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也讀經典（二之一）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有幾個朋友想搞讀書會，或許都是正在攻讀人文社會科學的大學生，對當代名家特別有興趣，於是建議要不一起看點李敖，要不就選本傅柯的著作。我覺得讀書會是種很好的活動，一群人志同道合，細心閱讀之後再各抒己見，就算遇上艱深的鉅著，合眾人之智，終也必有寸進。我自己唸大學的時候就常常參加老師學長主持的讀書組，獲益不少。

李敖的東西我看得太少，反正正在閱讀傅柯晚年在法蘭西學院講座的筆記，所以就想從他開始。跟又發現傅柯對柏拉圖對話錄《蘇格拉底的申辯》很有興趣，在那些講座中說了些挺有見地的評論，於是猛然醒覺，何不乾脆讀讀《蘇格拉底的申辯》呢？這是真正值得大家費心鑽研的典籍啊。

經典這種東西如今的名聲不大好，沒有人再相信學問和知識有按部就班這回事。如果一個教授告訴學生，想認識西方文化得從柏拉圖開始，因為「整個西方的思想傳統無非是柏拉圖的註腳」，他不是太土，就是不切實際。土的地方是這種說法太老套，你說柏拉圖是源頭，那些之前影響了古希臘的非洲源頭又如何呢？此外，什麼又叫「西方」，那是一種文化還是五味雜陳的一堆大拼盤？何況把文化想像成一道有源有終的河流，本身就是飽遭挑戰的假設。不切實際，指的是做學問若堅持溯本追源，恐怕大半輩子都要耗在詩經和楚辭上，死前正好唸到宋詞了。

但我還是鼓勵人家去讀柏拉圖，為的是另一種實際的理由，就是想看懂今人的著作。比方說傅柯這位現代大思想家，下筆行文輕輕鬆鬆地就左引一句《蘇格拉底的申辯》，右拐一段《斐多》（也是柏拉圖的對話錄）。但是在我們現代中國讀書人看來，卻令人費解難明，不知如何是好。

這也難怪，柏拉圖這等經典人物，你可以從理論上挑戰他的經典地位；可是現實裏多少歐美學者作家卻是真真正正地看他的東西長大，簡直就像血管裏的血液一樣，皮一割開，就自自然然地流了出來。沒看過柏拉圖不會完全看不懂當代哲學，沒讀過莎士比亞也不一定就不能理解現代英語文學（例如《哈利波特》），只是難免有點欠缺有些遺憾罷了。

我一直遺憾自己沒有機會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學古希臘文，不能直接用原文享受柏拉圖的文章，所以買了一部劉小楓編修的《凱若斯》回來，因為這是本自學用的古希臘語文教科書，但翻了幾頁就知道想要完全自修是不可能的幻想，那些文法實在太深。有些人是很聰明的，像上一代的印度文史專家金克木，他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末收到一本英文註解的拉丁文本凱撒的《高盧戰記》，匆匆學過書後附的拉丁語法概要，就一句句硬啃下來，最後竟就此學懂了拉丁文！我當然沒這本事。

但劉小楓在他那本古希臘文「自學」教程的弁言裏說得對：「經與史素為古學經緯，中西皆然。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學術遭遇西學百餘年，學人大多忙於研習形而上學，用心於西學經、史者，似乎最為稀罕，進入西方經、史的門徑──以古希臘文言和古典拉丁文言為基礎的古典語文學（堪稱西方小學），門可羅雀」。香港大學據說是本地最洋化的大學，但它的師生之中又有幾人知道自己校徽上那些拉丁文是什麼意思？該怎麼念呢？所以我們的讀書會要找本準確的中文譯本，並不容易，因為整個中國能通古希臘文的人本就不多，更有誰能翻譯柏拉圖？

梁文道：梁文道訪《走向共和》編劇談《萬曆十五年》 離開共和走向萬曆

【明報-世紀‧Creativity】編按：香港藝團進念二十面體把黃仁宇名著《萬曆十五年》搬上舞台，由內地電視劇《走向共和》的編劇張建偉負責改編。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於演出 以前予以提問筆談，談歷史，論人物，自在古今之間有了另一層的聯想。

訪問者：梁文道受訪者：張建偉1.閣下改編萬曆的概念是什麼？萬曆作為一本學術歷史文本，改編過程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在內地中華書局首版於1982年5月，首印數便有27,500冊，說明閱讀這部歷史專著的讀者，不光是歷史學家，一般文化人也都非常喜歡。

《萬》書首版，洛陽紙貴，我當時竟沒買到，但我中學時期的摯友聞樹國(後來曾任《天津文學》主編)買到了，我就千方百計從他那裏借來，但壓根兒不想再還給他。每當他要我還書的時候，我就找各種理由搪塞，或者借給他別的書，我也壓根兒不想再要回來。後來《萬》書開始再版，到1985年10月，已是第四次印刷，每次再版，我都買一本，因為書局每次再版，都加添一點新東西，比如首版沒有「參考書目」，而再版時有了；後來又增加了兩個「附錄」和黃仁宇先生寫的〈萬曆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這是我首次讀到黃先生的這篇著名的文章。

這次為阿威他們改編本書的舞台劇，我使用的還是首版。這裏還有另外一段情結，就是我的摯友聞樹國在幾年前不幸去世。這次能使用這一版的《萬》書來改編劇本，樹國兄九泉之下，也會欣慰的。2.閣下對黃仁宇和其大歷史觀有何看法？萬曆一書對閣下有怎樣的影響？

記得與阿威幾次見面，我都會談黃仁宇先生對我的恩惠，倘不是受到他的歷史觀感召，我不會成為歷史學界的一個業餘學者。這種感召和恩惠就是：放棄以道德的名義書寫歷史。

道德，是的，就是它。它在歷史中像個典型的官僚主義者，總是承認那些已經得到確認的充滿道德正義的東西。它永遠正確，正確得消滅了歷史。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說：「以道德的名義寫歷史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道德是人類最高的價值，陰陽的總和，一經提出，既無商量的餘地，或褒或貶，故事只好在此結束。間接也就認為億萬生靈的出處，好多國家的命運都由一個人或少數的賢愚不肖決定之，與其他因素都無關系，而只有破口謾罵的人看得清楚。」(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台灣允晨公司1989年版，頁258)

我們一旦進入這種道德化的歷史，總能發現充滿感情和正義的純淨簡單：你是好人，他是壞人；大灰狼壞，母兔子好。然而，這真是我們的歷史嗎？當我們說到歷史這個沉甸甸字眼的時候，它究竟意味什麼？一個敵人失敗了，一個主義勝利了，一個人成了愛國主義者，另一個成了賣國主義者——我們在許多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歷史常常就是這樣的。

但歷史卻不是這麼一個隨便設置的簡單電腦遊戲。在歷史研究出現之前，我們不知從何處來，我們只知道歷史把我們帶到了這一點。而所謂歷史，這就是說：人類要收拾思想，汲取教訓，然後再接往前走。我們已經能夠這樣看待歷史的作用：它在我們前人的生活已經成為歷史以後，還會再次走在那生活中，讓極端、偏執、以喧囂代替思考的歷史局面宣告退場，阻擋它們別在今天和今後重演。

這只有放棄以道德的名義來書寫歷史才能做到。放棄了道德化的歷史說教，歷史才能在更廣闊的領域內照亮自己，接受一連串新提問。否則，歷史就像朱熹所說：「好像在看一個好人和一個壞人在打架。打架有什麼好看？」(《朱子語類》卷123)

我想，放棄道德化的歷史研究，是件決不輕鬆的事情。我們在廢墟遺址和衰落的歷史中漫步，腳步本來已經很是沉重，何，它常常還需要智慧，需要勇氣，需要一種歷史品格，甚至，需要歷史時機。3.閣下對萬曆一書六個歷史人物有怎樣的看法？閣下最認同哪一位？最不認同哪一位？

史學界到今天還在用一個詞，叫做「歷史定論」，尤其對歷史人物，叫做「蓋棺論定」。我編劇的《走向共和》在央視播出過程中被刪節，最後被終止播放(不再重播)，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便來自所謂對歷史人物「蓋棺論定」的歷史觀念。許多歷史學家，包括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學的一些歷史學家，都口誅筆伐，認為我在劇中寫的慈禧、袁世凱、孫中山、李鴻章等歷史人物，都已經被「歷史定論」了，《走向共和》竟然與「定論」不一樣，因此必須被斬殺。

我以為這很可笑。歷史人物，今人毀，後人譽，昨天還是寶貝，今天便成棄兒，反反覆覆，了無終結。這很正常。由於新史料的發現，更由於新認識的產生，所謂歷史人物，就是後人對他們不斷地做加減法。相反，因所謂的「時代需要」，因權力定奪，因利害攸關，因愚昧狹隘，對歷史人物做出硬性的「蓋棺論定」，卻其實是蓋不住，也定不了的。而歷史倒是經常證明：所謂歷史定論不過是某一時間段的歷史霸道。

一般說來，對待歷史人物，時過境遷，閱歷增多，意氣漸平，再回頭看過去，可能會客觀些、全面些、公正些。而這樣一看，往往也會修正點什麼，使「歷史定論」的持有者或者捍衛者感到那麼一點不舒服。但這就是歷史研究，它對是否得罪了誰人，是無所謂的。

說得更通俗一點，對歷史人物，就是要歷史地看待他們。所謂歷史，就是說它是過去的事情，是有階段性的，歷史人物也不能超越那階段性。對某些歷史人物，一定要用所謂「先進思想」來衡量他們，他們就難免一無是處；而對另外一些歷史人物，一定要把「先進思想」附加在他們頭上，他們

就會很不真實。總之，我們不過是要在桌面上寫字，最好不要堅持一定要用太陽代替燈。有些歷史人物我們十分喜歡，例如晚清史上開頭的一個人物林則徐，結尾的一個人物孫中山。因為喜歡，就難免感情用事，描述他們的時候，便有很多的歌頌，很少的批評，甚至對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百般維護，使他們成了頭頂戴光環的聖人。而對另外一些歷史人物我們十分憎恨，例如近代史上開頭的一個人物琦善，結尾的一個人物袁世凱。因為憎恨，便也難免感情用事，描述他們的時候，百般詆譭，使他們動輒得咎，甚至對他們幹的許多好事也要用力挖掘出骯髒的動機，總之一定要把他們弄成徹頭徹尾的壞蛋。這樣做的結果，難免歪曲人物，進一步也就歪曲了歷史。

我以為，《萬》書實際上也是這樣看待其書中的歷史人物的，同樣，對《萬》書所寫的歷史人物，我們同樣也要這樣看待他們，即，不是定論，而是一家之言。只是這一家之言是如此深刻——黃先生說的是：某些歷史人物，如海瑞，他們的道德之長，不能改變制度之短——以至於我們今天重新審視這些歷史人物，仍感到一種「死人抓住活人」的恐懼。4.閣下認為以電視劇或舞台劇形式論述歷史有什麼局限和發展空間？

對舞台劇，我就像個傻子，一點不懂。幾次與阿威會面，溢雅也見了一次，都是聽他們說，我只有聽的份，心中欣喜，有「勝讀十年書」的感覺，但終是「隔行如隔山」。承蒙他們的信任，我只是在黃先生偉大著作的基礎上，再次做了我上述的所謂一點加減法，給他們提供的不過是個草本，真正的戲劇，那是要阿威和他的同事們去完成的。

對電視歷史劇，我略有心得，以為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大概是這麼兩點：

呼喚客觀理性。歷史劇的理性框構應該得到進一步昇華。在以往的歷史劇中，「教科書」味道還是太濃了些，老實說，沒什麼新東西。今後應注入更多新視點，其實就是新的理性，為了不引起歧義，我稱之為「客觀理性」，它在歷史劇的劇情中可能看不見，摸不，但它在閃光，像一棵樹，劇中人和事是它的枝、葉和花朵，而客觀理性像太陽，正照耀它成長。

拓展歷史時空。一個歷史人物，一個歷史事件——即使歷史劇題材確實「決定」作者必須寫這一個人和一件事情，也應該將其擴展到「集體時間的謎」之中，同時，空間也變的無限了。以往的歷史劇固守住自己所「看見」的空間，而我希望今後的歷史劇能夠「到若干個歷史時代」去發現「現在」的這個空間位置。歷史劇作家總是轉過身去，然後再轉回來，這時他發現，歷史事件的價值和含義不一樣了。

這其實就是那句老生常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是現代人，我們述寫過去的歷史，必須為當代人提供新的對歷史的認知，否則便是多餘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認識是治史的唯一道德。

info

進念大歷史話劇《萬曆十五年》獲得作者黃仁宇先生的兒子Mr.JeffersonHuang授權改編，由導演胡恩威，聯同歷史劇《走向共和》編劇張建偉共同將《萬曆十五年》發展成最貼近原著的舞台劇劇本；《萬》劇將於5月5至14日晚上8時於香港文化中心劇場演出。

張建偉在成為編劇以前，是《中國青年報》的高級記者，期間有「中國第一記者」稱號。張建偉喜歡研究歷史，曾出版多部具影響力的新聞作品集及報告文學，其中包括以十年時間撰寫、一連五冊的《張建偉歷史報告：晚清篇》。曾獲範長江新聞獎、五個一工程獎及首屆魯迅文學獎，並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與及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

梁文道：曲線放生港台

【都市日報-兵器譜】審計處批判港台的報告裡頭最莫名其妙的一句話，就是說港台的開支帳目不清，破壞政府辦事的規矩，不利「政府勵治」云云。

為甚麼港台不為外人所知的內部管理問題，也會給拉到這麼高的層次，跟曾蔭權政府念茲在茲的四字金剛咒「政府勵治」拉上了關係呢？這個情況好比廣東省佛山市水利局有個小公務員請人吃飯，回去「報銷」但忘了交單，結果給國家審計局批評為「嚴重違反了胡錦濤主席提出的社會主義『八榮八恥』重要中央精神」。十分高調，也十分荒誕。

唯其如此荒誕，更不得不叫人懷疑，政府是否有心要放港台一馬。大家都知道曾蔭權對港台很不滿，想要整治它一番。可是他想整治港台的理由和大家熟悉的老左路線卻大有不同，老左嫌港台太獨立，沒做好政府喉舌的角色；老曾則討厭港台冗員多開支大，且受其密友鄭經翰影響，覺得港台搞的東西跟商台無線差不多，干擾了媒體市場。至少他的陣營表達出來的是這個意思。

香港電台一直是個政治上的燙手山竽，放著它不管，肯定年年重演一回「政府喉舌VS新聞自由」的老套激辯。如果曾蔭權選擇在他鋪排連任的時候收拾港台，難道就不怕又捅了一個馬蜂窩，送給民主派一桶重磅火藥嗎？所以再不智也不至於在此時將港台壓服，「收歸國有」。

更妙的是政府親手成立的委員會也公開過初步的諮詢結果，顯示大部分受訪者都贊成公營廣播機構應該編採獨立，不受政府干預。假如日後這個委員會的結論竟是要港台徹底回歸政府，乖乖做好廣播處的政府廣播站的本務，豈非前言不對後語，自相矛盾。

在這樣的背景底下看審計處的報告，就會看出兩項特點：一是港台運作果然不符成本效益，二是它的行事方法不符一般政府部門要求。關於前者，則會引發港台到底是傳媒機構還是個公務部門的辯論。眼利的人，或者是媒介內行，一眼就能看出所謂的港台罪狀若是發生在一般媒體身上，根本就是再正常也不過的事。就算港台成了個全面唱好強政勵治的乖寶寶，只要它是傳媒機構，它就不可能完全依循政府的辦事守則。

由此可以推測，政府的最終目的是想港台大減肥，再讓它「獨立」，從此乾手淨腳不用一輩子揹個政治大包袱。現在狠狠地罵它一頓是做場好戲，突顯其根本定位的矛盾，為將來脫離政府鋪路。難怪港台工會成員都說要「欣然接受」這份報告了。

梁文道：怕陳方安生，也怕曾蔭權

【明報-筆陣】曾蔭權和民建聯最近親密到了一個不尋常的地步，一個月之內先是親自出席民建聯的中委會，再派許仕仁與林瑞麟去東莞參加民建聯的路向營。先撇開委任民建聯成員進入重要的諮詢架構等實質動作不論，這兩項姿態上的演出就實在太不得體了。標榜行政主導，要做全民特首的行政長官怎能親身跑去一個黨的最高決策會議呢？曾蔭權不是民建聯的黨員，卻又以特首的身分參加這種閉門內部會議，他該不該公開當日的會談內容呢？可是話說回來，這次行動卻又十分地「曾蔭權」，總是抓住任何機會不放，靈活地轉身，卻又表現得過猶不及。

那麼，從一開始打算自組「政府黨」班子，挾高度民意以凌駕各現存政黨的曾蔭權，到底是為了什麼轉身？又為了什麼要轉得如此徹底，猶恐路人不知今天誰是親誰是疏呢？小道消息說是北京的意思，傳聞國家領導人曾經耳提面命，要曾蔭權明辨「敵我」關係，多多重用傳統「愛國愛港」勢力。但理由是什麼？卻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其實政府班子近日和民建聯的火辣關係，要放在另一個背景底下考慮，才能見其真實底蘊。這個背景就是如火如荼的選舉委員會提名戰了。關心政壇走向的朋友，必能發現過去兩周以來，政府和所有愛國愛港勢力正全力發動機器，務求全面堵截民主派取得100個選委席位，舉兵邁入小圈子選舉的企圖。於是一時之間，醫學界有醫學界的內訌，法律界有事務律師與律師之爭，好不熱鬧。

但無論從過去多年來的實踐經驗，還是循正常理性的推論，我們都已清楚，如果特首的位子想要坐得穩，如果政府真想「強政勵治」，最好的方法莫過於來一場有競爭的選舉，不論這是人數多麼有限的小圈子選舉，也不管這個選舉的結果是否早有「天意」。假如曾蔭權能在選委會的戰場中輕鬆勝過余若薇、李永達甚至陳方安生，順便秀兩手醒目香港仔式的親民手段，日後就比較不易落人口實。就算給人批評成「欽點」特首，起碼也可以理直氣壯地回一句：「好歹我也是選出來的。」

既然如此，北京為何還要這麼緊張？政府和各方親政府勢力還要肉緊地四出拉票？曾蔭權又為什麼還要突然加快丁屋審批權來換取80席新界勢力的支持呢？傳統智慧是中央政府行軍佈陣向來穩字當頭，寧要防患於未然，也不願給民主派一點出線入閘的機會。但是以當前局勢來看，民主派再怎麼一心同德，再怎麼神通廣大，也不可能在選戰中威脅到曾蔭權勝出的機會，他們還怕什麼？

他們怕的其實不是民主派，而是曾蔭權。這麼講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有可尋的。首先，若讓曾蔭權堂堂正正地出戰，屆時各方愛國勢力和他的關係就不是像現在這樣，是特首有求於民建聯和鄉議局；而是反過來大家要忍氣吞聲按下各自的不滿，自動歸隊舉義勤王了。因為只要對手順利進了沙圈，再小的風險也是風險，曾蔭權即使不加快審批丁權，即使不用派糖給民建聯，新界幫和民建聯在形格勢禁的情下也不能不緊緊地團結在他的身邊。再加上一場搞得像「幻覺直選」的選委會選舉，凱旋班師的曾蔭權焉能不強勢？而且可能是太強勢了。

中央當然是「支持特首依法施政」的，問題只在於怎麼個支持法。民主派抬出了陳方安生之類的角色後，中央要各旗人馬放下一切計較，全力鼎助曾蔭權是一種支持；立刻動員大家搶奪席位，讓選委會一片紅海盡是自己人，又是另一種支持。後面這種支持的微妙之處在於一方面清楚地顯示給曾蔭權看，香港政壇有很多條互不從屬甚至各有衝突的路線(比方說左翼的工聯會與親商的自由黨)，但歸根究柢只有北京的大手可以完全掌握。另一方面則是讓曾蔭權的權力實質地放置在不同路線的交錯平衡之上，使他要用各樣交易手段來維持這種平衡(大家都知道，選委會的席次分配最合造就「政策交易」(吳志森兄語)。

這裏的矛盾就是如果要特首真正做到「強政勵治」，就該讓他和他的班底成為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唯一合法代理人；但若真是如此，卻又會坐大了曾蔭權，失卻了使用其他勢力微調政局的可能。當日董建華之敗，就是路線太多，誰都聲稱自己背後有人，就連田北俊見了廖暉回來都可假傳御旨，而董建華卻又不敢公開直斥其非。換了曾蔭權登場，中央很有要一新作風的傾向，許多自認是代理人的都不知董下曾上的內裏乾坤，看來可以杜絕一些人繼續上京打小報告的意圖。因為當時的中央政府急欲確立曾蔭權的權威，令他成為獨一無二的代理。

但是自從政改方案推倒，使中央認識到單憑曾蔭權還是搞不定民主派，必須照樣重用傳統「愛國愛港勢力」。同時，曾蔭權的民望卻又居高不下，頗有往強勢特首發展的勢頭，日後說不定羽翼豐滿漸漸失控。所以還是改弦易轍，回復多幾條代理路線的路子，既可以打擊甚至淹沒反對力量，又可以限制曾蔭權，不令他自高自大。

這當然是傳統中國的治術，永遠不要押注在一個人身上，而要充分利用臣下的不同甚至矛盾，好維持在上位者的難測天威和無上中立。但這也是中央處理地方政府的一貫手法，就像蔡子強兄所說的，省長和省委書記盡量不要是同一派系，這才能收中國式「制約與平衡」之妙效。否則坐大了某個地方，難保有朝一日不聽使喚終成心腹之患。內地省市猶是如此，更何情勢複雜，有機會成為「顏色革命基地」的香港。

代理人

太多，人人有話要說，特首忙於酬應，怕會成了跛腳鴨；反過來特首太過強勢，既怕他失控，又怕沒有其他選擇可以應對意外的變化。看來中央和曾蔭權都會很頭痛了。

梁文道：二十一世紀的中古教團

【都市日報-兵器譜】鞭打自己，是許多傳統天主教會的修煉方式，有說是重溫耶穌受難的體驗；也有人認為是斷食一類的靈性實踐，可以鍛煉純潔靈魂。但是到了今天，這種手法太過駭人聽聞，所以絕大多數的教會都放棄了這種折磨肉身的修習。

可是很多人認為神秘的主業會依然保有這個傳統，他們的忠誠會員甚至每天在大腿紮上一條帶刺的索帶兩小時，就像《達文西密碼》所說的一樣。虐待自己不打緊，主業會最為人詬病的是其不光彩的歷史。創建這個團體的施禮華神父是西班牙人，所以它的發源地也在西班牙。當時在位的是西班牙親法西斯的獨裁者佛朗哥將軍，主業會有很多成員都是這個惡名昭彰的壞蛋的支持者，甚至還當上了他的內閣成員。佛朗哥將軍則稱頌主業會是一群「值得敬重而且有榮耀的紳士」。

說到紳士，主業會的另一項罪名是極端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反墮胎反同志愛不在話下，他們甚至鼓勵女性多點盡好自己的本份，也就是照顧男人。住在主業會中心裡的熱心會員不只要男女分住，甚至連電話都要嚴格地按性別區分，女人絕對不能打男子專用的電話；但是女會員卻要負責整個中心的清潔和煮食，她們被告知「這也是神聖的工作」。

再保守也無所謂，這個世界上保守的宗教團體又何只一個「主業會」？問題是現代社會事事講求透明公開，一個人在中古時代天天拿針刺大腿不會惹人非議；但是今天如果你突然發現身邊的同事每日戴著棘帶上班，又不肯坦白交代，你肯定會認為他有怪癖。

所有被人批評為異端甚至邪教的組織還有另一項共通特色，那就是要成員疏遠家人。有一個以抨擊「主業會」為目的的網站，設立和維持它的就是一群家長和前會員，他們都經歷過子女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的遭遇，也痛苦地面對過子女要徹底離開家庭搬進「中心」的震盪。他們曾向天主教教區求助，但沒有多少效果。畢竟主業會是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最信任寵愛的機構，傳聞十分富有的主業會曾在八十年代出手挽救瀕臨破產的梵帝岡銀行。撇開主業會的政治背景不論，其實它的保守作風和自虐式的靈修手段要是放在從前，根本就不是公眾會產生興趣的東西。說到秘密，哪個傳統社會沒有秘密；論及離開家庭，以前各大宗教「出家」的例子又少得到哪裡。我不同意主業會的主張，但我同情它。

在我們這個世代，任何一個想和主流社會保持距離，守住自己隱密，但又有強大魅力和影響力的團體，都難免染上一層地下色彩。如果它還要是個宗教團體，簡直更符合了大眾關於異端和邪教的想像了。或許主業會最大的錯不是它的神秘，而是它生錯了時代。

梁文道：你當騙徒我演傻子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店大果然欺客，例如連卡佛，一直以來盛傳先敬羅衣後敬人，聽見鄉音佢就講英文。但是自從開放自由行，北水南調救香港之後，如今是要說普通話才能得到豪客級的服務了。我從來穿得簡陋，但走進這座香港百貨業的頂級「佛堂」（蘇施黃語），倒也不覺得受過甚麼白眼，除了一次被騙的經驗。

我早上起床刮鬍子的方式比較老土，喜歡用毛刷濕一濕溫水，刷幾圈剃鬚用香皂，再在臉上打出厚厚的一層泡沫。我以為這種老派手法是一個男人開始一天生活的完美享受，一大早就按摩背脊大腿說不過去，但稍稍按摩一下下巴總可以吧！而且電刮鬚刀發出的聲音，我又嫌它吵耳，不太適合清晨的環境。於是我從二十歲開始就像個小老頭般，天天拿個小毛刷刷醒自己，感覺挺好。

但這裏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刷子日日泡水，不免浸壞刷柄連着刷毛的接口位，刷毛會漸漸掉落，像個中年男人的頭頂。所以有種小架子，可以倒掛刮鬚刀和毛刷，晾乾多餘水分，保持乾爽耐用。可惜這年頭在香港找這些工具不容易，要是缺了一項壞了一樣，還真不知上哪裏找。

好在連卡佛代理了英國老牌Penhaligon's，於是我就參拜「佛堂」，想去買個毛刷架。只是有個難處，我沒帶用了多年的心愛毛刷，不知尺寸是否合適。和濃妝艷抹的售貨小姐商量，她想也不想就說：「沒問題，我們的架子是可以調整尺寸的」。甚麼？我可看不出哪個金屬架有任何能夠調節大小的裝置。連另一個售貨員都面露狐疑，不大相信自己同事的斷言。可是那女子堅持可以，於是我請她示範一下。原來那個裝置就是她的一雙玉手，身形纖細的姑娘使起蠻力，打算拉開架上的金屬圈，結果當然不行。

妙的是她喘一口氣後，竟然說：「我現在拉不開，不表示你拉不開。這樣吧，你先買再說，回去看看包裝上的說明，一定有辦法。」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整件事太過荒謬，我竟然真的買了，好完整這次奇妙的遭遇。回家拆開精美的包裝盒，發現根本沒有甚麼說明，我忍不住笑了出來。這個架子至今供奉在家，好紀念我與連卡佛堂的一段緣，我沒拿回去抗議退換，因為我知道沒有我自己的衷心配合，這事是不會發生的。

過去說「店大欺客」，想到的或許是有名的陸羽侍應（其實他們不是傳說中的那麼高竇，不信你中午去要個位子試試，態度並不壞。或許是這些傳聞起了效果）。但近幾年來，香港出現了全新形態的「店大欺客」，是欺騙的「欺」。

有些店聲稱自己有「禮雲子」，一上來卻是連顏色都不對，更何況入口的味道。還試過一些門口總是排着長長人龍的名店，才坐進去就叫你吃套餐。你若不從，硬是要點些功夫名菜，侍應居然很急切地回答：「其實嗰啲嘢唔好食㗎，咪信窗口啲食家嘅嘢啦！叫套餐咪幾好。」套餐點罷，不到一分鐘，冷盤熱湯主菜甜點就一齊上桌了，意思當然是要你快點吃完快點走，別擋着人家在門 外人龍的身上再刮一筆。

這種情況遇得多了，我漸漸不懂得生氣，只會傻笑。畢竟活在一個日益荒謬的城市裏，我們要用演喜劇的心情來配合配合。

梁文道：何以謠傳廢止中文繁體字

【南方都市報-媒體思想】這陣子有個傳聞越傳越火，越傳越真，那就是聯合國即將在2008年正式廢止中文繁體字的消息了。

其實這當然是謠傳，因為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1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員身份之後，簡體字就是聯合國使用的正式文字了。但是空穴又怎會來風?這個謠言的出現和流傳自有其現實背景。

現實就是世上雖有3000萬人使用繁體字，但讀寫簡體字的人卻有13億多；現實是台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到大陸經商求學，越來越多的簡體字書進入台灣；現實更是中國大陸的崛起，使得中文成為許多老外很想學習的語言，他們學的當然是簡體中文。這個局面對台灣人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讓他們緊張恐懼，配合政治和經濟上的邊緣化趨勢，聯合國要廢止繁體字成了一種很可信的現實(盡管這個現實早已存在)。

有些台灣人甚至以為聯合國要禁止全世界的人使用繁體字，完全失去了理性與常識。在這個傳聞引起的爭論里面，有人為簡體字叫好，說它簡便易學，也有人為繁體字申辯，說它符合漢語特別的「字形構義」原則，說它形態優美，還有它如何正統是中華文明的經典傳承。

但是，任何關於語言文字的存廢爭論從來都不可能只是語言學的，也不局限於文明傳統的層面，它們總是政治的。這場爭論發生在台灣尤其尷尬，因為近年來的「本土化」聲浪不斷高揚台灣文化的「原生性」和「主體性」，力圖斬斷台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系；與此同時，又有「台獨」的政治主張反對任何敵人支持的東西，支持敵人拋棄的所有事物。那麼大陸放棄的繁體字，「台獨」該不該堅持呢?如果要將繁體字化作區別於對岸的文化標志，那會不會又等於承認了中華文化正統的影響呢?

兩蔣治下的台灣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當年肯定自己是正統，對岸搞「文化大革命」，他們就強調「中華文化复興在台灣」；對面使用簡體字，他們更要保住「正體字」。如今台灣的泛藍陣營可以繼續走這條路，名正言順地說自己的語言文字是中州正韻，但泛綠呢?

曾經提倡歷史教育要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教育部長」杜正勝說：「我叫杜正勝(繁體)，如果把我的名字寫作‘杜正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名字。」一時之間，泛綠系統陣腳大亂，有人說他守住本色，有人說它背叛了台灣。至於「正體字」，有的說為了去掉「正統中國」的意味，不妨跟隨大陸改稱「繁體字」；也有論者提出何不正名之為「台灣字」?更激進的，幹脆說放棄所有中文書寫系統，要不用英文，要不改用拼音字母。

但是這種觀點很快就被人指出有與大陸「同流」的危險，因為當年大陸也有中文全面拉丁化的呼聲。沒想到一段小小的謠言，就揭出了「台獨」在文化立場上的深層矛盾，如果中國的就一定不是台灣的，那麼台灣還剩下多少文化選項呢?

梁文道：主業會開門了！

【都市日報-兵器譜】一個組織要走到甚麼地步，才會被人稱作秘密組織？一個宗教團體又要去到何種境界，才會被人標簽為地下教派呢？

早就惹人猜疑的天主教組織「主業會」近幾年很紅，因為全球暢銷書《達文西密碼》把他們形容為不惜派出殺手去追殺敵人的極端團體。小說改編的電影很好，就要上映了，與其到時候被動地給人攻訐，不如主動出擊。於是成立數十年來一直低調隱秘的「主業會」，最近大展公關手段，不只接受採訪，讓外人進入他們在紐約的哈頓那十幾層高的美國總部大樓，甚至還推介成員給媒體。所以最新一期的《時代》週刊就有資料去做個封面故事了。

要知道這在幾年前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主業會是天主教會內部一個權力特別大的組織，直接聽命於教宗，所以各地教區的主教有時候也無法得知他們到底幹甚麼。而且就像「共濟會」，主業會的成員是不能自行揭露身份的，也不能向外人透露太多組織內的事。更神秘的是即使在招募新成員的過程裡，被吸收的對象也不知道自己天天去的這個「中心」就是主業會的基地之一，直到最後要下決定加入與否的那一刻才洞然發現真相。

主業會沒有一份公開的成員名單還不夠奇怪，它甚至連會規也不對自己人開放。和主業會有點「牙齒印」，以開放見稱的「耶穌會」神父馬田曾在美國的天主教雜誌《美國》撰文，評論主業會的會規用拉丁文寫成，不只沒有大家看得懂的英文版本；平常還鎖在櫃子裡面，一般成員只聽過這份文件，卻沒有親睹的機會。事實上，很多離開了主業會的成員都說，他們平日的教義問答課程筆記，也是用外人難解的「密碼」寫成。

主業會有甚麼不能公開的道理呢？他們的創始人施禮華的主要著作《道路》，自1939年出版以來，已經被譯成數十種語言，其中並沒有太多高深的奧義，無非就是「今日事，今日畢」之類的普通格言。所以英國最重要的左翼評論家伊格爾頓就很不客氣地斥之為「三流水平的神學見說」。

難道主業會還有甚麼更值得隱藏的東西嗎？

梁文道：講讀書不如讀書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但見有人字畫甚佳，中國人就會想辦法去求字求畫，還不給錢，講的就是人情，或者朋友的朋友的人情。比方說在台灣逝世的臺靜農教授，據說就給這些無日無之的人情弄得不堪其擾，晚年身體不好，更是難受。於是鄭板橋這首打油詩才會那麼為人傳誦：「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又當秋風過耳邊」。號稱「詩書畫三絕」的鄭板橋曾經寄住焦山別峰庵，本是個靜養的好地方，逛竹林望江景，偶有所得，即書墨竹一幅，好不自在。但是後來聞風而至求畫的人太多，壞了庵裏僧人的清修，也敗了鄭板橋的興致。所以寫下這首詩，貼在庵門，好叫人知難而退。

我連給鄭板橋擦鞋子的資格都不配，但是他受的苦，他的心情，請容我說一句：我約略有點感受。所以，今天我要借這一角鄭重地呼籲各方友好，如果再想搞些什麼閱讀講座和論壇，就請別再找我了。

我基本上是個靠嘴巴吃飯的人，在電視上耍嘴皮子，久而久之竟成一門手藝，儘管粗糙，可還是有朋友以為我能說愛說，故此一遇上什麼座談會人數湊不齊的時候，就找我充數。再加上每個禮拜在這裏向大家報告最近都看了哪些書，而且是我想像中的大眾會有興趣的，不免就令人誤會，覺得我真有什麼讀書心得，於是受命赴會的多半是和閱讀有關的活動。何況自己心軟，總是不好意思開口推拒，結果很難過。

長此以往，身心俱疲，感覺遲鈍記憶衰退，寫字鬧出了笑話都不自覺。舉個例子，前數個月寫過一篇介紹《倫敦書評》徵友欄的東西，近日在網上看到有人轉載，就重新看了一回，但怎麼看都不順眼。突然發現，我通篇在談那些幽默抵死的徵友短訊，卻居然忘了「Lonelyhearts」這麼重要的英文字。按「Lonelyhearts」就是專門撰寫這類徵婚徵友小方塊的槍手（和「lonely hearts」不同），可見這是早就存在的行當，我竟當作新鮮事。我認為這是讀書講座講多了的結果。而且照這個趨勢看來，我勸人讀書的時間很快就要超過自己讀書的時間了。

可能生性愚鈍，我硬是不懂為什麼有作者去飯局的時候要比看書的時候多，不看書又怎麼寫作呢？飯局上吃進肚裏的東西變化成報上的文章，對讀者豈不是很不雅嗎？我還想繼續寫專欄，繼續做節目，不敢走捷徑，只好騰出更多的時間讀書。

香港這地方有意思，從電台到學校，都愛搞推廣閱讀風氣的運動，而且搞得極盛大。我去過一些「分享」讀書體會的講座，聽眾能有好幾百，台下一片人頭，台上燈光猛烈，你幾乎可以感到講者說話的時候，空氣裏正燦爛地放無形的煙花，熱鬧呀。反過來，真正有效但規模細微的讀書會，卻沒多少人有興趣。可是幾個好友有志一同，細水長流地每個禮拜見一次面，真正分享近日的閱讀心得；又或者一起研究本經典，一章一節地慢慢讀下去；這該是種多麼美好多麼自然的讀書活動呢？如果讀書非要有活動的話。

我也答應過主持這樣的讀書會，但是驚訝地發現許多參加者不只沒看過要共讀的書，且根本沒有要看的打算，我就知道糟了，香港閱讀運動的病已經深入骨髓。不久的將來，會有機構弄出個萬人同時讀《紅樓夢》的盛會，好申報世界紀錄；不久的將來，也有人會在世界閱讀日前夕聚集，零點前正好倒數，然後齊呼「Happy世界閱讀日」！對了，今天是世界閱讀日，新一代文學雜誌《字花》發刊的日子，李歐梵教授與我會在發布會上對談閱讀文化。

梁文道：滅自己威風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胡錦濤訪美的隨行人員之中，有一個人叫做鄭必堅，職務是「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的理事長，實際上則是胡錦濤最重要的智囊之一。他在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的時候，曾經提出過一個流行一時的理論，那就是「和平崛起」。

意思是中國已是個大國，其崛起無可避免，大家應該承認；但卻不用太擔心，因為它的崛起是和平的，對任何國家都沒有威脅。這套說法聽在國人耳中，自然十分受用，似乎大有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的雄心和豪氣。但翻譯作英文之後，「崛起」成了「rise」，就很刺激外國人的神經了，尤其是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強權美國。然後在胡錦濤訪美前，美國各主要報刊除了繼續質疑中國操控人民幣匯率、出口傾銷和擴張軍備外；竟又不約而同地發表評論，表示中國內政問題多多，自顧尚且不及，又哪來的工夫去崛起爭霸？

例如《華盛頓郵報》就在4月1號社論中表示：「中國正在湧現的內部挑戰要比它在內外領域上的成功，更加令其領導人徹夜難眠」。《紐約時報》更在17號的一篇報道裡說：「胡主席告訴過布殊總統，對付政治腐敗、農村不安、貧富差距和嚴重污染已經佔去了他的所有時間。」有觀察家認為這類消息和意見是中國政府主動釋放出來的，而且效力算是卓著，目的是要降低美國政壇和國民對中國日益高漲的敵意。如果嫌這種觀察太過陰謀論的話，我們還可以看看近年來國家領導人的公開言論，也總是再三強調「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豈不也是投射出一副主動「示弱」的形象。美國高層曾提出「中國威脅論」，最近則改倡「中國責任論」，看起來是正面回應了「和平崛起」的說法，承認中國是個不可迴避的世界大國，應該在國際上和美國共擔重任。其實只要再多看一點想深一層，就會發現所謂「中國責任」無非是說詞，背後仍不脫要抑止中國甚至圍堵中國的基本思路。

且舉一個較少人注意的例子：油價問題。5月的《外交事務》期刊發表了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越來越多美國人擔心日益上升的油價會操控美國外交政策，因為美國太過依賴進口原油。這種擔憂反映在一些國會議員的主張上面，他們認為全球油價上升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這頭不知飽足的巨獸把油價抬高了。很巧合地，這批議員要求布殊在和胡錦濤會面時候提出蘇丹和伊朗問題，要中國做個「負責任」的國家，不要向一個人權紀錄惡劣和一個試圖發展核武的國家買石油。看到了嗎？這就是「中國責任論」的真諦，一方面把對於高油價十分不滿的國民情緒引導到中國身上，試圖抑制它的高速成長；另一方面則用難以爭議的人權價值與國際安全理由切入中國重要的石油來源和外交聯繫。在這樣的局面下，降低「和平崛起」的高調，不惜「自暴其短」地公開揭示自己的問題，不啻是中國政府柔軟而現實的外交策略。既不能擺脫美國，又不能和他硬碰，「示人以弱」確是很好的選擇。難怪中國政府接受胡錦濤這次「國事訪問」可以不設正式國宴了。

梁文道：賣咖啡的方法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最近星巴克重新包裝它的零售咖啡豆，特意突出它們的產地，強調不同地方種出來的咖啡連味道都很不一樣。就像我們喝酒要講究水土，咖啡樹猶如葡萄樹，都是植物,即使是相同的品種（比方說阿拉伯咖啡豆），也會因所在地的土質氣候而變。為什麼這麼簡單的道理，卻少有人注意，並把它推廣成貴價咖啡的營銷手段呢？

自從上個世紀由美國開始的「特種咖啡革命」跟美式咖啡文化席捲全球之後，喝咖啡的人都知道咖啡有「風格」和口味的分別。所謂風格可以是各種豆子混合的比例,比如說「哥倫比亞調配」，就在專櫃放了些哥倫比亞咖啡豆,至於放得多還是放得少，除非廠家特別說明，否則我們是不知道的。當然還有各家各派的「私家調配」，只有熟練飲家才喝得出其中乾坤。

很容易與風格搞混的，是口味。如果說風格還比較自然一點的話，口味就完全是人工添加的東西了。咖啡豆包裝上常見的「雲呢拿、杏仁」等字眼，指的就是這袋咖啡豆聞起來有雲呢拿和杏仁的味道。這些氣味是怎麼來的呢？是把杏仁和香草與豆子放在一起炒出來的嗎？當然不是,它們純粹是用液裝的噴劑噴上去的，那些香味噴劑絕大部分是人工化學產品。上「阿里巴巴」網找一找，你可以大批大批地買回來。

各式風格和口味的配對可以配出千變萬化的咖啡味道，在過去二十多年裡幫助咖啡業界開發了新一代的飲家市場。但是這還不夠，咖啡業者有一個仍未完成的夢想，那就是要把咖啡上升到葡萄酒的層次，讓喝咖啡的人像喝酒的人一樣講究，就算咖啡無法陳年，至少也要在品種和產地上大造文章，最好能捧出咖啡業裡的「五大名莊」，賣個更好的價錢。

最早在香港將杯裝咖啡按產地分級的，應該是幾家日式咖啡店，例如早就結業的「大茶壺」，所以日本人要比美國人更早注意咖啡來源和種類的區別。這種路數和光談風格口味大不相同，它不只能沾葡萄酒文化的光，令飲家覺得自己喝的咖啡有名、有姓、很高級，而且還有一種更自然、更土地的感覺。

有些咖啡店乾脆就用裝運咖啡豆的麻布大袋作裝飾，一袋袋生豆放在店子裡面，再擺一部炒豆機，讓客人像是走進了手工作坊，喝到的則是直接來自原產地的新鮮咖啡。其實這是一種販賣懷舊感的營銷手法，光顧這些店舖就像在米鋪買米，原始粗糙但是自然，和在超級市場買一包包袋裝的大量生產的工業品完全不同。

不只客人覺得特別，就連商人自己都動了真情。美國咖啡業的同業刊物《World Coffee and Tea》曾經做過專輯，探討特種咖啡革命的走向。有個經銷商就說自己是祖傳賣咖啡的，如今這種標榜產地麻袋包裝的零售方式使他格外驕傲，好像回到了十九世紀，回到了還沒有跨國集團壟斷市場，回到了沒有性格的標準產品仍未充斥街頭的美好年代。

這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因為那樣的時代從不存在,十九世紀歐洲的咖啡商可不會放滿一袋袋的原裝豆供君選購。從一開始，咖啡就是掌握在國際貿易大亨手中的商品，如今的懷舊和自然只不過是新時代的發明罷了。

梁文道：正體字還是繁體字

【都市日報-兵器譜】這陣子有個傳聞越傳越火，越傳越真，那就是聯合國即將在2008年正式廢止中文繁體字的消息了。

其實這當然是謠傳，因為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71年取代了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會員身份之後，簡體字就是聯合國使用的正式文字了。但是空穴又怎會來風？這個謠言的出現和流傳自有其現實背景。

現實就是世上雖有3千萬人使用繁體字，但讀寫簡體字的卻有13億多；現實是台灣有越來越多的人到大陸經商求學，越來越多的簡體字書進口台灣；現實更是中國的崛起，使得中文成為許多老外很想學習的語言，他們學的當然是簡體中文。這個局面對台灣人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讓他們緊張恐懼，配合著政治和經濟上的邊緣化趨勢，聯合國要廢止繁體字成了一種很可信的現實 (儘管這個現實早已存在)。

有些台灣人甚至以為聯合國要禁止全世界的人使用繁體字，完全失去了理性與常識。在這個傳聞引起的爭論裡面，有人為簡體字叫好，說它簡便易學，也有人為繁體字申辯，說它符合漢語特別的「字形構義」原則，說它形態優美，還有它如何正統是中華文明的經典傳承。

但是任何關於語言文字的存廢爭論從來都不可能只是語言學的，也不局限於文明傳統的層面，它們總是政治的。這場爭論發生在台灣尤其尷尬，因為近年來的本土化聲浪不斷高揚台灣文化的原生性和主體性，力圖斬斷台灣與大陸的文化聯繫；與此同時又有台獨的政治主張。

反對任何敵人支持的東西，支持敵人拋棄的所有事物。那麼大陸放棄的繁體字，台獨該不該堅持呢？如果要將繁體字化作區別於對岸的文化標誌，那會不會又等於承認了中華文化正統的影響呢？

兩蔣治下的台灣沒有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當年肯定自己是正統，對岸搞文化大革命，他們就強調「中華文化復興在台灣」；對面使用簡體字，他們更要保住「正體字」。如今台灣的泛藍陣營可以繼續這條路，名正言順地說自己的語言文字是中州正韻，但泛綠呢？

曾經提倡歷史教育要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教育部長杜正勝說：「我叫杜正勝，如果把我的寫作『杜正胜』，那根本就不是我的名字」。一時之間，泛綠系統陣腳大亂，有人說他守住本色，有人說它背叛了台灣。至於「正體字」，有的說為了去掉「正統中國」的意味，不妨跟隨大陸改稱「繁體字」；也有論者提出何不正名之為「台灣字」？更激進的，乾脆說放棄所有中文書寫系統，要不用英文，要不改用拼音字母。

但是這種觀點很快就被人指出有與中共「同流」的危險，因為當年大陸也有中文全面拉丁化的呼聲。沒想到一段小小的謠言，就揭出了台獨在文化立場上的深層矛盾，如果中國的就一定不是台灣的，那麼台灣還剩下多少文化選項呢？

梁文道：春秋既亡 賊子何懼

【明報-筆陣】中國國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等的八項教條在內的「八榮八恥」，目的是要倡導「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範，促進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和發展」。一時之間，全國上下都在學習「八榮八恥」這個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這樣的道德信條，學習這樣的「中央精神」，背景當然是因為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敗壞得可以；為官的欺上瞞下，貪污不過百萬不成新聞；經商的不信不實，偽劣仿冒幾如必然常態；至於所謂的「重大」工業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徵地，更是無日無之。「舊社會」的四維八德和各種傳統宗教給摔了個稀巴爛，「新中國」倡導的馬列主義價值觀則淪為口號，中國社會陷入價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聞了。

美籍印裔學者杜贊奇(Prasenjit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至1942年的華北農村》中提出，傳統的中國社會基層有自己的文化網絡，調節了各方的權力，維持了民間村社的自行運轉。但是進入20世紀之後，國家權力深入拓展到各個地方之後，卻出現了「政權內捲化」的現象；也就是國家政權愈是加強對地方基層的控制，地方的社會愈是破敗，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網絡失效，政府的威權取代了傳統士紳族長賴以維持權力的一系列象徵符號，比如說關帝。崇拜關帝不只是民間的「迷信」，也是傳統帝國認可的行為；對種地的農民來說，關帝可保風調雨順；對皇權來講，關帝是忠君價值的終極體現。政府不只不破壞民間的祭祀結社，反而積極介入出一把力，於是一個關帝，政府民間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歷史人物關羽演變為神的歷程，是中國歷史發揮宗教作用的經典示範。一般不識字的百姓或許看不懂《三國志》，但是尊崇漢蜀的小說《三國演義》卻能透過戲曲等各種民俗文藝，把一套符合儒家價值觀的人物角色與是非判斷灌注到帝國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榮辱觀」，他只需要認可早在民間流傳的人物典型和正統的歷史觀。

最近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施琅大將軍》惹起了中國知識界和網民的激烈爭論。這部電視劇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為他率軍攻克鄭成功後人治下的台灣，「維護了民族的統一，神聖領土的完整」。這樣的主調當然會引來非議。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數地區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稱作「漢奸」。因為他曾兩度背叛南明王室，又隨鄭成功抗擊清軍，最後又倒向滿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後據點台灣。其次，鄭成功是兩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連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麼該置鄭成功於何地呢？第三，鄭成功現在也被台獨抬作建國先祖，施琅則是他們貶損的「小人」。中央台這套劇集針鋒相對的意圖再明顯不過了。此劇最早的倡導者陳明被認為是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諱是「想喚起國人對台灣問題的關注，其次是想振作決策層對解決台灣問題的意志力和決心」。

關於施琅的歷史定位，可以牽扯到中國歷史「正統」觀的理解，和民族主義形成的問題，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在這裏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可以用這件事來側擊中國社會價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傳統史學作用的淪喪，和獨立知識分子的缺席。

我們先要了解滿清對於向自己投誠的明室舊臣並不客氣，乾隆41年甚至編纂了《貳臣傳》甲乙兩篇，列出了157個「遭際時艱，不能為其主臨危受命」，「大節有虧」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疇這些大清洪業的功臣。反過來，倒是鄭成功逝世之後，康熙親書輓聯一副：「四鎮多二心，兩島屯師，敢向東南爭半壁；諸王無寸土，一陽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間褒貶對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擺脫了一時的功利計較，肯定了中國歷史中永恆的忠奸觀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中央政府仍不願全面認同抗日國軍功績的態度，相差豈止道里？

滿清入關，面對一些儒生基於種族立場的華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統。例如雍正就在《大義覺迷錄》裏說：「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迄今，萬世不易之常經，非尋常之類群聚，分鄉曲疆域之私衷淺見所可妄為同異者也。……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有時候還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還多。比方說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為自己講經，他親詣曲阜孔廟的時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讀祝文，行三獻禮。對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實為歷代帝王所不曾有」。

饒宗教授在《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一書嘗言：「正統理論之精髓，在于闡釋如何始可以承統，又如何方可謂之『正』之真理。持此論者，皆凜然有不可侵犯之態度。」清初諸帝明顯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統，讓自己的統治得到毫無疑義的合法性。但是要有這個正統，其前提是獨立於王權和現實政治利害的史學，及維持這個史學道統的知識分子。饒公文說：「……對君主行為可作嚴厲而正義之道德評判，其由來甚遠，實為中國史家之優良傳統……歷史上之裁判，既為史家應有之責任。所謂moraljudgement」者，西方或決於神斷，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為裁斷，凡人之終，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謂神斷之秤，不如歷史之秤。」

自孔子纂《春秋》以來，歷史就是中國 的宗教，歷史教育就是傳統中國的道德教育，這種想法驟聽起來很迂腐也很不科學，卻的的確確是中國「舊社會」價值維續的樞紐。所以歷代王朝都很注重歷史，希望自己的政權合乎歷史中的正統，贏得百姓的認可。但弔詭的地方就在於政權既要利用歷史，又不能過度扭曲它，尤其是貫通其中的褒貶原則，否則就會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餘還斷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權」的說法，表示中國史家和知識分子秉筆直書，自成一獨立系統，可以制衡皇權。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閱更不能更動內史書寫保存的「實錄」。

可是自從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國政府發動以無產階級的立場重新評價歷史人物之後，這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傳統就被徹底顛覆了。它不只翻轉原有的褒貶原則，孔子變為不學無術滿腹禍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頌揚不得橫抑的明君；而且還把歷史化作完全服務於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這場革命的兩大口號：「厚今薄古」和「先紅後專」，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現實的需要去了解過去的需要，後者則是要站穩黨的立場去解釋歷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筆桿子甚至說寫歷可以「七真三假」！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就說文革集團「抓史學，隨心所欲地偽造歷史。別有用心地吹捧女王，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現代大儒，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史學」。(見逯耀東《史學危機的呼聲》)我沒有興趣去爭論施琅的問題，只是想指出，如果一個號稱「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者為歷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實在太可悲了。但再轉深一層，就知道這不是個別學者的問題，而是整個世代史學地位淪喪的結果，知識分子群體墮落的表現。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態強推一套道德觀，我們又怎麼知道它明日不成黃花？

梁文道：何謂設計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聽說設計師是今天香港年輕人心目中最有型的職業，不只衣家居有型有格，紅起來還可以有大把的收入，讓自己的臉孔出現在各大小報刊雜誌上。看來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說得對，這個社會有好幾種資本，評價一個人的地位也不只是看錢賺得多少。一個保險經紀的收入大有可能要比做設計高得多，但不知道為什麼，在一群經紀面前說自己是個設計師，就是有點藝術家的自信，聽起來就是有點時尚感，彷彿包裹了一層神妙的氛圍。

也是，眼下很多時尚雜誌都貢獻了許多篇幅給設計，時裝自不用說，家具、平面、室內、建築乃至於各種小玩意都有讀者愛看。我問過一個朋友這有什麼好看，答案很簡單，就是「又靚又有型」。

但設計就是這麼一回事嗎？把一張桌子或一個糖果盒弄得漂漂亮亮，讓用家用得過癮，使商人賺個開心？日本設計師原研哉（Kenya Hara）在《設計中的設計》一書劈頭就問「何謂設計？」，並舉了一個例子來展開這個問題：「這裏有個杯子，或許你清楚明白那就是個杯子。但當某一天有人跟你說『請設計這個杯子』時，你該怎麼辦呢？即使認清了這杯子將成為設計的對象，但當下也會因為不知道該怎樣去設計這杯子，而感到自己越來越不瞭解杯子。甚至更進一步地將杯子到盤子間，同樣是玻璃器皿卻具有微妙差異之處的十幾種容器，一同排列在你面前，若要你清楚說出哪些層級的是杯子，哪些是盤子時，你又該如何去界定那個分界線呢？」。

也就是說設計不應該只是一項物品的改良、美化和包裝，而是一種根本的提問，一種對老東西的新發現。設計至少對原研哉這位當代日本設計界中堅而言，設計總是始於事物本質的還原。就算你沒見過他的作品，但只要知道他是「無印良品」的顧問，就不會對他這麼強調回歸根源的設計觀感到意外了。「無印良品」這個標榜不走名牌路線的名牌，產品可謂涵蓋了衣食住行的全部範圍。品類雖多，但都有自然簡約的風格，叫人一眼就認得出來，是種回到根本恰到好處的設計。

基本地思考設計把已知的事物陌生化，才能得出令人意外的創新。原研哉在書裏提到一個叫做「Re-Design」的展覽，正是他探索這理念的一次實驗。他策展的「Re-Design」也來過香港，記得不少報紙都報道過裏頭陳設的有趣作品，例如建築師茂設計的廁紙卷。一般廁紙卷的軸是圓形的，因此繞它捲起來的廁紙也成了一個個圓筒。茂卻把那個軸筒做成四方形，使廁紙卷看起來怪怪的。但它絕不只是個別緻有趣的把戲，而是另有用心的小革命。因為四方形的廁紙抽拉起來不如傳統圓卷那麼順滑，會產生阻力更會因為磨擦而發出噪音，所以令人用得很不方便暢順。結果是廁紙用少了，這個設計的目的就是環保。當然，它還節省了存放的空間，圓形的廁紙堆放起來總是會留下不少間隙。看過茂的設計，我不禁反過來猜想，傳統的廁紙為什麼是圓的呢？

可見設計能夠從細節的變化改革許多事物以至於人類溝通方式的整體面目，所以它無處不在，也所以這個行業變得如此吃香。原研哉認為設計總是被看成表面式的服務，讓商人賣更多的產品，讓政府和企業的訊息更深入人心。可是，設計師應該在社會上找到更有彈性且更適當的位置，因為「設計並不是一種技能，而是種捕捉事物本質的感性與洞察力」。所以設計師不只是樣「有型有款」的工作，還可以是社會物質轉變的催化劑。

梁文道：你們都是早上的太陽

【明報-讀書】出書要找名人寫序並不罕見，出雜誌要找「大佬」寫賀辭也不怪；怪是近年許多標榜作者是青年新勢力的書居然要請一批老鬼撰序推介，以壯行色，結果寫序的年紀加起來是正文作者的幾倍以上；更嚇人的是好端端一本書的序言因為太多，竟比正文還要厚。真不知買回來的是本文集還是序集，是老人熱捧小伙子還是年輕人敬老賀壽。

最近看到一些「名家雲集」的刊物，雖說是名家出手，但結果實在教人不敢恭維。有大師級人馬明明不懂，卻硬要說李歐塔從來談不出美學(人家的遺作寫的就是康德論崇高)；也有退休教授繼續數落新一代作者的語文造詣及不上李白杜甫。所以我不明白，大好文壇新希望為什麼要找我說幾句助陣的話？套一句毛主席的名言，你們可都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呀！

梁文道：什麼福利主義？什麼資本主義？（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二）

【明報-筆陣】在香港討論政治的一大難題是有很多未經推敲、似是而非的詞彙和表述滿天亂飛，結果愈講愈亂，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誤導了市民的情緒與思考方向。上個月我在此與梁美芬教授關於「政教合一」的討論，用意就是為了釐清這個敏感術語的真正意義和適用範圍，誠如梁教授所言，「所謂『政教合一』的議題，並不是一個主觀認為『是與不是』的問題」。但我不敢苟同的，則是以為政教合一「可能牽涉到一個宗教在法律上會否同時被認為是政治性團體」，因為這是個專有所指的術語。若用到這麼寬廣的地步的話，我們是否也能指摘某些佛教高僧政教合一呢？因為他們甚至出任政協！

這不只是咬文嚼字，而是因為「政教合一」這個術語有很不光彩的背景，一提起來可能會想到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或者威脅伽利略的羅馬教廷。所以把「政教合一」的稱號加在陳日君身上，會帶來很多誤導的情緒聯想，對他固然不公平，也容易混淆了當前政治討論真正應該力的地方。

另一個經典範例就是我們要談的「福利主義」了。上文說過，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向來是阻延香港實現普選的重要理由。但到底什麼叫做「福利主義」？害怕它的人卻從來沒有說清楚過；就連對它的擔憂，也沒有明確固定的表達形式。按照懷有這種憂慮的論者之邏輯：1.普選會使得政客討好選民；2.而選民總想要多點甜頭；3.所以普選產生的政府為了滿足選民，就會「派糖」。所謂的「派糖」又包含了兩方面，一是減稅，二是增加福利等公共開支。故此普選要不就造成一個財政紀律鬆弛，大搞赤字預算的政府；要不就乾脆走向「福利主義」。

至於「福利主義」，因為沒有理性的界定，它在香港其實是個可以不斷移動非常寬廣的光譜，增加綜援當然是福利主義，訂立標準工時也是福利主義，甚至給予工會集體談判權都是福利主義。在這光譜最遠的那一端，則是人人避之則吉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了。所以，用福利主義去指摘對手，其實是把對手放置在這麼一道香港人非常恐懼的左派光譜之中，使其欲辯難言。難怪公民黨一說要支持最低工資，大家就說他們勝似共產黨了。這個情就像說陳日君帶領下的天主教有「政教合一」的危險，訴諸的是種負面印象，而非理性的分析。

這種邏輯並非只在香港出現，它其實是反對民主普選的古老理由。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Hirschman)在其大作《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of Reaction)中指出，在普選權不斷擴大的整個19世紀裏面，都不停地有人用同樣形式的論證阻止英國「低下階層」享有投票權。例如在1832年，英國政府提議讓所有都市地區年交稅金十英鎊以上的男子都有投票權，就引來了巨大的反對聲浪。當時一個下議院議員羅歐(RobertLowe)就很直接地說：「因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認為把權力從擁有財產和智能的人手裏，轉移到每天必須為了生存而奮鬥的人手裏，是極端危險之舉。」他的意思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必然會用重稅等手段掠奪富人財產，而財產權卻是人的基本自由，所以普選會傷害自由。羅歐不是唯一一個有這種想法的人，幾乎每逢政府擴大選舉權，英國都有紳士權貴站出來說類似的話。

赫緒曼分析這種他稱之為「危害論」的論證，認為其結構其實非常簡單，無非就是「A會危害B」，那個「A」必定是某項改革方案，而「B」則是一項已經存在的良好成果。放在我們的討論裏面，「A」是普選，「B」就是運作良好獲益甚豐的現行制度了。持這種論證的人通常不反對普選這個崇高目標，但是害怕改革會未見其利先見其弊，害怕這個理想會破壞已經存在的好東西。

赫緒曼又指出，這種「危害論」其實是想逼大家在性質不同的兩個領域之間抉擇，你想要A就不能要B，要B的話最好就放棄A。但是A和B既然是兩個領域的東西，它們又怎有可比性呢？作為政治目標的普選與經濟成果是否一定有矛盾呢？關於這點，已有許多學者論之甚詳，此處不贅。讓我們回到香港的具體環境，看看這種論證的最新版本，那就是抬出《基本法》，擔心普選和《基本法》要求的經濟社會體制有矛盾。

《基本法》第5條明確規定了香港要繼續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又在107條特別列明政府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有論者擔心香港一旦實行普選，政府轉向「福利主義」，就會出現支大於收的赤字預算，違背了《基本法》要求的理財原則，甚至違反了資本主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收支不平衡也好，赤定預算也好，根本就和資本主義無關。實行資本主義的政府當然可以收支不平衡，奉行社會主義的政府也不必然就有赤字預算。為什麼策發會要在它的會議文件裏面，把關於政府理財原則的第107條也放在「《基本法》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的條文」裏面呢？同樣地，很多反對普選的人也認為普選會傷及資本主義的發展，理由是普選產生的政府可能會收支失衡。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資本主義與一個政府的理財方式掛上的呢？

要是知道起草《基本法》的時代背景，就不難理解當年有安定人心的需要，於是把整套殖民地的社會經濟模式都寫了進去。可以說《基本法》凝固了當年香港人心目中世界最好的制度，那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加上港英政府量入

為出的理財原則。之所以有把政府的施政方法都寫進一部「基本大法」裏的怪異現象，其實是為了安撫港人的情緒；一方面保證香港不會和當時的大陸一樣走共產主義的路，另一面則永遠保留了殖民地政府的施政原則。這不僅反映了香港人的恐共情結，還反映了我以前在此說過的殖民地情結：深怕回歸之後香港變得不像殖民地了。

所以《基本法》這幾項條文規定的是種港式資本主義，它的政府要收支平衡，要量入為出，要避免赤字。其給人的印象就是似乎只要政府增加開支，面臨赤字，香港就會變得不像資本主義了，甚至還有走向共產主義的危險。它和前面所說的那種「福利主義」光譜是很搭調的，增加政府開支就等於福利主義，福利主義就類近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當然不是資本主義了。如果普選會催生一個唯市民喜好是尚的政府，順理成章地就會破壞(港式)資本主義，進而違背《基本法》了。

正如赫緒曼所言，「危害論」總是提醒大家要小心已有的好東西被改革摧當下的港股危害論就是要警惕大家，普選會抹去我們珍而重之的港式資本主義，一種殖民地時代的美好事物。如果今天某些「愛國愛港人士」提出這種論證，而大家本能上又覺得有點道理的話；很諷刺地，它訴諸的正是香港人的殖民地情緒。普選是好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萬萬不能傷及寶貴的殖民地遺產：一個審慎理財的政府加上資本主義。

如果我們要真正地告別殖民體制，要打開這種香港民主發展的經濟死結，我們就該有更大的空間去質問政府的理財方式何以必然與資本主義掛？為什麼我們擔心普選會帶來政府開支的增加，而不是害怕普選導致經濟情的敗壞？政府開支的增加與否和經濟表現的好壞可沒有必然的關係。普選或許(只是或許)會導致政府擴大福利開支，但一個福利開支比重大於香港的地區，在經濟表現上就必定不如香港嗎？民主普選和政治權利未必與經濟增長有關，但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帝亞‧森(AmartyaSen)說得好：「民主和經濟需要有『構成性』(constructive)的關係」，意思就是所謂的「經濟」和「經濟需要」，是一種有待討論有待界定的。在一個不民主的體制底下，政府權貴可以獨力規定這個社會的經濟需要是什麼，它的經濟目標又在那裏。但是在一個民主社會裏面，這都是公民們可以討論可以參加的。

現在請回頭再想一想，我們口中的「福利主義」是什麼意思？增加政府開支為什麼一定不對？香港人可曾認真省思過自己的經濟需要？可曾有權參與界定它？

梁文道：無腰不姣，無吻不激

【都市日報-兵器譜】由於香港的八卦娛樂雜誌將「姣」這個字用得這麼泛濫這麼絕對，而且不惜改變它的詞性，使它從形容詞變成了副詞；又擴充了它的應用範圍，從形容動作形態伸展至可以形容任何一節肢体任何一部器官。

難怪有為人師的朋友看不過眼，說這是香港中文水平再墮落一次的跡象了。

我也覺得這些雜誌的文字使用很不靠譜，但是同時我又發現它們的編輯和記者不只真心相信文字，而且是這世上最懂得發揮文字魔力的人之一。因為如果只要少了那些豐滿鮮活但逸出常軌的文字，這些八卦雜誌就甚麼都不是了。

很多人以為港式八卦周刊專以照片取勝，全靠狗仔隊攝影師那神出鬼沒百步穿楊的本事，連住在高樓大廈的藝人情侶也難逃其法眼，宅內種種纏綿景致都被一一獵取。可是，只要細閱這些刊物，你就會發現爆炸性的照片固然很難每周都有；就算有了黎明和樂基兒激情場面的撼人圖片，它們的素質尚且不能不經文字自我說明；何況其他？不妨自己作個小小實驗，把一份八卦周刊的所有文字塗去，看看你能讀出些甚麼？

如此一來，我們就知道文字那畫龍點睛的妙用了。沒有設計對白，沒有說明文字，不只圖片趣味要大打折扣，甚至連那圖片要表達的重點是甚麼都未必搞得清。讓我們再以「姣」為例，若非有這個本身就很「姣」的字眼修綴，我們要怎樣才看得出一截腰肢是「姣腰」，一段大腿是「姣髀」？又怎能發現鄭伊健用風筒吹腋窩這動作原來叫做「姣吹腋毛」，這麼的意味深長。

近年香港娛樂周刊把「姣」、「喪」和「激」這幾個字眼的肉感和俗味發揮到了極致，而且完全主導了讀者的視覺。不用上這幾個字，還真看不出一個吻原來很「激」，一個藝人的奔跑十分之「喪」。所以這些周刊的編採要比很多中文老師還相信文字，還要了解這個世界一切事物的意義均由文字賦予。

只要比較一下鄭國江填詞、李克勤主唱的那段「我愛基本法」，你就分得出誰是言不由衷，誰是文字的信徒了。誠然，這些雜誌確實「肉香四溢」，但它的功臣主要是那些大膽奔放，豐滿得不知廉恥的文字。當然這些字眼是被濫用了，如果一切很「姣」，甚麼都「激」的話，也就沒有一件事是不「姣」不「激」的了，最後導致「激」與「姣」變成了只有質感沒有內涵的空洞符號。

所以愛讀八卦雜誌如我者，也不得不承認看得多會膩，它們真是太腫脹了。不過沒關係，我相信他們會繼續開發新詞，再用透用爛另一個字，直到所有中文方塊字都只剩下肉感為止。

梁文道：喝的不是咖啡，是生活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我每天喝好幾杯咖啡，一半靠自己動手，另一半在外頭喝，這麼喝了二十多年下來，原來已經目睹了整個咖啡文化的變化，甚至資本主義的演變。

九十年代初期去北京探訪老學者，那時改革開放十年多了，但教授的工資還是很有限，喝咖啡是種奢侈的享受。於是我們就得帶點咖啡做禮物，還記得老先生看了很高興，立刻就要開了弄給大家喝。我們送的可不是甚麼好東西，就是超級市場裏廉價的即溶咖啡罷了。在那個年頭，無論是香港還是北京，喝咖啡本身就是一件事，一種行為習慣。如果你告訴別人你喝咖啡，那就夠了，沒人會追問你喝哪一種咖啡，又在甚麼地方買咖啡。

同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第一次去紐約，正好碰上了「特種咖啡革命」的高峰。街上到處都是小咖啡館，賣的不再只是咖啡，而是「法式炒製」（French Roast）或「維也納混合」（Vienna Blend）；齊全點的還提供炒好的咖啡豆給人買回去自己研磨烹煮。

跟着，我看到星巴克（Starbucks Coffee）出現了，高檔超級市場開始供應即溶咖啡以外的選擇；從香港到北京，咖啡店便是開遍神州大地上所有有規模的城市。八十年代源起於美國的「特種咖啡革命」經過了二十年，終放席捲中國。如今喝咖啡，喝的不再是一種沒名沒姓的工業化標準產品，而是各式各樣的品種、口味和製法。

所謂的「特種咖啡革命」，其實和所有產品在一九七○年代經濟危機之後的路向一樣，大量生產的廉價貨行不通了，衣服鞋子都要個性化，咖啡亦然。那時候美國咖啡的銷量不斷下滑，一個咖啡業界的協會請來奧美廣告公司的總裁羅曼（Kenneth Roman），對着業界成員演講，教教大家如何是好。

羅曼不愧是市場營銷的老手，一來就告訴底下的經銷商再比價錢不行了，他說：「我們賣咖啡賣的應該是質量、價值和形象。」然後他想像出幾種咖啡顧客的典型角色：有一對夫婦叫做「格雷夫婦」，兩人都有工作，三十多歲，對他們來講咖啡是種「生活方式」。又有一對夫婦叫做「普列切特」，五十多歲快退休了，錢是個大問題，喝咖啡自然是越便宜越好。還有一個工作忙碌的單身婦女「凱倫」，她不會把太多時間花在廚房裏，所以即溶咖啡對她來說最適合不過。至於年過六十的「泰勒夫婦」，年紀大了身體要緊，沒有咖啡因的咖啡看來錯不了。最後是還在唸大學的「喬」，給可樂灌大的小夥子，咖啡對他來講老套又無型。

結論是針對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市場，要開發不同的產品，而其中最有開發潛力的就是「格雷夫婦」和「喬」了。「格雷夫婦」就是八十年代典型的優皮，賣給他們的咖啡必須多樣化有性格，讓他們覺得自己有選擇。自此之後不只穿衣服穿出品味，連飲杯咖啡都能飲出「真我」了。

年輕人「喬」是個問題，卻也不算大問題，因為只要有型有款又專業的「格雷夫婦」都把咖啡當作身份象徵的一部分，買不起三宅一生或Armani的大學生就會發現一杯二十多塊的咖啡其實很划算很有格了。

羅曼在1981年發表的這場演說，在咖啡產業史上簡直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在為銷售額下滑擔憂的業界發現了新希望，紛紛發展強調口味、產地及形象的特種咖啡。這個轉換過程並不複雜，反正咖啡本來就有不同的產地、不同的炒製方式，只是過去總在最後關頭把它們混在一起；現在將它們小量分售就是了。然後一家家小型炒豆商茁壯崛起，例如星巴克。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梁文道：寫姣字

【都市日報-兵器譜】我喜歡看八卦雜誌，因為我喜歡它們的文字。很多老師和家長明明自己愛八卦雜誌愛得不得了，但就是不願甚至不准學生和孩子去看，原因是怕他們學壞。學到甚麼壞東西呢？

以前的說法是擔心那些雜誌誨淫誨盜，孩子們看多了自己也變得荒淫放蕩；又或者在重重的天真無邪保護網間，突然揭穿刺破世界醜惡但現實的一角。我最近聽到的另一個理由，是坊間的娛樂周刊文字殊不高雅，而且用字的方法錯亂異常，看多了於中文修養無益。

比如說「姣」這個字，按《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之《廣州方言詞典》的解釋，它的本義是「浪，淫蕩」，且專用於女人身上，是個形容詞。此外還有「姣思扽篤」一語，可形容「女子浪蕩貌」，亦可形容一人矯揉造作。所以，如果用「姣」或「姣思扽篤」去指一個男人，意思就是他很娘娘腔，沒有男子該有的樣子。

可是在過去一年以來，「姣」不只在香港娛樂雜誌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多，幾乎每期必見；而且隨著其應用日廣，它的根本意義也起了很大變化。例如最近一份雜誌的封面標題是「舒淇濕股誘伊健」，其配圖是藝人鄭伊健浴後在用吹風筒吹乾腋下，旁邊就有四個大字的註解「姣吹腋毛」。首先，形容詞「姣」字在此驚人地轉換成了裝飾「吹」這個動作的副詞；其次，若堅持原意，那麼說伊健「姣吹腋毛」豈不就是說他像女人一樣浪蕩地用風筒來吹腋毛嗎？這實在是很不好理解的一種狀態。

除此之外，「姣」在娛樂八卦雜誌的記者筆下，還很可以很突破地應用在任何一個身體部位之上。如拍到了一個女星衫裙之間的腰部，這叫做「扭姣腰」，意思是她的腰長得很「姣」；若是拍到一名穿著泳褲趴在沙灘上休息的男星，那就叫做「曬姣臀」了，意思是他泳褲邊擠出來的屁股肉看起來很「姣」。至於那些「姣髮」、「姣眼」、「姣腳」和「姣指」，就請恕我不一一列舉了。

梁文道：滄海終成桑田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看過趙廣超的《大紫禁城》，才發現雖遊故宮數次，但卻不曾把它看個真切。例如內廷外隆宗門一帶的小平房，就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軍機處，怎麼以前從來沒有留意過呢？別看它不起眼，有清一朝，軍國大政莫不出入於此；能在此供職，就是位極人臣的皇帝近輔了。

姜鳴是個有歷史眼光的敏感遊客，他當然知道這是個什麼地方，有多重大的意義。正因如此，他才更訝異於其寒磣狹小：「雖然軍機大臣位極人臣，但在皇帝眼裏畢竟只是奴才，所以辦公室簡陋得難以想像。靠牆是炕床，佔了房間一半面積，還有若干桌椅。家具上覆蓋藍布，積滿白花花的歲月灰塵。屋頂裝有天花板，更顯得房間低矮，與高大神秘空曠的宮廷殿宇恰成明顯反差。」別說香港特首辦，恐怕今天任何一個地方縣級市市長的辦公室都要比它舒適氣派。

再考慮軍機大臣們上班的時間，姜鳴又想到照明的問題了。因為他們一般在凌晨三時入值，早上八點左右下班，必須摸黑進宮，點燈工作，有時候甚至要在凌晨一點多就要入景運門。可見當這份差事，果然得有非凡的能耐。

對軍機大臣來講，起床的早餐不如說是宵夜。「而軍機處值廊下，每每也排放數盤燒餅油條，以供大臣們隨時補充能量」。皇上要是不在宮中，去了頤和園避暑，軍機處也得跟搬過去。所以頤和園的軍機處門外就有賣吃喝的小販，「聲音嘈雜，軍機大臣聽得煩了，立予驅除，但沒過多久，散而復聚」。有一天，「日將過午，榮祿出來買湯餅，王文韶出來買糖葫蘆，鹿傳霖出來買山楂糕，聊以充飢。少頃太后召見，有兩位軍機頗遭申斥，面有慚色，相對欷歔」。這光景，相當於今天的曾俊華和許仕仁在政府總部門外買牛雜魚蛋，光是想像就夠可笑了。

姜鳴還拍照為證，指出軍機處在八十年代成了故宮食品部，2000年改為賣飯盒的小飯舖，其對面的奏事處則在2003年變身星巴克咖啡店。當年的大臣如恭親王奕訢如若泉下有知，真不曉得是羨慕還是感慨。

《天公不語對枯棋》是姜鳴的新書，乃他幾年前一本文集增補新添的結果，說晚清歷史總貼空間講，看京城景物又不離掌故考證，沒有功力是寫不好這種文章的。他的背景很有意思，正職是上海一家證券公司的老總，但興趣卻是歷史。別以為這些歷史散文是業餘水平的作品，姜鳴是個史學行家，他的舊著《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是本非常重要的專著，不只受到一般讀者的歡迎，也改變了很多史學界關於晚清政局的定見。在這本集子收錄的〈莫談時事逞英雄〉裏，姜鳴揭發了歷史教科書上著名的「公車上書」事件根本是康有為自己的偽造虛構。在另一篇文章裏面，他又重考上海博物館鎮館之寶大克鼎的出土時間，使得館方必須修改資料。姜鳴確實是當之無愧的民間學者，香港金融界恐怕就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物。

但我所喜歡的，還是他那種揉合了遊記與歷史探究的寫作方式。例如故宮軍機處，有了歷史沉澱下來份量，最不顯眼的房子和地方頓時顯現出非凡的意義。有時候，今天十分耀目的建築原來又遮掩了昔日風流，比方說北京最好的酒店之一──王府飯店，原來就蓋在清朝海軍衙門的舊址上。它旁邊那座用白釉磚鋪牆的難看房子──校尉小學，則是拆掉了李鴻章故居賢良寺的產物。別再說當年政府拆除北京城牆是件多麼可惜的蠢事了，這種事還在不斷上演呢。李鴻章政敵翁同龢的故居本在二條胡同，如今是長實投資興建的東方廣場，裏面有更豪華的東方君悅酒店。姜鳴平靜地寫道：它「給所有休閑者營造了一個難以忘懷的夢幻世界」。

梁文道：砍樹，還是不砍樹

【都市日報-兵器譜】看學生作文，一說到畢業高校的心情，總免不了濫調地來一句「又到了鳳凰花開的時候」。的確，鳳凰木是南方常見的樹種，每年初夏就從樹頂開始抽出綠芽，到了六月左右，紅色的花朵突然爆發，最後整個樹冠燃燒起來，蔚為奇觀。

而這時正好是學生畢業的時候。奇怪的是，遍觀今日香港校園，鳳凰木實在不多，學生們又怎能沒來由地隨便寫出「鳳凰花開」呢？可見很多文章裡常見的套話，其描述的實物早就消失，名物之間的連繫也早就失落斷裂。

但我的母校，中文大學，確實有株盛大的鳳凰，就在火車站出口處的小廣場上，是香港極有代表性的鳳凰樹，不少介紹香港樹木的圖冊和網站裡都能見到它的身影。

最近中文大學的學生很憂慮這株名樹的存亡。樹還是在的，但四月天了，其他鳳凰全都新芽茂生，卻獨它仍昏昏沉睡。有人猜測是最近校園拓展改建，把它原來覆蓋十尺之廣的樹根斬除至只剩五尺範圍，使它根傷命殘，生死未卜。

中文大學這個新修建的火車站廣場是香港最出色的建築師之一嚴迅奇的手筆，坦白講，相當好看。尤其是那座斷橋般的高台，適合搞演唱會表演，更適合學生集會時作演講台，只是中大校方給了它一個「觀景台」的名字，不僅俗陋，而且混淆掩蓋了本來相當複雜多樣的功能。這件事裡我們似乎見到一個典型的衝突，要發展還是要保留自然環境，你總得做個選擇。

中文大學選擇發展，打算砍掉一大群崇基學院裡活了幾十年的樹，好拓寬馬路；同時有批中大同學和校友選擇護樹，在待伐的樹幹上圍了黃布帶，又在馬路上噴塗「保樹立人」四個大字。校長劉遵義批評學生的動作是「破壞公物」，一些媒體也「據實以報」，說學生太激進，破壞公物來示威。

砍樹，還是不砍樹，這是個怎麼樣的選擇？我們為甚麼以為我們有權做這個選擇？其中一個將要倒下的樹木是株一個壯漢也圍抱不住的樟樹，另一種香港常見的植物，高大壯實，可製家具經久耐用，也可提煉樟油驅蟲。

在自然環境裡，樟樹是很受小動物歡迎的，四月開花，總有蝴蝶蜜蜂圍繞；冬天結果，就有小鳥成群採食。若遍植樟木成林，使人行其間，可隨風聞到一股醒神清香。中大附近的樟樹灘本來就是這種地方，可惜日治時期砍伐過濫，如今那株圍上了黃布條的樟該是同區的殘餘。老天要成就一個人真是不容易，要成就一棵樹又是何等困難？

樟樹長得很慢，要生到如此高大壯闊，非一甲子以上不為功。在這幾十年裡，它經過多少風雨雷電，重重天擇；又經過多少前人仁善，不忍斷絕。這棵樹的存在本身就是無數選擇累積的結果，我們憑甚麼以為自己有權否定前人和自然積累的選擇？

梁文道：以車為本的辦學理念

【都市日報-兵器譜】學校為甚麼要種樹？就算不談玄之又玄的象徵意義，從最實際的角度來看，它也有非常好的理由。

樹蔭遮蔽了空間，但那遠遠不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和密閉的教室不同，大樹的枝葉界定了一個範圍，讓學子可以聚集可以休憩，但又容許出神的靈感，隨時接受外在的刺激。是的，樹木總能刺激靈感。

當樹木多到成林的地步，就有了一個令人鬆弛的漫步空間，這是任何建築物都給不出的舒適環境。學校的英文叫作School，休閒涼鞋的名牌「爽健」叫做Schole，它們的源頭都來自希臘文的Skhole‵，意思就是「悠閒」。

在古希臘人的心目中，學問之所以可能，首先要擺脫一切生活的重負與日常的壓力，也就是要悠閒。而最典型的悠閒狀態，就是隨意的漫步。學者們在林間自由自在信馬遊韁地走路，邊聊邊談，學問就這麼聊出來了，學問也就這麼傳下去了。所以樹林確實是最早的學校。

我深深慶幸自己在中文大學唸過書，尤其是在林木特別蔥翠的崇基學院住過四年。其中一個理由就是在香港畸型的土地使用和空間規劃之下，中大是座山城，很少有一間學校可以有這麼多的樹木，使得走路不只是種枯燥的交通方式，而且是帶點野趣的真正散步。

早年崇基學院的師生在原有的自然基礎上還要努力種樹，後來新亞、聯合二書院加入又在蓋樓的同時植木，實在是很有遠見很有智慧的做法。欲辦學校，先得種樹。不意今日中大要擴大招生，要趕上國際一流的地位，第一個動作居然是斬樹。校方高層的說法是路面太窄，車多人擠，安全成了問題，不斬樹路就拓不寬了。這不只是一個校園裏的小風波，也是整個社會價值觀的體現。香港本來就是國際大都巿中行道樹最少的一個，每次要發展巿區建設新房卻仍然不帶半分愧色地 砍樹。除非一棵樹給人鑒定為珍稀品種或者年事極高，否則還是得犧牲生命來讓道。

這種矛盾往往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尖銳，例如造房，許多設計都能盡量容已存樹木於新建空間之中，只是成本大了些，端看發展商怎樣衡量價值，願不願花這筆錢。

中大的情況其實更簡單，只要把車路改成單行道就不用修寬馬路了，其高層之所以捨此不圖，怕的就是日後開著車子繞來繞去很麻煩。為了方便汽車不惜斬掉前人數十年前種下的樹木，這樣子辦學倒也別開生面，可以稱作「以車為本」。

梁文道：說了20年的夢話（香港民主化的經濟死結‧二之一）

【明報-筆陣】20多年前，反對「八八直選」的人就曾說過，普選會帶來福利主義，製造出一個為了滿足市民需要而大派糖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沒有紀律的政府。20多年之後，反對2012或未來任何時候實施普選的人，依然在說同樣的話，依然用同樣的理由警惕大家普選的隱憂。為什麼同樣的討論可以搞了20多年卻依然沒有寸進？在這20多年裏面，這些重複嚼舌的人可曾提出過任何學理的邏輯與實徵的研究去證明他們的論點？我們還要浪費多少個20年？又還有多少個20年可以耗在這類只有感性偏向但沒有理性進展的空談上呢？

先讓我們撇除一切關於動機的猜測，假設提出這類說法的朋友沒有任何阻延普選的用心，只是真誠地相信這個假說。我們可以發現這套說法之所以能夠不斷重現，原因之一就是它從來都在變形，從來都沒有被清楚地確定下來。有時候它的表述形式是「普選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有時候它稍稍轉移，成了「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它還會變為「普選將不利於經濟的發展」，其最近的版本則是「普選必須兼顧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幾句話的意思其實非常不同，本來不該簡化為同一道理的不同版本。但是由於把這4種表述常常掛在嘴邊的，往往是同一批人甚至同一個人，而且他們總是在4種表述之間來回跳躍，說說「普選會使香港走向福利主義」，突然又講一句「普選不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現實的語境裏面，我們不妨把這4種意義大不相同的表述看成是同一種憂慮的體現。

檢查一下這組論述，我們很快就能看到它們包含了很多未能證實假設及有待澄清的推論步驟。

普選到底會不會產生一個慷慨派糖的政府呢？這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弗里曼(BenjaminMFried-man)在其新著《經濟成長的道德後果》(TheMoralConsequencesofEconomicGrowth)裏說：「在任何一個基於普選的政治體系裏面，高收入精英都只能是選民的少數……民主國家增長的潛在風險，就是低收入的大眾會尋求政府使用稅收和開支的權威，去創造沒有生產力的工作……和供應過分慷慨的福利計劃。」這段話看來說中了懷疑普選者的心坎，但是弗里曼緊接又提出：「然而，如此的分配政策很難說是只限於民主政體之內。獨裁政體一樣會面對來自窮苦大眾的財政再分配壓力。」不同政體與不同的再分配政策之間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一切全看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

其實，不管是「普選會不會導致福利主義」，還是「普選是否不利於經濟發展」，同樣沒有確定的答案，這幾乎已是學界的共識了。你可以說東亞四小龍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時候都有不錯的經濟表現，但是你也可以說民主政治發展得相當健全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生活最好的國家。你可以說有民主選舉的菲律賓，其百姓生活依然困苦；但是你也可以說那是因為它的民主實踐不完整民主價值不透徹。很多人喜歡比較印度與中國，認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可造就不出今天的中國奇蹟；但是在最近關於這「亞洲雙龍」的討論裏，卻又有很多人看好印度的民主政體能夠使它渡過中國未必能夠輕易突破的制度瓶頸。

可見民主普選未必就會讓政府發放更多的福利，未必就會使得一個國家變成福利主義國家，更不必然形成經濟發展的障礙。在某些環境底下，民主普選可能會催生一個試圖將許多重大產業國有化的左翼政府(這也是許多人在起草《基本法》時最害怕的情形)；但是在另一些情底下，民主政治卻在人力資源的配置上顯得更有效率。簡單地說，我們根本沒有必要把民主普選和經濟發展掛上，它們大可以是獨立追求的兩個目標。如果反對迅速實施全面普選的朋友有這種擔憂，那麼舉證的責任就應該落在他們的身上；沒有理由要支持盡快落實普選的人去找出更多的證據，炮製更多的研究，來釐清他們想像的恐懼。然而，在過去的20多年以來，我們從未見過有任何反對普選的人提出過稍稍像樣的研究，只聽到自閉症般的呢喃。

梁文道：美國牛扒

【飲食男女-味覺現象】加拿大牛肉沒有錯，錯的是我們把它當成了美國牛肉的替身。在過去兩年多美國瘋牛禁止入口的日子裏，有無數的廣告宣傳不尊重加拿大牛的獨立肉格，硬將它說得像美國牛似的。我等牛癡臉上含糊嘴中明白，美國安格斯牛咀嚼起來那雄渾的肉味，和「加拿大安格斯」比起來到底不是同一回事。這就好像真正的日本牛肉來不了，我們只好吃「澳洲和牛」一樣。Wagyu的字面意義就是和牛，Australian Wagyu聽起來當然和「新疆波士頓龍蝦」同樣可疑。

就這樣我們吃了兩年多的偽冒牛肉。阿根廷班巴斯草原上最頂級的精肉牛沒人進口，日本三大牛種和美國牛則根本禁止輸入，餐廳經理就總是連哄帶騙地告訴我們：「其實加拿大出品和美國貨差不多，澳洲和牛又與神戶牛非常接近。至於阿根廷嘛，根本就是南美版的中國黃牛……」

但是這些傢伙最近轉了口風：「唉！牛扒始終是美國的好。」因為政府在去年底解除了禁令，30個月以下的小牛終於再臨香江，於是我從今年年頭就開始了我的美國牛肉重逢之旅。蔡瀾曾經說過，想到美國菜就想起牛扒，因為那是他們做得最好的東西，而燒烤則是世上最簡單的烹調方法。言下之意是美國人只能弄好最原始的食物。可是我必須向蔡先生報告，即使是烤牛扒如此簡單的事，很遺憾地也不是每家人都幹得出色。往往不是火候差了，就是不捨得用好肉，甚至還有連切肉都切壞了的。正因為簡單，它才更實在，真是一分錢一分貨，吃到嘴裏每一口的價錢自己比誰都清楚。

烤牛扒確實是今天美國食制最有代表性的一道菜，不過美國人並非向來愛牛如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人消耗最多的肉類都不是牛肉，而是豬肉。奇怪吧，有些美國人私下抱怨中國人身上有「豬味」，意思是低下的中國人愛吃豬肉，而比較優越的美國白人則吃高尚的牛肉。但他們的祖宗曾經把「肉」當作豬肉的同義詞，除了火腿就是豬肉香腸，無豬不歡。所以有些外國人甚至把十九世紀的美國叫做「豬肉共和國」（Republic of Pork）。

其實這是有道理的，按照人類學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好吃》一書裏面的分析，豬肉是種非常有效率的肉。因為豬的飼料是穀物，把牠們隨便放在林子裏自己找掉在地上的果子吃，很快就能長胖宰殺。反過來說，牛就麻煩多了，不只要有大片大片的牧場給牠們吃草，吃完了還要反芻，養牛要養出肉的時間可比養豬多得多。就算同樣餵牠們吃美國最盛產的粟米，豬把粟米轉化成肉的效率也是牛的五倍。

牛肉開始成為美國人肉食之王的轉捩點是二十世紀中葉，牧場老闆發現養牛的新方法，那就是虐待牠們。首先給牠們吃混合了荷爾蒙添加劑、黃豆、魚粉的飼料，再通宵開足燈光讓牠們以為是白天，二十四小時吃個不停，4個月大就能長到400磅。這種速肥餵飼法徹底改變了美國牛的肉質，使牠比上個世紀更肥更油。

與此同時，美國城市出現了「市郊化」現象，一大批住慣市中心的中產移到近郊，搬進了有後院有花園的平房。他們發現在後院用木炭烤肉很過癮，既沒有廚房裏又鍋又鏟的麻煩，而且別具城裏享受不到的風情。這時候曾經很貴但因為養育方法的改變而價格大降的牛扒就成主角了。為甚麼吃牛扒不吃豬扒呢？原因很簡單，豬肉得烤熟才安全，但肉一熟就成肉乾，味如嚼蠟；而牛肉就算吃生的都吃不壞人。

所以我們愛戴的美國牛扒，不論是它的肉質還是烹調方式，都是種歷史很短的味覺現象。

梁文道：學院之樹

【都市日報-兵器譜】向有「建築師中的哲學家」之稱的路易．康(Louis Kahn)，喜歡講一些奇妙的寓言，用來表達他的建築理念。

他最出名的寓言是關於學校的：「學校始於一棵樹下的人，他和其他幾個人討論他的發現，他雖不知自己是老師，但其他人知道自己是學生。學生們反思那些對話於是就想，和這個人在一起是多麼好的事啊。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聆聽這樣的一個人說話。很快地，一個被需要的空間樹立了起來，第一個學校出現了。學校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那是人類慾望的一部分」。

雖然是表達他自己關於學校應該怎樣設計的寓言，但路易．康其實巧妙地總結了一切文明最偉大導師出現時的原始場景：一棵樹，以及樹下的人。孔子授業於杏壇，他死了之後，弟子又一人種下一粒種子相伴，遂有了今日的孔林。印度詩聖泰戈爾認為西方的知識來自高牆之內，但印度智慧的源泉卻是森林。的確，印度最偉大的思想家莫不遊於密林深處，言語時隱時現在樹葉摩擦的聲響之中。而佛陀在菩提樹下盤坐深思的形象，已經是每一個人一想起佛學時最先浮起的景觀了。

但是所謂的西方思想源頭，也未必不與林木有關。比蘇格拉底更早的赫拉克底斯與畢達哥拉斯，都是在樹林裡冥想傳道。

教育和樹木的關係如此深遠，以致於不需要路易．康的提醒，所有偉大學院的創建者也都在搭磚蓋瓦的同時，廣植樹木，幾至成林。且不說中國幾座最出名的書院今天仍然環抱在參天古木之中，就算大名鼎鼎的現代學府如哈佛，縱有雄偉的圖書館建築，但你就是不能想像要是去掉了周邊一切樹木，它會是個甚麼模樣。

為甚麼知識的開發與傳承，總是離不開樹的守護呢？其中一個理由是樹木本身就有奇妙的象徵作用，先人總以為樹是通天地的靈物，可以連繫此世與彼岸。它又是智慧的象徵，可結出伊甸園裡的智慧之果。自中世紀到現代早期的歐洲，樹的根幹枝葉又是人類知識系統的比喻，遂有種種「知識樹狀圖」，指示學者學問的門徑與結構，何處是根，如何是果，皆由樹木的形象呈現。

梁文道：重新發現紫禁城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直到去年，在北方住了幾十年的外婆才有機會進入故宮，由天安門到神武門，直直地走了將近一公里。回來之後我問她好看不好看，答案竟然是不怎麼樣。她對太和殿尤其不滿，殿外有欄杆，殿內又漆黑一片，一對老眼看什麼都看不清。她說：「怎麼皇帝坐的地方那麼暗？奇怪！」我想出一個其實沒有半點根據但聽起來好像很有說服力的解釋：「你在外頭看不見龍顏是應該的，但皇上要是坐在那兒瞧你說不定很清楚」。真是鬼扯，要是那時我已讀過趙廣超的《大紫禁城》就好了。

我倒是去過好幾回故宮，每次都煞有介事地買上一兩本掌故圖冊，預備遊覽時作導賞，歸去後再回味細究，結果現在都不知道埋到什麼角落去了。如今再去北京要是還嚷遊故宮，那就未免太土了，猶如到了巴黎Ｎ次還趕去登鐵塔。但讀完《大紫禁城》之後，我下定決心一定要再花一整天真真正正地看看這座三朝宮殿，因為我從來不曾真正領會過它的壯大與細緻，它空間上的遼闊與時間上的幽深。

中國建築從來迴避中軸直線，一般坐北朝南的房子也不會把大門對正南方，而是側挪開向東南。為的是怕「沖」，那段直線太有煞氣，北上的罡風太過嚇人。但只要看過地圖就知道，偏偏紫禁城不管這一套，它穩穩當當地坐在北京古城的中軸線上，五道大門一道直貫。為什麼？又為什麼以前我從來沒想到這個問題？過去沒看仔細的，現在趙廣超提醒了我：「唯奉天者才夠資格將可怕的直線承運為充滿威儀，可敬可畏的莊嚴直線」。換句話說，只有皇帝老兒騎得住這條線。

每次有外地朋友問我香港有什麼好作者，我一定把趙廣超放在名單上。因為他開創了一種製作書籍的新形式，用精細的繪圖，周到的版面設計，配以精審而帶個性及趣味的文字，剖開了中國建築和藝術那令人難以穿透的內核。我特別強調「製作」這個字眼，是因為從《不只中國木建築》開始，他的每一本書從文字、配圖到設計，都是他親手操辦的。他的書是「功夫書」，少半點耐性也弄不出來。尤其令人拜服的，是他的設計完全達到了形質合一的地步，沒有半點多餘的花巧，一切的構圖考慮都是為了讓讀者更方便地進入中國的視覺文化。這和傳統藝術書籍作者只管文字，設計師再花心思去編排的結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完成了《不只中國木建築》與《筆紙中國畫》兩部通論性質的著作之後，趙廣超開始深入鑽研個案。先有《筆記清明上河圖》，用以圖註圖的方式詮釋這幅中國畫史上最有名的長卷；然後再花了一年的實地考察，圖解分析紫禁城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宮殿群。從太和殿頂上的「正吻」一直到三希堂的玻璃窗，許多過去我在文字和照片裏看不出什麼趣味留不下多少印象的枯燥細節，都在他的插圖和筆記裏活了過來。

切莫以為趙廣超做的只是藝術普及工作，把人家做過的研究鋪陳加工一遍就算，他對故宮的建築特點有很多非常獨特，或許也因此惹來爭議的見解。例如外朝三大殿中的中和殿為什麼突然矮了下去，陷在太和殿與保和殿之間？過去有人從它的功能來解釋，但趙廣超卻從視覺的角度分析，認為如此一來三殿庭院的空間正好突出了一個懸在半空的大圓，是「天」的象徵。除了引用現代視覺設計的理論，他又很有想像力地把外朝描述為正史的舞台，內廷是野史的源泉，一座建築頓時生起歷史的浮想，這是一個敏銳觀察者的判斷。

看在《大紫禁城》的成就份上，我畫了一個大紫荊勳章，打算下回見到趙廣超的時候送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