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將近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回母親的河北老家，見到我從未見過的親戚。雖然初會，但不知怎的，親人之間就是有種超出平常的熟悉與溫暖。尤其是我外公的弟弟，我管他叫「二爺爺」，他的相貌和我外公像極了，看到他就像回到過去，讓我想起小時候外公拖著我上街的情景。儘管覺親密，但彼此到底隔了一道四十多年的海峽，大家都很好奇兩邊的往事，一說話便是通宵達旦。
大舅舅很慎重地從櫃子裏取出一張變了色的小紙條，上頭印了一幀照片，是超級市場裏物資豐盛的圖景。他說：「那年有個從台灣空飄過來的氣球，撒下一大堆心戰宣傳品。我偷偷拾了這一張藏起來，等的就是這一天。你說，當年台灣真有這麼好嗎？市場裏甚麼東西都有，沒一個人餓死？」二爺爺接著問：「對，我們這邊老說台灣人很慘，在國民黨的統治底下人人只能吃香蕉皮。這是真的嗎？」我忍不住笑了出來，如果我們都吃蕉皮，那麼香蕉肉又哪裏去了呢？
反過去，我也很想知道親人們怎麼捱過那三年的「困難時期」，他們都吃過樹皮嗎？二爺爺與大舅舅都點頭了，表情淡然，話也不多，只是說：「連草地都給啃成荒灘了，樹皮又怎能不吃呢？那時候如果有碗白麵，就已經活得比神仙還好了。」他們說得輕描淡寫，彷彿往事已遠，不用再提。
很多年後，我才瞭解吃草與樹皮意味著甚麼。首先，你肚子是填飽了。其次，它們沒有營養，所以你會渾身乏力，坐下去就怕站不起來。所以當年有許多人都試過站著拉屎，任由排洩物沿著褲管流到地上。因為蹲下去的後果可能是再也起不來，假如是在荒郊，癱坐到晚上會有被狼吃掉的危險。第三，說到拉屎，大多數人肚中沒有油水，老吃這些纖維過多的東西就會造成腹脹，肚子裏一團團草蛋拉不出來，最後能把人活活脹死，嘴縫溢出一絲黑血。於是大家就自製一種很像耳掏的木勺，互相從對方的肛門裏掏挖糞團，常常弄得人痛苦難當，血污四處。
甘肅作家楊顯慧在他的名著《夾邊溝記事》裏寫出了最駭人的「大餐」。那篇短篇的名字就叫做《飽食一頓》，說的是當時甘肅省夾邊溝勞改農場裏一個叫做高吉義的青年。有一天他和八個夥伴偷到了一袋重達一百六十斤的薯仔，幾個人餓得太久，甚麼後果都不管了，一口氣把一整袋薯仔全部煮掉吃光。這根本是超出人類身體極限的荒謬舉動，更何況餓久了的饑民？可是長期的飢餓的確能使人忘記身體自動發出的信號，也能叫人放下生理的本能，因為飢餓這時早已變成一種心理的渴慾。
果然，他們九人吃到了腹痛難當的地步，坐在車上稍一晃動，喉底就會掉出一塊還沒嚼好更沒消化的薯塊。當天晚上，其中一人終於撐破了胃，不到午夜就斷氣了。高吉義則倒在炕上翻來覆去，又哭又喊，吐也吐不出，拉也拉不出。好在有一個一直很照顧他的老右派叫牛天德，竟夜伺候他，幫他搓肚皮。揉著揉著，高吉義果然吐了，而且上肚下瀉。這牛天德本是高級工程師，斯文儒雅，這時就用一個盆幫他接上所有穢物，吐一回倒一回，拉一回倒一回，整晚出出入入沒合眼。
第二天早上，高吉義醒了過來，出門走動，舒坦手腳，發現有人架了座梯子上房頂，就好奇地爬上去看看是怎麼回事。原來是牛天德，他趴在房頂用一塊布晾曬著一層黏稠的東西。「黏稠的東西已經凝固了，凸起著許多白色的和略帶黃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疙瘩物簡直沒法形容它的顏色，是褐色的、黃色的和略呈綠色的混合色」。再走近一點，高吉義發現牛天德「正從那些污穢物裏揀著小小的像指頭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裏塞。塞上一兩個洋芋蛋蛋之後，他從黏稠物的邊緣掰一塊已經凝固的黏稠物放進嘴裏，如同掰了千層餅的一角」。
直到二爺爺去世，我都沒再和他聊起那三年的事。因為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永遠不要去問一個捱過荒災的人是如何熬過來的，人總該保住他最後一點尊嚴。
2009年10月31日星期六
梁文道：饑荒中的美食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梁文道：Kindle初體驗
【am730-觀念】如果一個男人的定義，就是他必須追逐任何一款潮流電子產品，那麼我就一定不算是個男人了。
桌上的筆記本電腦已經用了五年多，速度愈來愈慢，但它沒壞，所以我不換。客廳裡的平板電視，則是去年和電訊公司續約時，特價買回來的，此前我一直在看的，是具起碼有十年歷史的正方形大怪獸。ipod熱潮早就被i-phone蓋過了，但我仍然堅持使用舊型號的難看手機，而我的i-pod是人家送的禮物，不用白不用。我沒有電子遊戲機。我也沒有數碼相機，因為我討厭拍照。可是，就在Amazon剛剛宣布它的Kindle要出海外版的那一天，我卻迫不及待地立刻上網訂了一部，並且很可能是全香港第一批收到這款電子閱讀器的買家之一。不是我轉性，而是我要以書蟲的身份，見證書籍歷史的新一頁。
打開紙盒，我發現Kindle最令人意外的，是它並不難看，起碼要比相片好看，輕薄優雅，拿在手上相當舒服。第二個意外是，它不用任何調校準備，一開機便能自動上網，不只可以在Amazon買書，還可以上google查閱電郵(儘管它速度較慢，並且顯示不了中文)。然後，我就開始買書了。必須承認，這種無線下載的購書方法是很過癮的。尤其是新書，再也用不著等待那漫長的運貨期，一按就來，一開就看。
用它看雜誌更是不二之選，大洋彼岸剛出版，我馬上就能同步收到，不必再像從前那樣，總是被迫去看過期的周刊。說到雜誌，Kindle最大好處，就能充份顯示出來了，那就是它不佔地方，一年分量的雜誌全在方寸之間，不必再堆在家中角落發黃受潮。我也不用再剪報了，要查有用的文章，只須輸入關鍵詞，相關的內容便會一一列出。同樣的功能還能用在Kindle儲存的所有書籍上頭，等於為全部藏書編製了一份索引。
它的妙處確實不少，做筆記方便，能夠用內置字典或線上的維基百科查閱生詞，電子墨水也真的要比傳統發光的螢幕順眼多了。可是，難道它就真能取代傳統的紙本書嗎？許多書迷都很懷疑。不能；假如你的閱讀速度已達專業級，你會覺得Kindle翻頁的速度還是比不上你的手。它不如傳統書本那麼便於瀏覽，不能一目十行地火速翻書。
假如你是學者，你會認為Kindle的致命傷在於它沒有傳統的頁數，只有顯示閱讀進度的百分比量表，所以你很難在自己的論文裡引述某一句話，是出自某本書的某一頁；更不要說許多專業學術書籍是沒有Kindle版的了。你根本就不該花錢買一部Kindle，它暫時只有黑白顯示，而且遠遠及不上傳統印刷的華美精確。假如你是個標準窮苦讀書人，請你千萬不要輕賞Kindle的滋味，因為買書太過方便，只會使你欠下一屁股卡債。
還有一種買書如流水的書迷，例如我的一個朋友，他的問題是：「甚麼？Kindle只能儲存一千五百本書！那豈不是很快就爆滿了嗎？」
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
梁文道：天堂的邏輯
【am730-觀念】不知道是不是年紀大了，理解能力開始退化，我發現自己愈來愈聽不懂香港官員說的話了。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最近回應復建居屋的要求時表示:「居屋與私人住宅屬不同市場，透過復建居屋未必可遏抑私人樓價，且屬干預市場，並非政府政策。」一開始我還以為是自己看錯了，於是翻了好幾份報紙求證，結果每一份報紙的報道都差不多，鄭局長的確說過這樣的話。
這究竟是甚麼意思呢？既然居屋和私人住宅真是兩種不同的房產市場，所以復建居屋至不會壓低私人樓價，那麼復建居屋又怎麼會是干預市場的做法呢？到底她在說哪一個市場呢？箇中玄機我猜了半天也猜不到。也許真如不少朋友所說，我的經濟學太差，但我實在不能不憑常識判斷，「居屋和私宅是兩種市場」以及「復建居屋會干預市場」其實是彼此矛盾的。在鄭局長這番違反邏輯的話裡頭，只有一點是統一的，那就是她反對復建居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不惜搬出兩套截然相反的理據，然後再用官腔把它們編織在一塊，以收掩人耳目之效。更怪異的是，如此明顯的矛盾竟然沒有甚麼人揭發指正。莫非大家都已經習慣了這類怪話，早已到了充耳不聞的地步？自由行遊客曉得，香港的一大特點是它賣真貨，奶粉是真奶粉，藥也是真藥。可是不知道為甚麼，一說到房地產，香港人就集體失去了判斷真假分辨邏輯的能力。從主管房屋的高級官員到精明幹練的地產商，無不胡言亂語、弄虛造假。於是一間號稱千呎的樓房七折八扣，最後只剩七百多呎供人使用；於是一組建在垃圾堆填區上的樓盤，可以被宣傳成天藍雲白的世外桃源；於是推窗只見一綫天的可憐住宅，硬給說成海景無敵的恢宏高地。最新的絕招是空間跳躍，四十多層接下去是六十八層，六十八層的上一層是八十八層。這麼詭異的設計，我以前只在恐怖片裡見過，那些無中生有的樓層總能把電梯裡的乘客嚇得半死。
生長在這樣的城市裡面，就連我們的下一代也不能不被荼毒。有一位朋友是熱心的基督徒，每周日必回教會，他的一對孩子也跟著上兒童團契。
某日牧師要求小朋友們想像天堂的模樣，我朋友那對寶貝就搶著回答:「天堂就像會所，有大堂，好大好大！」「還有水晶燈和雲石地板！」「還有冷氣和遊戲玩！」
2009年10月25日星期日
梁文道：初戀也會犯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初戀並不一定美好，但初戀總是給人一種「初戀必定美好」的幻覺。明明乏善可陳味同嚼蠟，可是風霜過後，你回想起來，偏偏還要說那年的經歷刻骨銘心永誌難忘。
最近我看到嚴鋒先生在《上海書評》表白他對丹．布朗的熱愛，他說自己在亞馬遜訂書一向訂的都是銷售排名幾千甚至幾萬之外的書，只有《達文西密碼》是例外。「書到手後，一個通宵就看完了（啊，主流竟然是對的……）。」自此之後，他就開始關注暢銷書榜上的通俗小說。可是「沒有一部能夠讓我產生像看丹．布朗作品那樣的感覺，大部份我甚至都沒有辦法讀完。最後，我決定收回『中國文學與世界差距最大之處不在純文學，而在通俗文學上頭』這一極不謹慎的觀點，修正為：『通俗文學有兩種，一種是丹．布朗的作品，另一種是其他人寫的作品』。」這份深情真是溢於言表，人可共鑑。可幸苦候六年，嚴先生終於等到了初戀情人的新著《失落的象徵》。同為愛書人，我由衷為他歡喜。
本來感情這種事是外人說不得的；雖是麻子，你硬要說他皮滑肉嫩我也沒辦法。不過，嚴先生既已經自白昔日從來不看暢銷通俗小說，我也就不能不坦承交代自己那歡場老手的身份了。就我逛窰子的資歷而言，第一位招待他的《達文西密碼》真的是，……，真的是有點太那個了一點。
一般形容通俗小說好看，往往喜歡用上「一個通宵就看完了」的說法，這種書英文管它叫「 page turner」，意思不只是你拿起來就放不下，而且還強調了它的節奏明快敍事簡潔，能讓人一氣呵成地讀完。但「快」一定就是好事嗎？這真是對通俗小說的極大誤解。我們必須明白通俗小說也要講人物講細節講氣氛，不能只是一條情節乾巴巴地直串到底；而人物、細節和氣氛的營造是一定會拖慢你的速度的。也正是人物、細節和氣氛這些快節奏以外的慢元素才能叫人回味再三，看完一遍還想再看一遍。舉個大家熟悉的例子，金庸；他的小說夠通俗夠快了吧，但我猜很多人都不介意一讀再讀，雖然他們早知道結局，早已熟悉情節，可是他們總能在重讀的過程裏找到樂趣，甚至自稱發現了以前沒注意到的東西。很不幸地，丹．布朗的小說是不堪再讀的。
丹．布朗這種「密碼小說」的路子其實是推理小說的支流，以解謎為核心，好不好看端賴謎題的設計是否合理是否機巧，解謎的過程又夠不夠懸疑夠不夠刺激，一旦謎底大白，也就不用重溫了，是以情節取勝的通俗小說。然而，上佳的推理小說是不怕你知道謎底的。因為它有細節，就像一條千迴百轉的大河，既有兩岸猿聲啼不住的急流讓你享受一日千里的快感，也有柳暗花明處的淺灘讓你且行且停細賞幽谷靜美。譬如布洛克（ Lawrence Block）和康奈利（ Michael Connelly），他們的作品你可以反覆地看，因為他們知道快速不是一切，急徐有致方是上乘功夫。
丹．布朗以藍頓教授為主角的三部曲都是奇快無比的小說，情節的時間設定都以一天為框架，別人的尤利西斯到了他手裏成了電視劇《 24》，急如腹瀉，真是擋也擋不住。在我看來，除了《達文西密碼》稍為好點，《天使與魔鬼》和《失落的象徵》都難免要以細節的蒼白為代價，以換取節奏的急迫。尤其《失落的象徵》，那些人物幾乎沒有一個是說得通的；一個人死了兒子轉眼就破涕為笑，因為情節需要；特別是大歹角 Mal'akh，搞半天原來就是小時候缺乏父愛才變得這麼變態，怎能不令讀者大吃一驚？
「密碼小說」不好寫，因為它對作者的要求高，學識要淵博，弄虛造假的本領要高，如此方得疑幻疑真的聳動效果，使人以為陽光底下真藏着甚麼顛覆常識的大陰謀。《達文西密碼》在同類小說之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勝在拿天主教的權威開涮。《失落的象徵》這回對付共濟會，本來是更好的密碼材料，孰料丹．布朗的寫作竟然退化得這麼厲害，一大堆知識織不進去，只好硬塞到角色的嘴裏，每個人都像是會走路的百科全書。最後那個謎底更可怕，希望看到耶穌有後代（而且一路只生女兒）這類「真相」的讀者要注意了，原來共濟會的最大秘密就是它根本沒有秘密！
最讓人受不了的，也是許多美國報刊都提到過的，乃丹．布朗的表達能力之貧乏。「 What the hell」是他表達驚訝的固定用語，如果書末有索引，你大概會在每一頁裏找到它。斜體字，則代表角色的內心獨白，是中學生英文小說習作的老毛病，也是丹．布朗透露角色感受的唯一方法。這樣的小說，我居然可以一晚讀完，因為我很想知道一個作者在六年裏頭究竟要幹些甚麼才能使自己退步成連中學生都不如的地步。
2009年10月23日星期五
梁文道@《文化現場》：〈出香港記〉
Q：區惠蓮
A：梁文道
Q：你的〈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傷了很多人的心呢！
A：其實我不過說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以前大家沒發覺，是因為大家處身香港，習以為常。但文章並沒有叫人搬離香港，我要指出的是，大家再不能只作為香港的文化人，要同時是中國的文化人。……我這個想法在97前便出現：當年途經火車站，看到開往深圳的火車，忽然想到在97以後，香港藝術節便會變成全中國最大的國際藝術節，香港電影節也會變成全中國最大的電影節，回歸會使我們有新的定位。
Q：可是香港人還是不太信任中國。
A：可能吧，但我懷疑有多少人會堅拒承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而且這不一定是身份認同問題……我們都處身在一個華文世界中做事。
Q：就算我們放得開，也不代表內地會接受我們，北京本身也很保守。
A：我們可以慢慢改變局面，不能只以自身出發，妄想內地主動向我們打開市場，應反過來考慮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中國打開中原中心的侷限，例如我會經常在大陸介紹馬華作家、香港作家、台灣作家。……
香港文化人都是吃錦旗的
Q：這也跟你對香港失望有關？
A：無可否認我對香港失望，會鼓勵別人到內地發展，因為香港確實有其侷限。有一年，在賽馬會做PR的朋友請我幫忙找19位藝術家，為街頭馬匹雕塑設計外觀，我要求賽馬會能為藝術家提供物料和場地，工作十天，酬勞要有五萬元。但幾天後便收到通知，不需要我找了，原來香港藝術館有一個部門，當中幾位官員認為根本不需要五萬元，藝術家收到五千已很開心。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官員找一位畫家幫忙，畫一些A4大小的畫，讓外訪官員送給當地官員，作為紀念品推廣香港，但他的開價是一幅800元！
我評論文化政策十多年，同類事件亦重複發生了十多年。我不能理解，為甚麼藝術家就要受到如此的對待。到內地圖書館演講，以湛江為例，會給你數千元，香港圖書館則給你一支錦旗，好像以為藝術家和文化人都是吃錦旗的，不用吃飯。每一次跟官員打交道都會聽到他們說，藝術家有發揮的地方已經很滿足。想要做得專業一點，就會遇到這種情況。
陳丹青差點成了劉青雲
書展找我和馬家輝做書展大使，到大陸和台灣進行路演，宣傳香港書展，於是我到北京找了陳丹青、賈章柯，到上海找來王安憶、陳子善，這種級數的人物，跟我和馬家輝對談，介紹香港的書和文化。怎料到今年書展單位邀請的是郭敬明，大陸最暢銷的愛情小說作家，要他來教年輕人寫作，因為他是年輕人的偶像。可是他作品的質素是出了名的差，而最離譜的是，他的一本作品是抄襲別人的，被告上法院，最後敗訴賠款，但他不肯道歉，並表示替那個寂寂無名的人普及了作品，是幫了那人一把。當我在大陸找陳丹青這個級數的人物，它卻找來郭敬明，真是很embarrass。他們不是沒有錢，是沒見識。……
更有趣的是，我們到內地出使時，貿發局表示副總裁會一起去，雖然不同航班，但會一起坐經濟客位，也沒有安排交通工具到機場接送，我們當然沒問題。可是，當我和馬家輝在北京剛下飛機，便看到副總裁和他的助手從商務客位的出口出來，同時發現他們已安排交通工具，便問他們為何之前說沒有，他們竟反問我們：「你們沒有嗎？」好像我們不配跟他們坐在一塊，可笑的是，我們是他們的大使，最後唯有自行坐車到會場。然後，總裁在座談會的第一天便出醜了，與陳丹青見面時，把對方喊作陳青雲，我差點想跟他說，不是陳青雲，是劉青雲。另外，每場論壇開始五分鐘後，他們便拉隊離開。他們完全不尊重自己的活動，也不尊重台上的嘉賓，態度非常惡劣。後來，我認識的文化版記者表示對活動毫不知情，原來貿發局只通知了財經記者，財經版的覺得不關他們的事，便找來副刊記者，可是這種副刊記者只是來拿著數的，拿了便走。十幾年來跟官員打交道，實在有太多這樣的經歷。
宋以朗打算向公眾展示張愛玲的書信，便聯絡林鄭月娥，想找一些保育計劃中的舊建築，用作張愛玲資料館或紀念館。林鄭便答道，哦！張愛玲，我看過許鞍華改編她小說的電影，也算是不錯的作家，可是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還有爭議性，不適合為她設館。I am so tired of it。我真是很累很累，很厭倦。（註）
是一國兩制帶來的條件
Q：你認為內地有香港文化人的市場嗎？
A：一定有。最近很多內地傳媒訪問我一個題目：香港文化人現象。甚麼是「香港文化人現象」，其實就是我、林奕華、林夕、阿霽、馬家輝等的香港文化人，在內地變得非常活躍，有很多演出，也出版很多書。內地人已留意到這個現象，甚至開始關心香港80後的問題，要我介紹相關作家。他們會關注我們北上以及受歡迎的理由，以我為例子，我做了香港文化人在內地最罕有的職業──時事評論員，其實香港一直有很多中國專家，但他們是對香港人講中國，我則是第一個對中國大陸講內地時事的香港人。以前內地傳媒訪問我，是想瞭解香港發生的事。現在訪問我，卻可能是關於山東、北京、西安發生的事。我有甚麼條件，可以在香港為內地人寫內地政治？正正因為我是香港人，可以補充到內地傳媒的盲點，正如魚在水中生活不會知道甚麼是水。這是一國兩制帶來的條件，我們既在一國之內，又不在裡面。
Q：有甚麼是你察覺得到，他們卻沒有？
A：我會留意一些很基礎的觀念問題，譬如說我在內地評論雜誌發表的〈「極少數」的迷思〉，「極少數」是中國政治語言中的常用字眼，它本來是個沒有價值判斷的量詞，但內地多用以形容壞分子，如極少數的暴徒、極少數的貪污，但絕不會以「極少數」來形容黨中央，雖然他們的人數真的很少，但你不能說「極少數的黨中央」。在中國政治語言中，大多數是好的，極少數是壞的，跟數量無關……另一個是角度問題，內地的時事評論不是歌功頌德、極為平淡，就是極為偏激、滿腔怒火。這是一個極權結構下，統治者與人民形成的同構關係，處身結構外的我，便可以其他的角度書寫，既不是官腔，亦不是激憤，是以第三種語言切入。香港存有的條件使她與內地產生差異，令我們可以做一些內地傳媒沒辦法做的事。
Q：張輝認為香港的侷限在於地方和人口數量上的不足，香港的文化政策只是一個結果，你有甚麼意見？
A：如果仔細觀察，其實香港一點也不小，以人口比例來看，七百萬人，跟一個北歐國家差不多，可是我們的文化絕不及他們的豐富和多元，原因不是人口不足，而是社會的主流太過巨大，過份單一……是經典社會學所說的mass society……加上香港的移民社會性格很強，無論是商界或社會的意識形態，只重視短期利益……我們經常批評政府不關心文化發展，其實商人也是。海外、內地、台灣都有商人義務資助文化事業的傳統，可是香港的富豪跟市民一樣，都是喜歡容祖兒，分別只是，一般市民聽演唱會要坐「山頂」……殖民地政府，也沒有責任協助香港本土文化發展……直至現在的LCSD叫作康文署，還是以康樂為先，認為市民都去「康樂」就不會搞事。……可是香港政府不認為意識形態的戰場是重要的，他們的政策是假裝沒有意識形態。
對於中國，我們欠缺具體感
Q：你覺得跟大陸人談中國問題，和跟香港人談中國問題，有甚麼不同。
A：…… 大部分香港人面對中國問題，都欠缺具體感。欠缺具體感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好像曾蔭權這樣，認為中國非常好，人民富足……另一種是堅決拒共，共產黨就是黑暗的。中國發生任何問題，毒奶粉也好，奧運開幕式的假唱也好，都會歸納為民主問題。可是他們在歌頌中國經濟發展，卻無視經濟發展付出的代價，還有持繼發展的可能性。
另外是抽象地反共，卻沒有瞭解中國現時面對的問題，並不一定關係民主，也不是政府可單方面、一次性地解決的。具體感是對中國有更同情的理解，不是同情政府，是同情那些活生生的中國人。
有些人會認為，中國內地媒體都是黨的口舌，在裡面工作便是媚共、投共。論理上全中國的媒體都是國營、黨營，都是口舌，但這就代表在裡面工作的人都是口舌的幫兇嗎？那你如何理解我認識的，每天戰戰兢兢，想衝破底線，用大量心力與政府周旋的內地傳媒工作者。……以鄧玉嬌事件為例，單單捍衛這個女孩的尊嚴，我們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我有篇寫鄧玉嬌事件的文章被「槍斃」了，因為中宣部下令不能再談，我唯有換一個方法繼續談論，只不再提那三個字，我已經學懂很多種這類的寫作方法。我們付出了多少心力，扭盡六壬工作，然後你問我，你為甚麼不反共，這就是欠缺具體感。
一半文章不能刊登
Q：你在內地工作，有沒有一些人事或習慣是不能適應的？
A：各種審核制度，評審方法。我寫十篇只有五篇能刊登，其餘的只能放在網誌。在大陸寫東西一定要有韌力，我也不會怪那些編輯，其實他們也很無奈，想想《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的員工，他們有更多的稿被丟掉，但他們仍然堅持。最「大鑊」是審查根本沒有規則，上年能寫的，今年突然不能寫；今天不能寫的，明天可能又可以寫。有時可能是一個領導看後不高興，好像胡錦濤看《色戒》，作為演員的湯唯，忽然成為被禁的人物。
Q：你說在內地寫評論得到的回應是比香港的多。
A：是多很多，不少是很嚴肅的，而且寫得很長，但不一定是好事……不過是從側面反映了一件事：現時的中國大陸，是一個人人都想做作家、沒有人想做讀者的時代。只看題目，就已經寫很長來回應，大家都喜歡表達，也沒有人留意別人的意見，於是就說一些更激烈的言論來吸引人。例如把題目寫成「曾蔭權沒良心」，但已經有太多人這樣寫，於是進一步寫成「曾蔭權是隻狗」，另一個又寫成「曾蔭權該殺」，再來是「我明天去殺曾蔭權」，而最終點擊率最高的，可能是「我剛剛殺了曾蔭權」。
這幾年是真正北上的機會
Q：你是否覺得香港人北上太遲，抑或會覺得這已經是我們最後一條路？
A：如果包括大眾文化的話，香港文化北上現象，其實早已開始，只是當時的文化人沒有太關心這些事，大陸也沒有相對寬鬆的自由環境，沒條件北上。記得1998年與榮念曾到上海搞一個裝置藝術展，在展覽前一天，以博物館停電為由，迫使展覽不能舉辦。面對新事物，內地的反應十分緊張，單單聽到「裝置藝術」四字已經害怕。那時我跟北京文化部官員談起，說中國的裝置藝術很流行，他們一邊進餐一邊回應：「對啊，現在樓盤很多，很需要裝修。」以前的香港文化人是沒有北上的機遇，真正的機會不過在這幾年間出現。以前能進入內地的，都是商品化的一種。我沒有覺得太遲，反而是給內地一步一步瞭解香港文化，最近內地傳媒對香港的印象已經改變，不會再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漸漸留意到一向被大眾忽視的另一面。
Q：你覺得大陸、北京的空間比香港的好嗎？
A：不會，雖然大部分剛北上的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又或者一些老北京人，如陳冠中，他非常喜歡北京。但這關係到你想做的事，譬如像我做評論的，我會認為香港比較好，我需要香港。舉一個例子，我在香港上網，可以到任何網站，可是在大陸，我平常要上的網站九成不能打開，自由的空氣差很遠。艾未未曾邀請我搬到草場地藝術區，那些四、五千尺大，十幾尺高，月租不過四、五千元的單位，難以在香港找到。但我會建議那些想靜靜地作畫的香港藝術家，那裡的環境絕對適合他們。這是因人而異的，我在香港的房子很小很逼，前陣子才被倒下來的書櫃砸傷，差點變成羅志華，但我始終喜歡在香港。
Q：你覺得香港可在大陸進行文化移植嗎？
A：香港文化人不要太大野心，將目標定得太高，就如我寫時事評論，不過是做一些我覺得對的事。今天的中國是一個中原心態很強的國家，在此底下，南方只能處身邊緣，我們應該重拾自己的文化，像70年代時，我們很喜歡用「省港澳」，足以說明香港的定位在於這片三角洲：省城、香港地、澳門街。最近，「省港澳」又回來了，變成了珠三角。我們不一定要到北京，珠三角本身已很豐富，在中國現代史上，這裡最反骨，最顛覆，最開放，一直走在最前。中國現時最開放的傳媒，同樣是廣東幫，香港大可以與他們合作，而不需要都到北京。只有在香港做事，才能打著鮮明的旗幟，例如美國三藩市的藝術家，跟紐約是不同的，正因為各有各的本土文化。為甚麼我們不能在香港做一些本土的事，給全中國看。北上可以是建立溝通管道的機會，而不是遷移基地。
Q：「為香港第一代文化人指路」，是甚麼意思？
A：如果「香港文化人」的定義是，這個人只能是一個香港文化人，這個概念應該到我這一代終止，成為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新一代的，20出頭的，當然也是香港文化人，但他們不能再只是香港文化人，同時是中國文化人，能同時具有更多身份，最少，多了一個選擇。
註
本刊就此事去信林鄭月娥，發展局嚴正指出，林太表示「從沒有就有關張愛玲的文學地位問題發表任何的官方或個人意見」，同時表示不認識宋以朗，也沒有接過他的電話，但馬家輝則曾就設館一事致電查詢，林太當時向他提供了以下資料：
(1) 發展局已推出「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讓非牟利團體以社會企業的形式活化再利用政府歷史建築。舉例說，第一期計劃內的荔枝角醫院，將交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活化為「香港文化傳承」項目。有興趣又合符資格的非牟利團體可考慮申請稍後推出的建築物。
(2) 政府產業署及市區重建局亦擁有某些歷史建築，如得到相關政策局（負責文化工作的政策局是民政事務局）的同意和支持，非政府機構可申請租用這些建築物作有關政策局支持的用途。
本刊另去信馬家輝，他指致電林鄭月娥問及設立張愛玲紀念館的可能性時，林太的反應是呆了一下，然後表示她知道張是個跟香港有關連，很出名的作家，也看過許鞍華拍張愛玲的電影，並多次強調張愛玲沒有留下實在的空間、住所、故居之類，很難設館，認為張愛玲是否值得紀念，恐怕仍有人有不同意見，但表示如果民政局支持，她亦不會反對。
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梁文道：偷什麼不算偷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年齡的增長並沒有使我更明智，反而讓我漸漸失去了判斷其他人的能力。一個專門對付舊區街坊，和地產商眉來眼去的官員也許不是好官，但我發現自己再也不能像前幾年那樣理直氣壯地罵他是「無恥狗官」了。因為我會自己胡思亂想，假想他私底下也許是個樂善好施的人；甚至會在非常時刻奮不顧身地衝出馬路，抱起一個快要被車子撞倒的小孩；而這種事，我很可能是做不出來的。年紀越大，我就越難判別一個人是不是好人，因為我不能掌握任何一人的方方面面，下不了這麼絕對的判斷。
例如那些巧言令色的銀行員工，把一堆風險極高的金融產品硬說成是安全穩當的「迷你債券」，騙去了不少老人家大半輩子的辛苦積蓄，然後金融海嘯一來，就令他們的血汗錢盡化烏有。在我看來，這種行徑無異於從人家的錢包裏偷錢。可是，我並不相信這些人會在大街上扒老太太的手提袋，或者直接闖入他們家爆竊保險箱。既然如此，這些斯斯文文笑容可掬的家伙怎能當着一個老人的面，告訴他買迷你債券是項絕無風險的好投資呢？難道他們沒意識到這是在騙人嗎？難道他們不覺得這幾近於行竊嗎？
近年享負盛名的行為經濟學家丹．艾瑞利（ Don Ariely）也有相同的疑惑：「你覺得策劃安隆弊案的那些人……會拿根棍子敲昏老婦人，搶走她手中的現金嗎？」然後他設計了一連串的實驗去尋找答案。而實驗，正是行為經濟學這門學科的看家本領。踩在傳統經濟學和心理學的邊界上，行為經濟學可以幫助我們認識人類的「動物精神」。
《動物精神》是最近非常紅的一本書，聽說奧巴馬和他的幕僚都很喜歡。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艾可洛夫（ George Akerlof）與「非理性繁榮」這個名詞的創造者羅勃．席勒（ Robert Shiller）在凱恩斯的《通論》裏找回「動物精神」的概念，想用它說明所有人類行為裏非經濟非理性的元素。他們把人類行為的動機分成經濟的與非經濟的，再把人類的反應分為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兩兩配對，於是就可以得到一組四方格了。他們認為在這四個格子裏面，主流經濟學只關注到了經濟動機加上理性反應那一小格，至於經濟動機配對非理性反應，非經濟動機配對理性反應，以及非經濟動機配對非理性反應這一大片，就全部成了空白的盲點。他倆合著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修正主流經濟學的觀點；人類並不完全是傳統所說的理性的經濟動物。
行為經濟學在這點上就可以大派用場了，丹．艾瑞利的《可預期的不理性》便是其中最有趣的一部著作（原名《 Predictably Irrational》，但台譯本譯成《誰說人是理性的》，聳動之餘有失原意）。四十歲不到的丹．艾瑞利曾經在以色列服役時意外燒傷，壞了全身七成的皮膚。足足三年，他躺在醫院，那兒都不能去，沒想到這三年竟是他學術道路的起點。因為他被隔離在社會之外，反而有機會用局外人的角度去觀察自己以往的行為，思考一般人所作所為背後的因素。他的好奇心一發不可收拾，免費贈品為什麼老讓人買下多餘的東西？貴價但無藥效的藥又為什麼能治好疾病，這都是他在書裏提出的問題，並且一一付諸實驗解決（關於藥物的研究還為他得到了 2005年搞笑諾貝爾醫學獎）。
有一回，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宿舍冰箱裏偷偷放了六罐可樂，隔幾天，它們全都不翼而飛。不用問，這自然是學生幹的好事。接下來，他又放了一個小碟，上頭有六張一美元的鈔票。你猜結局如何？居然沒人動過那些錢！然後他設計了一個正式的實驗，請三組學生分別回答二十道簡單的算術題，每答對一題就有五毛獎金。第一組答完要請工作人員計分；第二組則自己計分，然後向工作人員拿錢；第三組麻煩點，自己計好分後，先找另一個工作人員拿代幣，然後再用代幣換回現金。這其實是個誠實測驗，結果是第一組學生被迫是最誠實（因為分數是人家算的），第二組自己算分的學生就開始虛報分數領錢了，第三組的學生是最不誠實的，謊報自己答對的題數要比第一組多出兩倍。
這個實驗證明了一個道理：同樣是欺騙偷竊，人類對非現金的東西特別不在乎。雖然一罐可樂也值一美金，但偷可樂要比偷錢心安；雖然一枚代幣可換五毛錢，但騙代幣要比騙現金沒負擔。這種心理一點都不理性，但卻能夠說明一個平常不偷不搶的人為什麼會保險賠償的時候誇大失物的價值，會把酒吧花費算在出差報銷裏頭，甚至竊取別人在網上遊戲裏的寶物。同時，這也解釋了金融欺詐，以及銀行員工勸人買迷你債券時的心理。因為那都不是現金，而人類莫名其妙地敬畏現金。
2009年10月17日星期六
梁文道：新中國最偉大的成就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建國六十年，所以從早到晚都要接受媒體轟炸，成天告訴我們六十年來，「國家取得了」甚麼甚麼「重大成就」。反正生病，隔離在家，哪裏都去不了，只好關上電視，網也不上，專看史書，以自己的方式追索六十年來的「成就」。
然後我就發現今天宣傳出來的盛況，原來幾十年前也曾出現過，只不過當年的宣傳做得更徹底，一下子全國人民都真以為自己活在天堂了。那麼，天堂該是副甚麼模樣？又要具備甚麼條件呢？答案首先是吃飯不用錢。
這是毛主席說的，他在 1958年 8月 19日的一次講話裏指出：「如果吃飯不要錢，這是一個大變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就可以在吃飯、穿衣、住房上面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那一年中國開始推動人民公社，中國農民在短短一年間就放棄了沿習幾千年的傳統，不再在家裏做飯吃飯了，一起跑去公社裏的公共食堂解決三餐。根據中央黨校羅平漢教授那本資料相當豐富的《大鍋飯》，當年中國一下子冒出了 345個公共食堂，在裏頭吃飯的人共有五億，相當於農村總人口的九成。
為甚麼吃飯可以不用錢呢？那當然是「大躍進」的成果。正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或者借用今天的廣告文案。那叫做「只有諗唔到，沒有做唔到」。全國人民不止努力工作，還紛紛實驗耕種的新方法，例如用「手風琴對着麥田演奏歌曲，還把當時稀罕的收音機也擺放在麥田播放音樂」。用這種養和牛的方法去種麥，勝利自是指日可待。果然，後來有些地方上報它的花生產量每畝達到了 53,408斤，有些地方的蘿蔔長得比南瓜還大，還有一張照片裏的稻子壯得居然能讓小孩躺在如浪的稻穗之上而不掉到地上。各地捷報頻傳，沒人能想到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竟然優越到這個地步。
同年 8月 4日，毛澤東去徐水縣視察，縣委書記告訴他全縣只有 31萬人，但卻收成 12億斤糧食。連老毛也嚇了一跳，開始替書記擔心「糧食太多吃不完」怎麼辦的問題。最慘的是不止徐水，當時每一個縣都有生產過剩的情況，大家都不願拿機器去和鄰縣交換自己都嫌多的糧食，就算釀酒也怕喝不光。於是毛主席英明指示：「多了，國家不要，誰也不要，農業社員們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頓也行嘛！」。
一開始，公共食堂還搞「按需分配」那一套，吃飯既要排隊也要糧票和現金。但是人民公社搞了不到一年，中國就遇到「糧食太多」的慘況，所以大家只好聽毛主席的話，「放開肚皮吃飯」，花盡心思讓人人不止不用錢吃飯，還要吃得好吃很妙。比如說保證一餐四菜，半個月不重複，甚麼紅燒肉、穿湯丸子、小菊丸全部上齊，使得以前啃饅頭拌酸菜的農民大開眼界。更有志氣的，就以超越地方百年老店的水準為目標，鑽研廚藝。另一些地方則比較豪爽，擺流水席，任何時候社員們來了一坐就吃，不限時不限量；不止如此，他們甚至在道邊擺攤請路過的人吃飯，人家不吃還得好言相勸：「反正吃飯不要錢」。
就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段人人免費自助餐的黃金歲月，是新中國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如果不是後來三年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恐怕今天我們還會聽到吹噓這個偉大成就的宣傳。
梁文道：村民公審甘乃威
【明報】雖然香港自詡為「亞洲國際城市」，但它在很多方面其實更像是一座包裹了大都會外衣的小農村。雖然我很不願意用陶傑常講的「小農DNA」去形容香港人的某些習氣，但又不得不承認，起碼在甘乃威「求愛不遂」這件事上，我們的表現實在很像文學中所描寫的那種封閉而遙遠的農村。
逼甘乃威辭職
影響公眾利益
這座城市有許多甲級寫字樓，還有更多的疑似豪宅，但它的700萬居民卻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口味，而且就連看事情的方法也都一樣，完全說不上「多元」與「開放」。所以無綫電視翡翠台可以繼續穩佔全港電視收視率之冠，而且持續製造一齣又一齣的家庭倫理劇，和大家探討某一個壞媳婦的下場、某一個二姨太的詭計，以及某一段婚外情的結局。這類家長里短的故事不單是大家最喜歡的電視劇主題，還是我們認知社會諸種事物的敘述結構。不管出了什麼事，只要套上這套敍述結構，一試就靈，然後大家便可以大發議論，不只滿足了村民窺私的心理，還能再次確認我們堅信不疑的傳統倫理信條。所以劉德華的婚事是很重要的；既然大家住在同一條村子裏頭，你怎能瞞着大家結婚？還要一瞞就瞞10多年，連孩子都「偷偷」生了出來呢？這完全違反了村裏頭守望相助的原則，破壞了長年累積下來的睦鄰之道。
然而，香港畢竟有着現代大都會的外衣，所以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劉德華，以後不借醬油給他。我們必須文明一點、正式一點地譴責他「身為公眾人物，卻喪失了誠信」。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甘乃威的「醜聞」其實也是這麼一齣套上了文明外衣與公共語言的家庭倫理劇。本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可是現在竟然有人想要藉此逼迫民選議員甘乃威辭職，甚至發動罷免程序，那就真真正正影響到公眾利益，不能不細究其中是非了。
讓我們簡單歸納一下甘乃威事件的本質。根據目前大家掌握的材料，我們可以推定﹕
首先，他沒有涉及到婚外情，因為他只是「求愛未遂」（假如『表示好感』算是求愛的話），遠遠還沒達到已經發展出一段感情地步。
第二，這也不是性騷擾，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的分類，我們看不出其中有任何性騷擾的情節。
第三，這也未必是「無理解僱」，因為那位女下屬曾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但不獲受理。就算它可能是，雙方也都已達成了賠償的協議。
第四，除了那位下屬，最有可能受到影響的是甘乃威的夫人；可是一來她與公眾無關，二來她也已經接納了丈夫的作為，外人更是毋庸多談。
儘管如此，媒體卻仍然不依不饒地追索這件事的「真相」，比如說研究那位女下屬的生平，分析「表示好感」與「示愛」之間的區別。這種農村式的八卦流言本來也沒什麼所謂，好玩就行。但許多人卻死咬着甘乃威的議員身分，覺得此事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理由是他有「誠信」的問題。
近年香港的公共言說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濫用一些看起來很嚴肅很正式的詞語，彷彿只要使出了這些術語，我們所談論的事情就真的成了很嚴肅很正式的要事，完全忽略了我們對這些詞語的用法有沒有範疇錯置的問題。所以才會有人質疑劉德華的「誠信」，覺得他暗地結婚的行為破壞了他身為「公眾人物」的「認受性」。同樣地，今天的甘乃威事件一不違法，二不涉及濫用職權，三不涉及公帑的誤用；難道就因為他曾隱瞞向下屬「表示好感」的情節，我們就可以質疑他從事議會工作的「誠信」了嗎？
道德要求只須與職權相稱
不能隨時擴大無限拔高
公職人員的道德要求是有個度量的，必須相稱於他的職權範圍，不能隨時擴大，也不能無限拔高。很多人（包括一些值得尊重的政治學者）也一再指出，公職人員應該符合「最高的道德水平」，這豈不等於要求一種聖王政治，覺得每一個從政的人都該是完璧無瑕的聖人？難道我們選舉議員看的不是他的願景，知識與能力、而是專選君子嗎？這到底是在選議員還是選好人好事呢？部分人甚至認為民主派議員應該更講道德，這真是令人不知從何說起。
沒錯，議員的誠信是很重要，他不能在和公共事務相關的事情上說謊，尤其不能在他直接處理的事務範圍上說謊。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要求他不能在其他與公職相關的事情上說謊，比如說他的學歷，因為學歷能夠說明能力，那會影響到我們要不要選他的判斷。再數下去，我們或許還可以要求他盡量不要在公職範圍外更遠的事情上說謊，因為大家相信一個人在私生活上說謊，也很有可能會在公務上不誠實。
可是在這個離公共事務最遠的範圍上，我們必須謹慎對待。
當形勢發展到要逼甘乃威辭職，甚至危及整個民主派「五區總辭」大計的地步，這件事就變得可怕了。猶如村民只是不爽一個鄰居偷偷結婚，卻用「不忠不義」的名義將他扭送官府一樣，我們也只不過是在利用「誠信不足」這類字眼來包裝自己對一個直選議員施加的集體私刑。真正在破壞公共利益的，其實是我們自己。
這件事再度證明了香港人對緋聞和家庭倫理劇的熱愛要遠遠大於對公共利益的關注。你看霍震霆，連續8年沒在議會裏提出任何動議及修正案，在立法會內各事務會議委員會上的出席率也是一直偏低，就算現身也是坐幾分鐘就走。但我們何曾聽過有人說這是「醜聞」，何曾見過有人要調查他的表現是否符合公眾期望，乃至於要求他自動引退？
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梁文道：孔雀型批評家（二之二）
【am730-觀念】為甚麼知識分子和評論家的勇敢有時會是一種被過度強調的美德呢？因為它能產生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誘發出後來者的想像，使他們以為勇氣就是他們的目標。就像古代北歐的維京戰士，他們不懼戰死，因為只有英勇，至於他們說的話到底對不對，究竟有沒有產生效果，這反而就不重要了。
勇敢本來不應該是評論家追求的目標，它只是完成目標的必要條件罷了。一個評論家的真正目標是發現問題，把它揭示出來；如果可能的話，還要為它構想出對治的方案。他這麼做是為了他的夥伴，也許是他的同胞，也許是整個人類。我們也不能排除他是為了自己，因為發現了真相，於是感到不得鳴的緊迫；此乃真理之召喚，他相信知識分子和評論家有服膺這種召喚的天職。
所以華澤又說︰「有些人過於渴望自己的批評事業，他們歡迎每一個刺激和冒犯同胞的機會；他們是興奮的批評者。侮辱布爾喬亞畢竟是布爾喬亞知識分子最樂於從事的活動；我不認為這需要勇氣。或者它需要，但這種勇氣其實是亞里斯多德所說的勇氣這種美德的過量和扭曲。刻意的冒犯，對粗暴的慾望，皆來自於某種道德上的草率……它會斬斷社會批評者與他所批評的社會的連繫，並且使他脫離任何對於還在這個社會中生存的人們的理解之需要」。
我願意更進一步地指出，這種草率的勇氣還不只是一種匹夫之勇，還不只是一種欠缺同理心的粗暴，它更是一種自我標榜。這種過於表現自己的智慧和勇氣的批評家，或許真的離開過山洞，明瞭外頭世界的真相，但當他回到洞穴向他那些還被困在洞內的同伴訴說真相時，他的衝動不是來自引導他們離開困境的悲情，而是為了炫耀自己的見識。他甚至一心求死，想令同伴發怒，好利用他們打向自己身上的拳頭來證明自己的正確。他就像一隻極度亢奮的孔雀，從早到晚不停地開屏，對著一群暗啞的烏鴉展示自己的美麗。
一個人究竟是為了回應真理之召喚而英勇獻身，還是為了吸引目光要人崇仰才奮然狂言，這是很難分辨的。這裡頭的界線本來就十分精微，中庸之道談何容易；在中國這麼特殊的處境下，它就變得更難捉摸了。很多人以為高壓的體制只會使人懦弱，但他們卻沒想到這種體制同樣也會製造出一批以勇氣為目標的驕傲批評者；這兩種人都過於關注自己，只是方式不同。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梁文道：評論者的節制美德（二之一）
【am730-觀念】通常我們不會用「節制」這樣的字眼去讚賞一個時事評論家,說不定很多人還會覺得,這是個侮辱呢!因為它令人聯想到懦弱與退縮,而一個「懦弱退縮」的作者怎麼會是一個稱職的評論家呢?根據大家的習見,一個好評論人應該是勇敢的,他要擁有「對權力說真話」的勇氣,面對孤高的強權不讓步,面對狂熱的大眾不動搖,堅持己見,一士諤諤。這種人又能節制?
美國老派左翼雜誌《異見》(Dissent)的現任編輯、著名的政治哲學家華澤(Michael Walzer),曾經寫過一本社會批評者的案例史《批評者的夥伴》(The Company of Critics),分別考察了本達.歐威爾和波夫娃等著名知識分子,然後總結出他們共同具備的幾項「批評美德」(Critical Virtue)。其中第一樣就是勇氣。他說:
「那是一種在同胞們都陷入沉默,甚至淪為共犯的時候,仍能持續批判暴政及壓迫,甚至還正面譴責與之共謀的同胞的勇氣。當這種批評是來自於自己人的時候,它所引起的憤怒、冒犯與不解就格外地刺激,而且格外地難以化解。『這正是我們敵人所說的話,你怎麼能這麼說呢?』聽到這種質問,卻還能繼續批評的評論家全是勇敢的人類──雖然他們的勇氣只是偶而才受到讚賞。」
我完全同意華澤這段話,我相信大部分人也都同意關於評論家的這種見解。不要說評論家了,我們有時候還會把勇氣的美德推而廣之,加諸於所有知識分子頭上,要求他們一起當勇士。
此所以科學史再三稱頌布魯諾(Giordano Bruno),他為了自己的見解(而且還是事後被認為是真理的見解),甘受火刑折磨。此所以現在的中國文人不斷憶述梁漱溟先生的往事,他敢在那個年代當著眾人的面前直斥毛澤東;不願在流氓的威迫下,辱罵他崇敬的孔子,並且留下「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豪言。和華澤所說的不同,這些典型人物的勇敢,並沒有被後人忽略;相反地,大部分人記住他們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閃光暴現的那一刻。大多數人都不清楚布魯諾究竟說了甚麼,可是他們知道他曾毫無懼色地步向刑場;大多數人也沒有讀過梁先生的著作,但是他們曉得他曾逆拂龍鱗。
於是勇氣就成了一種批評者或者知識分子的著名美德了,甚至是種被過分誇耀的美德。
2009年10月11日星期日
梁文道：芻狗的社群（《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三）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雖然龍應台沒有正面質疑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後者對她的恐懼卻是有道理的，只不過它可能也說不清楚那到底是甚麼道理，因為龍應台所描述的那些死者是它無法命名的。那些餓死在長春城裏的人，那些跪在圍城解放軍面前哭求的飢民，那些被遺棄在野地上如爬行動物般蠕動的嬰兒；你該叫他們做甚麼才好呢？他們肯定不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更不是為了革命而獻出生命的戰士。他們甚至連「犧牲者」這個稱號都配不上，對於這些只是想吃飯只是想活下去的來說，「犧牲」是個太過沉重太過堂皇的一個字眼。我們似乎只能用最簡單最赤裸但也很可能最真實的名字來描述他們：「死者」。
由於它面對的是單純的「死者」，所以中國政府才會尷尬，因為它無法把他們穩妥地納進革命論述；它既不能說他們是革命的對手，也不能輕易地形容他們怎樣為革命犧牲了生命。它只能沉默地回過頭去，把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揮出門外，假裝書裏的死者從來不曾存在。
要尷尬的，又何止於中共呢？你看那隨着國民黨飄洋過海的兩百萬人，裏頭有些人根本不能說是「隨着」國民黨去台灣的。例如當年十二歲的桑品載，說得好聽點，他是「被帶過去」的，成了一個離鄉背井的少年兵。而那時被潰敗的國民黨「抓壯丁」抓到台灣去的少年兵裏，竟還有六歲的郭天喜。「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孫立人來校閱部隊，發現怎麼行列中有這麼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像話，怎麼操課啊？於是下令普查，一查嚇一跳，像天喜和品載這樣命運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個！只好成立『幼年兵總隊』，直屬陸軍總部。六歲的郭天喜和十二歲的桑品載，一樣穿軍服、拿槍、上操，一樣挨打、關禁閉」。幾十年後，這些娃娃兵是否就是在台灣被人喝駡，要他們滾回去的「老芋仔」呢？
除了抓人，國民黨當然也要殺人。「一九四七年七月，國軍整編六十四師在山東沂蒙地區與陳毅的華東野戰軍激烈爭奪領土的時候，曾經接到『上峰』的電令：『以東里店為中心，將縱橫二十五公里內，造成『絕地』，限五日完成任務，飭將該地區內所有農作物與建築物，一律焚燬，所有居民，無論男女老幼，一律格殺』。」
雖然說主題是一九四九，但為了說明那一年的複雜局面，尤其是彼時台灣的情勢，龍應台還花了不少篇幅去談二次大戰時的台籍日本兵柯景星和蔡新宗，他們戰後成了新幾內亞戰俘營裏的戰犯。對着這些從小到大被教育成「日本皇民」的台灣人，你又該說甚麼才好？同樣令人無法言語的，還有卓還來。他是中華民國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的總領事，成為日軍俘虜之後堅決不降，於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被人押進叢林，再也回不來了。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運回南京菊花台的烈士陵園。不過兩年之後，他的妻子就不敢去上墳了，他的子女也從來不敢提起這位烈士，因為「烈士還是叛徒，榮耀還是恥辱，往往看城裏頭最高的那棟建築頂上插的是甚麼旗子」。
更使人迷惑的是龍應台竟然還訪問了澳洲退伍老兵比爾，甚至大段引述了日本軍人田村吉勝的日記，裏面記錄了他對一個女孩的思慕：「從不曾給你寫過信，也不敢對你有所表露。孤獨時，我心傷痛，想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龍應台到底要寫甚麼？這難道不是一本反思一九四九的書嗎？為甚麼除了離鄉的台灣外省人和戰死的解放軍之外，她要加入這麼多的雜音和這麼多的外國人呢？
如果要用最簡單的一句話去總結這本書，那大概就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了。如果說這本書有甚麼主導精神，那麼它肯定是一種最素樸的人道主義。龍應台反戰嗎？她沒有直接說過，正如她沒有直接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革命論述，也沒有正面挑戰台灣今天的主流意識型態一樣。但是她寫出了一本最政治的書，因為她在一切枱面上的政治論述之外，提出了它們全都吸納不了的政治。
茱迪思．巴特勒在〈暴力．悲悼．政治〉（ Violence, Mourning, Politics）這篇文章裏提到悲傷的政治時說：「很多人以為悲傷是私人的，使我們回到孤獨的處境，所以是非政治的。但我以為它提供了一種複雜的政治社群的想法，因為它把關係的人際紐帶鋪陳出來了，那種紐帶可以理論化成（人之為人的）基本依賴與倫理責任」。我失去了一個人，然後痛苦不堪，因為他從我身上帶走了我的一部份；這恰恰說明了我永遠不只是我，我永遠不是自足自存的主體，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構成的社群。
對於所有那些「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龍應台給了他們「失敗者」的名字，並且說他們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2009年10月10日星期六
梁文道：水壺男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你上一次用水壺是多久以前的事？假如你從不野營遠足，那麼你最近一次自備水壺出門應該是唸幼稚園的時候了。如今的小孩就連去幼兒園也都不用水壺了，但我記得自己大概直到小學四年級也還一直揹着個水壺上學；顏色我忘了，或許不是黃色，就是畫了卡通公仔，總之十分幼稚。
而幼稚就是水壺的形象了。好人好姐，還有誰會像個小孩一樣帶水壺上街呢？假如你用的是保溫水瓶，那麼你要不是不喝茶不行的老頭，就是分外滋陰的辦公室阿太。假如你掛在身上的是個印了運動品牌的膠壺，或者包了迷彩衣的鋁壺，沒錯，這的確很 Sportive；但你絕對不會這樣子跑去見客吧？無論如何，水壺就是登不了大堂，它既不時尚，更不正式；要不是太傻，就是太老，或者太戶外。
可是，我還是加入了水壺用家的行列。理由很簡單，別說一般瓶裝水味道不好，就算它好，這也實在太不環保了。如果每天在外要消耗一瓶水，一年加起來那是多少個瓶子呀。萬一買的是進口礦泉水，那就更糟了。比如說 Evian，從它的原產地運到香港，這中間總共排放了多少的碳？消耗了多少能源？而它只不過是一瓶水，值得嗎？
反對瓶裝水的運動是股方興未艾的全球風潮，世界各地都有民間團體在呼籲大家不要購買瓶裝水。除了環保的理由，這裏頭還涉及到一固十分棘手的倫理難題，那就是水能不能夠拿來買賣。直覺告訴我們，水就和陽光與空氣一樣，不止是生命必要的條件，還是大自然的恩賜。它流動不居，不該被任何人佔為己有，也不能被任何人當作商品，水和空氣應該是全人類免費共享的。
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淡水在地表上的分佈極不平均，所以人類自古以來就要爭奪水源，甚至為之發動戰爭。如今全球氣候暖化，淡水簡直就快變成石油一般的稀缺資源了；北歐諸國現正摩拳擦掌等着他們的冰河溶解的那一天，到時就可以賣水發財，好比現在的石油輸出國。雖然我們幸運，不用住在內陸荒原，但我們用水也絕對不是那麼自然而然的事。最起碼我們還要交水費吧？你怎能說水是免費的東西呢？
可是交自來水水費與花錢買瓶裝水是很不同的。因為交水費與其說是真的在買水，倒不如說是在買一整套淨化水質與運輸水體旳服務；那筆錢主要是花在濾水廠和輸水系統身上，而不是淡水本身。瓶裝礦泉水就不同了，那些廠商標榜的不是運水花了他多少成本，他們要賣的就是某一個地方的特殊淡水。這些傢伙憑甚麼可以在買下一塊地之後，就用抽水設備毫無止境地從那塊地上抽水裝瓶，然後把它們賣到市場上去呢？
他們通常會說道理就和石油一樣，誰擁有那塊地，誰就擁有地底下的東西。可是石油和水的情況是很不一樣的。首先，任何一個地方的水都是全球水循環的一部分，它們不會永遠待在一個位置等人發掘，所以水商只不過是抓住這個循環當中的某一個環節，把它變成商品。第二，再神通廣大的水商也只能擁有同一個源泉的某個泉眼，如果他在這個角落上拼命汲水，其他依靠這片水源的人和生物可就慘了。例如有名的「斐濟水」（ Fiji），這款水的銷售額年年上調，但斐濟居民這幾年卻要面對淡水不足影響農作物的問題。
還好我們中國人對開水有根深柢固的偏好，不煮滾的水絕不生喝，只有出門在外才以瓶裝水代替。不像歐美，連在家裏也喝瓶裝水，久而久之變得更不願投資改善自來水系統，使得水商能夠大發其財。
我帶水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那就是香港這座城市太過小器。百分之九十九的商場都沒有飲水機，硬是想逼你坐進咖啡店消費。商人就別說了，連政府也是如此，絕大部分的公園和公共空間一樣不裝飲水機。為了對抗他們的險惡用心，我堅決不受算計。更何況水壺已經「潮」起來，你看日本近年出現了一批「水壺男」，西裝革履照樣不避水壺。有理由相信，繼麻雀之後， LV等名牌很快就會出水壺了，而且先出日本版。
2009年10月9日星期五
梁文道：老校長（下）
【am730-觀念】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裡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上個月，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蘇妺，因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八十二歲，連字都不識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要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人生路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學堂三寶」之一的稱號。
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眾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不管他們的頭髮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麼親近過了。八年裡頭，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天和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前面，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做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前一陣子，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甚麼「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裡講包容？」
聽說高錕得了輕度老人癡呆症，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
但我是多麼多麼地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我們畢業之後，偶爾在街上碰見他時，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
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
梁文道：老校長（上）
【am730-觀念】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你看那些學生，畢業典禮總是人人手抱一隻毛毛熊，不說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呢。至於老師，不是不好，只不過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局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一大堆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了，許多大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隻去捧場；學術沙龍？那是甚麼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幫的笑話，了解到整個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看，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拿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坦白講，當年我唸書的時候可不以為他有這麼厲害；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個同學是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裡有一句「校長任內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他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高錕的舉動激怒了，大家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現，堂堂一校之長，怎能這麼容易就被統戰？又怎麼這麼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向未來的當權者示好呢？於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會發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台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的表情，明顯不好。
後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因為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很不要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的那一天，他們衝上去圍住了他，塞給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麥克風，意思自然是要他閉嘴。現場一片譁然，他的表情？還是不太好。
後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者：「懲罰？我為甚麼要罰我的學生？」
畢業之後，我才從當年幹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裡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
2009年10月7日星期三
梁文道：自己查自己？
【am730-觀念】每當政府或公務部門出了事，不管是潛在醜聞，還是明顯行政失當，從立法會議員、電台名咀以至其他傳媒評論，大家總是近乎直覺地要求一個「獨立調查」。然而，甚麼叫做「獨立調查」呢？自從殖民地時代的後期開始，政府便引入了「獨立調查」的習慣。他們的做法是：一．邀請一批政府以外的社會賢達組成委員會；二．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必須相對獨立於政府的干預；三．它必須向公眾發布調查結果；四．但它還是向某個公務部門負責，如果它處理的問題嚴重，層次較高，那麼它可能就得向港督本人負責了。這種習慣至少有三個好處：一．假如它要處理的是政府部門的問題，這種引入政府人員的做法便能免除官官相衛的機會了；二．由於它要公布自己的調查結果，組成的人員又是德高望重之輩，所以比較容易取信於公眾；三．雖然這套做法來自英國，但它格外適用於政制不民主的殖民地，因為它能在不民主的政制基礎上帶來一點「民主」的氣息。
漸漸地，我們都習慣了這套做法，並且深入骨髓地接受了它的精神。用通俗的話講，那就是任何機構出了事都不應該「自己查自己」。可是，這真是一條放諸四海而皆準，任何時候都適用的原則嗎？就拿甘乃威這件事來說吧，在民主黨第一次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一個記者就是本著這種港式問責精神去問民主黨黨鞭司徒華：「你們會不會請外人參與調查？」。司徒華當時的反應相當搞笑，他說：「我們會自己查。難道要請你來查嗎？」在我看來，司徒華這個反問實在是問得太好了；一個政黨為甚麼不能自己調查自己黨員出的問題呢？
我不反對立法會介入這個事件，以獨立調查小組的方式去處理甘乃威的問題，因為甘乃威是立法會議員，因為這件事涉及議員的誠信和操守。更何況已經有市民去信立會投訴，議會不能置之不理。可是我們必須搞清楚，一個機構或者一個政黨自己的權限，黨有黨規，有它自己的紀律，更有它自己處理違紀問題的方式，我們憑甚麼不許它按照自己的規定去辦事呢？例如，陳水扁涉嫌貪腐，既然台灣司法系統已經列案處理，那是否表示民進黨就不用甚至沒有權去做自己的黨紀調查呢？就算是公務員違法，在法律行動之外，公務員事務局，也該有自己的調查和處理吧。
簡單地講，甘乃威身具民主黨黨員和主法會議員兩個身份。從議員身份這一面講，我們有權要求議會公開查處他的問題；從黨員身份那一面講，我們卻無權要求民主黨邀請外人「獨立調查」，這就是公關秀了，如果它堅持「自己查自己」，那卻是它的權利。我們的常識不一定總是對的，講「公開」講「獨立」之餘，我們還要懂得尊重不同層次的權力和權利。
2009年10月4日星期日
梁文道：假如它道歉？（《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三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革命是一場開端，所以暴力是必然的。正如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在《論革命》裏所說的：「如聖經和典故所說的：該隱殺亞伯，羅慕路斯殺雷穆斯。暴力是開端，如果不運用暴力，如果沒有忤逆之舉，開端就無法締造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那場開端暴力的拾遺了。
雖然多年前的《雪白血紅》已經詳細描述過四八年長春圍城的慘烈，但是在龍應台的筆下重看一次那半年的經歷，你仍然會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緒。「圍城開始時，長春市的市民人口說是有五十萬，但是城裏頭有無數外地湧進來的難民鄉親，總人數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萬。圍城結束時，共軍的統計說，剩下十七萬人」。當時共軍的策略就是嚴防死守，不許糧食和燃料進城，也不許百姓出城，他們的口號是「不給敵人一粒糧食一根草，把長春蔣匪困死在城裏」。只不過被困死在城裏的，主要是那上百萬的市民。
他們吃掉了貓狗老鼠，吃掉了馬，然後吃樹皮、吃草、吃酒糟，最後吃人。一個倖存者記得自己在草地上看見一個正在移動的東西，「那是被丟棄的赤裸裸的嬰兒，因為飢餓，嬰兒的直腸從肛門拖拉在體外一大塊；還沒死，嬰兒像蟲一樣在地上微弱地蠕動，已經不會哭了」。連圍城的林彪都忍不住給毛澤東發電報說：「不讓飢民出城，已經出來者要堵回去，這對飢民對部隊戰士，都是很費解的。飢民們對我會表不滿，怨言特多說，『八路見死不救。』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
龍應台在長春考察，發現連很多當地人都不知道這件往事。「在這場戰役『偉大勝利』的敍述中，長春圍城的慘烈死難，完全不被提及。『勝利』走進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代代傳授，被稱為『兵不血刃』的光榮解放」。
被遺忘的死者當然要被喚回，被湮沒的歷史當然要被記起，所以龍應台才會花了一年多的功夫，幾乎是嘔心瀝血地寫出了這本書。但是循着智性的推理，我們仍然可以追問，她為甚麼要寫這些東西？是想命名那些只剩下數字的死者？是想藉着填補事件來重述一段不同的歷史？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後，很快就被大陸當局當成了禁書，它還禁止媒體與網站發表任何評介文章。為甚麼？它怕甚麼？難道這本書動搖了六十年國史的基礎，動搖了那套革命的敍述？我們知道這場革命的合法性建立在它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在共產黨終結了國民政府的獨裁統治。再反共的作家和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當年的國民政府實在爛得可以，否則共產黨就不可能在短短三年之間以摧枯拉朽之勢終結掉國民黨的政權了。難道龍應台正面駁斥了這一整個論述，從根本上否定了它的理據？
沒有，龍應台的寫作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是「非政治」的，因為她甚至沒去觸碰那個很根本的問題：這到底是革命還是內戰？漢娜．鄂蘭認為傳統戰爭從不以自由為論據，只有到了現代，才有以自由正名的革命戰爭，這就是一般戰爭和革命的分別了。傳統的戰爭只是「征服、擴張、維護既得利益，鑒於咄咄逼人的新權力崛起而拼命維持自己的權力」。只有革命宣稱自己是「以自由對付暴政」，只有革命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去正名那場開端的暴力。那麼，龍應台是不是要用長春圍城這樣的例子去告訴大家那根本不是革命呢？不，她不討論這個範疇的問題。
如果重寫這段歷史要有政治殺傷力的話，你要不就繼續支持它是革命，要不就說它只是爭權奪利的歷史循環的又一幕罷了。說它是革命，說它犧牲了那麼多的人命，然後你就可以質問現政權「你的革命承諾實現了嗎？你所預許的自由在哪裏？你對得起被犧牲的人嗎？」這是有殺傷力的。說它只是奪權的內戰，把它一切口號當成純粹的矯辭，你則從根本否定掉了現政權的合法性；這也是有殺傷力的。但假如重寫這段歷史的最終預期就只是要現政權為死者道歉，要當局紀念國慶時不要那麼興高采烈呢？假如當局不那麼小器，它大可以簡單答覆：「好，我道歉。我甚至可以為死者立碑，在長春建一座紀念館」。然後呢？
2009年10月2日星期五
梁文道：水樽最有型（試水二之二）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一口氣買了十多瓶水，冒着飲水過多而致死的風險，並且參照專家指南開列的標準，一杯杯地喝，一杯杯地紀錄。結果非常令人震驚，因為得分最低的那一款竟然是瓶身最漂亮，而定價也排行甚高的「Lurisia」！
「 Lurisia」一向不是太過「複雜」的水，因為它的礦物含量不大。可是我這回試的這一瓶卻格外難喝，它的味道簡直令我想起在馬桶裏陳放多年的沖廁水（當然這只是想像，我還沒瘋狂到喝馬桶水的地步），甚至比同廠出過的塑膠瓶裝廉價版還糟。真虧他們還找了祖家意大利的皇牌設計公司「 Sottsass」來重新包裝，推出這麼漂亮的玻璃水瓶（據說這個瓶子拿了本年度最佳玻璃瓶設計大獎）。
假如你以為這只是我的口味有問題，那你就錯了。請上網看看，全世界大部分由媒體和民間組織舉辦的試水活動往往都會得到類似的結果：一、瓶裝水的口味與它瓶身的美觀毫無關係；二、瓶裝水的質素和它的售價更是毫無關係；三、愈是出名愈是受歡迎的水通常都沒甚麼好下場，例如「 Evian」。
讓我們坦白招認吧，我們平日買水的標準根本不在口味，而在形象；而水的形象主要就建立在它的瓶身之上。此所以各家水商莫不挖盡心思地搞瓶子，讓它看來更「純淨」（也就是透明），更「高級」（也就是使用磨砂玻璃），或者更「優雅」（就像「 Lurisia」這樣，有一個極具曲線美的輪廓）；反正他們根本不可能在「釀造」水的環節上分出高下。
這個時代對於包裝的迷信和崇拜已經到了寡廉鮮恥的地步了。所以去年才會有一個 29歲的年輕人想出了一個瘋狂的念頭，把紐約市的自來水直接入瓶出售，而且毫不掩飾地直接名之為「 New York City Tap Water」。這種水出乎意料地好賣，一時間大家都在說紐約自來水的好話：有食家說它的味道比礦泉水還好，衛生官員說它比瓶裝泉水安全，意大利餐廳的老闆則說紐約市的自來水是製作麵糰的最佳拍檔。消費者更是完全不介意花一點錢在街上買一瓶他家也喝得到的水。多麼奇怪，這幫紐約客要在裝了瓶之後才能認識自家水喉水的好處。為甚麼？當然是包裝；沒經過包裝的東西根本不算東西。只要有了包裝，哪怕是水喉水，也能變成很酷很潮的品牌。
不過話說回來，第一世界國家的水喉水確實是不錯的，這也是很多試水大會的結論。在好幾次國際級的比試當中，無論是清潔程度還是口味質素，自來水都以大比數拋離了我們所熟知的品牌。難怪可口可樂公司在美國也乾脆用自來水裝瓶，只不過他們沒有那名年青人的誠實，他們盡量在瓶身的色彩和圖案上讓你聯想到高山和大海。
我再次檢閱 finewater.com，想看看這個世上最權威的瓶裝水網站有甚麼話要說。在「如何品水」那一欄裏，它宣稱：「我建議大家一開始不要『盲試』；透過瓶身的差異，品水可以變得更有趣；而『盲試』則顯得有點脅迫。」噢，原來如此。我差點忘記告訴大家，這個網站是全球瓶裝水商會之類的機構贊助架設的。
梁文道：我的利潤，你的成本（誰來埋單二之二）
【am730觀念】風險正義的問題並不遙遠，因為它不只發生在我們和吐瓦魯的關係之間，它還天天考驗著我們自己的國家。繼湖南、陝西、雲南和河南各省之後，福建的上杭也爆出了兒童集體鉛中毒事件。每當這類消息傳出。我們都會看見憤怒的居民在街上聚集抗議的場面。為甚麼他們會這麼生氣﹖為甚麼要這麼聲嘶力竭哭訴﹖這當然是因為他們的孩子有生命危險。但我以為在這股濃烈的情緒裡面，還有一種不需理論說明，但卻樸實直接的感覺，它是一種對不公義的天然憤怒。
幾十年來，這些農民從地方上的發展得到了多少好處呢﹖他們是那些排放重金屬污染物的企業的股東嗎﹖那些企業有沒有把所得利潤分贈給他們﹖地方政府稅收增加了，地方GDP上去了，得到獎賞甚至升官的是這些農民嗎﹖有沒有人計算過這些居民和他們的孩子，從那些污染裡面究竟獲得過甚麼﹖在這麼多鉛中毒的案例裡面，有多少受害者是那些肇事企業主管階層的子弟﹖它們老闆的子女中毒了嗎﹖那些負責官員的家人呢﹖他們可曾親身蒙受鉛中毒的滋味﹖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追究決策責任的問題。是誰允許那些企業在水源附近設廠﹖是誰在監管他們日常排放的廢物﹖有誰問過，這些受到影響居民的意見﹖可曾有人覺得他們的意見是一回事﹖我們不是不知道環境污染的風險，所以大家才會常把「環境成本」掛在嘴邊，要求大家注意經濟發展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可惜這四個字就和「可持續發展」一樣，太過乾淨太過含糊，也太過中性，往往淪為某些人的修辭伎倆，掩蓋了這個成本到底要由誰來埋單的血淋淋事實。因為我們總是把環境問題說成是全人類的問題，把「環境成本」輕易說成是整個社會一起支付的抽象概念，於是我們就忘記了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真實的情況是，你可以繼續開你四輪驅動車，讓吐瓦魯的居民自己去搬家;真實的情況是你可以從你的生意裡賺到一大筆錢，住在城市中寬敞舒適的住宅，飲用安全潔淨的食水;把受污染的河流留給其他人去慢慢品味。
「環境成本」的確是由整個社會一起承擔的，只不過這種承擔既不同時也不公平。正如經濟發展對整個國家都有好處，只不過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充份享受到它。更嚴重的問題在於，那些最不能從經濟發展得到益處的人，反而要比誰都更早吞下發展的苦果。這個社會的貧富差距與收入差距，往往也就等同於環境風險分配的差距，所得最少的人要承受最多的風險。
2009年10月1日星期四
梁文道：學習當國民── 十一再談烏魯木齊記者遇襲案
【明報】今天再談香港記者新疆遇襲事件，似乎有些過時，而且不太配合國慶的歡快氣氛。可是我以為正正是要在10月1日這一天去討論那場事關「香港人的言論自由」的意外，才更能突顯它的意義。
事件的核心意義：港人的價值觀遭到挑戰
首先，讓我們重新檢討「香港人的言論自由」這個古怪的說法。我不明白為什麼有那麼多熱心人士會把替香港記者爭取公道的行動看成是「捍衛香港的言論自由」的聖戰？香港記者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懷疑藏毒，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被人無故毆打，這是在踐踏言論自由？還是又是踐踏了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呢？日本記者近日在北京採訪也遭到了武力對待，日本人是不是應該跑到中國來捍衛他們日本人的言論自由呢？假如我們的媒體去朝鮮採訪，處處被人「接待」，處處被人跟蹤，除了按照官方指定的行程和路線行事，便完全沒有機會自主採訪；我們會說這是香港媒體的採訪權利受到限制，是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受到了打壓嗎？當然不；相反地，我們會說這是朝鮮當局不尊重新聞自主的權利，我們會說這是朝鮮政府在壓制言論和資訊的自由流通。同理，香港記者在成都被公安誣指藏毒，在烏魯木齊被武警踢打，這也不是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受到威脅，而是中國政府不尊重新聞自由的表現。
假如我們真要爭取什麼，那它絕對不該只是「香港人的言論自由」，而是整個中國的言論自由；假如我們真要捍衛什麼，那也不是香港記者的採訪權利，而是全中國新聞工作者的權利。除非我們基於「同聲同氣」的感情，只想特區政府、港區人大以及中聯辦替我們香港人討回公道。又或者我們只是希望中央更重視香港人知的權利，下令各級政府日後要多多寬容港媒；就算真的要打記者，也獨獨不能打香港的記者。
我的同事閭丘露薇前一陣子發表了一些惹起爭議的言論，爭論的焦點在於記者本身應不應該成為新聞事件的主角，以港媒記者遇襲為中心的報道又會不會轉移了大家對新疆局勢的關心。平心而論，記者被打和新疆的民族衝突都是值得關心的新聞，兩者不必然有非此即彼的關係。然而，這場爭論之所以能夠發生，是因為它的背後還有一重情感認知上的差距。這個差距的一端是覺得太陽底下無新事，騷擾記者在中國根本不算新聞；與其把記者遇襲的意外當作最重要的題材，不如把它當成新聞工作中的負面常項，轉而關注原來設定的主題。這個差距的另一端則是認定中國政府既然屢次重申記者的採訪權利應該得到保障，這麼粗暴野蠻的事件就絕對不應該發生。何况香港的記者就算不是真的無冕皇帝，平常在港也不算是毫無地位的工作，如今又怎堪如此無理的待遇呢？
於是我們就能進入這次事件的核心意義﹕那就是一般香港人所習慣的正常突然一下子被人顛覆掉了；而這場意外，在絕大部分國人甚至部分香港媒體工作者那裏，原來竟是一種常態。換句話說，一切香港人所熟悉的規則，一切香港人所相信的價值，都一起跟着那幾名記者在中國的現場遭到考驗和挑戰。
我們以前不是不知道大陸新聞工作者的狀况。大家都曉得記者是種高風險的行業，在這個有權力者不知道為什麼總是容易以暴力來表達權力的國家，記者是常常捱揍或者被威脅捱揍的。大家也都聽過有些編輯和記者因為揭露地方弊端，而被當地公安進京追捕的新聞。可是這一切消息一向都只存在於香港報紙的「中國版」和電視台裏的「中國新聞」之中。那是一塊相當獨特的地盤，似乎再古怪再匪夷所思的消息，只要它發生在那個獨特的地盤，也就變得比較能夠理解，或者至少比較可以接受了。更重要的是，我們總是下意識地以為那是塊和我們不同甚至無關的地方。
要學習游走兩套常態之間 批判同時自省
其他地方的地區媒體常把地方新聞當成最重要的對象，然後另闢一個「全國」（national）新聞的區域，最後再加一個國際新聞的版塊；形成從地方到國家再到全世界的三層空間。香港媒體的特別之處在於我們不把「全國」新聞叫做「全國」版或者「國家」版，反而通常把它稱作「中國」版，甚至加上台灣消息變成「兩岸」版。雖然這是因為一國兩制使得大部分國家政策對香港特區沒有什麼直接影響的實際緣故，但我們看待「中國」新聞的方法卻很容易使大家以為那真是一個和我們沒多大關係的國度，一個我們稱之為「中國」的鄰近地區。所以當我們聽到其他省市的記者被執法人員無理拘捕的時候，我們不會說那是「我們的新聞自由被傷害了」，我們往往只是把它當成「中國」發生的另一樁怪事。
香港記者帶着大家一起進入烏魯木齊的現場。也許這次遭遇太過震撼，所以很多人一時反應不過來，遂以慣常的模式把它定位為「香港新聞自由」的保衛戰，一如既往地想要捍衛香港的這個或者是香港的那個。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實在不是香港的價值受到了侵害，那是我們國家的新聞工作現况出問題了。
「井水不犯河水」的說法曾經相當流行，可是隨着回歸以來兩地融合的主調漸漸升溫，那種劃地為界互不干涉的論調已經變得很政治不正確了。既然如此，就讓我們在今天這個特別的日子，透過那樁特別的事件，學習怎樣把自己當作真正的國民，聽國家的話「顧全大局」，把香港記者的事看成是中國記者的事，把全國人民的新聞自由看成是自己的新聞自由。這並不是意味着要把香港人自己的價值觀當成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唯一尺度，也不表示我們必須入鄉隨俗地以記者被打為必然合理的現實。這次事件只不過是個開端，日後肯定還會有更多的現場遭遇，我們真正要學的，是在那兩套常態之間來回跳躍，批判同時自省。
梁文道：那一代人的青春倏然而止——訪談查健英
梁： 梁文道 查： 昨天我去游泳回來，見到一個騎着自行車的老外，頭髮比較長，後面梳一條小辮子，然後穿着破T恤，騎着一輛自行車，肩膀上還有一隻小鸚鵡。他坐在一個台階上，旁若無人，但所有人都在看着他。然後他拿出一個蘋果牌的notebook，不曉得是在打字還是在上網。如果是遊客，他怎麼會騎着自行車然後坐着半天，一點不焦急？我看他就是一個住在北京的那種老外。 梁：你小時候的北京沒這些人吧？ 我那時候是屬於知識分子家庭，住的地方是個四合院，我父親是社會科學院的學者，研究馬克思主義，後來搞了一點甚麼科學哲學，就是翻譯了波普、庫恩這些。我父親當年是清華外文系畢業的，但是來到我這一代已經沒有人學外文啦。79年左右他在武漢大學講學，結識了一個忘年交，一個美國小伙子，這個美國人我還記得特別高特別瘦，叫馬克，Mark。他是俄亥俄州的一個牧師家庭出來的，不知道為甚麼就是對中國有極大的好奇心，那麼早就跑到中國來當外文老師。我父親把他帶到我們家來，那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活生生的外國人。那時候來了一個外國人，所有的鄰居都不得了，就覺得怎麼來了一個洋人。那時候來了一個外國人是要通過批准的，你要報批，單位要批准，然後區委還要打招呼。你竟讓他住到我們家裏來了，在我們家吃飯睡覺。 梁：你在北大上學也沒見過老外？ 梁：甚麼是「陪住」？ 梁：呀……這叫「陪住」。 梁：說回這本《八十年代訪談錄》，你跟書裏面這些人基本上是同一代嗎？
梁：這是少有的正常年齡。因為那個時候入學的，都像甘陽他們那種歲數，是回校的知青。 梁：他們是直接參與紅衛兵甚麼的，但你還沒那個資格。 梁：後來你上北大中文系，為甚麼英文會那麼好？ 梁：你怎麼就會想出國呢？ 梁：但那個時候想出國的這種想法流行嗎？ 梁：我也想問你想去幹甚麼？ 這一關就蒙混過關了，他們根本不知道我的英文爛，就給了我獎學金。可是簽證還有一個面試，面試有一部分是要用英文作答的。我準備了兩天，就那一段話來回來去，練了半天，已經到了腦子一片空白。最後見到了簽證官，到現在我都記得他的樣子，就是一個蒼白的臉，特別angular的那種，不苟言笑。我覺得糟了，我這麼爛的英文，肯定當場拒簽。沒想到居然簽了！我就看着他抬着頭也說了三句話，第一句話就是「I think they made a terrible mistake」，我馬上暈倒了，然後第二句話是「But go ahead」，第三句話說「And good luck」，那個心情好像突然掉到地下，突然又升起來一樣。
梁：是不是因為那個時候根本沒甚麼中國人出去，老美幾十年沒見過大陸人？ 梁：你是去唸本科嗎？ 大家說中國人無論到了甚麼時候都有辦法，這句話還真對啊。我很快就結交了幾個南方的美國人，很純樸、很好客。我的host family是夫婦倆，他其實是個蘇格蘭人，研究Robert Burns。他的太太是個法國人，兩人等於沒有一個是美國人，雖然在那很久了，但他還是對外國人很有親切感。我像一個adopted daughter似的，逢年過節，甚麼Thanksgiving，Christmas都跟他們倆過。 我拿到MA之後同時申請了五家大學，而且五家大學全都有獎學金，甚麼Stanford、Columbia。結果選了Columbia，因為我特別想去紐約，反正我已經到過美國的鄉下小城。再加上不知道為甚麼我覺得Columbia跟中國人特別有緣，出過胡適啊。我到那兒就是去唸比較文學，比較文學是跨系的，當時比較文學的系主任就是薩伊德，東亞系的是夏志清。我到了那兒才第一次讀張愛玲，才讀《圍城》，立刻覺得：嘩！這個很不一樣，它這個文學史跟我們在北大讀的太不一樣。 那時候還得學法語，我還記得那個法文系的法國老師帶着特別濃的法國口音在講Semiotics，Paul de Man。我還記得一個很古典的老師有一次很語重心長的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你是不是認真的要build for academic career，如果你是的話，我建議你要多修理論課。現在是個理論熱的年代，你要是不修理論課，以後去找工作就有問題了。」他就看我修課時老是躲着理論。 當我學了Semiotics以後，我就把這套用到夏老師的課。
梁：他很討厭那些東西，對不對？ 跟薩伊德我覺得也沒有太多的交流，他自己就很忙。因為我oral試考得還不錯，所以他就給我一個論文獎學金，我想比較美國的越戰文學跟中國的文革文學，就準備回到中國來做研究。走之前薩伊德還找我談話，似乎他們都有一種直覺，感到這個學生好像不是要走那個academic的路。我還記得他的eye to eye contact，問我一句：「you are coming back to us, won’t you?」我肯定地點了頭。 梁：你沒回去。 梁：你那幾年跟中國是完全脫開關係的？ 梁：但你在北大的時候就認識北島《今天》和「星星」那幫人。 梁：你們講甚麼啦？ 梁：這太逗了。 梁：他一定覺得很不好意思吧。 以前在大陸就是做甚麼也有人管着你，所以我老是盼着那種自由散漫的路，不想特別設計一個明確的職業。我去了Columbia又跑到歐洲去旅遊，各種事情都試過了以後，正好回來中國也碰到了八十年代最火熱的關頭。我當年的同學告訴我，現在國內特別熱、特別好玩、特別有事情可做。所以我就遇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到底我要走學術道路，還是要寫作，然後我很自然就回來了。87年一回來我就再沒有回Columbia。 梁：你出去的時候，雖然說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但是文化思想領域還是一個比較封閉的年代。可是你87年回來的時候就非常熱鬧了，感覺怎麼樣？ 梁：我當時感覺到亂是很亂，但是好像隨時會有一個人莫名其妙地弄一個甚麼東西出來。 同時中國又是很記人的，當年你有點江湖地位，20年以後，就算當中甚麼都沒寫，可人家還記得「他不是就是那個誰嗎？他寫過一篇……」。 梁：要是在美國就完蛋了。
梁：八十年代文化熱之後你從紐約回來。這種背景對你參與當時的文化圈有甚麼影響？比如說人家怎麼看你呢？忽然回來了一個留學生…… 梁：那時候我就想，哎唷，大陸也有人寫這種東西。 所以我也覺得別人不太知道把我怎麼歸類。就是覺得怎麼好像美國回來的也不是玩這個呀？於是很容易就把我的東西歸類成一種留學生文學，因為我是留學生嘛。我是個一直比較游離的人，沒有屬於某一個流派或者某一個群體。當然我有一圈朋友是比較走得近，但我在裏邊都不是一個典型的或者核心的一員。比如說朱倖辦一份雜誌，叫《東方紀事》，那時候在中國很少機會能辦一份同人刊物。它算一份同人刊物吧，請了一大堆當時的風雲人物，一個人負責一個專欄，可以寫也可以編。他馬上就把我拉進去寫一個叫「東西風」的欄，負責介紹外國有的東西。然後我就找了林培瑞（Perry Link）兩個人一起合作，就我們倆自己寫自己組稿，也去找人訪談一下。但那份刊物沒辦多久就六四了嘛，馬上封殺。你看當年有那麼多人捲入得很深，很多人都坐牢去了，也有很多逃亡的。
梁：是不是恰恰是因為你中間很多時候不在場，所以你為你自己理清一些事呢？你想知道在你離開的六年裏，大伙到底幹了些甚麼。 我回來就覺得我不能再回美國當教授，怎麼突然一下就變成這樣了，那麼多美好的可能性一夜之間就沒了。讓人感覺這個國家呆不住了，我得回去，而且我回去還得面對一個以前都沒想過的事情，就是我可能得嘗試用英文寫作。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變成為一個英語作家，或者是一個流亡作家。人住國外，用中文就等於在用外語了嘛。對當地人來講，中文就是外語。我知道有很多人對流亡作家有一種很浪漫的說法，「只要漢語在，故鄉就在」。 梁：托瑪斯曼二戰的時候離開德國。一到美國，記者問他你那麼熱愛德國文化，現在德國搞成這樣，你來美國，你不難過嗎？他說不難過，我托瑪斯曼人在哪裏，德國就在哪裏。 梁：而且這是一種nationalism的blackmail。 梁：但那就是懷念一些過去的朋友，沒那麼大的包袱。 梁：我想蘇曉康他們是會有鄉愁的。你們很不一樣，第一，當時他們的寫作是很主動的要把國家的命運承擔到自己身上；第二，他們只能用中文寫，就像北島，在外面那麼久還是要用中文。 雖然英文不是我的母語，但我畢竟很年輕就出去了，所以我的英文底子足夠。我又不想做一個流亡作家，像托瑪斯曼這種很悲壯的，覺得我在哪兒寫都代表了我的語種的驕傲。我不代表這國家，我沒有這種感覺，我從開始出去的時候就沒有這種心態。 我也不想當那種白俄作家。你知道納博科夫是一個意外，另有一批俄國人英文沒他那麼好，辦那種移民雜誌，用俄語寫作，變成很邊緣的一種小群體，然後有一種永遠漂泊在異國回不了故鄉的悲情。我不想過這樣一種生活，長期的邊緣心態可能會影響你的正常看待世界的眼光。我不是說所有人都會這樣，但我覺得有這樣一種可能。就像唐人街的老華人，永遠講廣東話或者華語，周圍的朋友全是中國人，不大跟美國這個社會發生聯繫。其實那時我再回哥大，再接上去也可以的。
梁：可以嗎？ 梁：我聽很多人都講他對學生真好。 梁：你很愧疚，是嗎？ 梁：沒那麼平靜。 梁：還是延續了八九之後的情緒。 梁：你不知道嗎？ 梁：所以八十年代對你來說好像變成一個很特別的問題了，你需要去處理它。那好像就是一個群體的青春期結束了，整代人的青春就這麼完了。 梁：我覺得李陀很特別，因為他年紀那麼大，當時已經40，但他好像在那個時候才迎來了他的第一個青春期，他之前的青春是被壓抑了。
梁：你覺不覺得這一幫人就有點像今天講的「八十後」啊？ 梁：所以那個年代有句話說文學是人學，對不對？這些東西都是政治宣傳，是一種政治宣言。 梁：回看八十年代，有甚麼遺產留下來嗎？ 但我覺得，如果你把這個成就不僅僅定義在它留下來的創作，而是它的整個精神氣質，情況就不同了。它的追求超越了黨派和各人利益的算計，對學問也好、對藝術也好，有種比較真誠的激情，真是為學術而學術、為文學而文學。這種純粹、這種精神氣質我覺得才是八十年代的價值吧。 但它並沒有真的傳下來。那一代人現在就是些四五十歲的老爺爺了，很多人老油條似的，很懂得炒作，也很能因為膽怯而轉型，怕坐牢怕丟飯碗。在八十年代的時候，我覺得整個政府比較開明，整個社會更蔓延一種再也不能讓恐懼當道的氛圍。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有些東西說不得了，也有一些是你顧着利益不能說了。我們不再對抗恐懼，只能順着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