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週刊-2009城市年度人物之香港】他是香港通才教育體系下培養出來的人才，像大多數香港人一樣，非常勤奮。但是他比一般香港人多了一份清醒，也比一般內地人多了一種參與的熱情。2009年，他做香港書展大使，無數檔電視節目，出書，演講......這一切都使得梁文道成為內地人心目中最熟悉的香港人。
這個香港人，在大陸，他似乎無處不在。
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時尚先生》頒獎現場，梁文道與白岩松挨著坐在嘉賓席上。白岩松是今年新晉「時尚先生」，梁文道是去年的「時尚先生」，他是來給這位新人頒獎的嘉賓。
2009年的365天中，梁文道大約有150天在大陸。
過去的這一年，他在大陸一口氣出版了《噪音太多》、《常識》、《我執》、《讀者》四本簡體版新書。為了宣傳，他出現在大陸各大城市的簽售現場；他作為香港書展大使之一，在大陸的北京、上海、廣州巡迴演講；在大陸熱播的鳳凰衛視《鏘鏘三人行》節目中，出現頻率高達四分之三；他的專欄文章頁出現在各大報端，大陸媒體不約而同把他當做「公共知識分子」代表，邀請他對大陸的熱點事件做出評論……
大陸的粉絲們替他在豆瓣網上建了個小組（後被封），正常運轉前人數高達八千多。組員稱呼他為「道長」，是「布道者」的「道」，他們互相提供道長的行蹤消息，最近語錄，甚至是著裝點評。而在香港，做個演講來50人就算「盛況空前」，與那種冷清相比，他說大陸這種熱鬧的局面讓他很尷尬，很有壓力——他並不適應有粉絲這回事。
一樣勤奮，兩般情懷
這一年，梁文道同時在鳳凰衛視做四個節目：《鏘鏘三人行》、《開卷八分鐘》、《走向2010》和《時事直通車》，最高記錄時你會在鳳凰衛視一天看到他八次，因為每個節目得重播一次，「我常和他們開玩笑說，你們這麼折磨我，還不如直接把一個台交給我，叫鳳凰衛視文道台，我來做整天算了」，他說。
每個禮拜他要向分佈在香港、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不同媒體交五到六篇專欄約稿；在香港他還有一本自己的雜誌《讀書好》，每個月他得負責做一個人物專訪、寫一篇序，並且回覆讀者來信；另外還有大量的臨時約稿，替人新書寫序，平均每個月做三場演講，接受採訪等等。
「這些可以說是自己逼的，因為我可以拒絕嘛」，但是他又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情」。香港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在媒體裡做事，而且習慣了跨界，一是因為圈子小，來來去去就這麼些人，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知識分子的「難民心態」，在香港單純靠寫稿或者做一檔電視節目的主持人，很難養活自己，「好比發生船難時浮在海上，你看到木板浮過來，抱著它，會覺得沒有安全感，你得多抱幾塊」，慢慢地也就學會了十八般武藝。
香港人普遍很勤奮，他說自己只是其中一個，不同的是，他更有中國情懷。
「香港這個城市很大特點就是它的文化氣質是冷的」，梁文道出生在香港，四歲時便被父母送到台灣與外公外婆一起住，再回香港讀大學。他說，相比之下，台灣是個溫情脈脈的地方，例如說台灣的政治人物總是動不動就給人們下跪，我要親吻這片土地……大陸則是個喜歡氣宇軒昂的地方，同行文化人在演講的時候你會覺得他特別有氣勢，很強調一種雄壯莊嚴的。
「大陸和台灣這兩種狀態都是感情相當濃烈的狀態，但香港就和這兩個地方不同，香港是個不喜歡表達濃烈感情的地方。我們從小學到的是這種東西叫文藝腔，我們很怕文藝腔。」這種港式思維當然會對梁文道的產生影響：「我比較喜歡抽離一點，寫文章看事情做評論也好，總是希望先冷靜下來再說。」二十年前剛寫文章時，他會在文章寫完後回頭看一遍，將所有的感情表達強烈的語氣詞刪掉。
我不是布道者，而是介入者
上個世紀90年代，還在讀大學的梁文道，每年都會回內地外公老家河南鄉下住上大半個月，搭硬座火車、長途大巴，穿一件破衣服裝大陸人，甚至也會像大陸人一樣從火車窗爬進去，在公交車站蹲著等車、吐痰……
「那時候我就開始培養一種能力，不要用當年香港人還很常見的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去看大陸，而是要把自己換位進去」，梁文道說自己很懂得大陸的話語系統，「比如說翻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很敏感，我就會在前面加一句建議我們的讀者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觀點來批判它」，常常有大陸同行好奇他怎麼懂這些。
「在大陸呆多了，就跟香港有距離了，這個距離會使得你開始對香港產生一種更立體的看法」，梁文道常常批評香港，「它有個很糟的問題，香港這個社會非常保守，它的道德的觀念特別的陳舊和落後，而且香港是一座很沒有想像力的城市。比如說，香港的八卦文化非常發達，但正是因為它八卦才體現出它的保守，假如一個社會很開放，像法國那樣子，總統有婚外情是自然的很正常的事情，他怎麼會變新聞呢？我常說香港的娛樂八卦雜誌是最好的道德教育課本。」
今年，梁文道與國內學者陳丹青同堂演講，有人認為陳丹青很猛，而這個來自香港的「公共知識分子」梁文道卻很溫和。對於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去做到「猛」，梁文道有自己的說法：「你會發現在大陸有很多人其實是很努力要去講真話，要去勇敢。這種試圖有時候會變成為了勇敢而勇敢，他們忘了勇敢是一個表達真相的手段而不是表達目的，然後我們就會出現很多人說話很狂放，那種狂放背後其實還有一個東西，是因為我們喜歡說他們真嘛，他是真性情，大陸這個地方太多假東西了，所以大家標榜真，我不是說真不好，而是說我覺得真的價值不應該被過度誇張，比如說范跑跑事件，為什麼我們大家要把一個人說『我很懦弱』這一點看成是值得頌揚的？」
他得出的結論是，「由於長期的壓迫束縛，我們過度歌頌了某些價值，而對那些價值的歌頌和追捧其實也是一個不寬容社會的產物。」
他說成熟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表達意見時應當是溫和的，「我還很意外的發現在很多人說我言論犀利。但有兩點很好玩，第一，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犀利，我覺得自己是溫和的一個人；第二，如果我真的很大膽很犀利，為什麼我寫的文章還能出，我說的話還能出現」，他認為，其實自己能說的，大陸知識分子也能說，只不過大陸知識分子因為思想觀念上的桎梏，而想當然覺得不能說，「當然我現在開始感受到各種界線的存在。那我的態度就是假裝它不存在。」
有人把梁文道比作一個「布道者」，他生長在一個寬容的環境裡，近年許多工作都是針對大陸讀者、觀眾而做，他帶來了香港有而大陸還沒有的東西，比如說獨立判斷、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公民的責任心等等。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是布道者，因為布道者是很相信自己有個道要布，而且自己這個道還是對的」，他說只把自己理解為一個介入者，帶著一些自己的背景和觀點來介入一些事情，而不是來佈一個覺得確信無疑的道，他並沒有這些東西。然後這個介入如果好的話，它應該能夠促成某些討論，或者某些觀念的變化，某些不同意見的提出，哪怕是相反的意見。
南都週刊X梁文道：我是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
大陸的媒體人會有某種群體意識，對中國有承擔，所以大家會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這種群體感，香港不會有知識分子群體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是單打獨鬥的。熱情地來，清醒地看。
南都週刊：2009年你在大陸做了很多事，擔任香港書展大使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件。
梁文道：當時覺得香港書展二十年是一個好機會，讓它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全中國乃至於華文世界的書展。香港回歸前我就提過，97年以後它就不該只是香港最大的藝術節，同時也是全中國最大的藝術節，應該把對象擴展到整個中國來。可是香港人一直沒有這個意識。我自己一直強調我是香港最後一代文化人，不是說香港以後沒有文化人，而是說以後香港的文化人不止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國的。我很希望讓香港作家也意識到自己已經是中國作家，香港的出版物也是中國的出版物，同時也希望大陸能夠接受香港已經真的回歸了。
南都週刊：你在大陸出了四本書，也多次來內地巡迴簽售。
梁文道：第一，很熱鬧。大陸傳媒多嘛，在香港你搞個東西，來來去去就兩三家媒體，讀者也不會很多。搞講座簽售，讀者就算來了，也不大會積極問問題，跟台灣很像，台灣也是，你要鼓動半天他才開始提問。在大陸，觀眾讀者踴躍發言。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很多話要講，都帶著一些很強烈的看法，每次我演講完他都很積極地舉手，其實不是要問問題，是他自己也要演講。他的意見甚至很強烈，乃至於他在聽的時候，有時甚至聽反了我的話。第二，我也注意到，大陸這邊做事情好像有很多俗套規矩。舉個例子，我去演講，通常有一個主持介紹我出來，然後他就說，好，下面我們就請梁文道老師發表他精彩的演講，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奇怪，我講都沒講你就知道我精彩。
南都週刊：香港怎麼介紹你出場呢？
梁文道：大陸是個身份意識特別強的地方，但是香港不這樣的，就說，好，下面我們請梁文道講話。也會用敬語先生，但是尊敬的意思沒有那麼強。這方面香港和台灣又不一樣，香港平等意識比較強，這跟香港人用英文較多有關係。在辦公室我們不會叫什麼總，什麼董，我們叫洋名。在香港比如看到特首曾蔭權，頂多叫個曾先生，要是多見幾次熟了，我就叫他Donald。
南都週刊：大陸現在有很多你的粉絲。
梁文道：我一直對於在公共媒體上出現的自己有很強的距離感，我會覺得我不知道該用什麼態度來和他們交往。比如說在簽售會上他們對我很熱情的話，我也會很禮貌很客氣地對人。可是，我明明記不住他叫什麼名字，我認不出他的樣子，很愧疚。而且我要儘量小心當別人稱讚我喜歡我的時候，我必須瞭解那不是我，要不然你會陷入一種幻覺，這個幻覺影響很可怕。我常常強調，一個知識分子的清醒與自覺不應該只用在對社會問題的批判上，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單打獨鬥和群體意識
南都週刊：今年你與大陸的文化圈互動也很多，你感覺自己和大陸知識分子比起來有什麼差異？
梁文道：和大陸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的互動，這是我過去一年最快樂的事情之一。2009年因為出書要去演講參加很多活動，我認識很多人。比如去廈門跟連岳混了幾乎一個通宵。在東北又認識一些人，成都又認識了一些人，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穫。像陳丹青我是今年才認識的，但我們一見如故，我很喜歡他。我不能總體說大陸知識分子怎麼樣，但是我願意說我恰巧認識的這些人，都是些有想法、有抱負的人。
另外，我覺得大陸的媒體人有某種群體意識，很進步的群體意識。比如說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評論給南方都市報了，發不了，他的編輯就會想辦法幫我轉給其他的媒體去登，在香港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行如敵國啊，完全是競爭關係嘛。為什麼他會這麼轉，因為他很渴望這種東西出現。他為什麼渴望這種東西出現，一定是因為他對這個社會有看法，他希望這個看法傳達出去。他對這個把看法傳達出去的願望的熱情，大於同行競爭的這種態度。這一點讓我很感動。我們這種人，至少是某個群體裡面，你會覺得，對中國有承擔，所以大家會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這種群體感，香港不會有知識分子群體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是單打獨鬥的。
南都週刊：你覺得大陸知識分子在表達意見時有什麼特點？
梁文道：群體性事件的表達有兩種，一種就是像石首那種，一來就用暴力鬧大了。而像番禺垃圾焚燒廠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產階級市民運動，相對比較理性跟節制，而媒體人方面的表達也都是非常的溫和，甚至迂迴曲折的。而在香港我們罵政府是很直接的，我們搞運動也是很直接地搞。我們不會達到石首的暴力程度，也沒有番禺事件那麼溫和。
南都週刊：作為媒體人，大陸和香港兩地的新聞環境你怎麼看？
梁文道：離開香港之後，我現在更加體會到，世界上沒有哪個社會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包括美國。但在香港或者美國，所謂的束縛是腦子裡的，我們也有我們的言論審查，但那個言論審查並不在於政府會打壓你，而是在於媒體可能基於商業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企業；又或者是，主流媒體跟讀者的傾向不想讓你批評某種主流價值觀太多，這種腦子裡面的框框都會存在的。所以我來到大陸之後，感覺我們要做的是怎麼在一個限定的條件底下去周旋，怎麼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週刊：常呆在大陸對你的港式思維有影響嗎？
梁文道：那當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識面上跟體驗面上的擴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陸面對的這種很容易有劇烈衝突的情況下，一般來講我是比較抽離的，我會同情弱者，但是我也會儘量的保持理性和距離去看這個事情，我想其實我的大陸同行也是這樣的。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傾向是中立的，而我們的差別如果有的話，那就在於我更有條件去中立，因為我本來就不在這個地方長大，本來就有一種距離感，我腦子思考的方法大概還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週刊：回顧下，你自己覺得2009年哪些事情對你比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總是我有什麼沒做，比如說，豆腐渣工程、鄧玉嬌事件、香港反對興建高鐵的計劃……我應該多寫點東西，包括在節目上談，但是做不過來。我自己應該花更多時間坐禪，但是我四處奔波，住酒店。我覺得很遺憾，有點荒廢了自己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