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素叉燒的困惑

我知道有一些素食者喜歡「鬼佬齋」多於「中國齋」，因為他們認為西洋素菜的感覺比較清淡、「真實」，且「自然」。「清淡」也就吧了，傳統中國齋菜（尤其廣東齋）的確是夠油的；但西洋齋菜又為甚麼會比較「自然」而「真實」呢？

理由是西洋素食多取蔬果等自然材料，很少或者幾乎不用齋魚齋肉等豆製人工食品。如果要補充蛋白質的話，西菜就用芝士代替，雖然做不到肉食的質感，但也別具香味。

說得也是，有沒有麵筋素肉，的確構成了中西齋菜料理的極大分別。我們使用素肉的習慣使得中國齋菜比較容易保留一般中菜的傳統做法；無論是百合炒素牛肉，還是糖醋素魚，烹調的技藝與調味的香料都不會和真肉原版有太大分別。相反地，西方齋菜則不會為了讓素食者繼續享受鵝肝的美味，而特別創作一些齋鵝肝出來。因此，他們只好另闢蹊徑，想辦法弄出完全不模仿肉食的素菜；同時又要保留豐富飽滿的味覺層次，不下於一般帶肉的菜式。

於是西洋素菜就要在蔬果的食材組合與處理方式上搞創意下功夫了。

米芝蓮三星名廚亞倫．帕薩（Alain Passard）曾經以龍蝦和烤乳鴿名震江湖，但是自從九十年代末開始，他就逐步取消掉菜單上的肉食了。他宣佈：「我做了好幾年的素食者，現在更完全喪失了烹調肉類的興趣」。即使如此，他的「L'Arpege」仍然令很多人大跌眼鏡地年年穩坐三星之位，秘訣就在於用料的講究和創意十足的手法。例如他最有名的蔬菜盒，表面上看是個盛在酥皮麵包盒裡的燉菜，其實這裡頭可能有多達二十種以上的蔬菜，每一種都按各自火候需要，用不同的小鍋分開煮好，煮出來的菜液會另外做成複雜但又和諧的醬汁；其工序之繁複比起他過往賴以成名的肉品要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你近期沒有去法國的打算，又捨得花錢吃菜，可以到香港的 Spoon嘗到原理相近的版本；亞倫．帕薩的素菜革命早已帶動了法國食壇的新潮。

不過，我們不可能天天這樣子吃，所以面對現實吧，要是吃齋，你還得光顧本地的傳統齋菜館。

單從口味來講，我完全可以理解一般人對市面廣東齋菜的批評。然而在宗教的層面上，我卻發現很多人的批評其實是出於誤解。例如，有人會懷疑出家人怎能吃得那麼油膩，似乎有違佛門清淨本色。各位，請用腦子想想，嘴裡的清和心裡的清是兩回事呀！人是雜食動物，不能沒有油脂。漢傳佛教的僧人們已經不吃肉了，你想他們得從甚麼地方獲取油分呢？

更常見的指責就是所謂的「齋口不齋心」；雖然口中無肉，但是面對一桌子素鴨素羊素叉燒，說不定還有一整隻素乳豬；這能算是「不殺生」嗎？廢話！當然算。佛教徒不殺生是不想動物受苦，但這並不表示他們連吃類似於肉的豆製品的權利都沒有；吃齋牛會害死一頭牛嗎？換句話說，「齋口」才是最根本最絕對的；至於「齋心」，難道你吃齋燒鵝就意味著你很想宰殺一頭鵝嗎？「齋口不齋心」的說法聽起來很玄妙很有道理，其實與佛法相去甚遠。我發現說這種話的人往往是自己捨不得肉食之慾，但又要求一個捨不得令動物經受囚禁屠宰之苦的人應該毫無道理地齋得更徹底。不止荒謬，這甚至還有點虛偽吧？下回批評一個因為宗教理由而素食的人「齋口不齋心」，你最好自己先把肉給戒掉。

梁文道：日共回來了？（老革命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後的一個月裏，《資本論》在德國的銷量就上升了三百倍！不過十幾年前，我們聽說歷史已經終結了，人人都將在美好的自由市場經濟裏幸福地生活下去。怎麼才一轉眼，馬克思又回來了呢？當然，德國那驚人的數字做不得準，因為我們不曉得原來的基數是多少。假如《資本論》之前一個月只能賣出一本，那麼現在就算多了幾百人讀它也算不了什麼。日本的情況就不同了。據聞自從去年開始，日本共產黨每個月都以過千人的速度不斷膨脹成長；這可不是讀書那麼簡單，而是實實在在地加入共黨。更奇怪的，是新入黨者多為年輕男女。就日共總書記的說法，造就這場奇跡的是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老書，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熟讀近代中國左翼文學史的人都該聽過小林多喜二。他也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了，日本頭號革命作家，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當他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警察捉捕入獄，凌虐至死時，魯迅等著名中國作家都曾為他鳴不平。如今看他的作品，也有一種很奇特的感受，彷彿回到從前，資本家都在無情壓榨勞動人民，無產階級全部處在水深火熱的苦境之中；而共產黨員和左翼知識份子則展現出了刻苦卓絕的革命意志……。這一切對上年紀的中國讀者來講一定不陌生，問題是為什麼今天的日本青年會突然「發現」了它，使它復活過來，狂銷數十萬冊呢？照潮流雜誌的推介，日本的年輕人應該喜歡村上隆那種輕飄飄的藝術商品才對呀，怎麼會忽然迷上這種老古董，還要受它感召加入共產黨呢？大部份的觀察家都說這是日本「下流社會」的側面，許多青年打工族發現自己可能一輩子也爬不上去，看不見明天是不是會變得更好。而且貧富差距日見懸殊，那頭有米其林三星指南登陸東京，這頭人人工時過長收入縮水；那頭有名牌旗艦店越開越大，另一邊則有人要打三份兼職來養家糊口。仔細一想，這不正是《蟹工船》裏的處境嗎？一群生活無著的人被迫上船，飄洋過海，在狂風巨浪裏頭，冒死勞動，掙扎求存。至於那些下了班還要用手機和電郵通緝我的管理人員，豈不就像捕蟹船上的監督，不讓我有一刻的喘息時間（雖然他們還沒出到用棍子毒打我這一招）？他們越看越覺得擠得跟罐頭似的通勤電車其實是條堪察加海上的破漁船。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理解不究竟，就算小林多喜二的小說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當年的現實也和今天的情況相去太遠。也就是說，昔年的慘酷並沒有完整重臨，而是透過現今讀者的詮釋聯想，成了一種感知現實的隱喻。例如小說裏的大反派，船上的公司監督淺川，當他知道同行漁船「秩父丸」快要沉沒，其反應竟然是命令自己的船繞道而行，置對方發出的求救急電於不顧。因為「秩父丸保了很高的險，一條爛船，沉掉了反而有利」，結果「秩父丸」全船四百二十五人通通葬身大海。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事會發生在今天，除非你把那個淺川看成是今日某家大企業的老總，雖然公司有盈利，但為了更對得起股東，只好降低成本，把幾百個員工丟到失業的人海，讓他們自求多福。

梁文道：人才是怎麼來的?

【am730-觀念】如果一種公共議題反覆被人拿出來探討辯論，那麼理論上大家都應該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進步，發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學習到更豐富的認知方式。可是一種議題的循環再現，有時候更也是病理性的，恍如童年的不幸遭遇，一再以不同的形狀重現於午夜的噩夢，或者任何杯弓蛇影的幻覺聯想之中。例如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這件事，大陸網民迅速把它變成又一場關於愛國的避辯論。

啊！這是我們多麼熟悉的話題呀！每年起碼要談個三四次，每年我們都能找出幾個「漢奸」的嫌疑犯。為甚麼這個國家有那麼多人想當「漢奸」？大家又為甚麼如此關切愛國這個課題？這種議論方式的重複乃至於壟斷，很容易就會阻礙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許會更有趣也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比方說人才的競爭。

沒有一個國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來源則不外乎自己培育與對外引入兩種。我不知道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算不算是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上從來就處在一個主動出擊的位置上。它固然也著力於培養自己的年輕人，但它更擅長把握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去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內不可能製造得出來的生產力。與它本是同根生的馬來西亞自從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就一直在教育和就職創業的機會上排擠掉不少優秀的華人精英；而新加坡則近水樓台，很方便地就把這些無法在祖國大展拳腳的精英吸納了過去，成為這個彈丸地的發展動力。近年中國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標鎖定在中國身上，不只用獎學金吸引中國學子，還讓他們不用費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資格，變成前進中國拓展新市場的先鋒部隊。它的策略如此大膽激進，乃至於本國老百姓開始心生不滿，屢有怨言。

這也許是一個島國的生存之道；對他們的政府來講，問題不單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人，還是能不能把這個最優異的人也變成新加坡人。相對而言，中國人口龐大，人才的儲備層次也遠較新加坡豐富多樣，似乎用不著學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獵頭狠招。可是我們不妨再看一下美國的情況。

今天的美國已不是當年那塊有待拓殖的新大陸了，它的人口數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屬世界前列，可以說是要用甚麼人就用甚麼人；為甚麼它還要持續拉攏移民？甚至出到網上「綠卡」(The Green Card Lottery)這種怪招？其實在對待國民身份這個問題上，美國的策略可說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華，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甚麼地方，我都歡迎你。

梁文道：齋口不齋心？

如果按照正常的標準來看，我大概很快就要喪失撰寫飲食文章的資格；因為我素食的傾向愈來愈強，搞不好那天就要開始守齋戒了。

然而，我又很能體會蔡瀾先生「未能食素」的心境。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這種經歷，如果一桌人坐下來點菜，其中一個事先聲明吃齋的話，鄰座可能會覺得自己被人冒犯了。為甚麼？因為素食者總給人一種異樣的道德優越感，總是使人以為他的倫理標準比較高，自律能力比較強。而大夥吃飯本來是件很愉快甚至很縱慾的一件事，突然旁邊多了一個禁慾主義者，豈能不叫人掃興？這就有點像一堆黑社會的小流氓正在肆無忌憚地粗口橫飛，大佬身邊的「阿嫂」忽然冷冷地道一句：「我本人唔係咁鍾意講粗口」。

其實我是有親身體會的。很多年前，和一個後來出了家的同學在大排檔吃飯敍舊，正當弟兄們興高采烈地要叫幾瓶冰凍啤酒時，他卻平靜和緩地說：「其實我已經吃齋了」。我們很愕然，一起轉頭看著他那彷彿散發著天使光采的慈善面容，他又接著說：「沒關係！不用理我，你們儘管叫儘管吃，我要碗粥就行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個野蠻的食人族遇上了從文明社會過來傳教的牧師，羞愧難當。我是不是該把他也煮來吃了呢？

看一些鼓吹素食的書，裡頭常常列舉歷史上吃素的名人故事，似乎是想叫大家傚法偶像，找到楷模。不過，他們往往（也許是故意地）忽略了一個著名的素食者：希特拉。人稱「希魔」的希特拉是個素食主義的信徒，常常對軍人和學童宣揚吃素的好處，因為當年有一位法西斯思想家認為素食不止可以提升人的精神狀態，還能促進日耳曼人種的進化。也有另一種版本，他們說希特拉私底下溫良和善，不止不吃肉；連看到動物紀錄片裡弱肉強食的場面，他都會不忍地別過頭去。在他的晚年，其食譜更是日益單純，天天吃來吃去都是那幾道蔬菜；儘管如此，他還是要煞有介事地在每頓飯之後客氣又熱情地當面歌頌他的廚娘：「太好吃了！你做的飯永遠都是那麼好！我太感謝您了」。

後來有很多學者爭論這個問題，不少人懷疑希特拉究竟是不是個百分百的素食者，有人認為他吃素吃得不徹底（因為他吃蛋），有人發現他其實很喜歡一道用鴿肉做的菜，也有人找到證據證明他只是儘量少吃肉而不是完全不吃肉。不管怎樣，這些討論都隱隱帶著一股難捺的情緒，否認希特拉是素食者的人總想努力確認他真不是一個好東西。例如一個學者寫到最後，乾脆有點動氣地說：「無論如何，就算他偶而吃素，也絕對不是為了道德理由」。

為甚麼這批學者要這麼努力地揭發希特拉的素食者面具呢？那是因為怕別人用他詆毀素食者的形象，更怕有人因此開始對「希魔」多了半分人性的同情與理解。其實客觀地看，素食者的品格就一定比較高尚嗎？人類可以為了某種倫理信念吃齋，但並不能由此反過來推出素食者都很道德的結論。在我看來，一個不忍殘殺小動物的希特拉要比一個沉溺在酒池肉林裡的希特拉更可怕。想想看，一個害怕參觀牲畜屠房的人（據說他曾經被烏克蘭的一座屠場嚇儍了），同時卻下令「解決」幾百萬人的生命，這不是非常非常地變態嗎？

梁文道：陳水扁葬送了台獨運動

也許中國政府應該頒一個獎章給陳水扁，因為他幾乎以一個人的力量，就糟蹋掉了台獨運動累積了數十年的道德權威。

不管它的訴求是否合乎理法，又是否符應公認的政治原則，任何一場社會政治運動都不可能在沒有道德權威的情況底下發揚壯大。甘地在推動印度獨立的時候，他個人的禁欲生活與絕對的非暴力主張就是那場運動最大的道德本錢。這份重要的無形資產不只在他的追隨者頭上增添了聖潔的光環，還使得許多英國人為自家殖民地軍警的暴力行動羞慚得無地自容。印度獨立運動的目的固然是「道德」的，現在看來也完全用不著爭論，但當年它卻不能不倚靠這個目標以外的道德資源去證成它的主張。

最理想的情況當然是一群善人帶領一場立意良好的社會運動，所以有些政府就會想辦法謀殺反對運動領袖的人格，希望達到轉移視線的效果。例如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金，他的立場無懈可擊，他的夢想難以拒絕；而且他還頂著牧師的頭銜，身具無窮的魅力。當年的美國政府為了消除他的影響，刻意張揚他在召妓之後被埋伏於汽車旅館外的槍手所刺殺的事實，目的就是要防止他在支持者心目中上升到一個殉道聖者的地位。

還有另一種情形，是一群「好人」帶頭干一些令人髮指的壞事。遠如納粹興起前的歐洲反猶運動，那時有一批人把自己樹立為樸實的農工代表，指控猶太裔的商人和銀行家狡詐貪婪。近如阿爾蓋達等激進伊斯蘭組織，其領導人往往以純潔忠貞的面目示人，使得他們對西方社會道德墜落的譴責顯得更為有力。

台獨運動也有它的道德遺產，來自於國民黨威權時代的高壓統治。那年頭的台灣不僅不民主；不僅沒有言論、出版，以及集會游行的自由；還有一個「警備總部」的陰雲籠罩在所有潛在異見者的頭上。嚴格來講，當年震撼全台的「美麗島事件」並不能只用「統獨」框架定性，它根本是一次威權政府與民間反對力量的正面交鋒。雖然國民黨政府贏得一時的勝利，但卻因為暴力鎮壓和不公的審判而輸光了所有的道德力量；再加上「林家滅門」等不明不白的慘案，它更為對手造出了「聖人」林義雄，與「為正義而辯護」的律師陳水扁。

隨著民進黨的成立，台灣的種種反抗力量要不是漸漸被綠營吸納，就是被政黨鬥爭邊緣化，而這一切以血淚換回的道德遺產，後來就都自動轉入台獨運動的戶口了，再經過政治運作加持於「台灣之子」陳水扁的身上。所以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仍然有狂熱的追隨者站在台北看守所外面高喊「台灣大總統陳水扁！」，相信他真的受到了政治迫害。

可憐這種聲音是多麼的孤獨，這種人是多麼的稀少，陳水扁一家的荒誕醜陋已經敗壞掉那份得來不易的資產了。他的海外賬戶每被查出一筆錢，那個歷史戶口裡的貨幣就少掉了一筆；他越是死命抱住台獨的名義，台獨的「純潔」就越是可疑。將來仍然有人會支持台獨，也仍將有人出面領導這場運動；不過，若是要想要恢復它失去了的道德光環，卻或許是很多年之後的事了。

梁文道：一個北國讀者的感想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近年，我和馬來西亞的關係越來越深。我認識了很多朋友，有的在朝當部長，有的在野搞運動，有的還坐過政治獄。有一個朋友誠懇實在地做他自家的小買賣，也有一個為了左翼理念奮鬥了大半生。我在主流的華文報刊上發表文章，但我也有許多朋友浪跡於獨立的網路媒體。甚至連我的授戒師也是一位馬來西亞的法師。這是什麼因緣？

我喜歡馬來西亞的食物，色彩斑斕氣味濃豔，喜歡這裏不同的文字和口音，眾多的神祇與節日，構造成繁複如迷宮的文化脈絡。以一個中國人的標準而言，我甚至不尋常地想念這裏的天氣，天天炎熱得讓人汗流浹背，卻又總有一場大雨傾覆如洗。當然，我還迷上了馬華文學。可是，我仍然不知道這片土地到底和我有什麼關係。

我的好友林悅已成為馬來西亞當紅的旅行作家了，她和夥伴走過大半個地球之後，才說要去走一趟自己的祖國。最初不清楚她的目的，還以為將會看到一本正常的遊記，裏頭有各地風土人情，有許多的味道和聲音。然後我在《榴槤國度》讀到了一個支持回教黨的華人，一個獨自發掘馬六甲遺產的文史工作者，一個放棄搖滾回到家鄉繼承祖業的小老闆，一個在柔佛巴魯和新加坡之間躊躇的專業人士，一個心向中國的首代移民，一個獻身未來的愛國（當然是馬來西亞）青年……他們全都有殊異的路徑、節奏與步調，卻又或多或少地運行在相近的軌道上，流亡、遷徙；交織且撞擊出一張記憶地圖。

這是張用華語標記的地圖，上頭每個紅點對我而言都似曾相識。透過林悅的筆端，那些人物的語氣、神態和手勢都躍然紙上。我覺得自己應該認識他們；但又有一種奇怪的距離隔在中間，彷彿發生了難以掌握的方向位移。這張地圖和平常的不同，它好像是張南北顛倒的地圖。林悅在序言和結尾問過自己兩次：「我愛國嗎？」這就是那個挪移了我視點的座標。不只因為她所說的國家不是我的國家，更因為兩種愛國方式的不同。

在我成長的那片北方國度，不管是大陸、台灣，還是港澳，我們一直都被教育成歷史的忠實讀者。認識自己的父祖和來處，就是認識自己的國家。國家與個人之間有一條抽象的血脈，個人的系譜可以接上整個國家的歷史，你忠於自己的過去，就是忠於自己的國家。在中國「同文同種」的神話底下，那些宏觀的歷史和自家的宗譜必須要用中文來解讀；「中文」、「中國史」與「中國人」是連接在一起的神聖紐帶，是愛國者必須走完的朝聖之路。假如我們也有像林悅一樣的作者，行遍半壁江山，記下同胞移動的路線，刻畫他們與鄉土的聯繫，追溯他們和母語的關係，他一定會被認為是一個愛國的人，因為這個舉動是鼓動愛國情緒的壯舉。

然而，在林悅的國家，情況卻可能完全相反。一個華人使用華語去尋找其他華人的故事，而且故事裏還有數不清的空白與挫折；這能叫做愛國嗎？我懷疑。因為在這個國家，華人的處境是與眾不同的，當其他國家的國民要用記憶去喚醒自己愛國的情緒時，馬來西亞華人的愛國卻要以失憶為前提。其他地方的人用歷史去確認自己的身份，在這裏，確認身份的辦法卻是抹除歷史。其他地方的人以母語去構築自己在世界上的起點，這些人竟然要用失語來證明自己。

任何一個讀者都不可能在《榴槤國度》讀出林悅原來並不愛國的答案，因為任何一個人如此用心於自己的土地，尋找自己和這片土地間所發生的種種故事（不論那是怎樣的故事），她都很難不帶愛，不對斯土產生休戚與共福禍同當的感情。可是由於上述的獨特處境，說自己愛或不愛這個國家都是困難的，所有不假思索的回答都是廉價的。

我，身為一個外國讀者，用我能瞭解的文字閱讀這份方位倒轉的地圖，於是得到了一個顛覆性的世界觀。他們的歷史也是我們的歷史，雖然這同一段歷史區隔了彼此；他們的語言也是我們的語言，雖然這同一種語言生產了差異。儘管我依然不能確切地說明自己的複雜感受，不過我想這份地圖起碼能讓雙方達到一個共識：一個國家不必然建立在同一個種族、共同的語言以及相連的歷史之上。「同文同種」的，不一定是「同國」；「同國」的，也不一定就要「同文同種」。

梁文道：不要議會，我要專家（香港的理性二之二）

【明報-筆陣】文化評論人

香港立法會終於援引了《特權法》，成立委員會調查雷曼兄弟迷你債券事件。誠如許多評論家所說的，這個舉動不一定能幫助受害的市民盡早得到賠償。可是比起「證監會」和「金管局」這兩個部門的工作，立法會的調查卻有很不一樣的意義，因為它將曝光許多銀行界的運作內幕。所以，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銀行界裏頭的人，都很擔心此舉「會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看法和信心」。

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少國家議會，都曾傳召包括銀行在內的商營機構，迫使他們向民意代表全盤托出自己公司和行業的運作方式與資料；為什麼他們就不擔心自己的營商環境會受到影響？不害怕國際投資者對本國失去信心呢？又為什麼同樣的事件發生在香港時，卻有不少人覺得這種擔憂很合理，甚至認為「立法會的介入會破壞了香港建立的原則」呢？香港做事的原則到底是什麼？

再看政府為了應對金融海嘯而成立的「經濟機遇委員會」，這個高層次會議的任務是為香港在逆境中謀求經濟的出路，替政府出謀獻策，視野要求極寬，肩上擔子極重。可是除了小部分人曾經質疑其成員構成的代表性之外，大多數人的目光卻眼於那些獲委任者的資歷及專業背景，看他們「懂不懂經濟」， 「夠不夠專業」；彷彿沒人覺得把香港未來發展的大方向交到這幾個人手上是有問題的。

政府成立的各種大大小小委員會，歷年不知凡幾。它們一向被認為是建制吸納人才，形成社會共識與和諧的利器；也是在官僚機器和「公民社會」中間搭起「手臂距離」的不二法門。雖然其中也有純粹用作裝飾的花瓶，但又的確不乏權責實在影響深遠的機構。假如大家都覺得未經普選產生的香港政府是不民主的，我們又憑什麼相信這個政府成立的這些委員會？憑什麼以為它們要比政府更「民主」更有效呢？

如果把雖有民選成分但權力範圍重重受限的立法會，與這一大堆由政府派生的諮詢架構放在一起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香港果然很不民主。

先別管個別議員的「素質問題」，有趣的是，很多人竟然還要嫌真正能夠代表市民意見的立法會太過多事，認為民意代表不該什麼都插上一手；最好把東西全交給那些不知如何產生，又不太用得向議會和市民負責的「專家」去處理。莫非這就是香港做事的原則？就是香港人熱中標榜的「理性」？

香港的主流意識形態非常右傾，我常和朋友開玩笑說，如果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和德我肯（Ronald Dworkin）等當代自由主義健將生在香港，他們一定會被人當成極左派。儘管有不少學者都曾指出，以香港對公共房屋和醫療的投入看來，這塊地方實在算不上是「大市場，小政府」的典範。可是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卻還是以幾近自由放任的「積極不干預」為圭臬，看重「傳統基金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排名，多於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標。從政府、學界，一直到輿論談論政策的框架與標準，都不難令人看到「政府不應干預市場」和「能者自付」等種種說法確實是香港社會的「共識」。

由於已經有人做過深入的歷史分析，我不打算追溯香港右傾主流思想的形成過程；可是源自殖民地時期的這套意識形態所造成的政治效應，卻很值得一談。與一般人所想的相反，對於「大市場，小政府」原則的信仰不只沒有構成香港民主化和去殖化的動力，反而還意外地產生了阻礙民主解殖的作用。我們今天之所以那麼害怕立法會裏那所謂的「民粹主義」，那麼不質疑諮詢架構的權力來源，其實是和香港的自我理解有關的。

梁文道：麥凱恩憑甚麼認輸？

【am730-觀念】足球也許不是英國人發明的，但他們的確創造了現代足球的形式與規則，例如把一場球賽分成上下半場。十九世紀初葉，從哈羅公學到伊頓公學，從牛津到劍橋，幾乎沒有一家學校的學生不玩足球。問題是他們不只沒有共通的玩法，甚至連足球和橄欖球的區別也還沒開始區分清楚。於是一遇到校際比賽，你用腳踢，我用手接，大家鬧得不可開交，混亂非常。所以他們想到了一個臨時的解決方法，那就是將球賽劃成上下兩截，上半場依你的規矩，下半場就按我的來。

在剛結束的美國總統大選裡頭，除了奧巴馬那動人的勝選演說之外，我覺得麥凱恩的認輸演講也絕對不容忽視，那可能是近年同類講辭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麥凱恩告訴他的支持者，這次失敗「是我的錯，而非你們的」；還壓制倒采，極度寬宏地呼籲大家要支持奧巴馬，說「他是美國總統，我的總統」。他沒有否認雙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對手勝出的意義與民主的真諦，認為這一次選舉證明了每一個公民都不該忽視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響力。最令人動容的，是麥凱恩到了這個時候仍然不忘慰問剛剛失去外祖母的奧巴馬。為他的演講加上了一個格外有人情味的註腳。

麥凱恩的演講固然表現出一位政治家的格調(『格調』，在今天的政治世界裡，這是多麼陌生的字眼呀！)，但這種個人風格的美善其實來自於背後一個客觀習慣的存在，那就是要尊重遊戲規則。既然大家都下場參與了民主普選，就該明白「願賭服輸」的道理；只要雙方在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對規則本身提出異議，而且跟著它一路玩下來，便要接受這場競技的最終結果，絕對不能輸打贏要。

為甚麼出來的結果明明不合己意，卻還不能表達不滿甚至反悔覆盤呢？原因絕不僅止於風度尊嚴等人格因素，還包括了更深層也更真實的願望，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足球規則制定和普及的歷史中得到啟示。假如當年那些學生只想關起校門自己跟自己踢球，他們用得著發明上下半場這種點子嗎？假如那些不同的學校只想辦一次校際比賽，以後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話；他們還用得著約束自己去服從規則接受賽果嗎？

民主選舉其中一個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遊戲規則：參與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須和其他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還得一起生活下去。於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覺得還算公平的規矩，然後按規矩辦事。在這意義上講，選舉乃至於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遊戲方式，其實都是為了解決人我共存的問題，都是為了達到社會團結的目的。

梁文道：賤骨頭

每次帶外地朋友去陸羽，我都會重複一個老掉牙的故事。「你們知道嗎？當年英女皇訪港，也想去陸羽來一趟正宗的廣式飲茶。可是陸羽卻說位子早都訂滿了，沒空招呼女皇她老人家。其實呀，陸羽根本沒甚麼訂位不訂位的問題，它的位子全都留給熟客，有時候明明看到它有剩餘的桌子，他們卻偏說滿了滿了，把你打發出去」。雖然今天的陸羽老早就不是這個態度，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把這個傳說再說一遍。

為甚麼？大概是為了讓它聽起來好像好吃一點吧。「夠寸」，似乎是我們用來判斷一間餐館夠不夠好的標準之一。雖然大家都喜歡無微不至、賓至如歸的招待；可是我們華人身上好像就是有一塊骨頭比較賤，總覺得現在那些禮數週周的地方很可疑(例如從美國學來的那套侍應對答，老是在你點完菜之後讚嘆一句：『真是明智的選擇！』)總是認為口味比服務重要一百倍(還記得倪匡評論 Nobu的那句名言嗎？『一百分！服務九十九分、食物一分』)。而好口味的表徵，竟然就是店家很「寸」。

真的，你去比較一下其他地方，便會發現華人的飲食文化確實多了這麼一根骨頭。

去歐美的名牌餐廳，最難過的那一關就是訂位那一關，一間館子的聲譽往往建立在訂位的困難程度。我常常懷疑，像French Laundry和El Bulli這些地方的名聲之所以如此響亮，其實是因為大家故意在訂座的方式上耍花招。近年威震紐約的韓裔大廚David Chang開了一家高級小餐館Momofuku Ko，只接納網上預訂，人數卻只限一位、二位、以及四位等三種組合。每天早上十點，會有數以千計的人湧上它的網頁查看還有沒有空檔，爭著訂座，手指動作稍為慢一點，你就會接到「抱歉」的訊息。這個搶位遊戲通常在兩秒內就結束了。

再看日本，有不少頂級食肆神神秘秘地躲在窄巷橫街，門口招牌似有若無，好像深怕被人發現。訂座？你得道出介紹人的名字，就跟見工面試似的，推薦人要是夠份量，或者是他們的老主顧，你才有機會走進去飽餐一頓。

但是，所有這些外國佬都只會在你進門之前為難你，一旦你坐了進來，他們便換張臉孔待你如上賓。等到你走出去之後，就不免要感慨天堂的門果然是很窄的。只有我們中國人，喜歡在你坐定之後還要繼續折磨你，彷彿是要用擠迫的座椅與惡劣的態度逼你忘記週遭的環境，全神貫注在食物上；啊，地獄裡一滴清涼的露水是何等地甘甜呀！

我住在大埔的時候，附近有家遠近馳名的麵檔。每逢中午，都有幾十人搭枱坐滿四、五張大圓桌，而桌外則團團圍著三圈等著入坐的食客。好不容易輪到自己，剛要拿出手巾擦乾臉上的汗，老闆娘便會走過來快而狠地問一句：「粉定麵？」。假如你夠膽問她「有冇牛腩河？」，她就會冷冷地指著遠方：「過隔籬啦！呢度淨係食魚蛋」。總算吃完，滿足地手執牙籤，正打算回味片刻；老闆娘又過來了：「食完仲唔走？」

最近到馬來西亞的新山演講，當地的朋友知道我對巴生肉骨茶讚不絕口，頗有點默默不樂的樣子。聽完我那巴生肉骨茶店不准客人加湯的故事之後，其中一人說：「那算甚麼？XXX更厲害，每天定時收鋪。有一天他們正要關門，這時，郭鶴年卻正好走了進來，雖是舊客，但老闆還是連連揮手趕他出去，這位超級富豪也只能垂頭喪氣地離開」。另一人不甘示弱，也提供了一則傳說：「你去過XXX嗎？我親眼見過它的老闆給一桌客人激怒了，不只破口大罵，還把整鍋肉骨茶倒進河裡，立刻收檔趕客」。結果舉座為之神往，人人都問這家店到底在甚麼地方？

梁文道：再談美國的自信

【am730-觀念】在奧巴馬反覆強調的「改革」與克里特切利解析出來的「共和體」之間，那個連結的關鍵其實就是巴馬自己：一個在外島出身的黑白混血兒(所以他是美國夢的具體化身)，一個《哈佛法學評論》的前主編(所以他是精英)，一個芝加哥的社區工作者(所以他心懷基層)，一個四年前才進入國會的新人(所以他說的『改革』要比希拉莉有感官上的說服力)，一個反對伊拉克戰爭的美國國會異見者(所以他能受到國際歡迎)，一個主張公平稅制和全民保健的溫和左派(所以他能令選民想起對抗大蕭條的羅斯福)，一個用人唯才的跨黨派領袖( 他找前聯儲局主席沃爾克當顧問，所以又讓右翼稍稍放心)。

換句話說，他的形象本身就是以改革邁向共同體的那道橋樑。我仍然不能忘記美國那可怕的背面，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這個國家自我修復的能力與速度。不久之前，歐洲人還在取笑它的頑固保守，覺得這個國家還有那麼多人相信「我們的祖先曾與恐龍和平共處」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一件事；可是11月4日之後，幾乎歐洲各地的主要報章都在問同一條問題：「我們甚麼時候才會擁有一個奧巴馬？」。至於亞洲，則有一向以種族岐視的政策知名於世的馬來西亞，他們的馬來人首相在第二天也要被迫回應這道令人難堪的問題，他尷尷尬尬地解釋：「任何人都能當首相，這要看人民的選擇」。而我們中國，更多年輕人關心的是，甚麼時候他們也能投票選出自己的領袖。一夜之間，美國竟然又成了那個領先全球的先行者，激勵世界各國無數弱勢群體的「機會之地」。奧巴馬勝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個美國朋友發來的電郵：「從前我總是為自己身為美國人而慚愧，彷彿去到哪裡都會聽到美國的壞話，美國護照甚至成了最不安全的旅行文件。但是今天我要驕傲地告訴你：「我是美國人！」。

聽說那一晚，連一些共和黨員也被巴馬的勝選演講感動得默默流淚，因為正如他所說的，有些投票的老人真的見證了一場奇跡。六十年前，還有不少三K黨徒把黑人吊在樹上處死；四十年前，還有黑人為了在密西西比州爭取投票權利而被捕；二十多年前，民主黨還不敢提名黑人牧師傑西．傑克遜當副總統候選人。那一夜，很多有幾十年資歷的記者都說，是他們見過最令人激動的大選之夜。我明白了，使奧巴馬贏得勝利的真正原因，使那多美國人歡呼落淚的真正動力，是他們終於可以再一次地肯定自己了。起碼在這一晚，他們發現小學教科書上所說的美國故事，是真的。

梁文道：美國的自信（甚麼是美國二之二）

【am730-觀念】且先撇開膚色不談，奧巴馬只用了短短四年，就從一個初登全國政治舞台的新人，變成了美國總統。光是這個點就夠嚇人了；到底他憑甚麼呢？起初，我以為他憑籍的只是極為出色的表達能力，以及一套純熟自足的修辭體系。但是在後來的競選運動裡頭，我們看到他的政綱日益充實；在與對手不斷交鋒的過程之中，他的各項政策提案變得越來越具體可信。

然而，能夠讓華盛頓陷入徹夜狂歡，令芝加哥街頭的車輛鳴聲長響的，還是他那些演說表達出來的主題：「變革」。

仔細地閱讀奧巴馬的講稿，我們會發現他所講的「變革」，就和美國史上每一位偉大領袖所提出的改革一樣，其實都是種返根溯源的「復古」。

例如馬丁．路德．金，當他向著幾十萬人宣布他的夢想時，他不是在說一番沒人聽過的白日夢，而是一個建國者未完成的理想藍圖。換句說話，他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種美國夢的再詮釋；唯有訴諸每一個美國人自小聽到大的那套理念，一場改革運動才能真正發揮出龐大的能量。

美國左翼哲學家克里特齊利(Simon Critchley)在他最近一篇發表於《哈潑》(Harper's Bazaar)雜誌的講稿裡指出，除了變革、奧巴馬還很喜歡「共同體」的觀念，時常提醒美國人不要再糾纏在「藍州」與「紅州」、「保守派」與「自由派」、「異性戀」對「同性戀」、以及「白」對「黑」的種種分歧之中；卻要記住「這裡只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可是足以團結這個共同體的理念到底是甚麼呢？克里特齊利認為奧巴馬的態度是疏離的，在哲學角度上說，他的答案只是「空洞的能指」。

我本來也很懷疑奧巴馬的言辭沒有甚麼實質的內涵，可是後來我才發現除了政綱的充實之外，他其實還非常巧妙地把「改革」與「共同體」聯結起來了。

他所謂的同一個美國，其實是相對於共和黨右翼的另一種真正美國人，這種美國人不執著於性取向的問題，不在意膚色的分別，不強調個別宗?價值的優次；這種美國人就是「建國之父」所許諾的夢想追隨者，是「獨立宣言」與憲法等「聖書」所建構出來的公民。

他口中的「改革」不是突破性的創新，而是矯正過去八年來的扭曲，回到經典美國夢的正軌，讓美國人變回「真正的美國人」。

梁文道：蓋茲逛酒吧（瓜，這是政治二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一回我在一家賣影音光碟的小店閒逛等人，一股消費的慾望莫名生起，於是站在一小排紀錄片前猶豫了一會，不知該買張《與CEO對話》，還是《香港UFO實錄》；最後我挑了後者。請不要誤會，我對CEO沒有任何意見，只是UFO實在比較有趣。

過去幾年，「CEO」這頭銜實在太過威風，乃至於不少只有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也要創出一個CEO的職位，讓有志者過過英才癮。那些在電視上「高對話」之類的節目真是好玩，假如亮相的是外國大企業的高層，他們就喜歡說些其實你我都懂得說的人生大道理，但台下觀眾還是如癡如醉，彷彿在聽先知的示；假如是國內的富豪與「執行官」，則愛談一些很宏大的戰略分析，可是很神奇，後來你聽說其中有幾個戰略家居然進了大牢。

坦白講，我們如此愛聽這些人說話，不是因為他們說出來的話字字珠璣，而是因為他們很有錢。克魯曼查閱美國聯儲局的研究，發現1970年代美國102家大公司的CEO的平均薪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20萬美金，是當時全美平均勞工所得的四十倍。到了公元兩千年，CEO的平均年薪已經到了九百萬美金以上，是平均勞工薪水的三百六十七倍。克魯曼認為這個變化其實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主管的品質與品質的重要性，都無法以明確的數字呈現」。而且就算「企業董事會能正確判斷主管的品質， ……他們實際支付高階主管的薪資也有一大部份取決於其他公司的作法」。甚至「金融市場會質疑一家支付執行長薪資不大方的公司」。

為什麼今天的一般勞工並沒有比幾十年前賺多了幾倍（照克魯曼引用的數字，他們的實質所得甚至還比從前低了），而高層主管的所得卻像火箭一般直線上升呢？主要是「過去可能譴責主管領太高薪資的新聞媒體，現在卻歌功頌德他們的經營天才；過去領導平民控訴企業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現在卻奉承巴結政治捐獻的金主」。這是幾代人心態變化的結果，從前要是聽說有人的薪水是其他員工的幾百倍，不只一般人會生疑，連股東也會感到不解甚至憤怒。但是現在，我們只會羨慕他們，看他們平常吃些什麼，好奇他們的家居裝潢。我們早已不再覺得「公平」是種重要的「倫理情感」（ethos）了。很多評論家也注意到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傾向，但是除了再三保證「滴漏效應」必將出現之外，他們只會告訴你「至少人人最終都比以前過得好了」，甚至坦白承認「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

然而，每個人的日子都比以前過得好了嗎？資本主義就要無可避免地拉大收入的鴻溝嗎？克魯曼說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寓言：「如果蓋茲（Bill Gates）走進一家酒吧，酒吧裏顧客的平均財富將直線上升，但跟他同在酒吧的其他人並沒有比以前富裕。所以經濟學家想描述一群人的典型成員生活的情形──不是少數過得特別好或特別差的人──時，通常不說平均所得，而會說中位數所得，也就是一個比半數人口有錢，但比半數人口窮的所得。那家酒吧的顧客中位數所得在蓋茲走進去時，不會像平均所得那樣直線上升」。

現在的美國就像比爾．蓋茲走進一家平民酒吧，一方面多了不少超級鉅富；另一面，「2005年全職工作男性的中位數通脹調整薪資，略低於1973年的男性」。身為「新凱恩斯主義者」，克魯曼特別懷念美國從「新政」到「大社會」那一段貧富差距大壓縮的日子。當年的美國以薪資控制大幅縮短薪資的差幅，對富人大舉加稅，工會的勢力大為擴張；按照標準經濟理論，這種違反供需法則的政策會使得投資萎縮，阻礙生產力提升，從而摧毀經濟。不過克魯曼認為歷史實況恰好相反，「那段平等時期正好是一段史無前例的繁榮期，且後來一直未曾重現」；即便是眾口稱譽的列根時代，也遠有不及。

相對於注重個人謀利自由的傾向，克魯曼比較關心平等的價值，這是傳統左右光譜之分的兩端。對富人加稅，重新恢復工會的活力，以及擴大政府福利開支這些建議當然會引來不少非議；但是這個世界的鐘擺的確在回擺，從右翼向左翼搖盪。無論你站在什麼立場，起碼也要看到克魯曼政治經濟學的一點提醒：加稅和擴大福利開支固然是用「政治干預經濟」；不過減稅和縮減福利措施也不見得是不「干預」，它同樣也是種政治行為。經濟從來不曾運作在一個真空的政治背景之上。

梁文道：奧巴馬的「黑」（甚麼是美國二之一）

【am730-觀念】這真是奇妙的一天。看見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我也不由自主地興奮起來，尤其在麥凱恩發表那段大方而優雅的敗選感言之後，更是讓人不禁感慨：美國始終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然而，我又知道，這一切可能只是幻影。畢竟，對於奧巴馬那驚人魅力，我始終都有幾分很大的保留。從小我就聽過，美國是不一樣的。他們說，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憑理念建立起來的國家；「人人生而平等……」。

只要你認同，無論你來自何方，無論你是甚麼膚色，也不管你的出身與階級；你都可以在這片新天地找到屬於你的位置與機會。今天一談起美國就滿腔怒火的中國青年大概不知道，六十多年前的中國人對美國的感情是很不一樣的。當年的美國派出大量的青年到兩個遙遠的戰場上去為其他國家而犧牲，為甚麼這個國家要去打一場本來和它無關的戰爭呢？雖然後來的學者給出了許多更現實也更合理的解釋，但是當我在讀「飛虎隊」的往事時，我知道那些黑白照片裡的年輕臉孔背後真有一種天真信仰。不管美國政府的高層當時在打甚麼算盤，那些正當盛年的小伙子在美國軍方的支持下，的確是自願來到中國。彼時仍未發生「珍珠港事變」，他們就開著飛機穿行在險峻的深谷之中；其中有許多人就此留落異鄉，再也回不去了。為甚麼？這些人要為他們所不認識的中國而送命？

年紀漸長，見識多了，我逐漸瞭解到美國的陰暗。在它理想的背面，是一個不斷擴張的帝國計劃。為了完成這個計劃，它可以違背自己對民主的誓言去推翻一個民選政府，也可以假借這個理念去侵入另一個國家。在外國移民不斷湧入去尋找謀生機會這兩百年裡，它沒有停止過它的對外戰爭；例如「美西戰爭」就不知斷送多少墨西哥農民的生計。我還知道，這個號稱「人人生而平等」的國家並不真的完美。例如奧巴馬，人人都說他是「第一個黑人總統」。可是為甚麼他會是個黑人呢？明明他是個混血兒，對自己的黑人父親所知不多，從小被白人母親與外祖母撫養長大，為甚麼我們不說他其實是個「白人」？難道有一半的血液來自父親，就注定他是黑人嗎？想想看，在美國有不少白人和亞裔所生的後代，他們並不會因此被認做是亞洲人。

一直以來，在美國的法院，在政府保障黑人入學權益的矯正政策裡頭，在白人至上主學者選擇攻擊目標的時候，都有這麼一條似乎不證自明的規則去辨別誰是黑人，那就是惡名昭彰的「一滴法則」(One-drop rule)。所謂「一滴法則」，來自黑奴時代的美國南方；它的定義是只要你身上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了，哪怕那滴血來自你從未見過的曾祖父。這條規則隱含的文化假設是白人的血液無比純潔，不容染污。一盆白水，只要不小心滴了一點黑血進去，它就不再乾淨了。所以奧巴馬當然是個黑人。

梁文道：好日子結束了

有時候我會想起童年吃西餐的往事。那年頭，一般人所謂的吃西餐，往往就是去紅寶石、波士頓和車釐哥夫一類的地方，叫一客鐵板牛扒，有一塊餐包，還有一碗忌廉湯，最後還送一小杯啫喱與咖啡。就是如此，我們已經覺得是場盛事了。我懷念這樣的年代。

現在呢？有點自尊的中產階級恐怕都不會再吃這種「西餐」了。你得說清楚自己到底想吃北意大利菜，還是南意大利菜，它們是不一樣的。生蠔也不再是自助餐裡用來計算「性價比」的單位，你必須搞明白甚麼月份南半球的蠔會比較肥美，Belon又分成哪幾種等級。

我已經不記得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討論飲食成為一種時尚，一種身份的象徵，一種能夠賺錢能夠出名的行業。也許就是飯桌上的每個男人都開始不斷晃動葡萄酒杯的那一刻吧；最初我還以為這是種新興的腕部運動。

我也一直不大明白，為甚麼身邊會有那麼多高級食材的資訊。白松露、越光米、初榨特級橄欖油、西班牙黑豬火腿……香港人就真的都這麼有錢嗎？前陣子和著名的台灣「食家」舒國治談起（其實他寧願別人叫他作家），他說台灣也有這種現象，「美食」二字氾濫成災。以前一個賣牛肉麵的人就是個老老實實的麵師傅，現在他會告訴記者自己做的是種「美食」。

又比如說漢堡，我從來都不嫌棄這種美食家曾經很嫌棄的快餐食品；相反地，我還挺喜歡吃漢堡。弄得好的話，它真是一頓飽滿實在的平民晚餐。然而，在最近的漢堡熱潮裡，我卻看見許多用和牛肉做的漢堡。假如吃得起和牛，又為甚麼要把它打成免治肉餅？還有那些下了鵝肝的漢堡，不是不好，只是有這個必要嗎？或許是我粗鄙，在我看來，一客龍蝦漢堡就和LV出的狗繩一樣，實在是種暴富的品味。給英國人統治了那麼久，為甚麼我們就學不到一點英式的低調？身為中國人，我們更把溫良恭儉的傳統美德全部丟光了。

說到富人，近年還有一種特別的現象。許多有點身家的第二代從海外歸來，不大願意繼承祖業，覺得跑去東莞做「廠佬」既辛苦又「冇型」，於是紛紛投身餐飲業，花幾百萬請人設計豪裝，開了一家又一家品味一流味道九流的餐館酒吧。訪問他們開店的理由，十有六七會說：「反正天天要和朋友吃飯，不如自己搞一間店，讓大家有個聚腳的地方。」做餐飲，再也沒有比這更惡劣的態度了。自古以來，一個人如果要幹這行，不是為了找條謀生的活路，就是真心喜愛食物。在那些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日日蝸身於火熱廚房裡辛勤勞動敬業樂業的「廚房佬」聽來，這幫公子說的還算是人話嗎？搞飲食就是為了「有型」，這盤生意焉能長久？果然，這些「創意產業」倒閉的速度往往比它裝修還快。難得父執輩一生刻苦經營，我寧願看到他們的子女玩遊艇。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我很能體會這行的艱難危境。中午去中環逛逛，翠華茶餐廳人滿為患，Soho蘭桂坊好些小店則門可羅雀。但是換個角度想想，這也是個機會，讓大家重新想想食物的意義，學懂尊重餐飲這一行。

梁文道：理性與感性（香港的理性二之一）

【明報-筆陣】曾蔭權在宣布收回「生果金」資產審查的措施時，他不承認自己原來的建議太過草率，更不以為其中有什麼原則上的錯誤。相反地，他仍然堅持在增加「生果金」的同時附設資產審查的做法是「理性」的；如今，他只不過是屈服於民間「感性」的壓力罷了。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評論家那麼多的學者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論點，他卻仍然堅持那都是「感性」的聲音？

為什麼他和他的下屬沒有正面回應那些論點的態度反而就是「理性」？到底曾蔭權所說的「理性」是什麼意思呢？

「理性」是這樣子的：如果一個人要接受政府給予的好處，那麼他就先得證明自己確實值得領取這點好處。套一句近年常常用在「綜援」討論的老話，這叫做「幫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這不只是「綜援」的原則，還是一種近年漸漸形成的共識，幾乎適用於一切帶有社會福利色彩的政策。按照這種「理性」的觀點，數額雖遠遠不足，但性質庶幾近於全民退休保障金的「生果金」當然很不理性，因為它人人有份，甚至包括一些富可敵國的老人。

本來， 「把福利交給最有需要的人」只是一種理論，設立種種涵蓋全民的福利制度也是一種理論。但是不知從何時開始，前者卻成了不證自明的「理性」，是種唯一正確的原則。

其實香港還有很多這類不必證明毋庸再議的「理性」、「共識」，甚至「真理」。

上星期我在一個時事評論節目裏看見一位主張自由放任經濟的評論家正在大力反對最低工資的建議，他強調自力更生自謀出路的重要，擔心最低工資只會讓更多人失業。然後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很深情地憶述那種母親住在徙置區一步步拼出活局的「香港故事」……接下來同場另一位立場不同的嘉賓以數據鋪陳香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這位評論家則再次以自己的「香港故事」回應，說明人還是要靠自己的道理。下一回合，對手先用數字表達香港在職貧窮的險已經是結構性的了，指出許多人就算受過再多的再培訓也還是改變不了自己的處境；然後這位評論家又從自己的母親說起， 「自力更生才是出路……」，彷彿一部壞了的錄音機。

「芝加哥男孩」智利闖大禍這讓我想起1970 年代初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動血腥政變上台之後的故事。他起用了一群號稱「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家，大力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教條：私有化國企、放鬆金融監管、開放外資、降低補貼，當然還要大力削減政府開支。那群學者向他表示經濟的自然規律會發現它自己的平衡，通貨膨脹將迅速降低。兩年之後，智利的通貨膨脹卻達到了375％，幾乎是當年左翼執政時的兩倍。

1975 年， 「芝加哥男孩」把祖師爺佛利民請來智利，讓他親自出手獻策。他一方面盛讚以鎮壓異己聞名的皮諾切特是「極有智慧」的領袖，另一方面則認為智利的問題出在改革得還不夠徹底，應該要在6 個月內再把政府開支減掉25％，同時以各項政策實現「完全的自由貿易」。然後他向皮諾切特預言： 「你將能在幾個月內終止通貨膨脹」，失業的問題是「短暫的，頂多幾個月，接下來的復蘇會十分急速」（請參見佛利民夫婦合著的《兩個幸運的人》）。

就算皮諾切特沒有言聽必從，他也算做得很徹底了，不只私有化了社保系統，還史無前例地率先在智利推行學券制。結果到了1982 年，智利不只負債纍纍，通膨居高不下，失業率更衝到了30％（是左翼總統阿言德在位時的10 倍）。如果智利當時沒有陷入更深的危境，那是因為皮諾切特的改革還不夠完全，沒聽佛利民和他弟子們的建議，將國營銅礦公司「克德可」（Codelco） 私有化； 這家公司為智利提供了85％的外匯儲備。

一直要到了1988 年，佛利民訪問之後的13 年，「芝加哥男孩」終於被甩到一邊之後，智利的經濟才總算穩定下來。然而，這個時候的智利已經有45％的人口跌到貧窮線以下了。

新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

比起英國和美國，智利才是最早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比起號稱「資本主義天堂」的香港，智利的「自由化」走得更遠更徹底。可是很奇怪，如此一個問題重重的個案卻被許多人吹捧為「奇蹟」，造成嚴重貧富差距的決策路線卻被不少學者視做振興了智利經濟的良方。更有意思的，是包括佛利民本人在內的那幫「芝加哥男孩」總是在保證，但沒有一項保證得到兌現；他們總是在預言，但沒有一次預言不落空。不過，他們到最後還是認為自己沒錯，起碼原則沒錯。

近30 年來，沒有任何一種經濟主張和政治哲學要比新自由主義更像共產主義，雖然它們的立場如此不同，雖然它們的論點南轅北轍，可是它們的措辭與取態卻是很相似的。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常常批評共產主義迷信一套死板的歷史規律，穿著科學的外衣，其實罔顧現實。可是新自由主義自己那一套難道不也是種脫離現實的科學幻想嗎？市場對他們而言，就像天體的運行，純粹、規律，而且優美。假如在實行的時候出了問題，那一定不是這套理論的錯，而是它實行得還不夠完整。假如一個國家跟它走卻走不出預期中的結果，那很有可能是全世界沒有跟一塊走的緣故。假如貧富差距擴大了，假如有很多人的日子變壞了；那就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現象，而且是短暫的。遲早有一天，好處會「滴漏」下去，大家都會比現在更好。同樣的理論，也可以用來為共產主義的暴力革命辯解。假如有人要流血，那是邁向未來的必要犧牲；遲早有一天，我們都會活在天堂裏。

有人失業嗎？有人掙回來的工資養不活自己？這是結構轉型的陣痛，政府實在愛莫能助，雖然我們不知道那股陣痛要痛多久。要怎樣幫助這些可憐人？答案是他們得發憤圖強靠自己，政府最多就是培訓他們掌握新技能。如果受了培訓還是不靈，而且就職貧窮的人愈來愈多，那一定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這個世界無難事，怕就只怕有心人。這種理性的精神，毛主席有篇文章講得最是透徹，它的題目叫做〈愚公移山〉。

梁文道：記一位知識份子

【am730-觀念】唸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學長是異常活躍的學運份子，十分激進，對甚麼事情都看不順眼，對甚麼事情都有意見，一天到晚都在對著學妺學弟宣揚革命理念。但是後來他竟考上了政務官，很多人覺得難以置信，他就解釋這是要從內部改革建制。再過幾年，重遇這位學長，人已經變得非常犬儒了，他喜歡帶著一種略嫌誇張的冷笑去談自己的工作，似乎是為了自我解嘲。假如你和他提起昔年的豪言，他就會搖搖頭，笑道：「那只是說說而已，你還記得那麼久？」陳偉群本來也可以是這種人。七十年代港大精英，懷抱一腔熱血，立意要為社會做點事。後來在劍橋攻讀博士，研究香港的政商關係；再加入香港總商會，成為自己曾經批評過的對象的一分子，十幾年間結識無數政商名流，廣植人脈。還被政府委以多項公職，從古物古蹟委員會，一直到掌握規劃大權的「城規會」。他本來可以是個有份管治香港的權貴精英；再不濟，也至少能像我那位學長一樣，養尊處優，偶爾嘲諷舊日的夥伴，勸他們不要太天真。但他沒有。

他在西班牙病逝的消息傳出之後，每一個認識他的人反應都很像：「他真是一個好人，為甚麼會走得這麼早？」陳偉群總是溫和，總是斯文，總是微笑；以他的獨特處境而言，這麼一貫的態度其實是很難維持的。這是一種兩難處境，因為我們習慣簡易的二分法，你要不是反建制，當個永久的反對派；就是加入建制，背叛甚或出賣體制外的朋友。所以，一個寫時事評論抨擊過政府組織運動對抗過政府的人要是接受委任，成為甚麼諮詢委員會的成員，甚至當官，他就一定會被認定是個沒有誠信的人，遭到記者的白眼，為社運份子所不齒。但這只能怪誰呢？那條本來就難以把握，進退得失全在方寸之間；體制內外的立場南轅北轍，你常常要做出艱難的決定。

人生不同階段要演不同的戲，沒有理由要求兩個角色要有一致的個性。陳偉群太過清楚建制內的遊戲規則，他很少硬碰，但更不會放棄自己一貫的信念。這麼多年以來，從環境保護到古蹟保存，從城市規劃到公民社會的發展，他一直都站在民間社會那一邊，向大家分享他那內行人的經驗與知識，所以每個朋友都從他身上學懂甚麼叫做「裡應外合」。面對所謂的「上層精英」時，他則毫不掩飾自己的獨立態度，更不會搬出另一副面孔說一番話。因此，那些權責就算不同意他，也不能不尊重他。他見過許多激進派，不反對他們做出最激烈的行動；他不常站在前頭，喜歡默默為一些公眾人物提供後援支持。當激情冷卻，當其他人都離開了；他還在那裡，不灰心不沮喪，更不轉；他繼續溫柔地微笑，說理。

梁文道：原來還有一個克魯曼（瓜，這是政治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老實說，最近十年讀張五常的文章常常會覺得頭疼，因為這位據說極有可能要拿到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寫自傳的興趣似乎比寫經濟還大。在談經濟問題時，他會說出「中國已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好制度」之類的怪話；在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卻能細緻地描述舊作掀起重大影響的過程，不厭其煩地重覆佛利民與貝克如何欣賞他佩服他的實例。

好在除了張五常之外，還有其他經濟學家寫得出一手好文章，能夠讓你天天追看，例如今年真正得了諾貝爾獎的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10月13日，就是他獲獎消息傳出的那天，他的博客上只有一句話：「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件好玩的事」（A funny thing happend to me this morning）。到了第二天，他表示「我已經很厭倦再談我自己了。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面對此生中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然後一如既往，繼續用他那尖銳的筆鋒抨擊美國政府的錯誤。

要判斷一個學者是不是正處於學術上的黃金階段，就要看他有多愛談論自己。而克魯曼不只正值學術壯年，還是個異常高產的大眾作家；別只看他在《紐約時報》開的專欄，還要注意他的博客，一天幾乎更新三、四次。他常把有趣的東西貼上去，並且附兩句評語感想，風格十分地「E世代」，難怪特別受到年輕人的歡迎。

有不少人批評克魯曼的黨派性格太強，似乎在他眼中，從列根到布殊，共和黨政府沒有一件事是做得對的。可是換個角度想想，不也有許多經濟學家與評論家覺得列根甚至布殊做對了所有事情嗎？我們常常把經濟和政治分割開來，以為經濟是一個科學得如天體運行的自然律則，而觀測這個天體現象的經濟學家是不應該被「政治偏見」左右蒙蔽的。如果有人試圖把政治立場帶進經濟學的聖殿，那麼他多半是個左派，因為左派最喜歡叫政府干預經濟。反過來說，右派就不是一種政治偏見了，因為他們的一切皆得自經濟自然律的掌握，是一種沒有政治的政治經濟學。別笑，如此層級混淆的想法可是很普遍的，乃至於今天你對某些人一說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這五個字，他們就會懷疑你是個左派。

克魯曼新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的黨派性格變得更強烈，書名就是幾十年前美國右翼議員高華德那本《一個保守派的良心》的回應，這是他首次旗幟鮮明地舉起自由派的大旗，要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向對手開火（各位不可不知，美國的自由派相當於一般所說的溫和左翼）。如果要用一個字去總結這本書和他近年的評論，那就是簡單的一個「稅」字；他反對共和黨政府頻頻減稅，贊成「新政」時期那套更公平的稅制，多向富人開刀，好把資源花在平民身上。

按照本地一些評論家的邏輯，加稅（不管是加誰的稅）就是擴大政府規模，大政府當然就是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就等於共產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血流成河」了。那麼克魯曼是個共產主義信徒嗎？當然不是。他和絕大部份的經濟學家一樣，贊成自由貿易，支持市場機制；只不過他在政治光譜上稍稍靠左而已。然而不知怎的，「左」在我們這裏彷彿就只剩下極左的共產主義，好像大家都忘了歷史上還有凱恩斯這號人物，也忘了芝加哥以外還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學院。

克魯曼被人稱做「新凱恩斯主義者」，他也從不諱言自己的偶像是凱恩斯。他的博士學位是在麻省理工拿到的，而麻省理工與哈佛這兩家大學的經濟學系則是當代美國凱恩斯主義的大本營，與芝加哥頗有不同。如果香港讀者不瞭解這點，以為凱恩斯主義早就死得乾乾淨淨了，那是因為芝加哥學派近年風頭太健，不單實際影響了英美等國決策的基本路線，還在諾貝爾獎等學界舞台上獨綻光芒。

說起來，芝加哥大學也真是家古怪的學府，它固然是家英才輩出的學海旗艦，但也特別盛產一些近乎中世紀秘密會社的宗派，很配合它那哥德式建築的校園環境。在政治思想上有列奧．史特勞斯，經濟學上則有海耶克和佛利民，皆被門人弟子捧成至高無上的一代宗師。而且除了老師開出來的這條康莊大道之外，其他人搞的東西都是小路歧途，不足為法。他們的內聚力特別強，好像存心要避開校園週邊的貧民區，然後再孕育出一股救世的精英情懷，傳承學問的風格就像傳教似的。更有趣的地方，是他們喜歡討論他們自己，猶如一個武林門派，常常關起門來評比誰是本門第一，誰是第二。假如香港讀者以為二十世紀經濟學家只有佛利民和高斯幾個人，而且座次都很清楚，那是因為我們都讀張五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