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幾乎每一個香港寫作人都渴望在台灣出書。因為那意味著更優雅的書籍設計，更專業細緻的編輯效果，更大的市場，以及更佳閱讀品味群體的認同。尤其像我這種曾經在台灣住過，和此地有特別緣分的人，「回台灣出書」是一個回到伊甸園般的反覆出現的夢。可是我必須坦白告訴台灣的讀者，這樣的時代也許已經過去了。
如今，說起台灣出版，我們首先想到的是誇張的翻譯書名。例如我剛剛讀完的《暖化？別鬧了！》，它的原名是《Cool It》，意思是要大家冷卻發熱的頭腦，不要一窩蜂地以為碳減排便是對付全球暖化的唯一方法，可台譯本的書名卻容易讓人以為作者根本要否定氣候暖化的事實。相比之下，大陸版將它譯作《冷卻》，雖然不夠噱頭，但是老實得多。不知道為什麼，在書店裡看著那些名目離奇的台版翻譯書，總會讓我想起現任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因為他在台灣放映的每一部電影都要加上「魔鬼」二字，比方說「魔鬼孩子王」。
書市艱難，我完全理解並且同情出版界的良苦用心，他們希望每一本書都能在店面裡喊叫：「買我吧！買我吧！」於是台灣的書籍帶來了一場華文出版業的小革命，那就是為每一本書加上腰封，上面有十個以上的名人「強烈推薦」、「熱情支持」，洋洋灑灑蔚為大觀。書愈是賣得不好，就愈是不能靜悄悄地躲藏起來。終於，「試讀本」也來了，我不知道這會不會是下一個華文市場的潮流。
我是一個在台灣長大，足足住了十五年的「老人」，但卻是台灣書業裡的新人，所以返故鄉隨新俗，也要麻煩一些朋友「強烈推薦」。為難了他們，讓我覺得很過意不去；同時，我也由衷感激他們的勉強；感謝。
雖然我說了這麼些不大中聽的話，好像很不願在台灣出書似的，可對於回台出版這件事，我真正感覺到的卻是慚愧。這慚愧就像胡蘭成見那鄉下來的髮妻去他任教的中學找他時的感受，是種老小說裡豪傑賽箭正中靶心時所暗嘆的那一聲慚愧，是種讓人瞧見本來面目的慚愧。台灣是我的來處，也是最不會把我當回事的地方。由於媒體工作的緣故，我在香港坐計程車會被司機問起特首該不該辭職的問題，在北京的飯館裡吃飯偶而會被人索要簽名以及合照；只有台灣，我可以在街上逛了一整天，但沒有半個人會多瞧我一眼。請別誤會，我不是故發那套「名人」的感慨，欣喜地上終有一處可感凡人的輕鬆。恰恰相反，這種輕鬆使我更沉重，因為我在這裡必將退去所有原不屬我的光環，我要真真正正地照見自己。而這自己曾經如此細微，現在也是；曾經如此不堪，如今亦然。死後的審判如果存在，裸身之人終於要面對天父之時，想必就會感到這份慚愧。
在電視上天天露臉，在文字中日日獨白，久而久之，你必將投射出一個形像。它或許招人喜歡，或許令人厭惡；或許會引出一群日日關心你最新動向的粉絲，或許會惹來一批什麼都瞧你不順眼的批評者。然而，我始終困惑，他們所喜所恨的那個梁文道究竟和我有何關係呢？我是否應該為觀眾的讚美而暗自歡喜，又是否應該為他們的辱罵而憤怒？就像一面鏡子，也許我會把鏡中影像錯誤地當成我自己。可是，我們又有誰能不透過鏡子來完整地建立自己的主體呢？
《我執》在大陸出版之後，許多論者都認為它是某種意義上的自傳。「自傳」恰巧是我一直很感興趣的題目，因為我一直不太明白為什麼有些電影的導演大家明明不認識，但大家都能肯定那部片子是導演本人的自傳（比如侯孝賢的「童年往事」）；有些小說的作者明明不是讀者私下熟悉的朋友，但大家竟能讀出作者本人的經歷（比如駱以軍的一系列作品）。我不否定這些判斷的真確，我只是好奇這些判斷的依據。既然我們並不熟識侯孝賢與駱以軍，那麼能夠使我們感到那些作品的「自傳性」的，必然就是一些特定的效應了。那或者是一種腔調，一種修辭，一種喃喃自語的聲音，那是文本的「自傳效應」。不是別的，就是文本的「自傳效應」能使人斷定這份文本是個自傳。既然它是種效應，想必它也可以營造，可以擬仿。
我在說謊嗎？我寫了二十年的評論，長期束縛於評論不得說謊的規則，深深明白(身為某種散文作者的)評論者絕對不能在文章裡頭虛構自身經歷的律則。如果你說你在高鐵裡目睹了一件奇事，打算用它支持你的論點，那它就必然得真真正正地發生過，否則你就犯上不道德的重罪了。換句話說，起碼在評論裡面，我寫出來的每一個「我」都真的是我，包括你現在看到的這個「我」字。
至於《我執》，我把它當成是一趟清理自我問題的療程。當然，積壓了這麼多年的疑惑，不可期待畢其功於一役。如果它有點感傷，也許是因為我有時候真的很感傷，於是把我讀到的一切讀進感傷；又或許是因為我讀到了很感傷的東西，不得不把自己整個人都讀進去，就像小時候看瓊瑤，你非把自己想像成是個患上末期癌症的貧家子不可。如此鋪衍，這個我就只能不斷蔓延擴大了。說來說去都是我，這不是「我執」是什麼？
說到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編輯曾文娟和李麗玲，她們的認真、細心和客氣簡直嚇人，原來這就是台灣出版業的水準。這個島嶼始終有著全華文世界最優秀的作家群體，最富經驗的編輯，於是，我滿懷慚愧地回來了。
2009年12月31日星期四
梁文道：回到台灣的我（《我執》台灣版自序）
梁文道：歲月無聲的日子（二之一）
【am730-觀念】最近幾年，每逢過年過節要說吉祥話的時候，我總是來一句：「江山靜好，歲月無聲」。這句話的喜氣嚴重不足，格局不大，甚至可以說得上卑微。然而，一個卑微的願望也不一定就比較容易實現。相比之下，中國人追尋百年的強國夢，反而不知怎的忽然就成了現實。且看過去一年的外國主流媒體，一會兒說中國是金融海嘯底下的唯一贏家，一會兒說美國應該向中國取經；在剛結束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中國更是舉世注目的主角；一時間，「G2」的說法不脛而走；似乎祖國真的被我們每一年的賀詞說中，「繁榮昌盛」了。在這一片熱火朝天的聲勢中，還要祈盼「江山靜好，歲月無聲」，豈不太過暗啞，太過氣短？
西方的自由主義傳統，一直不大弄得明白平民百姓的愛國熱情究竟是怎麼回事，因為自由主義，總是傾向於把國家視為實現個人福祉的工具，先個人後國家，而工具本身並沒有甚麼優先的價值。假如人民的個人福祉得不到滿足，國家再強大又有甚麼用呢？
按照這種邏輯，無法在繁榮的局面中得到好處的基層百姓，應該是最不愛國的，因為他們眼見國家實力不斷茁壯，自己的生活水準卻不進反退，這心理又怎平衡得過來呢？可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歷史上許多大國的政府都曾備受底層人民的擁戴，哪怕他們的生活再不堪，他們也願意為自己的祖國付出代價，分享它的無上榮耀。
為甚麼一個人可以過上入不敷支的日子，但對國家不僅沒有怨言，反而還敬佩有加，在它受挫的時候痛心疾首，在它出風頭的時候抬頭挺胸呢？難道他們都能獻身大我，忘記小我？有些學者認為，這純粹是意識型態的作用，是一種遮蔽與欺瞞。但只要再走近一點，再體貼一點，你就會發現這些百姓的情感真實，不是傳統的意識型態理論所能講得清楚的了。
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為例，當年最勇於參軍「報國」的，恰恰是那些生活中最沒有出路的人。那時的日本以極快的速度完成了它們的強國夢，工業基礎雄厚，軍事實力強橫；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同時被放大了，許多人都有一種被拋在後頭的感覺。對這些在社會上找不到位置的人來說，他們一無所有，只剩下「日本人」這個身份可以自恃，只有大日本帝國可以帶給他們尊嚴。他在各方面都比不上佔有壟斷地位的財閥，但起碼在「身為日本人」這一點上，他和那些生活優渥的豪門是平等的。「為國捐軀」，把自己的「英靈」供放在靖國神社之中，則是他們尋回尊嚴的終極手段。
梁文道@28期讀書好量身閱讀計畫
【讀書好-量身閱讀】
櫻桃小粒子：
說來也怪，雖然我唸哲學出身，並且直到今天也依然以哲學為日課，但卻極少在自己的節目和書話中介紹哲學書。或許是因為自己把哲學當成了終生的志業，深知其博大精深，反而就不知該怎麼教人從淺處親近它了。就算偶而藉着一些小說去闡述某些大哲學家的觀念，也發現它還是很難用老嫗能解的語言與短暫的時間就說得清楚。所以我很佩服一些寫得好的入門書，它們的作者往往都是當行的大學者，懂得該門學科的全部寬度和驚人深度，然後才能以最易懂的文字把它們消化給讀者。你看哈佛等名校的入門課程皆由學術聲譽最隆的教授任教，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不大介紹哲學書的第二個理由是怕自己有偏見。要知道哲學的流派相當之多，每一個流派的學者都可能對哲學的入門之道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可從易讀的經典入手，有人會偏好哲學史的介紹，還有人會傾向於哲學問題的概覽。一般而言，喜歡學生從哲學問題分析入手的人，多半是受了英美分析哲學的影響。我也比較贊同這種取徑，倒不是因為我對分析哲學有偏好，卻是因為我覺得它有助於清晰思考能力和邏輯論證功夫的培養；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今日中國大陸教育最弱的一環。許多學子讀了不少高深的名著，能夠隨口拋出許多很嚇人的名字，顯得很博學很深刻，可是一經推敲，便發現他說的東西根本連最基本的邏輯關都通不過。所以我介紹以下幾本書給你：
托馬斯．內格爾：《人的問題》，上海譯文，2004年。
內格爾是美國的重量級倫理學家，他的這部文集不算是嚴格意義下的入門書。但它涵蓋了許多倫理學、政治哲學和應用哲學上的重要課題，例如人生的意義與戰爭的對錯，全是和現實生活最有關係的問題。而且他的風格非常嚴謹清晰，你不需要認同他的全部觀點，但你一定能從他的思考方法上獲益良多。
A.C.格雷林：《哲學邏輯引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這是本老書了，大概不太好找，假如你能讀英文，網上反而容易找到免費的網絡版。我很喜歡這本邏輯入門，因為比起一般的邏輯入門書，它更強調邏輯與哲學思考的關係。仔細讀這本書，可以訓練出更清楚的思維能力，不易迷亂在混淆的概念密林之中。另外，格雷林如今大概是英語世界裏頭最廣為人知的大眾哲學家，寫了大量短小精幹的文章，並且涵蓋了幾乎所有最重要的哲學課題。這些文章已經集成多冊出版，只是大陸尚未有中譯，我建議你在網上搜來一看。
最後，如果你真想從名著入手，我覺得笛卡兒的《沉思錄》與柏拉圖有關蘇格拉底之死的幾部對話錄會比康德和現象學適合；對於初學者而言，後者也許不易對付，讀了等於沒讀。
至於基督信仰與佛教，我要改天另外再覆，那可都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事。
當然，我還要謝謝你對拙作的謬讚。它能夠對你起到慰解心靈的作用，我十分意外。祝你離苦得樂。
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梁文道：書塵
【聯合報-懷念書】曾經，書與塵同在。
有不少藏書家特別訂製了有玻璃門的書櫃，為的就是防止愛書蒙塵。看見這樣的書櫃，我並不特別豔羨，還常常懷疑它的實用價值，因為書籍總會自我繁殖，在你沒注意到的時候偷偷生育，養大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直到占滿架上的所有空間為止，從隔板上突出自己那日漸腫脹的身軀。面對這種必然要發生的情況，一個帶門的書櫃又有何用武之地呢？如果櫃門根本關不起來，留著它又有什麼意思？
更何況我相當懷疑這種設計背後的假設，他以為書本上的灰塵是從外面鋪灑上去的，卻沒料到書籍自己產生塵埃的潛能。去慣檔案室找資料的人都曉得，老舊的紙張的確會在表面上長出一層灰。那種封閉的空間陰冷而乾燥，對外的空氣流通非常不好，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塵埃飄得進去。然而，那些泛黃的故紙卻仍然是髒的，就像它所埋藏的歷史。學者必須細心清理，忍耐混濁的空氣，一層層撥開能令指頭發黑的微塵，好發現比這點齷齪還要不堪的真相。他們常常抱怨檔案室裡的工作令人頭疼，不知歷史和塵埃誰的責任大一些？我們只知道有些人的確因此而死，例如法國史學家米什萊，羅蘭．巴特說他「把歷史作為事物和養分來吸取，結果他為此付出生命；他的勞作、健康，以及死亡」。
十九世紀留下來的歐洲古籍和文檔格外教人難受，因為它們是那個年代的工業大成，集結、積累了當時一切工業汙染的遺存；造紙、紡織、油墨、印刷與皮革的處理，它們當年如何害死了工人，今天就能怎樣拖垮一位歷史學家。去過檔案室的人都曉得那種獨特的感受，先是鼻子發癢，止不住地噴嚏，然後頭痛就來了，有人認為這其實是粉塵病的症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翻查檔案的學者幾乎就像礦井裡的工人，他們要冒同樣的風險。
試過在午後的陽光之下默視書房中的浮塵飛舞嗎？那根本不是窗外飄進來的外物，而是書本自身的蒸發崩解。由塵土中來，還要回到塵土中去。每一本書都不能避免風化還塵的命運，這個過程也許十分漫長，你卻憑著下午的悠然放大了其中一瞬，意外洞察到書籍的真相：它是會死的，並且它散布死亡，讀者受此感染，也將必死無疑。於是在這樣的下午，每一個讀者都會思索生命與時間的意義。
2009年12月27日星期日
梁文道：反環保的科學（不完整的真相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人類這種動物很奇怪，你給他看中非居民因為乾旱被迫流徙的照片，他無動於衷；你讓他瞧一對困處浮冰的北極熊母子的孤苦情狀，他馬上就喊「太可憐了！這都是我們人類害的」。難怪北極熊會成為全球抗暖化運動的象徵，因為它要比人類更能調動出人類那民胞物與的深厚感情。
於是專以懷疑主流環保論述為己任的隆伯格（ Bjorn Lomborg）就得先拿北極熊開開刀了。在《暖化？別鬧了！》的第一章，他就告訴讀者北極熊其實還沒慘到淹死餓死的地步。根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北極熊專家小組」在 2001年發佈的報告：「北極熊有二十種亞群組，其中一兩種在加拿大巴芬灣的數目越來越少，但有多於一半亞群組的數目很穩定；而波弗特海周圍有兩種北極熊的數目則迅速增加」。這個小組是調查北極熊數量的權威機構，可見一般媒體和環保組織根本是在誇大其辭，拿幾張照片支持自己，卻對專業研究視而不見。
正是在這種地方，一般讀者最容易栽斛斗。因為我們太容易被這些「專業研究」嚇到，就像廣告裏的「專家說」最能把我們騙倒一樣。你必須很細心地去查閱隆伯格的註釋，自己上網索讀原始文獻，才能發現隆伯格這段話的毛病。首先，隆伯格這本書出版於 2007年，他卻引述「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北極熊小組」發佈於 2001年的第十三份報告。要知道北極熊問題在當年根本還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新聞，而這個小組的成員也承認他們那時還無法確定暖化與北極熊數量之間的關係。但是到了 2005年的第十四份報告，該小組就發現十九個北極熊群組裏面有兩組正在增長，五組數量穩定，五組下降，另外七組情況不明。為甚麼隆伯格不引用這份更新但也更悲觀的報告，卻要拿出那份舊東西出來呢？更不要說他連老報告也引錯了；依照第十三份報告書，當年數量穩定的亞群只有少於一半八組，而不是他所說的多於一半。
在《暖化？別鬧了！》這本書裏面，類似的毛病可說比比皆是。隆伯格尤其擅長斷章取義，例如「 IPCC（聯合國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每隔六年收集一次氣候模型和效應的資訊，利用其標準的未來方案，預測在 2100年全球溫度將比目前高出攝氏 2.6度」，他認為這是人類可以適應得了的溫度。可是他忘記告訴大家的是 IPCC給出的不只是一個度數，而是一個範圍； IPCC的真正預測是 2100年的升溫範圍是攝氏 2.6度到 5度，但隆伯格一來就取了最低預測。就算到時大家走運，真被隆伯格言中，地表升溫 2.6度，人類就真適應得了嗎？要知道上一個冰河時期也只比現在低 4度，當時幾乎整個北美都被冰雪覆蓋，莫非他想說人類那時也活得不錯，人口也和現在一樣多？
如果說隆伯格真有甚麼貢獻的話，那絕對不是很多人所說的「擊倒了環保論者的恐慌言論」，而是他不自覺地指出了一點適應的方向。已經有越來越多學者對人類的前途感到灰心，覺得氣候暖化勢不可擋，做甚麼都沒有用了。我們唯一剩下的道路就是想辦法適應未來的巨變，將災害降到最低程度。隆伯格歷年言論的重點之一就是對抗暖化的成本太高，不如把錢拿去低窪地帶修堤防，開發更多抗旱耐乾的糧食品種，以及製造對抗瘟疫的疫苗。先不管他對於抗暖化程序的成本收益計算對不對，這些建議也都是可行的；無論未來的局勢有多險峻，我們都需要投資那些可以即刻減少痛苦的工程。問題僅僅在於隆伯格為甚麼一定要把減排的成本挪到這類適應計劃之上不可。有一個記者曾經當面問他：「難道我們不能裁減軍費，使得減排和蓋堤防不必成為二選一的對立項目嗎？」一向勇於挑戰主流環保論述，以真正左翼自居的隆伯格竟然有些囁嚅，想了半晌，他才答道：「我想，這是因為軍事開支本來就是壞事，減排和修築堤壩都是好事，而幹好事和幹壞事的成本是應該分開來算的。」
2009年12月25日星期五
梁文道：新人類的吃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在寫這篇東西的時候，哥本哈根氣候會議已經進入最關鍵的時候了，可是局面仍然膠着，前景十分晦暗。這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最為複雜的會議究竟是成是敗，就要看中美兩國的態度了。美國受到千夫所指，是因為它不止在歷史上積累的碳排放量最多的，而且還是人均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其人口只佔全球的百分之五，排出來的溫室氣體卻佔去了全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五。何以致此？你只要隨便挑一座美國城鎮的 Wal-mart逛逛就知道了。例如芝加哥 Wal-mart裏的一棵椰菜，起碼得經過一千五百一十八英哩的旅程，從遠在加州的農場運來。他們的日常飲食來源如此分散如此多元，這裏頭自然少不了大量的交通運輸，從環境的角度看，這就意味着更多的能源消耗與更多的碳排放。
不要老是駡美國了，看看我們香港自己吧，連中國政府都定出了驚人的減排指標，在發達地區裏人均排放量排名靠前的香港卻不肯定下任何實際目標。這座城市平日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可到了這個緊要關頭，特區政府竟然無恥地說自己原來還是一個「發展中地區」。
比起美國，我敢說香港人的飲食來源要國際化得多了。假如你覺得我拿聖誕和除夕大餐上的和牛、生蠔和鵝肝舉例太極端，那我們就回顧一下自己過去一年吃過的家常食品吧，裏頭有哪一樣不是進口的呢？
根據傳統經濟學的教導，香港不養雞不養豬不發展農業是絕對有好處的，因為我們地少人多，強項不在這裏。與其耗用那麼多的土地人力去搞食材生產，還不如把地賣掉蓋樓，請人去幹「高端」服務業。世界各地應該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會種稻的地方種稻，適合做成衣的就做成衣，然後互通有無皆大歡喜。這套原理在邏輯上本是無懈可擊，可惜經濟學家當年在構想這個原理的時候還不知道石油是運輸交通的主要能源，更不曉得甚麼叫做全球暖化。暖化的影響在這種說法裏頭只不過是經濟以外的「外部效應」，難以估量。
一群八零後的新青年為了反對政府的高鐵方案要拆遷菜園村，在立法會門外手捧白米不眠不休地苦行三天。很多人笑他們太傻，都甚麼年代了，還在那裏高舉本地農村的價值，難道加快廣州來回速度的價值還比不上在香港種出來的菜嗎？
那些青年的道理很難叫老派的香港人明白，因為他們太過習慣一個高度人工的環境。很久以前，西瓜是盛夏的消暑妙品；很久以前，荔枝是要把握時間品嘗的稀世絕珍。可是我們今天的飯桌上卻一年到頭都看得見西瓜的粉紅果肉；如果你願意，你還能在冬天最冷的日子吃到貴價的雪藏荔枝。奇怪的是大部分人都不覺得這是不正常的，我們只會讚嘆貿易的發達技術的進步，但想不到在冬天從遠方運來西瓜，和把荔枝存進雪藏庫裏保鮮要耗去多少能源，又得排放多少廢氣。
對於那些仍然沉迷於夏天大開冷氣吃「四季火鍋」的老派人而言，眼下一批關心哥本哈根會議的熱心分子，一群為了菜園村而奮戰的青年，以及頂着烈陽在田地裏勞作的城市新農夫，根本就是堆不可理喻的新人類。沒錯，有人已經活出新時代了，有人卻還躲在自己的殘破樂園。
批判者梁文道
梁文道很忙，因為要趕一篇專欄，他很客氣地問可否將採訪推遲一個小時。第二次打通他電話後，他幾乎不用提問便滔滔不絕地講了一個多小時，如同他做電視節目時那樣娓娓道來，思維縝密，條理清楚。甚至只需簡單整理一下，就已是一篇見解深刻、思路清晰的好東西。
香港作家鄧小樺在為梁文道 《我執》一書作序時寫道：「現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的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
新一代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們，經濟上完全獨立，因此思想和觀點不受體制約束，跟體制保持著恰到好處的距離——既避免了被體制馴化，又避免了被邊緣化。與傳統知識分子相比，他們把濃郁的「憂患感」轉化為一種大眾易於接受的批評文字。他們是犀利的批判者，同時又是理性的觀察者。
不久前，梁文道首次獲得由內地媒體評選的「2009年度知道分子獎」。經過數年的評選，這個當初經常被人訕笑的詞語如今不僅贏得了認可，而且由於官方對公共知識分子態度的曖昧，它甚至成了後者的最佳替代詞。
「一個知道分子也可以是一個知識分子。」梁文道說，歷史上很多原本含貶義的詞語，現代已經演變成了褒義，「比如藝術史上『印象主義』本來是一個貶義詞，但後來被那些 『印象主義』的畫家很高興地接受，逐漸成了一個正面的詞彙。今天的中國，知道分子大概也經歷了這個歷程。」
當然，梁文道也為這兩個詞語的等號附加了條件和前提，那就是批判性和獨立性，這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必備要素。
梁文道這樣解釋自己獲獎的緣由：盛世需要危言。這是在重複他若干年前的觀點，他說了，也堅持做下來了。
「我不是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我是『非典』。」調侃的語氣掩飾不住他內心對公共知識分子這一稱號的坦然。
走過了近代百年屈辱歷史，進入21世紀後中國迅速成長為政治和經濟大國。三年前，央視重磅推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與其說是在講述「別人的歷史」，不如說是在重燃大國夢。
包括梁文道在內的知識分子們承認中國正處於盛世。那麼，他們的盛世危言到底有多少批判本身之外的價值？
「我一直覺得，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時事評論者，他們主要的功能就是對現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從批判的角度提出一些警告或觀察，這也是他們最主要的任務。」梁文道說。
今年初，梁文道將自己發表在報刊上的時評集合起來出了一本 《常識》，364篇文章，篇篇都在批判，從文化到政治，從中國到世界，從歷史到現實不一而足。
「批判」一詞來源於德語詞Kritik。梁文道說，其本意指斷裂，斷裂則指要保持一定距離從而便於觀察，觀察在第二個意義上是指批判。「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批判知識分子的任務就是指出當前社會所面對的基礎條件是什麼，以及侷限我們的是什麼。同時這些東西一方面促使我們有今天的這些成果，另一方面也約束了我們。」
梁文道被稱為 「香港文化教父」。這個從17歲開始寫評論，四處跟別人筆戰的輕狂少年，似乎有著與生俱來的批判力。鄧小樺曾寫過一篇梁文道的專訪文章，標題是《動物兇猛——梁文道令人髮指的青春》。
「梁文道處在一個文化的制高地香港，所以他有這個優勢。」深圳大學教授王曉華說，相對內地而言，香港融合了西方文化，而且已經走過了我們正在經歷的階段，「就像導師一樣，讀者樂於傾聽香港文化代表人物的發言。」
相比於艾未未、韓寒等人，梁文道的批判要溫和得多，但這並不意味著梁文道比他們更少引起關注，包括非議。2007年，他發表在《南方週末》上的《焉能辨我是忠奸》一文，就曾引起軒然大波；再早幾年，他跟另一位香港公共知識分子陶傑在電視節目中發表了對內地實施首次載人航天計劃的觀點，亦引起強烈反響。
現在，梁文道「糾正」說，他寫時評不是為了說服任何人，只是想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供大家理性地討論，讓討論更加立體化。就《焉能辨我是忠奸》一文，梁文道真正想告訴讀者的是：「如果不瞭解當時的歷史處境和他們的選擇，而以後來人的身份去評價歷史人物，假若有一天我們也處在同樣的歷史環境中，我們可能會犯同樣的錯誤。」
網絡的普及讓當代公共知識分子們得以更為便捷和灑脫地表達意見，同時也為他們帶來了更加廣闊的交流平台和及時的反饋，韓寒的博客至少從點擊量上恐怕沒有任何傳統媒體能與之相媲美。梁文道毫不吝嗇地打了一個比方：韓寒在雜文方面有可能達到魯迅的成就。
王曉華人為，韓寒是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
「受益於市場經濟，他們經濟獨立，因此思想更自由，加上不在體制內，受到的約束少。」王曉華說，他們跟自己這樣的體制內的知識分子有了明顯的不同。
在一篇研究論文中，王曉華將近代以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分為三代：晚清以嚴復、譚嗣同、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第一代將西方民主理論引入中國，以進化論為理論根基促進國民的公民化。第二代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陳獨秀、胡適等。第三代就是上世紀80年代的精英們，那是被長期壓抑後煥發勃勃生機的社會精英們。
王曉華說，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一個要命的通病是精英情結，他們看不起大眾或者高高在上，甚至造成了與大眾的緊張關係。
「韓寒們某種程度上擺脫了精英情結，但還不徹底。」不過，王曉華認為，他們這一代將來可能會突破傳統知識分子的窠臼。
何止是中國？研究知識分子的人把最早的知識分子說成「先知」，尤其經過啟蒙運動，知識分子更加自視甚高。
梁文道說：「矛盾的是知識分子對這種啟蒙角色又有著原罪感。尤其是左傾知識分子，對自己精英身份的認可，一方面給他們帶來優越感，另一方面又給他們帶來負擔，比如會覺得自己脫離大眾，因此他們又最愛拿大眾說事。」
梁文道並不迴避自己的精英情結。「我當然承認自己是精英了，今天我在社會方面佔據的位置，還有我得到的資源太多了，這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的。」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連自己是精英都不敢承認。」梁文道認為，不真實的是會出問題的，他很可能會喬裝自己是平民，假裝自己能夠代表大部分老百姓說話，如果他擁有權力那就更可怕了，歷史上很多這樣的精英領袖最終變成了獨裁者。「一個精英意識到自己是精英不一定是壞事，因為相應地他要承擔精英該有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說你要瞭解你真的跟別人不一樣。」
王曉華認為，相比前兩代，上世紀80年代的公共知識分子由於最終跟市場經濟走到了一起，因此他們是最具實質性的公共知識分子。「第一代把自己推向了等級主義，第二代最終被紅色意識取代，回到歷史輪迴中，第三代推動了市場啟蒙並受益於市場經濟。」
但梁文道認為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並沒有脫離體制，「我們的出版傳媒屬性、我發表文章的報刊仍是體制內的，我只是內容的販賣者。」不過，梁文道也承認，傳媒機構至少在內容上越來越市場化了。
「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不會衰落。」兩人異口同聲地表示，他們還可能有所突破，甚至擺脫歷史的輪迴。
梁文道很忙，超過約定一倍的採訪時間顯然讓他有些吃不消。「對不起，我要出去一下，你十分鐘後打我手機。」於是最後的採訪中，電話那頭不時傳來香港街頭的嘈雜聲。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出生在香港，四個月時被送往台灣祖母家，中學時回到香港，有著作家、媒體人、NGO負責人、牛棚書院院長等多個身份，梁文道說，知識分子的身份最重要，這些職業都是工具和手段，對他來說都是一樣的。不過，從職業興趣上，他更喜歡寫作和教書。
兩岸三地的經歷讓梁文道覺得自己很複雜，很「非典」。實際上，這種經歷也讓梁文道對兩岸三地有更為理性的觀察和思考。
「中國內地太大，台灣是一個小島，但是台灣給我們一個希望，因為台灣是中國人的社會。其實台灣跟香港分別證明了兩點，以前說中國不可能走法制，香港否定了這個假設，我們以前說搞民主是會大亂的，台灣也否定了這一點。」梁文道總結道。
在梁文道看來，台灣這個社會相當穩定，也相當和諧，所謂的亂是很表層的亂。「我們也要注意民主化過程才走了十多年，期間出現反覆跌宕很正常，所以我不覺得台灣民主很糟糕。台灣跟香港恰恰說明中國人有能力建立起這樣的制度。民主制度在不同地方有地方特色，但是跟西方的某些共性還是存在的。」
對於目前現狀，梁文道打了一個比喻：西方國家好比是一條美食街，食客可以選擇菜館，我們就一家餐館，可以選擇菜單，無法選擇菜館。
梁文道常常形容自己是住在自己社會裡的人類社會學家。「(在兩岸三地往返)等於我就去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這三個社會同時也都是我的社會。我可以跳出跳入，這對我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因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要批判，要劃開距離。我對這個三個社會同時又有距離感。」
梁文道說，自己最大的理想是在中國慢慢醞釀一種理性平和的氣氛，「我的理想是模糊的，不是具體的民主法治之類的，這是結果，都是後來的事情。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最後可能就是水到渠成了。」
梁文道聲稱自己寫文章沒有底線，但他非常清楚當涉及內地高度敏感話題時這個「底線」還是存在的，畢竟他的許多時評都發表在內地的傳統媒體上。
「我知道什麼可以寫，什麼不可以寫，但我儘量做到理性客觀，同時儘量真誠。」電話那頭的梁文道語氣淡定。
顯然，在可以寫和不可以寫之間，「非典」公共知識分子梁文道在下筆前仍然需要權衡。
2009年12月20日星期日
梁文道：但少閒人（舒國治《理想的下午》序言）
「若選擇住，我不會選紐約。……最主要的是它太抽象。……我常想，有人喜歡它，便因它抽象；這是紐約了得之處，太多的城市做不到它這點。而我，還沒學會喜歡抽象。」
「日本是氣氛之國，無怪世界各國的人皆不能不驚迷於它。」
「英國的全境，只得蕭簡二字。而古往今來英國人無不以之為美，以之為德；安於其中，樂在其中。」
除了舒國治，我想不出還有誰能簡簡單單地只用兩個字就這麼精準地寫出紐約的抽象、日本的氣氛，以及英國的蕭簡。早在十四年前，我就領教過他這過人的本事了。那年香港快要回歸，他正預備要寫一本談香港的書（但始終沒有完成），於是我請他到我家裡夜聊，向我這個土生港人形容一下他所知道的香港。沒想到他竟然把這片我們傳統上習稱為「福地」的城市形容為「窮山惡水」。「由於沒有多少平地，他們總要在那麼彎曲狹窄的水道旁邊蓋樓，這些樓一面緊貼被人工剷平削尖的山丘，另一面就是曲折的海岸了，這麼險要的形勢，竟然就住了這麼多人。」我不得不承認，他說得很對，從這個角度看來，香港的確很像一座擁擠的邊塞，住滿了無路可逃的難民，此處已是天涯海角，再往前走就是陸秀夫負主投海的怒洋了。這，如何不是「窮山惡水」？
舒國治眼光銳利，甚至可以說是毒，否則又怎能如此獨到又如此準確地掌握一個地方的特質呢？可是你千萬別以為他是那種禿頂冷沉、漠觀世情的思想家，不，他高高瘦瘦，走起路來像風一般迅捷，十分清爽，而且常帶笑容，隨處安然。他不介意和朋友在高檔的餐館裡暢飲貴價葡萄酒，但他自己的生活在許多都市人看來卻遠遠說不上舒適。住在溽熱的台北，他竟然堅持不裝冷氣，家裡也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例如電視。就像他在《十全老人》裡所說的，他的理想生活是「容身於瓦頂泥牆房舍中，一樓二樓不礙，不乘電梯，不求在家中登高望景，顧盼縱目」，「穿衣惟布。夏著單衫，冬則棉袍。……件數稀少，常換常滌，不惟夠用，亦便貯放，不佔家中箱櫃，正令居室空淨，心不寄事也。」基於同樣的原則，「聽戲曲或音樂，多在現場。且遠久一赴，不需令餘音縈繞耳際，久繫心胸。家中未必備唱器唱片，一如不甚備書籍同義，使令暗合家徒四壁之至理也」。
「家徒四壁」，這是何等的好品位，何等的好生活？今天老把「奢華」「尊貴」掛在嘴邊之輩，恐怕還要再過十多年才能領略其中意趣。
我不想說太多舒國治這個人的事，我想談的其實是他的文章。只是他的為人為文無法不讓我想起「文如其人」這句老話，所以言其文就不得不從他的行止風範談起了。可是，經過現代文學理論的洗禮，人人皆知作者已死，「文如其人」早就是老掉牙的過時神話了，為什麼我還要用它去概括一位作家的書寫呢？那是因為舒國治的散文原就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你看，許多年輕讀者不都說「舒哥的作品不像是現代人寫的」嗎？正由於其古老，他才能迷倒一眾台灣讀者，成為彼岸十年來最最受歡迎的散文家。
舒國治的古老，或許在他行文的韻律節奏，也在他用字的選擇，比如：「波羅的海上散列的成千島嶼，將斯德哥爾摩附近的水面全勻擺得波平如鏡，如同無限延伸的大湖，大多時候，津浦無人，桅檣參差，雲接寒野，澹煙微茫，間有一陣啼鴉。島上的村落，霜濃路滑，偶見稀疏的Volvo車燈蜿蜒游過。」
然而，正如「Volvo」這個洋文所提示的，舒國治終究是位受過洋化教育、見過世面的現代人。上世紀八十年代，他趁著心裡頭仍抱一股嬉皮餘風，獨自浪游美國，按圖索驥，從一個小鎮走到另一個小鎮，每至一處便打點零工，攢點小錢，住得差不多了便再收拾行囊上路。此前，他本是台灣文壇的新星，以一篇小說《村人遇難記》贏得無數前輩驚異。而他居然放棄了自己的「前途」，忽然從大家的目光中徹底消失。
等他回來，舒國治已經漸漸變成另一個人了。雖然他偶爾還會寫下這樣的句子：「她微低著頭，眼睛視線不經意地調在前下方的地面，輕閉著唇，有時甚而把眼皮也合上一陣子，隨著車行的顛簸，身軀也時而稍顯移晃。」「文藝」得很像當年那位深具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家。他甚至不忌「破壞性」和其他各種這個「性」那個「性」的西化造詞。但是，大家卻發現整體而言，從美國回來之後的舒國治竟然變得更古老，也更中國。
因為他居然以散文為業，而且是一種很不時髦的散文。
散文原是老的，它快老到被人遺忘的地步（難怪我曾見過有些年輕人會批評某某某不寫小說不寫詩，所以不算作家。可見在他們看來，就連周作人、林語堂和梁實秋的作家地位也變得很可疑了）。當然，散文還是存在的，就文體而言，它甚至是最常見最普及的，小至一條手機短信，大至一份公文，皆可歸入廣義散文的範疇。正因其常見普及，散文遂成了一種最不「文學」也最（看起來）不必經營的文類。比起詩、小說與戲劇，散文少了一份造作，自然得有如呼吸飲水，凡常而瑣碎。
我猜測這便是今日大陸雜文家日多而散文家益少的原因了。在我們的期待裡頭，雜文應該寫得機巧銳智，處處鋒芒；它的經營痕跡是鮮明可見的，它給讀者的感受是爽快直接的。更要緊的，是它往往夾帶議論；所謂「有思想」，所謂「以小觀大」，皆與雜文的議論功能有關。相比之下，傳統散文未免顯得太過平淡，花草蟲魚之屬的內容也未免太沒深度。於是「美文」就興起了，彷彿不經一輪斧鑿，一番濃辭豔飾的堆砌，散文的「文學性」就顯不出來。於是「文化大散文」就抬頭了，似乎不發一聲文明千年的哀嘆，不懷國破山河在之思古幽情，散文就不夠「深刻」。這麼重的口味就好比現時流行全國的川菜（尤其是那些劣品），吃得太多，你就再也嘗不出一口碧綠小黃瓜的鮮脆真味了；見到一尾活生生的黃魚，你也只能想像它鋪滿紅料躺在炙火上的模樣。
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說舒國治的散文古老。你看他有多無聊，居然用一整篇文章去寫賴床，而且還要討論賴床怎樣才算賴得好：「要賴床賴得好，常在於賴任何事賴得好。亦即，要能待停深久。譬似過日子，過一天就要長長足足地過它一天，而不是過很多的分，很多的秒。」然後他還能分辨一個人是不是賴床的人，因為「早年的賴床，亦可能凝熔為後日的深情。哪怕這深情未必見恤於良人、得識於世道」。「端詳有的臉，可以猜想此人已有長時沒賴床了。也有的臉，像是一輩子不曾賴過床。賴過床的臉，比較有一番怡然自得之態，像是似有所寄、似有所遙想，卻又不甚費力的那種遙想。」也許是我見識不廣，但我的確好久沒見過有人這麼認真地去寫「賴床」這樣的題目了，如斯細碎，如斯地無有意義。而且他不故作幽默，沒有埋伏一句引人驚嘆叫人發噓的punchline；也不聯繫什麼名人偉業，沒有扯出什麼賴床賴出太平盛世的大道理。他就只是老老實實地寫賴床：「我沒裝電話時，賴床賴得多些。父母在時，賴得可能更多。故為人父母者，應不催促小孩，由其肆意賴床。」
舒國治的散文更不是一般意義的 「美文」，儘管它的確與「審美」（aesthetics）有關。這種審美是某種感官能力的開啟，常如靈光一閃，以清簡的文字短暫地照亮俗常世界之一隅，就像《哈利·波特》裡面那「國王十字車站」裡多出來的一個站台，一般人是看不見的，惟待魔法師隨手一揮，它才赫然敞現。可是那座站台卻示現得穩穩當當、平平無奇，彷彿早已在此，良久良久；而你之前明明看不到它，等到見著了，竟也不太訝異，覺得一切盡皆合理、凡事本當如是，只是自己一時大意，過去才會對它視而不見。
這便是專屬散文的獨特美學了，不像詩，它不會劇烈扭轉觀看事物的角度，使得宇宙萬象變得既陌生又奇兀；相反地，散文總是稀鬆平常，就算說出了點你想都沒想過的道理，你也忍不住要點頭認同，「是啊，事情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似乎你很久以前也曾想到過這一點，只是不知怎的卻把它給忘了。
就拿蘇軾那篇膾炙人口的《記承天寺夜遊》來說吧，全文不過百字，你說它講了什麼大道理呢？沒有；你看它的修辭用字很華麗嗎？也不；但大家硬是覺得它美，硬是要把它看成中國小品文的精粹。為什麼？因為它好像說了很多，實際上卻又什麼都沒說過。正是「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月夜竹柏有誰沒見過呢？問題只在於「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所以散文的審美與散文家的想像力是與眾不同的，他用不著像詩人那樣祈靈繆斯，好在眉心修煉出一隻魔眼；也用不著如小說家那般閉戶向壁，苦築一座不存在的蜃樓。他只需要閒下來一些，便見「庭下如積水空明」；然後再閒一些，便能將這很多人也許都曾看過但又不復記憶的景象寫下來。他不該太費力氣，也不可太著痕跡，輕輕一拭，那蒙灰的鏡片方能頓時明朗，令人感到眼前萬事依舊，可自己就是比往常看多了些什麼。
出入塵世而不滯著，故閒人如舒國治者才能道出樹木與房舍的本來面目：「再怎麼壁壘雄奇的古城，也需有扶疏掩映的街樹，以柔緩人的眼界，以漸次遮藏它枝葉後的另一股軒昂器宇，予人那份『不盡』之感。」在這種目光的關照底下，就連下午的陣雨也意外的可喜：「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陣雨，霎時雷電交加，雨點傾落，人竟然措手不及，不知所是。然理想的陣雨，要有理想的遮棚，可在其下避上一陣。最好是茶棚，趁機喝碗熱茶，驅一驅浮汗，抹一抹鼻尖浮油。……俄頃雨停，一洗天青，人從簷下走出，何其美好的感覺。」而你卻不覺這是故作怪論，強替陣雨說好話，反倒勾起了你記憶中的經歷，去其狼狽，存其真趣，自己在心裡細細印證他這番話的味道。
由於散文這種獨特的審美面向太過貼近現實，不是這種心境，不是這種性情，便很難真切地寫出這種稍稍偏移出現實的現實，所以「文如其人」的古訓最能適用在散文家身上。我見過詩人很不「像」他的詩，更常見到小說家不「像」他的小說，卻從未見過有散文家不像他的散文的。所以張中行就像張中行，余秋雨就像余秋雨，龍應台就像龍應台；舒國治，他的人就走在他自己的文字裡，閒散淡泊，品位獨具。我知道有些大陸讀者看到這裡就已經忍不住要說「這種品位很小資」了，他大概看了太多流行時下的廣告，也大概太過年輕，遂將態度的悠閒與生活的講究生硬地等同於「小資」，乃至於忘記了中國散文的古老傳統，忽視了消費喬裝以外的做人美學。
上一回在北京見到舒國治，我問他接下來會去哪裡玩，不料他答道：「河南陳家溝。」我沒聽過有人會去那裡旅遊，非常好奇，接著他便解釋：「陳家溝是陳氏太極的發源地，我想去看看。」我知道他不打拳，也不迷武術，他真正的理由可能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不用再問，我就曉得他一定會先坐硬臥火車，聽人家夜裡喝茶聊天嗑瓜子；再乘大巴，隔窗觀看道旁推車的老漢；眼皮稍倦，就合上小睡一會兒。等到一覺醒來，說不定便是陳家溝了。至於他回來之後會不會寫篇文章記記那裡的風土人情，也許會，也許不會，但這又有什麼要緊的呢。
2009年12月18日星期五
梁文道：回酒店還是回家？（酒店如家，還是家如酒店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由於我每個月都會去北京一趟，所以很多香港朋友都愛找我打探京城的好住處。可是坦白講，就算我認真介紹了，他們多半也不會聽我的。因為他們是去旅遊，而遊客總得擠向最熱鬧最繁華的東區，我卻老是住在西邊的海淀。以今日北京交通情況之惡劣，城市面積之大，這一東一西的距離幾乎就像是兩個不同的城市了，遊客又怎堪日日往來二地之苦呢？
如果你恰巧就是要去北京西城，把時間用在頤和園和西山一帶，那麼你就該試試我住慣了的香格里拉了。不要笑，可別小看這些連鎖五星酒店，覺得它們不夠潮不夠型，沒有性格；除非你是張智強那種，以挖掘精品酒店為樂的專業人士，否則你就應該明白一個長年在外出差的旅人是多麼地需要一種如家的熟悉感。這種標準化的熟悉感，恰恰是大型國際酒店集團的傳統強項。並不是說它們佈置得就跟你家一樣。還有個老媽在煲湯，而是它很標準，沒有驚喜但也沒有意外。它們的房間都很像，房裏的燈掣你閉上眼摸得着，早上的 morning call一定不會搞錯， room service的咖啡總是一小壺地上。我不是浪遊者，我只是一個平凡的，需要在酒店房間裏正常工作的普通客人，所以我不想碰上甚麼意外，甚至連驚喜也不太想要。
在這種時候，開業多年的老香格里拉就讓我足夠受用了。它的餐廳並不都是最好，但也從來不差；它的室內泳池沒有水底音響，但溫度總是剛好。我也喜歡酒店那種對待老客人的態度，每次從下車到走進房間的過程裏面，人人都會對你笑着說句「歡迎回來」。久而久之，我甚至知道了 room service接電話那女孩的名字叫做 Maria。何況標準不表示不細緻不「人性」，例如有一次我嫌書桌前的椅子太矮，隨手拿了個攬枕當坐墊，出門口之後，它就已經被一個正式的椅墊代替了。又有一次，清潔人員發現我桌上放了盒打開的感冒藥，於是留下一張字條勸我多喝水，字條上壓着好幾瓶礦泉水。
相比之下，極受傳媒追捧的新潮設計酒店就很難令人放心了。一般而言，它們的設備都有點怪，要不是想要玩捉迷藏似的把各種開關偷偷藏起來，就是另有玄機令你根本弄不懂它的作用。最可惡的是那些所謂的名師設計家具大堆湊，使整個房間的空間比例不合理，叫顏色的搭配讓人心驚。天呀！我在外面跑了一天，回到房裏只是想好好工作，然後睡上一覺；你們為甚麼要讓我好像去了另一個景點一樣呢？難道你們以為每一個稿匠都該像 Jack Nicholson，住進鬧鬼的酒店寫作？
我發現這不止是中國的問題，全世界有不少掛着型格設計酒店的地方都很可疑。它們或許很有型，但總是會在某些角落出問題。某間亞洲區內的精品酒店先驅，它的走道常常有一具風扇會在半夜開動，因為那裏的下水溝味道很重。另一家同類型老店的問題是熱水上得特別慢，你必須很無奈地光着身子站在一旁觀賞熱帶雨林花灑的水流之美，五分鐘之後才能真正衝進水幕之中洗個痛快；我問過大堂經理，他說「就是這樣，沒辦法」。
例外也不是沒有，上海的「 Jia」就相當不錯，性格表現沒有犧牲掉基本的質素（我尤其欣賞那具可以連接 i-pod的 Cambridge audio音響系統）。精品酒店潮流最奇特的地方是它們竟然反過來影響了很多人對家的想像；從前，老派酒店都愛標榜自己能給你回家的感覺；現在，我們卻羨慕一個人的家設計得跟精品酒店一樣。酒店不再是住家的仿製品，如今它成了理想家居的原型。
梁文道：逆向的犬儒（下）
【am730-觀念】不只是公開論壇，就連你寫一篇文章，也總會有人罵你「空談」，指斥你看不到「根本」的問題。無論你在談甚麼，都有人認為那還不是最「根本」的重點。究竟甚麼才是「根本」的呢？很難說。於是一場談建築和規劃的論壇會有人說教育才是重點；當你們在談教育，又有人說醫療才是重點；當你們終於談到醫療了，就有人說貧富差距的問題最重要；說貧富差距，則有人鄭重告誡政治體制的改革方是本質的問題。這種思維的特點是，一方面不能切割問題，總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牽一髮動全身的整體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想在這系列的問題中排出優次秩序，相信某些問題要比其他問題更根本更重要。
沒錯，社會是個複雜的動態結構，沒有任何一條綫索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但是具體的社會政策討論也不可能就此得出一個一籃子的總體解決方案，我們只能在了解了事實的複雜脈絡之後，具體而微地針對一點下手。至於「根本」，我很懷疑有誰能想像神一樣俯瞰全局，全知全能地定出甚麼才算根本問題。我們更不可能無視現實地叫教育和醫療的改革先等一等，要上不起學的孩子和看不起病的病人先熬一熬，好讓我們集中全力先解決據說更根本的體制問題。然而，這都還不是我最關心的；最讓我不解的是，在這一通言論之後的那句「沒有用」。無論是實體的論壇，還是虛擬的網絡，那些有點「根本」問題的評價往往沒有導向更精微更理性的辯析，反倒得出了「說這些話沒用」的情緒結論。很明顯，這是一種情緒，近乎文首所說的種政治犬儒主義，否定一切人家提出來了的建議，懷疑一切有人正在實行的行動方案，因為這都還不夠「根本」。如果你追問下去，甚麼是根本？怎麼對付根本問題？你自己又對根本問題做了些甚麼？得到的答覆也許就是那句「說了也沒用」。
那一天我終於按捺不住脾氣，斥責了那位聽眾，因為我覺得他對台上那些正在實際努力著的講者不公平；他怎麼能夠自己甚麼都不幹，卻把手指指向他人呢？但一回頭我就後悔了，因為我又何曾對他公平過？他的情緒我一點也不陌生，那是種逆向的犬行心態。與西方代議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這些人非常熱情，非常關心公共事務，在網上逢帖必跟，在報告裡一定舉手，可他的結論卻是犬行的「一切都是空談」與「甚麼都沒有用」。看起來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沒有巨大的悲情和沮喪，那位聽眾又怎會拿著麥克風不放？他看到的問題雜多，而且一條串一條，他的無力感如此深重，乃至於他要激情地宣告「說甚麼都沒用」。當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說甚麼都沒用，但他必須洩出心頭的重壓。
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梁文道：逆向的犬儒（上）
【am730-觀念】人民對政治的漠不關心，對政治人物的高度懷疑，通常都被認為是民主政治的致命傷。假如人人都覺得公共事務與己無關；都認為枱面上的政治人物只會說謊，誰做都一樣，那麼；從而導致投票率長年偏低；那麼公民的參政權又該從何談起？這種政治冷感正是許多學者反省代議民主政治的起點，他們通常把它形容為犬儒主義的表現。這裡所說的犬儒主義，不只是價值上的虛無，對一切價值判斷和選取都抱著懸擱態度，更是一種行動上的無能，不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變甚麼，也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學者認為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政治已經淪為「選主政治」，來來去去都是一幫精英權貴在輪流換莊，普通老百姓的權力微乎其微。活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人又怎麼不犬儒不冷漠呢？
過去兩年，我在大陸參加過的論壇、演講和沙龍起碼過百場，幾乎每一次我都會碰到一些有備而來的聽眾，藉著提問的時間發表一場迷你演說。他們的目的不是發問，他們所說的話也可能與活動主旨沒有太大的關係，但是他們的神態激昂，言論鏗鏘，一股氣勢磅薄而出。儘管主持人有時候會要求他們長話短說直達重點，儘管其他聽眾有時會不客氣地以噓聲要求他們中斷看似冗長的發言，可他們還是可以面無愧色地滔滔不絕。也許是在香港住得太久，習慣了港式冷淡，我總是震懾於這些聽眾的熱情，同時又不得不感到一絲困惑。
為甚麼大陸會有這麼急切的聽眾，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公眾面前發言？尤其是當話題涉及到時政的時候。近乎本能的回答是他們發表意見的空間太少了，平常沒人理他，所以一定要把握機會盡情發洩。可是再想深一層，便知這個答案還不夠仔細，因為這是個網絡的時候，人人都能在論壇、博客和微博上一吐心聲，這些聽眾又何必去人家的論壇舞台上唱自己的戲呢？思之再三，我只能想出兩個理由：一．網絡匿名和隱身的性質無法達到這種公眾目光下力陳己見的肉身實感，他們只有到了名副其實的公眾場所才能感到「公共」的具體存在。二．在公共論壇上發言是比網絡發言更進一步的動作，也許他們覺得在互聯網上說話沒用，想透過面對面的言說去追求更直接更有效的成果。
上個禮拜，我在一場研討社區營造與公民參與的研討中，又碰到了這麼一位聽眾，他對台上所有付出過心血力氣的實務操作者冷嘲熱諷，批評他們發動公民參與社會規劃的實驗「沒有用」，「只是空談」。然後他慷慨激昂地痛批中國種種怪現象，覺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末節，並且注定失敗。坦白講，類似的言論我聽得太多太多。
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
梁文道：不完整的真相（不完整的真相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讀書真難，難在讀一本書是永遠不夠的，每一本書都呼喚着更多的書籍、檔案和文稿。例如你想瞭解全球氣候暖化的真相，然後隨手拿起隆柏格（ Bjorn Lomborg）的《暖化？別鬧了》（ Cool It，大陸本譯作《冷卻》），你會獲得些甚麼呢？你會發現北極熊的數量不只沒有減少，許多種群的數量反而還十分穩定。你還會發現聯合國的「跨政府氣候變遷專家小組」（簡稱 IPCC）預測，到了 2100年，全球氣溫只比現在高出攝氏 2.6度，而這是人類可以輕易適應的，因為人類曾經捱過更劇烈的溫度變化。並且你會發現人為的全球暖化導致颶風更加猛烈的說法原來也是站不住的，因為「 IPCC」的上層「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曾在一份報告中列出三條共識，三條都不能支持這種流行的講法。假如你只讀一本有關全球暖化的書，又嫌註釋太煩略而不看，更不會順着註釋一一核對它的資料是否確實，那麼你就被誤導了；你以為自己對全球暖化有了更真確的認識，其實你不。因為最起碼前述三項「發現」都是錯的；或者更準確地講，它們都只是局部地真，而且非常局部。
自從《持疑的環保論者》在 2001年出版之後，隆柏格就成了環境保護運動中的頭號問題人物了。因為他雖然自稱是個環保份子，但卻常被美國共和黨中的保守派引為同路人，用他的論著支持自己反對碳減排的立場。經過一輪的以訛傳訛，很多人甚至認為隆伯格也是所謂的「氣候暖化否認者」，沒有任何實質證據就猜疑他收受了能源企業的資助，協助後者散佈氣候變遷與人類行為無關的謬論。
在《暖化？別鬧了》的新版前言裏，隆柏格扼要地說明了自己的真正立場：「第一，地球的確開始暖化，而且是人類造成的，但第二，大量快速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處理全球暖化的做法非常粗劣，而且根本無法拯救世界和幫助人類」。換句話說，他不否認當前的氣候暖化是人類造成的，更不否認氣候的確正在暖化；問題只是氣候暖化的災害究竟有沒有大家所想的那麼嚴重，以及碳減排到底是不是一個對付暖化的好方法。
讓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問題：暖化是否真的很危險。隆柏格的一貫風格是羅列大量研究結果，以五花八門的資料和數據反駁通俗的常識（比方說戈爾等人所散佈的『不方便的真相』）。最厲害的是那些研究全都大有來頭，不是 IPCC就是「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似乎全世界最權威的環境專家都被我們誤解了；明明他們沒有那麼悲觀，大家卻總是以為他們早已敲響了人類的喪鐘。舉個例子，正在溶解的「威爾金斯冰棚所佔體積還不到南極的百分之 0.01。我們更不知道，自從開始衞星測量以來，南極的冰雪覆蓋量已經打破了紀錄」。
用一句廣東老話來講，隆伯格這堆論據真是「唔知就俾佢嚇死，知就俾佢笑死」。他很擅長剪裁人家的研究結果，極富技巧地把它們編織進自己的論述裏面，這種動作不只犧牲了那些研究的完整，甚至還產生了刻意誤導的效果。就說這南極的冰雪覆蓋量吧，沒錯，它是增加了，但這並不表示溶解的情況不存在。儘管他提到了衞星觀測，可是不知道為甚麼他偏偏忽略了以衞星觀測南極情況最權威的 NASA專家 James Hanser所做的研究，根據 James Hanser那一系列廣被引用的報告，南極洲西部早在 05年就出現了一座足足有加州這麼大的湖了。威爾斯冰棚的確只佔了整個南極洲面積的百分 0.01，最近從南極大陸脫落下來浮向澳洲沿岸的那座冰山還要更小，它只有兩個香港那麼大。
2009年12月12日星期六
梁文道：酒店也下班？（酒店如家，還是家如酒店二之一）
【飲食男女】那天我到酒店的時候有點晚，大概是晚上九點多，剛下車就在門口碰到一大群人呼嘯而出，為免捱撞，我必須靜候一旁，等他們全都離去，才慢慢拖着行李走進那宏大但是陰冷灰暗的大堂。我剛剛遇見的那一群人是酒店員工，他們剛下班。這間酒店則是過去專門招待外賓和重要國家領導人的國賓館。
以前有些香港旅行團標榜全程住宿釣魚台國賓館，感覺上好像很高級，畢竟那是接待外國元首的地方呀。可是看看新聞，最近幾年你可曾聽過有哪一個大國的元首會選擇入住釣魚台呢？我沒住過釣魚台，但我住過一些省級國賓館，例如文首提到的那一家。它們的共同特色之一是地方很大，擁有相當幽靜的院落，因此只適合有車接送的國賓，不適合往往要在夜間出遊然後自行從大門逛回來的一般旅客。其特色之二在於服務保留了國營企業的傳統風格，比如說員工會集體下班，所以餐廳酒吧通常會在晚上八點打烊，連 Room Service都沒有，似乎整間賓館只剩下接線生還在上班。難道不是嗎？那天我去前台辦理入住手續，就發現原來連前台的人也都走光了。
今年的港澳版米芝蓮指南剛剛出版，和全世界一樣，我發現香港人也只關心它飲食評鑑的那部分，幾乎所有人都忽略了它對酒店的評級。米芝蓮一開始是本旅遊指南，它的餐飲介紹原本只是酒店推薦的附屬資料。不知怎的，時至今日，竟已沒有人太拿它的酒店評語當回事了。四季酒店很驕傲地對外宣佈全港兩家三星餐廳全在其旗下，卻差點忘了告訴大家它在酒店上也是名列前茅。我見過很多人挖掘米芝蓮星探品評餐館的秘辛，卻從未見過有人去研究他們比較酒店高下的方法。難道這是因為它的酒店評級不夠權威？可是我們又何曾看過真正權威真正可信的酒店評級法呢？
跑慣大陸的人都知道，大陸酒店的星級標準是不可盡信的，正如國賓館做出了中國特色一樣，國營的五星酒店也有自己的一套，與國際品牌管理的五星頗有不同。通常它們的硬件都還不錯，但不知道為甚麼就會在某處少掉一根筋，令人納悶。那也許是在廁所裝了具日本製自動暖水沖洗馬桶，可是它的廁紙架卻遠得要你站起來走兩步才拿得到；也可能是吧枱上面有座小型咖啡機，可以沖調特濃咖啡，但那咖啡粉你卻遍尋不獲，你打電話問人，他們則反問你吧枱上頭不是有兩包「雀巢三合一」嗎？
我幾個月前去過一家號稱三星的商務酒店，那房裏揮之不去的下水道氣味就不管它了，最要緊的是它能不能滿足我商務上的需要。有天上午，我趕完了稿要去發傳真（抱歉，我仍然用筆寫稿），跑到樓下的商務中心（它的門關着），然後再去前台求助（那裏站了三名面帶微笑的可愛女子）。首先，我很驚訝地聽到她們說：「對不起，我們這裏發不了國際傳真」。一時情急，我馬上想也不想地就問最近的可發國際傳真的地方在哪裏，然後她們七嘴八舌自己議論了一輪，還是給不出一個確切的答案。這時我喘定了氣，神智已從慌亂中恢復過來，總算可以問出一個稍為理性的問題：「為甚麼房間能夠撥打國際長途電話，但這裏反而沒有國際傳真呢？你們明明不是有一台傳真機擺着嗎？」在接下來的十五分鐘裏面，我在他們的櫃台裏面向她們示範了操作傳真機的方法，並且表演了一次國際傳真的魔術。
事後，她們都很感激我教懂了她們一項陌生的業務，我則愉快地感到自己有回家的感覺；這不是嘲諷，說真的，你試過在酒店的大堂就像在家裏一樣地自行操作傳真機嗎？同樣地，那晚在國賓館看到酒店員工集體下班，我也感到一絲詭異的溫暖，因為那就像回家；我家從來沒請過一大幫二十四小時等候差遣的傭人。而他們下班時的表情是這麼地放鬆自然，再也用不着掛上勉強的笑容。這難道不是很合乎人性嗎？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做一個讀書人——專訪梁文道
【鳳凰博報】文-本刊特約記者 一盈
梁文道得了甲型H1N1流感，來內地前先在香港被隔離了一個星期，緊接著氣管炎發作，又拖了好一陣子。
見到他時，病已大愈。依然喝很濃的黑咖啡，每天只睡5個小時；依然每天讀一本書，見縫插針寫文章。
抽菸。不是香菸，亦非雪茄，而是自己動手捲菸絲。取一片煙紙，捏一撮煙絲，熟練地搓捏成條。燃起，一根接一根抽。
光頭，黑框眼鏡，白衫，黑服，幾乎已經成為標誌性符號。不吃麥當勞，不穿耐克鞋，眾所周知的兩大怪癖亦只是一種習慣，與趣味無關。
溫和謙遜與尖銳犀利和諧並存，是這位「鳳凰名嘴」留給多數人的印象。
現實中的他非常溫和、認真，邏輯性強得令人驚嘆，似乎不能算作一個有趣的人，距離《鏗鏗三人行》裡坐在竇文濤身邊那個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的他，差很遠。
去年是《鏗鏗三人行》開播10週年。採訪中，主編鄒倚天把梁文道、許子東和竇文濤比作節目的「鐵三角」，坦承很多即興話題不敢交給面生的嘉賓，非要這三個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聊出世態百相。
然而網友們則認為：與許子東的博學多知相比，梁文道顯得輕鬆俏皮；與竇文濤的俏皮滑稽相比，他又顯得博學開闊。他身上洋溢著中西交融的獨特氣質。
20世紀70年代初，梁文道出生在一個篤信天主教的香港家庭，卻在台灣跟隨恪守中國傳統文化的外公外婆長大。
校訓為「四維八德」，四書等儒家經典更是爛熟於心。然而天生極具懷疑精神，反叛不羈，打架，尋釁滋事，直到今天，胸口依然有少年時拳頭棍棒的「紀念」隱隱作痛。
曾經嚮往當神甫，差點進入黑社會。「惡名昭彰」，以至於台灣中學紛紛將其拒之門外。
無奈回到香港，「假裝歷史是清白的」。曾經，在一次示威遊行中，激動之餘，他竟脫下褲子坐在痰盂上與警察對峙。於是在香港文化界，他被戲謔為「一脫成名」。
其實早在「成名」前，梁文道便在香港《信報》發表評論，初出茅廬，四處與人筆戰。當編輯打電話約稿時，才知道這位驚動波瀾的筆者竟只是一位少年，年僅17歲，還在讀中學。
從少年輕狂到中年不惑，「專欄作家」這條道路，他一走便是二十多年。今天的他，是15家以上主流媒體的專欄作家，從香港到內地甚至馬來西亞，話題涉及劇評、藝評、書評、影評、文化及政治評論。
1998年與「鳳凰」結緣，先後主持《鏗鏗三人行》《開卷八分鐘》《文道非常道》。他溫和而不失銳利，以一種獨特的文人氣質成為不折不扣的「鳳凰名嘴」，為節目注入濃烈的文人氣質及思想。
他看重讀書，焦灼於都市裡的文化沙漠：「我們這個城市（的人）是不讀書的。或者讀書卻不敢承認，在家裡偷偷摸摸讀《尤利西斯》，然後在地鐵裡被迫拿出本《一分鐘經理人》，以免被人當做怪物般恥笑。」
為了推動公民閱讀風氣，2001年，梁文道在香港一處廢棄的動物檢疫站開辦「牛棚書院」。書院不提供學歷、文憑或者專業資格，只為開闊視野。2006年，梁文道與友人共創「上書局」，並且創辦《讀書好》雜誌，每期6萬冊，免費贈送給讀者。
他夢想有一天，人們把追求知識當做嗜好，沒有特別的理由，只為「好玩」。除了專欄作家、節目主持、出版社社長、書院院長、雜誌主編，梁文道還擔任大學客座講師、綠色和平組織董事、劇團董事、多家NGO顧問等職，甚至積極參加小區運動、反戰等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
兩年前，他在老碼頭靜坐，抗議政府的無理拆除；繼而又在老街道靜坐，為拆遷住戶爭取最大的權益。他形容自己是一種「介入的旁觀者」的姿態，面對極權、威權等民主「怪獸」，很難做到沉默，只不過現在少了少年時的輕狂，多了一份沉著理性。
採訪中，談及民生，他數度沉默，看得出在努力壓抑感情。置身於香格里拉豪華酒店裡，內心很難平靜。數年前，他曾經策劃過一個展覽，為那些在大型公共建築施工中死亡、傷殘的工人設立紀念碑，紀念工人的血汗，要求提高對工人的合法賠償。
「那一陣子，我很難過，走進很多大樓，都會感覺樓裡有靈魂。」
「而今呢？」
「今天當然不會了，我還沒有那麼大的慈悲心。」他坦白。
一直在向「慈悲喜舍」靠近。人說四十不惑，然而他卻有越來越多的困惑，關於人生，關於自我。兩年前，他從哲學走向宗教，皈依南傳佛教。每年擇出固定時日去寺廟清修，坐禪行禪，過午不食，斷絕一切塵冗，專心禮佛。
「現在我們已經這樣認為，將來歷史也必會如此記載，梁文道是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香港作家鄧小樺如此評論。
2008年，他當選「時尚先生」；2009年，他謝絕了某雜誌評出的「中國青年領袖」這個頭銜。
提及層層光環，他一笑置之，只願意把自己界定為「讀書人」，以讀書為「志業」。「志業比職業重要多了，當你有志業時，這種志業會給你一種責任感。」
還有，那塊藏書印「為己之學」，他樂意與你共享出處，那便是孔子所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今天的讀書人與古代是不一樣的。在古代，讀書人是一個身份，需要自己來主動承擔一個讀書人應該做的事情。」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要做的事情太多，或許會死得很早。」他常常開這個玩笑。
鏗鏗十年，閒聊十年
一盈：雖然你在香港聲名卓著，但在內地，知名度的提升依然是通過《鏗鏗三人行》。機緣是什麼？
梁文道：其實在香港我也沒有什麼名氣。1998年至1999年間，我的一個好朋友馬家輝把我介紹給竇文濤，但文濤一開始沒有同意，感覺我長得太醜了。後來談一個日本漫畫的話題，因為他看過我寫日本漫畫的文章，而身邊能講這個題材的人並不多，只好又把我找去了。然後有觀眾說，哎呀很好，找了一個看上去像一休的人來講日本漫畫。
一盈：目前這個節目做了11年了，去年竇文濤調侃自己是「一個話嘮的10年」，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梁文道：變化是很大的。剛開始這個節目給人的感覺還是誨淫誨盜的，很多黃段子。記得有一次我們在中環吃飯，有幾個從內地過來的大款模樣的人，走過來大讚，你們這節目好啊！然後又貼著竇文濤的耳朵小聲說，好看，夠黃！（笑）
那時可能是嘉賓組合的關係，都喜歡講些男女情愛、色情段子。後來慢慢地，尤其這兩年來北京做了之後，不知是不是受了北京氣場的影響，就變得越來越憂國憂民，談些時政話題，只是偶爾還會回到那種黃段子風格。
但無論是黃還是嚴肅，無論嘉賓來來去去多少，基本上都擺脫不了一種輕鬆聊天的氣氛，是真正的清談。據我所知，這也是中國最長壽的談話節目。曾經一度有很多台也學著做這個節目，但總好像做不長。我看那些節目，感覺他們太有準備了，好像有一個劇本或者講稿，但我們真的是閒聊。
一盈：竇文濤、許子東和你被稱為「鐵三角」。
梁文道：我在「鳳凰」十年，和很多同事不熟，坦白來講，也不喜歡和別人打交道，但和竇文濤卻是很要好的朋友，許子東也同樣。所以三個人坐在一起，自然就有默契，完全可以在入場前才想好聊的話題，然後坐下來開聊。甚至聊到一半，感覺話題無聊，忽然又換一個話題聊。還有一點很重要，我們三個都很習慣去聽對方說話。我想很多談話節目沒做好，甚至包括我們請一些嘉賓上來，感覺不太舒服，原因就在這裡。今天這個國家能說的人很多，但能聽的人很少。而一個談話節目不在於能否找到一群很能說的人，他們必須還能聽，否則談話就變成訪談了。
我們到底應該跟隨哪一套常識
一盈：除了節目主持人，你更令人關注的身份是「時評家」。不久前，你指出目前中國正處於一個「常識稀缺」的年代，引起很大爭議。
梁文道：這種稀缺不是指沒有常識，而是講我們的常識是斷裂的，或者說我們有兩套常識，使得任何一套都沒辦法完好運作。比如我們都知道，要上好學校必須成績好。但我們也知道，上好學校成績也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有好的社會關係。還有，如果你去醫院做手術，已經繳納醫療費了，醫生就會把手術做好。但我們也知道，如果不塞個紅包，可能還是有風險的。再比如說，搞一場地震的紀念活動，在我看來，主角絕對應該是當年受災的群眾，然而事實上，他們總被圍在紅線之外，沒有機會說話，沒有機會發聲。這到底是符合常識還是違反常識？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對不對？到底我們該跟隨哪一套常識來辦事呢？
一盈：你認為呢？
梁文道：我不敢說。我只是把問題提出來，希望大家都來關注，如此而已。這類問題如果不清醒認識，下一步路就不好走了。
一盈：你生於香港，長於台灣，復又回到香港，而今卻通過內地時評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產生巨大影響。有沒有想過，或許恰恰是你這種特殊身份使然？
梁文道：我知道有一些人認為，是不是因為我住在香港，所以能夠寫出內地同行不敢寫的話來？其實不是的，因為大家所看到的我的文字都是在內地報紙發表過的。我想重要的不在於你能不能寫，而在於你看沒看到我寫的那些問題。或許恰好因為我不在內地生活而看到了一些東西，感覺很特別。就好像魚在魚缸裡游水時，它是不知道自己在水裡生活的，只有外面的人才知道。我等於在魚缸外面，看到魚在游水這個事實，然後講給魚聽。
一盈：可我們也說，子非魚。
梁文道：很正確。我仍然擔心並困擾我有沒有和本地人同樣充分的觀點與視野。儘管如此，我不認為就不能寫。比如今天中國老百姓經常談論美國、伊朗時事，但我們也不在美國、伊朗居住。另外，判斷一篇文章的唯一標準是，它能否從所描述的事實，依據它的材料，推導出它的結論，而我力求每篇文章背後都有足夠的支持。
筆是工具，不是武器
一盈：最近正在關注內地的哪些問題呢？
梁文道：很多。比如剛又發佈了一個調查結果，說中國富人人數又上升了，已經超越英國排名全球第四位了。今天《中國日報》頭條講的是金融海嘯對中國富人完全沒有影響。可是我們都知道中國貧富分化的程度是越來越大了，為什麼在如此狀況下，積累起財富的那幫人仍然能夠持續積累，而窮困的人卻越來越窮困？
一盈：面對現實，你是否會有憤怒？
梁文道：我不太憤怒，會難過。你需要同情那些弱者與受害者，需要有同情心去理解這個社會上各種力量的矛盾，以及它們背後的需要。但是不能憤怒，因為憤怒很容易遮蓋你的理智，會令你失去同情心。
一盈：筆，算是武器了？
梁文道：它是工具，不是武器。武器是要傷人的，我不喜歡傷人，只喜歡跟人溝通，去談一些問題，想想該怎麼辦，而不是攻擊。
一盈：你是2008年的「時尚先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這是個很明星式的頭銜。
梁文道：歷史上很多公共知識分子都是明星，比如左拉、喬姆斯基、羅素……我看不出明星與優秀公共知識分子間有什麼必然關係。「時尚先生」範圍很廣，有學者、藝術家、政治人物、商人……選舉是一個國際慣例，不在於這個男人的樣子、穿著、生活習慣怎麼樣，而在於一年內是否值得被提出來，而且他們選我時，有一個很仔細的說明—「年度意見領袖」。
時間不是不讀書的理由
一盈：由於你的特殊身份，相信你經常感受到台灣、香港以及內地的文化差異。
梁文道：很多。我不覺得台灣與大陸的差異很大，反倒是香港與它們的差異很大。比如台灣與大陸都會有很明顯的身份階級意識，大陸常用「領導」，台灣常用「長官」，而香港人很少叫老闆「總」，會直呼其名，比較沒有這種階序意識。另一方面，台灣是一個比較沒有恐懼感的地方，無論日常媒體還是公眾空間，大家背後的壓力、負擔不太大，而大陸的負擔就很大。在很多方面，台灣比大陸更古典，有很濃厚的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潤澤。一般飲食場所、路邊攤，人與人的相處客氣舒服。以前北京也這樣，如果去琉璃廠買書，店家不會一進門就談生意，會先送茶煙，讓你看會兒書。香港也比內地更古典，因為香港人對某些傳統的禮數更講究。
一盈：你的新書書名為「讀者」，遺憾的是，現在的讀者越來越少了，太多人不讀書，甚至提出「讀書無用論」。
梁文道：「讀書無用論」的根本不是讀書無用，而是他們想要一些很確定的「用」。我們越來越不願意做一些事先無法預知結果的事情，我們希望一切都能事先計量好。讀書能改變人，但這種改變無法提前預知航程。可能你滿懷期盼讀某種書，最終發現你沒有獲知太多。的確，你需要冒這種險。但就算讀書真的無用了，我們也講「無用之用」。世界上很多東西原本看來是無用的，但就是這種「無用」，有時候帶來的用處是意想不到的，讓你充滿快樂。
一盈：大家都說沒有時間讀書，可我想最忙的應該是你了吧。
梁文道：是啊，因為我忙著讀書啊。時間其實是排序的。說沒時間讀書，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讀書不是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也許覺得出去聊天、聚會、按摩、唱歌、上網更重要，做完這些事後，自然沒時間讀書了。
一盈：聽說你兩年前皈依了，這麼忙，還有時間修行嗎？
梁文道：修行也和讀書一樣，跟忙不忙沒有關係，而取決於你把它看得多重要。如果不忙，我可以花1小時來坐禪；如果忙，我可以吃飯時修行。比如我經常一個人吃飯，不看書，不看報紙，不看電視，專心吃飯，一口一口慢慢吃，察覺到每一口的細節，這就是一種修行。所謂修行，就是講究「正念」，是非常清醒地知道自己每一步、每一刻都在幹什麼。依照這樣的講法，走路也可以修行，說話也可以修行。
一盈：皈依對你的改變大嗎？
梁文道：當然有，但坦白來講，並不很大，因為我用的力氣不多，不夠精進。
一盈：想達到的狀態是什麼樣？
梁文道：太簡單了，每個佛教徒都想涅槃吧。（笑）
2009年12月6日星期日
梁文道：講中國話的達爾文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前陣子在合肥和新認識的朋友聊天，他對國際關係特別感興趣，於是我們就說起了前陣子李光耀那番很讓網民憤怒的言論。李光耀的意思是東南亞諸國都很怕中國的崛起，所以希望美國能「回到亞洲」，好制衡一下區內勢力。我想向這位朋友解釋東南亞害怕中國的原因，便拿雲南一帶的水壩做例子。這些水壩正好建在湄公河的上游，而湄公河則是整個中南半島的大動脈，這幾年越南等地明顯感到水位的下降，非常擔心稻米產量會受影響，但他們向中國交涉數輪之後，始終不得要領，現在都不知如何是好。
朋友聽完之後，很無奈地表示：「這也是沒辦法的事，當年美國崛起不也是這樣嗎？先打墨西哥，再殖民菲律賓，後來還當了世界警察」。這句話十分驚人，可是又十分正常。驚人的是它背後隱含的危險訊息：強權就是公理；誰有力量誰發展了，誰就一定要欺負人。正常的是這種道理我一點都不陌生。儘管中國流行對美國說不，不學美國的政制，不接受美國的意識型態；但一說到人權問題，一說到這類敏感的國際局勢，那批中國獨特論的支持者卻往往又用上了美國的經驗支持自己，或者說美國的人權狀況也很糟，或者說美國的發展也是條帝國之道。而且他們都很自然地會以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框架來合理化一切問題，相信物競天擇，相信力量是道德的根本。
我常常感到在現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外國思想家來去不出二人，一個是眾所周知的馬克思，另一個就比較隱蔽但也比較有力的達爾文了。馬克思我們放在嘴上，但真心信服他的人已經不多了；達爾文我們很少談到，但幾乎每一個人都將他供奉在意識的深處。雖然大陸的小學課本仍會告訴學生「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可是真正留在大家心裏的，可能還是「發展是硬道理」與「誰落後誰就挨打」這兩句話。
美國學者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ey）是史華慈的學生，依循乃師的道路，他也對外國觀念翻譯到中國之後產生的異變感興趣，而且他也看重嚴復的作用。例如達爾文的「自然選擇」，嚴復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個概念，那就是後來被合成為四字習語的「物競」與「天擇」了。嚴復在〈原強〉裏解釋它的意思是：「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相宜者也」。浦嘉珉很正確地指出，這種「爭」的哲學本該是中國思想傳統所不喜的，但在甲午戰爭之後，知識份子羞憤難當，正要尋覓一套能夠解釋危局的理論，這時碰上達爾文，實在是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浦嘉珉的《中國與達爾文》講的就是中國人接受達爾文，並且把他中國化的故事。是書資料豐富，涉及人物眾多，然我印像最深的還是兩點：一、比起西方，中國沒有強大的一神教傳統，不太抗拒「猴子是人類祖先」的想法，故達爾文主義的普及反而比在西方還容易。二、由於我們帶着現實需要去讀達爾文，所以打從一開始，中國學到的演化論就是一套社會達爾文主義，混淆了進化與進步；也犯下了從實然推出應然的「自然謬誤」，隱隱然把實力當成道德原則。
浦嘉珉最有影響力的主張是認為達爾文幫馬克思鋪好了路，使後者歸化中國的過程更順暢更不受阻礙。熟悉現代西方思想史的人都曉得，西方左派當初是很歡迎達爾文的，儘管美國人會把他當成市場自由競爭的支持者，但馬克思本人卻也很推崇達爾文；直到冷戰結束之前，蘇聯的小學課本還在說「達爾文發現了自然進化的原理，馬克思則發現了人類歷史進步的原理」。到了中國之後，達爾文更「使暴力變革和暴力革命合法化」。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造反有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深信造反和革命是種進化天理的訓命。於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有道理了，雖然這「只是少數先鋒、少數前驅的專政，只是少數有充分階級自覺的無產者的專政」。但「事實不可不如此，無憤如何」（張菘年語），因為這少數人是該群進化裏先走一步的適應者。浦嘉珉還說：「毛澤東把反動派視為進化的返祖份子，他們應該被消滅。人民的敵人是非人民，他們不應該受到人民的待遇」。
從合肥回來之後，我反覆想起那位朋友的表情，他那句話說得是那麼自然，那麼自信，彷彿一切皆是天意。如果我下回去越南碰見當地 NGO的朋友，我該怎麼向他解釋中國一定要在湄公河上游修築水壩的理由呢？也許我只能請回去好好讀讀達爾文、赫胥黎和史賓塞了，而且還得是中文版的。
2009年12月5日星期六
梁文道：林夕和他所愛的香港
【信息時報】林夕是華人樂壇著名作詞人，其歌詞作品累計3000餘首。他不僅是一名詞人，更在各大媒體撰寫專欄。繼《原來你非不快樂》去年面世後，他的雜文集《我所愛的香港》近日在內地出版。在書中，林夕稱，「有生以來，我連一釐秒移民的念頭都沒有過」，但「愛香港」的他，「不能如愛情般連對方的缺點都愛上」。
於是以筆進行了一番「香港批評」與「自我批評」。
曾經有一段日子，香港人以為樓市是種只會升不會跌的市場，於是人人醉心炒樓，又或者努力存夠第一筆錢「上車」，然後直駛快線飛黃騰達。剛認識夕爺的時候，我實在不敢相信他竟然也是這種人，這種庸俗的香港人。歌詞明明寫得那麼玲瓏剔透、洞悉世情，怎麼也會染上這等窮極無聊的癖好，四處跑去看樓呢?但不由得你不信，他真愛看樓，而且還愛上了搬家。明明已經住上了凡人豔羨的豪宅，但他仍然樂此不疲地搬，彷彿最美好的家始終是下一個家。
可搬來搬去，他還是沒離開過香港，他說：「有生以來，我連一釐秒移民的念頭都沒有過。自小已很喜歡看香港地圖，並把火柴盒當樓做樓宇，砌成太子道、彌敦道、窩打老道。」儘管如此，這位在當今華人世界裡有井水處便有他的著名詞人還是忍不住手，要在這幾年裡改行寫評論(或者以評論為主的雜文),批評一下他所愛的香港。
透過這批文字去看現在的林夕，我實在不敢相信他居然會把主要的矛頭指向港人的購物狂心態(因為他自己就是購物狂)，更不敢相信他會如此針對港人的買樓文化：「人生如寄，你以為那是你的房子，其實那不過是你在地球上生活的酒店，佛家所講的成住壞空，所講的住，是指我們肉身的暫住，但住字譯得真好。房子供滿後，身無所住，到了壞死，也離checkout日期不遠，性未達空，肉身也已成空」。
近年學佛，林夕漸漸變成了另一個人，多了份自省，乃能在他和他所愛的香港之間隔開一層觀照的距離。他愛香港；然香港是一個人人被廣告變成「潮流的羔羊」的地方，又由於他自己也是羊群中的一分子，所以這份愛就要反複提出來再三審 視，他就得坦蕩檢索自己心裡的慾望了。
搬家搬成習慣的他承認「以看房子為樂。每看一次都接受一次誘惑，如果搬來這裡，我將如何裝潢，哪件家具該放哪裡，光是想像就樂上半天」。偏偏在某次搬家的前夜，他環視四周，才赫然發現：「在這滿佈身外物的紙箱堆中，說到底，我原來什麼都不要，只要一部計算機可以讓我繼續寫寫」。
如此看來，這本書不啻是林夕的公開自省，也許還是一整代香港人的集體自省：我們長年追逐的，無非是種幻想；爺如林夕，難免也要誤墮紅塵，陪大家追逐一把。
梁文道：盛世冷眼——訪問陳冠中
【讀書好-打開書櫃】
陳︰ 陳冠中
陳︰ Cool的確是最貼切的字，香港不喜歡sentimental，不喜歡濫情。
陳︰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個題材，也要做得輕一點，也要將那個主題說得小一點。我覺那真是某個階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說五、六十年代歐洲那種存在主義的 品味，或者是後來結構主義與美國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調一些的，就是不喜歡說一些激情大主題，不喜歡激情到連自己也感動。起碼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簡約的方式去說 很多事情。
陳︰ 大陸的官方論述也永遠是華麗的，帶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講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會，那些主持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漂亮的。其實那都是套句，陳腔濫調。這可能是一個訓練。即便台灣，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將感情元素削減了。
陳︰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較cool，由劉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點童真，有點樸素；或者後來的黃碧雲比較「激」，但就是沒有那種溫情。
陳︰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經開始會去嘲諷「文藝腔」，去拒絕這種東西。起碼我自己成長、寫作的時候，就很害怕給人說是「文藝腔」。於是這 個「文藝腔」的傳統就在香港被切斷了。我們又怕被人認為是「扮嘢」，寧願「存真」也不要「扮嘢」，總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們對浪漫本身就有疑問，香港 人並不浪漫。我們更不喜歡那些自怨自艾，然後覺得自己很悲慘的情感，譬如說台灣的「悲情」和大陸的「百年國恥」。
陳︰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沒有太強調那種苦。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整天圍繞受害者這個主題，然後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怎麼會這樣苦。我們很快就可以轉 換心境。我記得小時候他們有講過香港是一個福地，說香港真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起碼與在大陸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不同，他們都向前看，很樂觀， 然後急急要「搵食」。
陳︰ 是，這都是到了北京之後才動筆的。但我覺得那個源頭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間自己有一個香港的意識出來了，譬如突然之間懷舊，那究竟要懷念甚麼呢？七十年 代尾懷舊，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歲時成長的過程。其實那不是很多年後，就在懷念自己十多歲的日子。另外就是覺得香港是我們的家，所以要說說香港。那一種 衝動是最重要的。
陳： 對，辦《號外》的時候。譬如說當年看Q仔(黎則奮)寫灣仔，我也覺得很震驚，他把灣仔說得這樣有趣。我就覺得，對啊，我們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個震驚是 很大的。但是，雖然有了這個意識，卻沒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後回頭再看，就是來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開始進來，才有一個大的比較去感到大陸與香港的反 差，然後在97年前後開始寫《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本小說，連名字都是有比較之下才知道，原來自己長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學的語言來說，就叫做「什麼都沒 有發生」。
陳： 很cool，相比起台灣和大陸的同齡人來計，如果沒有比較就不會想到這一點。這種東西現在想起很幸運，也很平淡。相對來說，我們的經歷是比較平淡。譬如說在大陸，我是屬於老三屆的。
陳︰我自己覺得《號外》有兩個源頭，首先是因為去了波士頓，看到當時美國的那個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戰差不多完結，嬉皮士開始淡出，氣氛開始靜下來的時候。我記得75年我離開波士頓前，剛剛開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 個享樂年代回來了。我心想，嘩，為甚麼會這樣？我們前一陣子還在說要對抗越戰，還要與政府抗衡，怎麼現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碼不跟音樂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們當時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沒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個大型慶祝會慶祝越戰結束，跟着忽然之間就開party跳Disco了。那時候有一些地下報紙，特別是波士頓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紐約則有Village Voice。甚麼趣味的都有，很適合我們自己的趣味，從左翼政治到飲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羅萬有，然後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賞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畫。我 覺得這種事情我們應該做。
陳︰ 這反而是遲一些才出現的。我們起初是講英美，以大學和大學畢業生等年青人喜歡的題材為主。我們對輸入新潮洋文化最有興趣，就是在別人未說起之前，我們先 說，然後才說回自己的成長過程。我們說香港不是由開埠說起，而是從五、六十年代說起；鄧小宇的記憶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記憶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 學生周報》。再加上我們知道成長階段比我們稍為大一點的人，例如唐書璇這一類。
陳︰ 那是第一代的Baby Boomer回來，剛剛開始佔有了一點位置。我們最早的廣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後可以給我們一些廣告。在八十年代 初，如果掌權的是個30歲左右，在外國讀design回來的，他就會將那些廣告先給我們，又或者找我們的雜誌去寫一點東西。另外當時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 還是大一設計學院出來的，我都已經忘記了，反正都是學美術的，他們成立了一個「插圖社」，對設計很發燒。他們自動跑來找我們說︰「不如讓我們替你做封 面。」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沒有收錢。
有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們當時沒有鮮明旗幟，現在我才想到這事情。如果像是《七○雙周刊》這樣有一個鮮明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會是另外的一群。反正《號外》的旗幟不鮮明，就連創刊號都沒有發宣言就開始了。
陳︰ 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但我連雜誌也不肯儲存，我覺得過了就算，沒有甚麼大事要說，我們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陳︰ 沒錯，我們連宣言也不肯寫。因為當時我在美國學新聞，有一個新聞記者的態度，但我不肯講一些很大的態度，譬如先講一下甚麼關懷呀，完全沒有，反而整天都當「知識分子」四個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識分子，把它當成是取笑老一輩的字眼。
陳︰ 是，現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當初也的確知道，總之見到有趣的，就會把它放進去，見到新的東西也要放進去，時髦的更要放進去。我所謂的「時髦」是我自己心 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發現一個人很有型，他叫榮念曾，為何他穿的衣服這樣闊？那時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闊衣，還穿一身黑色的闊衣，這樣很有型 呀，原來他從紐約回來，我就決定一定要拉他過來，無論他做甚麼也要給他大篇幅。其實真是沒道理，我根本就不認識他所做的範疇！就是這樣，我們沒有甚麼胸懷 大志，要做些甚麼大東西出來的宏願。
陳︰ 沒有。用「城市」這個字，只是覺得它很有趣。我們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開始，也參考了《中學生周報》、《七○雙周刊》，但它們在消費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國又有一些新雜誌出來了， 例如講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Interview，於是我們就學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後來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說紐約的有趣東西，我們一套上去，又發現香港也可以這樣做，於是我們的副題就叫做「城市雜誌」。
陳︰ 做電影是戒嚴前，做《號外》就是戒嚴後。
陳︰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長住台北做有線電視，恰巧是李登輝當上了總統，但未經正式民選，民進黨跟國民黨吵得最厲害的時候。
台灣發展得很快，94年雜誌已做得很好，書也很蓬勃，甚麼都已經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進的性解放，很多人寫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麼也 有。台灣在九十年代後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進外國的東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種各樣新的思潮也有人談論，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間我 寫得很少，因為在台灣甚麼也有人寫。舊日我能夠寫東西，許多時是因為沒甚麼人寫，我覺得我不寫，便沒人寫了。雖然我不是專家，也略知一二。
陳︰ 2000年，別人的時代已超越了我們的。我到大陸，是想做一點網站的東西，怎料人家網股也爆了，阿里巴巴和QQ又已經開了，我還能做甚麼呢？另一方面，《時尚雜誌》集團也在，同時還看着七九八一直旺。後來我乾脆甚麼都不做，寫東西算了。
陳︰ 現在的門檻更是太高。我們沒甚麼優勢，沒甚麼比人叻。舊時叻，是因為整個社會走得前一點，你只要跟着自己社會的步伐，便會比人走得快一點點。內地在92年 時和我們有很明顯的差距，我記得當時做唱片，根本不宣傳，只要找記者寫點東西，便賣到不得了，就是這樣容易。
陳︰ 那「衝動」是長時間的，但後來一邊寫一邊整理，有時是寫了一些才想出來的。我想把自己的經歷整理好，將從前有趣但含糊的地方寫出來，如此自己也會比較清楚 一點。從前在香港，我寫過很多沒人看的東西，但你沒可能依靠寫些沒人理會的東西維生，所以轉了做一些比較有反應的工作，例如寫電影劇本，至少有錢收。結果 我也走了不少不同的路，如今才決定純粹寫作。
陳︰ 對，一直想寫小說，關於大陸的題材。但就是寫不出來。你青少年時期不在大陸生活，根本寫不到。每次我開始寫了一點東西，便會心虛，因我不太知道那些人是怎樣活的。直至08年有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及奧運，我才看清楚要寫的是一個盛世。
陳︰ 捉不住，定不到型。08年便可以了，特別是西藏和搶火炬的事發生後，你看到年青人變得很清楚了，開始了另一個新世界，他們有了態度。今年更不用說，西人也在說中國盛世。
陳︰ 2000年還在講中國可能會崩潰，經濟方面不行，現在都沒人說了。2000年香港及台灣人肯定也覺得自己是先進的、發達的，中國是落後的。不知從何時起，中國變成領先的，我們不太行。
陳︰ 我覺得自己想說的東西還不夠清晰。若我把它推至2013年，那便可以更誇張一點，整個趨勢也會更清晰─那時中國會比現在更強、更富、更自信。所以《盛世》 其實是關於現在的，這個故事是說現在的中國，我只是把時間推遲了一點。這個未來跟現在相差無幾，只不過我們用放大鏡把現在的事放大一點，我希望做到這件 事，告訴其他人中國正走向一個更強、更富的盛世。
陳： 這些人物當中是存在着一種真實性的，當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讀的時候會enjoy，我希望它能夠是本可讀的小說、好看的小說。因為當年的反烏托邦小說像《我 們》，其實是相當乾澀的。我借用了一點點政治小說、反烏托邦小說和推理小說的手法，它帶點懸疑，各個類別也有一點點。當中的人物那麼多，故事有那麼多條 線，可卻沒甚麼結尾，有點像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我受了她影響，將人物和處境豐富化了，而非單純的將一個論點寫出來，盡量有多點聲音，一種混雜的聲音，讓各種人將自己的觀點說出來。那會比 較能夠說出中國的複雜性。其實我並沒有特別的定論在裏頭，不是說我必定要說出某種感覺，說整個中國就是如此。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的感覺，大陸的年青精英，的確有這樣的一個傾向，因為他們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時候說假話，在某些時間要做一些經營的事， 然後才能爬上去，所以他們是內化了這套東西。同時他們又覺得自己生在一個很好的時候，亦很相信官方話語，大部分的官方話語，他們根本不太願意去挑戰，他們 希望去相信自己是活在一個好的時代、一個有作為的時代。上一輩再苦難，也不關他們的事了。我經歷過一次飯局，李慎之也在場，竟然當場跟一個年青作家吵架。 年青作家覺得李慎之真的很多餘，還在說這樣的老話，常常抱怨，他說現在有甚麼問題呢？現在有多好等等。他就是這樣跟李慎之吵架，完全是沒大沒小的，旁邊的 人看在眼裏，都呆了。李慎之又是很認真的人，竟然也真的跟那年青人吵。
陳： 對，他們甚至覺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時他們在面對一個很大的競爭，他們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樣去得到較好的位置，例如入黨，現在是一件很盛的事。
其實入了黨是不是真的有幫助，不一定，他就當多買一個保險。但入黨後會要你檢討自己，所謂檢討自己，就是供出身邊的人，說他們做錯了甚麼，然後知道了這些 是錯的，之後自己就不做。就是把身邊的人的反動、反黨行為說出來，他們不覺得這種告密行為是一回要事。可能他們覺得上行下效，你們都可以做，為甚麼我們不 能做？這變成了已接受的道德底線。但同時我也碰到一些真的很精英、很厲害的才子，他們真的很精英主義，覺得精英應該掌握所有的控制權，還說中國傳統就是 「士」，簡直覺得人應該分等級。
陳： 這也是很常見的，他們說甚麼也被西方影響了。現在體制吸納了精英，精英也背靠大國。現在中國的學者也背靠大國，他們的思想開始改變得很厲害，他們知道自己背後有一個很大的力量在支持。
陳： 大國的確是有分別的。如果我寫一個小說講今天的香港，反應肯定差得遠了，因為大家現在都對中國有興趣。
陳： 這的確是我自己覺得可能的一個現實。不過它多數也不會是這樣子發生的，因為西方不一定發生冰火期，中國也未必能那麼完美地執行一套計劃。我只是覺得有這個 跡象，例如日本跟中國的發展，是比我想像中快。我寫書的時候，東亞共同體是沒有人提及的，現在就突然有人提出來了，以前看來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未來甚至 連農村問題也得到緩解，因為經濟好了、收入多了，資源能轉付農村，所以消解了很多農村的矛盾。中國現在的資源、能力可以應付很多局面。如果這個亂是因為全 世界的經濟不景而引起，可能也不是一件大事，因為中國人不會全怪到政府上頭，只會覺得禍是美國搞出來的，大家也只是罵美國。所以這樣的一個盛世我覺得真有 可能會出現。中國可趁機會增強，就像這一次的金融風暴。
陳： 你提得對，六四就是了。另外，由89年到92年南巡中間還經過一個寒冷期，可是已經沒有人記得，明明是這麼近的事。改革開放後，83年甚至還有過很厲害的嚴打。
陳： 他們已經完全忘了這些事。但這些事隨時會再回來。這一次我書裏有場很強的嚴打，用作一個專政的比喻。我們害怕的專制獨裁就是對某一個階層的人可以隨時嚴 打。其實中國自49年建國以來有很多次不同形式的嚴打，只是有一些我們不叫嚴打而已。甚至四清運動或是法輪功，也都是對某一階層的嚴打。嚴打是超越了法律 程序，是人權沒保障的時候，是國家權力變得絕對、可以濫用的時候，一定會有很多冤案，有很多人枉死。但這些都是一定可以再發生的，其性質沒有變。所以我很 強調把嚴打定義為一個專政的標誌。
陳： 我覺得如果寫一個貪官污吏就沒意思了。你捉一個這樣的人來說甚麼呢？我覺得我要寫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官員，而且基本上不是一個很差的官員。不見得他完全不曾 貪污，因為他也供小孩出國讀書，但他基本上仍然是想好好的幹一些事。就算他基本上是一個共產黨官員，他是在想共產黨的棋應該怎樣走，政權應該怎樣保證，然 後同時令中國進步。
陳： 其實這才是我最初要寫的東西。我最初就想好了，我要寫多聲道的當代中國，可以開很多不同的channel，但很難去開一個channel給中國的高層官員 去逼他們說話啊。就算是在真實世界，他們也不會這樣說。他可以跟誰說？他帶到棺材去也沒機會說出來。那些政策連討論也不可以，又不能跟家人說。如果不用小 說，又怎可能做得到呢？只可以用一個小說的方法，去令不同的聲道同時並存在一個文體裏面，而且有些東西你是要強制他說，你不強制他就不會說了。所以我在小 說中捉了何東生，跟他做了一個交易，如果他不說真相就會死，而他還要吃了藥，說多了。否則這個聲音永遠是缺席的，我們永遠不知道官員們在想甚麼。
陳： 這個當然是隱喻，就是中國人人都很high，人人都有很多大計，要做一些很偉大的事，搞各種很大型的活動。尤其是我碰到的精英階層，他們有很多資源在手，會想更多的東西。
陳： 最糟的是有些人不是給政府打倒，是他們失去了市場，年青人態度改變，對西方的興趣降低，都認為不用聽西方的話了。而自由派一定代表親西方嗎？其實也不一定。但他們有一些話語被認為是西方話語，這是個硬傷，使人覺得你們一定是幫西方的。
陳： 對呀，香港人的確不夠理解大陸，所以我一直不敢寫，直到我覺得自己對這個題材和這批人有足夠的理解。但寫出來都要經過考驗，要給他們看看有沒有真實感，感 覺方面是否正確。幸好我女友于奇一看便會知道哪些對，哪些錯。我的寫作一向是由她去看，然後我再作出修正。她的feedback很重要。那是一個文學上的 真與假，而非歷史上有沒有發生，她能夠判斷得到。這次我夠膽去寫是因為于奇在，她能夠替我看稿子。但話說回來，大陸作家需要考慮的問題多很多，可能他們會 選擇的寫作策略是魔幻，或寫迂迴一些的東西，但不會這樣直接，例如他們不想在小說裏提到八九六四；但我們可以不用避忌。
梁： 你接下來會再寫甚麼？
陳： 我是想再寫小說的，或者多寫一本別的，但也是和大陸有關的東西。
陳： 會有關係，但不會是同樣的主題。現在正在構想中，但那不會是個續集，我不會再寫公共知識分子這個圈子了。這一年我其中一個重點是去一些三線地級市看看，西北、西南、安徽、江蘇北部等等平時人們不會去的地方。
陳： 我覺得你可以有足夠想像去寫這個，你有這個情懷。我現在整個人都去了大陸，已無法扭回香港。寫一些以香港作背景的短篇小說可能還有機會，但若是用一個大故事去說香港，恐怕我寫不到了。
梁文道@27期讀書好量身閱讀計畫
-量身閱讀
小鳥豪：
不用後悔，這沒甚麼好後悔的。在我看來，學習的動力主要還是來自興趣，而不是家人的期待、社會的習慣。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真心想要知道更多的事情，想要改變自己，學的力量就會源源不竭地自然湧出。當然，我們不能排除有些人就是能夠為了既定的目標（比如說考試成績突出，上一所好學校，有一份體面的職業，功成名就……），硬逼自己埋首苦讀，從而一一實現自己的計劃。可是，任何一樣事情幹久了，說不定就會生出癮頭，不幹不行。也許那些人本來對學習本身沒有太大興趣，但是一路讀下來，說不定就會嚐到學習的好滋味，欲罷不能。我不知道你想「痛改惡習」的動機何在，但是只要你肯耐着性子去學，它慢慢就會形成習慣，變成你身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至於禁果、知識，以及傲慢的問題，恐怕我一時三刻沒法在這裏談得太清楚，只能簡略說兩句。
首先，我們要知道在許多古老的文化傳統裏面，知識都是很重要的，它甚至重要到成為一種禁忌，不能輕易示人，尤其是某些特別重要、特別珍貴的知識。除了知識和權力有關，少部分人想把它壟斷在自己手中之外，對於這個獨特的現象，歷史上還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其中一種就是聖經《創世紀》裏那個著名的故事了。夏娃亞當偷吃的那顆禁果究竟是甚麼東西呢？為甚麼一吃下去，他們便能赫然發現自己的赤裸露體，而且還要為此羞愧？有人認為禁果其實是智慧之樹所結的果實，吃了之後就能開啟不屬於人類的智慧，可辨善惡，可得到各種各樣超凡入聖的知識。後人的總結是人類不該妄想得到一切真相，不該以為自己能憑有涯之生去逐無涯之知，更不該以為最終極的至理是自己可以取得的，否則不但冒犯了神的權威，更會帶來實際的傷害。
知識的確令人傲慢，我也偶而感到那種虛榮的誘惑，以為自己懂得夠多了，結果不只時有浮淺的炫學言行，還被自己的所知困障，自大自傲，看不見真確的道理，聽不到我真正需要的智慧，難免要誤入歧途，狹隘窄小。這種傲慢的規模一大，便能釀出巨禍。二十世紀人類史上的種種災難，多少都跟這種傲慢有關：有些人以為自己掌握了人類進步的終極真理，於是要滅絕「次等人種」；又有一些人以為自己比一般人更明白歷史的走向，於是發動了瘋狂的社會實驗。可見知識的傲慢實在是種相當可怕的缺陷。
說回你提到的那兩本科學雜誌，其實它們都相當出色，假如用心細閱，恐怕就要花上不少時間了。如果你還有餘力，胃口尚在，不妨再看看大陸出版的《新知客》。這本雜誌原產法國，向來沒有英文版，難得中國有人把它譯了出來，再配上不少本土內容，可以補充英語世界以外的見解，我極力推介。
梁文道
梁文道：(Kindle)挽救了傳統閱讀
讀： 《讀書好》
梁： 梁文道
讀： 不少人仍堅持只閱讀紙本書，你算是首批使用電子書閱讀器的香港人，購買時可有掙扎？
梁： 我沒有很掙扎。凡跟書有關的東西，我也好奇；我認為這類電子書閱讀器誓將取代紙本書，這樣我就更好奇了。況且我又不是買了Kindle就不買紙本書。
讀： 你認為使用電子書閱讀器有何好處？
梁：很環保，而且買書、存書也方便。我家的書已經堆得滿地都是，連走路的地方也沒有，Kindle某程度上替我解決了存書的問題。用Kindle買書只是手指間的事，我現在大概買了40本電子書，都是在剛使用Kindle的頭兩天買的，後來覺得自己買得太多，就節制了。
但用Kindle看書也不是無懈可擊。雖然Amazon電子書店提供的電子書算是比較多，但較冷門的書就不易找到，偏偏我又常看這類書。有些出版社是故意不給Amazon版權，他們寧願給Barnes & Noble或是其他公司，而且各家電子書閱讀器的格式未統一，你在Barnes & Noble的nook讀到一本書，在Amazon的Kindle就未必讀得到。
讀： 你用Kindle來閱讀哪類型文本？
梁： 用來看書，更多是用來看雜誌。我一向有訂閱電子版的學術期刊，因此我家的電腦儲存了很多學術論文的PDA檔。我會把這些論文寄至Kindle的電郵戶口，然後就用Kindle帶着，四處閱讀。
讀： 電子書閱讀器嘗試模仿紙本書的閱讀經驗，你認為兩者的感覺相似嗎？
梁：用Kindle閱讀，的確比使用電腦螢幕閱讀舒適，但跟紙本書相較，感覺還是差很遠。一本製作講究的書，會根據書本的內容和風格，選用合適的字體、墨色、紙色和紙質，每本書也不一樣。這些都是Kindle做不到的，因為Kindle內所有書都使用同一種字體，也沒有紙質的分別。
讀： 你認為電子書閱讀器的普及會影響書本的定義嗎？
梁：不太會，我反而認為這些電子書閱讀器暫時拯救了傳統書本。一本書是一個封面、一個封底再加中間的一疊紙，是一個獨立的整體。我很相信，一本書應被理解為一個完整的意義單位，不能將之分拆，也不能打亂其次序。但在互聯網時代，人的閱讀習慣改變了，你可能先在這個網頁讀一段文字，隨即跳到另一個網頁看別的東西，或是換了去聽一段音樂。在網上，人們連一篇較長的文章也很難讀得完，更遑論一本完整的書。人們在互聯網的閱讀模式，已經失去了傳統閱讀的概念。我認為真正對書產生威脅的，正是這種互聯網式的閱讀，它正在衝擊書本作為一個完整意義單位的概念。
Kindle是新產品，操作上卻比較接近傳統書本。你必須一本一本地下載、一本一本地儲存、一頁一頁地看，不容易打亂傳統閱讀習慣。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Kindle是保守的。
讀： 你認為電子書會逐漸取代紙本書嗎？
梁：我認為紙本書將無可避免步向死亡，情況就像我們這一代人看着黑膠碟如何被CD取代，再被MP3取代一樣。當技術一成熟，革命的發生可以是很快的一件事，但仍然會有少量紙本書可以留下來，就像今天仍然有人聽黑膠碟一樣，是屬於「發燒友」的東西。今天的唱片公司仍然會出黑膠碟，但它們會更小心地選擇——只有當唱片公司認為某種音樂值得用黑膠碟的方式，去錄製給某些人聽的時候，才會出黑膠碟。我認為紙本書的情況也是一樣，文字不會再不分優劣地印在紙上。紙本書會變成某種有收藏價值的物品，又或是一種藝術的表現方式。紙本書的設計和紙質會變得愈來愈講究。
讀： 你認為電子書的普及將有助小眾出版嗎？
梁：會。第一，由於電子書在網上發售，電子書店不用擔心存貨問題，理論上只要有人寫了一本書，儘管只有極少人看，也不需要下架，書本永遠有機會讓人閱讀。其次，出版電子書的成本低，作者較容易找到出版社。但問題是，現在的書實在太多了。你走進一間實體書店，書再多也不過是十萬上下；Amazon網站在賣的書可是成千上萬。當電子書日漸普及，能出版的書將更多，讀者可以如何選擇？將來，出版社的品牌會變得愈發重要。因為當所有資訊都爆炸，出版社將為讀者擔當篩選者的角色，負責篩選書本資訊的網站、機構和單位會變得很有價值，讀者也會以出版社作為選書的指標。
梁文道：奢華與教養（涮羊肉的品味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今天的中國，無論你走到哪裏，幾乎都能看見「奢華」這兩個字。每一本時尚生活雜誌都在不厭其煩地告訴你有關奢華的故事，每一個商品廣告都試圖讓你感到它要賣的產品有多奢華。於是房子是奢華的，車子是奢華的，大衣是奢華的，手錶是奢華的，皮鞋是奢華的，就連內褲也可以很奢華；乃至於我剛剛吃過的涮羊肉也標榜自己的用料十分奢華。
本來這種東西是可以見怪不怪的，正所謂奢華見慣亦平常。可是有一天，我在雜誌上看到一篇介紹英國手工訂製鞋的文章，作者先是不斷渲染英國紳士的低調含蓄，千把二千字之後筆鋒忽然一轉，他還是不能免俗地要大談這鞋子有多奢華，並且定位它為「低調的奢華」。然後把紳士等同於品味，再將品味等同於奢華。不知是不是受到了香港的不良影響，許多內地媒體早就在「奢華」和「品味」之間畫上等號了；但現在有人進一步連「紳士」也掛了上去，這就讓我覺得有些刺眼了。
我的生活奢華不起，我的言行也離紳士遠甚，可我總算讀過不少傳說中的英國紳士寫的東西，在我的印象之中，紳士和奢華根本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且看十九世紀英國紳士之間的通信，關於紳士的品味，他們往往是這麼說的：「×××的家居樸實無華，真是難得的好品味」；「他是那種老派的紳士，一件大衣穿了二十年」。他們會稱讚一個人的樸實和惜物，低調而不張揚，卻絕對不會把看得見的奢華當作品味，尤其不會把它視為紳士的品味。
就以一雙手工製作的頂級皮鞋來說吧，它是很貴，但它可以穿上十來二十年，這裏頭的學問不止是它自身的品質，更是你穿它用它的態度。首先，你會珍惜它，所以走路的姿勢是端正的，不能在街上看見甚麼都隨便踢一腳。其次，你願意花點時間心機去護理它，平常回家脫下來不忘為它拂塵抹灰，周末則悠悠閒閒地替它抹油補色，權當一種調劑身心的休息活動，（就自他有傭人，他也寧願自己動手。）所以這雙鞋能夠穿得久，十年之後，它略顯老態，但不腐舊，看得出經過不錯的照料，也看得出其主人的愛惜物用。這叫做紳士；不一定喜歡昂貴的身外物，但一定不苟且花錢，朝秦暮楚。他的品味不在於他買了甚麼，而在於他的生活風格甚至為人；他擁有的物質不能說明他，他擁有物質的方式才能道出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當然，一個人不能做物質的奴隸，但他的人格性情或許卻可以藉著物質偶爾散發出來。簡單地講，這就是教養。「教養」，一個何其古老，於今天何甚陌生的字眼啊。這個詞本來才是品味的絕配，不過，由於教養困難，奢華容易，我們今天才會把品味許給了奢華，讓空洞的無止盡的消費去遮掩教養的匱乏。久而久之，甚至開始有人以為英國的傳統紳士皆以奢華為人生第一目標。
如果你覺得「教養」太過抽象，我可以為你舉一些沒有教養的好例子。開著一部賓士在街上橫衝直撞，覺得行人全是活該被嚇死的賤民，這是沒有教養的。手上戴著伯爵錶，然後藉醉臭罵上錯菜的侍應小妹妹，這也是沒有教養的。請女明星吃飯，給她一把保時捷的車匙，然後直接問她等一會兒去哪一家酒店開房好，這更是沒有教養。教養不必來自家教，更不是貴族的專利，上進的紳士更看重後天的自我育成。然而，如今有力奢華招搖過市之輩多如過江之鯽，甘於謙遜力求品格善美的人卻渺不可聞；豈不可嘆？
我只不過是在北京一家火鍋店見着她用「奢華」二字形容自己的材料，便忍不住發出這一大堆牢騷；這自然也是沒有教養的表現。
2009年12月4日星期五
梁文道：工人的生命代價是誰的代價？
【南方週末】肺塵病也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病。根據考古學家的調查，早在古埃及興建大金字塔的年代，就有記錄顯示當時的工人大批地患上了肺塵病。五千多年之後，我們不蓋金字塔了，但是我們在地面上築起一座又一座的摩天大樓，在地面下挖出一條又一條的地鐵隧道；然後，我們的工人依然得了肺塵病。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難道今天的中國竟然沒有辦法預防這麼古老的疾病？更重要的問題是那些病患該怎麼辦，古埃及尚且留有碑文記述肺塵病人之苦，我們該不會令這些有名有姓的人淹沒在歷史之中吧？
肺塵病會讓你原本柔軟的肺部組織堅硬如石（且想像胸口懷有一塊大石的感覺），於是你呼吸漸感困難，不斷咳嗽吐痰，每吸一口氣都沉重得要費盡全身力氣，所以你總是彎著腰喘氣，消瘦的身子再也直不起來。而且它沒有根治的方法，只能以醫藥延緩死期，最後你還是難逃窒息而亡的結局。這麼痛苦的過程如果用財務的角度來理解的話，就是「欠債」二字。得了肺塵病的工人最擔心的通常不是自己還能活多久，而是死後家人的負擔有多重。有些人考慮過自我了結，可是一想到已經累下的欠債，念及寡女自此之後工作只為還債，幼兒交不出學費上學，他就不能安心尋死了。怎麼辦？他們一次又一次地上訪，希望政府出面協助。假如政府愛莫能助，他們就只好回到那個死不成但也活不了的困境了。
這正是一群湖南爆破工人的命運。他們從1990年代初便到南方某地工作，在這個城市地下堅硬的花崗岩上從事風鑽爆破。不管你是要建地鐵，還是要蓋大樓，這都是非常必要的基礎工作。整個城市之所以有今天這等繁華面貌，這批工人實在是功不可沒。中國政府早在1950年代就把肺塵病列為必須通報的職業病，各種各樣的預防措施也不可能是陌生的先進技術；但不知道為什麼，勞動部門當年從未到過工地檢查，而僱主也樂得省下那一丁點的成本，讓這些剛從鄉下出來，法律和健保意識都不強的工人每天滿鼻滿嘴一層灰地勞動。
今年10月開始，陸續有媒體跟進這批工人的維權之路，看他們的報導，真是叫人驚心動魄。那些病患的淒絕命運，我已不忍複述；那些老闆不承認他們和工人之間有過「勞動關係」，這也是我們料想得到的。最令人吃驚的是部分政府人員的態度，他們竟然把證明勞動關係的責任全推到工人身上。當那些只憑簡單的口頭承諾便遠來打工的湖南病患好不容易找出一些文件之後，他們卻又講起法律了，說這些文件在法律上還不夠充分，無法證明他們果然做過工人。於是一群為這個城市付出過血汗甚至生命的工人就成了一群不曾存在的人了，除了他們自己，政府和老闆都不記得他們的身份。理論上，政府應該站在工人階級那邊；然而當張家界來的工人知道耒陽的工友曾經去過指定職業病檢查醫院證明自己患上肺塵病，於是也結夥去相關醫院要求驗胸時，院方卻對他們說：「我們接到上頭通知，不能替你們檢驗。」
曾有一位政府工作人員對著聚集上訪的工人說：「這是歷史的欠賬，是發展的必然代價。」這是所有報導裡頭最刺痛我的一句話，雖然我對這種說法十分熟悉。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聽到有人把枯竭的水源、污染了的土地，乃至於貧富差距的惡化形容為「發展的代價」；但我還是第一回聽見官員將一群待死之人也說成是「發展的代價」。這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為了城市的建設，人命是必不可少的代價？而且這個代價還是現在不必償付的？為什麼我們總是那麼輕易那麼漫不經心地就能把一些東西當成「代價」，然後說的人和聽的人都往往搖頭一嘆「沒辦法」呢？誰有權力界定什麼東西什麼人要當那個玄而又玄的「代價」？
仔細想想，便能發現這套流行的順口溜的邏輯是何其地冷血，它等於要我們所有享受到發展好處的人，要所有搭地鐵上班上學的人，要所有乘電梯在高樓中升降的人，一起去把其他人的生命當成自己便利生活的代價。我不相信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還能用這種看起來很無奈的態度去把他人的處境當成代價。我不相信所有嘗到好處的人都能自覺地安心犧牲他人。那些湖南工人的疾病根本不是什麼「歷史的欠賬」與「發展的代價」，它根本沒有那麼玄，它是僱主和政府的實在責任，所謂的「代價」只不過是種便利的說詞。
金字塔是座陵墓，為了一位法老，它以無數人為代價。如果肺塵病也是代價，那是否意味著今日中國的壯觀建設其實都是陵墓呢？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梁文道：字如其人
【am730-觀念】「見字如見人」，是我從小聽到大的老話，然而今天已經不再管用了。打開電郵，我該如何從那一行行的「新細明體」，來辨識來信者的為人端正與否？又如何得知那懇切的言辭果然坦蕩無欺？回顧百年漢字走過的道路，那就是一段文字逐漸脫離人格，書寫逐漸去除個性的歷史。當我們開始以鋼筆、鉛筆以及原子筆作為書寫文字的主要工具，「書法」就成了一種專有名詞了。它不再是任何一個受教育者的必經訓練，也不再具日常溝通的實際作用。脫離日用的毛筆書寫，退隱到藝術角落，是藝術家發揮創意的專屬領地。既然它只是藝術，有些藝術家就不必顧慮傳統的法度，也用不著擔心它和自身性情修養的關係了，他們大可以任意揮灑，逐新好奇，乃至於到達一種僻怪疏異的地步。
然後電腦鍵盤出現了，「寫字」就更是異化，和個人性格的表現完全無關(如果敲鍵盤也算作「寫」字的話)，因為任何一個人打出來的字都是一樣的。相應於這種日常書寫「去個性化」的趨勢，書法「藝術」在某些人那裡反而更加著重它的審美面向，為美而美，為藝術而藝術；兩股潮流彼此相對，逆向發展。在我看來，這兩者都不是傳統書法的原貌，因為前人一方面相信手跡是個人心性的直接顯露，同時又不以為書法只是單純的審美追求。當然，書法一向都是藝術，何況昔日也曾有過張旭懷素的狂放，板橋金農的求怪，這些宗匠的作品都很符合我們今天對於藝術家的想像。但是我們必須小心，古人的藝術觀念要比現在的定義寬闊得多，它不只關乎美的理念，還牽涉到人品的育成；他們固執地認定，一手好字是一個好人的憑證，一位好藝術家應該也是一個有格調有教養的君子。在這種觀念底下，不只寫字是藝術，連做人都是種藝術，甚至是最重要的藝術。而書法，則是鍛煉善美人格的修行之道，字的好壞恰可顯示修行之高下。
所以直到今日，我們仍然會說練毛筆字可以「陶冶性情」。又所以我們用來評價書法的語言，往往也是品鑑人格的語言；比方說「端正謹嚴」，又比方說「清逸俊秀」。雖然有過董其昌這種藝術與人品背反的著名例子，可「字如其人」始終是從來沒被放棄過的理想。儒家說聖人身上有股「聖人氣象」，這氣象不清道不明，但卻可以感知能夠體會，因為它是審美範疇裏的質素，是道德之至善，所彰顯出的藝術之大美，一舉手一投足莫不森羅萬象，浩然正大。書法與人格的連繫亦可作如是觀。
你看弘一法師抄經，豈不真能看出他的信心至誠，他的境界高遠？光是那個「一」字，書法藝術中最難成就的一個字，其他名家講究的是「波磔」，是「千里陣雲」，到了他那裡卻如古井明鏡，水不興波。字如其人，信哉。
2009年12月2日星期三
梁文道在佛教中尋找人生方向
【鳳凰佛教】寫時評，講究「操作性」；交朋友，痛恨瞎扯淡；做節目，不願多浪費口舌和時間；讀書，就要迅速進入作者主旨———眼前的梁文道，似乎一切以「實際」為先。梁文道，鳳凰衛視主持人、時評人、讀書人。身份多多的他，甚至還被《時尚先生》評選為「時尚先生」。梁文道的「實際」，並非功利和虛偽，恰恰相反，也許他正用這樣的「實際」，來遠離這些東西。
談朋友
害怕圈子和無意義的扯淡
今年的1月份，梁文道在單向街做了一個小型的沙龍———「重拾常識沙龍講座」。這次沙龍是單向街200期以來最好的沙龍之一，沙龍之後現場簽出137本書，也創了單向街單本簽售新高。
去過現場的網友，在自己的博客裡寫當天梁文道進入單向街時的情景，現場老六（原名張立憲，《讀庫》出版人）也去了，梁文道一進單向街，看到老六，便過去打招呼。在沙龍中，梁文道還提到北京民謠歌手周雲蓬。
身為香港人的梁文道，因為工作關係，大概每個月都要來北京，便結識了北京城的大量文化人。「我認識的人很多，但從來沒進入過任何圈子。」梁文道的交友方式顯然很有自己的原則，無論在北京還是在香港。
「我喜歡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很瞭解朋友之間談得來就會在一起，但我又害怕小團體的感覺，有圈子很浪費時間，我太實際了，海德格爾說，『Idon't talk'。扯淡是耗費生命意義的瞎扯，沒有建設性，只有破壞性，可能會說長道短飛短流長。還有，我真的太忙了，我跟很多朋友見面都是在研討會的會議上，但我瞭解他們在做什麼，並且我覺得他們幹的事情是我想幹的。」
談修行
什麼都關了，你就在天堂
在談到為什麼皈依佛教時，梁道文說：「這兩年覺得很不對勁。需要一個人生方向的把握，不然將來的日子一定很難過。」在2008年，梁文道皈依了佛教。修行是要讓自己變得更好，「我是一個有虛榮心的人，慾望過剩、做人不夠真誠、對身邊的人不夠慈悲，這當然需要修行。」他這樣解釋，學哲學的他肯皈依佛教的原因，聽起來也很「實際」，「大學念哲學讀過佛教哲學的東西，它是在哲學體系各方面都非常符合邏輯的科學，我覺得在修行上面，佛教提供的方法是最完整最系統的，所以走向佛教，立刻覺得緣分很深，一下子進入很快。」
梁文道曾兩次短期出家。
就在香港，關掉電話、關掉電腦，停止手頭一切工作，一週時間裡，僅僅是行禪、坐禪。
一個整天跟信息打交道的人，突然斷絕了所有的信息，適應得了嗎？「我給你舉一個例子，我昨天晚上在酒店房間看到一本雜誌的情人節專輯，介紹一個小島，很豪華，面對大海，每天晚上住一個房間要四千多塊人民幣。這個島沒有熱鬧的娛樂活動，沒有電話信號，只有無限的大海和時間。去這個島，一個禮拜二三萬人民幣，這跟我出家有什麼不一樣嗎？」「我們現代人很荒謬，你把自己都關掉，什麼都關了，你就在天堂。」
梁文道：朗讀者
【聯合報-懷念書】據說讀書是不應該讀出聲音的，就算嘴唇微動地默讀也不好；這是種初學者的閱讀方式，幼稚的習慣，不止減慢了閱讀的速度，還會擾動那沉靜安寧的氣氛。然而我們都曉得，默讀只不過是種晚近的歷史現象，起碼在沒有標點符號的年代，讀書是必須讀出聲音的，大人小孩都要在閱讀的時候聆聽自己的聲音，否則你怎能隨順一句話的語氣韻律去決定它該停斷的位置呢？沒有聲音的讀書是印刷術出現之後的事，是標點符號的伴生物。因為標點符號的主要作用就是代替實際的發聲，代替「之乎者也」一類的助語詞，代替你去安排語氣的停頓和轉折、疑惑與驚嘆。既然符號已經把聲音交給了書本，讀者也就可以沉默了。
沉默的讀者讀書只讀一遍，朗讀者則比他多讀一遍。第一遍他用自己的眼睛，第二遍他用自己的耳朵；第一遍是視覺的，第二遍是聽覺的。也許這就是古人讀書的記性特別好的原因了，因為他每次讀書起碼都要讀兩遍。雖然在他看來，啟目視字、誦吟發聲，以及側耳傾聽根本就是同一組動作，密不可分；可是我們現代讀者卻能在這裡面分解出不同的步驟不同的環節，原因在於我們砍斷了這三個步驟之間的連接，讓眼球孤獨地轉動。
在朗讀的過程裡面，最最關鍵的元素便是那聯繫起視覺與聽覺的聲音了。朗讀者先是看到，然後聽到，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聲音次於形象、語言晚於文字；讀出來的字是你看見的字體摹本，聲音永遠不可能比文字更快，有聲的朗讀也總是無聲目視的延遲。在這看似同步的雙重閱讀裡面，聲音亦步亦趨地踏在視覺所留下的痕跡之上；儘管它緊追不放，但還是晚了半拍，就像是文字的影子。於是我想像，朗讀者眼前的文本烏雲密布，仔細剖析，猶如一大群蜜蜂振翅，嗡嗡作響。
默讀當然迅速，它取消了聲音（你也可以說是雜音）。自此之後，書就乾淨了，明亮潔白。剩下的問題是，朗讀為什麼叫作「朗」讀呢？難道嘴巴可以開啟只有耳朵才聽得到的神祕光明？
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
梁文道：佛教是世界最佳宗教？
【明覺電子】據說全球二百位宗教領袖早前在日內瓦開了一個大會，把「世界最佳宗教」的頭銜頒給佛教 （請參見http://mingkok.buddhistdoor.com/cht/news/d/1009）。消息出來之後，不少法友奔走相告，互報喜訊，我一週之內就起碼收到了十封相關電郵。沒錯，這是很值得高興的事；但是身為佛弟子，大家在歡喜之餘，是否也要停下來如實自省，至少問一些很根本的問題呢？比方說，這批來自不同宗教的領袖為甚麼要評選出這麼一個獎？難道大家不覺得這種選舉很奇怪嗎？在宗教交流成為共識的今天，何必硬得在各大宗教之間分出高下呢？仔細再看那一則報道，我們很容易便能發現，所謂「國際聯合宗教會」（Icarus）的這個決定是有原因的。
根據該則報道，與會的泰德神父指出：「他雖崇愛天主教，但內心常深感不安，因為在宣導基督愛的同時，往往在聖經裏發現為上帝而殺害異教徒的經文」。伊斯蘭的塔彌阿斌．魏塞德教長則說：「雖然我是虔誠的穆斯林，但看到很多個人的忿怒和瞋恨，籍用殺戮的方式表達他們對宗教的崇敬，而不是自我調節的途徑」。大會主席伊卡羅斯認為，佛教之所以得到這個榮譽，「是因為在過去歷史中，沒有一場戰爭是以佛教名義而戰，與其他宗教明顯不同」。
也就是說，這些領袖選出最佳宗教的主要依據之一是看它和戰爭的關係有多深，看它是否能夠貫徹和平的精神。之所以如此著重這項原則，自然是因為今天的世界並不平安，而且這裏還有宗教的關係。
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間的衝突就成了一個備受關注的現象。一方面，我們看到極端組織以伊斯蘭的名義發動恐怖襲擊；另一方面，則有美國的基要派牧師公開倡言政治暗殺。於是有些知識份子便把問題的根源歸到宗教頭上，甚至聯合推動了一場「新無新論運動」。他們或者把宗教比作「大腦裏的寄生虫」（Daniel Dennett語），或者「無益的幻覺」（Richard Dawkins語）。正當這類新無神論著作大行其道，氣得宗教界人士牙癢癢的時候，忽然又有一批左翼思想家加入戰團。從英國的伊格頓（Terry Eagleton）、法國的巴丟（Alain Badiou），義大利的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一直到紅遍全球思想界的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莫不紛紛出書指陳基督信仰的革命性，提出宗教是對抗全球資本主義霸權的利器，直斥新無神論者才是冥頑不靈的保守派。
在這種知識份子小圈子的討論之外，還有一個趨勢震驚了許多相信宗教早已過時的人，那就是「宗教回來了」。不只南美和非洲地區的各種宗教信徒數字不斷上升，連那個早已世俗化了的老歐洲也出現了回到教堂的熱潮。這種趨勢會不會使得世界更不平靜？信徒和非信徒能否和平共存？不同教派的信徒又會不會製造出比以往更巨大的紛爭呢？
如此一來，目前有關宗教的言論戰線至少就有三條了：一是伊斯蘭和基督信仰兩邊保守派的爭執；二是新無神論的興起，與全球各大宗教信徒人數急劇增加的現實，兩者間產生了劇烈對立的效果；三，左翼知識界試圖爭奪宗教教義的解釋權，一方面力拒新無神論，另一方面則炮打傳統宗教的保守派。有意思的是，在這麼錯綜複雜的「宗教戰爭」裏頭，佛教卻隱然像個局外人似的，不只沒有主動加入種種爭論，也很少被交戰各方提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仔細檢閱一下論戰各方的著述和言論，我們就會發現他們對佛教其實是很陌生的。在伊斯蘭和基督教的保守派看來，佛教根本是不必去談的「不相干因素」。在左翼看來，佛教大概都是群愛好和平的素食者，與世無爭，從不主動參與政治事務。在不少新無神論者眼中，佛教甚至說不上是個宗教；他們繼承了凃爾幹（Émile Durkheim）的判斷，把佛教看成是種精神甚至哲學傳統，犯不著花那麼多力氣去攻擊它。也就是說，出於對佛教教義和歷史現實的不理解，這些人既忽略了佛教史上「僧兵」參與戰爭的事跡，也忽略了古代王朝曾把佛教當成治國意識形態的往績，更忽略了佛教在一神信仰之外的宗教面向。所以，佛教就這麼保住了它在大眾文化中的形像了；寂靜避世、沉默寡言……。又由於大家都相信佛教是種無神的宗教，於是佛教就可以格外寬容，至少不會捲入其他信仰之間的爭執。
這種形像當然是不正確的。因為我們知道佛教並非無神論，只不過我們對「神」的看法和其他宗教不太一樣了。而且佛教也不只是一套理論性的學說，它還是貨真價實的宗教；強調信仰，注重皈依帶來的轉化，完全符合比較宗教學教科書對宗教的定義。另外，佛教也從來不是避世的；相反地，它對社會規範和倫理安排有一定的看法，歷史上它甚至有過主動介入政治以發揮影響的實際經驗。然而，上述種種錯誤印象還是流傳甚廣，連不少佛弟子也都信以為真。
很多無神論者對佛教保有一定的好感，不是因為他們懂得佛教，而是因為他們不暸解佛教。基於同樣的理由，很多其它宗教的開明派也對佛教感到份外親近。我們佛弟子真的值得為此高興，甚至感到自豪嗎？恐怕不；我們反而應該離開那個雖然舒適但卻不實的安全小屋，捫心自問：對於這一大堆關於宗教的爭議，佛教徒要有甚麼看法？對於種種源自宗教的社會衝突，佛教徒應該如何介入？對於宗教傳統與世俗社會之間的矛盾，佛教的啟示又是甚麼？
假如真有那場「日內瓦會議」，真有一群宗教領袖把佛教選為「世界最佳宗教」，它的背景就是前面所說的「宗教戰爭」了，而佛教獲選的理由也很有可能是佛教那消極但卻平和的公眾形象。無論從甚麼角度來看，這都是個值得我們反省多於單純感到喜悅的消息。
更何況，這條消息也許只是個謠言。
除了那則在法友之間流傳的「新聞」之外，我找不到任何有關這場會議的報道。上網搜尋，我也沒發現「Icarus」這個組織的任何資訊；連那些被引述的「宗教領袖」也是不存在的。假如它是假造的故事，那麼誰是編造它的作者？他為甚麼要虛構這麼一段「討好」佛教的謊言？我們又為甚麼會不分青紅皂白地為之歡喜，協助它的傳佈呢？
省察自我永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