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8日星期五

楊照:「有我之境」的私密閱讀(《我執》台灣版序)

我將梁文道的《我執》看作一本極其獨特亦極其深刻的讀書筆記。 不只因為梁文道是個認真、傑出的讀書人,而且他在書中明白警告:

「如果一個人受過嚴格的文學理論訓練,對於亨利.詹姆斯的小說是為了補償自己對女人的虧欠這種說法,應該是要嗤之以鼻的。因為根據理論提供的常識,作者的實際生活和他筆下的作品不可能有這麼簡單直接的關係。假如有關係的話,那也是可疑可議的。」

換句話說,《我執》的內容不可以、不應該簡單地被視為:二○○六年下半年,梁文道遭遇了生活上,尤其是愛情關係上的挫折,有一個「他」突然從梁文道的居住之處離開消失了,而這些片段小語,就是那樣挫折痛苦思念心情下的靈光紀錄。

不,如此看待這批文章,太直接太簡單,缺少了認真閱讀文學作品所需要的複雜「可疑可議」態度。梁文道和那個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之間,不能如此直接簡單等同起來,而該有著其他「可疑可議」的關係。

「可疑可議」之處,無法立即揭露,還好文章裡留下了其他不那麼可疑、不那麼可議的線索,可供做為依據。那就是書中大量引用的其他文本。

不管那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敘述者,是梁文道還是虛構的角色,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某種扭曲變形或精神原型,文章裡讀著書、記錄著閱讀反思的,總是不折不扣,我們平常認識的那個梁文道。

在二○○六年八月到十二月間,他讀了《戀人絮語》、《貓河》、康拉德的傳記、《魂斷威尼斯》、《禁錮在德黑蘭的羅麗塔》、Edward Hopper的畫、《空間詩學》、《紙房子》、《生活與命運》、《書簡三疊》……等等、等等。他的生活、他的經驗,由這些閱讀堆砌構築而成。

前面引用的那段文章,出自九月十三日的〈借用〉。有趣的是,「借用」有兩方,借方與貸方,然而在生命與閱讀的關係裡,究竟孰是借方孰是貸方呢?

我們平常習慣的想像,是生命借用閱讀。生命中有了什麼樣的感受感懷,我們自己說之不足道之不完,於是將前人在書中講過的話,借來運用,說:「啊,我也正有此感!」或「啊,他已經幫我講得如此精確!」或「啊,今天我才懂了書中的意思!」

然而,會不會存在另一種反向的可能,是閱讀借用生命?甚至:為了彰示、擴充閱讀的領略,才不得不借用具體生命故事來做為映襯、基底?

我懷疑,而且我覺得有充分理由懷疑,《我執》正是這種反向「借用」的精彩示範展現。一個讀書人,因其傑出且強大的閱讀能力,感應了藏在書籍文本後面的人間情緒矛盾糾結,穿透知性的理解而碰觸到了直覺感受,他沒有辦法繼續訴諸理性文字來傳遞那感知情緒,或者該說:那樣的感知情緒一旦被寫成理性文字就失去感染力量了,這種閱讀需要一個主觀且情緒性的主體做為橋樑來傳達,於是梁文道就借用了一個主體生命,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敘述者,來撰寫這樣一部奇特的讀書筆記。

書中的敘述者不是剛好失戀,所以借用《戀人絮語》;反而是只有透過主體失戀的經驗才能深刻傳遞閱讀《戀人絮語》的感動,於是那位敘述者就非失戀不可了!

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理所當然開放了所有感官的敏銳,迎接並對抗這個世界,於是他自己成了一面多角稜鏡,將通過他的平常混濁的光,折射成鮮麗得令人無法逼視的純粹色彩。

換個方式說,挫折著痛苦著思念著的生命,就是有著最強烈「我執」的生命。挫折痛苦思念來自於「想不開」,來自於清楚意識自我「自性」,所以會沉耽在離去、喪失以及想要追悔回復的掙扎中。這是最「有我」的生命。

《我執》寫的,正是一種極度強烈的「有我」的文學;《我執》記錄的,正是唯有透過這種「有我之境」才會出現的奇異景致。雖然一開頭八月一日的〈題解〉文中說:「你以為是自己的,只不過是種偶然。握得愈緊愈是徒然。此之謂我執。」然而放在閱讀與文學的範圍中,「徒然」非但不是「徒然」,反而要從「徒然」中、從對於「徒然」的虛無慨嘆中,才有辦法燦然冒生出值得被領略記取的光彩來。

這批文章最早在香港報章刊載時,專欄題記為「祕學筆記」,內中所藏的,與其說是梁文道私人生活的祕密,還不如說是一種秘密的閱讀態度。不是平常會在文章或錄影上看到的那種公共態度,不是分析歸納或排比解說的態度,而是一種穿過具體生命,「我」無時不在、主觀、感性、乃至於高度情緒化的私人態度。「祕學」者,是「私密之學」的意思吧!

我們不必試圖從《我執》的文字裡,去破解梁文道的私生活,不過我們卻可以藉由那似幻似真、既事實又虛構的筆法,讚歎這位讀書人的閱讀興味與閱讀能量,他當然能解析字面的普遍、公共意義,他還能進而和作者和文本進行生命與生命覿面相見、赤裸私密的感應,把閱讀內容轉化成自我體驗,再用半告白半反思的語氣,鑽入每位讀者的生命中,豐富我們的私密自我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