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契訶夫在薩哈林島／＜我執＞跋（西伯利亞的白蘭地）

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摘，還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而翻動。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裡沉吟一句詩的韻角，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這首詩裡的每一個字都像鑲在項鏈上的寶石那樣，精密吻合，不可動搖半分。這，難道不野蠻？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都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

「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巨大的熱潮前彎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

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上街尋找更大而且更真的舞臺。

那年夏天，連劇場的常客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很多年後，我在已故臺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裡讀到愛爾蘭大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分子。

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傳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涼，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希尼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瀰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嚐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鐐撞擊的聲響中，盡情享受創作的快悅，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的懸崖之間，他找到了最細微精巧的平衡。


---

＜我執＞跋／西伯利亞的白蘭地

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變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裡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責，還從房裡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爾被風翻動。

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裡沉吟一句詩的韻腳，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詩裡的每一個字都像項鍊上的寶石那樣，精穩妥當，不可動搖。這，難道不野蠻嗎？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而且是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實驗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剛學到的青澀理論全部嘔吐到黑色的台板上。但是所有那些比我年長也比我成熟的夥伴卻在爭論這台戲還該不該演。「藝術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問：「難道不就是為了回應時代，甚至呼喚那未來的世界嗎？如今，世界就在這黑匣子外邊，時代已然降臨。我們竟然還要演戲？這豈不是太過自私！」也有人主張，如果政治是為了實現個人的自主，我們憑什麼要在這巨大的熱潮前隱身讓步？始終不懈地實踐自己的藝術追求，恐怕才是體現自由的最佳選擇。畢竟，在屬於史達林的夜晚，連唱一首情歌也是政治的。就是這樣，兩幫人爭論了幾個日夜，到了演出的那一天，有人留在劇場，有人則上街尋找他們心目中更大而且更真實的舞台。那年夏天，連劇場的老觀眾也都不見了，他們一一隱身於街頭的人海洪流。

很多年後，我在已故台灣學者吳潛誠的書裡初次讀到愛爾蘭詩人黑倪（Seamus Heaney）的〈契訶夫在薩哈林島〉（Chekhov on Sakhalin），乃能逐漸逼近這個問題的核心。契訶夫和魯迅一樣，是位醫生作家。不同的是，這位短篇小說的王者不只以文字診治俄羅斯，而且從未放棄過行醫救人。饒是如此，他仍深深愧疚於自己的失責；世間苦難深重，他卻放縱自己的藝術才華，這實在無異於一種輕佻的冒犯。於是他決定走一趟薩哈林島（也就是今天的庫頁島）。那是沙俄時期的監獄島，囚禁的全是政治犯和「暴亂份子」。契訶夫要為島上的犯人寫一本書，描述他們的故事，轉達他們的聲音。很明顯，這是一趟贖罪之旅，而且是非常艱苦的旅程。因為從莫斯科到遠東，中間是西伯利亞的苦寒荒蕪，行程至少六個月。起行之前，朋友贈給他一瓶頂級法國白蘭地。他就把這瓶昂貴的瓊漿放進行囊，一路搖搖晃晃，在登陸島上的第一個晚上，他才終於打開了這瓶白蘭地。

黑倪如此形容那一刻：「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蘭地。在周圍瀰漫著迫害氣息和殘酷音樂當中，他品嚐著濃郁的醇酒和奢華的放縱。」那瓶酒，不只是朋友的禮物，也是一位藝術家的「天賦」（gift）。契訶夫在腳銬撞擊的聲音中，盡情享受創作的歡愉，釋放自己天縱的才情。因為這一刻他心安理得，他的贖罪之旅已然結束（卻也同時開啟）。在兩座險峻懸崖之間的鐵索上，他找到了幾不可得的精巧平衡。

大概從那年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可能是個作家；而且由於荒廢日久，也必將失去藝術創作的想望與能力。因為我的旅程沒有盡頭，完美的平衡始終未達；在藝術與贖罪之間，我嚴重傾斜，搖搖欲墜。

於是這本小書，不妨看作是途中偷偷舔舐酒瓶的結果。路上太過顛簸，天氣陰晴不定，再好的酒也難免走味；就更不要說我深深珍重的，也許只不過是一把破敝的掃帚。

再直接點說，這裡收錄的全是我在評論（以及「類評論」）之外的副產品。它們全憑外緣而生，如果沒有人約稿，我自己根本不會無端動手。

例如，《我執》那些看似日記的虛構散文習作，本是香港文壇前輩葉輝約我在他主編的報紙上所開的專欄；他在位多久，這個專欄就有多短壽。所以這堆東西的數量也就只有這麼多。說起來，那還是我寫作量最大的時候，本來每天就要交出一篇以上的評論，可是葉先生的面子我真是不能不給。問題在於該寫什麼好呢？時事、飲食、電影、音樂、書評和文化評論，能寫的我都在其他報刊上寫了。想了半天，才決定仿效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弄一批看起來很「感性抒情」的思考筆記，因為葉先生說我還未發表過「感性的散文」。

又如，〈我的病歷〉，它是應老友胡恩威所邀，為劇團「進念 ‧ 二十面體」的《斷章記》場刊所作。時值一九九五年年尾，張愛玲幾個月前去世，《斷章記》是獻給她的劇場悼文。可是〈我的病歷〉與張愛玲根本無關；如果有關，頂多就是背後那種冷酷的態度。

剩下的全是即興活動，有時是自己的評論專欄快要斷稿，苦無素材下的應急文章；又有時是香港文學雜誌《字花》催促出來的湊合遊戲。悉小道耳，並不足觀。

對了，為我撰序的鄧小樺正是《字花》的編輯，香港文化界的新銳一代（這代人頗成氣象，他們將來一定會踩著我的背脊前進）。由於我自己也不曉得怎麼形容這本書，只好請她提出她的詮釋。多謝她在最後一刻交來這篇文章，看得我十分慚愧。

梁文道：和福建人喝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一進房間，我就注意到小茶几上一套工夫茶具。起初我還以為這是套房的「豪華設施」之一，或者至少是這家中資酒店的特色，就和許多外國酒店房裏的咖啡機相仿。後來我才發現，幾乎福州所有的星級酒店都有這種標準用具，不可或缺。

又比如說那天我去一家報館交流，會後被帶進廣告部老大的房裏聊天，他桌上就有一個大得佔滿了整張桌子的茶盤，盤中器皿齊備。我們剛剛坐定，他就開始泡茶，「來，先喝杯茶再說」。然後我去書城和讀者見面，到了經理的房間，他劈頭第一句話就是：「來來來，先喝杯茶再說」。「先喝杯茶再說」，這大概是我在福州三天裏聽過最多的一句話。

他們甚至告訴我，要是去公安局報案，就算遇上了天大的事情，你也會發現幾個警察站起來熱情招呼，一個說「坐坐坐，先喝杯茶再說」，另一個趕快起來去刷杯子，一片見到老朋友的和樂氣氛。茶過三巡，家常表過，再從頭細說不遲。見我驚得合不攏嘴，他們竟然說：「公安的態度好不好，是不是真為人民服務，就全看這個頭開得對不對了」。我想，這是故意和我開玩笑吧。

福建人喝茶，真是天經地義的一件事。不說安溪鐵觀音，武夷山上的岩茶和大紅袍，哪一樣不是佳品？想福州古城名氣雖大，榕樹雖老，但清末「五口通商」把它算進去也還是夠古怪的。比起昔時的泉州，後起的廣州，它實在不是個做外貿的地方。但英國人就是看中它離武夷山不遠，從茶區運茶到福州的費用比去廣州和上海都少得多，所以堅持要在這裏開埠通商。畢竟，當時英國人家裏最常喝的不是「EarlGrey」和大吉嶺，而是武夷的「大茶」（Bohea）與「工夫茶」（Congou）。

今天，福州人出門在外，最苦的就是喝不上茶。他們認為北方那種大水壺泡出來的液體根本不能叫做茶，杭州人喝龍井的小玻璃杯也絕對不能用來對待鐵觀音。所以他們發明了旅行裝茶具，一個小包包起來，坐火車，住酒店，無往而不利。我沒見過這玩意，但他們說這是當地送禮佳品；那怎麼就只送我甚麼紀念銀盤呢？可見，我實在不是貴客。

而且我發現福州人謙虛。聽我讚美他們喝茶的文化深厚，相比之下，咱廣東人的飲茶實在不是飲茶；他們立刻禮讓起來：「哪裏哪裏，閩南人比我們厲害多了」。原來廈門航空特設航班泡茶服務，飛行途中，空姐會推一架小車出來，當場舉行茶藝表演，然後一小杯一小杯地奉客。

梁文道：建築師Brad Pitt

Brad Pitt成了建築師？一位規劃師轉來一份報導，我才曉得這早在國外娛樂新聞流傳的小八卦。前年他曾出資贊助一個叫做「做啱佢」（made it right）的慈善計劃，為遭到風災侵襲的新奧爾良市建造150間低收入戶住宅。最有意義的地方在於他不只出錢，還是整個計劃的發起人，親自聯絡了幾家大建築師行，運用最新科技做出既防洪又舒適的嶄新住屋。他是怎麼認識這些建築師的呢？說來就更神奇了。

雖然Brad Pitt大學唸的是新聞（而且是以新聞學著稱的密蘇里大學），但他最愛的原來是建築，甚至公開說，演戲是我的職業，建築才是我的熱情。為了追逐他的熱望，他乾脆跑去建築大師蓋瑞（Frank Gehry）位於洛杉磯的工作室當學徒，進修電腦輔助設計的學問。

也許這個個案太過特別，但它還是可以對照出我們的明星是何其蒼白。除了少數幾人，我們根本想不出檯面上哪些大紅明星有甚麼業餘嗜好。根據無孔不入的狗仔隊日夜跟蹤所得，許多明星的興趣就是一個派對接著一個派對，吃喝玩樂。很少有人像Brad Pitt這般，發展出很好玩很有意義的生活另一面。

明星不是聖人，他們的餘暇活動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但一到公益廣告活動這關，不相關的東西就會突然成了問題。

兩個年輕偶像在日本因服食大麻被捕，其中一個竟然還幫政府做過禁毒活動，於是媒體大興問罪之師，一方面落井下石把他們說得一文不值，另一面則抨擊官府當初「唔帶眼識人」。很多人更是再三力陳偶像宣傳的禍害，叫政府別再隨便起用明星，去當這個大使那個大使。

在我看來，問題不是該不該找名人做廣告，而是怎麼找，找甚麼。如果請明星利用他那張大家熟悉的臉孔引人注目，這叫廣告幼稚班。如果請一個明星反吸毒的理由只是因為他不吸毒，那叫要求太低。真正有效的名人公益廣告必須以那位名人的固有形象和興趣為前提。例如Brad Pitt的老婆Angelina Jolie就常常為扶貧機構做公關，她的說服力來自她一向關心第三世界兒童成長問題；仍未大紅，就老在媒體不注意下跑去柬埔寨當義工。

我們這裡的情況是，政府滿足於名人廣告初級階段，娛樂公司覺得「搞公益」有助於塑造健康形象；而明星本人，則是任人擺佈，幹甚麼都無所謂的木偶。

梁文道：怎樣讓中國人高興？

【am730-觀念】怎樣讓一個中國人高興呢？也許就是對他多說「中國」這兩個字。我常常看見一些企業老總在訪談裡誇誇其談「要做出有中國特色的管理模式」、「中國式的企業文化」云云，而且應用在一切商品之上，例如「中國人喝的牛奶」；文化藝術有「中國式的搖滾」、「中國風的電影」；學術有「中國式的心理學」。為甚麼我們把「中國」變成能夠形容所有東西的形容詞？當然，這裡頭還是有點道理的。

例如學術研究，尤其社會科學，特別要注意理論和模式的適用性問題。依據新教國家經驗發展出來的社會理論，不一定能夠拿來套在當下中國的現實之上。學者雖然盡可參考國外各種研究的成果，但切忌生搬硬套；他們必需仔細探討本土的歷史條件，社會脈絡以及傳統中的諸種元素，然後考察異地理論和假說的局限及解釋力，進而推導出更合理更有效的論述。不過，從外地理論不具有普遍效用這個事實，不必然能夠推出「中國就該有自己一套」這個結論甚至訓令。因為在邏輯上講，這是兩個層次的東西。

前者談的是事實狀態，後者卻是指導行動的應然問題。我們可以在充份的實證調查和經驗體會後，發現在中國辦企業就是和美國不一樣，真得有一套別於北美商管的模式。但是我們怎麼能不問情由地單從「我們在中國營商」這一點就得出「我們要辦中國式企業」的結論呢？「我們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不一定能夠達致「所以我們就要有中國人的樣子」的原則。除非你能具體說明中國人對果汁的口味不同一般，否則你很難說服我「是中國人的，就得喝中國果汁」。

由於是中國，所以就應該很中國。這種常見的推理與其說是建立在對事實的尊重，倒不如說是為了一種心願的實現。那種心願，或者可以「天命」形容：中國有它必須完成的使命。於是，很多人是在提出「要走中國的道路」這種要求後，才回頭趕去尋找那條道路是甚麼道路，而「中國」指的究竟又是甚麼。往往要到了這個地步，我們才突然發現內容龐複繁雜的「中國」竟然成了一堆非常簡化非常壓縮的雜物。你可以任意在裡頭挑出《三字經》，說這就是中國企業樣式的指導，也可以在裡頭找出胡雪巖，說他是中國商人的典範；幾乎不需要具體理由，更不必顧及時空的變幻，與當初為了科學原因而拒斥(同樣簡化的)「西方那一套」的態度相去甚遠。

請不要誤會；我非常尊重許多力圖尋找「中國營商模式」的商人，他們也許是有心人；我非常喜愛那些探索「中國式搖滾」的藝術家，他們正在做一場很有趣的實驗；我更加認同法學中國化等名稱學術主張，因為那是實在的真理追求。我只是不以為「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和「中國風」是一種關於事實的道德訓令，一種每一個中國人都該全力擁護(或者購買)的品牌。而「中國」，在很多情況底下，確實是個品牌，說的人高興，買的人爽快。

梁文道：親愛的觀眾朋友

學術界研究粉絲和偶像的論著汗牛充棟，但我發現它們往往只從受眾角度入手，談他們如何移情，把銀幕上的演員當成自己的情人；說他們怎樣「抵抗」，將一現成的情歌創造成表達自我價值的工具。至於發送那一端，那些明星、歌手、DJ和主持人，卻很少有人願意考慮他們的位置和想法。我自然不是甚麼偶像，可是我在電子媒界上也亮相10年了，多少能體會這行頭裡的人到底遇上了甚麼困境。至少，我認識一些偶像。

例如一位很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無論去到哪裡都是前呼後擁，人山人海。但她就是喜歡躲進酒店房間，連樓下餐廳也不敢進，平常更是不上街。又如許多大牌明星，不時會在訪問裡抱怨自己失去了人生樂趣，說自己從前愛在路邊買小吃，如今就得像戒毒一樣戒魚蛋戒雞翼，除非找助手去街上買回來。

每次聽到這類消息，一般人最易生起的感覺就是「活該」；或用廣東話講，那叫做「食得鹹魚抵得渴」。既然你憑觀眾喜愛得到了今天的地位，又怎能投訴觀眾對自己的迷狂？橫亙在明星與粉絲中間的，當然是一大片模模糊糊的幻想地帶。撇開學術用語不講，我們其實能夠用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說明這種幻想的生成。

有沒有發現電視和電台主持人都喜歡把「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當做口頭禪？左一句各位「親愛的觀眾」，右一句「親愛的朋友」，說得十分自然，大家聽了也不以為奇，可是只要多想一步，便能看穿這句話其實是多麼地奇怪，多麼地不自然。那些主持人只是對著一個鏡頭和一個麥克風說話，他們把誰當成「親愛的朋友」呢？是攝影機還是麥克風？而受眾坐在一具電視機前，根本不認識螢光幕裡那個正在說話的人，一不是他的朋友，二也不大親愛，又怎當得起「親愛的朋友」這個種稱號呢？

然而，整個行業就是把這句話當成常規，不說不舒服，絲毫不覺這句話製造幻覺的作用。即使它沒有太大的效果，但加上主持人親切的笑容、友善的態度，它就是一個縮短實際距離的手段了。一個主持人絕對可以友善親切，在節目裡和老友言笑晏晏，只不過他不該忘記經過電子媒體的放大和散佈，加上「親愛的朋友」這一類的常規造作，他就必須和所有人做朋友，任何時候都得保持螢幕上的老友形象了。

梁文道：獸首是如何成「國寶」的

【甘肅日報-文摘】獸首事件主角蔡銘超3月16日接受楊瀾採訪時自稱感覺像小偷，並表示想跟公說：「這個事情到此為止吧!」而追討獸首律師團律師劉洋則對媒體表示，將追索「獸首」進行到底。

事件發展至今，當事人希望「到此為止」，群卻樂此不疲了，追討國寶的目的和意義也變得越來越模糊。我們不妨來一番假設，假如法國政府公開譴責藏獨，假如巴黎市長宣佈不再歡迎達賴喇嘛到訪，假如圓明園獸首的持有者原來一直是某個反藏獨組織的幕後資助人，那麼，中國人還要不要抗議佳士得?還想不想取回大家口中的那兩具「國寶」呢?

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挑釁，而是想要指出當前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麼情緒化；相反的，它很理智，而且很「顧全大局」。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俄軍擊沉中國貨船一事幾乎在同時發生，但大家卻把最大的矛頭指向法國了。莫非那兩具獸首竟比幾條國民的性命更值得大家憤慨，更能激起大家的怒火?

如果國人真的覺得國寶重要，海外流失文物必須返鄉，我們就該把它和一時的狂熱分割開來，把它和短期的國際戰略分割開來，把握任何時機任何場合提出自己的訴求，而且不管訴求的對象是誰，和中國又有什麼關係，總之就是不厭其煩地年年講月月講。可惜的是，我從未見過追討海外流失文物曾經成為重要的外交議題。

可是，「國寶」真的和民族主義沒有一點關係嗎?再想深一層，便知實情恰恰相反，「國寶」這個概念根本就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物。為什麼我們能夠把原屬皇家私藏的珍寶「公有化」，上升到「國寶」的地位呢?那是因為現代民族國家構造出了一個跨越時空，把歷代先人與無數大聯結起來的群體。因此，世界各國方能在共和政體成立之後，紛紛充公昔日宮廷，將它們變成國家的博物館，把裡頭的東西變成國家的珍藏。你必須預設一個理性上抽象感性上實在的民族集體，才能說那些東西是人民所造，本該屬於人民。

國家博物館幾乎是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必備要素，它和其他一國寶既是國家的發明，也是打造國民身份認同的利器。我們在文物裡頭看見歷史，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成品中歸納出一種連續的歷史，一個延綿不斷的民族。我們在珍寶裡頭發現驕傲，將不同背景不同地區的巧構視作先人的智慧，一種與今天的我不無關係的智慧。任何國家博物館都是界定國民身份和尊嚴的空間。

發現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大部分人都覺得他以廉價交易古代經卷給斯坦因是財迷心竅，出賣國寶；也有人認為那是當時地方政府的責任，不理他多次提出調查的籲請，才逼得他走上這條迂迴的存寶之路。其實無論是王道士，還是那時的地方政府，恐怕根本都還沒有現代的「國寶」概念。因為民族國家是個新事物，意義與制度俱在構造之中，未及普及未及成形；你叫他們怎麼去捍衛一個他們不知道的東西呢?

先有寶貝，才有國家，再有國寶。由於「國寶」總是被指認被發明和被構造出來的一種歷史產物，所以它的內涵和外延也是不穩定的。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個未完成的計劃，所以它也跟著一起變。國家的政策與國民的意識有可能使得一件原來的朽木變成國寶，也有可能讓一件原來的奇珍化為廢料。在這個意義上講，10年前我們連聽都沒聽過的圓明園獸首竟然成了頭號國寶，也就不是一件可怪的事了。畢竟，它的價值不在它自身，而在我們的需要。

(摘自《時代周報》2009年3月19日)

梁文道：馬列教育比馬克思重要？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當我第一次和大陸的朋友聊起馬克思，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們說的那個馬克思真是我們所知道的馬克思嗎？德國人馬克思怎麼會說出「人定勝天」這一類的話呢？莫非還有一位姓馬名克思的中國人，只是我不知道？後來我才曉得，原來接受「馬列主義教育」不一定就得讀過馬克思的原典；即使是讀，也可以擇章摘句，片斷零碎地讀。「馬列主義教育」的重點並不在於讓大家親自體會馬克思和列寧原著的意義，而在於圍繞它們生出一套信仰，一套價值觀，以及分析世界萬事的框架。或者用皮耶．巴亞德（Pierre Bayard）的說法，大陸馬列主義教育的結果是一座「虛擬圖書館」。它的目的是要「維持一個具有共識的空間，讓實體的書籍被虛構的書籍所取代」。「在這種文化脈絡下，書籍，不論是否閱讀過，會形成第二種語言，透過此語言我們可以和自己對話，與他人溝通，在有衝突時捍自己」。巴亞德就是《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的作者。這本書我前年還特別在此談過，而且是在呼應該書精神的情況下不讀而談。後來才總算看到了英譯本，而且中譯本也都出來了（先上市的台灣版把書名改成《不用讀完一本書》，盡失原書的機巧聰明，但願接下來的大陸版可以忠實一點），不妨乘機再說兩句。這本書的確是聰明的，一方面教人不用讀書，另一面卻引經據典地提供不讀書的理由，因此免去了反智的指摘，為不讀書卻又誇誇其談的風氣添上很有書卷味的辯護。更聰明的地方，是巴亞德挪用了不少「接受美學」等評論界熟悉的理論，加以改造，將文學註釋的傳統擴大為書籍閱讀的傳統，於是就好像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張。例如「虛擬圖書館」這個說法，它其實是文學史裏的常見現像：對杜甫的詮釋傳統變得比杜甫本身還大，乃至於一談杜詩就免不去苦攻格律，眉頭深鎖的刻板印像。久而久之，連很多在中學時期只背過幾首杜詩的人也都能似模似樣地比較李杜之別，靠的就是這所虛擬圖書館。巴亞德不只把這個現像應用在一切種類的書籍上，他更要指出認識這些詮釋傳統才是最重要的文化修養，比真正讀過原典還重要。換句話說，你可以指摘別人只知道「看不見的手」，卻不細讀亞當．史密斯的道德哲學；但你不得不承認「看不見的手」已經成了亞當．史密斯的招牌。假如你精研《國富論》，卻不曉得一般人提起亞當．史密斯的印像是甚麼，不知道傳媒裏頭借用「看不見的手」這個比喻時的作用是甚麼，你就算不上是一個有文化修養的人。至少，你不具備足以與人溝通的修養。巴亞德言之成理。只不過我是在真正讀過《如何談論你還沒讀過的書》之後，才曉得他果然有理。

梁文道：「兩會」很重要？

　　我知道「兩會」很重要。所以每年開「兩會」,都有大批記者集聚北京。可是老實說,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頭,我根本無法在排山倒海的各種報導裡瞭解「兩會」到底重要在什麼地方。

　　諸如確立國花可以刺激經濟、配偶可向第三者索賠等一大堆古靈精怪的言論,「兩會」本質上最重要的東西就此淹沒在網友的嘲諷咒罵聲中。

　　全球新聞界苦於「資訊娛樂」(infotainment)久矣,嚴肅課題的娛樂化處理會轉移受眾視線,追求感官效果多於理性思考,把全體公民貶為一群消費者。但中國的情況其實和外國有根本的差異,並不是因為受眾厭倦正經的議題,而是不知從何說起,只好藉著歡樂宣洩心中壓抑的不滿———不滿「兩會」代表委員的表現。

　　的確,「兩會」新聞的娛樂化、花邊化,並不會是媒體從業人員本身的問題。相反地,我相信大部分編輯和記者其實也想認真對待自己的專業責任。

　　要理解新聞的專業責任,我們不妨從一個更寬廣的框架著手,一種「公民文化框架」。不論你認為民主是什麼東西,也不管你相信中國政治的民主改革應該走哪一套模式,恐怕都得接受這個框架之下的四種內容:1.公民有知悉公共事務的權利。媒體不只要盡其所能地報導這些資訊,還得代表公民挖掘許多被政府忽略甚或掩埋,但又不是不重要的訊息。這也就是一般所謂的知情權了。2.光是知情,空有資訊,卻缺乏解讀資訊的能力,猶如文盲對著一堆書本,那又有何意義呢?所以公民還必須擁有「公民辨識」(civilliteracy)的權力,學懂瞭解公共事務的方法,能夠理會各種政策與法令的含義。3.只是知道訊息, 讀得懂政策文件,一個人還不算是個完整的公民,因為他欠缺獨立思索和判斷的能力,不曉得怎樣清晰地陳述自己的想法。故此,公民還得配備形成意見的能力；而獲取這種能力也是一種應有的權利。4.既然對公共事務有意見,那麼一個人當然還得有表達意見的機會,與其他公民溝通以造成輿論,向執政者發言以實行監督和創議的職責。用平常的話語講,這就叫做言論自由了。

　　一般以為,新聞媒體在公民文化權利的推廣上有很重要的角色:首先,它要回應公民的知情權；其次,它可以協助大家讀懂資訊,提供恰當的脈絡和相關知識；然後,在單純的消息羅列之外,它提供一套敘事,方便大家考慮和推理；最後,它提供平台,讓公民有機會發表言論,共商國是。

　　那麼,近日有關「兩會」的報導是否可以滿足這四種重要的文化權利呢?就拿備受關注的四萬億提振內需計划來說吧,我們能夠在報刊和電視上得知它的詳情嗎?如此龐大,關乎每一位國民福祉的工程,大家能在媒體中窺得它的背景知識,再由此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斷嗎?公民是否可以藉著媒體鋪架的平台暢所欲言, 對有關部門施加影響呢?

　　我必須說,情況並不令人滿意。從會議的開始到結束,四萬億始終是一筆未曾細化的數字,許多重大的政策和預算方案也只徒具粗略的線條,罕見精細的分析。這是媒體不夠主動?還是它們心有餘而力不足?難道是「兩會」規模太過龐大,消息多得來不及消化了?抑或是大家面臨了根本的限制,新聞源頭本身就很乾涸?

　　我們知道「兩會」重要,所以每年「兩會」都是媒體最忙碌的日子。可是他們忙了半天,受眾到底知道了什麼呢?除了有趣的言論、要人的姿勢,以及熱鬧的場面；我們知道的就是「兩會」很重要。

梁文道：一位台灣人類學家的香港廚房課（《廚房裡的人類學家》推薦序）

【飲食男女】一頓晚飯一個人花一千元港幣到底是太貴還是太便宜呢？這得看你是從甚麼角度來看這頓飯了。假如你是一般食客，你或許會覺得這簡直是窮奢極侈；但你若是一個餐飲業的行內人，你可能就會認為這一餐的取價恰到好處，甚至物超所值了。

莊祖宜就是如此一位內行人，全靠她，我才知道香港星級餐館真是艱苦經營，在那裡吃飯實在是太過「划算」。而這位香港內行人，居然是個台灣女子。

就我所知，香港至少有三位會吃會寫還會煮的台灣女子。一位是黃寶蓮，她的手勢我親口嘗過，果然配得上美食散文家的身份。另一位是蘇珠兒，雖只拜讀過她的作品，但字裡行間也能讓人讀出她舞刀弄鏟的利落身影。最後，就是號稱「廚房裡的人類學家」的莊祖宜了。

「飲食研究」是過去二十年來的新興學術領域，裡頭甚麼人都有，例如研究中菜西傳歷程的歷史學家，分析英國人外出用餐意義的社會學家，解釋咖啡和全球化關係的經濟學家；其中最龐大的勢力當屬人類學，因為他們大概是最早把飲食當作嚴肅課題的學者。年前我在網上無意撞進莊祖宜的博客，看見「廚房裡的人類學家」這個博名，還以為她真是一個很正經的學者，正在廚房裡面做現場考察，把灶台當做田野。一路看下去，才曉得她是個變節的人類學家。

莊祖宜本來也該是位有前途的學者，活在哈佛那麼好的學術氛圍裡頭卻不寫論文，反而誤墮塵網，跑去有名的「劍橋廚藝藝學院」學做菜。而且這一去就再也回不了頭，徹底陷入不見日光的爐灶生涯。所以，她才能用文字告訴我們香港星級餐廳背後的秘密。

人類學原是盛產變節者的學科。我上大學的時候就曾聽說宗教系裡有位研究道教的法國人類學家，不遠千里而來跑到中國上山求道，結果乾脆出家當了道士。後來他到底有沒有回到學院，我就不大清楚了。

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因為人類學家講究進入田野，要想方設法混進研究對象之中，學當地人的語言，穿他們的衣服，吃他們的食物，甚至用當地人的腦子去思考去感覺。然後他必須跳出來，回復自己的學者身份，再把之前一切體會一切經歷化成研究題材。

這一跳甚是關鍵，有人就是移情移得過火，到了彼岸之後再也回不來。於是才有變成了北美印地安巫師的人類學家，滿口西西里方言說得和黑手黨一樣純正的人類學家。莊祖宜有點不同；嚴格講，她不是一個人類學的叛徒，而是終於回到了廚房的信徒。


小時候看烹飪節目，非常不理解為甚麼電視裡的廚師總是先把所有材料分門別類一一放進小碗小盒裡，整整齊齊；明明一般人家的廚房都不是這個樣子呀。大人們說：「那是演戲！真正做菜哪有這麼整潔」。於是我也一直以為那是為了讓觀眾看得明白，真實的廚師不可能把時間花在這些地方。後來我才知道標準的西廚程序的確有一道必不可少的「mise en place」，就是在正式做菜之前，先將一切材料洗淨切齊，放置在大小不同的容器之中。

也許這就是為甚麼很多在家做飯做得不錯的業餘者一旦受不住鼓動起念開了自己的餐廳，跟著才發現在家煮菜與開店營業根本是兩回事，最後往往敗興而歸的原因了。雖然都是廚房，但那的確是兩個不同世界的廚房。所以我喜歡看那種近年很受歡迎的行內人自述，看那些資深大廚的不堪回憶與實習生煉獄歸來的心得，它們能把我導向我所不知道的世界，打開我從未開啟過的那道門；隔開用餐區與廚房的大門。

莊祖宜的博客也是這類內行人自述（也可以說是一個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筆記）；對我來講它還別有一層特別的意義，那就是讓我這個香港人得以窺視香港星級餐館的內幕。例如剛在今年摘下米芝蓮二星的Amber，她在那裡實習的頭幾天要從早上十點站到晚上十點，幹的就是整理冷盤材料的辛勞：

「在冷廚裡每天有成箱的沙拉葉苗，我必須一片片摘除嫩莖，稍有壓痕或缺角即丟掉；小黃瓜絕不用到中間有籽的部位；青椒紅椒不止去籽去莖，還要去皮去彎勾，因為這樣切出來的細條才會長短厚薄一致」。

「由於季節轉變，前兩天送來的甜菜葉竟有掌心那麼大，遠超過我們要求的指尖般嫩苗尺寸。但葉子都已經收成了，也不能讓它長回去啊！所幸廚房裡有我這種卑微的學徒，當場奉命把重達三公斤的整箱甜菜葉逐一剪為指尖大小，而且務必配合葉脈紋路以求逼真……我對著玻璃顧影自憐，心想付錢的大爺們在享受這道前菜時，哪裡會憐惜我付出的青春？」。

沒錯，我們真的不會憐惜。因為我們平常在這種地方吃飯根本就沒想到牆後面有幾十個人組成的部隊正在分工埋頭，流血流汗；而其中就有莊祖宜這樣的學徒，以及從這個位置苦幹經年逐漸上爬甚或摔了出去的熱血青年。坦白說，我們甚至也不一定會留意一盤沙律上的青椒是否切得大小一致，甜菜菜葉脈修整得合不合理，為了保持溫度從烤爐裡直接拿出烤雞的那雙手；我們只是張口大嚼。

在莊祖宜的筆下，香港名店的廚房裡頭有一堆這種心懷夢想苦練實幹的青年，例如一個背得出Nobu食譜的菲律賓人，一個把實驗筆記本塗得密密麻麻的年輕糕餅師。他們不上電視不上雜誌，默默無聞，薪水低、壓力大，滿身傷痕滿臉倦容，不如何日能夠達成大廚的願望。與這些人相映成趣的，是地上一大堆花期已過但又賣不完的貴價進口食材，以及被剪下扔掉的菜頭菜尾。為的就是弄出一盤我們吃來覺得還可以的菜，甚至是米芝蓮指南上一顆星與多一顆星的差距。可是，上得了米芝蓮也不代表甚麼。莊祖宜曾經加入一家充滿熱情小夥子的新餐廳，大家用心奮鬥，對抗逆市危機，然後在米芝蓮指南出版之前的幾個月關門退場；而指南上還說他們「溫暖清新……每個步驟都是革新和創意之舉」……。

莊祖宜提到的好幾家餐廳，在我的印象裡面都是取價不菲，但水準又不至於驚天動地。不過在看完她的博客之後，我總算學到了憐惜，憐惜可貴的食物，更憐惜那些耗了無數光陰在它們上頭的人。從這個角度看來，一頓千元一客的晚飯，的確不貴。

梁文道：國寶的生成

【am730-觀念】假如法國政府公開譴責藏獨，假如巴黎市長宣布不再歡迎達賴喇嘛，假如圓明園獸首的持有者原來一直是某個反藏獨組織的幕後資助人；那麼，中國人還要不要抗議佳士得？還想不想取回大家口中的那兩具「國寶」呢？提出這個問題，不是為了挑釁，而是想指出當前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不如很多人以為的那麼情緒化；相反地，它很理智，而且很「顧全大局」。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甚麼俄軍擊沉中國貨船一事幾乎在同時發生，但大家卻把最大的矛頭指向法國了。莫非那兩具獸首比國民幾條性命更值得大家憤慨，更能激起大家的怒火？如果國人真的覺得國寶重要，海外流失文物必須返鄉；我們就該把它和一時的狂熱分割開來，把它和短期的國際戰略分割開來，把握任何時機任何場合提出自己的訴求，而且不管訴求的對象是誰，和中國是否有關係，總之就是不厭其煩地年年講月月講。可惜的是，我從未見過追討海外流失文物曾經成為重要的外交議題。

可是「國寶」真的和民族主義沒有一點關係嗎？再想深一層，便知實情。恰恰相反，「國寶」這個概念根本就是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物。為甚麼我們能夠把原屬皇家私藏的珍寶「公有化」，上升到「國寶」的地位呢？現代民族國家構造出了一個跨越時空，把歷代先人與無數大眾聯結起來的群體。因此，世界各國方能在共和政體成立之後，紛紛充公「昔日宮廷」，將它們變成國家的博物館，把裡頭的東西變成國家的珍藏。你必須先預設一個理性上抽象感性上實在的民族集體，才能說那些東西是人民所造，本該屬於人民。國家博物館幾乎是所有現代民族國家的必備要素，它和其他一眾國寶既是國家的發明，也是打造國民身份認同的利器。我們在文物裡頭看見歷史，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的築成品中歸納出一種連續的歷史，一個綿互不斷的民族。我們在珍寶裡頭發現驕傲，將不同背景地區的巧構視作先人的智慧，一種與今天的我不無關係的智慧。任何國家博物館都在界定國民的身份和尊嚴。發現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大部分人都覺得他以廉價交易古代經卷給斯坦因是財迷心竅，出賣國寶；也有人認為那是當年政府的責任，不理他多次提出調查的籲請，才逼得他走上這樣迂迴的存寶之路。

其實，無論是王道士，還是那時的地方政府，恐怕根本都還沒有現代的「國寶」概念。因為民族國家對當年的國人而言，是個新事物，意識與制度在構建之中，未曾普及未及成形；你叫他們怎麼去捍衛一個他們不知道的東西？國家政策與國民意識有可能使朽木變國寶，也可能讓奇珍化廢料。

在這個意義上講，十年前我們連聽都沒聽過的圓明園獸首竟然成了頭號國寶，就是一件可怪的事了。畢竟，它的價值不在它自身，而在我們的需要。

梁文道：陳文敏心知肚明

【am730-觀念】「他自己知道」：這是我常常在中國官員口中聽到的一句話，每次都覺得很刺耳。後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審問犯人的常用語，而且是源遠流長，不計東西，大家都很喜歡在假裝無辜的疑犯面前拋下一句：「你幹了甚麼好事，你自己知道。」從中古歐洲宗教法庭審訊異端，納粹拷問地下抵抗軍，一直到國民黨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盤查左翼分子，他們都會用這一招迫得對手惶恐不安，然後坦白從寬。

雖然這句話沒有說明任何罪狀，但它已經清楚表示，嫌犯的種種行跡，審訊者其實一清二楚。如今是要他自己親口招認，一一道來。當然，真實的情況也許是審問者根本沒有掌握到足夠的罪證，所以藉此威嚇對手，讓他困惑，使他害怕，然後說出一些連審問者都不知道的詳情。這整個過程的核心就在於「交心」二字。所謂「交心」，類似於宗教上的懺悔，比如天主教裡的告解儀式。你的所做所為，天主自然曉得；可是你必須深刻自省，親口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不斷向內挖掘，越挖越深，直至那不可測的暗淵。在這個過程裡面，有些本來堅信自己清白的人會開始動搖，懷疑自己是否失憶，明明幹了壞事，卻怎麼想也想不起來。要是審訊者懂得操控情緒，營造出一股宗教式的道德氛圍，受審的人也許就會供出一堆他原以為無關痛癢的細節，甚至主動修改以至於虛構自己的記憶，以配合審訊者的要求，我們在很多有關文革的記述裡都能發現這類看似不可思議的怪現象：一群人越審越軟弱，把自己分裂為二，一方面嚴苛地檢索自己，另一方面則把自己變得柔順非常；將審訊雙方的攻防關係化為單向的配合，一條條地道出自己的過往言行，務求審訊方滿意點頭。到了最後，被審者完全壓服在審問者和他代表的權威跟前，成了一個再無遮蔽，透明的赤裸罪人。這種技巧的高明，是它使審問者立於道德上的不敗之地。「你幹了甚麼」，注定一開始就把領受這句話的人放在被動的位置，令他處於防守的弱勢。最近，香港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陳文敏受邀至澳門大學演講，卻在澳門入境時被人攔截遣返。澳門出入境事務廳警員當時只是告訴他：「你在名單上頭」。這事後來引起了軒然大波，人人熱議，因為陳教授非但不是任何政黨的成員，而且還是一位名重士林的學者，言行向來溫文，從無過激表現。於是大家就猜那是不是因為當年他曾置疑《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提出的立案建議；傳媒也很好奇澳門方面所說的「名單」到底是怎麼回事，又根據甚麼標準制定。然後，澳門政府的發言人出來解釋了，他說：「陳文敏做了甚麼事，他自己知道。」

梁文道：網民代表的代表資格

【南方周末-自由談】我們常常讓網絡主導傳統媒體，似乎互聯網才是最重要的"新聞現場"假設有這麼一座城市，為了計劃未來的交通模式，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市民代表會議，徵求各界意見。這個代表會議計有公交司機代表三人，私家車主兩人，腳踏車界代表一人，行人界代表一人，婦女代表五人，東區代表兩人，某報讀者十人，運動員代表十二人，喜歡穿紅色衣服的五人，足球球迷七人，不吃羊肉的六人，留長髮的三人……後來，由於有人打電話到廣播電台投訴這個會議缺乏代表性，當局又很順應民意地特別增設電台聽衆代表四人。

請問，增設聽衆代表算不算是一個開明開放的舉動呢?

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這個會議最大的問題是各個代表範疇的設置太過混亂，太過隨意。為什麼不吃羊肉的人也能成為一個界別呢?難道它和喜歡穿紅衣服的人可以相提並論，同時成為產生代表的人群類型嗎?接下來，我們還會注意到那些代表人數的問題。為什麼行人的代表只有一人，私家車車主卻有兩個代表，莫非行人的數目要遠遠少于私家車車主?

這當然是一個極其荒謬的假想，但它卻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代表」這回事的根本邏輯。首先，它在席次的分類上要達到一致的區分原則；所以許多市議會以地區為基礎範疇選出議員，有些咨詢組織以行業為基礎任命不同種類的成員，而且都得在各自架構內窮盡所有地區和行業類別，不可任意在全市六區內挑出兩個區產生代表，再搭配幾種特殊行業的成員，就胡亂組成一個號稱很有代表性的議會。其次，各種類別的代表數目也應該有一個說得通的理據。最簡單的就是按人數比例計算，譬如每十萬人產生一名代表。又或者著眼于每區的獨立區權，不計各區人口多寡，區區都有五名代表。

從這個簡單的邏輯看來，無論是雲南省委宣傳部為了「躲貓貓」事件成立的網民調查團，還是洛陽的網民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其實都有它們的缺陷。尤其人大和政協都有自己的推選原則，前者看地區，後者依界別，網民究竟算是哪一區哪一界的呢?盡管洛陽那三位網民代表後來澄清自己「不是網民當選，是公民當選」，但仍然難掩網絡是他們獲選平台的事實。所以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追問網絡到底是個什麼平台，網民又是什麼樣的身份了。假如粗略地把網絡看作一種訊息發放和交換的平台，將網民視為這個平台的用家，那麼是不是也該有既讀報也寫信給報社的「報民」代表?甚至純靠口頭交流的「口耳相傳界代表」呢?我們同樣也能在這兩個範疇里推出特別有貢獻的公民去人大和政協，對不對?

我在上課的時候請同學計算一下去年紅遍全國的新聞事件，看看其中有多少是首先在網上揭發或者炒熱，然後主流媒體才跟進報道。結果大家發現比起其他國家，中國媒體的現狀殊為可怪：別的國家還是以傳統媒體為第一新聞來源，網絡則是延伸變異；只有我們，卻是常常倒過來讓網絡主導傳統媒體。難怪有些記者花在電腦前的功夫比在現場調查還多，似乎互聯網才是最重要的「新聞現場」。所以致此，全是傳統媒體力有未逮的責任。

同樣地，網民在中國政壇上的崛起亦可作如是觀。雖然「電子政治」(e-politics)的探討開發頗有時日，但它仍然要以最根本的政治原理為前提，不能視代表界別等基礎問題如無物。可是我們又都知道，在中國的政治決策流程中，民意的輸入向來是個難題。於是只好在非常時期採用非常手段，讓網民這種古怪的代表去代表一下公民了。

梁文道：香港是個大飯局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自小我就聽說中國人最特別的地方是在飯桌上談正事；人家老外約見面選擇很多，可以去公園散步，可以來杯歡樂時光；我們則千篇一律開飯局。這個說法當然不盡符實，因為吃飯也是他們解決問題交誼感情的常見手段；只不過我們飯局的密度比較高，用處比較廣吧了。而說到飯局文化，恐怕是到了香港人手上，才真正發揚光大，成了能登大雅的堂堂正道。

前陣子看評論家安裕先生在《明報》的專欄，他寫出了一則我也一直很想談談的公案，那就是「馬會北京會所事件」了。話說馬會去年在北京市中心新闢的金寶街上拆了許多胡同民房，換上一座富麗堂皇的仿古建築當會所，提供奢華住宿，精緻美膳，雖然苦了不少原居百姓，卻讓非富則貴的會員多了一個落腳點。奇怪的是，有那麼幾天，香港各大報刊有幾位專欄作家幾乎同時論及這個分會；不是說幕後主事者通天拆胡同的本事，而是說這家會所的環境優美，服務上乘。很明顯，這批作家都去住過了。那麼，是因為他們都是會員，又湊巧在同一時段遊玩北京，還湊巧地在同一時段為文抒懷嗎？熱心讀報如我輩，難道就不覺得奇怪，天下竟真有這等巧合嗎？數份報刊的名家竟然同時覺得北京馬會很值得介紹？

這則公案，自是香港飯局公關的一次勝利。發展了這麼多年，我想一般讀者應該也能在各種媒體上嗅出那股獨特的飯局味了吧。

所謂飯局，不是一般交際往來；而是為了替某家財團說項，為某個新開的場所宣傳，甚至是直接推銷一樣產品，請一批在媒介上各佔山頭的人物共聚一堂，讓飯桌成為一場推銷活動的舞台，使公關鼓其如簧之舌，令眾人願意為他獻出小小的方格或是短短的時段，在受眾心中形成一股「輿論聲勢」。讀者或聽眾以為自己收到的是作家或名嘴的「誠意推介」，卻不知這其實只是個隱藏的廣告特輯。

為甚麼那批媒體人願意被說服呢？最赤裸的情況也許是有實質的好處，或者一趟免費的旅行；更常見的則是為了「友誼」，保持一個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交際形象。大家有往有來，說不定哪一天就輪到自己受人所託，也得出面組織幾個飯局。這是個說不清的人際關係網，一切利潤皆能遠期兌現；重點是不要讓它「斷纜」，人家給你面子，你也要給人家面子。久而久之，有些人甚至以此為專業，寫作反而成了副職。

有時候在報紙上看見這種飯局文字，我不禁猜想編輯到底會不會出稿費，還是乾脆把專欄當做分類小廣告，反過來分租給那批作家？在香港寫作，稿酬一般不高，莫非是大家對這現象早已心照不宣，有了默契，反正你有「另類收入」，我幹嗎還給你那麼多錢潤筆呢？至於讀者，難道不會日久生疑，厭棄這些軟性公關，使全行聲譽一起下跌嗎？

原來不會。相反地，大家欣然接受；這個潛在的江湖居然玩成了公開的文化，飯局成了一種最真誠最親切的交誼方式。受眾還很樂意有這麼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名人飯局圈，很希望窺探這圈人今天和誰吃過飯，又都說了些甚麼。於是寫手和主持也就別無顧忌，在自己的地盤裡暢談今天和誰吃過飯，收到甚麼風。換句話說，飯桌取代了思考、調查，與閱讀，變成一些人的資訊來源，把自己在局中吃到的東西略經消化，再排洩出來餵給我們；而且這一切本應隱而不彰的遊戲竟然都能公開示人，不必神秘。

我們不止不厭惡，說不定還很喜歡幻想自己也是座上客。到了這一步，飯局也就能夠做成電視節目了，甚至還是大家心目中最真誠最有文化的一種節目。

梁文道：圓明園的故事

大英博物館是一種述説文明的方式。它要說的故事是從大門左手邊開始的，那裡有埃及、巴比倫、希臘以及羅馬展區，它們是文明的根源。大門的右方，則有美國等「新世界」地區，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階段。

至於中國，則與其它亞洲展區並存於大門遙遙相對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對它自身的獨特軌跡和性質。同時，它又是一座帝國的記憶。那些填充它敍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總總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説明大英帝國昔年的強盛、詭詐和霸道。

相對於此，雅典的衛城遺蹟所要告訴我們的，則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榮，兩千多年以來屢遭天災、兵燹和掠奪，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殘缺的片斷誘發遊人思考那已不復存在的全體，和其間蘊涵的意義。

不過，儘管周圍有許多招攬遊客的小販，但是整座廢墟仍然不失歷史的莊嚴，沒有過度惡俗的裝點，不曾淪為任人蹂躪的樂園。每一個去過巴台農神殿的遊客都會忍不住想像，要是大英博物館裡頭的石雕全都運回此處，放在它們原來應有的位置上，那將會是何等壯麗的景觀呢？

至今為止，希臘當局已經成功向瑞典、梵蒂岡和意大利等多個國家取囘了不少衛城遺物。只有英國，仍在輿論的巨壓下，力圖保留大英博物館的鎮舘之寳。儘管如此，雙方的談判也還是有進展的。最起碼，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實在站不住腳，只能用租借或其他合作方式爭取最大的利益。

在這樣的脈絡下，看圓明園獸首拍賣事件，或能察照出不同的方向。首先，經過重重轉手，現在那幾具獸首的物主並非國家，而是私人，爭討工作因此分外困難。從中國民間的情緒看來，大家對圓明園的象徵意義又的確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假定在獸首無法順利回歸的前提下，中國自己應該要先做些什麼。

比如説，我們可以升級圓明園的管理權，把它從北京市海淀區政府轄下的圓明園管理處變成國家級的遺址公園管理局，不要再讓人進去拍完電影留下被破壞的植被（這正是當年《無極》劇組人員的作為），還要拆除後來興建的飯館和商店（根據北京林業大學曹麗娟的調查，此類建築竟然佔了長春園15%的景點），還它應有的尊嚴。

然後，我們用它去說一段故事。

這段故事自然與國恥有關。

史學家汪榮祖先生在《追尋失落的圓明園》中指出，現代中國人之所以不能忘懷一座皇家園林的命運，是因為他們非常困惑，「為何西方人會犯自己訂立的國際法，該法明確禁止在戰時從平民或國家元首手中，掠奪可以帶走的私人財產」，尤其是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的那一回，因為列強剛剛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戰時掠奪的「海牙公約」。可是，它的意義又不是應該僅限於此。因為圓明園的淪落破敗，除了西方，也有中國人自己的責任。英法聯軍撤離沒多久，附近居民就跑進去洗劫木材了。滿清顛覆以後，從軍閥到民國政府，從高官權貴到民間盜匪，更是對僅存的遺蹟上下其手，巧取豪奪。新中國建立了，遺址毀滅的過程也並沒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農地與交錯的通路。再來則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樹木，增添了不少工廠……
　　
因此，這個故事是複雜的，但它的主旨卻可以很簡單；那就是尊重歷史，珍視我們手中一切寶貴的物質記憶。任何遺址公園或災難紀念館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應狹隘，它的指涉可以廣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猶太浩劫紀念館」，它們的設立不僅僅在於讓猶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內向的團結意識，還在於讓非猶太人(包括德國人)深刻自省，瞭解到走向深淵的道路是怎麼搭成的。也就是說，遺址與博物館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對自己人說話，也要對外人說話；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奮進；因為道德原則並不止於國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圓明園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除了教育國人愛國，它能不能讓西方遊客省思帝國主義的殘暴？它展示了外敵造成的傷痕；但它有沒有提醒我們，就在今天，就在我們週遭，仍有無數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貴的建築倒在推土機下呢？假如中國人自己不顯示出阻止物質記憶毀壞的決心，又如何能像希臘那樣在國際輿論上站穩道德高地，贏取廣泛的同情呢？
　　
比起獸首，中國更該取回、也更容易通過外交途逕取回的圓明園遺物，其實是藏在大英博物館的《女史箴圖》，法國楓丹白露的文源閣《四庫全書》殘本。假如真有這麼一天，政府預備開口要求，我們就需要更穩固的基礎去形成聲勢。而那個基礎，就在圓明園，和它代表的道德權威。所以，我們今天應該先問自己:你尊重歷史嗎？

梁文道：酷拉丁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一直覺得拉丁文是種很唬人的語言。唸書的時候，有學長站在火車車廂裏讀拉丁文本的塞內卡，我就覺得他特別有型，身上彷彿罩了一層光暈，把他和這喧鬧的俗世隔了開來。又曾聽人說過，某某某的公子真了不起，在英國上公學的時候就懂得用拉丁文寫詩了，不愧是藍血名門。後來還在一家名牌大學親睹學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上以拉丁文頌辭，雖然台下應該沒人知道他究竟在說甚麼，可是大家卻頻頻點頭，好像冥冥之中自有他心神通。

好在，法國文化史家瓦克（Francoise Waquet）在《拉丁文帝國》裏頭為我揭穿了真相。原來寫拉丁詩根本就是老派中學教拉丁文的必經課業，沒甚麼大不了。其實，自從十六世紀以來，絕大部份的拉丁詩都是學生習作，就和我們小學的英文作文一樣，簡陋而平庸。真正的詩人才不會用拉丁文寫詩，而那些學過拉丁文的少年也很快就連它的基本文法都忘光了。

這個現象是拉丁文之謎的佐證。打從十六世紀之後，拉丁文就已經被很多人認為是種死語言，偏偏它卻死而不僵，又苟延殘喘了數百年。直到今天，還有許多地方中學生選修這門古典語。到底是甚麼原因使得該死的死不去，還幽魂般地活在各種新發現植物的學名上呢？

尤其它還這麼難學，幾百年來都是無數歐美中學生的噩夢；一說起拉丁，很多人就會想起複雜的文法，總是不肯投胎的羅馬將軍與議員，以及嚴厲的斥罵和無盡的體罰。例如邱吉爾，他回憶當年苦背詞尾變化的痛苦說：「這東西究竟是甚麼意思？意義何在？在我看來，這純粹是冗長單調的述」。他就是不明白為甚麼Mersa同時是「一張桌子」（主格），又是「桌子啊」（呼格）。他的老師解釋：「當你對一張桌子講話，祈求一張桌子保佑時，就會用到『桌子啊』這個詞」。邱吉爾簡直驚呆了，「可是，我從未做過這種事」。然後，他的老師給了一個標準拉丁文老師的答案：「你要這麼不禮貌，當心我處罰你，我可警告你，是重重處罰你」。

假如連邱吉爾的拉丁文都這麼爛，報考軍校三次三次都考不上（當時的軍校居然要考拉丁文！），其他人的程度思過半矣。甚至早在十八世紀，當拉丁文還是所有學生必修科目的年頭，情況就已相當不妙了。瓦克引述法國作家梅西取給出的一個數字：「他們花了七、八年的時間學拉丁文；結果一百名學生中，有九十名畢業時還不懂這個語言」。要知道當時的小孩幾乎把三分之二的上課時間耗在拉丁文上頭，從這個角度看來，這大概是人類語言學習史上效益最低的一門課了。

沒錯，拉丁文是泛歐共同語，不同國家的使節王室會面簽約多半以它為本，文人學者組成的精神共和國更是統一在拉丁文之下。牛頓在劍橋教書用的是拉丁文；笛卡兒雖有法文《方法論》，但他的拉丁文寫得其實比法文流暢得多；探求學問，討論交流，實在不能擺脫拉丁文，猶如今日不得不在英文為主的國際學刊發文章。問題是那些學者文人的拉丁文真能好到讓彼此明瞭的地步嗎？瓦克對這點也十分存疑，他勤翻文檔，找出許多類似的現場報告，劍橋大學的哲學家威爾金森在一八三七年去希臘遊學，「有天晚上他和十位來自九個不同國家的學者共處，當下他只能選擇『大家多少懂一點』的拉丁文做為共同語言：『從各種不同的發音方式看來，這完全是個失敗；我必須說』」。這是一個真實的寫照，大部份以拉丁文為共同語的學者都用自己國家傳承的獨有發音說話，用不甚簡潔還不時犯錯的拉丁文寫信，所謂的「共同」又怎能共得起來呢？

儘管如此，學校還是要教拉丁文，各種想像得到的理由也全拿出來了。比方說拉丁文「是世上最美的語言」，是「歐洲的共同遺產，羅馬帝國留下來的最後榮光」，「很適合探討深奧的學問」，而且「表達最精微的思想與感情」。甚至缺點也被人說成是種好處：「正因為它如此困難，所以能夠培養學生堅忍不拔的毅力」。

最後，我們又怎能忘記天主教會的力量呢？改革派以方言祭祀宣道讀經足足五個世紀之後，教廷才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式放棄只能用拉丁文舉行彌撒的規定。因為有人認為信徒聽不懂自己在說甚麼，正正可以彰顯上帝偉大奧義的深不可測。瓦克這本書妙就妙在不談十六世紀以前拉丁文最昌盛的時代，卻用接下來的五百年證明一種語言竟然可以靠它的難懂難學與神秘繼續存活，成為一種突顯身份劃分人我的象徵。為甚麼想學拉丁？主要的原因是它很酷。

梁文道：黎智英的另一個腦袋

黎智英是《壹週刊》和《蘋果日報》的老闆，這個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也許不知道他是一個多麼認真的讀者，會把海耶克的所有著作從頭到尾一頁頁啃完。黎智英沒上過幾天學，很多人都曉得。但是大家或者不曉得他那自修得來的英文其實可以好到扮演ABC，說一些「唔好意思，我中文唔係好好」之類的話；因為他常常要用英漢辭典翻查一個英文詞彙到底該怎樣譯成中文。 雖然我和他在很多事情的看法上南轅北轍（不管是政治經濟學的立場還是讀書的方法），但我還是很想請他教育一下我們的年輕人怎樣學好英文。最後，我發現他的方法其實是很難學的。總是令人意外的黎智英；就像他的辦公室，這麼狹小，這麼簡單，完全不是一般人想像中的大亨氣派。

梁：梁文道　黎：黎智英 梁：你甚麼時候開始接觸英文？ 黎：我12歲在深水埗福榮街當童工，當時有一位負責看守倉庫的老人家，他從前是做老師的，退休後便替工廠看守倉庫，也會幫忙看一些英文信件及英文契約。那時我很想學英文，我發現但凡罵人的、「威水」的人都會說英文，他們見到鬼佬也會說hello。嘩，我覺得不懂英文不行！ 有一天，那位看守倉庫的老人家跟我說：「喂，你買些書本回來，我有時間便教你英文。」於是我買書回去，「a pen、a man、a pen and a man」這樣地開始讀起來。他也教我查字典，教了幾個月後，我便開始自己查字典學英文。其實他教我多少並非最重要，最重要是給了你信心，知道當你不懂的時候可以去問他，這樣讓你有心機去學習。如果那時我有不懂的地方而沒有人可以問，那麼學習的過程便會像個黑洞，你無法find out甚麼是對的、甚麼是不對的。後來有一個時期我想上夜校，便在長沙灣找了一間夜學，可是做工廠常常要開夜車，根本沒時間上課，於是後來主要就得靠自學了。那時學英文關乎到自己將來「搵唔搵到食」，因此motivation很大。那時沒甚麼機會見到外國人，遇到懂英語的人便問一下，也不害羞。 梁：因為當時年輕？ 黎：我本來就是一個不害羞的人。那時遇見懂英文的人，即使人家不理睬我，我也會跟他說英文。到了十來二十歲的時候，我到了美國紐約，那時我的英文得到了最大的進步。那個環境逼你講英文，於是你會開始注意怎樣說英文、用英文，每天讀英文報紙，很容易便慢慢學懂了。但是到了今天，我還是會錯讀一些英文字的發音，畢竟我從來沒有接受過正規的教導，只有靠自己看字典，發現很多英文生字的拼音跟它真正的讀法並不同。 梁：你當時的閱讀範圍主要是一般課本還是其它書籍？ 黎：我會看書，例如A Tale of Two Cities、Pride & Prejudice。 梁：但你當時只有十多歲，又缺乏正式教育基礎，一開始便看這些書，對你來說也挺艱深的。現在我看見很多學生讀書，往往翻了幾頁便看不下去了。 黎：我21、22歲時身在紐約，寄住在一對猶太人夫婦的家裏。有一晚，我跟他們到一個律師家中聚會，整晚我都在罵共產黨，那時罵起來沒甚麼知識。罵完了，那個律師送了一本The Road to Serfdom給我，作者是Friedrich Hayek。我回家看了四、五天，只是看了幾頁。這本書很難明白，當中用到的字彙艱深，句子又長。 梁：最後你怎樣看下去呢？ 黎：我沒想到那個送書給我的律師會在幾天後來電話，約我週末到Central Park 騎單車。他問我書看得如何，我告訴他自那天離開後我只看了四頁。他沒有surprise，着我要用心讀下去，且說若有甚麼不懂的地方，可以每星期踏單車時問問他。我就是從那時開始看一些難懂的書；在那之前，我看書都是為了發達，例如怎樣去make a million、怎樣炒股票以及富豪的自傳等等。但當我看完Hayek時，我知道自己改變了。情況就好像在下大雨的時候，你的腦袋處於車子之內，然後突然間有水撥撥清你的腦袋，所有事情都清楚了起來。從前我並無法將事物put together，但那刻開始卻發現原來不同的事物是可以交織在一起的。 梁：所以它對你來說可算是一本啟蒙書。　 黎：對。它差不多kick off了我對intellectual的pursue。Hayek、Karl Popper的書這些年來我反覆地看了三、四次，它們都是很難、很難看的書，但我就是會讀很多次。The Road to Serfdom更被我翻到其中一些頁數都甩了出來。 梁：年紀輕輕開始啃硬書，每頁書可能有一半生字吧。 黎：哪怕只有三分之一的生字也夠慘了。但我覺得這是個習慣的問題，我一開始便習慣了不認識書中的字。如果一本書我很容易便能看得明白，就沒有甚麼意思了。 梁：有人說一開始看英文書碰上了不懂的生字時別急着查字典，換了你會怎麼做？ 黎：我一定查，為甚麼不？有好些生字我已查了幾十次，但就是不記得它的意思。現在當我看書遇到不明白的地方，看到我本來應該懂但又不能準確掌握的東西，我也一定會去查字典。我不能忍受去lay down一些自己不認識的事情。因此，我看書的速度並不快。我會把一些經常查過了字典然後又忘記的生字抄下來。我不可以形容自己「好學」，但我是一個很自愛的人，我不會讓自己做事做得不好。我很着緊自己做事有否竭盡全力。 我現在還隨身帶一具電子辭典，因為方便；雖然很多字它都查不到。而且我還使用手機寫文章，當我想不起某些中文字時，便會用英文來翻出那個中文。 梁：你用手機來寫文章？ 黎：對呀，二千字的文章我也是這樣寫出來的，因此我永遠會隨身攜帶電子辭典。我實在沒時間坐下來慢慢寫，所以當我等人，或是在車上讀完一些東西，就會利用空檔拿手機去寫。 梁：說回The Road to Serfdom，你最初讀了幾天也才看了四頁，是甚麼時候一下子都貫通的呢？ 黎：第一次我看不懂，但還是由頭讀到尾。直至第二次，還是不太明白；到了第三次、第四次才終於了悟。我現在讀書也常常這樣讀幾次，因為很多書要讀第二次才能完全明白。好像最近在看Michael Polanyi的Personal Knowledge，我足足讀了三次，因為他的思想邏輯跟我完全不同。但我還是買了他所有的書來看。 很多人害怕反覆讀同一本書，他們要看得快，但我卻沒有這個心態，我是要明白那本書。我看書跟別人不同的是，很多人買書看就像買cut flowers一樣，我不是這樣的。我希望將那個作者的想法變成我backyard的garden，我想買個garden回來，而不是cut flowers。因此我會看同一作者的所有著作，還要讀數次，期望將他所有的學問、知識、想法都接收了，become the garden in my backyard, instead of just cut flowers。我要吸收這個人的想法、邏輯和學問，讓它成為我思想的一部分，這樣才有用。橫豎我看書又不是為了考試。 梁：有些人看不明白一本書，他們總會認為那是自己的責任，是自己不行、自己太差勁。可是，也有一些人會覺得那是作者的責任。 黎：我覺得雙方都是有責任的。我也會懷疑有些作者寫書的時候其實自己都還未想通，於是我會去看大師的著作。我習慣了只找大師的著作來看，往往一看便通，因為他是在想通了過後才寫出來的。 梁：你怎麼知道誰是大師？ 黎：我很少看朋友沒看過的書。我有一群朋友，他們都是飽學之士，我會請他們介紹某一個範疇的大師、他的哪本書最好。他們看了認為哪本書好，我才會看。只要你看大師著作的一個chapter，便會很快明白了當中的道理，連以前看不明白的同類書籍也會霍然貫通。好像Personal Knowledge那本書，便是一位很有名的美國神父給我的，他說我會喜歡這本書。嘩！我看了第一次感到很muddle、看第二次還是很muddle，直到第三次我才慢慢明白過來。當你知道這個大師之後再沒有大師，你便會慢慢捱下去。 梁：看了第一次、第二次後仍然覺得很muddle，這樣子會快樂嗎？ 黎：不快樂，很frustrated。但我有一個癮去overcome這本書。因為你知道那個作者是大師，你知道這本書裏頭是言之有物的。而且它有一些例子讓你明白裏頭的道理，只是你還未弄得透徹，未能夠將書中的東西抽取出來應用在另一個地方，那你便知道自己其實還不懂。 梁：所以你是憑着鬥志讀下去的？ 黎：是要憑鬥志。好像最近讀John Rawls的A theory of justice，我看到一半便give up了，很不開心。因為他是「左仔」，我是「右仔」，我很難理解他的logic，雖然我知道他是大師。但他十分左傾，我跟他完全合不來，都已經看了大約三分之二了，還用鉛筆在書中寫了很多東西，可最後還是放棄了。 梁：其實是你太右了，John Rawls頂多也只是個左傾的自由主義者。不過話說回來，你好像只喜歡看學術書籍。 黎：我不看小說，也不看中文書。這是bias，說出來一定會被人罵─我覺得過去那二百年並沒甚麼突出的中文thinkers能夠像西方的Hayek、Karl Popper、Huntington一樣。即使出現了一些中文的thinkers，他們的thinking也都是西方的思想，只是換了中文來寫，很難令人看得明白。此外，我不怎麼看閒書。有時貪過癮，晚上睡前不想腦袋太「實」，便看一下人物傳記，看那些神神怪怪的東西。好像張大春常常送書給我，甚麼《棋王》的，他跟我說好正、一定要看，我不好意思跟他說我沒看過。因為我看書的schedule太趕，我那群海外朋友想我讀完他們介紹的書之後儘快給feedback。我也不會浪費自己的emotion在文學和電影裏頭；例如《大紅燈籠高高掛》，戲中有女人說沒月事來，我立即跟妻子說在lobby等。一旦有恐怖的事情出現，我便看不下去。 梁：這樣你也害怕？ 黎：對呀，每次看電影看到悲劇快要發生，我便跟妻子說要走了。我不喜歡悲劇，不喜歡小說裏的悲劇，看到一個男人跟女人講分手的情節，我會立即合上那本書。我不可以面對這些事，不可以。因此我這一生從來沒跟女人說過分手，我不敢。 梁：你十分感情用事？ 黎：其實是很怕感情，所以我不看感情用事的書，很怕。 梁：那麼歷史呢？ 黎：我很少看。因為我是一個不尊重歷史的人，我不覺得歷史會repeat itself，我不覺得會在其中學到些甚麼。有些人可以在歷史裏學到很多東西，但我是一個永遠向前望、向前走的人。這對我來說是一件很natural的事，小時候在街邊生活，很多事情你不想回頭望。你這樣卑微的開始，經歷了被人「遭質」、被日子蹂躪，你是不會想回頭的。所以我習慣了，I never look back。 梁：所以那些大陸禁書你也不看了？像談及中國現代史、大躍進等等。 黎：我家中有一疊別人送給我的書，好像《墓碑》。嘩！慘到那個樣子，你叫我看？不是開玩笑吧？這樣的書我翻看幾頁也嚇到腳軟了。 梁：那麼你也不會看喜劇吧？ 黎：不。我看喜劇，我喜歡笑。雖然廿年來看過的電影不超過兩三套，但我會看電視劇，例如Cheers、Seinfeld等等，都是「笑到痴線」的東西。我不喜歡看很heavy的東西，我情願heavy in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not in the way of sentiment or emotion。但是我會讀許多藝術方面的書籍。過去到博物館欣賞畫作的感覺明顯會較現在遜色，現在當我站在畫作前，會發現整個人都被吸引住了，這是過往無法感受的。 梁：你剛才提及Michael Polanyi時說想看他所有的作品，這就好像做功課一樣？ 黎：對啊。但對我來說這很interesting。好像Polanyi，他的思想跟我們這些conservatives、自由派人士所想的是一樣的；但at the same time他思考的方式跟我們完全不同，這件事情很interesting。 梁：你會否有一個每天閱讀的計畫？ 黎：從前是有的，但現在我的看書時間已大為減少。從前我會清晨三點起床，第一件事是做運動，五點左右起看兩、三小時的書，然後再看報紙。其實現在也會看書，不看會有guilty feeling。只是現在有太多事情要做，有時要看看別的東西，不像以前般有一個consistent的時間去看書。但加起來我每天閱讀的時間還是不少於四小時。 梁：你這樣忙，怎樣抽時間看書？ 黎：我就是在忙這些事情。 梁：那公司的事呢？ 黎：基本上我不是很忙。但也有忙的時候，例如要看《壹週刊》的八至十篇稿子。一忙起來就要整個人走進去；但把問題解決了，便得立刻抽身出來。 梁：你會監察自己報章雜誌的內容，把它們盡量看一遍嗎？ 黎：不會，我通常只把自己當讀者。例如《忽然1周》，我會翻翻看，若對某些訪問感到興趣便會讀一下。要是某些文章過於沉悶，便會給一點意見。假如你常常都在談環保，那便太沉悶了，我們不是搞social service的呀！ 梁：你是辦傳媒的，因此擁有另一種讀者的身分。這種讀者跟學術書籍的讀者很不一樣吧？頭腦可即時轉過去嗎？ 黎：不用轉的，naturally我就是這樣。可能是工作的關係，我就是有這種興趣。好像你在《飲食男女》所寫的專欄，還有葉一南的文章，我都覺得很好看。我是一個「市場的人」，如果我自己都不去看，便會沒有了觸覺。 梁：經常聽你說到「你的朋友」，那似乎是一個讀書的圈子，這個圈子是怎樣形成的？ 黎：第一個圈子是之前跟你提及的那位律師，他的朋友和一些Jewish的intellectuals，他們常常介紹書給我看。回港後，我慢慢有了另一個圈子的朋友，主要是作家。例如一個在英國長大的Australian作家George Hicks，他寫過一本書名叫The comfort women；此外還有Perry Link，慢慢地開始了一個network。朋友們會推介一些書給我，我看完了再寫一點東西介紹給其他人。 梁：這就像一個讀書會。是網上的嗎？ 黎：對，這個讀書會已辦了很多年，朋友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多教書。最近有人送了本近日很流行的The Black Swan給我看。我立即send email問朋友是否值得看，朋友說不值得：「don’t even look at it」，那我就不花時間了。 梁：你認為讀書的人是否需要一群這樣的朋友？ 黎：我認為是需要的。不是說這群人一定要有學識；老實說，長期看書的人怎樣也會變得有學識吧。最重要是有個shared value，這群人都share一個比較conservative的value。如果圈子內有些人比較liberal、有些人比較conservative、有一些人左傾、另一些人右傾，那對你看書的衝擊會很大。我看書不像其他人要看兩邊的arguments，我只看一方。我覺得這個世界只有true或者not true。無論怎樣我也不信「左仔」的argument。 梁：「學而無友，孤陋寡聞」，讀書人要有一個圈子，但當中一定包括了跟自己想法不同的人，所以應該自然去預備差異和辯論。但是，你卻認為大家喜歡的東西最好是一樣的。 黎：我肯定也看過那些我不喜歡的作者，只是覺得那些arguments進不到我的腦子。我很反對任何立場的書都看，然後好像甚麼都懂。我覺得一個人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應該有一條line、有個argument與logic去follow。 梁：但你不能夠排除有些人真是甚麼都懂的，同時又能形成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個保守的右派多看左派的書，也許能夠讓自己的立場與論證更加精細。 黎：但那些argument恐怕不用看也會懂的。近來我在Wall Street Journal看過George Steiner的文章後，覺得很棒，便將其著作統統買下，他就好像甚麼都懂得似的。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他談經濟，便知道他其實不懂經濟，那就到此為止。我已買了他的十多本著作，可是現在我都不想要了，若你想要我可以全送給你。George Steiner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無疑是聰明絕頂，可是，我覺得他過於show-off。當他談論不同的事情時，每每喜歡東拉西扯。Hey, you don’t need to do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用不着一下子將不同的事物全都堆到我面前去，使我原本能夠清清楚楚的都變成不清不楚了。 梁：也許你該看看Wittgenstein，因為他不炫學，不喜歡引用別人的東西。 黎：如果他的名氣這麼大，但我卻沒有碰過他的作品，我相信他必定是有點左傾的。 梁：哈哈！你沒有看過他的作品，但你懷疑他是左派！你不擔心會錯失了一些好書？你已選定了你所相信的事物，然後便一直堅持下去，同時也不會費神去讀一些counter-arguments。 黎：知識的世界這麼大，我們必定會有所錯失的，那麼何不令自己處於一些能夠好好掌握的事物之中？如此，當別人向你發問時，你才能夠有反應，至少你會在一個school of thought裏，能夠有一個solution。但若你甚麼都懂，便不可能有反應了。 梁：談了這麼多關於讀書的事，對你來說，究竟「讀書」是甚麼？ 黎：是尊嚴。對一個未曾上過學的人來說，若然能夠掌握得到一些學識與學問，這給予我一份很大程度的尊嚴。　 梁：可是很多人並不知道你的這一面。 黎：我不需向別人說這些。不過，in a way，也許我也show-off了，因為當任何人坐下來跟我聊時，對方並不會覺得我「無料到」。當他談到任何subject時，我都不會搭不上嘴。只是我並不覺得需要透過show-off來獲得安全感。 梁：所以你從來沒有想過回到正常的教育體系？ 黎：沒有。根本沒時間讓你想這個事情，因為要「搵食」，而且我很容易「搵到好多食」，於是便更加不需要了。我一向不太相信只有在學校才能學習，比起許多由學校裏出來的人，我覺得自己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要是你問我有沒有因為沒上過學而自卑，那肯定是有的。In the back of my mind，當我有了這個自卑感，我便會努力一點，不看一些無謂的書，不浪費自己的時間。 梁：很多香港人認為讀書對工作有幫助，你有這個想法嗎？ 黎：若是說與工作相關的，也許是我最初所讀的那些吧，像How to Make a Million Dollars，不過很快你便會覺得它們很「戇居」，它們都是胡說八道。它們的唯一意義就是能夠激勵你的野心，讓你心裏有一份「cando-ism」；既然作者都能夠賺到one million，那麼我也同樣可以。或許對年輕人來說這樣很有用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