英國普通法的世界來說吧，許多時，當政府遇上特別事故，都要請法官擔當特別調查委員會主席，在選舉時更一定要讓法官主持選舉委員會監管整個過程，他們是社會上最有公信力的人，很少人會懷疑他們的剛正不阿，或者判斷是出於私心。
為甚麼法官的地位會這麼高？他們的榮譽感又由何而來呢？是因為他們和人民群眾的關係很貼近，像河南的法官樣常常回訪當事人嗎？不，情況正好相反，不論是有還是無意，他們往往與一般人保持相當遙遠的距離，使得大家只能仰望他們。這不是為了故作神秘，而是為了守護他們的獨立。古時候的中國人都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兼任法官的地方官員必須避親避籍，絕對不能回到原籍當官，以免陷入種種人情關係的網絡，影響到他的決斷。
一個常常和權貴混在一起的法官，要是遇上和他那伙朋友相關的案子，我們怎知他會毫不偏頗？相反地，一個老是「心記群眾」的法官又能否帶偏見地面對庭上的富商精英？一個法官和當事人成了朋友，要是這朋友有天又要上庭，我們還能完全相信個法官的判斷嗎？李國能先生身為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難怪他要以最嚴苛的標準要求自己，深居簡出，不事應酬。就算其他法官，也不時傳出因為當事人是朋友，所以主動提出更換主審法官的新聞。為甚麼同是法官，香港與河南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秘密就在李先生的那篇演說裏面，他說：「法官處理涉及行政或立法機關的案件時，既不採取對抗態度，亦不刻意偏袒任何一方。法官的職責是執行司法工作，無懼無偏，若行政或立法機關勝訴，這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偏袒，同樣，若判行政或立法機關敗訴，也不是因為法庭有意對抗。無論判決如何，法庭都只是履行憲法職能，公平公正地審理案件」。香港奉行司法獨立的原則，而且久成傳統，這才是使得每一位法官都不得不受尊重和被信任的根本原因。於是，一個案件的當事人就算輸了官司，也絕少在庭外痛斥法律不彰，貶損法官的人格，他們頂多只能暗嘆一句「運氣不好」。
2010年1月24日星期日
梁文道：聯想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不許聯想」是大陸知名博客「王三表」的博客名稱，同時也是今日中國人最該擁有的一種心態。因為在我看來，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太愛聯想太能聯想，想得太多，於是大腦麻痺肉身癱瘓，成就了一批廢人，弄出了一堆笑話。
就拿大陸這許許多多的年度好書榜來說吧，它們背後多半是有評委會的，請來一批學者讀書人正正經經開會提名，又是討論又是投票，最後出來的結果應該是這幫人要負責的；可他們其實負不了這個責任。為甚麼？因為最後還有一個叫做「領導」的東西。我稱之為「東西」並非刻意不敬，而是因為你真的沒法確定他究竟是誰，是一個人呢？還是一群人？甚至連它到底是不是人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它會在某些關鍵時刻透過一些管道傳達「領導意志」，一手推翻掉那些應該是讀書專家的人所集體定出的結果。這個「領導」並不見得特別聖明，一人勝過十個臭皮匠；也不見得讀書讀得多有心得，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它最大的強項就只在於聯想的功力。
你怎麼想都想不到的事，它一想就通；你想得到的事，它比你想得更遠更深？
於是有兩本去年在全中國特別受重視特別受好評的書就被它從幾份書單上想下去了，一本是張愛玲那部轟動文壇的天鵝之歌《小團圓》，另一本是留英學人劉瑜的《民主的細節》。就我所知，這兩本書都曾被一些選書的評審委員會議決上榜，可是到了最後硬是給人刷掉除名。我八卦了一下，知情人士告訴我那是「領導」的意思。原來《小團圓》的問題在於它的作者是張愛玲，而張愛玲是漢奸胡蘭成的老婆；向大家推介張愛玲的作品豈不等於推介漢奸？豈不等於勸人做漢奸？《民主的細節》則壞在它的名字有「民主」二字，雖然它講的是美國政治，雖然共產黨也推崇民主建設並且標榜自己民主（乃至於比美國還民主），但不知怎的，這兩個字就是叫人很過敏，放在書單上大有推動民主之嫌，所以也得拿掉。
如果《民主的細節》不叫《民主的細節》，叫做《美國政治觀察》；如果張愛玲沒有嫁過胡蘭成，一來就和老外結婚移民終老美國；那麼這兩本書就能毫不麻煩地留在年度好書的名單上了。由此可見，被「領導意志」染指過的這些書單儘管披上了專業加民主的外衣，其實還是反映不了專業加民主的精神。更表達不了真正價值，它們只能傳達出「領導」的聯想功力。
奇妙的是這兩本書都是大陸的合法出版物，而且還在其它更多的同類活動中入選榜單名列前茅。這就說明了它們沒有原罪，也沒有一個神秘的最高層在上頭發功指揮；它們的出局全是局部「領導」的意志所致。這些地方的局部的「領導」為甚麼會在這兩本書上聯想出這麼多東西，又為甚麼會在沒有最高指示的情況下自動聯想呢？那是因為它們自動地把自己的大腦想像成一部中央電腦的分機，揣測它會如何應對這個局面，模擬它的思路；又或者想像某種可能不存在的讀者的心態，猜度他們會怎麼投訴，自己會怎樣為此受過。換句話說，它們一方面能從這兩本書上聯想起很多常人想不到的毛病，而它們如此聯想的能力則來自於一套非常人所能理解的聯想機制。
這些書榜是恐怖政治的受害者，那些不這麼聯想而順利選出《小團圓》和《民主的細節》並且不受到一絲壓力的書榜是恐怖政治的倖存者。因為恐怖政治的根本邏輯就是把它的核心包藏起來，不讓人看透不使人明瞭，卻要你自己去猜，使得你的思想成為它的殖民地，由此啟動一連串的聯想推理。它便不必真的出動刀槍，卻叫你從一切細節推想出到達刀槍軌跡。它能讓一個人從聖誕節想到劉曉波，因為劉曉波是在聖誕節那天宣判的；也能讓某些人決定不許再「炒作」《阿凡達》，因為大家都從《阿凡達》聯想到中國的拆遷。
恐怖政治以聯想治國，讓所有人都用同一個腦子思考（更準確地說，是讓所有人都自以為是地模擬那具傳說中的大腦）。於是不滿它的人為了逃避這天羅地網的聯想矩陣，也只好出動一套反向的聯想（所以大家才會那麼一致地在《阿凡達》看出現實中國的拆遷，在和諧變成『河蟹』之後想出了『草泥馬』）。正是你有你的聯想，我有我的聯想；你用聯想統治我，我用聯想調侃你。久而久之，中國成了一個聯想大國，人人都不能邏輯地正面推理，只懂得使用類比和隱喻去勾畫出聯想的曲線。
難怪中國最大的電腦公司也叫「聯想」。
2010年1月22日星期五
梁文道：也說烤鴨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前陣子在北京，接到《飲食男女》的記者的口訊，說是要問北京烤鴨的事。也真巧，當時我正在路上趕去大董赴宴；而大董以烤鴨起家，那一頓想必少不了這看家名菜。可是老實說，我對大董的烤鴨一向不太感冒（編按：北京流行語，即感興趣），因為她所謂的香而不膩，在我看來根本就是只瘦而已。北京烤鴨以前人人管它叫「北京填鴨」；鴨為甚麼要填？那當然是為了讓鴨子肉滿腸肥。你賣烤鴨卻標榜它不肥，那還吃來幹嗎？難怪唯靈先生老說廣東燒米鴨要比今日的烤鴨好得多，道理就在這裏。好在大董別的東西好，不管烤鴨，幾道學了分子料理手法的創新菜也不錯。不像長安壹號那麼乏善可陳，特別是她的「馳名」烤鴨，每回吃完都好像沒吃過似的。
人人都說掛爐烤鴨是新派做法，便宜坊的燜爐烤方是原始正宗。其實最早的北京烤鴨是「杈烤」，用杈子叉住鴨身直接就着火燒，所以那時的烤鴨其實只是燒鴨，是後來才有了六合坊和便宜坊等燜爐窰烤。全聚德創於同治年間，別以明火炮烙之術打出名堂，自此之後，掛爐烤鴨的食風大盛，今日竟成了主流。所以嘛，你說它是「新式」也沒甚麼不對，只不過從清朝數到現在，它也新了快二百年了。
吃了這麼多年的新派健康鴨，我還是和劉健威兄一樣，喜歡傳統的肥鴨。因此我始終記掛着前門鳳翔胡同的利群，只是那一帶近年拆遷得厲害，不知她有沒有受到影響？說起利群，一般人有兩種印象；一是她環境擠迫衛生不行，二是她專門「呼悠」外國遊客。這兩點我都要替她一辯，但還是先說她烤鴨烤得怎麼樣。
這家店的最大賣點是一進門就讓人先碰上個烈火熊熊的烤爐，旁邊是橫放地上的果木與吊列待烤的鴨胚。俗話說「鴨胚要乾，果木要陳」，講究的其實是火候；鴨胚不乾，那皮就不脆；果木不陳，殘存的濕氣便燒不出旺火。利群先給客人瞧瞧這兩樣東西，外行覺得熱鬧好玩，內行便能觀出門道了。
可重點仍然是鴨。我記得利群切鴨的法子是薄片縱切，皮上總還帶着點肉。這手法片不出時人所喜的那種單薄脆皮，不過我卻喜歡它的民間鄉野氣，皮、脂、肉，三者捲餅同時入口，質地特別豐富；再加上這鴨養得油滋脂嫩，給人的滿足感實非時下皮是皮，肉是肉，徒具火香卻沒有一絲肥酥味的瘦鴨可比。
很多北京本地人並不欣賞利群，他們在網上論壇說她環境次服務糟，不如大董和全鴨季等新派食肆那麼優美可人。這我都同意，想是現在的北京白領有錢了，不屑老一輩做餐飲的方法，所以您要是喜歡服務員多過鴨子，我不反對，還是趕快都去君悅大酒店長安壹號門外排隊的好。可是說利群以破胡同裏的簡陋風味騙老外，我就絕對不同意了。沒錯，利群上過 Lonely Planet上過 Discovery，堂內鬼佬多過人，但這只能說明懷抱獵奇心態的外國遊客要比我們珍惜老派風格，不像我們這麼追逐想像中的摩登裝修和多鬼餘的服務程序。所以活該你吃到皮包骨的無趣健康肉，人家才嘗着兩百年來的北京絕活，這叫做禮失求諸野。
凡我讀者，皆知我不願冒認食家評介某某食店。可世風若此，以歧路為正道，奉別子為家宗，遂不得不有感而發是也。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梁文道：法官要和當事人做朋友？（脫離群眾的法官二之一）
【am730-觀念】中國的法官不好當；一件案子審下來，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挨罵在所難免。尤其近月發生了不少惹起法界關注的大案(例如律師李莊涉偽證一案)，更有議論直指法官的公正成疑，不夠中立。恰巧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一條新聞，話說河南省法院決定自1月11日至20日開展「萬名法官回訪當事人」的活動，讓法官與當事人「結對子、交朋友，既要化解法結，也要打開心結，既要調處矛盾，化解糾紛，還要扶貧救助，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據說這種做法可以「密切人民法院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以實際行動彰顯司法的人民性」。
沒錯，新中國一向有司法工作要貫徹群眾路線的傾向，甚至喜歡標榜法官生活的平民化，以免他們脫離人民群眾，變成少數精英階級的「統治工具」。但我有一個很愚笨很膚淺的問題，那就是法官怎麼能在和當事人做朋友之餘，保持自己判斷的中立不偏？
一個專和草根群眾「結對子」，從不與富人殷商打交道的法官，一定就是個比較好的法官嗎？剛剛才發表過他最後一次主持香港法律年度開啟禮演說的終審法院席大法官李國能先生，也許是全港具威望，也最神秘的一個公眾人物。他有威望，所以在他這次演說之後，頭戴假髮、身著法袍的法官與律師全體肅立，罕有地獻上了長逾三分鐘的掌聲，場面令人感動。第二天的報紙皆以頭版報道，社論對他的貢獻莫不讚譽有加。
說他神秘，是因為我們知道曾蔭權喜歡養錦鯉，知道剛結婚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哪裡擺喜酒，但卻沒有人曉得李國能先生究竟有甚麼嗜好，愛到甚麼地方休閒。他幾乎從不接受任何專訪，也極少出席公開社交場合，你不會看見他去那種冠蓋雲集的上流社會派對，也沒聽過他到了甚麼貧民區訪寒問苦。所有香港市民只記得他那有點靦腆的微笑，以及他對司法獨立和法律尊嚴的維護。大家既然很少在媒體上看到他的消息，又怎能知道他為司法做了些甚麼呢？他的所有公開言論大概都和法律相關。我們知道他曾向香港律師協會投訴，說庭上正規服裝應該是深色西裝和白色襯衣，或其他不眩目的淺色襯衣，除此之外的服裝類型都是不能接受的。一些男律師穿淺色西裝、深色或鮮艷的襯衣出庭，女律師則佩戴較多飾物，這均有展示個人形象之嫌，與法庭要求莊重是不適應的。至於喝咖啡和嚼口香糖則屬於非常過分了。身為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先生的話重如泰山，據知律師們果然聽話地止住了庭上衣著隨便的風尚。
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
梁文道：時事評論的歸來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每年這個時候，全中國各大媒體都會推出各式各樣的年度書選。既然拙作《常識》有幸入選多份名單，於是就接到不少要我發表獲選感言的邀請，可同一番話說上十來二十次，就算人家不嫌煩，我也覺得自己很無聊了，只好借此一次答謝各方盛意。
坦白說，拙作受到重視，我是真的慚愧。想大陸去年出書二十五萬種有多，這裏頭有多少作者的心血？去書店逛一圈就知道，寫得比我認真，成果比我卓越的，絕對大有人在，憑什麼是拙作該入選這林林總總的年度好書呢？
除了書名取得比較討巧，想來想去，我覺得這還是大家開始關注時事評論的緣故。也就是說，真正被肯定的，不是拙作，而是數以千計的時事評論作者。拙作只不過是本結集結得比較早，碰上好時機的市場幸運兒罷了。
說大家開始關注時評，這句話其實有點怪；難道中國讀者曾經不太在乎時事評論嗎？要知道評論的年紀就和報紙一樣老，打從英國有了現代報刊的雛型之後，評論就已經跟着它一起闖蕩了。有時候，它甚至還是一份報紙的王牌，地位比新聞還顯赫。例如飲冰室主人梁任公，當時有多少人是為了看他一隻如椽巨筆痛陳時弊才跑去買報訂報的呢？清末以還，又有多少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公共議論藉報端而生，以時評的面目示人？
可是四九年後，這種熱鬧局面就漸漸隱退了。雖然評論的形式還在，但背後那獨立之思想與個性的表達已經全部被一種統一的意志和文風取代了，這時候的評論與其說是評論，倒不如說是「社論」；二者分別在於前者的言說主體是我，後者的言說主體是「我們」；前者是我站在和所有人平等的立場上向雜多的公眾發言，後者是一個人或一組人代入想像的大我之中，由上而下地對一種集體的無名的「人民」喊話。除去少數例外，那時大部份可見的評論其實都是「社論」。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一段評論消失，「社論」崛起的歷程。假如按照哈伯馬斯等人有關公共領域的說法，輿論和公共領域是一對雙生兒的話，那麼我們經過的這一段獨特歲月也就意味着公共的崩解和吸納了，與之前那種報刊林立眾聲喧嘩的形勢大異其趣。
時事評論的回歸，已經是很久之後的事了。一開始，它混跡在雜文之中，月旦風月，指點江山，其作者往往以作家的形象出現，文人氣息濃厚，下筆自由奔放。直到世紀交替，專以時事評論為職志，講究資料與論證的作者才一一浮出水面。他們也許就在自己的博客發聲，也許是在報刊上的專門版面與讀者會面。他們也許各有風格，甚至還會書寫類型多樣體裁不一的文字；但當他們試圖要說明某項政策的利弊，批評某位官員的言行，解讀某種社會趨勢的含義時，他們都很清楚這是另一回事，是和純粹創作不同的一回事，而讀者也能把它清楚地辨認出來。也就是說，時事評論終於獨立了，時事評論回來了。
時事評論的復興，套句我的朋友熊培雲的話，其實是中國「重新發現社會」的副產品，如果沒有相對寬鬆的空間，沒有在國家統御底下但保有一定編輯自主範圍的媒體，就不會有這麼一大批時事評論同時湧現的趨勢。如果今天的國民不是比以前更關心時局，更想瞭解自己所處的環境，也更想聽到他人聲音的話，時事評論就不會得到大家的正視了。
然而，正因為復歸的時事評論對許多人來講是件新生的事物，大家還不習慣它的存在，所以他們也就不曉得該怎麼去定位它判斷它了。比如說，有些讀者會激動地把自己喜歡的評論家封作「文化大師」（好嚇人的中國式稱呼），甚至覺得他們可以與胡適、陳寅恪相提評論。相對地，另一些人則有點鄙夷在報上寫小文章的評論者，覺得他們的思想深度不足，而且欠缺原創的能力。在我淺薄的見識範圍內，我很少見到評論傳統從未斷過的那些地區會有人拿評論家和學者相比，用要求學院中人的標準來要求每一位戰鬥在前綫的評論者。因為他們大概都能摸得清楚二者的職責並不一樣，所以判斷他們的方式和準繩也應該是不一樣的。美國《新聞週刊》主筆札卡里亞的影響力那麼巨大，他的觸角是那麼地敏銳，就連許多國際問題專家也要在自己的專著中引述他的觀點；可是有人會詬病他沒法像亨廷頓那樣構築出一套理論嗎？好像沒有。
時事評論要做到的是快速反應，把眼前的複雜現象解剖成簡單的問題，又或者把簡單的事件分析成複雜的議題，好讓大家每走一步都知道自己走到了哪裏。它未必能夠指出長遠的方向，可是人走路也不能一直遠眺前方卻置腳前的一塊石頭於不顧。我們需要思考很巨大很終極的命題，但是紛紛而至的小難關並不會停下來等待我們。簡單地說，黑格爾做得到的事情，我們做不到；但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黑格爾就未必做得好了。
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梁文道：貓該怎麼吃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十多年前，香港曾經有過一小陣龍貓熱，不是宮崎駿拍的《龍貓》，而是當寵物養的龍貓。當然現在也還有很多人喜歡，但牠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的寵物，和貓狗一樣，不再是甚麼了不起的潮流。這些毛髮柔潤，胖嘟嘟圓滾滾的鼠輩原產於南美洲，安地斯山脈上就有不少村民養牠，每家每戶起碼都有十來二十隻。他們的飼養方法很簡單，就是由牠們滿屋亂跑，不用籠子，自由奔放。高興的話就隨意從地上撈起一隻，抱進懷裏，輕輕撫摸；又或者直接捉到廚房灶台上一刀劈死，去毛之後原隻開邊燒烤。我想大部分圍着寵物店櫥窗對着龍貓大叫「好得意呀」的本地小孩都不知道，原來這些可愛的小動物還是一種食物，其肉是蛋白質的來源，其毛皮則是高地上的珍稀保溫材料。牠兼具寵物和食物的身份，兩者可在瞬間轉換，全憑飼主一念定奪。
前陣子我去珠海的淇澳島看朋友，在他租來度假的嶺南式村屋裏喝茶聊天，到附近吃了一頓蔡瀾都說好的馳名農家菜。然後我們驅車前往島上的濕地保育區，沿着新修的木板棧道在紅樹林間散步、吹風、觀景。不多遠便是拉斯維加斯式的澳門天際綫，我們難免感慨，百步之距，竟有如斯巨大的差異；曾幾何時，澳門也還保有這種靜好鄉郊，能過想像中純樸美善的漁村好生活。
曾幾何時，廣州市中心的街上有數之不盡的排檔，檔前吊着一頭頭臘紅了的乳犬，旁邊的招牌則書「冬季補身真材實料龍虎鳳」（年輕人大概不知，「龍虎鳳」就是蛇肉貓肉狗肉共冶一爐）。如今，這些老排檔與老街一起消失，貓肉狗肉自然也和老廣州一并退隱在拔地而起的新城形象之後了，起碼不再張揚。
結果這天我卻與「肉貓」重逢。
從紅樹林出來，道旁便是一家簡陋的半露天食店。雖曰簡陋，可牆上卻有不少名人留影，例如「香港紅星佘詩曼」，照片裏的她和老闆並肩微笑，看來十分開心。這家店有氣勢，一進門就見木桌上一隻連皮牛頭，雙眼圓瞪，頸後還帶着半節脊椎，從上頭的血迹看來，大概宰好放了一天以上。我們進店，是因為看見他們在外頭魚塘邊上搭了一座籠子，裏頭貓叫連連，相當哀怨。籠內有六、七隻貓，其中一隻可能才幾月大。店家指着這些神色緊張的貓兒解釋，其實他們只是養着玩，有客人要才拿出來殺，如果沒有人吃，便繼續養下去。於是我們一口氣用了百塊錢把牠們全部買下，除了一隻趁亂跑掉，其他全部裝進麻袋，帶回朋友的村子放養。
我蹲在路邊看牠們謹慎地叨食朋友放在牆角的剩飯剩菜，心裏一直想着那家店的老闆，他的神態滿不在乎，似乎吃貓從來不是問題，寵物和食物的界限也不必太過分明。我知道這很難理解，卻也不得不承認它的古老與自在。那天夜裏，我夢見佘詩曼張口大嚼「龍虎鳳」，臉上掛着照片裏的微笑。
梁文道：現代政治要有現代領導（下）
【am730-觀念】所以我們不能只把現代的領導技巧，只當成是西方版的韜略之學，應該注意的，是它的現代面向。
所謂「現代」，指的就是權力運作日益透明陽光、民意的分量漸漸加重、遊戲規則逐步制度化的一種過程；它不是西方民主國家的專利，也是今日中國的實際情況。不論它的進展或快或慢，不論它將要轉向何方，中國政治環境的現代化，都是很難置疑的一件事。
正因為有了這場不動聲色的巨變，一個在鏡頭前抽著價值千元香煙的官員才會去職，一個斥問記者「你到底是代表老百姓說話還是代表黨說話」的局長才會丟官。我們也許可以大膽地猜想，這兩位在官場上混了好一陣子的公務員，應該是八面玲瓏的人，說不定他們也讀過曾國藩的傳記，對毛澤東的雄才大略有些心得；說不定他們也很明白官場中的潛規則，知道怎樣逢迎上司卻又不失體面，曉得如何對待下屬恩威並施；然而，他們還是敗在不懂陽光環境中的「明規則」。
就拿演講來說吧，曾幾何時，政治人物的演說只是特定場合下的儀式，他不必生動活潑直抒胸意，他只需按著文稿一字字地朗讀出來，同時不忘機械而僵硬地提高聲調，以便聽者適時鼓掌(這自然也是儀式的一部分)。
可是，現代的聽眾變了，無論他們是你的下屬還是公民大眾，他們期望的不再是一場行禮如儀的沉悶表演，他們想要看你能不能說服他們，讓他們認識你的想法和為人，甚至讓他們心悅誠服地信任你。簡單地講，現代的政治演說是一門高妙的溝通藝術。
這絕對不是膚淺的舞台演出，更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環節(且不論民主如何定義)；領袖人物不可以再把台下的人當成必須聽話的乖孩子，反而要把他們當作一群有待爭取的夥伴。
梁文道：有人在「反高鐵」嗎？
【明報】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人在北京。想起第二天搭機回港，不免就要感到一絲輕微的痛苦。航程3 小時半，加上前後的陸路交通，和入關候機的時間，足足就有8 個鐘頭那麼多了。我每個月往返北京一趟，每趟來回要在交通上用掉16 小時，假如有更快捷更方便的方法，那該有多好呢？不過，要是這個不知為何物的新方法必須耗用大量公帑，甚至還要一些在老家住了幾十年的人連根拔起，我就得想想它到底值不值得了。比如說我這種人所帶來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果實能不能惠及所有受到影響的人呢？他們的最後所得又能不能彌補他們將要失去的一切？如果我辯稱那套新的交通方法可以為大家帶來「長遠利益」，我是否有責任說明那究竟是什麼利益，它的分配合不合乎正義原則呢？同時，我的對象還得同意我給出的理據；就算我說得再有道理，只要他們不贊成，我們這群既得利益者也不可能霸王硬上弓吧？
同樣地，如果我能更迅速更舒適地到達廣州，把整個珠三角納入我的「一日生活圈」，上午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中午和朋友在深圳談項目，下午就能回到香港做節目，這當然也是件好得不行的美事。但為什麼我的生活要比菜園村居民的生活更重要，重要到要他們毁棄家園，好來遷就我想快上一小時的欲望呢？
對於香港公眾來說，直到目前為止的所有支持高鐵政府方案的意見，都只是一堆抽象的模糊名詞。這些名詞都很美好很宏大，但它們的具體所指卻不是人人都能摸得清楚的，更不要提它們根本還沒經過各種正義原則的檢視和辯析了。例如「加速融合」到底是怎麼個融合法？又如「一日生活圈」，是誰需要擴大一日之內的生活半徑？他又能為大家帶來什麼呢？
政府和建制派一直警告大家香港快要被「邊緣化」了，他們說的沒錯。可香港的邊緣化絕對不是因為香港少了一條高鐵，反而恰恰是政府和一群既得利益集團多年來的短視和倒行逆施，死死抱住高地價結構不放，在金融業上孤注一擲，什麼高科技產業和創意工業不是淪為空談就是蛻變為改頭換面的地產項目。有了高鐵，香港的問題就能迎刃而解？用句大白話講，既然你們自己就是香港「邊緣化」的罪魁禍首，你就唔好搵呢句說話嚟「大」我。
妖魔化反對者無助解決問題
在這場蒼白的語詞口水戰裏，最常見的一條邏輯就是把支持政府方案等同於「支持興建高鐵」，再把「支持興建高鐵」等同於「支持發展」。於是任何對於政府方案的懷疑和反對意見都莫名其妙地被簡化為「反對興建高鐵」，所以提出這些意見的人也就順理成章地被打成「反對發展」了。因此我們才會看到一些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並不是在說明政府方案本身有多好，反而是再三強調高鐵的必要。他們完全忽略了在所謂的「反高鐵陣營」裏面真正堅定反對興建高鐵的，其實只是一部分人，卻一股腦地把所有不同看法全都妖魔化為反對高鐵的反發展憤青。對於那些根本不在原則上反對高鐵的「反政府方案人士」來說，你不厭其煩地講述高鐵的妙處，無異於誤中副車；但對不明就裏的一般讀者而言，那就是混淆視聽，使他們誤以為如今真有這麼一大幫人置香港「長遠福祉」於不顧了。
「發展」總是正面的，所以當表面上是支持高鐵實質上是支持政府方案的意見竊據了「發展」的高地之後，就不只能妖魔化對手，還能催促立法會盡速通過高鐵撥款了。因為「發展」那麼美好，我們又怎能不快快發展呢？
馬家輝兄把這次有關高鐵的爭論比作西九龍文化區事件的再版，理由之一正是當年政府也是未經詳盡的諮詢和公共參與便急推計劃上馬，親建制言論也是照樣把反對人士說成反對「發展」。直到今日，西九龍文化區仍未動工，就有不少人總是以大陸比較，說什麼人家的歌劇院藝術館早已遍地開花，我們的西九仍是荒地一片，藉此譏刺香港的速度之慢效率之低。他們好像看不到大陸那些宏偉的新興場館落成啟用之後留下了多少問題：有的管理不善，軟件跟不上硬體；有的變成了富人俱樂部，一般百姓無緣問津；還有的根本就是空洞無物的大白象，徒具裝飾功能。這一切全拜官方急速發展之功。要跟以「發展是硬道理」為圭臬，以速度超人著稱的中國大陸比快，怎麼會是香港該走的道路呢？正是那種「先砸個100 億再看划不划算」的心態才造成了今日遺禍重重的三峽工程，難道香港建高鐵還要先丟個600 億再向大家解釋高鐵的種種影響嗎？
更有報道稱政府設計了1 小時多的Power Point 展演，許多媒體及政壇人士看了都頗受打動。這種新聞真是匪夷所思，彷彿要讀者完全相信記者的感受，他說自己被說服了，讀者也最好跟着感動。假如政府真有這麼好的展演，它怎麼不在全港19 區大開town meeting，讓大家都感動一下呢？
在香港廣受宣傳的武廣高鐵其實已在內地引來一些反思和質疑了。例如發行量第一的《周末畫報》便在1 月9日出了一篇題目叫做〈『被高速』：效率與公平的選擇〉，它在開頭稱讚「中國又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紀錄」，用無匹於世的效率成了高鐵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批評「其全程一等票780 元人民幣」叫人吃不消，還說「武廣高鐵沿線將停運13 對普通列車，更讓不少民眾的心涼了半截」。最後的結論是「一葉知秋，武廣高鐵的『被高速』，讓我們看到中國經濟發展天平的傾斜」。包括《明報》總編輯張健波兄在內的許多「記者」體驗過武廣高鐵之後，都寫下了聲情俱茂的報道；他們怎麼會聽不到這些主流媒體上都見得着的聲音呢？
香港勝在後悔前就開始質疑不用米已成炊才反思
香港的真正優勝之處，在於我們還能在後悔之前就開始質疑，用不着在米已成炊之後才紛紛反思。我們可以在發展之餘思考發展的意義，豐富發展的內涵與面向（保育菜園村為什麼就不能也是一種發展呢？）；可以在追求效率之餘不忘公平尋找把長遠利益普潤到每一個人身上的方法。要是我們輕易放棄了這點優勢，在政府仍未徹底公開一切資訊，在市民仍未充分知情完全參與的情况下，就用一堆空洞的言辭強推一項大型的基建計劃，那麼香港還叫做香港嗎？那麼我們還不如搬到廣州，反正高鐵通車之後，我可以把香港放在我的「一日生活圈」內，不是嗎？
梁文道：現代政治要有現代領導（上）
【am730-觀念】過去十年，我去過不少大陸企業參觀，常在辦公室的走道上，看見公司領導的親筆批示，被張貼在牆上供人學習，觀其造句行文之語氣，背後謀略之用心，總是有幾分眼熟，不知在何處見過。要是再在報紙雜誌上讀到這些領導的傳略，述其管理之哲學，這份熟悉的感覺就更立體了。
直到後來的某一天，我重讀《毛語錄》，這才恍然大悟：呀！原來這些領導都有點像毛澤東！腦海中立時浮起無數次桌間談話的場景，酒酣耳熱之際，那些出生在某個年代的企業高層與政府官員總是會提起毛澤東。
他們提到毛澤東，既不是崇拜，也不是置疑，而是很技術地分析他在某一場會議前的人事布局，某一趟講話中的心理戰略。似乎毛澤東的一生言行裏，埋藏了無盡的資源，要比任何管理課程都更實際地指導了大家權力運用的方略，以及溝通表達的技巧。也許我可以大膽地說，毛澤東是幾代中國人心目中的領導模範；你想當領導嗎？那你就得好好研究毛澤東，因為他幾乎是我們所知的唯一典範。
我不想討論毛式領導藝術的功過，就算他真有過人之處，我還是覺得全中國的權力階層要是都學毛澤東的話，恐怕也非妙事。理由很簡單，毛澤東的處境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經歷的，我們必須承認，今天的中國已經和三十年前很不同了。
在這個新媒體空前爆發的年代，一晚的密室談話，很可能隨即成為網路熱帖；在這個權力稍為分散的年代，一個下屬或許會有東家不打打西家的退路；在這個一元意識形態疲軟、自我意識增強的年代，沒有人會再無條件地接受任何來自上級的指示。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我們也需要一套新的領導藝術，甚至向西方借鑑包括政治公關學在內的各種領導技巧。
一般人或許會覺得可笑，我們中國人還用得著向西洋人學權謀之術嗎？且不論曾國藩謀略早已貴為民間顯學，就連任何王朝興衰的歷史，也會被我們中國人讀成一部又一部的權術寶典，學習權謀，實是風靡全民的運動。
由此可見，我國堪稱舉世無匹的心計戰略大國，西洋人那套雕蟲小技又何足道哉！
就是走在街上，都有無數標語或廣告，內容令人啼笑皆非，成為網友熱傳的相片。
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梁文道：炫學之罪
【聯合報-懷念書】假如一位農夫當了作家，時常在文字裡借用天候的細微變化說明人事的陰晴不定，以土壤的乾濕隱喻社會環境的枯乏豐潤，並且時時展露他對肥料、苗種與昆蟲的廣博知識，我們會批評他很炫耀很賣弄嗎？當然不會。相反地，我們還要稱讚他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他的身分，忠於他所來處，是個誠實地道的樸素作者。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指責一些人摘引成癖，說他們書袋掉得太厲害，很惹人厭煩呢？
曾經，我不太喜歡艾可（Umberto Eco）的風格，不明白他為什麼連談一場足球賽都要煞有介事地引出中世紀的某位神祕主義神學家，在評論義大利政壇的右轉時又好似漫不經心地提到一本西班牙文的記憶術論著。炫學於他，幾乎是種不可制止的原慾衝動。就拿他的暢銷小說《玫瑰之名》來說吧，我總懷疑裡頭那位理性睿智博學多聞的威廉修士就是他自己的化身。這本書裡不能沒有這個角色，否則他該如何宣洩他那尋章摘句的本能呢？
直到我曉得他擁書三萬冊，是歐洲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藏書家，每至一處必在舊書肆上消磨半日辰光，我才明白書房根本就是他的農場，亞里斯多德則是他的耕具。對於一個活在書堆裡的人來說，隨時抄引他人著述，隨口道出一兩個人名書名，豈不就像農夫忍不住談天氣、股民忍不住說股票一樣自然，一樣的恰如其分？
既然書本界定了他的世界，是他生活起居的環境，我們也就可以想像他思考世界的基本要件必定是書，省視自身的濾鏡是書，甚至結構感受的框架也還是書了。這種人在自己一個人吃飯的時候不能不想起在小說裡讀到過的一場荒唐盛宴，在做愛的時候會感覺到一首老詩裡的痠痛（又或者生理學的解剖之客觀和物質），所以他在寫作裡的「炫耀」反而是種未經雕飾的質樸。相反地，許多有經驗的讀書人都曉得，節制自己引述的衝動卻是最刻意最造作的功夫。
我們仍然要譴責書包拋得太多的行為，仍然要嫌棄文抄公，莫非是因為一種古老傳統的作用？相信知識應當隱密，不該隨意公示（尤其是某些危險的知識）？好比楊雄在《法言‧問神》裡所說的：「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
炫學之罪不在於它展露了太多的知識，因為可以展露的知識就不是不可與民知的祕學了。它真正的問題是它把太多的線索織進華麗的外衣，借他人的話語一方面隱藏自己不便明說的祕密，另一方面又等於無比鮮明地宣告祕密的存在，或者會使人產生追索下去的好奇，於是通往祕密知識的門徑就此開啟。每一個炫耀學問的作者都是可怕的伏藏師，他們公然揭示了自己是祕學守護者的身分。
2010年1月10日星期日
梁文道：誰還需要另一本美國故事(更新)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南方都市報】每當中國人寫書談論美國，他們多半要講的其實是中國；每當中國人讀一本關於美國的書，最後他們讀到的幾乎也還是中國。我想，最近在大陸很受注目的劉瑜的《民主的細節》也不例外，否則我們該如何解釋它意外的暢銷呢？說它「意外」，並不是因為劉瑜寫得不好；恰恰相反，劉瑜一手寫文藝，一手談政治，老早就是在全中國享負盛名的一流專欄作家了。真要說意外的話，倒是她身具專業政治學者的資格，廁身英美一流名校，沒想到筆下文字竟是如此流麗，如此通暢，人人讀得懂，而且人人都讀得過癮。
兩千一零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週年，也是中國知識界和美國民主愛恨糾纏的一百年。在這一百年裏，美國一直是中國的某種鏡像，我們用它激勵自己，用它批判自己，也用它肯定自己；有時候它是個值得效法的前輩，有時候它是務必拒之在外的邪魔；總之它從來就不能只是一個自在自為的美國，它永遠都是中國的美國。
比如說，我們都知道美國的「國父」是華盛頓，但美國人對這個說法反而會覺得很奇怪；因為他們從來就沒有「一個國父」的概念。在他們的心目中，美國有的是一群「建國之父」（ founding fathers），而且這個群體還可大可小，有一定的伸縮空間，群體裏有時人多，有時人少。那為甚麼中國人總會把華盛頓想像成一個獨一無二的父親，就算知道不是他獨力產下了美利堅合眾國，也要把他認做父中之父，豪傑中的豪傑，美國革命中最不可置疑的領袖呢？某程度上，這是因為孫中山。某些人想要造神，把孫中山在國民革命裏的地位抬到一個至高無上的首腦地步，於是反向地以華盛頓為對照為襯托，連帶把他也捧成彼岸的「國父」了。這是因為國民革命的論述和宣傳總是離不開以美國為參照物，總是想在我們這裏找到可以配對足以比較的支點，於是美國的革命自此就有了一個中國版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此就有了一個美國革命的影子了。
不同時期的中國需要不同版本的美國。國民革命的美國是中國的老大哥，冷戰時代的中國則一度認蘇聯為老大，所以就得跟隨隊伍把美國當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型態對手了。雖然中美早在蘇聯解體之前就已交好，可是我們的冷戰時代卻遠遠仍未過去，而且還呈現出一種曖昧難明的狀態，似戰非戰，似和未和，於是美國是友是敵也就仍然說不準了。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內部二元裂變，導致了兩個美國共存的詭異狀態。其中一方把美國等同於民主、自由及人權等「先進的普世價值」，它無有不好，大小事例皆可對比出中國的不足與缺陷；另一方則以為美國是虛偽的帝國主義者，急於輸出所謂的「普世價值觀」，其實只是想用自己那一套西方文化秩序宰制全球，尤其是要遏止中國的興起。
正是在這一點上，劉瑜的美國書寫顯示出了它的價值，且看她在〈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這一章裏析述 2005年紐約地鐵工人罷工事件的方式。那件事可說是當年美國的大新聞，數百萬紐約客要冒着嚴寒在 12月的冷風中徒步上班，個個苦不堪言。它起因於交通工人工會底下的「地方 100」工會與紐約交通局發生了合同爭議，一開始大家還不太有所謂，可是到了後來，從市長、媒體到一般市民，人人都把矛頭指向了「騎劫公眾利益」的工人身上。最後雙方只好回到談判桌前，各自讓步，達成妥協方案了事。劉瑜分析此事不是簡單地把美國工人階級的際遇描述得十分之慘，也不是單純地歌頌他們組織獨立工會的自由，而是着重這件事裏不同部門不同持份者的角色互動。
所以她說：「在這整個『戲劇』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沒有任何人能夠對『小人物』的命運隨意地拍板釘釘。都市交通局不能隨意決定其員工的工資待遇，必須與工會定期協商，決定合同內容；市長不能隨意下令逮捕誰，只能『督促』法院採取行動；聯邦政府不能干預州內事務，只能象徵性地表示關注；甚至『地方 100』工會本身也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他們只是代表工人協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決定合同的有效性」。
你看這一段話雖然短小，卻包括了多少宏大的課題呀，裏頭有勞動市場上的僱傭關係，有行政部門的權限問題，有聯邦制底下中央與地方的角色問題，還有工人和工會代表間的權力來源問題。對某些讀者來說，這也許是陌生的話題，可是劉瑜總能把這類重大的抽象討論先分解再重組，藉着具體事例展示它們實際運作的過程。她這麼寫出來的美國不再是一堆懸空的靜態命題，而是一具精巧複雜的、不斷演變的動態機器。故此是書談的不只是美式民主的細節，更是美式民主的操作。如果說往日常見的美國書寫是一套又一套的大故事，則《民主的細節》提供的就是一幀幀顯微攝影機所拍出來的照片了。如此觀照，許多想當然耳的言談就能化解於具體事實的鋪陳了。例如「民主沒有效率」這句老生常談的判斷語，劉瑜不在理論上批駁它，反倒以一個美國小縣城的公眾聽證會說明公共決策程序的透明與參與的開放會帶來甚麼好處。相比之下，「先砸 100億再考慮項目划不划算」的效率究竟有多好，也就不言而喻了。
然而，劉瑜的美國始終是中國版的美國，因此她才會在《選誰都差不多》這一章里把2000年麻省州長選舉戰中的“同性戀結婚可不可以合法化，要不要支持幹細胞研究”等爭論，視為雞毛蒜皮的差異。要知道，這些道德議題可是過去十多二十年來左右美國公共生活的頭等大事，多少罵戰由此而起，多少派系緣此界分，何以劉瑜會說它們是微不足道的小分歧呢?這自是一個中國人的角度，因為在我們穩定和諧的表象底下潛藏著一大堆南轅北轍的不同立場，其衝突之劇烈，其共識之難得，尤甚于看起來非常多元非常混亂的美國。對中國來說，連市場經濟該不該名正言順地倡導都還要爭辯，要不要放開幹細胞的研究當然就是小節了。
所以我懷疑劉瑜這本書要是翻譯成英文給美國人看，說不定他們也會覺得很有趣。就像一個泰國人寫了本北歐遊記，連說北歐的夏天好冷好冷好冷，北歐人這才曉得自己住的地方原來真有這麼冷。可是反過來看，也唯有去過北歐，這個泰國人才能瞭解什麼叫做熱帶生活。或許這就是中國人仍然要不斷書寫美國的原因了。
2010年1月8日星期五
梁文道：廟口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小時候看戲讀小說，時常見到才子佳人在廟會相遇，上香上出真感情的情節，很不明白其中的奧妙。後來又聽說古時的好人家都不許黃花閨女進廟燒香，即使要去，也必差遣丫環隨行監視，就更是覺得奇怪；為甚麼寺廟總是醞釀一段玫瑰佳話的好地點？又為甚麼不讓初熟的少女獨自上香，彷彿寺廟是個很淫亂的場所？
原來廟觀真的曾是不清不淨的危險地帶，尤其明朝，也就是那些小說和戲曲的誕生的年代。《大明律》甚至還有這樣的條例：「若有官及軍民之家，縱令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無夫男者，罪坐本婦」。時人雷夢麟解釋道：「縱容妻女於寺觀神廟燒香祈福者，則男女混雜，而姦淫之漸矣。」其實真正的問題還不在男女混雜，而在於當時寺觀中的「出家人」不是一般的男女。有許多逃兵賊盜遁入寺中，把清淨之地弄得烏煙瘴氣，喝酒吃肉穿金戴銀，甚至還誘拐良家婦女，開設妓寨。於是些人外表像尼姑，職業卻是性工作，別有用心的燒香客看了要是喜歡，可以直接帶到後面的禪房辦事。難怪後人都說明末是中國佛教最墮落的時期。
中國人的宗教觀念很世俗，所以中國人的宗教場所也很江湖。就算不為尋春，廟門觀前也是個吃喝玩樂的好去處。我們現在過年過節喜歡逛商場，古人的相應活動就是逛廟會了。那裏頭甚麼都有，耍猴的，變魔術的，表演功夫賣膏藥的，凡是江湖上的行當，全都集中到廟前去了。至於賣雜貨做小吃，那就更不用說了。
雖然我也很受不了寺院兼營妓院的古風，但我對「廟口」這種神奇熱鬧的傳統空間卻是很嚮往的，特別是它的小吃。就說江蘇一帶，上海城隍廟、南京夫子廟、蘇州玄妙觀，這些地名幾乎等同某種小吃的流派了，過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這些廟前的空間不可。我還說得蘇州玄妙觀前面的「觀前路」，甚麼五香排骨、醬螺螄、鴨血湯、玫瑰糕、梅花糕、酒釀餅……，這一路吃下來，你就知道甚麼叫做蘇州的「香甜軟糯」了。可惜時代變了，那一帶的地價太高，小吃做不住，反而開了麥當勞。
很多人都以為香港保留了不少傳統中國文化的特色，我也同意，惟獨「廟口」這一點竟是相當罕見。譬如車公廟，每年農曆新年車公誕前後數日，它附近的球場都會架起一行行帳篷下的小攤販，賣風車看掌相。可是受制於政府的衛生觀念，這裏就是沒一家賣吃的。「食環署」全力滅絕港式大排檔數十年之後，近日終於醒悟，准許碩果僅存的二十多家人傳承家業。他們能不能善心大發，再多放出一些經營牌照呢？如果可以，拿了牌照的業者又該去何處維生？蔡瀾建議在天水圍設一片小吃攤，我則以為最好的地方莫過「廟口」，比方說黃大仙。
大陸的「廟口」漸漸走味，香港的「廟口」根本不存在，只有台灣還保留了這套庶民的善美風俗，而且東西真的好吃。吃新竹的貢丸米粉，沒有比新竹城隍廟更好的所在了；其他地方亦然。有一趟我在台南，朋友晚上說要帶我們吃海鮮，我以為一定是要到海濱河口了，沒想到下了車竟是市區裏的一座廟。夜涼似水，小城燈靜，我們坐在貼地極近的低矮板凳上，前面是一行小賣車展示魚穫，背後則是廟門兩側的紅燈籠（上書大字「肅靜」）。烹調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白水堪堪煮熟的海產，一人一小碟醬油蘸料。但看附近桌子零落三四張，食客不出十來人，大家吃得也慢話聲也低，我居然意外地感受到了一股神聖。
楊照：「有我之境」的私密閱讀（《我執》台灣版序）
我將梁文道的《我執》看作一本極其獨特亦極其深刻的讀書筆記。 不只因為梁文道是個認真、傑出的讀書人，而且他在書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個人受過嚴格的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是為了補償自己對女人的虧欠這種說法，應該是要嗤之以鼻的。因為根據理論提供的常識，作者的實際生活和他筆下的作品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直接的關係。假如有關係的話，那也是可疑可議的。」
換句話說，《我執》的內容不可以、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愛情關係上的挫折，有一個「他」突然從梁文道的居住之處離開消失了，而這些片段小語，就是那樣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靈光紀錄。
不，如此看待這批文章，太直接太簡單，缺少了認真閱讀文學作品所需要的複雜「可疑可議」態度。梁文道和那個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之間，不能如此直接簡單等同起來，而該有著其他「可疑可議」的關係。
「可疑可議」之處，無法立即揭露，還好文章裡留下了其他不那麼可疑、不那麼可議的線索，可供做為依據。那就是書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是梁文道還是虛構的角色，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扭曲變形或精神原型，文章裡讀著書、記錄著閱讀反思的，總是不折不扣，我們平常認識的那個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間，他讀了《戀人絮語》、《貓河》、康拉德的傳記、《魂斷威尼斯》、《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塔》、Edward Hopper的畫、《空間詩學》、《紙房子》、《生活與命運》、《書簡三疊》……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經驗，由這些閱讀堆砌構築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兩方，借方與貸方，然而在生命與閱讀的關係裡，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貸方呢？
我們平常習慣的想像，是生命借用閱讀。生命中有了什麼樣的感受感懷，我們自己說之不足道之不完，於是將前人在書中講過的話，借來運用，說：「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經幫我講得如此精確！」或「啊，今天我才懂了書中的意思！」
然而，會不會存在另一種反向的可能，是閱讀借用生命？甚至：為了彰示、擴充閱讀的領略，才不得不借用具體生命故事來做為映襯、基底？
我懷疑，而且我覺得有充分理由懷疑，《我執》正是這種反向「借用」的精彩示範展現。一個讀書人，因其傑出且強大的閱讀能力，感應了藏在書籍文本後面的人間情緒矛盾糾結，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觸到了直覺感受，他沒有辦法繼續訴諸理性文字來傳遞那感知情緒，或者該說：那樣的感知情緒一旦被寫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這種閱讀需要一個主觀且情緒性的主體做為橋樑來傳達，於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個主體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敘述者，來撰寫這樣一部奇特的讀書筆記。
書中的敘述者不是剛好失戀，所以借用《戀人絮語》；反而是只有透過主體失戀的經驗才能深刻傳遞閱讀《戀人絮語》的感動，於是那位敘述者就非失戀不可了！
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理所當然開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銳，迎接並對抗這個世界，於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稜鏡，將通過他的平常混濁的光，折射成鮮麗得令人無法逼視的純粹色彩。
換個方式說，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就是有著最強烈「我執」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來自於「想不開」，來自於清楚意識自我「自性」，所以會沉耽在離去、喪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復的掙扎中。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執》寫的，正是一種極度強烈的「有我」的文學；《我執》記錄的，正是唯有透過這種「有我之境」才會出現的奇異景致。雖然一開頭八月一日的〈題解〉文中說：「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握得愈緊愈是徒然。此之謂我執。」然而放在閱讀與文學的範圍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從「徒然」中、從對於「徒然」的虛無慨嘆中，才有辦法燦然冒生出值得被領略記取的光彩來。
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報章刊載時，專欄題記為「祕學筆記」，內中所藏的，與其說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祕密，還不如說是一種秘密的閱讀態度。不是平常會在文章或錄影上看到的那種公共態度，不是分析歸納或排比解說的態度，而是一種穿過具體生命，「我」無時不在、主觀、感性、乃至於高度情緒化的私人態度。「祕學」者，是「私密之學」的意思吧！
我們不必試圖從《我執》的文字裡，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過我們卻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筆法，讚歎這位讀書人的閱讀興味與閱讀能量，他當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義，他還能進而和作者和文本進行生命與生命覿面相見、赤裸私密的感應，把閱讀內容轉化成自我體驗，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語氣，鑽入每位讀者的生命中，豐富我們的私密自我空間。
梁文道：歲月無聲的日子（二之二）
【am730-觀念】二次大戰時，日本軍人犧牲自己的性命，為國捐軀，得到國家賦予認同。這些曾令美軍聞風喪膽的神風敢死隊，最終於靖國神社裡，尋回「身為日本人」的尊嚴。
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這種尊嚴的追求，但是我們也有必要認識到，尊嚴不只是一種抽象的精神價值，它還是整全的生活感受。當我鄭重地祈求「江山靜好，歲月無聲」，我想到的就是這麼一種人人活得有尊嚴的平靜日子。
比如說一個清潔工人，他每天在街上打掃，路人不會瞧他不起。如果他一不小心刮花了一部名車，車主不會惡狠狠地跟他說：「好大的狗膽，你知道我是誰嗎？」因為在一個人人都受到尊重的社會裡面，你知道「我是誰嗎」這句話不會有太大的意義。
他的收入低微，但生活還能勉強維持，一日三餐不成問題。樓價雖高，可夫婦兩胼手胝足，加上政府優待，總算還能住得上一間很基本的房子。如果他有孩子，他不用為學費負債，因為國家有真正的義務教育；要是孩子懂事，奮發學習，說不定將來還能考上一間重點大學呢。年紀大了，難免身體不好，可是公立醫院不會棄他於不顧；沒錯，他當然住不起私家病房，但有需要的話，他至少住得進院。
出門旅行或許是奢望了，沒關係，市郊的公園野餐也不錯，而且不收門票。那裡沒有湖光山色，可幸空氣尚算清鮮。
這家人是不富足，不過他們的日子過得不慌。吃得儉樸廉價不表示食物不衛生不安全，常喝自來水但水源無害，住得簡單但不會有人隨時上門逼他搬家。他們不是甚麼捨己為人的英雄之家，但不怕路見不平偶爾行善，因為這個社會沒有太多人想要利用別人的善心，更不可能出現傳說中的「釣魚執法」。
對未來他們有夢想，但又不敢想得太遠；國家大事他們不是不關心，只是關心不了那麼多。可是他們知道，政府願意聽他們說話。也許政府不能總是滿足得了他們的心願，也許他們不太清楚自己說了的話，最後會流向行政程序的哪一個角落，不過他們接觸到的公務員是客氣的，和善的，有耐性的。
如果我再寫下去，你會不會以為我在做夢呢？然而，比起強國的大夢，這小小的美夢，又算得上甚麼？通往尊嚴生活的道路有很多條，我還是比較喜歡這一條不張揚不顯赫的小路。
那天才聽一個朋友說起一位出租車司機的故事，他說那位司機從沿途不斷的收費站開始罵起，最後數到公費開銷的浪費與貪官派人截訪無告民眾的可惡，這社會幾乎沒有一件事能令他滿意，自己則處處受到不公的待遇。但奇怪的是，話鋒一轉，他居然盼望政府早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還說要是美國膽敢介入，就要迎頭痛擊，讓他們知道誰才是世界第一強國。
為什麼這位出租車司機的邏輯會這麼奇怪，前後說的好像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假如他只是想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希望社會比較符合他的期望，我還是寧願有朝一日，他能走上一條不張揚不顯赫、但是平靜安然的小路。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
舒國治：香港有個梁文道（《我執》台灣版序）
【聯合報】香港有個梁文道，他寫文章、論時情、觀看世界皆有獨造。我禁不住好奇他是怎麼做到的，同時也佩服有人能做得那麼出色、那麼妙。
我實知他不多，雖我識他亦有十來年。只不過其間沒機會見上幾面，但每回見面卻又聊得極愉快極豐富。
但我真不夠資格談他。先別說我的學問不夠；再者我看不到他的電視節目（台灣看不到鳳凰台，說來不怕人笑，舍下亦無電視）；三者不諳電腦，讀不了他在網路上與日俱增的文章；甚至他在書上報上的文章我竟也忘了去追來細讀。光陰似箭，轉眼間他已從二十六歲的昔日少年馬上步入四十歲的壯年矣，也已文章寫出了、電視上論出了恁多各題各類各趣各風的作品，開啟了恁大的一片思想與知識之文化論窺事業，這一下子，我忽然好想多曉得他一點了。我，也開始強烈的好奇了，好奇怎麼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獨樹一幟、自闢蹊徑的年輕學問家？
於是我便在紙上寫下：香港有個梁文道……
當然，我雖好奇，卻並不深悉他的成長與治學等諸多實情，只好就我在與他七、八次的香港、台北與北京的酒飯席間晤見上來揣想一個可能的梁文道。
譬似他永遠在看書看書看書，看了這本，還要看那本，看了文學的哲學的，還要看歷史的政治的，世間每一種事象皆不願放過，皆極有興趣。更還不只是興趣，是不累。這是怎麼一回事呢？莫非是一股童心？一股追問？莫非是一種對父親、祖父，甚至舅舅、表哥等的殷殷追隨與跟從，企求自他們大人那兒得到即令是出海冒險的快樂，卻同時仍獲有依仗的保護與溫暖，以及愛。
他這種不歇的好奇心，或說糾纏不休的窺探，幾乎已像是在萬里尋親的途中不放過任何遭逢親人的窄縫機會。
幾乎可以說，他有一種傻，這種傻，這種專情，教他做恁多的事而不感到累。一如兒童的嬉戲瘋鬧。又他的傻，是一種渾然天真，你今天和他碰面，聽他說話或看他聽人說話的反應，覺得天真純樸，並不如何如何聰明，但明天你看到報紙上他的文章，奇怪，怎麼比昨天多聰明了點呢？再過幾天你看到電視上的他，他媽的，怎麼又更聰明了呢？梁文道便是這麼一個不即時露出他犀利才智、卻始終與日推移左右逢源目送飛鴻手揮琵琶的獲取他更深化學養與淬鍊慧根的「學問栽植家」。並且他隨手拈來。這亦是他生活與工作的高明處與獨特處。
怎麼說呢？
他看似只工作（寫稿、讀書、上電視做節目），不生活；然看自他的文章與節目，充滿了生活的各樁情節：伊斯坦堡的海峽、京都的百年旅館、亨利‧詹姆斯的情感、少年台灣小太保的荒好歲月、生牡蠣的腥香鮮甜。
其實他抓緊片段的空閒，瘋烈的生活。譬似這兩年我遇見的他，常在飯桌上，他抓緊與同桌六、七人多聊、多聽彼此近況，也同時迸發撞碰新出的任何話題，常常有趣極了，也熱鬧極了。這便是他的獨妙生活，也是他特殊修士般工作下的極佳娛樂。然後九點半十點飯席散了，他馬上又要回到幽禁如武俠小說面壁石洞的旅館房間去進行三到五個小時（有時甚至到天亮）的無人窺知的默默寫作自懲。（「鏘鏘三人行」掌櫃竇文濤說得好：「文道寫稿量與讀書量的大，與睡覺量的少，幾乎是自虐。」）
正因為他太常在室內檯燈下伏案，致他說及的外間，皆是極如嬰兒初見的光亮明潔、花也香海也藍的興奮。這種封閉式的工作形態，造就了他的天真，也達成了他的與世俗之隔絕。但他不能在光風霽月下待停太久。說來好笑，我差不多已在遐想，若梁文道在百忙中到台北休假三天，啥事也不用做，那我可以怎麼替他規畫一個行程呢？我甚至想，我自己亦可不留在台北相陪，歡迎他住我家客房，每天自顧自出門遊玩，我寫好幾張A4紙的可遊可逛行蹤，何處不妨小坐，主人可略談，何處院子花好，何處咖啡好，何處人景佳，何巷黃昏時分光好，他自去玩，他自去吃，他自徜徉與歇腳。
甚至台東，亦可如此規畫與他。便為了或許令他享三天實則平常之極的清福。
梁文道說話，沒有廣東腔。這與他童年待過台灣有些關係。但更與他喜歡接近所有的風土、所有的異地有關。而他雖每日寫稿一如太多香港寫家在報上所作，但奇怪，他的議論與絕大多數的「港見」極不相同。這三十年太多的香港專欄文家，即使見多識廣，留英留美，談英談美，高論不乏，但總還是流溢著濃郁的港見，更不時透露出某些港嘆。這頗正常，亦很應當。然而梁文道小小年紀，何以比較少這些東西呢？梁文道議港談港，必也不少，只不過他所在意的「居港思港」之念，或許疏談得多。搞不好他看任何的中國人角落，不管是新加坡台灣香港，鬧熱哄哄珠江三角洲、吳儂甜軟的江南，喳喳唬唬的北京、擺龍門陣的四川，皆以某種類似遙遠卻又好奇的眼光。梁文道身處其中，似不很投入，就像他自己並不嵌在裡頭，這種「自火車上探頭看一眼」式的觀察，卻寫出、談出極其精闢的論見，是他的絕活。何也？哦，是了，是舉世皆過度世俗了。而他即使每一天皆投入世俗，卻怎麼也沒與他們一般的世俗。中國大陸的一忽兒大鍋飯又一忽兒全民奔經濟，香港的商樓滿布、逼人透不過氣的金融競逐，台灣的人人顧盼自雄、皆欲自做老闆，政治見解滿口、儼然有朝一日亦想登高從政……他皆很能樂知樂見樂聽樂參與其中實況，並享受眾人的喧囂與野悍暢肆，但他究竟是梁文道，一個埋頭伏案的書呆子，一個只知理出思路的哲學探索者，一個若即若離的旁人；這些事皆不受他染指，這些地方即使他皆深愛卻都不是他的故鄉，他像是住在寺院裡。
他像是太愛這個社會，故而要去離開。他像是太愛這些人群，故才不與他們靠得太近。就像電影或小說中的傑出兒子，太愛他的媽媽、姊姊、弟弟，便只能躲在樹後看著他們、保護他們，卻不與他們見面；乃相見只益增得悉他們脆弱後生出的不忍。
於是他消除不忍不捨的心底之痛，只好一逕的寫、一逕的說，教人們一點一滴的從不同的角度逐步知解生命。譬似少寫了一篇文章便少誦了一堂經般的令眾生的苦痛沒得到立解。
他的業作，我東思西想除了說「僧道一流」，已無其他身分可以解釋。有人謂他是意見領袖，實他無意做任何的領袖，只是想找出意見、講出意見。在這一處講完了意見，便再去另處繼續尋找。意見是他優遊人生的最佳故鄉，但也頂多如此，他只誦經，不做方丈。
2010年1月5日星期二
香港年度人物梁文道：一個香港知識分子在內地
【南都週刊-2009城市年度人物之香港】他是香港通才教育體系下培養出來的人才，像大多數香港人一樣，非常勤奮。但是他比一般香港人多了一份清醒，也比一般內地人多了一種參與的熱情。2009年，他做香港書展大使，無數檔電視節目，出書，演講......這一切都使得梁文道成為內地人心目中最熟悉的香港人。
「這些可以說是自己逼的，因為我可以拒絕嘛」，但是他又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情」。香港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在媒體裡做事，而且習慣了跨界，一是因為圈子小，來來去去就這麼些人，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知識分子的「難民心態」，在香港單純靠寫稿或者做一檔電視節目的主持人，很難養活自己，「好比發生船難時浮在海上，你看到木板浮過來，抱著它，會覺得沒有安全感，你得多抱幾塊」，慢慢地也就學會了十八般武藝。
香港人普遍很勤奮，他說自己只是其中一個，不同的是，他更有中國情懷。
「香港這個城市很大特點就是它的文化氣質是冷的」，梁文道出生在香港，四歲時便被父母送到台灣與外公外婆一起住，再回香港讀大學。他說，相比之下，台灣是個溫情脈脈的地方，例如說台灣的政治人物總是動不動就給人們下跪，我要親吻這片土地……大陸則是個喜歡氣宇軒昂的地方，同行文化人在演講的時候你會覺得他特別有氣勢，很強調一種雄壯莊嚴的。
「大陸和台灣這兩種狀態都是感情相當濃烈的狀態，但香港就和這兩個地方不同，香港是個不喜歡表達濃烈感情的地方。我們從小學到的是這種東西叫文藝腔，我們很怕文藝腔。」這種港式思維當然會對梁文道的產生影響：「我比較喜歡抽離一點，寫文章看事情做評論也好，總是希望先冷靜下來再說。」二十年前剛寫文章時，他會在文章寫完後回頭看一遍，將所有的感情表達強烈的語氣詞刪掉。
2010年1月1日星期五
梁文道：米芝蓮的科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幫襯過「阿鴻小吃」的外賣，她的滷味做得確實不錯，可是她真的值得「米芝蓮一星」嗎？我懷疑。
自從米芝蓮登陸香港以來，爭論的焦點就一直放在那群老外究竟懂不懂得本地口味這個老問題上頭。許多港人吹捧的老字號在去年的指南上紛紛落馬，於是大家（包括我）群起而攻，一時說他們不可能懂得雲吞麵背後的深厚文化；一時罵他們太過注重服務和環境，忽視了街頭小吃的天真風味。這下可好，今年的米芝蓮從善如流，引入了「阿鴻小吃」這樣的店，大家滿意了嗎？不，我們還是覺得它水土不服，本地化的程度不夠；最最起碼，它不應該把順德菜譯成了「信德菜」，讓人以為這是一群華人教徒發明的地方菜。
自從米芝蓮離開法國國門之後，類似的爭論就沒有停過。且別說東京有些老店拒絕評星，就連大家以為應該和那幫法國佬「同聲同氣」的歐洲人也很不滿。例如意大利，凡是拿過米芝蓮指南去意大利覓食的人都曉得，在上頭拿到三顆星的餐廳往往是當地人也覺得有點怪的，反而某些廣受愛戴的老店卻在米芝蓮的星榜上名落孫山。意大利食家的看法是，米芝蓮太法國了，他們不能欣賞意大利美食中的純樸風味。
如此說來，法國人應該會對米芝蓮一致叫好了吧？也不。你看巴黎，人人心中都有自己最愛的 brasserie，她們的氣氛和食物常常要比一些星級餐廳更加令人難忘，更加令人滿足；但這些大眾化的熱鬧飯館入榜了嗎？因此才會有人另起爐灶，專門為 brasserie另立指南。
說到這裏，我們應該明白問題所在了吧。米芝蓮在香港把星星送給了「阿鴻小吃」，就跟它在巴黎選了一家三文治店一樣震撼，或者一樣荒謬。因為這麼一來，它就不再是原來那個米芝蓮了。
甚麼是米芝蓮？甚麼是米芝蓮的評星準則？簡要言之，那是一種科學。首先，它要求極度的準確。它的評審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美食家，而是一群廚藝分析師；對着一碟菜，他要問的不是它好不好吃，而是它做得對不對。他關心那些食材的鮮美程度，刀法火候是否恰到好處，味道的調配合不合乎比例，質感的層次區分精不精細。從食物的烹調到服務與餐廳陳設的一切細節，米芝蓮都相信其中自有一套嚴格的法度，它不是主觀的審美，而是客觀的科學。只有達到了這個最基本的科學標準，才有資格接着去談創意。明乎此，我們就曉得為甚麼有些口味不錯的地方卻不受其青睞了，也許是因為它的手工麵搓得條條粗細不同，也許是它的伴菜大小切得段段不一。然而，這真是每一位美食愛好者都會關心的課題嗎？
米芝蓮的問題從來都不是它懂不懂得欣賞異鄉文化，而是它非常頑固地堅守着一套法國精緻料理中的科學觀。基於同樣的觀念，把廚藝還原為化學和物理學的分子美食才能興起，才能得到米芝蓮的格外重視。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對於米芝蓮的批評其實是誤中副車了。因為它沒有義務要做全球最寬容最多元最權威的飲食指南，它大可以堅守這套獨特的美學觀念。今天米芝蓮的毛病反而是它太想當全世界最權威的指南，太想拓展它的全球業務，所以才會在「阿鴻小吃」這種例子上顯得進退失據。就讓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阿鴻小吃」明年想力爭上游，多拿一顆星，她應該要做些甚麼？她有任何既定的方向可循嗎？
梁文道：為什麼需要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我讀》序）
很多讀者都對我選書的範圍很有興趣。因為面對大眾講書，所以我選書往往有特別的考慮。誠然，好書那麼多，值得談的事那麼多，我們怎麼可能把所有市面上大家看到的、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書都一一介紹一遍呢？
之前一個很好玩的讀者說，梁文道，你是一個文痞！他認為我介紹的書總是偏向人文性，沒有介紹什麼科普書籍。談談我個人對「文痞」這個稱呼的理解，並不是一個人不讀科學類書籍就會變文痞，文痞似乎是說一個人既是文人又是個痞子，當然，倘若從這個角度說我是個文痞，也是很正確的。
其實我非常想多介紹一點跟科學有關的書，比如做一些專題，介紹物理學最新的理論發展。理論往往是很艱深的東西，但又非常有趣。可惜我發現介紹這樣的東西有時候對我自己、對觀眾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怎麼可能用很短的時間講得讓大家都明白或者至少看完後能有點意見，的確很有難度，我會儘量改善。
關於選書的問題，一些讀者會期望我走「更高雅的」路線，比如有一個讀者說：「哎呀，天吶，我今天看到文道居然在講於丹，你怎麼會講於丹呢？！」有這樣的吃驚似乎是因為於丹火了、紅了，非常暢銷了，所以大家覺得我們不應該再談她了，因為這是很「通俗」的東西。我曾經說過，有些暢銷書，像《於丹<論語>心得》，無論是節目、光碟還是書，我都挺喜歡，儘管我並非完全同意她的做法或說法，但我依舊覺得她做的是件功德無量的事情。這本書現在賣了700萬本不止，意味著她能讓700萬人裡面至少有一萬人願意就此把《論語》拿出來好好看一看，這難道不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嗎？
喜歡讀書的人常常容易有一種情緒，用我的朋友台灣出版家詹宏志先生的話來說，叫「人文沙文主義」。所謂「人文沙文主義」是有一種知識分子、文人、讀書人、學者，他們認為只有符合他們心目中某種理念、某種理想、某種品位的好書才是真正的好書，比如有人說在書城或讀書雜誌上看到的那些書才是好書，而對一般大眾看的那些書會很瞧不起，會不屑一顧，像蔡志忠漫畫《莊子》或是隨便一本育嬰指南，以及任何一個書店都有一大堆的實用性通俗讀物等等。甚至會覺得不止寫這些書的人我看不起，連看這些書、買這些書的人通通看不起。我們有時候可能會怨怪為什麼一個人跑去看於丹的《論語》心得，而不去看楊伯峻的《論語譯註》呢？
我想提醒大家一點，一個人，他看不懂任何更深入的學術著作，他只看於丹的書，只看易中天的書，這既不是一種錯誤，更不是不道德，這很可能只是一種不幸。讀書讀得越多，越發現真正要讀懂我們心目中所謂的經典名著，你可能要有一點運氣。比如你要生長在一個不錯的家庭，有挺好的家庭教育，小學、中學都受到不錯的教育，而且前提是你有受教育的機會。你慢慢走過這樣一條幸運的軌跡，透過教育的養成培養出一種閱讀的能力，這種能力幫助你讀到很多人沒辦法讀進去的書。這時候你可以回過頭，看看那些在看很淺、很通俗書的人，你會覺得他們鄙俗嗎？不是，他們很可能只是不幸，他們不具備這種閱讀能力，即便不具備，也要鼓勵他們讀下去，倘若他不能一上來就讀《論語譯註》，當然是讀於丹。
每回走進書店，看到那些讀者，我都會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如今在我們這個時代，要娛樂有太多選擇了，而一個人居然跑去看書，表明他不只是抱著娛樂的目的，更是想提升自己。任何一本書被一個讀者拿起來的時候，他心底都有一種或許連自己都不知道的慾望，就是我要改變自己，要提升自己，這是一個很偉大也很卑微的慾望。一個人從來沒聽過沒看過《論語》，今天他拿起了《於丹<論語>心得》看的時候，你能夠體會他那種又卑微又偉大的慾望嗎？作為一個讀書人，為什麼不能欣賞他呢？
就算一個人看的不是《於丹<論語>心得》，而是育嬰指南這類專門教人怎麼養小孩的書，難道這就是不重要的閱讀嗎？當然不是。想想看，這世上的父母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做父母？一對大學教授結婚了，不表示他們就會把孩子教得好、教得懂。或許這對大學教授平常都看很艱深、很高雅的書，而眼下他們就需要一本寫得很好的育嬰指南，告訴他怎樣照顧好自己的小孩，教好自己的小孩。如果所有的父母都能夠看到一本非常好的育嬰指南，並且依此把他們的孩子養好、教好，將來我們的下一代就會有很多快樂健康又善良的小孩，那麼，你會不會覺得這本育嬰指南也是很了不起的書呢？
我並不是說一本育嬰指南會比《史記》偉大，我們有標準，有品位的判斷，但是讀書到了最後，是為了要讓我們更寬容地去理解這個世界有多複雜。世界有多複雜，書就有多複雜，人有多少種，書就有多少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