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新聞與記憶

【am730-觀念】小時候，我聽說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長大之後，我又聽說歷史總有暗角，它凡掉的東西要比記下來的還多。於是我就開始注意，今天還鬧得天翻地覆的新聞是怎樣一步步暗淡下來，逐漸失落在被人遺忘的角落裡面。

最近幾年，「歷史記憶」很流行；電視也好、報刊也好，總是有說不完的口述歷史，總是有道不盡的如煙往事。任何書籍只要觸及那曾經的傷患，就一定會成為引人注意的焦點。然而，我們又何必只是往回看呢？失憶就在當下；時間掩埋過去的歷程時時刻刻發生眼前。畢竟人要活下去，就不能甚麼都記住。法國人類學家奧日(Marc Aug)說得好︰「遺忘雕刻記憶，正如浪潮侵蝕出海岸的輪廓」。我們的存活仰賴於歷史，而這個支撐我們走下去的歷史注定要遺棄一些東西；比如說一些令人難堪，或者過度陰鬱的事件，然後我們就能帶著明亮的歷史，自足自滿地走下去了。

過去一年，我們都忘了些甚麼東西呢？

還記得07年5月的「黑磚窯」事件嗎？多大的一件事呀！有些被找回來的孩子隨即又告失蹤，他們下落如何？政府在尋找他們嗎？我搜索相關的新聞，這件事最後一次出現在傳統媒體原來是本月6日的事，《南都週刊》訪問「牛博網」負責人羅永浩，提起了3月份網友發起搜救行動的事。除此之外，我再沒有見過任何一篇跟進報道。苦命的孩子呀！現在你們究竟在哪裡呢？

今年5月，汶川地震，北川縣北川中學、北川幼兒園、都江堰市向峨鄉中學、綿竹歡歡幼兒園、什邡紅白鎮中心學校……過百家校園坍垮倒塌，死傷學子難計其數，一時間，「豆腐渣工程」的說法不脛而走，我們看見許多家長跪在瓦礫上哭天搶地，拿著橫幅攔在路上要討回公道。這事夠大了吧？果然，政府官員在鏡頭前誓言追究到底，看見他們咬牙切齒的模樣，我們也就放下了心；天地正義，到底不是誑言。接下來，我看到四川副省長魏宏在今年11月21日回答記者的提問︰「對於學生家長提出的一些學校建築質量方面的問題，政府也非常重視，也在注意聽取他們的意見」本月23日，四川德陽中級法院拒絕受理地震死難學生家長提出的索賠訴訟，其他關於災區的消息，則多半是重建有成的好消息。

我曾經以為，這個世界上令人最難承受的，就是母親的哽咽與淚水，可是這幾年來，我卻目睹一張張淚痕滿臉的臉孔逐一後退、消蝕。不可承受的，何妨忘記？新聞的海浪一波波襲來，我們歷史的華美海岸線就要在旭日之下壯麗敞現了。

梁文道：全國遍地是中央

【am730-觀念】一個人實際擁有多少權力是一回事，他以為自己擁有多少權力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一個人毫不自知，覺得自己的權力要比實際所擁有的大得多，那就一定要鬧笑話了。

近日紅遍全國的強建周只不過是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區區一個宣傳部長，但他就是夠膽要學校的門衛扣留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派來採訪的記者。對於盜用學生的私人資料，並且在他們不知情的情形下為之申辦信用卡等種種劣行，他不只表現了極度貪弱的常識(他對記者辯稱︰「我們為啥要向銀行保密？銀行他是個信用單位」)，甚至還聲稱「要幹一件轟動全國的事」，以及佔領內地著名網上討論網站「天涯社區」。

強先生有擅自挪用學生資料給銀行辦理信用卡的權力嗎？沒有；他能夠隨意扣留任何一位來訪的記者嗎？不能；他可以讓整個天涯網上所有不合己意的聲音統統消失嗎？當然不可以。但是為甚麼他會以為自己有這麼大的能耐呢？究竟是甚麼使他目盲，令他看不見自己的真實身份與地位？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極為誇張的個案，否則也就不會變成一則笑翻全中國的新聞了。可是它卻很能代表近年許多不同地方不同領域不同層級幹部心態，那就是以為自己是個小中央。由於欠缺制衡，他們不只習慣了為所欲為的痛快，還漸漸形成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力觀；在他們的心目中，所謂有權就是像中央那樣，於是在自己的小天地裡，他可以為自己興建小白宮及小天安門、替自己安排武警湊成的小閱兵，至於扣留記者，那自然也是可以的，既然政府中央是權力的頂峰，也是他們唯一看得到學得著的榜樣，難怪他們會照著他們所理解的中央去塑造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彰顯權力的風格了。

甚至連說話的腔調也很像，在《南方都市報》的後續採訪中，強建周仍然不忘指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女記者︰「應該知道穩定是上上下下都很重視的問題，信用卡沒給學生造成實際損害……希望她不要報道信用卡一事。當時處於特殊時期，高校穩定壓倒一切。如果繼續報道信用卡一事，可能引發群體事件……」一所大學的宣傳部長能夠把話說得這麼像中宣部長，順暢自然，絕不造作，是因為他學到了權力運作模式，凡是遇到問題，就要把「大局」搬出來；凡有輿論監督，就得舉起「穩定」的王牌；最後還不忘「群體事件」的警示，儘管那個問題其實是他自己造成的。

梁文道：人活著並不是那麼孤獨的

梁文道剛剛當了九天沙彌。這是他今年皈依南傳佛教以來的第二次短期出家修行，九天裡切斷一切外界聯繫，每日聽法師講課，唸經、唱頌，打掃庭院。他的讀者則稱他為「道長」，他在牛博上的博客名為「聞道夕死可矣」。

　　禪修剛一結束，他便又縱身投入到緊張忙亂的世俗生活中，主持電視節目、寫作專欄、批評時事、參與社會活動。他自稱成了「寫稿機器」，每週他在香港有五個專欄，在《南方都市報》有兩個專欄。他由此養成了在飛機上、在旅途中見縫插針的寫稿習慣。

　　四川大地震發生後不久，梁文道去了四川災區。在都江堰，一位災民認出了他，跑過來跟他打招呼，並介紹他的同伴，有的來自綿陽，有的從德陽過來。梁文道問，你們怎麼會在一起。他們回答說，「我們災民探望災民」。川人的幽默讓梁文道深為觸動，「因為這種樂天對比起現實來更令人刺痛」。

　　現實常常刺痛著梁文道的慈悲心與社會責任感，黑磚窯事件、四川地震等等，梁文道都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其觀點理性客觀，議論鞭辟入裡，言辭溫和寬容，使他在大眾及知識分子中間都有著良好的口碑。

　　穿行於出世、入世之間，給梁文道帶來了深層的精神危機，他認為這也是對自己修行的考驗，「佛教絕對是可以很入世的」。

　　生於1970年的梁文道至今不會開車，不會中文打字。他總是一身黑衣，加上一成不變的黑框眼鏡，顯得很是深沉、低調，頗有些民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新舊兼容的氣質，既不失傳統的溫情、克己，又有著變革者的開放與銳氣。

　　12月6日，我給梁文道打電話約訪談地點，他先問我住在哪兒，我說住在東涌，他立刻說那就東涌吧，然後他打車從老遠的地方趕來。

　　「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的影響」

　　梁文道1970年12月26日生於香港。四個月大時，他被送到台灣，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我外公是國民黨老黨員，是跟著蔣介石跑到台灣去的那一批。小時候我對蔣介石崇拜得不得了，覺得國民黨當然是好的。所以我很能理解今天八零後、九零後這些年輕人的感受和想法，他們覺得國家很好，很愛國，如果你批評我們國家，他會覺得你有病，你有問題。我為什麼從來不會罵人腦殘，是因為我也有過這種經歷，我能體會，所以我同情。」他說。

　　很小的時候他就看胡適的文章，還有雷震、殷海光、李敖、柏楊，中學時看龍應台，「台灣的自由主義脈絡對我影響非常深，因為當年在台灣跟國民黨主流對抗的就是這麼一股自由知識分子。可以說，從民國時期一直到台灣，這麼一個自由主義的潛流一直都在我心裡面」。

　　當時的台灣還是一個壓抑的戒嚴社會，可對梁文道來說，「當時我太年輕了，我覺得我沒什麼壓抑呀。有點像金魚缸，魚缸裡的魚不會覺得自己被囚禁了。」

　　1986年，梁文道回到香港念高一，初回香港，「就像從魚缸被丟到海裡面了，才知道原來以前我住在魚缸裡」。好讀書的他看了很多《毛選》——在台灣這是禁書，「我想看一看我所不理解的中國的另一半到底是什麼樣子」。

　　之後他上了香港中文大學，受新儒家影響很深，「使我對中國傳統真的有一種溫情跟敬意」。

　　從高中到大學，他參加過很多示威遊行。上大學後，他很看不起搞學運的，「我那時候在思想上是很保守的學院派，覺得這幫人就是徒有行動，沒有理論」。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他對過去很學院氣的想法進行了一番自我否定，開始積極地參與社會運動。他參與過對保釣運動反省的運動，積極為受傷工人、性工作者爭取權益。

　　儘管他常常批評人，「但是我不覺得那是要毀滅性地去打擊什麼人或者罵什麼人，我不大喜歡那樣，我身上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的影響，覺得一個人的言論和他的為人應該分開」。

　　「我必須承認我當然是精英」

　　梁文道很強調社會責任感，「我沒有把個人跟社會分得很開，人的存在本來就不能是孤立的，我常常會想我的一切都是跟別人有很密切的關係。」他提到自己念大學的時候香港的大學生還不多，政府給每個大學生都補貼了相當多的錢，「那些錢是哪兒來的？是納稅人的。我就想到中學時有很多同學，也很聰明，但是為什麼他們上不了大學而我在上大學，你就感覺到你的得是別人的失。每一個人得到的某些好處都來自於別人的貢獻跟犧牲」。

　　「你開車能夠一路上那麼順暢無阻，是因為犧牲了這條公路上兩邊的農村，這些村民每天生活的路徑被你這條高速公路切斷了。當你這麼想的時候你很自然地會覺得我們大家都是關聯在一起的，我們並沒有跟別人分開，我常常會想某一個人的痛苦、他的失落、他的悲慘，在某種意義上，跟我是有關係的，他為我付出了代價。」

　　所以，哪怕「精英」這個詞已經淪為罵人詞語，梁文道卻說「我必須承認我當然是精英」，因為「我的確擁有比貧民老百姓大的言論空間，比他們大的社會影響，這就是所謂的精英」，「你必須先承認這一點，然後你才會去想到這一點帶來多麼巨大的負擔跟責任」。

　　不過在香港，知識分子雖然說話的空間很大，但影響卻很有限。近年來，梁文道頻頻往來大陸，每個月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時間在大陸，大陸發生的一些事，常常讓他覺得不可思議。

　　他覺得自己在大陸的角色有點像人類學家，「人類學家到一個陌生的文化裡，他首先學習語言，他甚至要學習跟當地人用同樣的頭腦去思考，用同樣的方法去生活。可是他是不一樣的，所以他會有距離感。通過這種距離感，他會有一種批判，他會有不一樣的視角，他會看出一些本地人看不出的東西。」不一樣的是，人類學家通常是到異文化做研究，而他是在自己文化底下做研究，「我明明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一個成員，但是因為生存背景等原因又讓我跟這個國家其他人是不一樣的，人類學家寫的東西往往是給外面的人看的，但是我是寫給裡面的人看的」。

　　面對大陸同行他常常會有愧疚感，「我跟他們一樣都在做節目，都在寫文章，但是比起他們，我沒有風險，我有退路，所以就會有愧疚感。每次我看到我的同行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我那種內疚感就會很強，大家好像都在同一個空間上活動、發言，但是為什麼他們會付出一些我不必付出的代價？」

為了愛，以及慈悲

　　出身於天主教家庭，自然而然地，梁文道曾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小學六年級梁文道就開始思考哲學問題，思考人死了之後會怎樣。他曾立志做一位為世人奉獻的神父。

　　大概是在他高中畢業念大學的時候，他對天主的信仰失落了，「我覺得我在哲學上的知識使得我沒辦法再簡單地接受上帝的存在，我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神的存在，或者嚴格地講，上帝的存在與否對我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但我對天主教仍然充滿了敬意」。

　　今年梁文道轉而皈依南傳佛教。南傳佛教俗稱小乘佛教。今年以來兩次短期出家，他每天用十小時坐禪、行禪。平常的日常生活中，他每天會用至少半小時坐禪。

　　身為媒體工作者，他需要經常在電視上亮相，「一些人把我當成一個偶像來崇拜，我有一些粉絲，這對我造成很大的壓力」。一方面，「我常常覺得他們看到的我並不是真正的我」，與此同時，「我常常會想我有沒有變得不真實了，進入某個名利圈的浮華世界，會覺得那種生活是正常的生活，就會忘記了那樣的生活是不是我需要的」。這給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危機。

　　皈依佛教後，他的這一精神危機並未減輕，反而會加重，因為佛教不是心靈雞湯，而是要求人更真誠地活在當下。他甚至生出出離心，想要離開這種環境。

　　因皈依佛教而生的出離心，與身為公眾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二者似乎不可兼存，但梁文道認為，佛教並不必然是避世的，佛教甚至可以是一種社會行動、社會參與的理論基礎。「為什麼去年的時候，緬甸那些僧人會上街示威呢？」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一個暴政的存在會帶來什麼問題呢？第一，它使人們真實地活在苦難之中。第二，佛教稱最壞的東西是貪、嗔、痴，一個暴政會讓人民起嗔心，就是憤怒、仇恨，這當然不是好的制度。反過來講，這個制度也會對掌權者不好，為什麼呢？因為這會助長掌權者的貪念和痴心。所以從出家人慈悲的角度來講，反對這個暴政，是為了慈悲，為了讓被統治者和統治者都解脫掉貪嗔痴三毒。這樣的一個示威，你注意緬甸僧侶的示威沒有叫口號，沒有很憤怒，因為他們出於愛與慈悲走出來。」

　　什麼是愛？梁文道說，「愛是分享」。他講了一個故事，「我家旁邊有一條小河，河邊的樹上有很多鳥兒，有一天我在河邊走過，看到一個小孩和媽媽在走，突然那個孩子站定，看著那些鳥，並叫住媽媽：媽，你看！他媽媽就站住問他怎麼了。然後那個孩子就對他媽媽說，你看那些鳥，好可愛。他媽媽就站著和他一塊看。這就是愛。為什麼呢？你想想看，那個小孩看到那些鳥，他覺得很值得看。他為什麼要叫他媽媽看呢？他媽媽過來和他一起看，鳥的數量會增加嗎？不會。那鳥會變得更漂亮嗎？也不會。那他為什麼想叫他媽媽看？因為他想分享，因為他覺得那是一種非常好玩的東西。」

　　「人活在世界上很孤獨，我們常常懷疑自己的感覺別人知不知道，我們受到的某種傷害別人不能理解，我的某種對事情的看法別人不能領會，這是很孤獨的。我們需要透過分享去證明，我不是一個人，這種感覺不是我一個人擁有，這種認識不是我個人的妄想。我就是很想讓別人也看到這隻鳥，那種衝動，讓我知道，或至少感覺到，人活著並不是那麼孤獨。」他說。

文：劉溜

梁文道：跑步的修行（作家的修行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假如詩人是所有藝術家的原型，那麼藝術家的生活應該都是很不健康的。例如屈原，分明就是一個大巫師，若是不服藥，他怎能寫出那些空中迴旋升降的神奇姿態，似近還遠無以名狀的漂緲香氣呢？又如柯立芝的〈忽必烈汗〉，人人都說它是一個服藥者的夢境。因為詩人通靈，所以他們的生活和一般人不一樣，晝夜顛倒，是為了堪破陰陽交替的奧秘；不事工作，是為了顛覆最常規的生產邏輯。於是我們就有了這麼一種呆滯的刻板印像，覺得文人墨客都得放浪形骸地生活，飲酒吸毒，夜裏不睡很尋常，白天跑步是有病。

可惜我所認識的絕大部份藝術家（包括詩人）都不是這個樣子，除非特別講究那種捉摸不定的「靈感」（通靈？），否則都是規規矩矩地做人做事，生活節奏穩定得很。而且像運動員，不同類型的運動講究不同的訓練方法，不同的創作形式也有不一樣的起居狀態。寫短文章交專欄的人就是短跑選手，要特別強力地集中精神在一個點上，然後爆發衝刺，馳向終點。一個能寫大書的作者跑的則是馬拉松，有耐心有毅力，不急不徐地累積出自己的能量。

文字活兒真像跑步，是一個人的事，談不上團隊（所以不是足球），甚至沒有對手（因此也不能用乒乓比喻），因為你真正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的紀錄。跑馬拉松的村上春樹說得好：「小說家這種職業──至少對我來說──沒有勝負之分。雖然也許發行冊數、文學獎、評論的好壞可以成為一種成就的指標，但那並不能算是本質上的問題。寫出來的東西能不能達到自己所設定的基準，比甚麼都重要，而且是無法隨便找藉口的事情」。

如此說來，創作其實就是一種很陽光很健康的事業囉。當然不。村上春樹也承認：「所謂的藝術行為，從成立方式開始，就內含不健全的、反社會性的要素，這點我承認。所以作家（藝術家）之中，有不少人從真實生活本身的層面開始變得頹廢，或穿上反社會的外衣」。然而，「如果希望以小說為職業的話，我們不得不建立自己足以對抗那樣危險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體內毒素的免疫系統」。所以他天天跑步，參加馬拉松，超級馬拉松（也就是全程一百公里的超級長跑），甚至還玩起了「鐵人三項」（長跑、游泳、單車）。「要處理真正不健康的東西，人必須盡量健康才行，這是我的基本方針。也就是說不健全的靈魂，也需要健全的肉體」。

為了寫好小說，村上春樹以長跑鍛煉自己的體能。可是正如任何一種長期的修練，日日不斷的跑步也必將開某種超出原定目標之外的領悟。就像某些作者用修禪平定自己紊亂的思緒，卻終於成了有成就的居士；一個不良少年學習武術好去打架，但竟漸漸養出了淡定的心境。《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並不只是一位作家獨特工作方式的剖析，還是關於跑步的沉思，村上春樹的修行自述。

跑步的時候都在想些甚麼呢？很多人會問他這個問題。就像我初學坐禪，朋友也總是好奇靜坐的時候我腦子裏的狀態。村上春樹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我一面跑，只是跑。原則上是在空白中跑。反過來說，或許是為了獲得空白而跑的」。他跑一百公里超級馬拉松所達致的境界更是令人羡慕：「我現在的世界，從這裏到3公尺前就結束。沒有必要想更前面的事。天空、風、草、吃草的牛群、旁觀的人、加油聲、湖、小說、真實、過去、記憶，這些對我來說，已經沒有任何關係了」。然後他跑過了75公里，「好像一下子穿過了甚麼東西。……簡直像穿過石壁那樣，身體通到另一邊去了」。疼嗎？當然會疼。如此跑步，難受的不只是雙腳；肩膀、雙臂、脖子，身體的每一部份都會疲憊、痛苦，甚至散落脫離，終於剩下最純粹的意識：「我能感受到非常安靜的幸福感。吸入空氣，吐出空氣。呼吸聲中聽不出凌亂」。「跑到最後，不只是肉體的痛苦而已，連自己是誰，現在正在做甚麼，大體上這些事都從念頭中消失了」。「我是我，我也不是我。這樣覺得。那是非常安靜的，靜悄悄的感覺。所謂意識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東西」。

在這一剎那，小說家村上春樹變了；他是修行者村上春樹。

梁文道：水果該怎麼吃

舒國治曾經對我說，世界上最擅長切水果的，就是台灣媽媽。這句話我一開始聽不大懂，不就是切水果嗎？還有甚麼擅長不擅長的，更說不上世界第幾這麼嚴重吧。後來我才開始注意，水果一物，果然大有學問。

在中式酒家吃飯，往往有最後上果盤的習慣。一般人吃到這時候早已飽脹不堪，根本不會在意那水果好不好吃，新不新鮮，只把它當做一種消滯的工具，或者必要的養分均衡補充劑。相反地，到高檔的日式料理用餐，水果卻是一種價比貴重魚料的甜品，需要食客全神以待。許多館子完全沒有雪糕一類的勞什子，只用幾粒士多啤梨或幾片蜜瓜做甜品，但就是能叫大家譁然，覺得自己正在品嚐天下奇珍。

表面上看，這是材料的關係。那些日本水果通常是來價高昂的溫室作物，等閒一顆柑橘在超市也能標上過百元的價碼；這當然值得大家慎重欣賞。但這也是日本料理的精髓（或者狡詐），一切以食材為主，怎樣最能讓它保持原味就怎麼做，只要東西好，儘量不加工地把它完整呈現出來，竟然就成一道獨立的菜餚了。相反地，在我們中國食制的習慣裡，這種手法等於「冇做過嘢」；不經任何烹調技術處理的東西又怎能算得上是菜呢？所以在吃中菜的時候，果盤絕對不能算是一種甜品，反而更像伴茶的Petit four。

法國菜在這方面也很接近中菜，廚師任何時刻都要留下他的簽名，一道生鮮的果盤一定搬不上枱面。老牌名店「大伊風」（Taillevent）就有一道水果甜湯，看起來就像泡在水裡的一碗果盤（甚至令人想起罐頭雜果），似乎沒有經過加溫等種種程序。可是不知怎的，一吃起來，它們竟比一般果盤更「果盤」。我的意思是這些切開了的水果全是水果的「理型」（ideal form），那片秋梨要比平常吃的秋梨更鮮爽，那粒葡萄要比一般的葡萄更甜也更酸；它們如此甜美，不止不失原味，反而各自呈現出自己最完美的狀態。再看那碗甜湯，淡淡的透明的粉紅色，有點玫瑰水的氣味，它本是極好喝的飲料，另一方面卻又保存了浸泡在裡面的各種水果的原味。我想這大概是我吃過的最好的「雜果」。

材料的質素就不用說了，到底廚師用了甚麼辦法去逼出它們的原味精華，又怎樣使它們共存而不互奪其真？那些水果被施了甚麼魔法嗎？那一碗水裡又有甚麼秘密？這是我想了很久都解不開的謎。（水果該怎麼吃二之一）


吃水果的純粹與不純粹

小時候我在台灣常見賣水果的會附送一小包調味料給顧客，裡頭通常是化學製造的「話梅粉」，甘甘酸酸，可以為不甚鮮美的水果添上幾許別樣的風味。道理就和吃西瓜沾鹽一樣，鹽巴的鹹味透過對比，能夠吊出西瓜的甜。到了美國，我又很驚訝地發現當地人喜歡拿士多啤梨去點忌廉，以其豐膩的奶甜緩和士多啤梨本該具有的微酸。當然啦，美國人那麼怕肥，那忌廉肯定是用低脂植物油做的；雖然他們最後還是長得很胖。

純粹主義者絕對不會欣賞這些手段，他們相信水果就該原汁原味；如果東西本身不好，就得認命；假如材料全是上品，又何必錦上添花，甚至愈多機巧愈糟糕呢？吃水果的最好辦法，就是直接到果園嘗鮮，不止不剝皮，連洗都不用。要是能把果子的裡裡外外全都利用至盡，那就是更妙了，例如吃完柑橘留下果皮曬陳皮，啖盡榴槤再用外殼盛水權作消熱涼茶。有些人甚至更極端，乾脆不吃溫室水果，因為他們相信「真味」；天然的葡萄本來就該有股酸澀味，若是把它變得甜如蜜，那還不如直接吃糖算了。

我想他們一定也不欣賞水果拼盤。可是嘗過上好的果盤之後，他們還會不會堅持自己的信念呢？

有一回我去台南，發現滿街都是冰果店，除了鉋冰，就是果盤，吃果盤的人竟比鉋冰還多。於是我也跟人打聽，找了家老字號試試，然後我才明白舒國治那切水果也有學問的道理。首先，水果是要講時令的。你去一般酒店餐廳，常見的花樣來來去去就是西瓜、蜜瓜那幾款，而且長年不變。但人家講究的，必得依季節搭配出最佳組合，不當造絕不奉客。其次，比例也很重要，哪一種水果放得多哪一种放得少都是學問，若是每種數量平均，就顯不出店家搭配的心思了。再來自然就是店家懂行，會挑。水果到處都有，為甚麼還有那麼多人跑到店裡專門吃果盤呢？主要是因為自己認識的果農商販不如人家多，對水果的認識也不及人家深，買回來的東西一定也沒這等質素。

最後才是下刀切片的技藝。本來切水果談不上甚麼刀工，除非是為了中看不中吃的那種花式雕飾，硬要在一顆蘋果上剜出一隻蝴蝶。但是可別忘了，就和切刺身一樣，水果也有部位之分。同一枚果子，從皮到核，酸甜甘澀層層都不同；一刀下去，可以把不同層次的味道全部包涵在一大片果肉之中，也能用一小塊果肉集中呈現某一種味道。所以切水果其實就像切魚，是一個選擇的問題。某些冰果店有本錢，不怕一大個西瓜只切出一小堆上桌，因為剩下的它還可以拿去榨汁。

其實這麼吃是有點「折墮」的，我家有位老長輩就是如此。民國年代他仗著家底豐厚，不事生產，過上揮霍無度的生活，還染了鴉片癮，純粹是個頹廢的公子哥兒。別人先把新疆西瓜鎮在井水裡冰了吃就已經很不錯了，他還要人把瓜剖開再挖出瓜心那一小團肉，然後只吃這一團最甜的，剩下的則棄給下人分了吃。解放之後，他沒能逃出來，到了鬥地主的那段日子，聽說他受不住飢餓，吃泥巴吃得活活撐死。（水果該怎麼吃二之二）

梁文道：愛與慈悲

【am730-觀念】日前在北京，和很多媒體人與知識分子談起最近《零八憲章》的事，有人被捕，也有人被問過話。身為一個住在香港的中國人，我時常感到慚愧和內疚。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憑甚麼我要比內地的同行能享受更大的空間？為甚麼他們要比我冒更大的風險？再看一眼這份憲章，它又說錯了甚麼？它犯法嗎？有人認為它不切實際，但世上又有哪一份理念性、規範性與指導性的憲章是立即可行的呢？再溫和的漸進改革也要有一個看得見的目標，即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還沒有完全實踐出來吧。

有時我不能理解當前中國各種簡單的二元對立和迷思，例如備受「左派」抨擊的「普世價值」。不要忘記在人類的歷史上，從普選權的擴大、女性的參政權、每日工作八小時的常規、一直到種族歧視的廢止；有哪一次少了左派的聲音和參與？在這個世界上，左派才該是最堅定的「普世價值」擁護者。同樣，這份憲章背後的精神是任何真誠的左派都不能否定的(除了其『基本主張』第14條說要讓土地盡快私有化這一點之外)憲章發起人之一的劉曉波被捕了，還有其他人被當局問話。一位師長順帶和我說起昔年坐政治牢的不幸往事，由於他是我極尊敬的前輩，所以我格外神傷。我理解，還有很多被迫走到絕路(例如上訪被捕)會對中共生起極大憤怒的朋友。他們的遭遇，不是我能想像得到的處境，我一直如此幸運。

然而，我始終相信愛與慈悲的力量。對一個制度有所保留不該只是因為憤怒，而是因為一個不好的制度不僅會有損眾生，使他們受苦；還會令他們生起嗔心。這個制度雖然會令少數人得益；但卻也會助長他們的貪念與癡心，甚至使他們惶惶不可終日；這更是一種值得同情的苦。所以，出於慈悲，我們應該不帶憤怒，平靜地謀求一個令彼此雙方都得解脫於貪嗔癡三毒的方法。

事實上，政府不可能做錯了所有事；甚至，它還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好事。在我的眼中，這份憲章連批評都談不上，更何況顛覆？相反地，它只是一個價值性的建議，簽署人只是想和大夥商量，怎樣才能使大家都活得更幸福、更平安、更和諧。如果有人不同意，不妨心平氣和地講講道理，不必急著斥扣帽子。

任何良好的改變都不該變成你死我活的局面。從美國立憲群英、甘地、一直到曼德拉，他們全都企盼和解與協商，他們的對手也終於學懂了尊重。我不知道我的對手會怎麼看我，但起碼我自己要做到這點。如果一直假設對方是不會改變的壞人，則美國憲法不可出爐，印度不能獨立，種族隔離不得廢止。我們也必須先把每一個人看成是和自己一樣的人，有我的自私，也有我的理智與善良。你能把一個有父母有子女的人想像成一個比自己更壞的人嗎？也許你會笑我，但坦白講，我真的不能。

梁文道：村上春樹的另一面（作家的修行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反正我對村上春樹就是提不起勁。第一次讀他，是《遇見100%的女孩》以及《聽風的歌》，也許是因為和自己心目中的日本小說相去太遠（那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我還在如飢似渴地讀川端康成），我很難把握他那種輕飄飄軟綿綿的虛無。到了《挪威的森林》之後，我就乾脆徹底放棄了。儘管他越來越受重視，差一點就要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儘管身邊很多朋友都說：「你至少該看看《海邊的卡夫卡》，它會完全掃掉你的偏見」；可是我依然固執地保持距離，就像避免一種可能美好的癮癖。

多半是我太矯情，由於厭倦那一陣子人人都說村上春樹，人人都像引用聖經般地引用他，甚至於人人都想自己活得像他小說裏的角色一樣地無謂生活（也就是流行一時的所謂「村上風」），所以我就和躲避玉女歌手似地躲避他。一個自封為鐵杆球迷的人居然以碧咸為偶像，難道不丟人嗎？

不過，我毫不猶豫地買了他的新著《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以及它的英譯本《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並且用很快的速度讀完英譯本，然後再看中譯本。

我是應該喜歡村上春樹的；非常巧，我幾乎喜歡一切他所喜歡的東西：Charlie Parker、威士忌還有美國文學。被他翻譯成日文的幾位作者恰恰是我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大家，例如卡佛（Raymond Carver）、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還有費茲傑羅。村上春樹對《大亨小傳》的評價是這樣的：「年紀輕輕才二十九歲的作家，怎麼能這麼敏銳、公正，而且溫柔地讀取世界的真相呢？」說得真好。

在讀者所知村上春樹的所有嗜好裏頭，只有一種是我未能分享，卻又深深佩服的，那就是跑步。從1982年開始，他每天持續跑步至今，每年還至少跑一次全程馬拉松。這個習慣是日常生活節奏的一部份，與他身為小說家的身份緊緊連在一起。就像上班，早上五點前起來，先伏案寫作四、五個小時，然後就換上鞋子出門練跑。不是一般的晨運，而是真真正正為了賽事累積運動量，是精密的狀態調控，耐性子的計劃執行。為了甚麼？為了專注力。「把自己所擁有的有限才能，專注到必要的一點的能力，如果沒有這個，甚麼重要事情都無法達成」。接是持續力，「就算能做到一天三四個小時，集中精神認真執筆，但持續一個星期就累垮，那也沒辦法寫長篇作品」。他說：「寫文章本身或許屬於頭腦的勞動，但是要寫完一本完整的書，不如說更接近體力勞動。……坐在書桌前面，精神集中在雷射光的一點之上，從虛無的地平線上升起想像力，生出故事，一一選出正確的用語，所有的流勢全部保持在該有的位置上──這樣的作業，比一般所想像的需要更大的能量，且必須長期持續」。

我特別佩服這種生活極有規律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就是工作。工作不是貶義，卻是一位全職作者的自我認知和要求。一般人想像的寫作太浪漫了，是一個才子的靈氣迸發，其來無影去也無，不拘時地無法無相，典範則是斗酒詩百篇的李白。然而，對於一個深恐自己才能終有限，因而想要小心維護它養育它的作者來講，用「工作」這個字眼去命名自己的創作實在是太重要了。與一般上班族不同，寫作似乎是自由的，可以隨意支配自己的作息時間；但這正是作家的最大陷阱，這種狀態很容易使你喪失焦點，精神散亂成一堆昏暗的碎片。欠缺規劃、節奏與紀律，不只寫不了宏篇鉅製，可能連短小的東西也沒法一直保在該有的水準上。「工作」，就是要鎖定自己；它不是沒有靈魂的程序的匠技，卻是種類近於修行的養氣之道。所以豪邁奔放如海明威，也一樣極有規律地工作。

尤其在這個寫作不太像是種職業的時空裏，自己更要清楚地用工作的態度去界定自己的生活，別人上班我也「上班」，別人下班我也「下班」。否則原來就有漂浮傾向的這種自由行當就會變得更離落更無根，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幹甚麼的。假如一個作家不能很無愧於心很踏實地告訴別人「我的工作就是寫作」，他多半不會是個好作家。

梁文道：告密培養不出君子

【南方周末-思想遊牧】在外人面前，我乖得不得了；在他人背後，我滿肚密圈。我們不做虧心事的前提只是怕別人知道德國導演維姆·文德斯(WimWenders)和小說家彼得·漢克(PeterHandke)合作的《慾望之翼》,一直是我很喜歡的一部電影。戲里的天使無處不在，人類看不見他，他卻聽得見人心裡的每一句話，瞭解每一個人的歡樂與憂愁，到了你臨終的那一刻，他會溫柔地陪伴在你的身邊，傾聽你的恐懼、絕望、無奈與遺憾；他總愛摸你的頭髮，但你絲毫感覺不到，他靜默無聲。天使，原來是世上最孤獨的存有。

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的「守護天使」。幾乎所有基督教國家的小孩都相信自己擁有一位專屬的天使，他保護我不受邪靈侵擾，是我與上帝之間的信使，還時時刻刻監看我督促我，使我不致埋沒良知走上歧途。很多人甚至相信他就是那顆珍貴的良心，每當在道德抉擇的難關前躊躇猶豫時，他就會在我腦海里吹響警號。他還是一個旁觀者、一個記錄者，我的功過對錯全在他眼中；哪怕是一丁點的邪惡，也難逃他敏感的耳朵。而這一切，都是將來我進入天國或墮落地獄的憑證。

山東某高校不知是否由此得到靈感，公開在自己的官方網頁招募「小天使」，邀請一些學生埋伏在同學之間，監察他們的言行，看他們學習用不用功、操守純不純正。如果出了紕漏，就向校方通報(莫非學校以為自己是全能的上帝)，好及時幫助同學改邪歸正。

「小天使」是個很有創意的名字，但它的實質卻很古老。這種學生，過去叫做「信息員」，在台灣則稱為「職業學生」。一般而言，大家對這類同學的印象多半不大好，因為他們就像特務，隱沒身份，隨時「告密」。大家尤其害怕的，是自己會不會不小心犯了什麼「錯誤」，會惹來種種不測。換句話說，「信息員」不只是校方的工具，還是國家伸延到每一位同學身旁的靈敏觸角。

不管這些「天使」監察的範圍是學業，是品行，還是別的，它都侵擾了學校環境自主產生的人際關係，讓同學之間失去信任。這就和「文革」年代夫妻彼此監視、兒子告發父親的情況一樣，體制的道德吞沒了其他領域的規則。

同學、同事、鄰居乃至家庭，內部全都有自己的往來方式，都有由此產生的交往規範與價值判斷。出了問題，會有自己的解決方式；有人犯錯，也會有自己的處理手段。要是某個同學人品很糟，其他人會自動疏遠排斥他；要是有老師說了很不中聽的話，大家就該在課堂上據理力爭。假如把這些事情都交給界外的體制，那就等於自動交出了校園的相對自主，甚至拆毀尋常價值規範的基礎。難怪有人會認為就是那個人人都是潛在告密者的年代，造成了今日信任道德崩潰的局面。

不只如此，我們還要進一步分辨這些學校「小天使」與西方「守衛天使」的區別，以及它所帶來的不同後果。

熟悉思想史的朋友都曉得，「守衛天使」不全是猶太人的原創，而是源自古希臘的「靈」(daimon)。蘇格拉底就曾說過他有這麼一個「靈」，常常在他面對抉擇的時候提點他、引導他，令他不致犯下錯誤。後來的「守衛天使」繼承了「靈」的地位，是每個人的最佳顧問、最私密的朋友。不管是「靈」，還是「守衛天使」，它們都是外人不可感知的，就像一個人自己內在的良心聲音。無論何時何處，它都一直在你的腦海裡頭。仿佛在我之外還有另一個自我在省視著自己，判斷自己的一切行動是否合乎價值的真理。

相反地，「校園」天使這一類的告密者卻是外在的。埋伏得深，偽裝得巧，我們或許還看不見他們，可我們總有機會為自己安排最「安全」的出路。假如要幹什麼壞事，我們可以想辦法避人耳目，暗自籌劃，使「天使」們防不勝防。在這樣的環境底下，人的是非取捨往往是「他律」的，做或不做，靠的不是自己的良知，而是他人的目光。久而久之，甚至還會發展出種種虛偽的機巧詭詐：在外人面前，我乖得不得了；在他人背後，我滿肚密圈。君子慎獨，我們今天卻更相信「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不做虧心事的前提只是怕別人知道。

一般的小學老師最怕孩子互相告狀，那種全班舉手打報告，課後還死纏著你不放的場面，真是想起來都煩。當老師教訓過之後，孩子們會漸漸摸出一套互動的規則，甚至意外地養成內在的價值觀。假如學校不只不壓抑小孩喜歡告狀的本能，反而鼓勵他們用更聰明更隱匿的方法一路告到大學，我們的下一代會變成什麼人呢?

梁文道：米芝蓮是用時間煉成的

米芝蓮來臨之前，大家翹首以盼；等到它真的出現了，卻又幾乎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這讓我想起葉公好龍的故事。我們香港人就像那愛龍愛得發瘋的葉公，天天想着它盼着它。好，龍被感動了，真的飛下來會一會你，你竟嚇得東躲西藏，避之則吉。

難道不是嗎？請回想多年以前，那時米芝蓮在本地的威名還不太盛，一般香港人對之也不甚了了，於是市面上出現了好幾家「米芝蓮星級食府」。明明米芝蓮那時還沒推出港澳版，怎麼香港就已經有了戴星的餐館呢？原來是裏頭的大廚曾經在歐洲的星級餐館待過。我很記得那時有些不知就裏的記者最容易上當，也不管那些師傅是真正主政過星級食肆的大廚，還是在廚房裏批過三個月薯仔，總之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尊稱他們為星級大廚。假如那人幹過一星餐館，他就是一星廚師；假如他曾任職於三星名店，即他就是三星廚神了。大家好像都忘了一個最根本的原則：米芝蓮那顆矜貴的星星給的不是廚師，而是餐廳。

去年米芝蓮東京版面世，我們也曾跟着起哄，呼朋引伴拉大隊到這個香港後院去試試米芝蓮的品味，同時盼望香港版早日出爐，想像那該是何等榮光。結果，現在我們發現過江龍原來只不過是條蛇。富臨、陸羽、崩牙成、國金軒和褔臨門都及不上四季大酒店裏的龍景軒！而那麼多家日本菜、加起來連一粒星仔都沒有；相反地，一些古靈精怪的地方能越過Gaddi's，成功摘星。另一邊廂，澳門的Robuchon a Galera奪得三星雖是實至名歸，但星榜上連一家澳葡菜也沒有就實在是叫人摸不著頭腦了……

儘管法國版的米芝蓮一直都是爭議核心，但起碼也叫做一言九鼎，它說一個地方值三星就值三星，絕少有人批它名不副實。怎麼一離開歐美到了亞洲，它就變得如此可笑呢？我想這就是「美食旅遊」全球化的副作用了。

由於地球上多了一批遊客以美食為目的，他們很自然就要一根到那裏都可靠的盲公竹。猶如窮困的背囊友，無論身在何處，麥當勞那個口大大的「M」字招牌都是保證，你知道裏頭的魚柳包一定就是那種標準口味，絕對不會突然變成兩片Nann夾着一塊咖喱魚。米芝蓮提供的正是這麼一套標準，它試圖告訴用家，不管你是在英國還是在洛杉磯，那顆星的亮度都是一樣的。因為它們都是依照相同的程序和方法評出來的，所以我一定是信得過的。

這是一盤生意，換了誰都會打一樣的主意。如果你覺得自己做的買賣很成功，你大概會以為那是自己管理有方，這套方法必定放諸四海皆準，所以你的事業絕對可以開到世上任何一個角落。米芝蓮本來就是法國和歐洲的旅遊指南，在老家撈到風生水起，如今眼見美食旅遊是個全球市場，它又怎能不奮起雄心，劍指東亞呢？

它太自信了，覺得只要沿用過去的成功方程式，甚麼雲吞麵的文化修養，鮑魚烹調的細緻口味，全都不是問題。就像大陸那些做紅了的食肆，一旦做到晚晚爆滿的程度，立刻就要擴大面積，從十五桌變成一百五十桌；才剛開一家分店，馬上就想把招牌掛滿全中國。所以每一家曾經叫人吃過之後回味再三的風味小館後來都成了超大型的「飲食集團」。

說起來，米芝蓮又像它的同鄉Robuchon，十幾年間分號跨越全球。只不過它大概忘了，一家餐廳長年得星靠的是異常穩定的高水準，不飄浮不起伏，於是才能贏得最難贏得的獎牌——信譽。同樣地，一本飲食指南的信譽也不是一天功夫就可以自動生出來的，它和它評介的餐館一樣，要靠日積月累的小心經營；米芝蓮的江湖地位不是從它誕生那天就站穩的。Joel Robuchon要窮數十年之功，這才厚積薄發，帶出一批不論送到那裏都不丟人的徒弟。而一本飲食指南，它要跨越國界和文化的難度遠比一家法國餐廳在港開分店大多了，它真能憑幾個月的訓練就叫一群老外分得出廣東鹼水麵的高下嗎？

梁文道：文理分家的結果（談科學最終篇）

【am730-觀念】就拿今天的中國來說吧，到底要吃下多少三聚氰胺才會中毒，地震又能不能預警，這一切都是大家關注的日常話題，可是在介入和討論之前，我們有沒有充分的底子去理解期間最基本的事實？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的思考方式夠不夠嚴謹？過不過關？這一切都是目前的基礎教育無法獨立完成的；畢竟，我們很難想像中學課程會詳細教導學生三聚氰胺的化學式子和檢測方式。因此，科普的工作就變得格外重要。從1929年開始出版的《萬有文庫》是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最了不起的傑作，也是近代中國規模最龐大的系列出版物。

王雲五先生當年策劃這套文庫是為了普及國民知識，替方興未艾的大小圖書館建立基礎館藏，所以《萬有文庫》裡的每一本書都力求深入淺出，讓讀者廣泛接觸各門新知。在這四千多冊一千多種的叢書裡面，光是「自然科學」就佔去了一百九十一種（即百分之十八左右，這還不算「工業科技」、「農業科學」、「醫藥衛生」、「交通運輸」等幾個類別)，乃所有項目中最大型的一個，也是王先生最引以為傲的手筆之一。

這就是民國文人和出版界的識見了，在他們看來，「賽先生」不只是空洞的口號，還是必須認真對待的貴客。反觀今日中國書市，不僅沒有一家大型出版集團會以同樣的眼光規劃自己的出版品，科普書在市場的佔有率上也遠遠不及史地等人文類書。莫非現在的中國人都已經很懂科學了？連假雞蛋都造得出來，所以大家也不必再看甚麼科普書？

我常常懷疑作者是問題的根源之一。不是讀者對自然科學失去了興趣，而是能夠引發興趣的作者太少。我長年訂閱《Scientific American》和《New Scientist》，雖然不是每一篇文章都看得懂，但總是被那些作者妙趣橫生的文筆打動。身為一個專業媒體人，我有時甚至覺得他們說故事的能力要比我強得太多，令人自愧不如。

為甚麼這麼一幫理科出身的傢伙能夠寫得出如此生動的文章呢？且先撇開那些職業寫作的「科學記者」不提（這是外國許多主流大報都會開設的職位，專門請一些擁有高等學位的記者報道科技新聞），許多科學家自己就是文化素養相當高的人，能用巴哈的平均律為例輕易說明數學的歷史演變，以文學史上的冷僻典故形容「弦論」的爭議，信手拈來，毫不勉強。

如果有時間，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理分途一定是個很有趣的研究課題。我們的文人和科學家似乎太過禮讓，文人把科學常識全讓專業人士操心；科學家往往更狠，乾脆一股腦把掌握文字的能力也統統推給對方。於是就出現了我在書評雜誌上找不到人談科學的窘況了。慣見的作者群根本不大看科普書，學院裡的專家則不大懂得使用常人的語言寫字。終於，我們就這樣繼續活在一個科學文盲的時代。

梁文道：科學要怎麼普及？（中）

【am730-觀念】正是在公眾對自然科學漸感不滿的背景底下，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也開始大幅削減高等?育科研機構的資助，於是英國的科學家人人自危，擔心他們和一般人的距離會損及科學的長遠發展。所以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初，英國興起了一股「公眾瞭解科學」運動(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牛津大學更破天荒地設立教席去推動這場科普潮，請了著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及科普作家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擔任首屆「西蒙伊公眾科學瞭解講座教授」(Simongi Professorship of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直到今年10月才被專研「群論」的數學家Marcus du Sautoy接替。

回看道金斯十幾年來在這教席上的工作，很多人都覺得他太過偏執地鼓吹無神論，把一個普及科學為宗旨的講席變成了宗教辯論的戰場。然而這也正正說明了公眾瞭解科學運動的性質變化，因為道金斯對宗教的攻擊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見於各種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怎樣造成了日益加劇的社會衝突。其實看看我們今天面對的種種重大爭議，從核能的運用與濫用，人類生命的複製，基因食品的流行，全球暖化的現像，藥物研製與行銷的爭議，互聯網上道德議題……一直到墮胎算不算殺人，幾乎每一樣都和科學與科技拉上了關係。要是少了相應的知識準備，公眾以及決策階層不只無法明智地判斷，甚至根本不能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討論。問題在於當大家一如既往乞靈於專家的意見時，我們往往會發現各種不同乃至於彼此矛盾的看法，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

公眾需要認識科學，但是他們該怎麼認識，只要認識到甚麼程度呢？我們又有甚麼方法來衡量一個社會的整體科學知識水平？傳統上，學術界有許多量化手段可以幫助我們檢測一個國家的國民科學知識水平。方法不外乎設定問卷，列出一系列由淺至深的問題，然後讓受訪者作答，再結集分析，打一個綜合的分數。這種方法把科學知識假定為一個穩定的水庫，相信有些知識是確定無誤的，而且人人都該對它們擁有某種基本的認識。所以我們才能在基礎教育裡面設置課程，把這些知識教給學生，覺得那就是現代公民合理的科學知識水平了。

可是在前述那些足以左右人類未來的重大的爭論裡，我們才知道這種假設下的科學教育根本不足夠；也沒有一套百分之百準備性無疑的知識可教。所以「公眾瞭解科學」運動總結出了另一種知識觀，把重點放在每一個構成公眾的行動者身上。意思是先不要預設一大套放諸四海皆準的知識儲備，而要看關注某一個課題的公民有沒有相關的知識和判斷的能力。例如一個預要興建大型化工設備的社區，當地居民可以不太清楚基因改造的技術，卻不能不知道化學污染的成因與解決它的方式。

梁文道：時空錯亂（老革命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假如今天的日本年輕人都能對號入座，把自己想像成《蟹工船》裏的苦勞；那麼我們中國人──這個世上僅存的「共產主義」大國的國民，又該情何以堪呢？

小說裏的工人天天在海上過沒有明天的日子，不僅要面對海洋上那深不可測的摧毀力量，還得受到監工的奴役，活的時候沒有尊嚴，死了之後更連螃蟹都不如。例如一個二十七歲的東京人，害了腳氣，臨終遺言是一句「我不願死在堪察加」；可他畢竟死在堪察加海上了。清理遺體的工友幫他「將衣服解開來，發出一股令人嘔噁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虱子慌慌張張地爬出來。長魚鱗似的泥垢的身體，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樹。胸口露出一條條的肋骨。自從腳氣病厲害以後，自己不能行動，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上拉，床鋪裏臭得要命。襯衫褲都變了赭黑色，用手一提，就像洒過硝鏘水一樣，變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臍眼都填得瞧不見了。肛門旁邊像乾土一般黏乾結的糞便」。

對日本讀者而言，這是個隱喻；對我們來說，它卻是個類比。類比那黑磚裏的奴工，他們甚至比這個死者更年輕，遭到更嚴重的毒打，而且有的至今下落不明。又像那煤礦裏的礦工，一個個黃土上的坑就如北洋上的船隊，裏頭同樣有污黑腐朽的軀幹。和日本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蟹工船》是昔年日本的禁書，作者小林多喜二死獄中；這一類「革命文學」卻是我們的正統，它們的作家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鬥士。

《蟹工船》裏還真有中國人，出現在一段奇異的場景中。話說其中一艘離開母船出海作業的小漁艇遇上風暴，飄流到蘇聯岸邊，當地村民和日本官方的宣傳完全不同，他們不是甚麼「赤化」了的妖魔禽獸，也不在意日俄戰爭的失敗恥辱，反而非常急切地湧出來救人。有一晚，樸實的俄羅斯人和獲救的日本船工圍在火爐邊談心，居中翻譯的就是一個中國人。他們談甚麼呢？原來是社會主義的道理。那中國人結結巴巴地把俄文譯出來：「有的人，不幹活，發財。無產階級，永遠，這個（學扼脖子的樣子）」。

這就是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那個年代最喜歡和外國人「勾結」的不是右派，而是左派；那年代最喜歡談「普世價值」的不是甚麼「自由主義者」，而是實實在在的幹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在那個已經被今天大陸「左派」遺忘了的年代裏，日本人不必然都是壞蛋，人類的情感連結可以輕易地跨越國界。所以當小林多喜二遇難，中國的左翼作家才會那麼憤怒，因為大家的感情是「階級兄弟」的感情。也許，這就是一些學者所說的那個曾經存在過的「東亞視角」了。

船工被「赤化」了，他們回到母船，心裏頭有一片前所未聞的新天地；「羅宋」原來不像官方宣傳的那麼壞。在此之前，他們只知道愛國。日日無情壓迫他們的公司監督淺川最喜歡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他告訴工人，大家現在的痛苦是為了國家而犧牲：「一句話，咱們為了日本帝國的重大使命，要拼命衝到北海的大浪裏去。正因為這樣，所以咱們到那裏去，帝國的艦隊就來保護咱們。如果有人想學現在流行的羅宋人的辦法，煽動大家幹無法無天的事，這種人，一點不錯，正是出賣日本帝國的賣國賊」。他甚至還把這個問題連繫到性別上了：「咱們日本帝國臣民強呢，還是羅宋人強，這是一場戰爭，萬一，萬一，當然這是絕對不會的，萬一咱們打敗了，兩條大腿間盪卵袋的日本男兒就只能切腹跳堪察加的大海」。套一句流行話，這個監工竟然是個「有血性的愛國者」。

執筆前，我正好聽到一些工人集會示威消息，據說警察來了之後，不由分說就用武力驅散群眾，於是我又想起《蟹工船》的結局。那些工人不堪折磨，終於起而造反，打倒了淺川監督，控制住了漁船。然後，替日本漁船護航的海軍驅逐艦駛了過來。平常受慣愛國教育的船工好不興奮，他們認為帝國的軍艦當然是來保護老百姓的，站在甲板上喝采叫好。「一聲吆喝，水兵一齊在槍頭上了刺刀！把帽帶扣在頦下」。這些水兵「跟衝上海盜船一樣，氣焰洶洶地衝上來，把漁工、水手、火夫們包圍住了」；並且痛罵：「搗亂份子」、「叛賊」、「學羅宋人樣的賣國賊」。這時候，工人們才明白「帝國軍艦，叫得倒好聽，原來是資本家的走狗，幫助老百姓？真可笑，見他媽的鬼」。

梁文道：科學文盲（上）

【am730-觀念】多年以來，輾轉做過多份雜誌的編輯，也曾替不同的報刊策劃過各種版面，其中最苦惱的一件事是找不到人去寫科學題材的文章。有時候明明出了一件震撼全球的大新聞(例如瑞士的CERN建造了可以做出小黑洞的對撞機)，但就是找不到恰當的人選去談它。又有些時候，市面出了一本人人叫好的科普書，可是每個寫手聽到卻都搖頭擺手，避之則吉，結果顯得我們的書評版很偏食。這個情況到了某些「年度好書」選出的活動就變得更嚴重了，幾十本候選書目竟沒有一本科學書，而且各個評審都不覺得這是問題。

五十年前，英國學者斯諾(C.P.Snow)曾經用「兩種文化」去形容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鴻溝；這個有名的說法在今天的學術界裡早已被批得體無完膚，大家嫌它太過粗疏。但甩開「兩種文化」的框架不管，斯諾所描述的那種現象卻是我們至今都能痛切體會得到的日常現實。不知從何時開始，一個讀書人不懂科學是正常的，一份書評雜誌幾個月不介紹一本科學書籍是不用辯解的。就算越出狹義的文化圈，我們主流媒體的科學素養也是十分貧血，在同一篇報道裡面往往會出現前言不對後語的邏輯謬誤。為了省事，許多編輯記者乾脆照譯外電，對於任何帶點技術性的名稱則略過不理，又或者不作解釋，給人的感覺是他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換句話說，我所見的現象，已經不只是唸人文科學的同道不懂自然科學，更是大眾媒體在自然科學面前的媒體失語。

偏偏我們正處在一個科學發展史上的奇異拐點；比起五十年前，我們對世界的瞭解豐富了；比起五十年前，我們治療疾病的能力增加了；比起五十年前，科技應用對生活的影響變得更廣泛更深入；然而，比起五十年前，社會大眾對科學與科技的懷疑卻也越來越強。這是自從啟蒙運動以來從未見過的現象，科技的進展居然與對它的不信任同時增長。

本來大家懷疑甚至否定的只是那種盲目的樂觀情緒，科學技術的不確定把人類推向了高度風險處境，環境的危機使全球面臨末日的恐慌，沒有人再能天真地相信科學的進步必定能夠帶來更好的明天。可是，這種懷疑竟然深入到對所有科學(更準確地說，是對所有科學家)身上。

我推介的一本科學新書《The Black Hole War》。

梁文道：將香港插在世界地圖上

「香港有蘇彝士運河以東最好的西餐」。我不知道這句話是怎麼來的，但我知道這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流行一時的說法。那時候我太年輕，也太窮，根本無能印證它的真假。到了我稍有能力出門旅行，有辦法偶爾上上好一點的館子的時候，已經沒有人再提這句老話了。是香港的西餐水準退步了？還是別的地方進步太多（比如說東京）？抑或這句話從來都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呢？然而，無論如何，從今天開始，我們終於又可以再次自豪地肯定，香港（加上澳門）的確是蘇彝士運河以東其中一個西餐做得比較好的地方。因為米芝蓮指南的港澳版面世了。

米芝蓮指南當然不可能只介紹西餐，但這的確是它的傳統強項，一旦越出這個範圍，就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爭議與疑問。許多東京老饕根本就不能認同它在日本料理上的品味，我們中國人也很難明白倫敦最好的一家中菜為甚麼會是一家並不怎樣客家的客家館子。可以想見，這本嶄新的港澳米芝蓮也一定會令許多本地食家掉眼鏡。

不要把米芝蓮當做食壇的無上聖經，它原來就是法國的產物，它的成功是法國美食文化的勝利。縱然聖巴斯蒂安成了世上最多星星的地方，但它那群星閃耀的場面也離不開法式料理席捲全球的歷史大潮。無論那顆難得的星星出現在世界地圖上的哪一個角落，界定它的各種條件也還是法國人寫下來的。從用餐的環境設計，服務的方式與態度，一直到菜式的相貌與口味，法國人的傳統都已經變成了西餐的標準了。與其批評他們不懂得我們中國人這一套，還不如長點志氣，弄個「中華標準」出來，跑去法國出本中國人的飲食指南，告訴他們在我們的眼裏，甚麼才算上道的法國菜。

米芝蓮的成功，法式美食文化的成功，其實是過去二十年來「美食旅遊」（gastronomy tourism）興起的側面。我曾經在此說過，以前的旅行和現在是不同的：從前，吃喝是我們旅遊過程必不可少的維生手段；為了趕景點，我們可以犧牲用餐的時間與質素。後來，飲食成為體驗所謂「當地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港式旅行團去了蒙古也一定要來頓全羊「風味」大餐。可是到了今天，我們卻會為了吃喝而出門；到了巴塞隆那，可以不進宏偉詭奇的聖家教堂，但不能不多花兩小時車程趕去一個風景不甚突出的小鎮吃飯。

而米芝蓮提供的，便是如此一份世界美食旅行地圖（可別忘了，它原本就是個汽車旅行指南）。在這幅地圖上，一個地點的必遊性決定於它擁有多少顆星；某一個具體「景點」的重要性則決定於它的星光級數，三星最高，二星次之，一星再次之。雖然它的繪圖方式是法國式的，但是它的標準卻很一致，同等程度的星光不會因地有異。所以理論上講，你在東京吃到的三粒星不應該比巴黎的三粒星暗淡。

於是對於某些有錢又有閒的人而言，「獵星」成了一種時尚運動。他們旅行就像我們小時候玩過的某種遊戲，去一個地方的目的純粹是為了摘星，旅遊的成果不在於人生體會的豐富，而在於累積下來的星星數目。換句話說，自從米芝蓮流行之後，美食旅行變得可以量化了，類似積分競賽，大家可以比較「你儲咗幾多粒星」。至於到底吃過了甚麼，吃的東西和當地風土人情的關係是甚麼，反而不及得星星數目的紀錄重要。

飲食一向是顯示社會地位的儀式。對於收入一般的中產階級而言，這種遊戲的代價太過高昂。但是我們都明白，旅行的目的之一就在暫時放棄自己沉悶陳腐的日常生活，暫時換個不一樣的人生。假如我們願意日夜趕工，省吃儉用大半年，再去南太平洋某個小島上過幾天極盡奢華的富豪生活；又怎麼不可以用同樣的心態去偶爾過過那種摘星的癮呢？所以又有些人到了法國能夠天天以麵包充飢，猶如當年「勤工儉學」的鄧小平；再把省下來的盤纏全部豪擲在一間半年前就訂好位子的三星餐，做一晚的有錢人。

終於，香港和澳門這對美食旅遊上的雙子城也出現在米芝蓮的世界地圖上了。雖然它們的星星總數未必及得上東京，但是在漆黑的地球夜空之上，珠江河口的這兩個小點起碼亮起來了。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摘星之旅不妨由此開始。我突然想起半島酒店推出過的那種專益香港人的套裝優惠，不花時間，只要付出稍低於布吉旅遊套裝的價錢，你就能坐上它那綠色的勞斯萊斯，去半島住一晚。現在，我們也能用類似的方法去獲取我們自己的星星印章了。

梁文道：只在互聯網

【am730-觀念】藝術的世界充滿意外。比如說教學電影，絕大部分都是按本宣章，沉悶無趣。但是電影導演杜維威爾(Eric Duvivier)和超現實主義詩人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就曾在1964年合作過一部《Image du monde visionnaire》。它被認為是前衛電影史上的力作，奇詭幻麗，影像的邏輯取代了事的常規，如夢一般地不可思議。雖然很多學者都曾談過這部作品，可是真正看過它的人卻極少極少，因為它本來就不是拍給一般電影觀眾看的。《Image du monde visionnaire》的製作單位是瑞士山度士(Sandoz)藥廠的電影部(迷幻藥LSD就是由這家藥廠首先合成)，它的對像是醫學界的專業人士，目的是讓他們透過這部電影感受服用者的幻覺世界。

今天，任何一個人都能在網上極其方便地欣賞這部罕見的作品，因為我們有了「烏布網」(www.ubu.com)。我不是一個太喜歡在網上看電影聽音樂的人，倒不是為了道德和法律的理由，而是很難忍受那些粗糙的影音質素和不太穩定的傳輸效果。除非是要追看最新的電視連續劇，否則我不會在可憐的電腦屏幕上觀看任何市面可得的商業製作。當然，我們都知道許多最新最有趣的藝術實驗正在互聯網上熱烈爆發，所以偶爾在裡頭沖浪碰撞，說不定能遇上甚麼好東西。

去年，我就很意外地在Youtube上看了實驗電影先驅瑪雅．戴蓮(Maya Deren)的好幾部作品：要是從海外訂購光碟，那可得花上好幾百塊錢呀！心喜之下，再接再厲，竟還讓我找出一大串歷史鉅著邊鋒經典。可以想像，上傳者一定都是同好。奇怪，怎麼他們就不怕給人控告侵權？Youtube又怎會放著這些材料不管呢？原來這裡頭有的東西太老，一早就過了版權保存的年限，有的則根本是版權擁有者主動釋放出來的(反正這些作品也賺不了錢，還不如讓更多人分享)。儘管Youtube有這麼多寶貝，但你必需先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甚麼，要不然搜尋起來就如大海撈針，很不方便。然後，我就找到烏布網了。

這大概是網上最大最好的前衛影音資源庫了，從古老的《一條安德魯犬》到當紅新媒體藝術家的最新作品，從約翰．凱基(John Cage)的現場演出紀錄到莫莫無聞的年輕音樂人，從第一期《達達》雜誌的封面一直到拉美新晉藝術家的訪談，簡直是包羅萬有目不暇給。最美妙的還不是它不收取任何費用，而是它的整個運作根本就建立在禮物經濟的概念上；佔用的頻寬是別人多餘出來的，管理和編輯都是義務人員，一切資料檔案則來自全球各地的藝術家和文化機構。換句話說，一個收藏如此強大，編排如此清晰的藝術網站，靠的就是同人互享。最近半年，當有人問我看了甚麼好電影，聽了甚麼好音樂，我都不大答得出來；我幾乎天天泡在烏布裡，闖進眼睛和耳朵的全是一些陌生名字，實不足為外人道。活在當下還真是幸福，以往不知要費多少光陰和金錢才能得見的作品，如今盡在彈指之間。於是，我開始認真考慮一套網絡影音設備的必要了。

梁文道：假如一個外國人做了中國的部長

比起新加坡，美國更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的制度和土壤的開放；假如一個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當總統，那還有甚麼是不可能的呢？雖然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很多人都感到美國的大門正在日漸收窄，但是又要看看它各行各業高端階層人才分布的那種族群紛雜膚色參差的景象，便能發現美國始終是一個移民傳統深厚的國家。畢竟，能夠使它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在戰後躍居世界領袖之位的本錢，就是一群群渡海而來的移民。

美國也是諾貝爾獎的大贏家，它生產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數目乃世界之冠，這裡頭起碼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來說吧，在得獎的時候他們全都擁有美國國籍，其中有最後給予他們良好研究環境和資源的，卻是這片大洋彼岸的「僑居地」。

為甚麼是美國──而非中國，能讓這些中國人摘取學界桂冠？何時我們才能見到一位在中國本土的學術機構做研究的中國學者得到殊榮呢？這是很多愛國心切的中國人都曾問起的老問題。可是在我看來，我們還可以從一個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個問題：甚麼時候我們才能見到一位任教於中國大學的日本學者、英國學者，甚至一位美國學者贏得諾貝爾獎呢？

假如我們的學術體制和環境非常優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國名家來這裡過半退休的講學生活，還能引來一群正處黃金歲月的青壯學者到此鑽研學問，那麼我們也一定能孵育出頂尖的中國籍學者。

只不過到了那時候，「代表」中國去領諾貝爾獎的人在人種上是不是中國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土壤豐美，社會開放，真真正正不負大國之名。

面對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現實，要思考的課題不只是他們愛不愛國，也不只是怎麼留住他們，更是如何不讓中國成為全球人才競爭的淨出口國。同時我們也許要調整一下心態，換掉那種常見的種族性愛國主義；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個長得像外國人的人說著一口流利普通話，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播台上，甚至當上了國務院的部長；我們是不是承受得了？

說起大國，我們時時想起唐朝。的確，唐是當時世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首都長安的規模在很多年後才被後來者超越。不過，它還是這樣的一個帝國：商人巨賈不乏碧眼白膚，政府官員有日本和新羅的留學生；最受朝野歡迎的詩人則出生自國界西陲，身上可能還有胡人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