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陳方安生從幻象回到真實

【明報-筆陣】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高調宣布將要參加今年的七一大遊行，她這個動作等於正式把自己歸類到泛民主派的行列之中，當然起到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問題是這個作用可以大到什麼程度？她又會不會進一步落實這種精神層面的影響力，直接參選特首呢？

撇開中央支持與否等外緣條件不談，我們先來看看陳方安生如果要認真參選特首的話，會面對什麼即時的實際問題。要知道陳方安生最大的政治本錢不是實績，而是形象。這個形象的內涵包括兩大部分，一個是香港人對前朝高官的懷念嚮往，另一個是她和大部分港人非常厭惡的董建華不合。就前者而論，陳方安生並不比現任特首曾蔭權更佔上風；事實上，曾蔭權之所以民望高企，其中一個原因可能也就是大家覺得「都係有經驗高官夠穩陣」。以後者而言，人民公敵的敵人自然是人民的朋友，既然陳方安生是因為跟董建華不合才被迫掛冠，她當然就是良心的代表了。又由於董建華在民主派支持者的心目中是保守頑固的，所以陳方安生就是民主進步的了。在這樣的基礎之上，她今天投身民主派陣營，顯得相當自然相當合理。

可是參選特首不能只靠形象，還得有一連串實質的政策主張。整個泛民主派除了支持盡快實現雙普選這一點外，在其他領域的看法並不重合，甚至可說是南轅北轍。添馬艦一役，已盡見泛民內部的矛盾。這也就是為什麼泛民明知只能共推一人參選特首，卻遲遲沒有明確人選的原因之一。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陳方安生和泛民陣營的關係上。除了民主進程要加快，陳方安生還有什麼其他泛民陣營共同接受的實質政綱呢？

陳方安生要統合整個泛民陣營的紛紜意見，已經夠高難度了，更大的困難在於她能夠提出一些和前朝政府很不同的施政思路嗎？比如說公民黨倡議的最低工資和標準工時，假如她今天表示贊同的話，馬上就會遇到挑戰，問她以前在位時為什麼沒有打過這種主義。情就跟梁國雄等社民聯線成員對其民主忠誠度的質疑一樣。因此，陳方安生那前高官的形象優勢反而會變成一個包袱，當她認真投入選戰的時候，就會陷入一種老是要解說何以今是而昨非的被動局面。說不定到時候用這法子挑戰她的還是她的老下屬曾蔭權。

只要想想這是個多麼麻煩的境，就知道陳方安生披甲上陣的機會實在是小之又小了。所以無論對她本人還是對泛民陣營來說，她最好還是繼續當個精神領袖。以道德形象的力量專攻民主一點，不及其他範疇時，方為上上之策。然而這又暴露出了泛民陣營面對的另一問題，那就是沒有領袖。泛民主派不乏可以起到號召群眾作用的精神領袖，司徒華、李柱銘、陳日君樞機甚至黎智英都是這種人；他們缺的是直接指揮戰局，馳騁沙場的將才。縱觀立法會內幾位黨團領袖，余若薇雖有魅力，但願不願全身投入是個疑問；李永達則有心無力，難以服眾。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在泛民陣營裏找出好幾個「香港昂山素姬」、「香港曼德拉」甚至「香港辛海綿」，但卻找不到在政壇上實際操作的領導。如今有了陳方安生，只是多了一個精神支柱和運動象徵，但她仍然不是大家等待的那位「共主」。

無論如何，陳方安生這麼旗幟鮮明地站了出來，還是有好處的，而且是對民主進程、曾蔭權政府和保守派等三方面都有好處：

一、對保守派來講，一直隱而不發的陳方安生是個幽魂般的政治人物，她享有的民望和曾蔭權得到的民意支持率一樣，都是種沒有選票等實在認受程序支撐的幻象。由於少了政府機器和政團組織的平台，陳方安生的聲望說不定比曾蔭權還要難以掌握。正是如此，這位傳說中的「香港良心」反而更有威脅，更加嚇人。你永遠不知道要是認真起來，她會有多大的能量。現在她終於肯下賭注，把自己積累多年的名望押在七一遊行上頭，正好給了保守派一個檢驗其虛實的機會。接下來就算她真的投入特首選戰，也就有憑據去估算她的實力了。

二、對曾蔭權來講，不管陳方安生將來是參選還是助選，總算有了個明確的對手，可以助他打一場他非常需要的「幻象選戰」。以他現在得到的資源和民意支持率看來，他實在用不擔心落敗。反過來說，由於多了如此一位北京視為眼中釘的敵手，他在選委會戰場上統合保守派的力量就更強大了。好些本來打算左搖右擺試圖漁翁得利的選委，現在面臨敵我分明的處境，怎能不跟緊中央路線，自動歸邊？

三、對整個香港的民主進程來說，儘管陳方安生未必有太多光輝「戰績」，但她始終能夠發揮團結民心的效果。這位民主派精神領袖甚或「民間特首」的存在，將會對中央政府、保守派和曾蔭權造成很大的壓力。假如陳方安生三不五時地把普選時間表掛在嘴邊，就算中央政府再保守，曾蔭權再不願意，下一屆的特區政府都很難忽視這個議題，完全避而不談。

在香港這個流行玩弄隱晦的高層權力圈子裏，陳方安生的表態格外難得，她照亮了虛幻混沌的泥沼。

梁文道：世界盃的高潮與人生的平凡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看球賽的時候就是垃圾零食吃得最多的時候，看世界盃的這一個月就是垃圾零食四年一度的洪水暴漲期了。

最近這段日子，晚上路過一些還算不錯的餐廳，真為它們難過，東西不是不好，但店裏就是沒人。食客都哪裏去了呢？當然是在家裏啃薯片，或者到酒吧剝花生去了。大部分這些球迷當正餐的食物都不能算是食物，只不過是種飽和脂肪和大量的鹽巴組成的物質罷了。然而，就是為了世界盃，我們放棄了廚師們的手藝，卻放開懷抱地奔向這堆包裝不同但內容其實一樣的荒謬物質。

我認識一些朋友對世界盃和看世界盃時吃的零嘴都是嚴陣以待，毫不鬆懈。一方面先仔細鑽研各式各類的備戰指南，熟記各隊隊員資料，分析出線走勢，好在友儕面前充專家，侃侃而談。另一方面則趁着下班或週末，東奔西跑，去么鳳買南乳肉和涼果，再到陳意齋搜購紮蹄，務求網羅頂級零嘴，配合頂級賽事。

真是無聊，想用最美味最講究的零嘴來度過這一個月的，必定不懂欣賞球賽的真諦。看球賽，焦點只有一個，那就是電視機。食物必要，但又是絕對的配角，不能喧賓奪主。這個道理就跟我們去婚宴一樣，主人家或者會透過材料的豐盛擺面子顯闊氣，可是當客人的卻往往不會預期有頓精緻得可以細品的晚飯，使得所謂的「飲菜」變成了可能貴價但吃起來平凡的飯菜的同義詞，全無驚喜。

不妨想像一下，如果相約到朋友家裏看深夜球賽，他竟然準備了鵝肝多士、淡水小龍蝦凍食甚至生蠔與魚子醬，這是多麼尷尬的情況？看到守門員一個精彩撲救的時候，我們是該讚嘆這位龍門的神技；還是一邊手上忙着剝蝦殼，一邊嘴裏流水流油地對表揚主人家的手藝了得，菲傭買嘢有眼光呢？準備這種世界盃大餐的傢伙要不是想令客人難受，就是存心自討沒趣。

有天夜裏聽到電台節目主持人呼籲大家來電提供既健康又好吃的世界盃零嘴秘方，一個聽眾介紹焗蘋果，主持人立刻靜了一下。那人還接着說方法其實很簡單，只要提前一個多小時洗好切件放進焗爐調慢火就行了。結果節目主持樂歪了，我聽着聽着也忍不住大笑起來。要知道世界盃零食千萬不能複雜，不只吃的方法不煩人，準備的時間也不可太長，最好是看球看到一半，想塞點東西入嘴的時候，隨手就有、張口就嚼。因此任何士多、便利店和超級市場都買得到的花生和薯片才是最佳選擇，廉價、方便而且味道沒性格不突出。

零食有兩種：一種是用在無聊的日子裏，看花賞魚、曬曬太陽的時候，消遣永盡。得用手細緻地東剝西弄，不怕費一點工夫才嘗那一口短暫的滋味。這種零食必須有格調有美味，例如菱角、例如現烤烏魚子，因為它可能是一整個下午唯一不讓人發呆的提神丹。

另一種零嘴正好相反，要甘於當配角，口味單調，同時又能引人上癮，無意識地一口接着一口地吞。例如看球時吃的錫紙包裝薯片，或者電影院必備的爆谷，它們實在是很平凡的東西，沒有變化只有重複，但不知道為甚麼我們就是注定要停不了地一直吃下去，直到消耗殆盡；猶如我們不得不過但又乏味庸碌的人生。四年一度的世界盃和偶爾一場的好電影，就是這可憐生命的小小高潮了。在這樣的高潮時刻，平凡的零食恰好對比出高潮的難能可貴，同時又提醒了我們那個乏味生活的存在。很快，我們都會回到日常。

梁文道：心物不二說足球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到底是世界盃的月份，請原諒我這麼一連好幾個禮拜地說足球。檢閱一下我介紹過和還沒介紹的足球書，竟然沒有一本是中文的。為什麼？

且迂迴地從一本與足球無關的書說起，華康（Loic Wacquant）的《身體與靈魂》（Body and Soul）。這位華康教授是法國已故社會學大師布狄爾的門人，也是他晚年親密的合作伙伴。關於社會學，布狄爾有句名言：「社會學是一種搏擊運動」。華康認真看待師傅這句話，抓緊吃透，真的學習拳擊，在芝加哥大學附近低下階層常去的一家俱樂部裏打拳多年。

華康的原意是想用民族誌的方法去研究芝加哥城的街角社會，想拿點第一手的材料第一身的體驗。然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於是他操有口音的英文，掛古怪的姓名，帶突兀的白人相貌；跑去拜一個叫做Dee Dee Armour的老牌教練為師，天天和來自三山五嶽的非裔美籍弟兄們練拳。不料幾年下來，愈打愈好，愈打愈上癮，最後竟來到了一個人生關口：到底是全身投入，成為職業拳手好呢？還是繼續留在地位崇高的芝加哥大學，過那教書趕論文四處開學術會議的日子？為了此事，他還諮詢過老師布狄爾的意見。這是一個搞民族誌研究的人類學家的典型危機，為了瞭解研究對象，你不得不移情投入；但是太過投入成了對象的一部份，卻又回不來退不出了。

結果華康還是回來了，並以他非凡的厚底子完成了這部當代民族誌的經典，運動社會學的示範。讀這本書真是過癮，不只分析細緻，讓讀者看到當代美國都市底層的方方面面；而且內容「拳拳到肉」，簡直能令人感到汗和挨揍的痛楚。看書裏的照片，見到這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在擂台上含牙套擺招式的狠樣子，真是叫人打從心底拜服。當他的學生實在不能大意無禮。

說回足球，我相信不管是小說散文，科學研究還是社會分析，只要你談的是足球，你就得熱情投入；否則再怎麼耍嘴皮，出來的東西就是搔不到癢處。不一定要像華康這樣，下場踢球踢得差點變成職業球員，但起碼得是個重度球迷，每逢賽事必然熬夜觀戰，然後第二天頂雙熊貓眼見人。這樣子寫出來的東西才有球場的草香味，沁人心肺。

這麼一來，華文出版裏就已經可以把台灣踢出局了，因為足球在台灣不成氣候，有楊照這等作家大談棒球，但沒有同等功力的足球迷顯功夫。至於大陸，雖然球迷眾多，而且不乏上好的球評人和喜歡足球的好作家；可是不知何故，偏偏沒有什麼夠份量的足球書寫，多的是炒作明星的跟風之作。

當然，並非只要是球迷就一定寫得出絕妙的足球文字。最好能像華康這般，既然要用一種運動洞悟人生，就必須同時沉浸心身於其中，還有理智聰明的大腦出其外。

數來數去，惟有香港出現過符合這種標準的著作。一本是四、五年前的《我們的足球場》，幾位作者都是病徵嚴重的球迷，而且還能調動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武器，組成一支有前有後，情緒強烈，智商很高的隊伍。另一本則是馬嶽去年推出的《教授足球》，其副題「以治學態度睇波」已經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這是部什麼樣的著作。在大學教政治學的馬教授寫的這本書，少不免要談一下足球的地域政治史。但最好看的其實是他嚴謹解析足球陣式的本事，外行人看了絕對可以學幾句在世界盃期間賣弄；至於資深球迷嘛，誰會服氣誰呢？

梁文道：不是書單

【明報-尋書】這不是一份書單。我討厭書單，尤其是那些開給年輕人的書單。青少年已經有太多應該要上的課、應該要參加的課外活動、應該要遵守的規定和禮儀，我們為什麼還要管他們應該看什麼書呢？人生早年的最大好處就是還有浪費得起的時間，就算看書也盡可以看些師長眼中無甚意義的廢物。

我小時候看了許多不知是真是假的《世界七大不思議謎題》和《吸血鬼實錄》一類的廉價書，內容古怪、資料可疑，並且印刷粗糙。但我從不後悔；相反地，我感謝它們。它們使我在百無聊賴的下午可以空想金字塔裏的詛咒秘密打發時光，在上數學課的時候透過摹畫西藏雪人的模樣鍛煉繪圖的技巧。就算因為害怕書上的怨靈照片，而竟夜躲在被窩裏不敢入睡，我還是感謝那些為了糊口而胡亂編作材料的不知名作者，以及可能早就不復存在的小出版社。

他們給了我一段快樂的童年，閱讀竟是如此有趣。

替年輕人開書單 自私

如果我們相信書，相信它能開啟靈感，改變生命，那麼一份書單就是一張人生的設計規劃圖了。為青少年開書單的人不止把塑造了自己的書籍羅列出來，還以為這就是他所不認識的那些年輕人也該走的道路——跟它，人生自然是好的；大家都走這條路，社會的未來自然也是好的。這是多麼大膽而且自私的想法，我們憑什麼以為自己的經歷可以複製到其他人身上呢？

在我一生受過的教育之中，最令我感念的是童年那段日子。我念的那家小學也有閱讀課，但是老師並不指定任何讀物，他們只是把我們丟進一個小型的圖書館，然後就關上門一小時。在這一小時裏，我們肆意翻弄架上的圖書，甚至把它們抽出來當成武器互相丟擲。累了，就坐在地上隨便檢閱那些被摧殘得破碎零落的繪本與童話，重組掉頁的故事和彩圖。

老師不管讀什麼 自由

看看，大伙漸漸靜了下來，恍惚之間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更準確地說，是離開了這間圖書館所在的此世。直到鐘響，老師進來呼喚，我才好像手術後的病人，麻醉藥的效力似去還在，呆呆地站起來和其他小朋友排隊走回教室。

我的老師不管我看什麼，我的外公則不吝惜地滿足我對各種怪書的胃口(包括那些《吸血鬼實錄》和《法老的詛咒》)，他們好像沒教過我什麼讀書和選書的竅門，卻教了我最重要的心法：閱讀即自由。

老人或許需要一份書單，因為到了這個階段，人生開始要倒過來算，看看自己還剩多少日子，還有多少餘力，這都得經濟地用。再把時間耗在《吸血鬼實錄》上面，未免不智。

金克木先生有本書話集，書名相當驚人，叫做《書讀完了》。他引述了這麼一段故事，話說陳寅恪先生年少的時候去見史學前輩夏曾佑，那位老人對來訪的晚輩說：「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陳先生大驚，以為老人家糊塗了，怎能說出這麼荒唐的話。雖說漢代的東方朔曾自稱「三冬，文史足用」，但那畢竟是漢朝，說不定的確沒太多書可讀，和現在不能比。但是到了陳先生自己也老了，才發現那番話有理，中國書果然是讀得完的！

這是會過日子的老人家才到得了的境界。由於很早開始就懂得倒數計時，所以看什麼書莫不經過精密考慮，絕不把生命浪費在三流的東西上。到老，中國最重要最根本的典籍自然已經看完，其餘已無足觀。正如閱畢《紅樓夢》，沒有閒工夫也就不必看紅學考證了吧。

即便如此，也得有非凡的天賦，才可能在數十年間讀遍中國經典，例如金先生自己。抗戰期間他在西南聯大任事，偶然從傅斯年先生處得到了一本拉丁文與英文對照的《高盧戰紀》，於是一頁頁慢慢看將下來，愈看愈有興頭，然後再查對書後附的拉丁文語法簡要。就是這樣，在不斷的空襲警報聲中，他讀完了《高盧戰紀》，同時也學懂了拉丁文。

追隨書單度半生 不甘

曾經，我也以為書是看得完的。我當然沒有金先生這等本事，也不是真的相信自己讀書的速度趕得上出版的速度，但就是隱隱約約有這份直覺和欲望。尤其是買書的時候，我一邊把書放進購物籃裏，一邊就會為它策劃最佳的閱讀時機，並且喜孜孜地想像它能帶給我多少好東西。結果如何，不問可知。

我今年35歲了，運氣好的話，人生或許還有一半，眼看就要從不需要書單的季節邁進需要書單的年份了。書看不完的遺憾日益濃厚，倒數壓力開始出現。但我還是不甘心，不想就此跟書單度日；我仍然願意相信，就算到了嚥下最後一口氣的那刻來臨之前，前面的地平線還是無限寬廣，時間還會給我停下來看看風景發發呆的餘裕。

似課外閱讀報告 偏食

所以這本書絕對不是書單，甚至不是開給自己的功課。它更像是自己的課外閱讀報告，所以零散，而且偏食的傾向嚴重。用美國國會圖書館分類法來排列這批報告，原意是想為它們套上個系統，好看一點，不料後果卻很搞笑，比方說是漫畫集《錦繡藍田》原來屬於「工業、土地用途、勞工」類，而食譜則是一種「科技」書。「任何系統都有它的臨界點」，果然不是句虛話。

收進本書的文章都曾刊登於《信報》和《蘋果日報》，兩份報章的編輯給了我最大的自由。倒是自己自律，選題下筆之際已盡量考慮過一般讀者的需要，但是，到底所謂的「一般讀者」都是些什麼人呢？

這不是我的第一本書，雖然它是我出版

的第一本書。至於那第一本書什麼時候才出得了，就真是天知道了。

梁文道：失傳的技藝：廣播足球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沒有電視和電視仍未普及的年代，球迷得靠電台廣播才知道遠方的球場裡正在發生的事。

據說史上第一次足球賽的轉播，是阿仙奴在1927年的一場賽事，當時的負責機構是BBC(英國廣播協會)，曾經飽受各家球會的壓力，他們害怕從此以後就沒人願意買票進場了。如今看來，這種擔憂自然是過慮，有了電台聽眾和電視觀眾，有了巨大的轉播權益金，還有誰會為入場的球迷發愁呢？

當年的廣播電台會免費發送一種叫做「賽區圖」的東西給聽眾，把一個足球場分成幾個區域，再為之標上號碼。節目主持在評述球賽的時候就會提醒聽眾：「球員XXX現在由7號區帶球闖入了9號區，對方的XXX正從10號區趕來截擊……」。家裡的聽眾只需手持一份賽區圖，聽著轉播，就能把場上實況虛擬地復現眼前了。

後來，這種設計漸被淘汰，我想是因為球賽評述的技巧越來越高超，可以完全憑一把聲音就將90分鐘的球賽說得活靈活現，省下了球迷尋圖辨位的工夫，也省下了印刷的費用和紙張。

我一直相信評述球賽是考驗一個電台播音人的試金石，因為怎樣在沒有畫面的情況下，把一種視覺上非常刺激的運動轉換成純粹上的享受，實在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沒有點本事，還真是做不到。更複雜的地方在於足球場是個立體而寬闊的空間，而重點不一定永遠跟著球的位置轉，其他還未碰到的球員如何走動如何站位也都非常重要。可是電台轉播出來的賽事卻註定是條線性的事，很難在講述一個帶球球員動作的同時，絲毫不差地順便交代和他組織攻勢的隊友怎樣走動配合。

這似乎很像說書，只用聲線的起伏變化就要把一個故事講得引人入勝，只不過球賽的事線更多更雜。然而說書雖已是艱深的技藝，但說書人起碼還能先行消化本子，把要說的故事自己演練一番。轉播一場球賽可就不同了，因為足球最妙的就是意外，任何人都不可能預知場上行軍的步法流程，根本無本可依。評述員只好臨場發揮，見機行事。

看著一場球賽，還要把它翻譯成聲音，對我而言就更是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身為球迷，顧得場上驚險萬象的場面，又怎樣考慮聽眾的需要呢？說不定看見一個精采的入球，除了狂呼亂叫，就甚麼都說不清了。不信的話，你可以在家試試，把聲音關掉，只看著電視螢幕自己旁述。

等到你自己親身體會過播報球賽的難度之後，你可能會嘆一聲：「唉！何苦呢！看電視不就行了」。對，有了電視之後，又還有誰要在收音機旁聽球賽呢？所以除了在安哥拉這種電視不普及的貧困地區之外，用聲音去再現球賽的藝術，盡已失傳。

梁文道：阿根廷的生存足球

【都市日報-兵器譜】直到執筆這刻，本屆世界盃叫人看得最心矌神怡的比賽，還是阿根廷以六比零大勝塞爾維亞及黑山的那一場。關於阿根廷對待塞黑的方法，大部分中文傳媒都用上了「屠殺」和「肢解」這樣的字眼去形容，相當血腥，而且殘暴。

但是這樣的屠殺卻可使球迷興奮莫名，直到幾天之後仍然津津樂道。足球的殘酷與狂喜就這麼地結合起來了。

有人說這一場比賽是南美快樂足球的示範，我不是很明白這個說法的意思，是說這麼有娛樂性的球賽讓觀眾快樂？還是說踢球的球員本身很快樂呢？我想應該是前者吧，因為只要知道阿根廷這班球員的成長過程，就很難把「快樂」二字輕鬆地冠在他們身上了。

大部分的職業球員都出身貧寒，尤其是著名的南美球員。在整個南美洲的足球圈子裡，阿根廷的情況尤其獨特，它在南美洲諸國之中不算最窮，甚至還富過一陣子。

和其他地方一樣，阿根廷以往只有貧民窟裡的父母才會寄望孩子長大當球員，中產階級還是很正路地想子女好好讀書，將來做個律師或者醫生；但是過去幾年的經濟衰退卻把這些中產階級拖垮了，使得如今的「前中產」家庭也希望下一代當球員。因為做球員居然比其他專業人士更高尚也更有前途。

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郊就住了這麼一批下流的中產，昔日風光，現下卻擠在凌亂骯髒的鐵棚屋裡。屋外的泥地上總有小孩在玩足球，或者空罐頭權充的代用品。很多球探就在這裡搜尋打探，遇到令人眼前一亮的貨色就跟著他回家，好與他的家人議價，或許生活太絕望，很久沒有享受過舒服的日子，球探只要付出些許的價錢，甚至幾箱啤酒，就能把孩子帶回訓練營。

然後孩子就住在宿舍裡面，也有讀書的時候，但主要是踢球。年紀漸長，能力出眾的就會被賣去一些三流或次級球隊的青年組。經過重重的汰選，最好的青年可以在十七歲打入甲級聯賽，再等待最後一輪的交易，那最後交易的終點就是歐洲。阿根廷人不會為球星的外流感到可惜，相反地，他們非常驕傲，認為這不只是替民族揚威，而且是一個孩子理所當然的人生道路。

列基美、美斯和大半隊的阿根廷國家隊成員都是這麼來的。對他們來說，足球不是一種娛樂，而是一種為了生存的鬥爭。

梁文道：品酒還是評酒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說到酒評，不能不提另一位名家，休斯．莊遜（Hugh Johnson）。我剛開始學喝酒的時候，看的第一本酒經就是他的作品。內容我大半都忘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教人如何在派對餐會開始之前，把剛買回來的白酒在沒有冰桶雪櫃的情況下迅速冷卻。辦法是這樣的，用浸透了水的布條或者毛巾，裹住酒瓶，再讓它吹風。為了怕讀者不懂，莊遜還親身拍照示範。只見照片裏的莊遜悠閒地在鄉間小路上開車，一手握着軚盤，另一手就拿着一瓶纏上了濕布的酒晃在窗外，任田野清風吹撫，瀟灑得很。

還有比這更荒謬的白酒速冷法嗎？開車只用單手，另一隻手拿來握住酒瓶而非波棍，能不車毀人亡？但是這張照片卻又十分地「莊遜」，很有型很有格調。先不說他老兄這一招的浪漫奇幻，那片綠油油的田原背景就實在不是我等城市中人可以盼想的了；何況他開的還是Aston Martin，果然一派英式紳士風範。

莊遜的格調，還可以在他的文字裏讀到。他剛出版的回憶錄《A Life Uncorked》才一開頭就宣佈：「普魯斯特有他的瑪德蓮小甜餅，我有我的紅酒。」（Proust had his madeleine, and I have my claret）。這麼文藝的寫法，絕不可能出現在羅勃．派克的筆下；還要注意莊遜用的是claret這個老派英國紳士稱呼波爾多紅酒的傳統字眼，而非美國人平白粗淺的red wine。

身為英語世界葡萄酒文化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大使，莊遜和派克的分別是非常顯著的。首先，他不像派克那樣嚴格避嫌，不只為酒莊出任顧問，甚至還當上了Chateau Latour的董事局成員。其次，他愛用一種更傳統更講究修養的態度去賞酒，而不喜歡派克「大學入學試改卷員」般的科學作風。

這個分別不只是兩大酒評家的差異，還是舊世界與新世界的距離，更是對待飲食與人生的兩種態度。有人認為30年前那場美法葡萄酒大戰的形式就是一種新時代飲酒文化的開端，而派克則是這個時代的先知和傳道人。他們隱匿酒瓶上的招牌，同時也剝除了那張招牌所代表的歷史和傳統評價，然後把一堆酒弄得像脫光衣服等候護士檢查身體的病人，毫無尊嚴地任人啜飲，然後吐掉，打分。更要命的是這種以往只有專業酒商才會使用的試酒方式，在過去三十年間竟成了時尚。就連業餘的愛酒人也都紛紛模仿，搞自己的試酒會，引之為樂。

然而在老一輩人的心目中，酒不該是這樣喝的。我們應該放鬆心情，為不同的天候、不同的環境選擇最恰當的酒，而且要配上美食。一口食物一口酒當然會影響我們對酒本身的判斷，可是在搭配絕妙的情況下，它們產生的化學作用又豈足為外人道呢？先不管它，且讓我們繼續聊天，談談這瓶酒的故事和酒莊主人的趣聞。又想起那一年的盛夏曾經與朋友在他家的後花園開過一瓶，當年它仍是含苞待放，如今竟已繁花似錦。時光流逝，有酒為證，豈不妙哉？

我們愛酒，以酒釀出生命中的美好，視之為友。又何勞把自己放在實驗室裏穿上白袍，玩弄記憶的遊戲，猜測試管內的物質來源，雖然像是法官，其實淪為酒奴？

梁文道：邪派球王馬勒當拿

【都市日報-兵器譜】無人可以否認馬勒當拿是不世的天才，但我們總是在提到他的時候帶著一絲怪誕的笑意，彷彿他一不小心就會變成小丑。

的確他有可笑的時候，而且還老是處在一種令人尷尬的狀態。就拿這一屆世界盃來說，歷屆冠軍隊人馬都威風八面地在開幕式上列隊接受觀眾的致敬，只有他跑去為電視台作評述。這麼多的大牌球星到場觀戰打氣，只有他老是像個大不透的小伙子，扭著肥大的身軀又跳又叫，還違禁地叨著根雪茄。其實違禁從來都是他的強項，世界盃才開幕一個多禮拜，他就因為超速駕駛而在德國接到兩張罰單。

他最有名的犯禁行為，當然是1986年世界盃上那一記「上帝之手」。當年他還狡辯，說那一粒進球「一半是上帝的手，另一半是我的頭」，多年之後，他就乾脆在傳記裡坦白承認：「我就是用拳頭把球打進網的！那又怎麼樣？」這是明顯不過的小人行為，為甚麼阿根廷人還會把馬勒當拿奉若英雄，至今無人敢接替穿上他那神聖的10號球衣呢？

當然是因為他有神賜的才華。就在上帝之手出現的那一場球賽裡，他使出真本事從半場開始帶球，一人晃過半隊英格蘭球員，射進了國際足協稱頌的「世紀金球」。就算沒有上帝之手，這一招神的雙腿也足以把英格蘭打進地獄了。偏偏馬勒當拿就是這樣的人物，既有堂堂正正擊敗對手的本事，卻還要用狡詐的詭招欺人。最令人絕倒的表演和最無恥的伎倆就共存在這場比賽裡，象徵了他令人遺憾的一生。

為甚麼他就不能像比利和碧根鮑華那樣，做個德高望重的正派球王，而要跑去吸毒甚至販毒，搞出無數醜聞呢？

其實我們眼中種種怪異甚至歪邪的行為才統一了馬勒當拿這個叛逆英雄的完整形象。他永遠不要乖乖地循正道而行，他要做到別人不敢做也不屑做的事。他的偶像和長毛一樣，是原籍阿根廷的革命英雄哲古華拉；他和英美傳媒口中的獨裁者卡斯特羅是好朋友；他蔑視球場上的規範甚至國家的法律。所以阿根廷人反而更崇拜他，覺得他或許是個邪門中人，但卻敢於對抗這個世界為常人設下的所有規條。

就連那惡名昭彰的上帝之手，很多阿根廷人也覺得是值得稱讚的壯舉，因為第三世界竟然可以這樣子佔到世界強國的便宜，實在太聰明太漂亮了，就像俠盜用計奪去了富人的寶藏。更何況他佔完便宜還有實力叫你閉嘴，這下子就成了阿根廷一代人最欣賞的自我形象了。

梁文道：世界不是只踢一種球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童年在台灣度過，那不是一個玩足球的理想環境，不只沒有職業球隊，連業餘的也寥寥可數，電視上更是幾乎看不到任何賽事的轉播。但是小學的體育課還是一定會教幾堂足球的。記得老師講解完基本規則之後，就點了我的名字，他說：「梁文道，你是個『港仔』，踢球肯定有一手。來！示範給大家看怎麼傳球」。天！我雖負「港仔」之名，但自從出生之後，其實根本沒在香港呆過幾天，又怎能秀出香港足球的風範呢（那是七十年代，香港足球還有風範的年頭）？結果我的傳球自是令大家目瞪口呆，提前三十年讓大家見識到了香港足球的未來。

如今我們看世界盃的時候總是特別激動，說足球是凝聚世界的軸心，是全球化的側面典範；可是真相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簡單。起碼台灣人就不特別沉迷足球，而影響台灣運動品味極深的美國人更是不在話下，此外大家也別忘了板球為王的印度可是人口第二大國。少了美國和印度的全民投入，足球又怎算是徹底全球化的運動呢？

另一方面，足球雖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但也並不表示它踢到哪裏都是同一面目，毫無變化。當然大家都用腳來踢球，遵守的規則也約莫一致；就像全球化的另一表徵麥當勞，無論在哪裏吃，味道也不會有什麼不同。可是你怎麼看待足球，把它放在社會的哪個位置，讓它產生什麼類型的政治效應，就真是各地有各地的樣貌了；又如麥當勞，在美國它是最廉價的速食店，到了中國它卻曾是年輕人的時尚聚會場所。

法蘭克林．福爾（Franklin Foer）是個古怪的美國人，喜歡足球到了一個地步，想親身查訪在美國這個不正常國度以外的rest of the world是怎麼踢球，怎麼使用足球的。於是他開始了一趟旅程，去過英國、巴西、西班牙、意大利、烏克蘭、塞爾維亞和伊朗，最後寫出了《足球如何解釋世界》（How Football explains the world，請注意本書的美國版叫做How Soccer explains the world）。結論之一是全世界的足球流氓都會互相學習，但是發狠的目標與程度是不同的。

塞爾維亞有支老牌強隊叫做「紅星」，在南斯拉夫的時代曾經不可一世威震四方，而且是鐵托治下民族融合的象徵，來自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的精英球員聚一堂。但隨南斯拉夫聯盟在上個世紀末的漸次解體，「紅星」變成了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先鋒隊，「屠夫」米洛舍維奇的宣傳隊。促成這場變化的就是它的球迷會「老虎」，世上最有組織最殘暴的足球流氓。

這些球迷喜歡美國黑幫說唱歌手（gangster rapper）的造型，又從錄影帶裏學到英國同行的出擊方式；但是他們絕不亂喊亂衝，行動起來像軍隊一般講究。因為他們的會長阿肯（Arkan）不只是個傳奇性的逃獄高手，還是個有軍訓背景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在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他們發揮的作用比人數稀少的正規軍還大。「阿肯」當時把指揮中心設在貝爾格萊德的一家酒店，對外發號施令。球迷們分成不同小組，有的負責放火，有的負責包抄逃亡的克羅地亞難民。逃不掉的男人帶回酒店拷打，女人則被輪姦。「老虎」光是在95年的一次行動裏就殺了兩千人……

這就是福爾筆下的全球化：同樣的足球，不同的情緒；同樣是球迷，不同地發洩。

梁文道：球隊為電視而戰的年代

【都市日報-兵器譜】想當初英格蘭超級聯賽剛剛在1992年誕生的時候，曾經是歐洲球壇的笑話。大家心想，英國人的自大狂又來了。

要知道英國人本來就以為自己是現代足球的祖宗，一向關起島來看不起歐陸足球，數十年下來才發現自己可能是夜郎自大，原來意甲和西甲的水平比起英倫三島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料當人家的頂級聯賽其實就是甲組的時候，它偏偏要加上一重超級聯賽，好像自己的水準冠絕全球似的。其實這回英國人的想法倒是挺實際的，他們的最大動機不是自尊心，而是錢。

改變這一切的是「天空電視」，一家以獨家轉播賽事為獨步單方的衛星電視頻道。為了買斷足球賽，這家公司願意付出鉅額費用。肥水不落外人田，為了瓜分這筆橫財，幾家表現最好的球會聯手脫離甲組，另起爐灶成立了英超。

電視改變足球的歷史其實早已開始。法國和意大利的公營壟斷結束之後，私人電視台紛紛搶奪電視轉播的權利，已經把價格搶得水漲船高，讓球會賺到以前無法想像的巨款。英超的特別在於它徹底形成了一套新的管理機制，使得這些大牌球會在財政上完全由足總那裡獨立出來，可以自己和電視台談判轉播權，自行決定贊助商。

贊成商業原則，支持巿場化運作的人無不拍手叫好，爭說自己有先見之明。因為這場革命的確提升了足球賽事的水準，增加了它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擴展開了它的全球巿場。因為從電視台那裡賺來的錢能夠用在巿場營銷，和收購更好的球星；而且電視無遠弗屆的廣播覆蓋更意味著曝光率的成長，從而吸引更多的廣告贊助。錢和球會的水準形成一種循環關係：資本雄厚球星就多，球星越多成績就可能越好，成績越好自然有更多的觀眾，而觀眾就是收入的保證。

只是如此一來，傳統觀眾與球隊之間的關係也就漸漸改變。以往的球隊都是以地區為基礎，不同城鎮不同社區都各自擁有自己的隊伍，就算有外地來投的球員，他們和場上的觀眾也還是比較親密的。在觀眾的心目中，主場是自己的家，是這個社區的公眾會堂；而主隊的球員則是自己的鄉親子弟；兩者的關係猶如水乳。

現在的球會不再依靠入場的觀眾，他們的收入絕大部分來自電視台和贊助商，而非可憐的門票。坐在球場內的觀眾們仍然盡情嘶喊，仍然歡騰落淚，但是在他們和草地上奔走的球員之間，已經修起了一道巨大的屏障。如今這些球星更多是為了遙遠他方的電視觀眾而戰，是為了大型跨國公司的品牌而戰。鄉土之情，在我們這個電視年代無非是種遙遠的傳說。

梁文道：志在千里

【都市日報-兵器譜】雖然看世界盃的人一屆比一屆多，但許多球迷卻覺得它的吸引力其實已經大不如前。因為如今全球最優秀的球員都幾乎跑到歐洲頂級球會踢球去了，所以集結了世界最佳球會的歐洲聯賽，無論在個別技術還是整體質素上，都要比世界盃的水準高。

但是只要看過本屆B組千里達對瑞典那場震撼人心的賽事，相信所有人都會同意，世界盃的魅力依然是無可匹敵不能取代。

在商業邏輯主導足球世界的今天，一個球會的實力基本上是可以用金錢堆砌出來的；只要有錢，就不怕各個位置上裝不進最好的球員，湊不成一枝最好的隊伍。雖然有皇家馬德里這種愚蠢投資的典範，花上億的資本卻建出一艘開不動的銀河戰艦，但是老闆阮囊羞澀又還想發歐冠夢的，就無一例外地只能作夢了。

世界盃可不同了，球員是買不動的，各隊拚的是純粹的天賦和國家足球文化的深度，以及一種很不合邏輯但又真實存在的精神與態度。

就拿千里達和瑞典這場比賽來說，賽前根本沒人會看好千里達這隻平均年齡極高的隊伍。隊中數得出名字的無非就是曾任曼聯前鋒，但是早已步入球員生命晚年的約基等三兩個過氣老將。其他隊員就算效力海外，也多集中在一些二三流的球隊。

反觀瑞典，素來就是北歐強權，還有幾個在祖雲達斯、巴塞隆拿和阿仙奴當骨幹的明星。相比之下，第一次闖進決賽周的千里達簡直就像是來送三分給各支球隊的大豪客。

沒想到，這個人口僅有一百三十萬的小國竟是如此神勇，在半場只剩十人的情況下，頂住了瑞典狂風暴雨般的攻勢，且猶有餘力反擊。且看約基，多年前的前線殺手如今扛著老邁的身軀全場奔跑。

再看希斯路，這個直到23歲才離開美國太空總署打起全職賽的門將，神乎其技地屢救險球。這批老人真叫我們明白了甚麼叫做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這支球隊也讓我們認識到了世界盃和足球到底是怎麼回事。

弱隊可以打敗勁旅，無名小卒能夠熄滅明星的氣焰；不是因為「波是圓的」，不是純粹的運氣，而是勇往直前的氣魄和堅持到底的毅力。

梁文道：政治永遠抓不牢圓圓的足球

【明報-筆陣】泛談足球如政治的關係很容易，但如果想要說清楚這兩者的關係到底是怎麼聯繫起來的話，就有點難度了，因為它總是涉及足球那種最難以言傳也最難以穿透的魔力。政客總是想利用足球，從希特勒、墨索里尼到佛朗哥，都曾經試圖讓足球成為他們的宣傳工具；而球迷也未曾停止過把自己的國仇家恨投射在足球之上，例如所謂「英阿大戰」，就一直被解讀為英國與阿根廷之間的福克蘭群島戰役的延續。但是足球為何能夠擔起這樣的重任？圍繞它的巨大情緒動力又是怎麼來的呢？

伊朗的大師級導演基阿魯斯達米拍過一部片子，叫做《春風吹又生》，描述一個電影導演在伊朗山區的強烈地震之後，前去災區尋找曾在他上一部片子裏擔任主角的小孩，看看那個可愛的男童是否無恙。結果令人失望，直到片末，在一片頹垣敗瓦之中，在流離的災民堆裏，我們就是看不見小男孩的蹤影。然後，動人的一幕出現了：就算在這麼惡劣的環境底下，正在努力收拾破山河的伊朗人連帳幕都還沒搭好，竟然先七手八腳地趕架上天線，裝上電視，為的就是要收看1998年的世界盃。電視開的那一剎那，遠方球場上的喧嘩立即為這山谷帶來了久違的生氣。

在最絕望無助的時候，為了那一點點的甜美，生活還是值得繼續過下去的。就像獨立之後就陷入內戰的安哥拉，30年來的戰火葬送了無數百姓的性命，遍地皆是的地雷炸斷了數十萬計的大腿。但是敵對陣營的士兵偶而碰上了卻會踢場友誼賽，為了他日戰場再見時能夠念踢過球的因緣手下留情；而難民營裏則不乏拄拐杖還在追逐用破皮包捲成的足球的兒童。如今安哥拉首度打入世界盃決賽周，雖在首仗敗給前殖民宗主國葡萄牙，可是雖敗猶榮，鬥志昂然，振奮了安哥拉全國上下的民心士氣。戰爭可以摧一切，但是戰爭摧不了足球。

放在國際舞台，足球還可以織起最不可能出現的網絡。例如這一屆的世界盃，其中一個政壇焦點，就是伊朗能否打進16強，因為曾經宣稱「納粹大屠殺並不存在」及「以色列應該在地圖上消失」的伊朗總統內賈德屆時可能親赴德國觀賽。歐洲政界及猶太人團體早就強烈抗議，要求德國政府禁止他入境。在伊朗首戰墨西哥的比賽上，也有許多人示威，譴責在場的伊朗副總統。可是最怪異的情發生了，一批極右德國新納粹分子居然聚眾遊行，聲援來自中東世界的伊朗隊。這些平常在歐陸不會特別寬容穆斯林的種族主義者，現在竟以內賈德為同道。

伊朗總統內賈德是個相當複雜的人物，他固然站穩宗教上的保守路線，受到伊朗最高精神領袖的支持；但他同時也是個打民粹牌起家的政客，精於迎合民意。而宗教上的保守主義和迎合大眾的民粹傾向並非總是走在同一條軌道上的。

美國《新共和國》雜誌主編FranklinFoer在《足球如何解釋世界》(HowFootballExplainsTheWorld)一書中曾經報道過伊朗的「足球革命」，讓我們了解到足球與政治的複雜糾葛。在伊斯蘭革命之前，足球就被巴勒維王朝奉為國家世俗化與現代化的一面旗幟，在全國範圍大力推行。及至什葉派教長掌握政權，雖然討厭這種坦露大腿的運動，但已無法將它從伊朗人的生活之中抹除。妙的是上任總統卡塔米和現在的內賈德都標榜自己是球迷，在競選的時候紛紛找來明星級球員助選。可見即使在伊斯蘭神權政治裏面，西來的足球還是一種統一民心的手段。

問題是在於世界盃是以國家而非宗教為單位的，這個世上只有伊朗隊，沒有什葉隊。於是世俗化的民族主義和宗教的保守主義之間的潛在矛盾就被足球給射穿了，觸發這火頭的是另一組社會矛盾：女性權利與伊斯蘭教規的衝突。根據伊朗當局的規定，女性只宜看電視上的足球比賽轉播，不可到現場觀賞那些男性的軀體，更不能在球隊獲勝的時候湧到街上慶祝。可是伊朗實在有很多女球迷，她們不願孤獨地呆在家裏，於是開始有愈來愈多的人化成男裝混進球場。

1997年當伊朗隊在墨爾本打贏了澳洲，首次取得世界盃決賽周的入場門票，凱旋班師德黑蘭，在世上最大的球場阿札迪搞慶功大會的時候，數以千計的女球迷不理禁令，脫下長袍，湧到球場閘門，意圖衝進場內。她們喊的口號就是「阿札迪是我們的權利」(阿札迪Azadi是自由的意思)和「我們也是伊朗人」。一下子嚇傻了的警衛居然就讓一部分的女球迷進了球場。這就是有名的「足球革命」了。

這些女性用民族主義當武器，衝擊教規對女性權利的限制，要求和男性同享足球帶來的光榮與樂趣。自此之後，足球就成了一種解放的象徵，不只是女人的議題，還是一些被壓抑的訴求釋放的途徑。因為在球場裏面，亢奮的大眾可以喊出粗俗無文的言語，甚至其他帶有政治色彩的口號。好些球迷俱樂部實際上成了女性主義和公民社會意識的溫。

為了貫徹他的民粹路線，為了掌握最新的形勢，內賈德不只在本屆世界盃前向伊朗國腳致意，說他們的成就媲美那些正在開發核技術的科學家。他甚至還在4月宣布解除女性進入球場的限制，讓伊朗女球迷歡喜若狂。雖然伊朗最高精神領袖最後又否決了這道命令，使一切打回原形，但這到底是這位總統和老教長們的第一次公開矛盾，令人矚目。

足球絕對可以成為政治權力的武器，但是它又能反過來滾動出當權者意想不到的力量，掀開社會被壓抑

的另一面。看來那句老話果然有理：足球的確是圓的。

梁文道：在考試的年代喝酒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如果你是個葡萄酒初哥，去酒肆裏買酒，看到有些酒瓶的脖子上繫了一張小紙牌，上面寫着「R.P.93」，你大概會猜疑這是不是甚麼很專門的行話，然後又不敢開口問人，生怕露了底讓人恥笑。其實這小卡片本來就是為了你這種外行的普通消費者而設，就是怕一般人給酒商矇騙，替大家指條明路的路牌。

「R.P.93」裏的「R.P.」當然就是羅勃‧派克（Robert Parker）的簡稱，而那個93則是他給這隻酒的評分。

歷史上大概沒有任何一位飲食評論作者有派克這樣的地位和影響力了，可以讓一家酒莊倒閉，也可以使未為人知的小酒莊在一夕之間成為媒體追訪的明星；他能讓某個地區的酒銷量和價格颷升好幾倍，也能逼着世界各地的釀酒者跟着他的口味改變百年以上的老傳統。為了他的影響力，有人甚至還寄出死亡威脅來恐嚇他。最近一本傳記的書名取得真好，他就是「酒中帝王」（《The Emperor of Wine》by Elin McCoy）。

但最初他只不過是想在當律師的業餘時間裏，把自己的愛好拿出來和大家分享，用訂閱小報的形式向一群消費者介紹自己喝過的好酒，同時規勸他們避開其實不怎麼樣的貴價貨。然而美國人派克使用了一種每個美國人都能打從心底接受的評酒方式，那就是給酒打分數。一百分是滿分，九十分到九十五分是突出的表現，八十到八十九是非常好……，六十分以下就是不能喝不及格了。

而且和許多早就聲名卓著的酒評人不同，派克一開始就喜歡「盲試」，也就是隱去酒瓶上的招牌，像傳統法國交易會上那樣試酒。這種方法是最公平最客觀不過的了，有着光輝歷史的名莊與無名新丁都被放在同一起跑線上，猶如競賽。這是崇拜數據又不在乎傳統的美國人最受落的試酒方式，卻也是兩度讓驕傲的法國人在美法大戰中落敗的方式。

問題是這種一百分的計分系統能有多科學呢？比方說一瓶八十七分的酒和八十八分的酒的分別，我們嘗得出來嗎？據派克自己的說法，他是分得出來的，而且還分得很清楚。如果我們相信他的話，那只能說他的味覺與嗅覺細緻敏銳得太離譜了。因為其他酒評人或者雜誌往往採用星級制度，或者頂多用二十分為滿分的評價體系。能夠將一瓶的質素準確決定在一百個分數間的某一點上，要不是太過托大，就得有非常的信心了。

更嚴重的是味覺這回事根本難言客觀，在派克三十年的評酒生涯之中，難道他給分的標準可以一成不變嗎？他的口味又從來沒有變過嗎？我們如何判斷一瓶82年的滿分酒與九十年代的滿分酒之間的差距呢？

儘管有這麼多的疑難，派克依然是世界上最有權威的酒評家。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這種給分的方法太適合我們這些考試長大的人了，我不需要認識一座酒莊的歷史，也不用懂得唸它的名字，正如學校從來不會在錄取學生的時候花時間瞭解他的過去與性格，我們要的就只是一目了然的分數。

梁文道：美麗但是可憐的一個月

【都市日報-兵器譜】據說1994年當拉登還住在倫敦的時候，是阿仙奴的球迷，偶而甚至會進高貝利球場看球。一個許多人眼中殺人不眨眼的狂魔居然也是球迷，而且還是個英國傳統球會的支持者，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不知道他今天還看不看足球？要是看的話，他還看英超特別是阿仙奴的球賽嗎？假如他躲在巴基斯坦的山區裡，收不收得到衛星電視的訊號呢？他會不會和我們一樣，為了世界盃而廢寢忘食？與我們同時握緊拳頭，同時振臂高呼？

一顆小小的足球就是這樣提醒了我們，原來大家全都住在同一個地球上。我族人類，不論膚色、語言、文化、性別、宗教與政治的區別，全都有愛有恨，會歡呼大叫，也會悲憤落淚。儘管我痛哭的理由可能就是你狂喜的原因，比如說我支持的巴西敗給了你硬挺的德國，但是無疑我們都是有情緒，而且情緒會起伏的人類。足球證明了這點，往往在我們人「不是人」的時候忽略掉的基本事實；即使拉登，原來也是一個人。

說到今天的足球，很難不聯想到全球化。在芸芸討論足球與全球化關係的文章中，最有力也最不失精簡的，大概就是科爾比威特 (Dirk Kurbjuweit) 在德國《明鏡》周刊世界盃特輯上的《全球遊戲》了。

他指出：「美國是政治上的全球強權。其它的強權則是以美國為家的大型企業：麥當勞、可口可樂、荷里活的電影公司、微軟與谷歌。不是反美，只是我們應該慶幸至少有一種力量使得全球化不會淪為美國的勢力範圍」。

的確，只有世界盃能夠讓我們在這個全球貧富強弱懸殊的年代，看到一丁點公平的希望。原來飽遭內戰困擾的非洲國家科特迪瓦，是可以和歐洲豪門並駕齊驅的。只有在世界盃的球場上，伊朗可以暫時拋開被排擠的陰影，與其他國家同台往來。也只有世界盃能夠讓南美人挺起胸膛地站在美國面前，昂首宣布：「我是王者」。

四年只有這一個月，我們可以稍微記起巴別塔崩塌前的人類本是同一種動物；四年只有這一個月，我們可以暫時忘記世界本是何等地不公。為此，我們都應該懇切地祈求上蒼，不要在這個月裡降下災難，恐怖分子不要發動襲擊，美軍不要再濫殺平民，種族主義者不要把仇恨化為暴力。畢竟我們只有這美麗卻又可憐的一個月。

梁文道：動腳別動腦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世界杯和經濟表現有沒有關係，是個可以永遠爭論下去的問題。但是我知道出版業和印刷業的生意在這段期間一定火，首先報紙雜誌都得狂出特刊增頁；然後各路出版商也不可能放過機會，什麼紀念特輯觀戰指南，無不你抄我我抄你，亂七八糟地胡搞一氣。如此一來，從造紙到發行這一條龍產業的生意又怎能不好。有個數字，今年世界杯時段英格蘭出版業的營業額會上升百分之十，達十億英鎊。

如果你自命是個好深思的知識份子，面對這許多眼花繚亂的書刊，該選哪一本作為你的世界杯讀物呢（如果你還有時間讀書的話）？最近買到一本叫做《動腦粉絲的世界杯指南》（The Thinking Fan's Guide To The World Cup）的書，名字很嚇人，排陣也不錯，作者包括了Nick Hornby、Tim Parks和Jorge G. Castaneda等三十三個相當不錯的作者。讀下來才發現上當，原來它根本沒有指南的功能，只不過是一人一篇文章地介紹世界杯決賽週的三十二個競賽國（外加《新共和國》總編輯Franklin Foer一篇結論），而且寫得相當個人化，談一下自己對這個國家的感情，或者說一點自己和該國國家隊的恩怨。

不是不好看，但我就是搞不懂這本書和世界杯到底有什麼關係，其中有幾篇甚至沒怎麼碰過足球，真是「牛肉在哪裏」了。英國經典老牌足球雜誌《Four Four Two》的書評一句話就點中了它的死穴：「腦子動得太多，足球太少」。

話說回來，香港球迷人數這麼多，但肯花時間深思足球裏頭裝什麼的卻是寥寥可數。以足球雜誌為例，我就沒見過一份會像《Four Four Two》這樣有腦，不只每期必列書評，還會發長文探討伊朗的足球與政治的關係。要是把它譯成中文，銷量肯定危險。因為我們的球迷首先是賭徒，賠率表比文字重要。然後明刀明槍地只愛足球，不愛足球與政治、足球與文化、足球與經濟，以及足球與任何一種X的聯姻。最後，就算單單專注球賽，大伙也是看球星多於看戰術。我見過太多的球迷聲稱自己是某隊死忠追隨者，結果一場球賽看下來，隊伍打的陣式是451還是442都搞不清，夫復何言？

這也好，起碼態度簡單明確。球要不是用來賭，就是拿來踢，思考足球？何苦。

梁文道：永遠的謎

【都市日報-兵器譜】八九年六四期間的兩次大遊行到底有沒有一百萬人呢？這大概是永遠的謎。沒有人知道當時統計人數的方法科不科學，甚至沒人有興趣去問這個數字是怎麼算出來的。照我看當年的遊行何只百萬，簡直全港的人都到齊了。

原因很簡單，這麼多年以來我和認識及不認識的人談起八九六四，幾乎每一個20歲以上的都說自己去過那兩次大遊行(或者至少其一)。

更奇怪的是八九離得越遠，時間拉得越長，聲稱自己在場的比例就越高。在1990或1991年的時候，還有些朋友坦承歷史時刻少了自己的份，實在遺憾。如今卻連那些明明對我說過不在場的朋友，都栩栩如生地憶述起那一天的太陽有多猛，群眾的情緒有多激昂。

我不認為他們存心說謊，大有可能是經過多年的媒體薰陶，產生了幻覺，使他們錯誤地記憶了自己的經歷。

這個現象可以說明六四在港人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那兩次遊行又是何等神聖，令人覺得沒去過簡直就不算是香港人。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較為近期的03年七一遊行，對很多人來講，如果告訴別人自己沒參加過，是很「瘀」的一件事，所以幾大都要認自己扯過banner。

在這個背景底下看曾蔭權否認自己曾經去過「民主歌聲獻中華」，就是一件很趣怪的妙聞了。正如「獨立媒體」網上的葉蔭聰所言，假如曾特首真是一個「飲香港水，流香港血」的香港仔，他怎麼可能不參與這場界定香港人身份，沒去都要認去的聖典呢？

而當全城情緒最激盪的時刻，他還能好整以暇地去馬會吃飯順道參觀真正的香港人在搞甚麼鬼，又是不是公務員式政治中立得太離譜太冷血了呢？

反過來講，如果他真像司徒華所說，確實到場表達過支持，那又何需否認？且看梁振英這等親中派中堅，當年不也聯署過公開信支持學生，今日還不是照樣得到北京信任？比起曾蔭權的表白和何安達的解釋，梁振英的「當時香港數百萬人都有激情，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相信這件事將會有定論」就要大方得多了。

假如司徒華真是冤枉了特首，而特首又真是個政治家，那麼他不只不該大張旗鼓地為自己平反，反應像我那些朋友一樣，明明沒去過都死話自己有去，然後再學梁振英那樣子開脫。如此一來就可不負香港仔美名又不得罪中央了。

梁文道：兩代帥哥爭霸戰

【都市日報-兵器譜】陳水扁一家的醜聞越鬧越大，終於到達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場鬧翻全台灣，紅遍全華人社會的揭弊連續劇裡，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也特別值得政客學習，那就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了。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馬英九是個清廉純正的帥哥，在芸芸政壇爛草中恍如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他們大概很難相信，也不願意承認，馬英九也是一個工於心計長於謀略的政治人。其實想在政圈裡出人頭地，又有誰能不搞點謀略呢？紅得發紫的英國保守黨主席大衛．甘馬倫為了標榜環保，天天踩腳踏車上班，贏盡民心。但傳媒後來發現，原來每天都有一部汽車負著裝運文件，默默跟著這位沿途和路人微笑招呼的年輕政客回辦公室！

馬英九的權術盡見於近日台灣「第一家庭」的舞弊風波。在人人皆以為陳水扁大樹將倒，馬英九只要站出來振臂一呼即可以起摧枯拉朽之勢的當兒，他偏偏避來避去，先是要國民黨員「哀矜勿喜」；後則說要等民進黨自己人動手罷免陳水扁，以收「水到渠成」之效。這是為甚麼？

他的考量當然是兩年後的總統選戰。與其現在拉陳水扁下台，換上一個形象較好能力更強的人物(如蘇貞昌)，給民進黨一個自我更新續命的機會，不如留著腐化崩塌的扁政權，叫他繼續給媒體和百姓行刑，一天一片地刮下去。到時候對著民進黨簡直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比起要面對一個康復之中且不乏中興氣象的新對手，實在要好得太多了。

但是馬英九還是熬不下去了，座駕給人丟雞蛋，辦公大樓前群眾示威，他不得不站出來加入倒扁的行例。很多人以為這是人民壓力的結果，其實不然；這是給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迫出來的。

如果沒有陳水扁家庭的超級醜聞，宋楚瑜早就給人看低一線，沒人會以為他還有能力與馬英九競一日之雄長。即使是宋楚瑜自己，也老早宣佈「馬英九是我們泛藍勢力的共主。」但他畢竟是精明的老狐狸，一聞到腥味，就知道打獵的機會來了。他的獵物不是陳水扁，而是馬英九和他率領的國民黨。

宋楚瑜當然看穿了馬英九所謂的「以靜制動」 是在打甚麼算盤，於是一馬當先搶在倒扁運動的最前線，不只顯得顧慮甚多的馬英九軟弱無能，而且可以爭奪泛藍勢力中最仇恨陳水扁的一群，趁機動搖國民黨中的激進派；意圖逐漸取得設定議題的主導權，重歸泛藍共主的寶座。

有意思的是，在兩蔣在位的年代，宋楚瑜也以俊秀的外表和廉正的作風聞名，簡直是上一代的馬英九。直到蔣經國逝世之後，他那「大內高手」的面目才逐漸顯露出來。因此看台灣當前這齣大戲的時候，我們千萬別漏掉這兩代帥哥的爭霸戰。說不定這才是整件事走向的重點。

梁文道：黨員名單該有多透明？

【明報-筆陣】有些詞?太過美好，以致無論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只要一亮出它們，就彷彿正義在手，毋庸再議。「透明度」「知情權」就是這樣的一種字眼。

在最近的政黨成員名單披露風波裏面，很多人指摘民主黨違法，批評它沒有依據香港的公司註冊條例，全盤揭露黨員名單，還試圖用法律手段申訴，以求繼續封閉名單。不料才一轉眼，網上就有人替民主黨爆出內幕，使它的黨員芳名大白於天下。遂釀成「真兄弟」事件以來，民主黨另一次內亂危機。

民主黨不爭氣，路人皆知，他們的「大佬文化」和淺窄視野，長久以來也廣受詬病。他們違背法律要求十多年也是事實，無話好說。可是這回大家指摘他們不公開黨員名單是「透明度」低，不顧市民的「知情權」，卻又未免太冤了。

在我們這個時代，沒人敢說透明度的壞話，也沒人敢要降低市民的知情權，但透明度和知情權是不是真的可以暢通無阻？難道這兩個詞就完全沒有適用範圍，可以不受限制地應用在所有事情上面嗎？例如一個政黨的黨員名單。

首先我們得搞清楚政黨到底是幹什麼的。所謂政黨，可以是一群政見和理念相同的人的結合，他們要是分開了就沒有影響力；相反地，若是集結起來不僅可以產生比分散的個人更大的力量，甚至還能取得執政機會實現理想。政黨又可以是一具政治領袖傳佈政見和爭取民意的機器，透過宣傳和細密的連繫活動，把一套政治理念灌注到社會裏面，吸引更多的人向它靠攏，支持它的主張。無論它是由下而上的公民結社，還是從上往下的政見揚聲器，政治理念與施政政綱都是政黨的靈魂。所以從這個原理上講，政黨是種意見的結合。

因此當我們在考慮要不要投票給某個政黨，要不要資助它，又或者要不要加入它的時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它的政治立場和主張，而非它的黨員都是些什麼人。好比一個教會乃是信仰的集結，我加入與否應該看我有沒有這種信仰，而不是還有誰會信仰這個教會所宗的神祇。因此多數宗教組織都不會公開信徒名單(如果有的話)，而許多國家的《政黨法》也不規定政黨必須公布黨員名冊。

當然這只是理想的原則，實際上我們會被很多條件左右自己關於政黨的決定，比如說它有哪些成員？它的領頭人物是誰？他們有多大的本事？值不值得我們的信任？問題是一個政黨如果公開行動，它的領導班子根本就無所遁形。我們也很難相信一個政黨推出了候選人參選，而又可以同時遮蔽他們的身分，除非它是存心欺瞞。可是除了領導班子和被推舉出來參選的人物之外，我們有必要知道所有普通黨員的身分嗎？

舉個假想的例子，我很討厭一個同事，他不只樣子長得難看，而且粗俗無禮，常常在地鐵和巴士上大吵大鬧。如果我發現他是某政黨的黨員，我一定不會加入該黨，因為這人太過令人恥與為伍。但是政黨該不該為了滿足我，就公布它的黨員名單讓我瞧瞧這傢伙是不是黨員呢？又如買車，如果我發現一個名聲極差的人也是某種車的車主，我就絕對不會購買這款性能或許不錯價格更是合理的車了；那麼車行是否除了汽車性能數據與價目之外，還要公布所有這款汽車的買家資料呢？

政黨是種人的組織，我們會為各種各樣很人性的理由支持它或者離棄它。我可以因為它的辦公室地點不夠「基層」而厭惡它，也可以因為它的黨工帥氣美麗而投它一票；所以它大可為了招徠更多的支持者，使出各式各樣的花招，甚至決定公布所有黨員的姓名連帶相片。但就本質來說，我們始終是為了共同的政見而聯結成黨，而非為了各種不同的個人偏好拉雜聚眾，所以政黨可以公開黨員名冊，但沒有責任這麼做。

如果大家害怕政黨的背景會影響某些坐在重要位置上的人，甚至左右了攸關公眾利益的決定，我們應該要求的是那些提供位置的機構，而非政黨本身。比如說所有重要的公職和法定諮詢架構就得嚴格執行申報制度，讓大家知道受聘和被委任者有沒有政黨身分；有的話，這個背景又會不會影響他們的判斷。

因此民主黨不想公布黨員名單，完全有理有據；但在今天的局勢底下，它的做法卻還是欠缺了實際智慧。因為在香港反智的政治討論氣候之中，對四面八方咄咄逼人的「你係唔係有乜唔見得光」的質疑，心平氣和地擺道理就顯得太弱勢了。更何一般香港人對政黨還是多所疑慮，不是怕這個黨被黑手操縱，就是怕那個黨為人滲透，你愈是堅持原則尊重私隱，人家就愈覺得你的黨別有隱情不可信賴。再加上公民黨、自由黨與民建聯等大黨都已先後公開黨員名錄，對照之下，民主黨又怎能不讓人覺得形可疑「有」呢？

梁文道：美酒世界盃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五月二十五日，全世界報紙的國際版大概都有這麼一道花邊：「法國酒再次敗給加州。」說的是一場試酒會，搞手是英國著名的葡萄酒專家、倫敦「葡萄酒城邦」（Vinopolis）博物館創辦人之一——史帕里爾（Steven Spurrier）；參賽者是加州和法國兩地的頂級好酒；評判是一群享負盛名的業界精英。結果則是，舊世界法國酒的表現不如新世界的晚輩。

法國怎可能輸給美國？這又不是在踢世界盃。一名法籍裁判事後十分悔恨地告訴記者，「我怕自己回不了國」。雖然叫人意外，但是大家都知道美國的酒莊這幾十年來勵精圖治，頗有長進。所以這次比賽的賽果到底不如三十年前第一回論劍那麼震撼、那麼災難。

三十年前籌辦首次美法大戰的就是史帕里爾，當年還很年輕的他在巴黎開店賣酒，希望民族自尊心強烈、口味上尤其愛國的法國佬也能欣賞一下異地產品。於是就想出了這個噱頭，叫加州納柏谷（Napa Valley）的酒莊莊主帶着自己的精心傑作越洋過招，同時請出波爾多和布根地一列地頭猛龍出山迎敵。

一開始大家都以為只是場普通的「盲試」（blind tasting），評審們也是到了試前最後一刻才知道杯群之中有法國酒的存在。但這有甚麼關係，反正誰會在意加州玩意呢？就連對加州新進信心十足的史帕里爾也以為法國老大哥必勝無疑，他只是想評判們也能注意到加州酒，賽後說句「呢隊波係幼嫩啲，不過都幾有隊型幾有鬥心，假以時日都唔係冇機嘅」，諸如此類的勉勵說話。但是最後的局面卻把他嚇傻了，史帕里爾到底是在法國做買賣，他表示：「早知是美國酒贏，我就不搞了。」

1976年，整整三十年前的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巴黎歌劇院，包括AOC制度的總監督和三星名店太伊風（Taillevent）老闆在內的九位法國評審，面對着20瓶封住招紙編上號碼的酒，一一品試起來。

其中一位評審向同儕宣佈：「這瓶肯定是加州貨，沒有嗅覺（It has no nose）」，結果那是1973年布根地的Batard-Montrachet。另一位嘗了口納柏谷的Chardonnay之後，歡喜讚嘆：「啊！回到法國了。」還有個名家肯定地說一瓶納柏谷的Cabernet是波爾多premier grand cru級數的名酒，因為他喝出了法國的華貴。

真相揭露的那一刻真是叫人尷尬，無論紅白，名列前茅的竟然都是加州酒，1970的Mouton-Rothschild和同年的Hout-Brien都敗下陣來。九位名家可慌了，有的試圖臨時改分，有的乾脆耍賴，拒絕交出評審筆記。媒體方面，法國氣炸了，紛紛抗議裏頭有詐，就像我們抗議法國在98年世界盃淘汰了巴西一樣；美國人當然樂極，《時代》週刊告訴它的讀者：「無法想像的事情發生了，巴黎判定加州擊敗了所有高盧人！」

這是樁歷史性的懸案，也是道巨大的謎題，我還沒見過有哪一個酒評家忍得住手不分析解讀。可是不論大家的說法有多大差異，有一點是所有人都承認的：自從這場巴黎論劍之後，美國人的自信心和胃口都提高了不少。不僅釀酒業者大受激勵，精益求精；連消費者的好奇心也增長不少，使得加州酒的產量和法國酒的出口量成倍數增加。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如果想美國佬全面投入足球運動，如果世界足協想開拓這個巨大的廣告市場，最好讓美國隊贏一次世界盃冠軍。

梁文道：扁政權將傾，兩帥哥爭霸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陳水扁一家的丑聞越鬧越大，終於到達了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在這場鬧翻全台灣，紅遍全華人社會的揭弊連續劇里，有兩個人特別值得注意，那就是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了。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馬英九是個清廉純正的帥哥，在蕓蕓政壇爛草中仿若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蓮。他們大概很難相信，也不願意承認，馬英九也是一個工於心計長於謀略的政治人。其實想在政圈里出人頭地，又有誰能不搞點謀略呢?紅得發紫的英國保守黨主席大‧甘馬倫(DavidCameron)為了標榜環保，天天踩腳踏車上班，贏盡民心。但傳媒後來發現，原來每天都有一輛汽車負責裝運文件，默默跟這位沿途和路人微笑打招呼的年輕政客回辦公室!

馬英九的權術盡見於近日台灣「第一家庭」的舞弊風波。在人人皆以為陳水扁大樹將倒，馬英九只要站出來振臂一呼即可以摧枯拉朽的當兒，他偏偏避來避去，先是要國民黨員「哀矜勿喜」；後則說要等民進黨自己人動手罷免陳水扁，以收「水到渠成」之效。這是為什麼?

他的考量當然是兩年後的「總統」選戰。與其現在拉陳水扁下台，換上一個形象較好能力更強的人物(如蘇貞昌)，給民進黨一個自我更新續命的機會，不如留腐化崩塌的扁政權，讓他繼續被媒體和百姓們行刑，一天一片肉地剮下去，到時候對民進黨簡直是不戰而屈人之兵，比起要面對一個康复之中且不乏中興氣象的新對手，實在要好得太多了。

但馬英九還是熬不下去了，座駕給人丟雞蛋，辦公大樓前群眾示威，他不得不站出來加入倒扁的行列。很多人以為這是人民壓力的結果，其實不然；這是被親民黨主席宋楚瑜逼出來的。

如果沒有陳水扁家庭的超級丑聞，宋楚瑜早就給人看低一，沒人會以為他還有能力與馬英九競一日之雄長。即使是宋楚瑜自己，也老早宣布，「馬英九是我們泛藍勢力的共主」。但他畢竟是精明的老狐狸，一聞到腥味，就知道打獵的機會來了。他的獵物不是陳水扁，而是馬英九和他率領的國民黨。

宋楚瑜當然看穿了馬英九所謂的「以靜製動」是在打什麼算盤，於是一馬當先搶在倒扁運動的最前，不僅顯得顧慮甚多的馬英九軟弱無能，而且可以爭奪泛藍勢力中最仇恨陳水扁的一群，趁機動搖國民黨中的激進派；意圖逐漸取得設定議題的主導權，重歸泛藍共主的寶座。

有意思的是，在兩蔣在位的年代，宋楚瑜也以俊秀的外表和廉正的作風聞名，簡直是上一代的馬英九。直到蔣經國逝世之後，他那「大內高手」的面目才逐漸顯露出來。因此看台灣當前這出大戲的時候，我們千萬別漏掉這兩代帥哥的爭霸戰。說不定這才是整件事走嚮的重點。

梁文道：放下六四向錢看

【都市日報-兵器譜】每年六四，都有人叫我們大家「向前看」。我總是把「向前看」這三個字和「向錢看」搞混，因為那些勸大家向前看的人總是強調國家和從前不一樣了，如今的中國是個數一數二的強國。

最近不才有個調查指出世界各地有過半的人相信中國將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嗎？

而中國強在哪裡呢？自然是它的經濟地位。世界工廠、世界最大的巿場，全球經濟的最大推動力量，這些稱號都可冠用在中國身上。所以我們不應該糾纏過去，要看看當前的中國多麼強盛，如何富有。

這種說法的邏輯真有意思，等於是叫人忘記一個殺人犯的過去，原諒他那未經審判的罪惡；注意他今天擁有的財富與地位就好。又假設當年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戰後成了舉世第一富國，我們是否就不該再追問南京的屠殺是怎麼回事？強迫去「慰安」的軍妓又有甚麼下場呢？

由這套「向前看」邏輯推演出來的更冷血版本是這樣的：一、今天的中國和諧穩定，繁榮富裕；二、當年的中央政府鎮壓了北京的民主運動；三、沒有過去的鎮壓就沒有今天的榮景，所以過去的鎮壓是對的。其冷血之處在於把現在的成果歸因於八九年的血腥手段(但又說不清其中關聯)，於是我們所有分沾到中國經濟起飛好處的人，都成了那場悲劇的受益者。

即使再盲目，也都看得見中國的盛世風貌；但是不用學過大一邏輯和思考方法入門，也都曉得這類「向前看」邏輯是何等荒謬。我們怎麼可以把今日中國取得的成就和十七年前的清場手法這樣子連繫起來呢？我寧願那些想為當時政權開脫的人甚麼都不說，也好過這樣子扭曲事實鋪陳無恥的歪理。

我們都相信六四的悲劇很難再有重演的機會，也願意相信中國未來會變成一個安穩和諧的國度。但是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必須得到世人的真誠尊重，而一個真正得到尊重的國家必然也是個敢於面對歷史承認錯誤的國家。迴避六四，甚至迴避文革，並不能證明往日的正確，更不能彰顯現在的成就。「向前看」的理論只會使我們變得比否認歷史的日本右翼更無恥，而不會讓我們佔上自以為存在的道德高地。

梁文道：足球讓人類偉大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在當年拉美文學風潮最盛，每個文藝青年都搶着啃讀馬奎斯的《百年孤寂》時，很奇怪為什麽沒有人提起過烏拉圭的加萊亞諾（EduardoGaleano）。同樣的，當每一個熱愛足球的讀書人都交口稱譽英國作家霍恩比（Nick Hornby）最能寫出球迷的悲與喜、說他是最懂足球的作家時，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沒人想起你眼前這一部《足球往事：那些陽光與陰影下的美麗和憂傷》（Soccer in Sun and Shadow）。

加萊亞諾和許多偉大的拉美作家一樣，有過多年的記者背景。他此前唯一的中譯著作《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Open Veins of LatinAmerica）就是一個典型左翼記者的控訴，他控訴跨國企業與軍人獨裁政權總是不懈地吸噬拉美大地的血液。前兩年，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還在美洲國家高峰會上激昂地向大家推介這本老書，使它再度登上暢銷書榜，一時間傳為笑談。又和其他拉美作家相似，加萊亞諾也曾有段流亡歲月。

在右翼軍人當道的年代，加萊亞諾被迫離開烏拉圭，從一個國家流亡到另一個國家。他最後不得不跑到了西班牙，在前殖民帝國的核心回望家鄉，記憶那一大片土地的前世與今生，終於完成了屬於他一個人的拉丁美洲編年史《火的記憶》三部曲，一部由斷簡劄記與沉思組成的悲愴史詩。如果你只想看一部拉美全史，你不應該再找第二本書。不，不是因為它很全面很客觀；恰恰相反，這是一部非常零碎也非常憂傷的抒情故事集。

加萊亞諾夾敘夾議，挑選了他最想告訴大家的歷史片斷，把它們化成一串晶瑩如淚珠的珠串。那種風格，是我一直心儀一直私淑的風格，可惜我大概永遠也學不會。

只有真正熱愛拉丁美洲的作者才寫得出《火的記憶》，也只有真正的拉美球迷才寫得出《足球往事》。足球如此美麗，卻又叫人如此心碎。正如他為拉丁美洲所做的一樣，加萊亞諾也用同樣的手法替他心愛的足球寫出了一部編年史，記錄百年來一個又一個巨星的誕生和隕落，同時也描述了圍繞着足球旋轉的這個世界，以及足球那顆太陽它自己的命運。

這部歷史裏頭自然要有拉丁美洲的榮光，所以他驕傲地想起了1924 年，第一支出征歐洲的南美國家隊烏拉圭「教懂了歐洲人什麽是真正的足球」。當然，真正的球迷絕不可能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於是他能欣賞歐洲人的偉大。譬如 1962年世界盃場上的英國人博比·查爾頓， 「足球服從他，在他的指示下旅行，甚至在他踢到它之前，球就已經自動奔流入網」。

這裏有足球最讓人驚喜的時候，例如尼日利亞和比夫拉同意停戰，因為電視上的貝利正在踢球。也有足球最卑鄙黑暗的時刻，例如大獨裁者弗朗哥把皇家馬德里打造成一支流動的大使館，四處以球技宣揚他的政權。而忠於老共和國和巴斯克地區的球員則被迫流亡，國際足協還要落井下石，宣佈這批反極權的球員是叛徒，應該永遠停賽。

可是，足球又總能在最黑暗的時刻振奮人心。納粹德軍佔領烏克蘭的時候，曾經逼迫基輔迪納摩的球員和希特勒的衛隊來一場友誼賽。賽前他們收到警告：「如果你們敢贏，就死定了。」於是一開始「在恐懼與飢餓的折磨下，他們只好準備輸球。不過到了最後，他們無法抗拒尊嚴的呼喚」。球賽結束，11 位球員穿著隊衣在懸崖邊上被處死。直到今天，那場比賽還是足球史上最偉大的神話之一。

身為一名忠實的老球迷和老左派，加萊亞諾嘆息足球世界的商業化，認為今天的足球已沒有風格的區別了，蘊藏在足球中的原始快樂也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指出現在的球隊甚至不是為了贏去踢，而是為了不輸。可是他依然相信；正如我們，總是心灰，總是痛駡（我甚至懷疑我這一輩子說過的粗話裏有一大半都獻給了足球），最後卻還是乖乖地把整個人交了出去。沒錯，這個世界幾乎沒有金錢買不到的東西；可是我們頑固地堅持唯有足球的快樂和尊嚴是不能賣也買不走的，正如基輔迪納摩當年那批壯士，他們甚至可以連命都不要。只要一天還有人在踢球，那種精神就永遠存在。如果你也是球迷，你一定明白我在說什麽。

梁文道：電視的末日

【都市日報-兵器譜】互聯網初興階段，就有人預料這大眾傳媒會面臨衰落的命運。可是只有到了這一兩年，大家才切實瞭解這是甚麼回事。

首先遭殃的是報紙，報紙巿場成熟的地方如美國，幾乎連年錄得銷量下跌的新低。不過，報紙可以網上閱讀，實體漸被取代不足為奇；而且民間記者說不定可以衝擊傳統新聞，自行提供大量的第一手訊息 。所以報紙銷量下跌的趨勢還可以理解。

但是電視和電影就不同了，不只需要耗用大量的資金人力，而且製作技巧考究專門，非一般網友粗糙的手工製作可及。所以電子傳媒的巨頭們一開始關心的，還是發行渠道的問題，比方說在網上看電視的習慣會不會普及到替代了電視機的地步；又如怎樣維護知識產權，打擊非法下載電影檔案。至於內容，巨頭們可是一點也不擔心。

問題是現在的電腦視像處理軟件越來越發達，有本事的網友就算鬥不過荷里活團隊，拿出來的東西也不丟人。更何況Youtube等視頻交換網站大行其道，每個人都能利用幾乎每部手機皆備的拍攝功能把拍到的東西方便地傳到網上與人同樂。電視台過去喜歡集合家庭攝錄機拍到的有趣片段，做成觀眾提供內容的節目，如今更有誰需要打開電視去定時收看呢？同樣地，當我們上網就看到一個阿叔痛罵陌生人的真實場面時，又何苦等候電視上假得可以的「真人秀」呢？

根據歐盟最近的一項調查，許多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開始放棄電視機和報紙，他們並非不看電視節目，也不是完全不讀報紙，只不過喜歡在電腦上看。他們在電腦上來回跳躍於不同報紙網站，下載世界各地的電視節目。但是在收看這些傳統內容的時候，他們也花上越來越多的時間尋找世界其他網民主動提供的內容，那裡面就有不少「巴士阿叔」之類的短片。

比電視台更早感到時代變化的，是廣告商。他們正在研究針對個群體，量身訂做的宣傳策略，是否要比一擲萬金地花錢在電視廣告上更有效。當有一天廣告商開始從電台和電視撤退，巴士阿叔穿著客戶提供的T恤罵人，我們就知道電子大眾傳媒的日子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