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是故宮還是商場？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還記得當年第一次走進北京故宮的時候是甚麼感覺：一陣錯愕。我以為這座世上最大的皇宮，中國人引以為榮的建築瑰寶，今天就算喪失了羅浮宮的奢華，少了東京御苑牆外的靜穆，至少也是體面的。最起碼，它得有世界級國寶博物館的莊重。

然而，在穿過大門之後，我看到的卻是幾塊繪上了清宮人物畫像的木板，臉部挖了孔洞，好讓遊客把臉湊進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這明明是三流仿古遊樂場的惡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內呢？再看兩旁的商店，蒙塵的窗口上貼了幾張搖搖欲墜的紅紙片，拼出「紀念品」和「商店」等字樣。且不要拿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倫敦大英博物館的專營商店來比了，這等門面恐怕連一般中等商場裏常見的連鎖成衣店都不如。當時我看見這等光景真是又難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國力不強，文化發展水平還不夠高，一時達不到世界第一流水準也是正常的。假以時日，必有改善。

十幾年過去了，再進故宮。那種胡鬧的樂園式配套設計依然沒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

最近中央電視台的主播芮成剛在博客裏炮轟星巴克，說它把分店開進北京故宮是明目張膽的文化入侵。於是引來大陸網民的熱烈討論，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滾出去；也有人反對他，說這是不尊重合約精神，人家簽好了約就有權留在此地。

其實在判斷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討論不應忽略一個重要的基礎層次，那就是故宮管理當局的責任。星巴克在商言商，那裏有遊客就那裏去，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問題是場地管理者為甚麼會放它進來呢？我說的還不單是文化入侵這類很容易引起情緒反應的「民族大義」問題，而是管理機構想為場地營造出何種整體形象的問題。

好比一家商場，主事者自會為它選擇合適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場的形象與格調。北京半島酒店不會讓永和豆漿進去開業，香港置地廣場也容不下麥當勞，哪怕它們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間針對低消費階層的百貨公司則根本不會費心拉攏高端客戶。同理，一間有水平的博物館也必須明白它營造出來的環境就是它留給遊客的印象了，更不消提故宮這種世界文明遺產。

主事者在設計整體形象的時候要先回答幾個問題，首先是整個場地的定位：它是一個非常嚴肅神聖的地方，還是一個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個面向全球遊客的國際化休閒場所，還是一座純粹的民族文化聖殿呢？然後就要探討裏面該有的配套設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韓國故宮那樣完全杜絕商業活動，也可以學習羅浮宮的順應潮流。接下來他們要顧及細節，從導遊手冊的平面設計到廁所的環境安排，全是整體形象的一部分，半點也不能馬虎。

以故宮的現況看來，它最大的問題還不是讓美國連鎖咖啡店輕易進場，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說的沒有品味；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不曉得要讓人留下甚麼印象。與其爭論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齊探討故宮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梁文道：油魚的教訓

【都市日報-兵器譜】每次到學校演講，老師們都會苦口婆心地事先提醒：「現在的學生都不愛看報紙，也不大關心新聞。你看有甚麼辦法可以勸勸他們。」在我看來，這實在是件不用煩惱的小事，只要遇上有娛樂性的新聞，年輕人自然會發現它們會比娛樂新聞還要好玩還要荒謬，而且還十分有教育意義。

比如說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油魚」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教材，可以教懂大家不要迷信權威，不要以為任何有頭有臉的人物說話就一定很有道理。

且看區議員這種行業，好歹也是民意代表，特區建制的一部分，即使沒有立法會議員那麼尊貴，也不能算是低賤了。孰料無電視中文台的《新聞透視》難得給了一個在螢光幕前曝光的機會，就有幾個議員像聞到蜜糖的螞蟻一樣，自動獻身。他們上這個節目幹甚麼呢？原來是同時試吃一塊鱈魚扒與一塊可以冒充的油魚；而且還要看看吃完之後會不會真像大家所說的那樣，腹瀉「屙油」。

這個節目的重點與其說是請區議員試吃，倒不如說是「試屙」。好在其中一個「試屙」區議員不負重望，真的屙了，並且跑去向街坊交代自己的「屙情」。做區議員做到這份上，也真是愛民如子樂於犧牲了。那幾位區議員的選民們可別忘記，下回家裏有甚麼捨不得扔的食品，千萬要拿去給這些代表，請他們代表自己試試吃了之後會不會病。

假如你不大了解區議員的工作，也向來不覺得他們尊貴，那麼全球華人中的第一富豪李嘉誠又如何呢？有記者趁他早上去打高爾夫球的時候訪問他，想看這位當富貴是浮雲的首富，怎麼看待旗下超市把油魚當鱈魚賣的醜聞。他老人家以一貫要「點醒」大家的口氣說：「香港人真是要好好用腦想一想，是不是只有『百佳』賣油魚呢？」

各位青年對這樣邏輯一定不陌生，因為這就是小學老師最討厭的幼稚園邏輯了。例如有個老師喝罵：「楊大明，你做乜上堂度打機？」楊大明則說：「！阿Sir，又唔係得我打機，阿邊個邊個都有打機啦。」通常老師都會教訓小朋友，告訴他們有錯就要認，不要以為拉了其他人下水自己的罪責就會消失。可是經過油魚事件後大家就懂了，再遇到同樣情況，你應該如此回應：「阿Sir，你身為香港人真係要好好用腦，係唔係只得我打機呢？做人要有自己判斷力先得。」

梁文道：愛是不張揚

「師傅，我想我準備好了」。

「棄絕一切，謹守神貧。不再貪圖世間聲名與財富？」

「是的 」

「懺悔吧，你身為公眾人物，卻如此偽善，欺得他人的信任，你怎樣完成你的事工？你怎樣拯救人的靈魂？總是誇談要讓中國人更自由更寬容更理性，但你的理性被你的驕傲蒙蔽了，你的胸懷狹窄因為你計較別人怎樣看你。你不自由，如何令人自由？」。

「是的，我將公開悔罪」

「但又不可喪失自信，因為你要知道你擁有能力，並且因為它而獲取無盡的泉源。」

「我曾懷疑自已，以為自已一無所有；但是現在我不再迷惘，而且比以前更肯定，因為我知道了自已的限度，極限之外是它的大能。」

「然後，先發守貞獨身的誓言。此後你要為更大的愛而愛人，捨棄對一個人的癡迷，好去為那最小的兄弟，為無人看顧的病人，為受盡折磨的靈魂，為世人眼中最可鄙的人獻出你的生命。假如你仍期待他人對你的愛，你如何能夠為了愛人直至刮盡身上最後一片血肉？」

「是的，我將守誓貞節」

「記得杜神父嗎？四十歲才晉鐸，然後就去了柬埔寨兩年，被地雷炸死。或者Father Boscaglia 在臺灣種地，每天單純地和農民為伍，離家四十年，不求人知。

又或者像brother Turner，在菲律賓協助工人組織，每天埋在永不終止的法律檔與談判之中。當然，還有你的授洗神師，他精研學問，教出了不知多少學生。有各種不同的形態，但道路只有一條。不一定壯烈，不一定盛大，甚至不能追求壯烈盛大，反而要準備卑微。日子一到，你要回答召喚，不能抗拒，哪怕是去一個回不來的地方。」

「 是的，我祈求差遣 」

「 ………但你還在寫那些文章 」

「那只不過是應人要求的專欄，我當做日記來處理自已罷了」

「 誰是你的讀者？」

「 我不知道，這不重要 」

「當然重要，你還在期待你的那一個讀者，你心裏渴望他的瞭解」

「 孩子啊，問題不是你對他的思念… 」

「我想得很清楚了，是我嚇壞了他，這一切太突然太沉重太出乎他的意料，他無法承受不能理解，何況他太清楚我是不適合的。我受了傷，但錯全在我。我懷疑，我悔恨，但我知道自已不是慕色，並且知道不可回頭。可是師傅，請相信我，我雖因此回來，但事情的起因未必是它的理由。我今天的決定是我自己深思熟慮的結果，與他無關。既然放下，就是放下。我只感謝，別無其他。」

「我不擔心這個問題，你既然可以重新拾起提琴，我就明白你的決定不是為了逃避。我怕的反而是你的態度，你寫的那些東西難道不是在向他誇耀你的愛嗎？但你卻同時使用這種膽怯的方法，自大而卑怯。」

「愛是不張揚。孩子，你回去想清楚。等你真正準備好再說吧。」

愛是不張揚。所以我不該再寫了，不管誰是讀者。就是如此。

梁文道：良心起義（皮爾長老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如果官方傳媒機構每年要為十三億人選出「感動中國」的十個人，都會引來連番爭論的話；那麼要找一個人能夠感動法國六千萬人，恐怕就又會更難。因為這個國家如此自由，意見如此紛紜，有誰能夠打破所有的藩籬，叫人真正地心悅誠服呢？皮爾長老（Abbe Pierre）終於回到天國了。他辭世的翌日，法國所有報紙，不論立場，都以頭版向這位「活聖人」致敬；法國所有的政壇領導，不論黨派，都在一月二十六日湧向巴黎聖母院大教堂，送別這位感動了法國五十年的九十四歲老人。而百姓們，自發地走到街頭貼上他們最敬愛的這位神父的照片與畫像，前面是一排排的蠟燭。這些畫像裏，一定有他全身黑布長袍，一頂貝雷扁帽，衰老孤寂的身影；當然，還有他那根永不離身的手杖。至於我這個遠方的中國人，則在夜裏一頁一頁地翻讀他的著作，聆聽他的聲音。

故事得從一九五四年二月一日的晚上說起。那天夜裏冷得異常，皮爾長老和平時一樣巡邏街道，尋找無家可歸的可憐人。他看到了令人震驚的景象，一個女人死在街頭，一個棄嬰在一輛壞巴士裏斷了氣。於是他立刻衝到電台，要求發言，他說了一段已經記錄在歷史上的話：「朋友們，快來伸出援手吧。一個女人今晚凌晨三點凍死在西巴史托帕大道邊上，她的手上還緊緊抓一張昨晚被房東趕出來時收到的搬遷通知書。面對死在窮困中的兄弟，全人類必須擁有同一個心志。我乞求你們，現在就給出足夠的愛。世上苦痛如此之多，請讓美好的事情發生吧……」。他在廣播裏呼求各種救援物資，然後感謝：「謝謝你們，今晚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一個小孩，應該睡在巴黎的街上。謝謝你們」。才幾分鐘之後，奇跡就發生了。開始有人陸續把毛毯送來，有人打電話要求捐款，還有人主動駕車到街頭尋找流浪漢，把他們帶回家裏避寒。據說到了第二天早上，捐款就已超過數百萬法郎了。這就是後來被稱作「良心起義」的那一天。我覺得要是換了另一個人，效果可能會很不一樣。可皮爾長老不是「另一個人」。他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但是在一次羅馬朝聖的旅途中經過亞西西（Assisi），受到了聖方濟的靈魂感召。後來他果然就像亞西西的聖方濟一樣，捨棄了萬貫家財，加入神聖的事業，成為一名天主教神父。第二次大戰期間，他是法國抵抗運動的一員，拯救過數千名猶太人，把他們安全送到瑞士。其間他被納粹捕獲兩次，又逃離兩次。戰後，援救過戴高樂將軍弟弟的皮爾長老成了一名國會議員，他把全部工資拿來成立「厄瑪烏」（Emmaus，耶穌復活後首次向門徒顯現的地方）。厄瑪烏是個專門援助無家可歸者的組織，不同於以往的慈善救濟，這個組織一方面推動「居住權」的觀念，另一方面則強調互助的社區精神，讓加入組織的窮人們自力更生甚至自己建屋。這個組織如今已遍佈全球，成為當代居住權運動的先驅典範。

梁文道：粥的貧窮美學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看來中國真是富得要流油了，起碼在上海淮海中路這一段。那天我在上海開了一整日的會，到了午飯時間，原以為只不過是頓簡便的工作午餐，迅速吃完好繼續下午的活，沒想到這餐午飯竟然有魚翅撈飯！而且當地夥伴們談論這道菜時面無表情，就和說起一碟蛋炒飯似的，稀鬆平常。後來幾天我在街上逛，果然發現很多餐館都把魚翅撈飯當作招徠，寫在臨街的宣傳版上，似乎它是種人人愛吃又人人吃得起的日常小點。

至於那道魚翅撈飯，翅是一碗又濃又紅的湯汁浮沉幾根翅針，飯是一碗又硬又乾的滿滿米粒，吃法則是把飯倒進翅湯攪拌，然後一羹羹撈吃。由於我不吃魚翅，於是只用米飯伴湯嘗一兩口。也就兩口，第三口就實在嚥不下去了。看那米塊泡在鹹得驚人的紅汁，我就想起了粥，我真想叫一碗白粥。

自古以來，粥都是窮人吃的，因為它的彈性夠大，反正是把米粒煮成液態，在米水與米漿之間，可稠可稀可吃可喝，有錢的時候「吃」稠的，困苦日子當然就是「喝」一碗稀粥了。傳統上要是遇上了災荒，官府和民間的大善人就要「施粥賑災」，用這種最節省糧食的方法去餵飽災民。就算平常日子，也有一些團體會開辦「粥場」或「粥局」，好幫助最窮苦的百姓。范仲淹貴為一代名相，也曾對老友歐陽修自述少年時代「人所不能堪」的貧賤時光。他的說法很隱晦，但到底是如何「不堪」呢？原來就是每天以稀粥鹹菜度日。

讀古人書，常常見到這類窮得要躲起來喝粥，但又難以向人啟齒的描述，可見粥真是一種貧窮食品。不過，又因為粥的貧窮形象，反而引來了另一批文人的追捧，造就了另一種品味，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蘇東坡和南宋大食家林洪了。如果說蘇東坡是因為過貶謫流放的生活，吃不上肉才不得不阿Q地寫詩歌頌粥的話；那麼林洪就是打從心底地推崇粥了。

林洪喜歡粥的甚麼呢？一個字，清。在他標榜真味的食經《山家清洪》，雖然只錄了「豆粥」、「梅粥」和「真君粥」等五種粥品，不比其他魚竹果蔬的菜譜多；但是他屢次稱讚粥「此味清切」，甚至還說它「山居豈可無？」，似乎沒有粥就做不成山中隱士了。直到今日，中國各地雖有不同製法的粥，但品粥的最高標準依然是「清」。

甚麼叫做「清」呢？這其實是中國飲食美學的一個複雜概念。首先它講究食物原味，不加修飾。例如粥，只是用水煮米這麼簡單，重點就在米香而已。按照這個標準，我們廣東人受絲苗米油分不夠的限制，老愛在泡米的時候加油，就太也不清了。其次，清是簡單的烹調加樸素的材料，並且一定是素食，所以從來沒有肉食能用清這個字去形容，至於魚翅鮑魚就更是清的反面教材了。

除此之外，中國人談食物的清更喜歡聯繫起道德理想。因為孔子讚美過他的弟子顏回甘貧樂道，所以後人也都覺得正人君子只要人格高尚，再窮都不是問題。於是本來很貧窮的食材和煮食方法反而成了一個人不圖享受的標誌了。為示清高，有些人甚至喜歡標榜自己只愛吃粥，而且在一碗粥嘗出了天下至味，大魚大肉皆有不及。所以飲食的清又總是讓人聯想起高僧隱士一類的世外高人，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可以輕易領會的至高境界。

用現代藝術的術語來說，清就像「極簡主義」（minimalism），強調最簡單的方法，追求最原始的美。但是由於「極簡主義」的作品也會用上大理石等貴重原料，所以清更接近「貧窮藝術」（PoorArt），徹底樸素，自甘貧賤。而粥的美，就是這種貧窮之美了。

要是二十年前對中國人講這番道理，那一定是開玩笑；但是在魚翅撈飯撈得莫名其妙的今天，我想一碗白粥的清應該要有人懂了。

梁文道：iPod怎樣分割了世界

【都市日報-兵器譜】當你把一副耳筒塞進耳朵，你和世界的關係就開始變了，不只是把你自己從周遭的環境?音樂抽身而出，同時你還為這個世界注入了另一層不同的意義，使眼前一切呈現出前所未見的色彩。

因為聲響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不只用眼睛去感知環境，更加要用耳朵去接收環境給予的刺激。經過建築地盤，我們不可避免地盈耳都是巨大撼人的打樁聲；在商店?，我們就要暴露於流行的節奏之中；坐地鐵，鄰座手機?的喁喁細語我們想躲也躲不開。這些聲音全是這些環境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產生，是我們對這些環境的印象的重要來源。正如你一想起飛機機艙，腦海就會湧出引擎啟動的噪音般正常。

可是只要用上了隨身音樂裝置，這些環境的性質就會發生急劇的轉變。因為屬於它們整體之一的那部分聲音被屏蔽了，被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你自己選取的音樂。且想像一下蒙住眼睛走在路上，甚麼都看不到只能聽到聲音，是甚麼感覺？更準確地說，使用隨身聽或者iPod還不太像蒙眼，反而跟你戴上一副可以播放影像的眼鏡差不多。因為它把環境感知的視覺與聽覺分割了，一半還是被動地接受外在世界給予的信號與刺激，另一半卻是自己主動外加上去的。

所以耳機傳來的音樂就像一個搶眼的畫框，把世界放進了一個框子?，轉化了它的性質，為之賦予一層全新的意義。聽一首工業噪音樂曲，你會發現地盤機器就像樂器一樣擊打出有節奏的旋律；如果是首甜美的圓舞曲，商場的陳設會顯得格外華麗，顧客的走動就像跳舞；假如是支孤獨的小號獨奏，深夜?的地鐵車廂則呈現出一種清冷的寂寞。戴耳機的人都在改變世界，把它變成只屬於自己一個人的影像。

音樂的情緒感染力是驚人的，很多人都會隨心情選擇音樂。比如說失戀，你或許會連續播放一組傷感的情歌，這時無論你走到哪?，眼中所見盡是一片失落：無人的街角固然令人難過，滿是節日燈飾與紅男綠女的大道又何嘗不叫人自憐自惜呢？我們透過音樂把自己的情緒粗暴地加在這個世界之上，演繹出自己的一齣戲。

難怪曾經有評論家反對隨身聽，因為它真是把一個眾人共享的領域切割成原子式的私人空間。有多少人用隨身聽，就有多少種世界。這真是最徹底的個人主義，不只拒絕溝通，還要吞沒外在為己所用。但這還不是我不喜歡隨身音樂裝置的理由。我只是覺得，我們既然活在此世，就該完整接受它。尤其旅次之中，更要完全感受異地的一切，在蒙古草原上能不聽風吹草動？在紐約的時代廣場能不聽吵雜的人車噪音？你就剝除了它們的聲音，你就等於閹割了它們的一半意義。

然而大勢不可擋，音樂與環境的關係一直往個人化的方向走。今天iPod一類的MP3比起幾年前的MD或者卡式錄音帶，更加強調個體的自主選擇，不需太多複雜的翻錄過程，大可一首歌一首歌地直接下載。看看今天種種接駁iPod的室內揚聲系統就知道，過去我們得先有一音響才有隨身聽可以翻錄歌曲，現在我們則是先有最個人的iPod才再考慮怎樣能夠透過喇叭讓其他人分享自己的音樂。

梁文道：死也不抽煙（禁煙運動的本質．二之二）

【明報-筆陣】二手煙對人的傷害已是一項不用爭論的事實了，這個事實引致了兩個問題：一個牽涉到社會成本，另一個則與平衡煙民和非煙民的權利有關。讓我們先來考慮第一個問題。

吸煙對煙民來講固然是一種享受，但這種享受卻為他人帶來巨大得難以承受的後果，使非煙民暴露在高度的風險之中。假如這就是我們要逐步收緊吸煙自由的原因，那麼我們應該怎樣看待空氣污染與車主的關係呢？

根據本地學者組成的Air Quality Objective ConcernGroup 去年發表的一項報告，因為空氣污染，香港每年有1600 宗死亡個案（平均一天4 宗），64,200 次住院，由此導致的經濟損失則至少達到了20 億港元。而且這種污染的源頭是可以追溯出來的，除去珠三角的工業污染和本地兩大發電廠之外，其中一個空氣微粒的主要來源就是汽車了。眾所周知，汽車排放出來的廢氣不只有害於人體健康，還會影響整個大氣環境。可以說汽車之患不只不亞於吸煙，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它不只影響附近居民的身體，並且危及人類整體（這就是為什麼某些進步環保組織如「綠色和平」不討論吸煙問題，卻處處針對能源產業的理由了）。車主得到了方便和滿足，但它帶來的成本卻是包含非車主在內的全體市民都要負擔的。尤其近年流行的SUV（多用途汽車），更是爽了車主，害了地球。

比起控煙的雷厲風行，政府在禍患更大的空氣污染問題上卻軟弱得可以，光是在量度空氣污染的指標上就嚴重落後於國際水平了。至於交通管制，雖然車主付出的各項費用也極為可觀（類似於煙民在煙草稅上的開支），但仍然及不上倫敦甚至新加坡（最起碼我們的電子道路收費計劃還在一個民間議論的階段）。對電力公司等大型企業，政府更是顯得無力，只能搞搞「藍天行動」之類的文宣活動。

請勿誤會，我不是要主張「既然不下決心對付汽車，就更不應該針對吸煙」之類的幼稚園道理。正正相反，我們絕對應該控制二手煙，但是也要依循政策上原則一貫的邏輯，更認真地處理空氣污染的問題。而這點根本的公平原則，卻在有關禁煙的討論之中完全闕如，或許是因為大家都忙妖魔化煙民吧。

說到妖魔化煙民，我們不得不佩服始自美國的這一輪禁煙運動的成果。首先它成功地把煙草在致癮性物品的光譜上往硬性藥物那一端移近了不少，使得煙草幾乎成了毒品，而煙民則變成了有道德缺陷的隱君子（並且是會殺人的那種）。然後它在煙民數目開始下降之後形成了滾雪球的效應，令煙民變成一批日益孤立的群體。根據社會學家Patricia Erickson 的說法，禁令針對的人口數目愈少，其地位愈低，禁令成功的機會就愈大。吸煙者如今就是這種地位低下的少數派，比起飲酒的人要糟得多了（雖然適量的葡萄酒有利於預防心臟病，但不要忘記酗酒產生的社會問題和治安問題其實相當嚴重，而肝硬化等疾病的治療更要耗費大量醫療資源，可是我們從未打算控制烈酒的消費）。

所以比起控制汽車，控煙對很多人來講是一種比較不影響自己利益的善舉，何樂而不為？儘管如此，煙民仍然有在不影響非煙民的情下吸煙的自由，政府的立法也應該在這條原則上手，一方面不干預煙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則保障非煙民的權益。

然而，近日施行的室內禁煙條例卻不一定符合這種現代政治精神。衛福局長周一嶽在這項條例生效當日公然宣布： 「是煙民該戒煙的時候了。」言下之意，政府似乎不只是要維護非煙民的權益，而是要逐步取締煙草。如果這條法例的目的是後者的話，那就非常值得商榷了，因為它涉及到政府可以做什麼與不可以做什麼的根本問題。我再重申一遍，政府可以為了非煙民的自由禁止煙民在室內公共場合吸煙。但這和政府為了不讓人抽煙而禁止大家在室內公共場合吸煙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依據的是現代自由主義原則，去盡量平衡不同群體互相衝突的利益訴求，保存各種既存的生活方式選擇；而後者則體現出一個家長式的政府心態，以為自己比人民更清楚他們需要什麼。

不只是周局長的個人意見，這條法例的部分內容也很有這種家長風格，例如在大學範圍內全面禁煙就十分可議了。先莫論政府是否有權替大學決定他們的校園管理政策；縱觀全港9 所大學，幾乎每一所的面積都比一般康文署管理的公園要大，假如康文署轄下的公園都有吸煙區，為什麼大學不能有呢？難道一個教授或學生在中文大學的某個角落吸煙，就會影響全校師生嗎？莫非大學的地理構造就如此特別？說穿了，這項禁令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徹底實現「無煙校園」的口號。當「無煙校園」擴展到了主要以成人為主的大學裏，就不再是為了防止少年吸煙，也不僅是為了平衡煙民與非煙民的權益，而是一種視煙如仇的意識形態了。這不是家長心態，又是什麼呢？

在人類控制煙、酒、茶、咖啡、大麻和一系列毒品等致癮性物品的歷史裏，從來都不缺意識形態的作用。綜合我們前面所說的，可以發現在吸煙導致的公共開支問題上，我們並沒有充分開展其中的種種複雜論證；在煙民與非煙民的利益平衡問題上，我們也沒有完全搞清楚政府應該扮演的角色。即使如此，社會主流意見卻依然認為禁煙是大勢所趨，勢不可當。可見我們對煙的仇視可能已不限於健康的範疇，而是一種糅合了道德偏見的意識形態。

當這種偏見走到極端，就會出現非常荒謬的現象了。上個世紀的90 年代，美國得州奧斯汀市有一名死囚的臨刑遺願是抽一根煙，因為自他入獄以來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抽過煙了（很明顯那是一間無煙監獄）。但是當局還是拒絕了他的最後要求，理由是「吸煙對你有害」。

梁文道：用一副耳機逃離世界

【都市日報-兵器譜】對於各種時髦電子小商品，我向來反應遲緩，有甚麼被人稱為「非買不可」的東西出來了，我總是慢上三拍才趕上潮流的尾班車。例如iPod，人家都在翹首等待快將上市的iPhone了，我才在幾個月前得到我的第一部iPod。

我一直不想擁有iPod或任何MP3等隨身音樂裝置的理由，就和我當年總是用不慣隨身聽的原因是一樣的。這個理由和賞樂空間的變化有關，更涉及到了環境與聲音之間的聯繫。

曾幾何時，除了一個懂得玩樂器的人躲在家裏自彈自娛之外；我們多半都是在一個公共場所和其他人一起接觸音樂的，那個場合可以是個演奏廳，可以是座教堂寺廟，當然也可以是個慶典或街頭聚會。直到複製音樂的技術出現，留聲機和收音機漸漸普及，音樂才開始轉向私人空間，例如客廳、臥室和書房。時至今日，我們都習慣了在自己住的地方聽音樂，去一趟音樂會反而變成了特殊的例外情況。

所以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Sony發明的隨身聽開始普及流行之後，有一些學者說這是音樂從私人空間向公共領域的挺進，年輕人們竟然一反慣例，把應該留在自己床前或桌頭的音樂裝置大模斯樣地帶進馬路和地鐵站這一類人來人往的公開場所，將公共空間切割成片段的私人賞樂小世界。

其實只要把時間拉長一點來看，就會發現隨身音樂裝置只不過是整段音樂聆聽史一路往私密方向發展的新階段罷了，在此之前，各種音響設備就早已把私人客廳變成常態的音樂欣賞空間。而隨身聽則使得這個私人空間變得進一步縮小，而且使之流動遷移，無處不在。

也就是說隨身聽可以讓我們只要一戴上耳機，就立刻遁入一個自我的小天地。不管你是身在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還是冷漠的商業大樓，這一副簡便的耳機都能有效地把我們從人群之中抽離出來，與身邊的世界保持距離，進入另一種狀態。

有意思的是這對耳機甚至成了一種語言一個標識，只要看見你戴它，很多人都會知趣地不和你攀談，曉得你正在靜享自己的樂趣。這對耳機代表了「拒絕」，拒絕無謂的閒扯和過分熱情的社交習慣。難怪當年最早使用隨身聽的人都被認為是cool人，看來是有道理的。

梁文道：持平

【都市日報-兵器譜】讓我們想像一下，有一家電視台拍了一部關於老人晚年生活的紀錄片，裏頭的長者過得真是淒苦，既無社會關懷，更沒有家人的陪伴照料。片子裏還有老人抱怨在人口日漸高齡化的年頭裏，公共醫療資源緊絀，竟然有人建議公立醫院可以減少「非必要的急救措施」，老人家覺得這是歧視長者，巴不得他們死快點。

這個節目播出之後，立刻引來爭議，其中聲音最響亮的是一個叫做「春天社」的青年組織。他們認為這個節目太過偏頗，只訪問了一堆老人，卻完全沒有青年人的聲音，尤其關於「非必要的急救措施」一事，社會仍有爭議，怎可能只讓主張老人生命權的一方發言，卻禁止關注年輕納稅人負擔的那一派說話呢？

後來主管廣播政策和節目內容的審議機構收到投訴，覺得有理，於是判定這家電視台不夠公允，在處理老人問題有失偏頗，單面地宣揚老人權利。記者拿這一紙判決去訪問「春天社」，他們的發言人誠懇地表示：「其實我們不是不許傳媒機構探討老人生活，只不過社會對老人問題仍有爭議，年齡歧視法案也正在辯論之中，這個節目會使人誤會大家都接受了長者不該被歧視的意見。所以負責任的傳媒應該認真反省。」

假如你覺得這個故事太過荒謬，那麼你如何看待最近廣管局裁定港台的《鏗鏘集》「報道內容不公……鼓吹同性戀」一事呢？

根據廣管局的說法，《鏗鏘集》裏《同志．戀人》這一集節目應該持平，不能只是播出同性戀者的說法。如今這套紀錄片專注描述同性戀者受到的社會壓力，卻不訪問持相反意見的市民，有宣傳同性戀之嫌。而「明光社」的總幹事蔡志森也認同廣管局的說法，覺得港台偏袒同性戀。他還強調「不是不可探討同性戀」，只不過覺得傳媒應該「認真反省」。

到底甚麼才叫「持平」呢？假如拍同性戀一定要注入非同志的聲音，那麼拍老人是否也該有青年的說法，拍新界原居民也必須有非原居民亮相，拍大國崛起不能不談小國衰亡，談虐待動物則不得不採訪幾個主張虐畜有理的人吧。其實這裏的關鍵根本不是「持平」，而是比起老人、原居民與新移民，同性戀更是一個問題。

為甚麼廣管局不老實承認自己就是覺得同性戀有問題，而要惺惺作態地拿一個聽來很專業很中性的「持平」出來當說辭呢？至於「明光社」，也大可不用講甚麼「不是不可探討同性戀」，何不乾脆表明自己就是反對同性戀，不喜歡人家把同志拍得好像備受壓逼似的。假如真要拍這個課題，起碼也要有一半時間聽聽他們的說法才算持平；正如處理老人課題不能少了「春天社」的聲音一樣。

梁文道：一個編輯的藏品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其實報刊編輯和作者沒有分別，他們都是作家；如果真有什麼不同的話，差別或許就在於作者用鍵盤和筆書寫，而編輯則用作者來書寫。一個編輯用不自己動筆，他只需要調動不同的作者，開發他們的潛能，形塑他們的風格，再組合併裝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作品。當然我們可以爭辯，作者創作如臂使指，手到心到；編輯就沒有這份控制作品的能力了，他不可能完全掌握每一個作者要寫的東西。所以編輯的作品永遠是不完整的，它永遠失控。然而，又有哪一個作者真能達到令每一字都處在自己嚴密藍圖之中，恰如其份剛好到位的地步呢？如果一本雜誌就是一個編輯的作品，那麼好雜誌就應該要風格鮮明氣息強烈了，讓人一看就感到在這芸芸作者的背後，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其手藝搶眼，令人無法視而不見。近幾年大陸芸芸文化刊物之中，編輯的作家性格最突出的就是《萬象》了。很多人說它「海派」、「小資」，比起北京的《讀書》多了幾分閒情，多了幾分舊時顏色，更多了故事。其作者有現成名家如董橋、黃裳、邁克、林行止、劉紹銘和舒國治，也有許多在這裏頭養出來的新秀像愷蒂、毛尖和娜斯；但不論成名與否，是老或少，大家都出奇地協調，合作釀出了一股濃淡有致清雅韻味。

這本雜誌背後的作家叫做陸灝，有「滬上美男子，當代邵洵美」之稱，可是《萬象》老又沒有他的玉照，甚至看不見他的署名，更別提什麼編者前言或後記了，實在是低調得很有性格的編輯。去年他剛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萬象》，轉眼就出了一本雅致的小集《東寫西讀》。一個慣於躲在幕後的編輯要是親自下筆，會寫出什麼樣的東西呢？一打開《東寫西讀》就見引文，陸灝放在書裏的第一篇文章是〈讀《容安館札記》的札記〉。《容安館札記》是現代中國作者中最擅長引經據典，摘字取詞的錢鍾書的晚年筆記，全書除了引文還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覺得錢先生只不過博學，總是東抄西抄，沒什麼自己見解。後來我才理解這樣的書最難寫，雖旁徵博引，卻環環相扣，讓不同的文章和書籍在自己劃出來的範圍裏相互發明相互碰撞。就像一個指揮正在駕御龐大的管弦樂團一樣，你能說一個指揮不玩樂器就不算音樂家嗎？整個樂團就是他的樂器。

陸灝這本集子也是他的讀書札記，記的都是他讀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類喜歡毀書的讀書人（還有個專有名詞叫Biblioclast），表表者是達爾文，喜歡把一本厚書撕成兩半，放進外套上的兩個口袋，「認為這樣方便攜帶」。大詩人華茲渥斯要是進了朋友的書房，「就好像把狗熊放進了鬱金香花園，他會用一把滿是牛油的刀，裁開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書中每一頁都留下油漬」。同是詩家，雪萊的行動就詩意得多了。他喜歡摺紙船，每見池塘，必從書中撕下幾頁摺成小船下水，看它們浮游徜徉。我想起二十世紀德國大思想家本雅明，他一生癡迷收藏，不只寫過許多談收藏的文章，還為了藏書的嗜好犯窮。其最大心願就是要「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書」，早逝的他當然成就不了這等偉大的宏圖，唯錢先生庶幾近之。至於年輕的陸灝，來日方長，不妨繼續革命。這種寫書的態度很像一個編輯，問題是它有意思嗎？也是本雅明的話，碎屑散漫的收藏集合起來會產生「新的突發性關係」，引述回來的故事也會爆發意想不到的力量。在〈舉人算得了什麼〉一文裏，陸灝先講了一堆民國學人的逸聞趣事，最後終於說到文革：「聽朋友說，文革中造反派找王瑤先生訓話，不知什麼原因，造反派就要動手打他。王先生一邊繞桌子逃，一邊哀求：大王饒命！」。

梁文道：即食麵作為一種主食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即食麵的發明人安藤百福在1月5日晚上去世了，我覺得這是現代人類飲食史上的一件大事。雖然近來有環球明星廚師熱，到處都有人吹捧米其蓮三星大廚，但要是論影響力，過去五十年來，整個飲食行業恐怕沒有一個人勝得過安藤百福。道理很清楚，全世界有多少人嘗過三星天才的作品？一個人一輩子裏又有多少次親炙三星名菜的機會呢？可是說到即食麵，你能想像沒有它的生活會是甚麼模樣嗎？

安藤百福原名吳百福，出生在日治時代的台灣，因此很多中文報章都強調他的華人身份。其實這只是中國人往自己臉上貼金的習慣，他那一代的台灣人在「皇民」教育底下成長，很多人從小到大都覺得自己是日本國民，安藤百福也不例外，起碼我讀他的自傳《魔法拉麵的發明傳奇》，就沒看到他提過自己原來姓吳。

坦白講，他這本自傳平鋪直，文筆無味，沒甚麼看頭。可是我注意到其中一個情節，說他當年不知如何使麵條乾燥定型，開水一沖又能回復原狀，於是想到用高溫油炸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在沖泡之前先行弄熟麵餅，同時油炸產生的小孔又能使麵條在吸收水分之後復原變軟。正是這一個看似簡單步驟使得即食麵大異於一般乾麵，正是這個關鍵性的改變發明了一種全新的主食。

一般香港人初赴大陸菜館，多半搞不懂侍應在你點好菜以後那一句「吃些甚麼主食？」是甚麼意思，因為廣東人吃米飯，沒有吃完菜後再進麵食包點的習慣，所以「主食」的概念對我們來講相當模糊。但這並不表示主食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相反地，在以米為主的南方人來講，主食的特質其實更明顯更突出。

甚麼是主食的特質呢？首先它當然要能填飽肚子，所以主食一定是澱粉質的。然後在味覺的角度上講，主食雖然是一餐的主角，但它多半是平淡低調的。飯有飯味，麵有麵香，可是它的味道卻絕對不能濃過身為副食的肉和菜，它必須發揮一個基礎的作用，像個載體，承載各類菜式五花八門的味道變化，襯托它們，彰顯它們，於是那些繽紛絢爛的菜式才能反過來起到「送飯」的效果。

在一頓整齊的北方菜裏，最後上桌主食多以麵條包餅的狀態呈現，經過湯頭餡料的加工映襯，具備自己的鮮明性格，反而不如廣東人喜好的白飯粥水那樣，單純地靜靜地承擔主食的基礎角色。即便如此，那些麵條和包餅的皮還是不能過於濃重。否則餃子皮要比餃子餡還鹹，你能想像是甚麼情況嗎？

而主食這種東西，無論怎麼翻新怎麼實驗，千百年來早已定型，萬變不離其宗。就算大膽如Pierre Gagnaire的「分子料理」，我看他提供的麵包還是麵包，沒甚麼花巧。於是我們就能認識到安藤百福那個小發明的威力了，因為他發明出來的是一種新主食。

難道即食麵不算主食嗎？我知道它不登大雅之堂，在食家心目中頂多是種臨時充飢的代用品（所以在大陸叫做「方便」）。不過你看香港的茶餐廳，從過去的「餐蛋麵」到近十年來各種各樣的「炒一丁」，就明白講究速度口味粗糙的都市人早就把它變成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主食了。

我也知道有人會質疑，說即食麵仍然是麵，又怎算是新品種的主食呢？問題就在於經過油炸的程序之後，使得它變成一種很不一樣的麵，就算只用開水泡煮，完全不加調味料，還是有一股獨門的「香味」（或者「怪味」）。換句話說，它是一種自足的主食，而且踩在主食定義的界限上。不當它是主食，它明明又起到了主食的作用；當它是主食，它又格外地不甘平淡。因此知味食家（也就是懂得傳統主食位置何在的人）永遠難以認同即食麵，覺得它粗俗並且僭越。我只能很遺憾地說，大部分人都已經接受了即食麵。一種如此霸道的主食說明我們的口味變得越來越厚重也越來越粗獷。

梁文道：方言與口音的政治學

【南方都市報-知道分子】聽陳水扁用國語演講，會發現在那揮之不去的閩南口音之中，偶爾有幾個字他咬得特別用力，音發得特別標准，聽來反而叫人更覺突兀不協調。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灣上學的經驗，很多本省籍同學在家里說慣了閩南話，在學校突然要講標准國語，多半都說不好，這意味他在國語課永遠拿不到高分，更意味他永遠登不上台，代表學生發言致詞。可是很奇怪，在不斷的苦練之下，這些同學永遠有幾個字的發音特別准確，就像今天的陳水扁一樣。這幾個字是他們在當年的政治氣候底下力爭上游的結果跟痕跡。

最近有些廣州本地網民發出了抗議，他們投訴本地報紙的標題和內文日見「北方化」，充滿了廣東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語，結果惹起了語言與地區關系的文化爭議。其實何止用語，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時候就成了這幾年來的熱門話題。廣電總局曾經多番下令，約束各省市電視台和電台的方言節目，而主持人則更應盡量避免說話帶「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節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語，難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灣和廣東的口音才叫口音嗎?

語言從來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國使用的標准語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為的創造。現代標准「國語」的概念是經濟和政治之間复雜交互作用的產物，很多學者對這個過程都做過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從民族國家形成的歷程去探視「標准國語」或「普通話」的興起。根據這種路的研究，標准語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部分，為了保證一個國家的統一和內部溝通的無誤，成為全國通行的正式語言，然後再確定它的語條、文法及發音。「標准語」和「方言」的差別因此在純粹語言學的角度來講是沒有意義的，這個差別主要還是一種政治的區分。

當一個國家的標准語確立了，國境以內的其他語言當然也就成了方言。至於這個標准語內的字條發音，本來從人類聲發的自然機製看來，就算是同一個字，也不可能有兩個人的讀法是一模一樣的(因此治安情報機關才有可能用「聲紋」去鑒別對象)；可是通過現代電子傳播技術，官方還是可以盡量推廣一種標准的發音方式腔調。這項任務通常交由各國公共電子傳媒承擔，例如中國中央電視台與英國BBC(英國廣播公司)。

你很難從一個人相貌判別他的出身、籍貫和階級背景，但是你卻可以從他的口音聽出這一切。由於說話口音最能表達一個人身份，所以許多關於出身背景的偏見及歧視就能圍繞口音發展起來了。比方說大量與地方方言口音有關的笑話，除了是發揮溝通誤會這種經典喜劇課題之外，有時候也是在拿大家對某些地區的刻板印象來開玩笑。而在香港，粵語口音的准確與否也是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土生土長香港人的准則，因此一直是歧視「外江佬」、「阿燦」、「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據。

因為從大眾傳媒到教育系統，大家都在推廣和維護一種標准語和它的發音方式，久而久之，乃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確最標准的說話方法其實也是一種「口音」，進而將其它一切偏離正軌的發音都判讀為「口音」。所以我們才會說某些說話有「口音」，卻從不抱怨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主持人有種「中央口音」。這情況就和美國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種顏色而把其他人種叫做「有色人種」一樣。

正當中國還有許多關於口音和方言的爭論甚至官方禁令之際，我想起英國BBC前年開始的一項重大變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帶有「蘇格蘭腔」和「威爾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階級口音的播音員。大家都知道BBC嚮來標榜字正腔圓的「女皇英語」，是英式英語的標准尺度，因此其他國家的人常常通過收聽BBC節目來學英語。但是BBC發現它在維持標准之余卻造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間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見和階層歧視，不利於社會和諧，也跟不上英語全球化時代英語發音正在日漸紛繁多樣的趨勢。所以他們下了一個破天荒的決定，讓各色各樣的方言口音湧進這個重要的平台。其實只要是在一個可以聽懂可以溝通的範圍之內，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語不只可以促進寬容與理解，更能夠激活和擴張標准語的生命與內容。BBC這個極有遠見的改革應該可以為我們帶來一點啟示吧。

梁文道：什麼是煙民的罪責？（禁煙運動的本質．二之一）

【明報-筆陣】上個世紀的70 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雖然高潮早退，但當時年幼的我還能感到其流風的威力。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你在公共圖書館裏幾乎找不到任何談論馬克思的中文書籍，如果有的話，那一定是批判馬列主義的教條式著作。那個年代的氣氛是這樣的，如果你寫了點同情共產主義的東西，你一定會被認為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 「自由中國」的大敵；基本上用不政府出手，整個社會的敵視氣氛就夠你受的了。這，就是恐怖。

在香港的室內禁煙條例生效之後，不知是幸或不幸，我被媒體封作了「反禁煙運動發言人」。我的確寫過一些關於煙草歷史和文化的東西，並且還以一個煙民的身分表白了「懷舊」的情緒。但是除了一次比較詳細的訪問之外，其實我從未在報端發表過任何直接討論這項條例的文章，我甚至根本不反對這條法例。饒是如此，我還是收到了許多投訴，覺得我那些談電影中吸煙鏡頭之類的東西「麻木不仁」、「教壞下一代」。可見香港的禁煙運動相當深入民心，令我想起台灣白色恐怖的年代。

為什麼身為煙民，我也不反對室內禁煙條例呢？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已經擁有足夠的研究證明煙草不只對吸食者有害，而且還會破壞二手煙民的身體健康。也就是說，煙民吸煙的自由已經傷害到了非煙民維護自身安全的權利了。飲食娛樂界曾經有人抗辯，認為酒吧和夜總會這類場所不只顧客吸煙，連服務人員都是煙民，為什麼就不能開一些煙民服侍煙民的吸煙專門店呢？這個說法看似有理，其實細究之下就能發現是行不通的。因為這種場合根本不能保證招聘回來的員工都是煙民，假如僱主只聘請吸煙的員工，那豈不是歧視不吸煙的應聘者嗎？

因此在我看來，這項使得我等煙民苦不堪言的條例是沒有太大問題的。真正值得大家深思的，是禁煙運動的宣傳手法和政府當局的用心，以及在整場運動之中缺席了的細密討論。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人的喜好和生活方式極其多樣，其中有一些甚至會損及自身健康。但若在獲悉有關資訊之後，有人依然不放棄這些愛好和生活方式的話，那就是他的自由選擇了，他要負擔這種選擇帶來的後果。吸煙就是這麼一種不利健康的嗜好，煙民當然應該承擔這種嗜好帶來的結果。

有一種說法認為煙民無法完全承擔自身的責任，因為吸煙引致的疾病會耗損公共醫療體系的開支，等於讓全體納稅人共同負責煙民選擇帶來的後果。然而現代醫學早有研究，指出一大部分的疾病其實都是源自個人生活方式的問題，比方說壓力過大、睡眠不足、飲食失調和缺乏運動，為什麼我們不強制改變大家的生活方式，比如說限吃高脂肪食品，或者趕緊立法去改善這些問題呢？例如立刻實施全面的5 天工作制和最高工時立法，好讓全民都有休養生息減低工作壓力的機會呢？由此可見，一來根本沒有任何一個現代人能夠在公共醫療體系之中為其個人生活方式完全負責；二來吸煙只不過是一種比較容易對付的課題罷了。我們也不能忽略煙民已經付出了巨額的煙草稅，大家是否應該計算一下這筆稅額是否足以抵消他們導致的醫療開支？如果不夠，又是否可以再調高稅額？這都是應該出現但終於缺席的原則性討論，不經過這些討論，就從公共開支的角度禁煙是說不通的。

其實自從煙草傳入歐洲以來，禁煙運動就從來沒在歷史上消失過，其理由有時候是宗教的（例如早期的教廷曾經認為吸煙是種和魔鬼溝通的方法），有時候是道德的（例如希特勒堅信吸煙會敗壞雅利安人的精神健全），更有經濟的（例如英美的一些政治家覺得身體不佳的煙民會害及工作和生產的效率）。直到發現了二手煙的問題，禁煙運動才有了關鍵性的轉折，聲勢日益浩大，使得煙草在人類控制致癮性精神藥物的歷史上頭一回超過酒精，成為全民公敵。

有趣的是，正如吳志森兄在本報專欄所說的，許多大型煙草公司明明知道煙草的害處，仍恬不知恥地狡辭虛飾，搞出各種各樣的反制公關宣傳。終於到了1999 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才公開承認煙草有害於身體健康，結果反而使得禁煙運動得到了全新的動力，那就是一批曾經在60 年代激進過的中年優皮了。哲學家齊杰克（Slavoj ?i?ek）曾經調侃地評論，說反對煙草成了這些人懷舊式的良心救贖，因為他們都曾反對過資本主義建制反對過大資本家，好不容易在自己早已成了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者之後，居然又找到了可以對抗無良大企業的機會。所以禁煙運動在美國奇詭地吸納了一批左派勢力。那麼我們又應該怎樣理性地看待二手煙和它引致的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原則性問題呢？且待下回分解。

梁文道：口音的秘密

【都市日報-兵器譜】當一個國家的標準語確立了，國境以內的其他語言當然也就成了方言。

至於這個標準語內的字彙發音，本來從人類發聲的自然機制看來，就算是同一個字，也不可能有兩個人的讀法是一模一樣(因此治安情報機關才有可能用「聲紋」去鑑別對象)；可是透過現代的電子傳播技術，官方還是可以盡量推廣一種標準的發音方式與腔調。這項任務通常交由各國的公共電子傳媒承擔，例如中國的中央電視台與英國的BBC(英國廣播公司)。

你很難從一個人的相貌判別他的出身、籍貫和階級背景，但是你卻可以從他的口音聽出這一切。由於說話的口音最能表達一個人的身份，所以許多關於出生背景的偏見及歧視就能圍繞著口音發展起來了。比方說大量和方言口音有關的笑話，除了是發揮溝通誤會這種經典喜劇課題之外，有時候也是在拿大家對某些地區的刻板印象來開玩笑。而在香港，粵語口音的準確與否也是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土生土長香港人的準則，因此一直也是歧視「外江佬」、「阿燦」、「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據。

因為從大眾傳媒到教育系統，大家都在推廣和維護一種標準語和它的發音方式，久而久之，乃至於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確最標準的說話方法其實也是一種「口音」，進而將其他一切偏離正軌的發音都判讀為「口音」。所以我們才會說某些說話有「口音」，卻從不抱怨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主持人有種「中央口音」。情況就和美國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種顏色，把其他人種叫做「有色人種」一樣。

正當中國還有許多關於口音和方言的爭論甚至官式禁令之際，我想起英國BBC前年開始的一項重大變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一些帶有「蘇格蘭腔」和「威爾斯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階級口音的播音員。

大家都知說BBC向來標榜字正腔圓的「女皇英語」，是英式英語的標準尺度，因此其他國家的人常常透過收聽BBC的節目來學英語。但是BBC發現它在維持標準之餘卻造成了一個很嚴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間接催生了不少地域偏見和階級歧視，殊不利於社會的和諧，也跟不上全球化時代英語發音正在日漸分歧多樣的趨勢。所以他們下了一個破天荒的決定，讓各式各樣的方言口音湧進這個重要的平台。其實只要是在一個可以聽懂可以溝通的範圍之內，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語不只可以促成寬容與理解，更能夠活化和擴張標準語的生命與內容。

BBC這個極有遠見的改革應該可以為我們帶來一點啟示吧。

梁文道：說好國語

【都市日報-兵器譜】看陳水扁用國語演講，會發現在那揮之不去的閩南口音之中，偶而有幾個字他咬得特別用力，音發得特別標準，聽來反而叫人更覺突兀不協。

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灣上學的經驗，很多本省籍同學家裏說慣了閩南話，在學校突然要講標準國語，多半都說不好，這意味著他在國語課永遠拿不到高分，更意味著他永遠登不上台，代表學生發言致詞。可是很奇怪，在不斷的苦練之下，這些同學永遠有幾個字的發音特別準確，就像今天的陳水扁一樣。這幾個字是他們在當年的政治氣候底下力爭上游的結果跟痕跡。

最近有些廣東報刊的讀者發出了抗議，他們投訴報紙的標題和內文日見「北方化」，充滿了廣東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語，結果惹起了語言與地區關係的文化爭議。其實何只用語，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的時候就成了內地這幾年來的熱門話題。

廣電總局曾經多番下令，約束各省市電視台和電台的方言節目，而主持人則應盡量避免說話帶著「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的節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語，難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灣和廣東的口音才叫口音嗎？

語言從來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國使用的標準語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為的創造。現代標準「國語」的概念是經濟和政治之間複雜交互作用的產物，很多學者對這個過程都做出過深入的闡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從民族國家形成的歷程去探視「國語」或「普通話」的興起。

根據這種路線的研究，「國語」是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重要部分，為了保證一個國家的統一和內部溝通的無誤，官方和學者必須選定某種語言成為全國通行的正式語言，然後再確定它的語彙、文法及發音。「標準語」和「方言」的差別在純粹語言學的角度來講是沒有意義的，這個差別主要還是一種政治的區分。

梁文道：長尾拯救文化人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文化人從來都不信邪，書賣不好一定是書店不識貨，沒把它放上「豬肉」（專業行話，指的是書店裏最當眼的那張桌子）；電影不賣座一定是院線不識貨，不讓它多安排幾家戲院上映；唱片銷量差一定是電台DJ太膚淺，不肯多放幾回讓人聽。總而言之，問題絕對不在自己的作品不夠好，甚至不是受眾水準低，而在那些可惡的中間人身上。那些書店老闆，電影買手和DJ一方面沒文化，另一方面又看扁了受眾，自以為是，阻隔了大家接觸真正好東西的機會。可是你又能怪得了誰呢？同一張冷門又前的唱片和黎明的新曲加精選佔的空間同樣多，換了是你，也會把位子騰出來給黎老天王吧？好在時代到底變了，兄弟們，歡迎來到網絡新世界，請看近年紅極一時的《長尾理論》（The Long Tail）。

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是高科技文化雜誌《連線》（Wired）的總編輯，他兩年前在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談的就是「長尾理論」，然後迅速成為網界的熱門話題。接下來他乾脆開了一個博客，把「長尾」的概念炒熱起來。所謂要理解「長尾」，得先從大家都知道的「80/20法則」說起，所謂「80/20法則」，指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銷售額都來自百分之二十的產品。例如一間唱片公司，它推出的唱片如果有一百種的話，那麼其中有二十種的銷售量會佔去整間公司銷售額的百分之八十，剩下的八十種唱片加起來才勉強達到銷售額的百分之二十。那二十張威力如此巨大的唱片自然是最熱門最暢銷的產品，你可以說是它們養活了這家公司。有趣的是，這條法則似乎無處不在，幾乎所有商品都會呈現此種趨勢，因此商家無不致力尋找那神奇的百分之二十。我們在電視黃金時段看到的節目，在一般書店「豬肉」上看到的書，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百分之二十」了，那些最熱門最暢銷的商品。而「長尾」就是那百分之二十以後的其他商品了。在統計圖表上看來，剩下的百分之八十所佔的銷售額甚低，就像拖出了一條長長的尾巴。傳統上講，這條尾巴不會受到商家的重視，因為它們既賺不了大錢，又徒然耗佔了賣場的寶貴空間。「長尾理論」是對這套傳統習見的挑戰，熟悉高科技文化的克里斯．安德森認為網上行銷的興起已經改變了局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亞馬遜網站，它們有三分之一的銷售額來自排名前十萬以後的書籍。想像一下，書籍銷售排行榜排到第十萬本，那一定已經是很冷門的一本書了，而亞馬遜竟然還有三分一的銷售額來自它後面，那豈不是冷中之冷？何以致此？首要原因自然是這些網上商店不佔實體空間，能夠幾近無限地呈示所有產品，不用為了暢銷產品排除邊緣化冷門貨見人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選擇多了之後，消費者會用博客等各式各樣的方法去推薦自己的心頭好，製造繁雜的鏈接，使得某些從來不曾在暢銷榜上出現的東西敗部復活，為人所知。這就是為什麼許多你在街上看不見的老電影或另類音樂，現在都能在網上熱銷的原因了，因為一來它們可以無限制地在網上供應，二來我們可以透過其他網民的推薦認識它們，愛上它們。很早以前大家就說這是一個「分眾市場」的時代，可是又有在新的科技手段出現之後，分眾才真正成形。如今一個科幻迷可以完全不顧主流廣告熱推的其他電影，一心一意發掘一部埋藏在不知何處的外星人入侵地球B級爛片，然後看得不亦樂乎。至於那些應該最暢銷的大眾商品，安德森提供了一個數字；荷李活票房自二○○一年後，已經連續下跌了五年。所以兄弟們，我們的好日子是不是快到了呢？

梁文道：在書裏發現現blog的世界

【明報-博客上路】編按:博客已是大勢所趨，上網，寫誌，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書,收錄了多位博客的網誌心得，也有博客精選，以及各種實用的網誌資訊和 know-how，不失為博客文化的側寫記錄和認識入門。博客的趣味何在?讓博客梁文道，在這裏，跟你談談。

我開了兩個blog，嚴格地說，是兩個門戶網站分別為我開了blog。一開始是他們的編輯不知從哪裏弄來我的文章，再轉貼上去，所以完全用不我費心，感覺就和平日轉載某些報紙雜誌的事物差不多。可是後來，我留意到有人回應有人留言有人提問，於是我偶而回覆。很快地，我就有點在意一篇文章的閱讀次數，這是和傳統報刊截然不同的。替報刊撰稿的作者不可能知道到底有多少讀者在看自己的東西；但是blog上的東西有多少人感興趣，卻是一目了然。終於我動手主動在上寫點東西，開始研究要和那些博友連接，放什麼圖片和音樂上去……我終於成了半個 blogger，我和我的讀者們發生了全新的關係，我甚至不知道應不應該把他們叫做讀者。

什麼是blog？

但是我始終不知道什麼是 blog。我問過一些 blogger，當中有些還挺出名，他們也想了半天，才給我幾個不算完整的答案。這大概是所有新事物的共通點，即使聲勢浩大如blog，我們大伙都看都做、參與其中，可是我們依然無法準確地總結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這是一場未完成的事業，仍然看不見終點的計劃，它的定義還在進行中，開放而且機遇無限。

我覺得我們就像同時活 Why 在兩種世界與兩種時代之 Blog中。曾經在香港博客的圈子裏，就引起過一個傳媒現象討論，那就是愈來愈多的主流報刊把 blog當做新聞來源，甚至每日闢出專版介紹有意思的blog。他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意識到在主流傳媒以外，有一個日漸龐大茁壯的平衡世界，他們不想遺漏這個愈來愈重要的世界，不願跟不上新潮。

有趣的是，雖然有些 blogger高興自己受重視能出名，但也有許多blogger質疑主流傳媒的這種做法，覺得他們侵入了自己的世界，甚至侵犯了自己的隱私。隱私？Blog做出來難道不就是要給人看的嗎？真要保存隱私，就不要把自己的東西放上去。

既公開也隱密

但是很多blogger還是有所保留，他們覺得偶而闖進來的網友和透過連接跳進來的blogger，和人數以幾十萬計的無名大眾是不同的。前者是一種social 的結果，某些人是為了搜索一個關鍵詞找到自己，某些人則是為了尋找同好甚至朋友而發現自己；但後者人數雖多，卻可能和自己非親非故，沒有任何可以拉上關係的理由。

這個區別與這場小論爭突顯了blog的性質，也突顯了傳統大眾傳媒世界和 blogger世界之分別。習慣給大眾傳媒包圍的人，一定很難理解那些blogger的想法，所以有時候他們會把blog描述為公開的日誌。既是私密的日誌，卻又向人公開，有點矛盾，十分曖昧。這是因為我們習慣了「公」與「私」的截然二分，彷彿任何溝通要不大眾的，就是極度私人的；要不是由上而下從一點向無數多點的傳播，就是兩點之間的來回往復；任何在這「公」與「私」之間的傳播與溝通都很難想像、很難掌握。

任何一樣難以掌握的新事物出現，我們都會自然而然地襲用已存的習慣與模式去認知它。在這種情下，我們通常會把那舊的模式當成一把尺子，套在新東西身上之後，再指出二者之間的分別。例如前面說過的日記，就是一種舊有的寫作體裁，我們用它形容新興的 blog，然後再補充說明：它又不純然是日記，因為它是公開的。

事實上，我們常常用舊的書寫形式跟體裁去類比五花八門的blog，好方便分類說明。就像這本書裏提到的幾種類別，我們會指出有的 blog是日記，因為它記錄了主人的生活點滴和個人情感；有的blog是新聞，因為它的作者很自覺自己要當一個公民記者，提供第一手的消息和主流傳媒忽略掉的題材；有的blog是文學、有的 blog是影話、有的blog是攝影集……你還能用傳統媒體的區分去這裏加上一長串名單。 networking問題在於大部分的都不會嚴格遵從此等分類，大部分的blogger根本沒有這些分類的觀念。一個blog可以在寫了幾個月失戀日記後，忽然談起一場球賽的精華，第二天再貼上一幀街頭小貓的照片，過幾天再痛罵特首選戰中的鬧劇。更有意思的是我們根本不知道 blogger算不算作者，起碼他們不像傳媒意義下的作者。

因為他們時時在blog裏轉載文章，有點像編輯；又有點像DJ般地在播放自己喜歡的音樂。

不斷變動不斷伸縮

我甚至聽過一個朋友形容自己的 blogging是份工作，因為他要花很多時間去看其他人的blog，在上面留言，並且組織連接。沒錯，我們總是能透過一個blogger發現更多的blogger，從一個 blog漫遊到無數的blog，這就是我之前提到的 social networking。所以 blog不只內容開放，而且充滿無限可能；它甚至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單位，總是存在於一張不斷變動不斷伸縮的網絡之中。這一切都使得blog更遠離了傳統意義上的日記，那種日記有時是要上鎖的。

Blog是一種還在發展的開放世界，它會走向何方？我們還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本尺寸大小有限的書，本來是最自足最穩當的意義載體，所以很多學者都用書的意像去比喻一切保守和已經成形的事物；而blog恰巧是最與書相對的一種溝通形式。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作者試圖在blog上寫書，卻發現永遠沒法完成一本書的原因了。他的原意是天天在 blog上面寫一點東西，可以參考blogger的意見再加以修改；但結果是每天都有新人閱讀每天都有不同意見，使得他的書一直處於重寫再寫的狀態。書是完成的，而 blog是沒有盡頭的對話與變形。

然而在這個舊世界與新世界交錯，舊時代跟新時代重疊的期間，我們缺乏新的概念工具，我們習慣了傳統傳媒與書籍的文化背景，所以我們不得不用一本書去架起兩個世界和兩個時代之間的橋樑。這本書就是這樣的橋樑，它是未完成進程的階段性定義。

《Why we blog點只日記咁簡單》作者：MySinaBlog出版：Why出版/香港

梁文道：光是年輕已經不夠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天星碼頭保衛之戰之後，政府連出幾招還擊，其中一招是重組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請了一批新面孔。在這些新委員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年來非常活躍的沈旭輝與李律仁。

前者是青年智庫組織「Roundtable」的召集人，身負牛津博士學位，以二十多歲的年紀就在喜好論資排輩的傳媒圈裏闖出了名堂。至於李律仁，本身擁有耶魯大學的法律學位，又熟識財經政策，是另一個論政團體「三十會」的要角。這兩人的入局，被外間認為是香港新生代抬頭的象徵。

新一代人有新的關係、新的知識與新的願景，他們當然會為這個城市的未來注入全新的氣息，值得注意也值得恭喜。可是在為這個難得的安排欣慰之餘，我也必須明白，這些新生代肩頭上的責任也要比以前重得多了。

就以李律仁和沈旭輝所屬的「三十會」和「Roundtable」這兩個組織來說吧，它們近年發表了許多文章，對時局提出了不少獨特的觀察，也對香港社會的過去多有反省。可是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光譜裏面，他們到底站在甚麼立場；在國際通行的左右判分之中，他們又是甚麼位置呢？

我們似乎仍未見到他們形成任何明確的姿態，通常我們在他們的言論裏看到的又是一種挑戰甚或否定。比如說對於香港常見的「親中派」與「民主派」的對立，對於「溫和」與「激進」的區分，「Roundtable」的成員就時常表示不滿，提倡要超越這種簡單的二元對立。然而那個超越了現存對立局勢的第三條路到底是怎樣的道路呢？那種在現有政治想像以外的新格局又是甚麼狀態呢？

當這批青年才俊剛剛冒起頭來的時候，各方政治勢力就警覺到新生力量的出現了，於是不能不關注他們，甚至接觸「摸底」。而一般市民也會帶著期許的心態看著他們打算為大家指出甚麼新方向。隨著時間的過去，期許就會變成壓力。到了眼下這一刻，當新生代裏開始有人受到政府的重視，這種壓力就會變得更大。只是批判現有的政治光譜顯然已經不夠了，我們還想知道他們投射出來的第三條路究竟是不是一條康莊大道。

如何確立清晰的新位置？又如何建立鮮明的新綱領呢？這就是香港新生代的責任了。

梁文道：藍鰭吞拿的命運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直到諾沃克病毒爆發之前，大部分人都覺得日本海產是很安全的，即使生吃也沒有問題。就算諾沃克病毒爆發了，有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染上了腸胃炎，早把東京當做第二個家的香港中產階級依然覺得去日本是非吃魚生不可的，而且還信心飽滿地對著等在機場採訪的記者說：「沒問題，日本魚產很安全。」

問題其實不是吃魚的人有多安全，而是被吃的魚有多危險，滅種的危險。

香港有愈來愈多的店舖標榜自己的魚料是「飛機貨」，每天從東京築地市場新鮮抵港。於是我們一幫食客都以為自己吃的就是日本漁民在日本海域辛勤勞動的成果，一邊吃還可以一邊想像《將太的壽司》這類漫畫裡的情節，似乎吃到了大海上孤獨漁民的那份「心意」。事實上，築地的魚貨不全是日本的土產。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海產交易中心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魚，尤其藍鰭吞拿。

凡是親眼見過藍鰭吞拿的，都知道這是種多麼巨大的魚，長度可達4米多，重量則有600至700多千克。假如你不只是在築地的地上見過它，而是有幸在海上與它展開過漫長的追逐戰，你就知道它不愧是世界上最富力量的魚，動物演化史上的奇蹟。只要它開足馬力，就可以游出時速160哩左右的速度，而且連續潛航8000多公里，50天內便能橫跨整片大西洋。

50年前，美國西北海岸的漁民都曉得藍鰭吞拿不是一種罕有的動物，但是漁民聚居的村落還是流傳了許多關於它的神奇故事，父老都會告訴年輕人當年自己與某一條大魚在海中搏鬥終日的經歷，彷彿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老人與海》。那是因為藍鰭吞拿的威力實在太過驚人，意志又格外堅韌，即使上鉤也要和坐在機動船上的人纏鬥到最後一刻，至死方休。因此有點自尊的漁民都會放過年幼體弱的吞拿，只有幹上一條強壯的成魚才是男子漢該做的事。於是這種海中奇蹟總有活路，不致滅門。

直到最近二十年，全球化的力量改變了傳統漁民聚落的生存方式。如今美國緬因州的漁港，每到旺季的下午六點，就會有些日本買家聚集碼頭，檢視貨箱裡漁民用現代技術捕回來那可憐兮兮的三四條死魚，然後用手機查詢當天早上築地市場開出的價格，再競相暗盤標貨。幾分鐘之內，交易結束，日益稀少也日漸瘦小的藍鰭吞拿就會被送上行內俗稱「吞拿棺材」的貨櫃裡。和其他供應本地的魚產不同，這些魚必須保持完整，不削皮不去骨，就算最後有用的部分只有魚身重量的百分之六十，運輸成本高了許多，它們還是要全身運去紐約甘迺迪機場。於是第二天，遊客就能在築地看見這些來自北大西洋的藍鰭吞拿了。

誰都曉得魚身的完整對魚生的製作來講是很重要的，何況日本師傅剮魚的功力天下第一，日本人對付吞拿的所有本事也都是一流的。所以從北美到西班牙，從克羅地亞到澳洲，不止每一個漁民都明白藍鰭吞拿捕上來要完壁無暇，而且最好採用日本製的特殊紙張包裹，有些漁船甚至有日本來的專家現場指導。全世界的漁民按照當地藍鰭吞拿出現的季節，跨過拼成了一條終年無休的供應鏈，最終的目的地都是東京。

很多人以為是貪婪的日本吃光了藍鰭吞拿，其實不是的。這正是全球化的力量，不只全世界都在為日本供應漁產，全世界同時也都學懂了並且愛上魚生壽司，而吞拿正是其中最受歡迎的一種材料。因此是我們所有人一起透過日本料理，透過築地這個核心，在清剿地球上的一片海洋。

最近一份調查報告指出，不出50年，藍鰭吞拿必將絕種。

梁文道：薩達姆難逃樹倒猢猻散命運

【南方都市報】關於薩達姆，我們可以在他蓋棺之後繼續爭論他到底是個英雄，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我們也可以重新檢討一個國家入侵他國為民除害是否合法合理的種種論據；我們還可以回顧他從美國的朋友變成布什仇敵的整段歷程；我們更可以用他的死當樣本去辯論死刑之必要與否。但要是說到他的死會對伊拉克局勢產生什麼影響，答案或許就只有一個了，那就是沒有。

理由很簡單，因為曾經效忠於他的社會复興黨殘部，及當年共和國隊系統的游擊武裝實力早在他被捕之日，就已失去了最後的希望。雖然大家都知道薩達姆的執政班底以伊斯蘭教的遜尼派信徒為主，但是在伊拉克只占人口少數的遜尼派，如今根本不會再為他那種大伊拉克的理想而戰；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未來伊拉克的政治版圖里保存位置，不致被什葉派打壓至幾無立錐之地。換句話說，即使舊政權的既得利益全體也放棄了回复昔日美景的希望，轉而為今日的實際處境奮鬥。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在當前伊拉克遜尼派的游擊武裝分子里面，其中一支主導力量即是阿爾蓋達號召的國際聖戰士，這批人固然不滿什葉派(因為他們在教義上追隨的是遜尼派里的瓦哈比主義)，但他們同樣討厭薩達姆執政時的西化風格(例如准許女子不蒙面紗)和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他們要的是更伊斯蘭化的政權)。所以他們也沒有必要去為薩達姆報仇。

至於受到最高宗教領袖西斯塔尼(GrandAyatollahAliSistani)指導的伊拉克什葉派，和曾慘遭前政權鎮壓屠戮的庫爾德人，就更是興奮莫名，幹脆上街慶祝獨裁者之死。

由於薩達姆的存歿對上述幾個派系再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力，伊拉克政府才敢在法庭判刑之後的短短數天之內就處死這位過氣人物。剩下來的唯一問題是他的死會不會成為各派勢力利用的借口，成為他們對抗美國以及爭取各自更大利益的籌碼。從薩達姆的臨終遺言來看，他自己是想往這方面推動的，希望自己死得像個烈士，好喚起伊斯蘭信徒和阿拉伯人這兩個並不完全重疊的群體的反美情緒。所以他一方面要手執《古蘭經》高呼安拉之名，另一方面則至死不忘替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申訴怨仇。恰巧他行刑之日又是伊斯蘭教的「宰牲節」，於是世界各地果然有零星的示威和小規模的沖突陸續發生。可是，中東地區的整體利益區劃與戰略焦點和伊拉克戰爭發生之前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薩達姆代表的那種伊拉克民族主義早成為明日黃花，故此這些零零碎碎的火花也只不過是為他吹奏的最後挽歌，根本不成氣候。縱是一代梟雄，也逃不過樹倒猢猻散的命運。

梁文道：集體記憶的幌子

【明報-筆陣】就在保衛天星碼頭示威者何來正式被警方起訴的同一天，政府召開記者會宣布在山頂又「發現」了一座新古蹟。如此一來，何來這批「天星勇士」的消息在今天報紙上所佔的位置就會被淡不少，大家的視線難免給部分移轉到那些日益增加的出土古蹟之上了。好玩的是，山頂這座所謂的「新古蹟」其實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民間人士鑑別出來，所以政府這趟「發現之旅」只不過是後知後覺的「再發現」罷了。

這個小動作是整個天星碼頭保衛戰中政府反應的縮影，其要旨就是轉移視線。首先，政府不出所料地推出了文物建築保護諮詢文件，把民間強調的「集體記憶」挪借過來，顯示政府和市民流的都是香港血，保有一份共同的記憶。其次，政府公布了一份歷史建築名單，裏頭496 座房子光是逐座查訪，就夠傳媒忙上好一陣子了。最後，政府又重組古物古蹟諮詢架構，委任了近年漸受重視的青年才俊如「Roundtable」的沈旭輝與「三十會」的李律仁，好讓大家感到政府致力跟上新時代新議題的誠意。

平心而論，這「文化三招」不只很合邏輯，而且打得十分漂亮。一方面，它成功地令部分人忘記天星鐘樓拆卸事件裏政府的兇悍姿態，轉而爭論古蹟保存的技術問題（例如業主權益與文物價值的矛盾該如何協調）。另一方面，它不脫傳統吸納政治的本色，試圖分解反對者的聲音，使得因天星碼頭事件而起的爭論成為政府可以在現有政治遊戲規劃裏加以處理的課題。

對政府而言，天星碼頭保衛戰一役裏的對手表面看來是一撮激進的行動者，其背後則是一大群高舉文化旗幟的新一代。這一代人質疑甚至反對發展蓋過一切，和商業效益為主的「中環價值」（龍應台語）。他們不只勇於行動，而且陸續進佔不同的媒體崗位，對當權的上一代人構成了挑戰。更可怕的是黎廣德和陳清僑等公民黨員和這一代人本來就有意識形態上的親緣關係，擁有相近的知識與願景。如今選戰在即，一不小心讓他們自動過戶到反對派陣營，使梁家傑成了新生代新價值的代言人，那就大事不妙了。

所以政府要把整套「集體記憶」的說法挪為己用，不讓對手獨佔專美。它更要吸納李律仁和沈旭輝等人，就算他們不是天星保衛戰的面人物，至少也可起到分解甚至分化所謂新一代年輕勢力的效果，尤其不能把他們送給敵對陣營。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還要說政府是在轉移焦點呢？理由很簡單，保衛天星碼頭和鐘樓從來就不只是為了「集體記憶」而已，它牽涉的還是全盤城市規劃的問題。誠如陳景輝兄所言，從那批「天星勇士」的構成來看，裏面有相當多的人一向關注灣仔和深水的舊區重建過程。對他們而言，所謂集體記憶絕不單單繫於個別建築物，更是各區街坊和全體市民的生活主張與社區網絡。再明確地講，他們要的不是古物的存留，而是整個社區的持續發展。

以備受關注的灣仔「藍屋」為例，假如政府留下那幢房子，卻驅走了原來在該處起居生活的住民，你以為這批新一代就能夠接受嗎？建築物只是集體記憶論述的其中一個環節，其根本還在於社區的營造和整體空間規劃的價值轉換。如果政府把問題單純放在現有的古物古蹟保存機制裏衡量，那麼像太原街這類不列表的傳統街市又該如何對待呢？難道它們就不是香港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嗎？難道政府可以趕走整條街上的所有攤販，再將它改造為一條商場街嗎？

回到天星碼頭的爭論，它讓我們思考的也不只是一座鐘樓有沒有保留的價值，還有填海等城市空間拓展手段是否合理，政府諮詢決策過程夠不夠細緻、公開和民主等多種問題。而這一切都不是一個民政事務局就對付得了的，更不是那「文化三招」可以完全解決的。

至於被委任進局的沈旭輝和李律仁，我認為反對派不該用太過陰謀的眼光去看待他們，反而應該把他們看成一個政府自己打開的缺口，透過他們注入嶄新的政策思考角度。而這幾位新面孔也應該自尊自重，一方面主動面向公眾收集意見，另一方面則把握機會促進變革。面對政府的吸納，你可以變成一塊鬆軟的海綿蛋糕，也可以是一塊難以消化的滾石。選擇永遠存在。

梁文道：伊拉克民族主義的崩潰

【都市日報-兵器譜】為甚麼薩達姆．侯賽因在世的時候，潛伏在伊拉克的宗派衝突搞不起來呢？那當然是他強力壓制的結果，但這個壓制絕不能從其表面觀察，就遽下定論說是他以少數遜尼派分子打壓了佔人口多數的什葉派。

雖然薩達姆．侯賽因是遜尼派人，而他的執政社會復興黨也以遜尼派為主；但他的政府從來都不像沙地阿拉伯那樣，用一套遜尼派的宗教意識形態治國。侯賽因極力尋求的其實是一種現代民族主義。

在整個二十世紀裏面，型塑中東政治局勢的除了傳統宗教衝突斷層線之外，就是受到西方影響的民族主義潮流了。從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到埃及的納賽爾總統，再到薩達姆．侯賽因，相信的都是一種與宗教派系無關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不論信仰，只要是同一個民族，就應該不分彼此地統一在同一個國家之內。一個伊拉克人可以是遜尼派，也可以是什葉派，但他在政治上效忠的對象只能有一個，那就是伊拉克民族建立的這個國家。

所以薩達姆．侯賽因一方面殘酷鎮壓想要分離獨立的庫爾德人，同時又緊緊控制和伊朗關係密切的什葉派，為的不是讓遜尼派獨大，而是要達成他民族統一的夢想。在其任內，他大力重建巴比倫王國時期的遺址，宣揚古巴比倫的榮光，這些動作完全沒有宗教色彩，就和意大利政府推崇古羅馬帝國國威一樣，是大部分現代民族國家都會幹的事。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個時期的伊拉克反而是比較「現代」的，是一個西方國家比較懂得應付的角色，起碼大家的立足點接近。但是當美軍收拾了薩達姆．侯賽因，他的政府和整套伊拉克民族主義也就徹底崩潰了，隨之冒起的則是纏擾千年，西方世界看不懂也不知如何處理的古老宗派衝突了。

這就是美國如今陷入的泥沼的真相了，想要令什葉派和遜尼派放下成見，和平共處於一個民主政制之下，是一個千年來未曾實現過的大計。如果美國辦得到，她才真正是個無所不能的超級強權。

梁文道：當警察劫掠教育部

【都市日報-兵器譜】前幾個月，有一個外國記者採訪伊拉克政府的教育部長，那個記者問：「最近有一些穿著警察制服的人衝進你們教育部的大樓，擄走了一批官員，還大肆破壞了一番，我想請問你對此事有甚麼看法？」

部長的回答是：「首先我要修正你的問題。你說那是一批『穿著警察制服的人』，其實他們根本就是警察。」這是整個二○○六年裏我聽過最好笑的笑話。

伊拉克的現實情況當然不是笑話。幾乎每一天我們都能聽到該地傳來爆炸與襲擊的消息，而美國官方總是含糊其辭地把這些事件歸咎於「恐佈份子」，似乎想令人以為這都是反美的「跨國聖戰士」所為。如果這都是「基地」組織和其支持者的行動，為甚麼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指出伊拉克已經陷入內戰呢？如果真有一場內戰正在發生的話，又為甚麼我們看見的不是那種傳統上明顯分成兩股武裝力量相互較量的內戰，而是零星散布在伊拉克全境的小規模衝突呢？

我們必須理解中東地區向來有一道伊斯蘭內部的斷層，那就是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分裂，這道斷層一直是左右中東地區政治面貌的重要因素。

直到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以什葉派為主的伊朗在推翻了巴勒維王朝之後，就立意成為整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它的辦法就是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擺出強硬姿態，越是勇悍就越能贏得大家的尊重和崇拜。

九十年代之後，信奉遜尼派的「基地」組織崛起，乾脆直接以恐佈作戰的方式對付美國及其盟友，目的是刺激伊斯蘭大眾起義推翻自己的親西方政權(比如說沙地阿拉伯政府)。結果「基地」的遜尼派信徒一時之間大出風頭，蓋過了伊朗什葉派，成為伊斯蘭革命的最前鋒。

換句話說，伊斯蘭這兩大派的分歧和抗爭從來就是中東地區政治局勢演變的動力。如今伊拉克的危機只不過是這條斷層線的進一步斷裂，所謂「內戰」指的主要就是這兩派的衝突。

梁文道：其實是個文人

【蘋果日報-文化動物園】才剛坐下，馬家輝就向我討了一根煙，然後拿出他那有三百萬像素的全新攝像手機，請餐廳經理為我們拍一張照片。他說：「這是我們最後一次一起在餐廳裏抽煙了，再過兩天此情不再，要好好留念」。

我想起十年前，拿到博士學位沒多久的馬家輝自美赴台，教書教不到半年就回香港參與《明報》「世紀版」的籌辦工作。當時他約我出來，也是兩個人這樣子坐在餐廳，一人一根煙隔桌對坐。有一天晚上我們跑去看電影《古惑仔》，散場之後又是抽煙聚會，他說：「不如找『牛佬』（《古惑仔》原著漫畫的作者）談談，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出鏡」。

其實馬家輝長得還挺上鏡，我們常笑他是「師奶殺手」（意思是他殺不了少女）。他也很有鏡頭癮，前年他接過大導演陳可辛助理的電話，想請他客串一個學者的角色，和舒淇（是那個女演員舒淇！）來一場對手戲。他開玩笑地說：「這通電話我等了四十年了」。可惜舒小姐唯一有空檔的那個晚上，馬家輝要去主持龍應台的講座。龍應台比舒淇還要有吸引力嗎？不愧是文化人。

說起文化人，我總覺得馬家輝的身份很尷尬。他在台灣大學本科畢業，在芝加哥大學的碩士論文拿了當年全校最佳碩士論文獎，後來到了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師事重量級左翼學者賴特（Erik Wright），和Joe Roberts，分明是塊做學問的料子。可是他現在的職務卻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幹的是學術行政。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該如何介紹他才好，叫他「馬教授」當然不對，稱他「馬博士」又好像難盡其身份，於是用上一個很含混又很包容的銜頭：「文化人」。

不少文化人一見「文化人」三字就耍手擰頭，敬謝不敏。但是馬家輝卻覺得這種稱呼很合身：「『教授』是種工作，我的工作不是教授；『博士』則是人人努力就能得到的一種資歷罷了；而『文化人』卻是一種榮譽，是自己修養化育（Cultivate）的成果，沒有人可以拿得走」。「如果可能的話，我甚至想拿掉那個『化』字，乾脆就做個文人」。肯坦然承認自己是文化人的，已是鳳毛麟角；而「文人」，更是一種久違的說法了。

為什麼當今很多被指認為文化人的都害怕這個稱呼呢？那是因為無論是文人還是文化人，都隱含了一種對於文化品味的要求，他對文字有要求，對藝術和各種文化的修養要堅持一套標準。而文化修養和審美標準在今天都是髒字，代表精英，不親民，甚至政治不正確。如今的文化人，最好就像我們當日那樣，看完《古惑仔》不算，還要找機會扮演戲裏頭給刀劈死的角色，這才叫打破雅俗界限。

然而到底是文人，馬家輝就算寫時事評論，也有一股文人氣，不只喜好引詩詞典故，而且格外重修辭技巧，最近他甚至用擬人法從鐘樓的角度去談天星碼頭的保育問題。難怪沒人說他是「時事評論員」。

「我也做不成學者，正所謂『量才適性』，以才而論，我不可能是第一流的社會學家；以性格來說，我也玩不了那種學術遊戲，做一點survey（調查）就說是research（研究）」。那麼文人和知識份子有什麼分別呢？「文人也有文人的角色和責任。但是在我的心目中，知識份子應該更進取更有耐性，願意在很多事情上耗下去，比如說那些開不完的活動會議，搞不完的社會行動。我沒有這份耐心，總想回到書房多幹點自己最有興趣的事，何況我也不小了」。

說起來，不熟悉馬家輝的人大概會以為這個很想上電影的文人，應該是那種交遊廣闊飯局不斷的典型專欄作家。這正是他的另一重尷尬，因為他不是這樣的人，正正相反，他其實很內向，多數時候寧願躲在家裏看書，出門多數是為了看戲。可是工作需要，人在江湖，他又的確要認識很多人，也確實認識了不少。所以我老是在他身上感到一重更深的尷尬，明明是個不喜交際的人，卻要在不同的場合裏穿梭，就像扮演一個極端的角色。或許只有看他寫電影的文字，才能看到他逃了出來，任情縱性地沉溺。

文人的養成是困難的，如果家學淵源，自小在琴棋書畫中成長，那當然好；可是若像馬家輝這般，少年時代流連灣仔街頭，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斗室裏，又該如何自我化育呢？「我看電影，看很多的電影。當年看第一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徐克拿了最佳導演，我立誓要做第二個徐克」。

結果他沒做成。但是感謝現代科技，這個早在一九九八年就用html語言編寫網上報紙的cyber文人，如今可以盡興地驅使電腦。他把現代虛擬影像文化看作化育自己和展現趣味的場域，猶如古代文人的書畫。「我想自己有幸生為享受文字文明的最後一代，但又不至於老得進入不了多元和便利的cyber culture」。我想，我們最後一次一起抽煙的那張照片，大概有機會登上他那圖文並茂的博客。

梁文道：打工妹的聲音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電視台主持節目，時常會收到一些陌生人的來信。像這個小女孩，她告訴我：「我們村子現在已經看不到你們的節目了，這是一塊落後閉塞的地方，什麼都沒有。……我常和父母吵架，我覺得他們一點也不理解我，……其實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我只知道我要離開這裏，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我想活得更有意思一點」。

每次看到這種從農村寄來的信，心情都會特別複雜。我一方面能夠在它們急切的語調裏讀出作者的苦悶，青春期的躁動，與對不同生存方式的想像；另一方面，我又擔心這些年青人的去向，他們後來會不會真的出城？會不會變成所謂的「打工妹」呢？一種龐大而晦暗的群體。他們總是使用「出」這個字眼去描述由農村到城市的歷程，彷彿到城市打工就是一種「出路」。然而當他們一批批來到城市之後，很可能會發現那些高大的樓群與鮮艷的廣告牌其實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他們是出來了，可他們依然是主流媒體裏無法顯像的一團暗影。

然後我會自責，覺得自己的工作參與了他們那種「出城」慾望的養成，以光鮮的畫面向他們保證了一個豐富而多彩的「外面」。我是不是誤導了他們，甚至欺騙了他們呢？

「女工關懷」是一個專門協助中國外出女工的民間團體，看他們編集的《失語者的呼聲──中國打工妹口述》，你就會明白為什麼我說自己有份欺騙了她們。有那麼多的女孩以為自己來到城市可以賺到更多的錢，過更體面的生活，結果卻是因工斷了手指，甚至喪失生命。更不用提那些老闆種種剋扣工資、拖瞞賠款的慣技。至於給人當作機器畜牲般地驅使，只不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罷了（其中有個女孩忍不住去找經理訴苦，那經理卻『說他是皇帝，我們沒資格與他談條件』）。

這種故事我們並不陌生，大家知道貴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其實是用血和汗去推動的一組機械；而「中國價格」的競爭力正正來自於這些在高溫機房裏熬夜加班，在傷人於無形的空氣與化學品中茫然趕工的打工仔打工妹。

《失語者的呼聲》最特別的地方，是它的編者用打工妹的自述去拆散了這種單面的苦難印象，將一個群體還原成多樣的個體，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不是說他們的生活原來美麗，全無受騙被欺的經驗；而是即便如此，也真有人過得比以前好。例如五十多歲的翠姨從重慶來到深圳，她就覺得自己打工的生涯不錯。因為有了獨立的收入，承擔了家庭的大部份開支，她回到家裏不只不用再受丈夫的氣，而且還得到了一份傳統農村婦女難得的尊嚴。這是為什麼？

正如「女工關懷」的成員，香港科技大學的潘毅教授在導言裏所說，這二十多年來從「工人」到「打工妹」的轉變是驚人的。工人階級在過去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地位崇高；打工妹的「打工」則意味身份變成了為「資本主義老板」工作的工人。這裏的「妹」字更是複雜，因為這是個性別身份。於是一個打工妹既被困在一個隨時可以被解雇，經常受到壓榨的打工處境；同時又是個試圖改變自己女性地位的主體，為了抗拒迫婚與傳統農村的家務勞動而外出。

《失語者的呼聲》使我明白打工妹固然失語，但是仍有呼聲。她們在城鄉的差距之間，在經濟的變化之中，在我們媒體提供的世界裏產生了慾望。這種慾望會叫她們碰到殘酷的現實，但它也是一種抗爭的動力，從前是抗爭農村生活裏的性別分工，將來就是抗爭勞動關係裏的壓迫與不公。

梁文道：如果愛或者如果有錢

【都市日報-兵器譜】據說文字無價，所以靠販文維生的文人拿不到稿費，看來也是天理。

老牌報紙《成報》近年日顯衰頹，拖欠員工薪資的事時有耳聞。就算轉手賣給了正值當頭的內地富豪，情況也沒有變好，只有更壞。偏偏文壇前輩不信邪，走入火坑主持大局，還招來一批新知舊雨，立意復生久未曾見的港式文化副刊。於是，一時之間有詩人寫詩話，有學者分析社會演變的大勢，連我也湊興去寫我未曾寫過的散文故事。

幾個月下來，終於收到同文的電話，說是要集體罷寫。原來記者編輯這些天天在死線上賣命的都收不到錢，更何況專欄作家呢？很多人都以為遇到這種事，禍首肯定是做頭的。但是我知道，把大家招來的前輩其實和我們一樣，只不過他自己拿不到薪水也罷了，還要為大夥下屬的生計出路打算，其苦實不足為外人道。

天寒夜深，文友圍爐，都在嘆息文人的可憐。寫字的雖多，但能夠替燕窩賣廣告的又有幾人？有人想起那個老闆，說他是否阮囊羞澀，明明莫財又要充大頭搞報紙？立刻就有人反駁：「怎麼會？他還投資拍電影呢？《如果愛》不就是他的嗎？多大的製作啊，你以為他會拖欠周迅的片酬嗎？」然後又有人補充：「唉！人家周迅是美女明星，詩人沒法和她比。」

這番話聽來很有文人的酸氣，其實大家都明白，才子必得佳人這一類的傳說要不是很久遠以前的事，就是徹頭徹尾的文人虛構，聊以自慰。文字值幾個錢，大家心中有數。尤其在香港這個社會，寫詩竟還有一瓦遮頭，實屬萬幸。這種時節說這些話，也只不過是發發牢騷罷了。

我在報端煮字近二十年，也不是頭一回遇到報社關門，稿費無著，好在後來另有謀生伎倆，於是現在就可以很抽離地慰藉朋友了：「你是註定不能和周迅比的了，也不能奢盼摸得著任何美女明星的裙角。可是你有文字，你的詩我都讀過，相信我，你贏回來的愛縱使沒有人家的多，但絕對比任何人得到的都還深。」文字無價，因為它本身就是作者最大的報酬。

梁文道：幻想中的美食天堂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聽說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而我想像中的美食天堂應該是一個聚各方食制，而且保持了它們的本來面目，讓天堂裏的住民不必遠遊，即可在味覺上環遊世界的地方。所以香港實在不算是美食天堂；起碼在中國菜這麼大的一塊領域上，它不能讓我們嘗到各省真味。

去深圳開了幾天會，發現這個廣東省內唯一的北方城市在飲食上變得越來越有趣了。它就像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住滿各地移民，這些移民也引進了各地風味，使人足不離城即可遊遍全國。就拿這幾年把粵菜打下去的川菜來說吧，你在深圳可以每餐找到不同的好菜館，去足一個禮拜都不重複。但是香港呢？

廣東口味至上的香港人對川菜向來抱有強烈的偏見，以為那些濃重的辣味會遮蓋了一切材料的原味。尤其魚類料理，我們自詡是海鮮專家，覺得世間最高妙的烹魚方法莫過於蒸魚，此外萬般盡皆下品。事實當然不是如此，要知道四川乃天府之國，河川密佈，傳說中的古蜀王魚鳧更是以擅長捕魚聞名，四川人又怎會不懂得如何燒魚呢？雖然川人常用花椒和豆瓣一類的材料，但這種做法自有它的道理。例如源自狹谷小川艇戶的酸菜魚，其中的火辣用料不只可以替水上漁家去濕，更能壓住河鮮必有的泥腥，結果是辣味不掩魚鮮，反而巧妙地突出了它獨有的韻致。就算是蒸魚，川菜也有一道清蒸江團，實是中國河鮮菜式裏的逸品，可惜我在香港還未見過。

回到香港的第二天晚上，去了一家開幕時還風風光光的北京館子，現在才翻菜譜就發現它也逃不過香港的天堂魔咒，那就是要進天堂，必先自宮，任何地道本色都得在羅湖關口前洗刷殆盡。這家名店已悄悄變身，成為所謂的「京滬」菜館，連最基本的爆羊肉也走了樣。那些羊全給鬆肉粉醃得羊味盡失，鬆鬆垮垮，大概只有堅持吃羊不能有羊羶味的廣東人才懂得欣賞。

我覺得香港人吃外省菜就像喝decaf的咖啡，雖說是咖啡，實際上不是。我們要吃的只是那些省份的地名，那些名菜的傳說；你如果真把一鍋香港人只聞其名未聞其香的紹興臭豆腐端出來，那可會嚇得大家奪門而出。

用當代精神分析學的術語來說，這叫做慾望和慾望對象的區別。意思是一個人喜歡一樣東西的真正原因不是那件東西本身，而是關於它的幻想。比如說我對 Angelina Jolie充滿了慾望，朝思暮想，但要是有一天我回到家裏看見她正在為我燒菜，說不定我會倒足胃口。又比如說你很想買一件名牌手袋，不過當你真存夠錢把它買了下來，你的滿足感將迅即消散，轉而追逐下一個目標。因為人的慾望總是由幻想支撐，在幻想之中，Angelina Jolie和名牌手袋都是非常誘人的；可是只要真實的慾望對象一出現，我們又會失落不滿。

同樣地，人的自我認識也是一種幻想。我們心目中的自己並非真實的自己，而是自己的慾望，是自己很想做的那種人，是那個自己很想成為的形象。例如我心目中的自己應該是Brad Pitt，但實際上我只不過是梁文道罷了。

香港人很想吃遍天下，但我們其實很怕真正地吃遍天下；我們很希望各地名店都能開到香港，可是這只不過是種幻想帶動的慾望；我們想要的其實是那些名字帶來的滿足，而不是危險真實的傷害。我們以為自己住在美食天堂，這更是徹底的自我幻想。天堂，往往都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永遠不可能滿足的慾望。

梁文道：樹倒猢猻散

【都市日報-兵器譜】關於薩達姆．侯賽因的死，我們可以在他蓋棺之後繼續爭論他到底是個英雄，還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我們也可以重新檢討一個國家入侵他國為民除害是否合法合理的種種論據；我們還可以回顧他從美國的朋友變成布殊的仇敵的整段歷程；我們更可以用他的死當樣本去辯論死刑之必要。但要是說到他的死會對伊拉克局勢發生甚麼影響，答案或許就只有一個了，那就是沒有。

理由很簡單，因為曾經效忠於他的社會復興黨殘部，及當年共和國衛隊系統的游擊武裝勢力早在他被捕之日，就已失去了最後的希望。雖然大家都知道薩達姆的執政班底以伊斯蘭的遜尼派信徒為主，但是在伊拉克只佔人口少數的遜尼派，如今根本不會再為他那種大伊拉克的理想而戰；他們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未來伊拉克的政治版圖裏保存位置，不至於被什葉派打壓至幾無立錐之地。換句話說，即使是舊政權的既得利益群體也放棄了恢復昔日美景的希望，轉而為今日的實際處境奮鬥。

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在當前伊拉克遜尼派的游擊武裝分子裏面，其中一支主導力量即是阿爾蓋達號召的國際聖戰士，這批人固然不滿甚麼什葉派(因為他們在教義上追隨的是遜尼派裏的瓦哈比主義)，但他們同樣討厭薩達姆．侯賽因執政時的西化作風(例如准許女子不蒙面紗)，和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他們要的是更伊斯蘭化的政權)。所以他們也沒有必要去為薩達姆．侯賽因報仇。

至於受到最高宗教領袖西斯塔尼(Grand Ayatollah Ali Sistani)指導的伊拉克什葉派，和曾慘遭前政權鎮壓屠戮的庫爾德人，就更是興奮莫名，乾脆上街慶祝獨裁者之死。

由於薩達姆．侯賽因存歿對上述幾個派系再也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力，伊拉克政府才敢在法庭判刑之後的短短數天之內就處死這位過氣人物。

剩下來的唯一問題是他的死會不會成為各派勢力利用的藉口，成為他們對抗美國以及爭取各自更大利益的籌碼。從薩達姆．侯賽因的臨終遺言看來，他自己是想往這方面推動的，希望自己死得像個烈士，好喚起伊斯蘭信徒和阿拉伯人這兩塊並不完全重疊的群體的反美情緒。所以他一方面要手執《可蘭經》高呼阿拉之名，另一方面則至死不忘替巴勒斯坦人的處境申訴仇怨。恰巧他行刑之日又是伊斯蘭的「宰牲節」，於是世界各地果然有零星的示威和小規模的衝突陸續發生。

可是中東地區的整體利益區劃與戰略焦點和伊拉克戰役發生之前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薩達姆．侯賽因代表的那種伊拉克民族主義早成昨日黃花，故此這些零零碎碎的火花也只不過為他吹奏的最後輓歌，根本不成氣候。

縱是一代裊雄，也逃不過樹倒猢猻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