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音樂工業的狂潮年代

【am730-觀念】在唱片店看見Radiohead的新唱片時，我足足花了5分鐘去思考，到底該不該買這張《In Rainbows》。不買，是因為我早在兩個月前就下載了它；買，是因為我仍擺脫不了聽CD的習慣。同時我知道，我得好好珍惜這一刻的猶豫，因為未來(或許就是明年)，我們不需再猶豫；未來，我們將向CD說再見，告別唱片店及大型唱片公司。回顧07年的流行音樂工業，最重要的事件當屬Radiohead把 4年來的首張專輯放在網上任人下載。當然，他們還是會出傳統的CD，但那是兩個多月之後的事。他們又採取了一個獨特的形式，任樂迷自行決定要付多少錢去買這張專輯；你甚至可以不花一分錢就把整張《In Rainbows》下載。

其實Issa早在幾年前就做過這種用家定價系統的事了。然而，Radiohead的聲勢地位是Issa不能相比的，難怪消息一出，業界譁然，有些人乾脆指責Radiohead「謀殺了音樂」。被謀殺的不是音樂，這是我一向的看法。除非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音樂，否則音樂又怎麼會死呢？

08年1月份的IT潮流雜誌《連》(Wired)找來另類音樂界的紅星，Talking Head主音兼主力大衛拜恩(David Byrne)去訪問Radiohead的主音兼主力湯約基(Thom Yorke)，兩頭相遇一起暢談《In Rainbows》新發行方式的來龍去脈。

大衛拜恩一向關心音樂工業的改變及藝術家的創作自由。他在訪問之後還有一篇宣稱「CD的死是件好事」的文章，總結傳統唱片公司的功能︰1. 出資錄音工作；2. 生產成品；3. 發行；4. 推廣；5. 貸款給巡迴演唱會及化妝等周邊項目；6.為藝人提供專業建議甚至生涯規劃；7. 處理財政會計事務。

清單顯示傳統唱片公司基本上是音樂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介人，提供一條龍式服務。可是還有誰真的需要這種完整的套餐式服務呢？一般藝人特別頭痛的第五至七項服務，已經有專門的小公司去承擔了。

至於以往需要花費大筆開支的錄音工程，現在只要一部個人電腦就行了。而唱片的生產與發行，在大家都聽MP3的年頭，意義也實在大不了，因為YouTube之類的新工具自動動員出一批免費的傳銷員。

人人都知CD必死無疑，傳統唱片公司也注定衰落，但問題是還沒有一套保證賣音樂可以維生的新方法。

如果那麼多免費音樂，為甚麼還要掏腰包？湯約基也承認，他們的實驗可以牟利是因他們出名，早有一群忠實粉絲，換了新人或許就行不通了。

2007年就是這道關口，陰雲之中有一絲光。老的正在離去，新的還未朗現，儘管我們知道它遲早會來。

梁文道：科學精神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記性不大好，年尾了，想回顧一下過去一年讀過的書，竟然印象模糊，說不出自己到底讀了些什麼。再想一想，首先浮出的卻又都是經典，或者說，是老書新讀。首先是李零的《喪家狗》，一本《論語》譯註。自從于丹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把《論語》講成了暢銷書之後，孔子在內地就一下子又偉大過來了。孰料北大中文系教授李零偏偏要說孔子是頭喪家之犬，當然就要挨罵，說他炒作，說他誣衊聖人，網上的反應熱鬧得不得了。

其實《喪家狗》真是本好書，它的內容如何我以前談過，現在就不多說了。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因它而起的話題，那些罵李零的人起碼有七成是沒看過這本書的，可是不少文章還是洋洋灑灑數千言，氣勢磅礡。再次證明了我們中國人虛構和廢話的本事。更妙的是有些人就算搞懂了李零取這書名的意思，知道了「喪家狗」是孔子他老人家形容自己的話，還是堅持要罵，因為「這種書名有故意誤導不知情讀者的嫌疑」。我覺得今天的中國人最需要的可能還不是「國學熱」，而是邏輯熱。學一點推理和論辯的基本原則，對大家都有好處。就算不學邏輯，再退一萬步，大家講講道理好不好？比如說，我曾批評一位翻譯者把一本洋書裏提到的新儒家大將徐復觀錯譯成了「徐福官」，他的回應竟然是徐復觀曾經做過國民黨軍官，所以「將他的名字變成『徐福官』，誰曰不宜？」！中國人歡迎德先生和賽先生也快歡迎了一百年了，結果德先生固然還是那位等不來的果陀，就連賽先生也都好像走錯門似的，硬是有點害羞。我今年特別留意內地出版的科普書籍，發現比起台灣，不只翻譯特別少，國人自己的作品也不夠多。最奇特的現象是幾乎沒有一本科普書打上過十大暢銷書榜，這在世界各地的圖書市場都是很少見的，莫非我們的平均科學素養已經好到了根本用不看普及書的地步？今年我最喜歡的科學書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就是那個達爾文的那本《物種起源》。其實也是趕時髦，恰巧美國著名的螞蟻專家威爾遜（Edward Wilson）和最近因為發表歧視言論惹禍的諾貝爾獎得主華生（James Watson）都不約而同地各自編選了達爾文的幾部名著，重新合訂印行，很受關注，於是我就趁機會讀一讀這本經典，湊湊熱鬧。

《物種起源》真是本奇書。一般來講，科學史的經典是不用讀的，除非你專治科學史。今天的中學生學牛頓力學，你會叫他去研究牛頓的原著嗎？人文學者會圍繞兩千年前的經典爭論，一本《論語》註完再註；但是我從未見過科學家做這樣的事。不過直到今天，還有生物學家會在論著裏煞有介事地抬出《物種起源》，說大家都誤解了達爾文，然後再示範自己的「正解」。為什麼？我想那是因為達爾文的主張在被接受的過程裏確實產生了不少誤會。例如「evolution」到底應該譯成「進化」還是「演化」呢？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了，很多學者認為達爾文根本沒有生物會不斷「進步」的意思，人也不比細菌「高級」，生物的發展更是不能以階梯的隱喻去形容，所以中文常用的「進化論」是個天大的錯誤。而且《物種起源》本來也就是以大眾為對象，絕對沒有想像中那麼難懂。裏頭不少材料至今看來還是很有趣，譬如「苔蘚蟲」頭上的「震毛」和被旋風吹到遠方的魚。最了不起的當然還是達爾文的世界觀，隨他慎重但是自信的步伐，一頁頁地讀下來，那股曾經在一百五十年前撼動天地的力量就會漸漸朗現。直到結尾這一句：「……而且在這個行星按照既定的引力法則繼續運轉的時候，無數最美麗和最奇異的（生物）類型曾經並且正在從如此簡單的開端演化而來，這是極其壯麗的觀點」，說不定你也會忍不住喊了出來：「Eureka！」。

梁文道：在北京吃麵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不要誤會，我好像老是逆潮流而行，說北京的壞話，嫌它住的不好吃的不行。不，不是這樣子的。我是喜歡這個地方，才為它擔憂，怕它被當前浮躁功利的心態拖垮。其實除了那些名氣很大的「型人浦點」之外，還是有些躲在胡同裏的新派餐館是不錯的，正所謂酒香不怕巷子深，東西好，其實是用不著花大力氣宣傳的，食客的口碑自然會引來更多的食客。

不過要是有朋友去北京，我還是建議他們去找些傳統的地道口味，比方說炸醬麵。

不知是偏見，還是我家的口味養成，我一直覺得「北方」麵食要比我們廣東人的強（所謂『北方』，我用的是廣東人的說法，凡是在廣東以北就叫做『北方』）。我不是不喜歡廣東麵食，雲吞麵、蝦子撈麵與蒸、炒河粉皆我所愛；但你看今天香港滿街麵檔，有多少家沒有那中人欲皂的鹼水味呢？大好嶺南風味，如今都給人敗壞了。結果現在要吃一碗好麵，還是苦心搜索，舟車勞頓地特意去找，完全不是我國麵食的本色。吃麵，原來應該是件很隨意的事了，街上走著走著肚子餓了，聞到香味看見店招，就坐進去點一碗麵，趁著湯熱麵不爛的時候呼嚕呼嚕迅速吃完，然後錢一丟拍拍屁股就走，瀟灑怡然。所以這種東西就該像便利店一樣，「梗有一間喺左近」，根本用不著食經指南，它應是大部分人都不會做壞，隨便哪一家都吃得過去的民生必需品。可是，今日香港離此境界實在遠甚。

不只如此，而且我們視野狹，對廣東以外的麵食明明一知半解，卻要指指點點。例如一位雜誌食經專欄作者，平常看來識飲識食，語多挑剔，我也喜他不賣賬。但最近見他苛評一家上海開來的新麵館，就真是大跌眼鏡了。首先聲明，這家名店近年的水準確實不穩，它的香港分店我也沒試過，所以我無意為它辯護。問題是那位食家說他們把麵和料分開上，再讓客人自行把那小碗菜料倒進麵裏是「玩花臣，唔實際」，這就太過離譜了。要知道上海麵食一向如此，這本是蘇州人吃麵的方法，尋常得緊，所有麵都是清湯陽春麵，其他一切菜碼醬料皆另分小碗，叫做「澆頭」，您自己看著下。無論是鱔糊、黃魚，還是三鮮，莫不如此，有何稀奇？又有何「花臣」可言呢？

還是說回北京的炸醬麵吧，基本上大街也好，陋巷也好，真沒有一間不能吃。這就和你到了意大利，很難碰上很難吃的Pasta一樣。這才是懂吃麵的地方。要是真要找家最有名的，我推薦海淀區甘家口的「海碗居」。這家倒真是有「花臣」了，店面陳設強裝老北京風味，服務員一個個「小二」打扮，客人進門就欠身大喊：「來了，您吶！」，客人坐下來之後就有人一路呦呵「奉茶」一路用白抹布擦桌，走的時候自然是「送客！」、「走好，您吶」，熱鬧得緊。

不過他們的麵真是實在。首先麵條夠「筋斗」，有嚼勁，但又不失滑溜（再提示一點，很多人以為所有北方麵條都是拉麵，大錯特錯，炸醬麵用的就一定是切麵）。其次炸醬，黃醬雖然也是「六必居」貨色，但肉丁肥瘦勻稱，炸得很香。其他如黃瓜絲、青豆兒也都新爽口。到了最後，還送上一壺「麵湯」，也就是煮過麵的那鍋水。北方人講究「吃原湯，化原食」，吃完一碗麵後再喝麵湯，飽膩盡消、肚子受用。不信的話，下回您試試。

梁文道：市建局的「假包山」

【明報-筆陣】過去兩年，關於香港「保育」運動最大的迷思之一，就是所謂的「文化特色」了。很多人以為各式各樣的保育和規劃行動的目的就是保存那雖不能準確描述，但大家都能領會的老香港風情；那種陪伴你我成長，曾經包圍我們的一種氣味、聲音與景觀。而這一切加起來，就是正在消逝中的老香港了。再看世界各大城市以及過去20 年來十分興盛的文化旅遊，我們就知道原來文化特色還是種能夠吸引遊客能夠創收的無形資產。所以保留文化特色不僅僅是為了懷舊，也不僅是為了替呆板的街道帶來一點生趣，它還是一種在經濟發展上很進步的事。這，或許就是曾蔭權在施政報告裏所說的「進步發展觀」了。

市區重建局最近公布了一連串惹人注目的舊區重建方案，其中一個是把旺角的「波鞋街」變成商場式的「體育用品城」，另外三個則全都集中在灣仔；它們分別將是「喜帖街」（利東街）變成「姻園」，完全保留「藍屋」，以及部分重建灣仔街市。

同為公共機構，市建局和旅遊發展局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一向給人「門高狗惡」的感覺，不擅處理媒體關係，所以近日一旦傳出醜聞，難免遭到一沉百踩落井下石的厄運。反觀市建局，不只長期把精力投注在公關經營，而且還很懂得包裝項目博人好感。就以灣仔這三項計劃來說吧，同時推出它們的好處就是給人一種市建局已經明白了「保育」的重要，盡力做到「發展與保育」的平衡。對許多不太滿意香港市區重建方式的人來講，完整留存「藍屋」當然值得肯定；而灣仔街市在有發展商參與的情下也能勉強算是「打個和」，不過不失了；至於利東街的改造，雖然少了街坊一直要求的參與規劃的元素，也叫做有點「文化特色」。三者加起來看，再不濟也不至於要全盤否定吧。

然而，把利東街變成「姻園」，就真能算做可以接受甚至成功的重建方案嗎？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這條「喜帖街」的特色固然是與婚嫁有關的請帖印刷，但它和「姻園」推銷的「傳統婚俗文化」以至於「一條龍式的婚姻服務」根本是兩碼子事。名字本來已經取得夠沒有創意夠土氣的「姻園」，與其說是擴大強化的「喜帖街」，倒不如說是另一個（淪為拍結婚照勝地的）數碼港。因為利東街以及灣仔一帶除了以印刷喜帖聞名之外，其實沒有其他任何值得誇耀的婚嫁配套服務，更不消談傳統婚姻文化的特色了。其次，利東街真正有趣的地方是許多商舖保存了前店後廠的小作坊傳統，所以不只請帖，他們還承辦各式印刷品。反觀「姻園」的構思則根本排除了小作坊小工廠的生產程序，只不過是一個以消費為主的場所罷了。

大家切莫以為「波鞋街」變身「運動城」， 「喜帖街」化作「姻園」，是什麼前所未見的新點子。可還記得遷入西港城的「花布街」與升級為「雀鳥公園」的「雀仔街」嗎？這兩個計劃當日也曾被有關部門宣傳為「傳統文化的新生」，有些論者還稱之為更現代化更有創意的設計。結果呢？今天大家走進西港城，可曾見過昔年「花布街」的盛？去問問「雀鳥公園」的商舖，是以前的生意好還是現在的生意好呢？在香港這個標榜自由經濟，尊重市場自主的地方，我們偏偏對許多自然集聚的行業視而不見，總以為可以改造它們甚至搬遷它們，總以為它們能夠在由上而下的有形之手的規劃底下復活新生。難怪政府當年可以毫不客氣地幹掉了上環的「大笪地」，然後在經濟低迷無計可施之際又人工地憑空再造一個「大笪地」出來。最後這個新「大笪地」的結局又是如何呢？

為什麼這等重建大計無一不以失敗告終？原因是主事者忽略了那些行業的地緣條件；忽略了其中脆弱而敏感的連繫；忽略了小商戶不是大財團，欠缺再造新市場所需的龐大財源和組織能力。

更重要的，是利東街居民一直要求的根本不只是什麼保存「文化特色」，而是社區規劃的參與權。可是一向擅於做「騷」的市政局一直拒絕他們提出的重建方案，連打開門對話協商的機會也不給。直至近日，新上台的市建局主席張震遠「落區關懷」絕食抗議中的商戶代表「May 姐」，也只不過是自說自話，完全不回應居民商戶的任何訴求。可笑的是，他表示利東街已成「死城」，再不動工重建會不利經濟發展，好像完全忘了利東街變成「死城」的兇手正正就是市建局自己。如此「落區」，如此「會見街坊」，除了是做給傳媒欣賞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麼實際功用。

「保育運動」所說的「文化特色」不是一件外衣，不是可堪懷舊的文化風情，而是身處社區網絡中的住民長久踐行所經營出來的可感風貌。往日「喜帖街」的艷紅色彩不是居民和商戶刻意塗抹以吸引遊人的招牌，而是他們工作方式的必然成果。今天市建局的作為不只曲解了「喜帖街」的文化特色，以為數碼港般的「姻園」就是「喜帖街」；還徹底斬斷了所謂「文化特色」與社區和行業的原有連繫，打算重走西港城與雀鳥公園的老路。

最大的問題在於他們以一般人很容易接受的「文化特色」掩蓋了利東街居民提出的重建方案的真正訴求，那就是每一個社區的住戶皆有權參與該社區的重建與再規劃。有些朋友曾經善意地提醒「保育運動」的參與者，認為「文化特色」說得太多會陷入「本質主義」的謬誤（雖然我其實不大明白「本質主義」在這裏指的到底是什麼），更容易被人反過來利用。現在看來，市建局用的恰恰就是這一點，讓大家以為它保留了利東街的「文化特色」就是保留了利東街，至於唐樓的拆與不拆，未來的商戶與居民還是不是原來那批人，統統變得無關宏旨。

不過，任何在過去數年以來關心利東街命運的朋友，任何詳閱過有關「保育運動」文章的讀者，都應該知道保留「文化特色」從來就不是我們的唯一訴求。「文化特色」是「保育運動」的耀目亮點，但「文化特色」離不開社區的存在，正如長洲的「搶包山」離不開當地的傳統信仰與地區組織。記得旅遊發展局曾經在中環搭建「包山」以吸引遊客，結果惹來「假包山」之譏。其實市區重建局現在要在利東街做的正是一座「假包山」，而且還是一具十分拙劣的「假包山」。

梁文道：等待共識

【am730-觀念】自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共識」就成了一個香港輿論的常見用語了。大家在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尤其喜歡講「共識」。但是，到底何謂「共識」？甚麼是共識的前提？甚麼又是產生共識的方法呢？對於一個議題、一個方案、一個社會要有多少人認同才算是「達到共識」呢？對於這一切問題，我們都沒有細加反省，於是漸漸地，「共識」就逐漸從一個常用語變成了循辭，甚至謊言。

例如最近的政改方案討論，民建聯就提出了一個論點，他們認為2012直選不如2017，因為「社會討論2012年就實行普選還沒有足夠的共識」。這番話聽起來很客觀也很現實，因為根據政府的研究，「只有」超過一半的人贊成在2012年立刻實現普選，所以還有另外一小半人不贊同2012年普選的方案，因此社會的確還沒有形成共識。

許多意見不滿這套論點的地方，是因為他們認為過半數就已經是共識了，硬要更多人認同只不過是藉詞拖延普選的日期。可是在另一方面處想，我們也能同情地理解民建聯的說法，香港政制改變是件大事，改變的方式和日期越有共識越好。

從邏輯推論，假如今天香港有七成人贊成2012年就進行普選方案的話，他們可以說還有三成的人不贊成，假如支持2012方案的人去到了八成，他們還可以說有兩成人仍然不贊成。推演下去，我們甚至可以說要等到全香港每一個人都同意了一某個方案才叫做達到了共識，因此哪怕只要有一個人不贊成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理論上也還是叫做沒有共識。

但是我認為更好的討論方式不是去爭論達到構成共識的人權基礎，而是直接邀請雙方出來辯論，各自陳述贊成或者不贊成2012方案的理由。

那麼，誰是那一小半不認同2012方案的人呢？不正正就是民建聯和他們的支持者嗎？他們不贊成的理由又是甚麼呢？很吊詭地，他們居然說是「因為社會還沒有達成共識」！從社會沒有共識開始，兜了一個大圈之後，居然又回到了社會沒有共識。

任何人都能看出這個邏輯的荒謬，任何人也都能發現所謂「共識」只不過是他們掩飾真正理由的藉口。明明你自己就是社會仍未形成共識的原因，你怎能說自己不能和其他人形成共識的理由是「有些人還未形成共識」呢？問題是那個真正的理由，民建聯從來不願也不敢坦坦白白地說出來。

從最早把2007年實現普選列進黨綱開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拖延後退，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自己的立場。每一次，他們都說要等待共識。這是香港版的《等待果陀》。

梁文道：為甚麼北京不是東京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每個月我起碼有一週待在北京，於是有些香港朋友就以為我是識途老馬了，旅行之前向我索要飲食的資料，盼我能當那村口的牧童，手一指哪兒就去哪兒。可是，這手指我還真不能隨便舉，用句北京人的話講，北京的餐廳太不「靠譜」了。

不是北京沒有好飯館，而是你不知道它能好多久。這也是全中國的問題，一個地方「火」了，出名了，通常就會出現兩種不幸的結局。一是店面愈開愈大，從一家街頭小店變成一座大樓，本來能坐五十人，現在卻裝得下一支軍隊。你說它廚房的能力跟得上嗎？出品能保得住水準嗎？二是猛開分店。不少成名餐館都喜歡在餐牌前很有氣勢地發張全國地圖，好讓你看見它們輻射整個中國的威風。它們大概以為分店愈多，客人愈服氣；然而我們都曉得，分店多的真正意義是水平不平均，沒一家有保證，就上連元祖本店也會變得很可疑。所以出名餐廳的這兩種結局其實是一種，那就是完蛋。

沒錯，的確有些非常高級的地方不輕易做大做多，可這也是件沒保證的事。尤其那些旅遊指南介紹的「潮人必去」之處，那些集中在工人體育館和朝陽公園附近裝修得很型很酷的地方。取價是國際標準，室內設計也是世界一流沒話講，但食物往往九流，吃得人莫名其妙。看來「潮人」和食客果然是兩種人，不能隨便走在一塊兒。

然後還有一種躲在胡同四合院裏的飯店，侍應古裝，陳設考究，而且總有名堂，不是官廚傳菜就是某家私房，說出來很嚇人。不過吃了那麼多年，真正不枉一行的卻是屈指可數。就拿私房菜老祖宗厲家菜來說吧，那可真是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當然也可能是驚喜隨著熟悉降溫，缺點就漸漸暴露了）。反倒是胡同深處破爛擁擠的利群烤鴨，雖然成了LonelyPlanet友的勝地，鬼多過人，但還是很值得一去的。他家的烤鴨比起名氣極大但鴨子極瘦的大董妙多了，油脂甘香，皮脆肉嫩，是正宗掛爐的路數。

其實北京食風的現狀就是整個中國民情的結晶；一個詞：浮躁。從國營百年老店的愛幹不幹招牌虛掛，到市場經濟的突然爆發，這種情況幾乎是必然的。賺錢，大家都喜歡，可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你要是愛錢遠遠多過愛食物，遲早就不能再靠食物賺錢了。為甚麼那麼多餐廳闖出名堂之後會迅速滑落呢？

一個理由是老闆的心態像賭徒，贏了一鋪就發狂下注，弄大賣場廣開分店，以為書上學來的管理技巧可以代替傳統餐飲經營的艱苦本份。另一個理由是有些投機份子，見到人家做紅了，立刻以倍數高薪挖角，照辦煮碗。於是原來那家垮掉，新的這家過不了數月一樣要垮，因為還有更新的一批投機份子加入戰場。至於那些本來身懷絕技的大廚久而久之就荒廢了廚藝，全成了待價而沽無所作為的商品。

此外也有些人學得太快，知道Fusion是潮流就搞Fusion，曉得室內設計是話題就不惜大老遠搬來一座古宅做噱頭。「品牌形象」正是近年大陸商界的關鍵詞，一時之間人人都以為品牌無非形象，彷彿LV起家靠的就是廣告，完全用不著任何手藝傳統做根底。這樣子搞下來又怎能不是形象大過內容，公關大於實質呢？

看到這種情況，我不能不想起東京那些小店裏克勤克儉的老師傅，一生一世守著一口鍋一把刀，甚麼做得好就專做甚麼。而且等閒不開分店，就算開，也要先有百年基業當靠山。比起我們的浮躁，光是那份耐性那份專注，就值得東京拿下那麼多顆米芝蓮星星，成為世界美食之都了。北京？恐怕還得等上一段日子。

梁文道：拖住世界後腿的美國（噁心的美國二之二）

【am730-觀念】美國之所以反對「歷史性原則」，不願意被它過去的廢氣排放綁住，其中一個說詞是「不知者不罪」。美國承認自己的確是歷史上溫室氣體排放得最多的國家，也不諱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經濟利益，但它認為溫室氣體會導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發現。

在工業化的早年階段，根本沒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燒會帶來這麼多問題。

用我們之前舉過的毛髮阻塞排水管的例子，這等於說當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間的時候不知道身上掉下來的毛髮塞掉去水口，甚至不曉得洗澡原來會洗掉毛髮；所以就算有一個人的毛髮脫落得特別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擔更多的水管修理費。

換句話講，美國主張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記過去那段無知的歲月。因此美國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和它一起承擔責任，要減排廢氣就大家都減排，而且目標和數量也得平均攤分。

好吧，就讓我們不要追求這種「不知者不罪」的說法是否站得住腳，一起著眼現在。

既然要「著眼現在」，我們就要引入「分配正義」的「共時性要則」了，辦法是把廢氣排放量按人類平均地分配給全球六十億人，每一個人可以排出的溫室氣體都應該和其他人一樣，不多不少。這應該是最公平的計算方式了吧？不，美國依然反對。

根據《京都議定書》為發達國家設下的目標，分配給每人每年的排放量正好是一公噸，理論上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不該享有比其他國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

然而事實卻是美國人均年度排放量高達24公噸﹗美國有任何理由要比世界上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大氣層使用權嗎？當然沒有。

美國官方和部分傳媒不斷渲染中國空氣污染的情況，強調中國已經成了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廢氣排放國，而且很快就要超越美國。

可是它們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一個根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有13億人口，相當於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人均排放量只有3.7公噸)，你怎好意思拿3億人去和13億人比較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峇里島氣候高峰會裡面，發展中國家的態度都要比美國積極，他們都願意接受一些減排指標，而美國除了要求他們作出和發達國家相同的減排承諾之外，還要事後反悔，質疑得來不易的大會共識，聲稱減排目標要按各國「國內具體情況」彈性調整。

甚麼叫做「具體情況」？具體情況就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昂貴，令地球環境付出重大代價，而且他們不願輕易改變，具體情況就是美國政府想要保障其能源產業的重大利益，不想犧牲他們的生財之道。

梁文道：為甚麼美國應負更大責任（噁心的美國二之一）

【am730-觀念】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家，但自從布殊政府上台之後，美國就一直高舉「氣候變化是全球責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拉下來，認為它們也該和發達國家作出相同的減排承諾。於是這就成了剛結束的峇里島氣候變化峰會的主戰了，結果雙方僵持不下(『雙方』其實就是美國與世界絕大部分其他國家)，最後弄出了一個非驢非馬，只有時間表但不設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共識」。

到底是美國的講法有道理，要減排就大伙一起來；還是中、印等國的主張說得通，即是你們發達國家應該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這是一個「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的問題，也就是先假設大氣層吸收廢氣的能力乃一種有限的資源，然後再去判斷怎樣分配這項資源才最公平。

《京都議定書》要求發達國家先行一步大幅減排，著眼的是一種分配正義的「歷史性原則」。意思是誰過去排放廢氣最多，消耗大氣層的吸引能力這項稀有資源最多，誰就應該先降低自己日後排放的廢氣。

舉個實例，根據一項調查，在1950到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廢氣排放總量裡面，當時佔全球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國居然就貢獻了百分之三十的廢氣。反觀佔全球人口百分之十七的印度則只排放了百分之二的積累廢氣。

倫理學家彼德．辛格(Peter Singer)有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說：「這就如同某一村落的二十個居民全都共用一間浴室，其中一個人所掉落的毛髮佔了阻塞排水口毛髮總數的百分之三十，而有三個人在使用浴室時幾乎完全沒掉過任何毛髮」。

如果要請工人清理這條淤塞的排水管道，這一大筆費用又該如何攤分呢？依據歷史性原則，那個毛髮掉得最多的人就應該按比例交出整筆費用的百分之三十了。

雖然《京都議定書》大體上依循了歷史性原則，但它對發達國家相當寬容，並沒有按照大家過去的排放總量嚴格要求它們的廢氣減排量。

即使如此，美國還是不願意，還是退出了溫和妥協的《京都議定書》。

梁文道：大多數的玩笑

【am730-觀念】曾蔭權與董建華最大的不同，在於他懂得玩弄民意，或者民意的招牌。因為他知道自己未經民選，只有八百名選委做後盾，天生認受性不足，所以他更要關注自己推出的政策是否能討百姓歡心。且看他的連任競選，明明是個小圈子遊戲，偏偏要大賣廣告甚至上街洗樓，弄得跟真正的直選似的。我稱這做「幻象直選」，目的就是要讓沒有選票的一般草民覺得自己好像有份投票，而且還要支持他。

曾蔭權驗收成果的方法，當然不是選票，而是民調。在這個沒有普選的發達社會，民調代替了選舉，成為政府取得合法性的唯一工具。

2012年有沒有普選，任誰都知道決定權在中央手上。但是盡忠職守的曾蔭權可不能叫老闆尷尬，不能讓大家看到中央政府奪取了700萬人民主的權利，於是他又要訴諸民意了。可是，在政府自己做的政改方案報告裡面，有「超過一半」的香港市民贊成2012年實施普選，曾蔭權又如何解脫？怎樣一方面不讓中央難堪，另一方面又不用背上違反民意的惡名呢？

辦法就是玩文字遊戲，根據政府收回來的意見書，支持2012年就實行普選的其實佔了百分之六十九。嚴格講，這叫做三分之二，而不是「超過一半」。但政府偏偏用了「超過一半」這種狡猾的說法去掩蓋三分之二市民希望2012年有普選的事實。情況相當於一個學生考試考了九十多分，討厭他的老師卻要說他剛好及格。

第二，就是拿出一個「大多數市民接受2017年舉行普選」的意見，以此模糊焦點。

我們要搞清楚贊成2017年實行普選的人，之所以會比2012年的支持者多，是因為有相當於三分之一的人並不贊成2012年的方案，把他們加上那些支持2012年方案的三分之二人，自然就是大多數了。

問題是為甚麼2012方案的支持者多會接受2017實現普選的主張呢？這就像一群飢民很想吃飯，你去問他們想今天晚上就有飯吃還是等到明天早上，他們當然要今晚就開餐，但你要是再加一個問題，說今天晚上如果沒有飯吃，明天的早餐還吃嗎？他們絕對不會說那就乾脆不吃了吧？

出了這兩招，曾蔭權就可以向中央報告，原來絕大部分香港人都贊成「最快於2017年實行普選」(請注意「最快於」這三字，它和「2017年就有普選」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然後不只中央用不著獨自負擔否決2012方案的責任，連那少於三分之一的2012方案反對者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說自己，放在「絕大多數民意」那一邊了。

本來是「阻住地球轉」的少數派，在這堆文字遊戲裡竟成了「大多數」，甚至還能反過來指責多數派不顧民意，這真是天底下的一件大怪事！

梁文道：搖滾不怕老

【am730-觀念】看過我在這裏談「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重組的消息之後，有一個朋友傳來短訊：「原來你也喜歡這些老鬼，你不覺得他們只是一幫狂撈一筆退休金的老不死嗎？」。我懂他的意思，正如那句著名諺語所說的，搖滾從來都沒認為是種年輕人的專利，對「齊柏林飛船」這三個六十歲的傢伙來講，他們不只太老，甚至還過了「去死又嫌早」(Too young to die)的年紀。然而，事實一：他們在倫敦的這場演唱會雖然掀起了極大的熱潮和宣傳效應(五六百萬人在網上訂票，進場的不過兩萬)，但它是個慈善演唱會，目的是滿足「亞特蘭大」唱片公司創辦人的遺願，設立一個音樂教育基金。

事實二：兄弟，「齊柏林飛船」可不是甚麼搖滾樂隊，他們根本就是搖滾樂。正如一個評論者在聽完那場沒人不拍手掌的音樂會之後所說的：「我們在這天晚上全都想起來了，正是『齊柏林飛船』把『重』加進『重金屬』裏的。」他們和後來一切重金屬與重型搖滾最不同的地方不在於速度，他不在那些炫技式的表演(例如Jimmy Page的雙把結他和他那專門用來拉結他的弓，又叫John Paul Jones用腳玩貝斯(bass)的能力)，而在那種深深的藍調功底。且聽聽他們最新精選《母船》(Mothership)裏的每一首歌，有哪一隊樂隊擁有這麼多充滿味道而且令人難忘的結他riff？那全是藍調的正統嫡傳。

事實三：搖滾樂隊會老，但搖滾是永生的。拜手機和互聯網的功德，我看到這場轟動世界演唱會的一些片段。他們是慢了，但他們沒有像其他老人樂團那樣，故意玩得更快以掩飾自己的衰老。他們很有自信地放慢速度，把三十年前的經典演奏得更沉穩更紮實。他們依然充滿力量，看那場上粉絲手中無數的「空氣結他」就知道了。

搖滾的問題從來不是太老，而是太有錢。大家都覺得有錢人是配不上搖滾的，而成名的搖滾樂手多半都又老又有錢；所以他們要是還不肯離開舞台，那就說明他們很愛錢，因此也很不適合搖滾了(比方說絕大部分的搖滾樂迷現在都很鄙視的「滾石」)。

可悲的是，搖滾竟然成了過去幾年中國流行樂壇招徠消費者的旗幟，恨得許多人要死命區分真搖滾和偽搖滾。於是去年又開始流行punk了，似乎只有換個名堂才能徹底告別偽搖滾，保住反叛而且堅持貧窮的搖滾精神。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向迷倒萬千少女也一向是偽搖滾的「五月天」樂隊最近也趁勢改行，說自己是「朋克(punk)」。他們甚至宣稱：「朋克顛覆了流行樂，我們比朋克更顛覆，因為我們流行」。坦白講，我並不介意他們說自己搖滾，更不介意他們名成利就，只要他們有「齊柏林飛船」一半的水平。否則他們的存在只是證明了搖滾未必不適合老人，年輕更不一定是好搖滾的充份條件。

梁文道：經典是新書（書之不讀之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沒讀過《戰爭與和平》到底有多丟人呢？再無恥點說，沒讀過《戰爭與和平》卻還要談論它，難道就真是一件十惡不赦的事嗎？恐怕未必，因為關於經典的最經典的定義是「那些沒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談的書」。我覺得這個明顯是嘲諷的說法其實隱約說出了真相，經典確實是用來讓人說事的，而說它也確實比讀它更重要。道理很簡單，就看看我們身邊的人吧，有誰不知道什麼叫「三顧茅廬」？有誰不明白「桃園三結義」？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第八年，還有多少人真正讀過《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又暢銷的名著呢？我很懷疑。儘管如此，我們卻還是樂此不疲地引用那些典出《三國演義》的故事和段子，甚至把它們濃縮成四個字的成語，用它們形容看見的事，以它們表達心裏的想法，彷彿人人都讀過三國都通曉裏頭的內容似的。

我曾見過一個廣告大剌剌地印上「我思故我在」五個大字，我不敢肯定它的創作者是否看過笛卡兒的《第一哲學沉思錄》，但我相當肯定他假設了大家都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即便那很可能是誤解。經典的文化價值正正在於你不用讀它，但它的隻言片語它的零散觀念會自動包圍你，成為你日常用語的一部份，成為你觀察世界思考事物的背景。這裏頭當然不能排除以訛傳訛的成份，於是經典的第二重定義就出現了：經典就是總會被人誤會的那些書。而最大的誤會莫過於人人都以為自己讀過它們，其實根本沒有。比如《聖經》，比如《論語》，作為思考背景和日用語言的來源，它們或許很陳舊。可是當你真正把它們當成書，以讀者的身份第一次好好地打開它們細讀下來，你卻會發現「世界是如此地新，所有的東西都還沒有名字」（你看，我又在援引經典了）。因此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這篇文章裏才會說：「經典是，我們越是透過道聽塗說而自以為了解它們，當我們實際閱讀時，越會發現它們是具有原創性，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所以你不能因為某些經典的名字常被人掛在嘴上，就假定它們早已為人讀爛；正如我們都會說話，但人類言語能力的原理對大部份人來講還是陌生的，有關它的研究永遠令人驚訝永遠叫人神往。我原本以為自己可以理直氣壯地不讀《戰爭與和平》但依然大言不慚地談論它，繞了一圈，我才發現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戰爭與和平》是本新書，讀它不是為了一盡文化的義務（若單從文化角度來說，它其實是不用讀的），而是因為它應該是本很有趣的新書。大部份經典都是有趣的，因為傳說和真實往往差得太遠，發現這個強烈的對比自然是種趣味盎然的旅程；這是段只有你一個人走的旅程。問題是稱得上經典的書實在不少，我們該從何處手？我沒讀過《戰爭與和平》，也很想讀它，可是我為什麼要把有限的時間先花在它的身上呢？我一直不能體會可讀之書的數目會隨年歲增長而漸漸減少的說法，它的前提是經典有限，人壽更有限，所以在活的日子已經不多的階段更該集中精力攻讀經典。我的經驗卻不是這樣子的，先別說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西方經典》裏那些我可能連書名都沒聽過的長篇經典目錄；其實只要看過的書越多越雜，就一定會發現一些聞所未聞的經典守在遠方。例如神學，外行人只知道《神學大全》；可一旦涉足，你就會知道還有《羅馬書釋義》、《神學美學》……。又如演化論，以前我只曉得達爾文，後來才知道不可不讀的還有古爾德跟道金斯。經典絕非有限的水池，它是大海，每游出一尺，你就發現前面還有一尺，無窮無盡，足可在不知不覺間溺死不懂疲倦的好奇讀者。怕累，或許也是不讀經典的理由。但比起怕累，我們一般更怕死。所以還是讀書好，起碼讀讀不知老之將至。

梁文道：當廚師變成科學家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曾幾何時，外科醫生在西方的地位就和一個理髮師一樣，是等而下之的低級工作。事實上，替人施行外科手術和替人理髮的，往往就是同一個人。當時的外科大夫流行放血，遇到各種大小病症，一律穿孔放血，好讓病人的壞血流失，減輕症狀。他們必備的工具之一是根木棍，作用是纏著一塊白布以絞緊病人放血處附近的肢體，以防病人失血過多。今天的理髮店總愛以一管會轉動的紅白條紋燈做標誌，它的原形正是那根棍子，白色代表纏繞在棍子與病人身上的白布，紅色則是噴灑在上頭的血跡。

在那個久遠的年代裏頭，廚師與理髮師/外科醫生的等級是差不多的，都屬於為人服務的技師，比石匠木匠還有所不如。可是到了現在，外科醫生早已脫穎而出，成了可敬的專業人士，那麼廚師呢？

自從十九世紀開始，廚師界的有心人就一直想拉高他們這行的身價。大家都覺得幹這行的是低下階層，滿口粗言，喜好賭博；他們就要求自己穿戴乾淨，態度溫文，最好還能舞文弄墨。許多專業的廚藝學院嚴禁學員賭錢，規管他們的言行，目的就是想把「廚房佬」變成體面的上等人。在這一百多年的廚師演化當中，這股上進的力量總是試圖把廚師從「匠人」（artison）推向「藝術家」（artist），讓大家覺得廚藝真是門藝術。難怪如今的三星大廚總是一派藝術家風範，談吐不凡，外形清雅，偶爾還要在餐牌上秀一手書法，甚至在食譜裏展露畫功。

有些學者認為「分子美食學」的流行，乃是廚師地位上升運動的新一波嘗試。因為他們研究的是科學，是物質變化的原理，是人類進食方式的根本改變，所以他們現在變得更像科學家了。而科學，絕對是這個社會裏頭比藝術更叫人覺得像是專業的東西。當年拉高了外科大夫身份的，正是一套系統而艱深的科學知識。你不懂醫學，沒有受過專業的學術訓練，就不可能做得成外科手術。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想像，或許未來有一天，你沒有學過生理學與化學，不知道溫度對感官的影響機制，不曉得苦味的構成方式，你就沒有資格入廚做菜。

我們都市人的生活出現了兩股看似相反的趨勢。一方面越來越少在家自己做菜，因此更加感到廚藝的神秘和廚師技法的高深莫測。就像會彈琴自娛的人少了，所以更加佩服專業鋼琴家的能耐。另一方面，卻有不少人開始把下廚當作休閒嗜好，而非必要的生存技能，於是學習對象從老媽子轉到在食譜和電視節目裏亮相的名廚身上。經過耳濡目染，很多人都試圖把自家廚房的設備弄得更專業長期的，同時也變得更加遵崇廚師的專業指導。在這兩種趨勢裏頭，獲益的都是廚師這門行業。

難怪好些廚藝學院開始把「分子美食學」納入教程，它的原理是一般人不會懂的，它的技法是一般人不會用的，甚至連它所需要的設備也不是一般廚房可以輕易擁有。廚房快要變成實驗室了，裏面穿白袍的人不再是粗魯無文的技工，甚至也不是滿身污跡的藝術家，他們是科學家。

梁文道：大學的本質

【am730-觀念】大學的畢業典禮不一定總是平靜的，尤其在頒發榮譽學位的時候，更尤其是在頒發榮譽學位給政治人物的時候。2001年，美國總統布殊回到母校耶魯大學，預備接受榮譽博士學位。當時的場面真是熱鬧，不只一幫學生舉著標語高叫口號，還有一些教授憤然離場以示抗議。他絕對不是第一個在畢業典禮上被喝倒采的政壇領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因為政客的一生總是處在爭議中，總會有人不滿他的政策他的政績，甚至總是有人會憎惡地敵視他。對於關心社會和政治的學者和學生來講，還有比記者雲集的畢業典禮更好的示威時機嗎？所以在大學畢業典禮上對付政客，早已成了司空見慣的小傳統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般的「聖人」。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正好在波士頓趕上了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席上的焦點正是才出獄沒多久的曼德拉。結果也有學生舉標語，但那是歡迎他的標語。他一站起來，台下立刻響起如雷掌聲，全場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個曼德拉呢？難道我們應該期盼董建華會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嗎？

就算沒有可被針對的人物在場，大學的畢業典禮還是可以變得很「熱鬧」，還是可以容許學生趁機表達不同意見的。英國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OAS)向以激進著稱，本來是家協助帝國認識第三世界的名校，卻被說成盛產反殖鬥士與左翼政治人的溫床。它的畢業典禮堪稱一絕，歷屆學生代表上台致詞時總是不忘開火。

我有一個老友，前年在「亞非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就曾親眼目睹學生會主席從大學校政開始罵起，一路說到英國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為不顧貧苦學生的無良財主，將當時的英國首相貝里雅批成殘忍嗜血的劊子手。結果台下師生一致叫好，紛紛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罵了半天的校長也沒甚麼，致詞的時候還不忘讚美那位同學的聰明，歌頌學院光榮的自由傳統。

我的母校中文大學絕對沒有「亞非學院」這麼激進，但是我以為任何大學在其本義上都應該是「宇宙性」的，都應該是包容天下的，能夠讓普世各種意見各種聲音自由並現。一家大學的畢業典禮要是有人鬧事，不只不是一件醜聞，反而是它校風開放的證據。

梁文道：大學之大

【am730-觀念】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再次登上了報紙頭版。原因是一群學生「大鬧」畢業典禮，他們要抗議校方頒授榮譽法學博士予前特首董建華的決定，他們要求校政應該更民主(包括頒發榮譽學位時該考慮學生訴求和感受)。結果場面亂得屢次打斷了董建華的發言，迫得他要請求學生「給我說話的自由」。除了董建華，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學生的家長了，他們說自己很窮，辛辛苦苦養大孩子等的就是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給破壞了。然後傳媒也說話了，輕則呼籲學生要包容不同意見，尊重他人感受；重則翻起老帳，把中大歷年的「醜聞」全挖出來(比如說當年的學生小報和近日的學生雜誌『宣揚色情』)，證明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問題學府。

我真為母校感到驕傲，這是一所充滿抗議精神，深具反叛傳統的好學校。想當年，我們之所以瞧不起香港大學，還不是因為他們是殖民地精英的搖籃，而是因為比起我們這家一開始就高舉「中文」盛產反殖豪傑的大學，他們的學生實在太乖，並且越來越乖。就拿校長得到的待遇來說吧，現任的劉遵義只不過是被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喝罵罷了。

前任校長李國章甚至試過差點進不了會場，因為有學生睡在路上阻擋他的座駕前進。再前一任校長高錕就更慘了，他在畢業典禮上接到的抗議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甚麼動作，學生就一定奉陪「反動」；近年你要蓋新房子，學生就貼大字報；你要砍樹修路，學生就在樹上綁黃絲帶以示「保樹育人」的決心。

八十年代，為了抗議政府的教育政策，還有全校學生罷課的光榮紀錄。所以校園核心地帶的平台廣場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學會集會誓師的聖地。

出了校門，碰到各種社會政治問題，還上各種示威集會，中大的校友和學生更是無役不與(雖然情況往往是屢戰屢敗，但很多人更願意倒過來說，稱之為『屢敗屢戰』的勇敢精神)。　那些覺得中大學生負面新聞特多的傳媒可不知道，對我們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學生而言，這叫做戰績彪炳。至於那些先是嚇傻了眼，後是氣憤莫名的家長，我只能告訴他們，這就是貴子弟唸的大學了。與其不能改變現實地窮生氣，何不換個心情轉個角度，欣賞眼前所見。這，就是大學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學。

梁文道：只有戰爭沒有和平（書之不讀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最近我幹過兩件十分無恥的事，我要懺悔，然後我將試圖為自己開脫罪行。

第一，儘管今年為了一個每天介紹一本書的節目忙得不可開交，但我還是在年中一點一滴地讀完了瓦西里．葛羅斯曼（Vasily Grossman）那本厚達八百多頁的《生命與命運》（Life and Fate），實在是部驚人的鉅構，然後我激動地到處和朋友說它有多厲害。每當有人要我形容，我就說：「嘿！它簡直就是史達林時期的《戰爭與和平》，俄羅斯偉大小說傳統的封關之作。你能想像到了二十世紀中葉，還有人會寫《戰爭與和平》那種全景式小說嗎」？聞者莫不肅然起敬，紛紛表示要弄一本回家苦讀。可是，我根本就沒看過《戰爭與和平》。

第二，今年英語出版界的其中一樁盛事，是《戰爭與和平》的全新英譯本出爐了。和那部號稱是「原始版本」實則為托爾斯泰初稿的《戰爭與和平》譯本不同，由Richard Pevear及Larissa Volokhonsky夫婦翻譯的這個本子是真真正正的全譯。它不只把托爾斯泰喜歡的重複修辭完整無缺地搬到英語去，讓短短數百字裏的七次「哭泣」照樣「哭泣」，不圖任何加工美化，不把它變成七個不同的同義詞。這個譯本連原著裏的法文段落也留了下來，只隨托翁以腳註形式將之譯成英文。我在雜誌上看到這些評論之後，就用在近日的演講裏面，以說明譯事之難。然而，還是那個老問題，我既然不諳俄文，又沒讀過《戰爭與和平》，憑什麼資格去拿它的翻譯說事呢？

枉被人視作「文化人」甚至「書評人」，沒有讀過《戰爭與和平》難道不是一件十分可恥的事嗎？更可恥的是我還有意無意地散佈一種「其實我讀過」的感覺，讓別人以為整部《戰爭與和平》我已了然在胸。

既然我沒看過它，我又怎麼可能談論它呢？說起來，這也是小時候讀壞書的結果。童年時期，我也曾看過不少什麼「世界經典名著大全」和「死前必讀的百本名著」之類的雞精書。一開始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先圖個概觀，知道什麼年代什麼地方有些什麼書，再像做功課一樣好好地讀下來。可是你也知道，世上有多少人能在死前真正遍讀那百本名著？又有多少人真會為了讀不完它們而死不瞑目呢？再加上我心野，連學校課業都從不按時完成，又怎麼會乖乖地按名單把那些嚇人的經典看完？通常的情況是看過一本書之後，興趣就從此轉到旁枝的題目上了。比如說讀罷莎士比亞的《凱撒大帝》，就趕緊跑去找《高盧戰記》和奧古斯都的傳記，於是原訂的《暴風雨》就給擱下了。

這種雞精書看多了，會有一個很大的害處，就是它能產生幻覺，讓你以為自己看了很多名著，其實你只不過是知道了一點皮毛。當然，這幻覺也不真是幻覺，欺得了別人，可騙不了自己，不知為不知，沒看過就是沒看過。然後心裏就難免因外表與內容，幻象與真實之間巨大的割裂而生出令人痛苦的虛無和罪疚。何以致此？大概就和一個天天吃大量維他命藥丸的人差不多，一粒小紅丸就「能提供每日人體所需」，他慢慢就會覺得日常飲食裏的蔬果是不必要的了，甚至忘記了小黃瓜的香脆，豆苗的甜嫩。當幾百頁的內容被濃縮為兩三頁的大要，每一本書看起來都會變得很像，面目模糊，所以看與不看的分別就不重要了。

我當年就是如此，知道了《戰爭與和平》的梗概，也知道了屠格夫《父與子》的主要情節（另一本未曾讀過的經典），但竟然無法具體描繪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它們全都成了一團模模糊糊的「俄羅斯小說」，就像那粒工業生產的紅色小藥丸一樣。書單代替了書，維他命代替了食物；我以為自己得到了和平，暫時止住了虛榮心發動的求知慾，換回的卻是更多的戰爭，究竟無知所導致的空無和衝突。

梁文道：外在威脅（任何時候都是最危險的時候．二之一）

【明報-筆陣】俄羅斯總統普京指揮的「統一俄羅斯」黨剛剛贏得了杜馬大選，而且贏得相當輕鬆。雖然「統一俄羅斯」的候選人拒絕參加電視辯論，但還是有些俄羅斯人居然在事後調查裏表示「統一俄羅斯」的表現較佳！明明沒有上電視辯論，卻讓人覺得他們上過，還要贏了辯論，可見普京和「統一俄羅斯」的魅力實在已經到了一個能夠製造幻覺的地步了。正因如此，外界才更是不解為何普京在競選過程要那麼賣力，四處張揚外國威脅論（所謂「外國」其實也就是美國），把對手一一打成外國野心勢力的傀儡。一般認為，這是為了把他的聲勢抬得更高，使他在明年卸任總統之後不管是做總理還是一個普通的議員，都能挾龐大民望繼續實際地控制政局。

為了一個特定的政治目的，為了滿足個人的野心，不惜打造一個外敵出來，以此向內凝聚自己的支持者，這本是政客常用的手段。但它的前提必須是民眾要有相應的心理，對世界也得有能夠配合的看法，覺得自己的社群自己的國家處在外敵環伺的狀態，感到無時無刻不是最危險的時候。只有如此，當權者才能輕易召喚起大眾的危機感，將政局導向非常的狀態。而我們知道，在最不正常的緊急狀態下（例如頒布戒嚴令的時候），出於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目的，任何有礙於此等目的之實現的行動都是可以被禁止的。為了安全，人民不可以集會；為了安全，傳媒必須受限；為了安全，意見不能自由表達。換句話說，在國家安全面前，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等基本人權和其他價值都是可以先放到一邊去的。由於這等非正常狀態把國家安全的定義和維護它的方法都交到了當權者手中，所以一個有心鞏固權力的人自然喜歡散佈緊張的情緒，提醒大家外部威脅的存在，就像家長強調暗夜街道的危險，好叫孩子不要太心野。當恐懼成為普遍的情緒，當外敵的存在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利於當權者的緊急狀態就很容易出現了。

恐懼往往來自無知，所以那種外在的威脅是不能說破不可細究的，必須讓它保持在一個模糊的狀態。外在的威脅愈是難以捉摸，它就愈是難以防範；它愈是難以防範，我們就要更依賴那些好像能夠辨認它捕捉它的人了。同時，外在威脅如此含糊，它的詮釋空間自然不小，於是誰掌握到詮釋它的權力，誰就可以指揮大家應該警惕什麼，我們又應該往那個方向走了。我們不用追問俄羅斯人為什麼會害怕，他們為什麼那麼相信普京提供的外在威脅論，因為我們應該先檢查一下自己。

在皇后碼頭存廢之爭的後期，曾經有一位評論專欄作者提出警告：美國正是透過一些非政府組織，以環保和保育議題的包裝，介入他國的內部事務，製造政治事端。這位作者一沒有指明那些組織是哪些組織，二沒有說明他們產生政治事端的機制流程，最後更沒有告訴大家保育皇后碼頭的呼聲背後到底有沒有他所說的這些外國勢力（秋生涼：〈皇后清場顯露政府團隊精神〉， 《信報》，2007.08.10）。他只是想含混地散佈一種氣氛，讓大家感到即便是保存皇后碼頭如此本土的小事也離不開可怕的外國勢力。似乎只要染上了外國勢力，想要保留皇后碼頭的任何主張都會變得十分可疑。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兩點：一、除了當權者，其他人也會採用外在威脅論的論述，因為它似乎是種有效的辯論方式。二、它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內外的分別，安全與不穩的對比實在太重要了；只要這個基本點一樹立，任何正常的推理論據都可棄之不顧。所以你用不說皇后碼頭有多重要，多有意義，我也用不跟你爭辯每一條論據，我只要影射你背後可能還有外在勢力就夠了。「別有用心」這四個字的妙處就在於我們可以從猜測一個人的動機去全盤否定他實際說出來的話，既省事又方便。

可是，難道外國勢力就只是一種出於野心或者政治企圖的陰謀虛構嗎？再具體點說吧，難道今天的美國就真的沒有透過種種手段去干涉和影響我們的政局嗎？當然不，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學者的讀者一定知道美國總是善於利用媒體，智囊機構和各式偽裝成私人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去達成它的目的。冷戰以後，更有不少新土出的文獻和研究證明既使是美國現代藝術的崛起，也離不開中央情報局的推波助瀾，因為他們想要在文化和意識形態的領域戰勝共黨國家，標榜「自由世界」的優秀（ 見Frances Stonor Sauders） 所著的Who Paid The Piper？及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然而，我還是要指出理性的懷疑精神與批判態度，還是和陰謀論式的外在威脅論不同的。前者的懷疑是要有理性去支撐有證據去證明的，而後者則不需要理由也不用提出證據。喬姆斯基和FrancesStonor Sauders 等人的美國威脅論要靠大量的資料和整全的理論架構去建築起來，因此也是可以被證偽的，你能夠舉出相反的例證與推理去駁斥它（事實上，這麼做的人也不少）。但是陰謀版的外國在威脅論卻是不能證偽的，它給出的只是一堆有待細考的蛛絲馬，和一連串的暗示。陰謀版的外國威脅論甚至不是一種論證方式，它只是一種氣氛；它的效果不是來自論據，而是來自一種情緒的感染。

它以建立在無知上的恐慌取消了一切推理和證據的必要。

梁文道：是科學，不是科幻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分子美食學」（Molecular Gastronomy）是近兩年來中華食壇的熱門字眼，元祖級大師固然在香港開設分店示範經典版本，本地也不乏老魔和新秀出來試試自己的身手與客人的耐性。一時間，各種泡沫和啫喱成了許多潮人趨之若鶩的美食；甚麼臘味飯雪糕、大閘蟹果凍，所有名字聽起來是「查理朱古力工廠」產品的小孩狂想都變做餐牌上的現實。

然而，分子美食派的大將，有「全球最佳餐館」之稱的「肥鴨」主廚Heston Blumenthal，卻早在去年就宣佈了「分子美食已死」。原來如今新一代廚師都迷上了那些針筒狀的科幻電影式儀器，紛紛使用它們大展拳腳，製造出一大堆很有創意但是也很倒胃口的「食物」，結果食評家就把責任推到Blumenthal這幫前輩的身上，譴責他們敗壞了人類萬年以來的飲食傳統。難怪Heston Blumentbal、Ferran Adria和Thomas Keller等三位名廚要在去年十二月聯手發表宣言，告訴大家他們其實是很尊重傳統的，就算創新，也是萬變不離其宗，穩穩地建立在固有的廚藝之上。他們特別強調「正直」，自言：「我們所做的一切都以正直為最高標準，我們的信念和承擔是真誠的，我們並不追隨最新的潮流」。換句話說，這三位分子美食的始作俑者要和時下流行的分子美食劃清界限。情形就和「融合菜」（fusion）最早的實踐者總是要否認自己做的是fusion一樣，「分子美食」與「融合」都從潮流墮落為貶義詞了，避之則吉。

其實打從匈牙利物理學家Nicholas Kurti和法國化學家Herve This首創分子美食學以來，它就不是一樣為了求新而求新的奇怪玩意，而是種理解傳統的科學。它的首要目的是搞清楚人類飲食和味覺感受的科學原理，弄明白古老廚藝的背後規律。一切的創新，皆來自基本的科學發現。比如說「肥膩」，我們人人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可它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又該如何在科學上準確地定義和量度肥膩呢？最近的研究發現，肥膩極可能是種味道，是舌頭上的味蕾所能感知的特殊現象。假如肥膩真是一種味道，那麼我們就有可能透過某些技術把原來很肥的食物變得清爽可口，或者令一些不肥的東西帶出油滑飽滿的感覺了。

因此分子美食學是種關心「為何」（Why）多於「如何」（how）的科學。它想知道為甚麼糖是甜的；為甚麼做湯的時候要先把水煮開才放材料。它追求的不是一般的廚房智慧（例如煲湯要等水滾，是為了讓材料『出味』），而是科學的解釋。可惜很多人棄Herve This的《Molecular Gastronomy: Exploring the Science of Flavor》於不顧，專門研究Ferran Adria的食譜；他們不想知道「為甚麼」的問題，只想在「如何」的層面上耍花招。難怪分子美食會異化為一堆完全違反人類味覺原理的怪物了。

梁文道：比真實還好

【am730-觀念】我不相信有哪一個真正的搖滾樂迷沒有玩過空氣結他，正如一個古典樂迷不可能沒試過在家裏裝指揮，隨著音樂舞動雙手一樣。只不過我們大部分都只不過是躲起來玩，覺得是件很私人的事，就像淋浴的時候唱歌，公開示範肯定要笑掉人家大牙。後來我才發現，原來不只有人會當眾「演奏」空氣結他，而且還會把它當成一門表演藝術，辦起了世界大賽，要在全球芸芸空氣結他好手中挑出佼佼者。他們完全不以之為恥，還引以為榮，覺得空氣結他比真結他更有搖滾精神。

芬蘭的奧路(Oulu)是每年「空氣結他世界錦標賽」的主辦地，從1996年至今，它已經產生了十二位世界冠軍了。看這些冠軍的表演，你會很驚訝他們的表演並不準確。也就是說，他們的動作不像真的在彈結他，那些指法，那些撥弦，實在離現實太遠，太過誇張。難道這個比賽比的不是像真？比的不是誰能把空氣結他舞弄得像一把真結他嗎？根據這個比賽的官方網站，原來準確只是其中最基本的標準，只有不懂行情的初哥才會汲汲於真確，最高境界講究的是空氣感(airness)。

甚麼叫做「空氣感」？這就很難說了，它主要是種難以形容的舞台魅力。表演者的動作、姿態和表情不一定要百分百地配合現場播放的音樂，但要能夠點燃台下觀眾的熱情，讓他們感到這把看不見的空氣結他帶出了那首歌的真實感情。

空氣結他的愛好者認為，上乘的演出甚至要比真實的結他手更能表現出搖滾的內心力量。換句話說，這叫做「比真實還真實」。難怪美國空氣結他大賽的網站會在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去世的時候特別出段訃聞了，因為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正是布希亞發掘了虛擬的「美德」，指出了虛擬在後現代世界裏頭已經徹底吞噬所謂的真實。

這也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初俄羅斯戲劇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學，他有一套訓練演技的方法，直到今日還是很多演員的必修課，叫做「無實物動作練習」。

舉個例子，一個學員可以假想自己正在數鈔票，儘管手中沒有真鈔，但還是得從看見鈔票開始，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地邏輯做起來，盡量達到手中無鈔心中有鈔的地步。這種練習的好處在於拿掉了真正的鈔票之後，我們反而會更加注意數錢這個日常行為裏的每一個細節。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認為：「假想物(那疊虛擬的鈔票)使我們徹底地意識到了在實際生活中是無意識、機械化作出來的那些動作。」這種「無實物動作練習」的目的本來是為了讓演員觀察日常生活，做甚麼像甚麼。但是慢慢地，它卻能以動作喚起真實的信念，用外表的姿態引發內在的感受；使得很多默劇演員令觀眾發現他雖然開的是道不存在的門，但卻比真實的開門動作更有說服力。空氣結他或許也該作如是觀，原來是樂迷受到音樂鼓動而生的模仿，最後卻比真實樂器更能配合心裏的激情。沒有了結他，手與心之間的連繫反而更不受到阻礙。

梁文道：反對派往何處去

【am730-觀念】陳方安生贏了，但是贏得並不清脆；她的得票率和葉劉淑儀之間有一段距離，可那是在她「告急」之後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反對派與保守派支持者的六四之比，與投票率越高對反對派越有利這兩項傳統智慧，都在最近兩次選舉中失效了。反對派真的要小心了。他們抬出了陳方安生，「香港的良心」，「民主派的共主」，本應氣勢如虹漂漂亮亮地擊倒對手，那個惹起了五十萬人怒火，引爆了03年七一大遊行的「掃把頭」葉劉淑儀。結果卻是要經過一番苦戰，歷盡艱辛地才在區議會選舉挫敗之後，贏得了這個得來不易的立法會議席。假如這次任期只有區區八個月的港島區立法會議席補選，真的是場「民主VS非民主」公投的話，現在的局面是否表明了選民已經日漸離棄民主，漸漸被曾蔭權的「強政勵治」收買了呢？

我以為真實的情況不是香港人更注重經濟忘記了民主，而是民主的招牌已不再專屬於反對派了。

回看過去兩年的政治討論，其中一個甚為有趣的變化，是許多傳統「老左」都不敢再公然批評民主政制，懷疑雙普選的必要，至少面上一政治人物很少再談甚麼保留立法會功能組別之類的鬼東西。相反地，像葉劉淑儀這般曾經說出民主會產生希特拉的前鋒悍將，如今也要支持2012雙普選了。在不知不覺的情況底下，用以劃分保守派和反對派的民主標誌漸漸被模糊化了。當反對派仍被稱做「泛民主派」的時候，民主的稱號真真正正地氾濫起來，一氾三千里。

對反對派來說，其實這也算得上是一項勝利。起碼在二十多年的運動和論戰之後，再也沒有任何人敢蔑視民主，貶抑普選；也不再有人拿得出任何像樣的反民主的論據，大言不慚地放言民主並不重要。可是，這種人人都是民主派的新現象也打擊了反對派的根本基礎。沒錯，你可以指出對手普選方案的細節有鬼，可以批判他們的民主是假民主。不過在許多不求甚解不扮高深的市民眼中，這個真民主對假民主的分別確實不如民主對反民主那麼大。執持此等路，從高舉民主大旗到捍衛真民主，反對派的戰場只會越玩越小，它的立論根基只能越縮越窄。

放眼全球，雖有不少反對派也會以爭取真民主為己任。可是在劃分建制派與反對派的時候，多半還會有其他可供採用的光譜，例如傳統的左右二分法，大致還能區別開英國工黨與保守黨，德國的社民黨與基民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儘管很多學者認為在這全球政壇往中間靠攏的年代裏頭，傳統的政黨路已經不再鮮明。但這並不表示各對立黨派在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上都已達成一致，沒有了任何意識型態的分別。

回到香港反對派面對的困境，長遠而言，他們需要思考萬一香港實現了雙普選，該當採取何種新定位的問題；短期來講，他們則要在明年立法會選舉前找到民主之外的新招牌。香港政壇光譜的重劃，已經是件迫在眉睫的事了。

梁文道：日本不只流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一直想好好研究「可愛」這個題目，但自從十年多年前寫過一篇短小的評論之後，這個計劃就被我擱在箱子裏頭沒再碰過了，想來有點可惜，因為「可愛」實在是塊美學上低度開發的領域。關於悲愴，前人寫過無數論述；關於崇高，則有康德立下了不可動搖的里程碑；甚至抽象如淡泊與幽玄，也有汗牛充棟的文獻可考。可是到底什麼叫做可愛呢？我們常常說小貓小狗很可愛，還把台灣女歌手楊丞琳封做「可愛教主」，但偏偏沒有人去釐清可愛的定義，探究一樣事物或者一個人可愛的原因。究竟它是個審美判斷的範疇；還是和「Camp」一樣，是種特殊的表達風格呢？直到看見湯禎兆的《整形日本》，我才知道原來早就有一位叫四方田犬彥的日本學者寫過專著研究「Kawaii」了。當然，日文的「Kawaii」與英文的「Cute」還是不大一樣的，雖然他們都可以譯作「可愛」。根據湯禎兆的說法，「Kawaii」比起「Cute」要多了一分孩子氣。上溯「枕草子」，他找到了最古老的Kawaii；「三歲左右的幼兒急忙地爬了起來，路上有極小的塵埃，給他很細緻地發現了，用很可愛的小指頭撮起來給大人看，實在是很可愛的。留沙彌髮的幼兒，頭髮披到眼睛上邊來了也並不拂開，只是微微地側頭去看東西，也是很可愛的。」

但是湯禎兆並不止步於古典名著，他還請出了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松田聖子，瞧這女子「歌藝一般、身材欠佳、天生O形腿，但就是憑堅定的毅力意志，在一眾嘲罵聲中執持她的個人風格──以接近二十歲的『高齡』，硬裝成十二歲在熒幕上蹦蹦跳跳、咯咯笑」。可見「Kawaii」不只是幼童的專利，不只是天然的品質，還是一項可以造作出來的格調。結合了他的閱讀心得與廣泛觀察，湯禎兆熟練地從一群日本少女稱讚裕仁天皇「意外地很Kawaii」，歌舞伎專門尋找未變聲美少男的傳統，一直談到自助拍照的攝影機（print club，也就是曾經遍佈各個商場的『貼紙照片』），與無人不知的Hello Kitty，把「Kawaii」座落在日本審美傳統，與大眾流行文化工業之中。借用他新著的書名，這就是「命名日本」了。在《整形日本》和《命名日本》這一系列日本文化研究散記裏頭，湯禎兆這位港產日本通為我們介紹了一連串名詞的來龍去脈。「Kawaii」只是其一，此外還有「御宅族」、「腐女子」、「Cosplay」、「純愛」、「萌」等數之不盡的古怪現象。是誰發明這些名詞？是誰在使用它們去總結紛雜多端的社會趨勢？那就是日本大眾文化與學術界的功夫了，他們總是不懈地觀察自己身處的社會，描述自己看到的現象，然後發明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詞彙。

這很符合一般外人對日本文化的印象，那就是任何玩意都有人研究，而且除了學者的旁觀探討之外，就連那些大眾文化的參與者也會在自己的圈子裏努力建立起一套標準一個系統。所以漫畫的愛好者也有自己的分類，色情錄像也有自己的流派。簡單地說，即便是玩，他們也玩得很認真，所有流行文化都有它的「道」。日本在經濟泡沫爆破之後，意外地浴火重生，其中一個重要的力量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勃興。過去它輸出汽車和電視，現在它輸出漫畫與玩偶。而日本帶動的時尚風潮與「韓流」的最大不同，在於它不只推出產品，還推出了對外人而言嶄新的感官形式，例如Hello Kitty身上的「Kawaii」，於是日本開拓了屬於它的市場，它的「藍海」，那是一片沒有人搶得過它的領域，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格調，自己的品味。更厲害的，是背後一連串的「命名」工作，它不只打造了媒體渴望的新現象新名詞，還為流行文化產品拓深基礎，使得流行不單是流行，更是可堪咀嚼的學問。它不只短暫地掏了你的腰包，還要把你誘向更深的洞穴。

梁文道：頭等艙的真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羅蘭．巴特曾經把火車的豪華餐卡比擬為偽裝的餐廳，明明是移動中的車廂，卻要扮成不動的餐廳。家人一旦走進那深色木板裝飾的車卡，看見一張張臨窗的桌子，桌上那盞眼熟的小枱燈和燙得平滑的白色亞麻桌布，與制服筆挺的服務生跟放置烈酒的小推車；他大概就會忘記這裏本來是一列火車，他大概以為自己其實進入了一家正常的，不移動的高級餐廳。這移動中的不動，將使他的旅程生出一種幻覺，覺得這不是一段沉悶的單向過程，而是恍如日常的豐富體驗。從自己的廂座走向餐卡，再從餐卡走回廂座，就像他平時在家裏和餐館之間來回一樣。

飛機的可悲就在於它根本不偽裝，它不會在你吃飯的時候突然變身，化成一間怡人的餐室。如果說火車餐卡是在行進的列車中營造出不動的空間，那麼機艙則是一種根本不動的交通工具。飛機當然是會動的，而且還動得很厲害，但是坐在裏面的乘客卻很難感覺到它的移動。火車的車窗能讓你看見外頭的景色飛快倒退，因此再穩定的火車也還會帶給你交通工具纔有的行進感。而飛機的監獄式小窗又能夠讓你看到甚麼呢？雲，一層又一層的雲，不斷的雲，除了雲還是雲。固定的景象產生固定的錯覺。

更可憐的是機艙根本沒有容納餐室的空間，你只需要坐在原位，就像呆在床上一整天的病人，吃飯的時間到了，自然有人會把食物推到你的面前。換句話說，坐在機艙裏，你既沒有走向餐廳的過程也不會擁有餐廳般的環境；而用餐前的行程與餐廳的環境又是多麼重要的事呀，它們乃是我們在外進餐的經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濟艙、商務艙和頭等艙的分別，就像醫院把送給病人吃的食物分成三個等級一樣；你值得為了這頓坐在病床上的伙食的好壞多花兩倍甚至三倍的住房費嗎？

根據近年大受歡迎的經濟學入門書《卧底經濟學家》，機艙分等的原理其實是商人慣用的定價技巧。你認為頭等艙的膳食服務果然值得花一大筆錢，是因為經濟艙確實太糟。而經濟艙之所以這麼糟，是因為航空公司不想它太好，如此方能突顯商務艙與頭等艙的優秀。這種比較序列困住了你的理智，這像讓你在一個售價一萬元的名牌皮袋和售價一千元的普通皮袋之間做選擇，使你忘記計算貴價貨的真實成本。頭等艙的膳食就是一種名牌病房伙食。

再拉遠一點看，就算你再有錢，總也不可能天天吃好的唱好的吧，總也有用一個飯盒打發午飯的機會吧。為甚麼偏偏在坐飛機的這一天，你就變得突然不能忍受微波爐食品呢？為甚麼偏偏要在坐飛機的時候堅持把錢花在吃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