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我們下一代香港人（＜弱水三千＞出版緣起）

如果今天香港真的衰微了，那麼我們還得好好感謝這場盛大的殞落。因為在香港最光輝最繁榮的年代，幾個人湊在一起搞出版社，絕對是種浪漫的自殺方式。在那個令許多人念其光華痛其褪色的年代裏，我們這個城市是不看書的，或者看書但不敢承認，又或者在家裏偷偷摸摸地讀《尤里西斯》然後在地鐵裏要被迫拿着本《一分鐘經理》，以免被人當作怪物般恥笑。

不看書，不敢看書，甚至恥於看書，這種城市性格側面地突顯了很多人都詬病過的另一種傾向：反智，而且是很字面意義上的反智，我們反對任何有智慧的人和事。腦子只要稍微轉得複雜一點，就是深奧，就是沉悶。我們熱愛旅行，但是所有的旅遊地點最後都變成了「食、買、蒲」的背景；而電視旅遊節目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就是一幫帥哥靚女在鏡頭前齊擺勝利手勢。我們不鼓勵富商支持文化藝術，但是極度關注他們怎樣為藝人(英文叫做Artist)置屋埋單。說起娛樂界，又不免想起黃家駒那句令人神傷的「香港只有娛樂界，沒有樂壇。」誠然，你何時見過有記者去問湯‧漢斯：「你拍電影拍得這麼好，甚麼時候出唱片呢？」然而，我們的藝人卻一定要走影、視、歌三棲的道路。專業這個字眼，看來我們有自己的一套定義。

這樣的文化是怎麼來的呢？不好說。但每次我見到一些位居高層的企業巨頭和執傳媒文化工業牛耳多年的大人物抱怨香港人沒質素，說香港人一代不如一代，說香港已經被邊緣化了，就忍不住想笑。這一代人常常自命精英，覺得整個香港的榮景都是他們製造的。但是他們怎麼不想一想，他們口中的「下一代」是誰培養出來的，又是在甚麼樣子的社會環境底下長大的呢？這種社會環境的形成，他們敢說完全與自己無關嗎？

這一代香港人中的精英陳冠中，在他非常自省非常犀利的〈我們這一代香港人〉一文裏如是說：「我們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運氣好到甚麼地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們怎麼聰明，而是因為有一個歷史的大環境在後面成就著我們」。「我這批人開始以為自己有多厲害、多靈活、多有才華了。我們不管那個行業都是很快就學會了，賺到了，認為自己了不起了，又轉去做更賺錢的」。「在出道的1970和1980年代，我們在經濟上嘗到甜頭，這成了路徑依賴，導致我們的賺錢板斧、知識結構、國際觀都是局部的、選擇性的，還以為自己見多識廣。」

這一代人還按著自己的樣子，塑造了香港城市的特徵。陳冠中又說：「沒甚麼原則性的考慮、理想的包袱、歷史的壓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偉很長遠的東西。這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思想心態：我們自以為隨機應變，甚麼都能學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的時間內過關交貨，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報。」

在這樣的心態指導之下，香港形成了標誌性的即食文化；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中，我們不看書，除非是為了考試，或者有即時見效的用處。

很多人說香港太小，所以嚴肅的出版搞不起來，另類音樂的唱片賣得不好，劇場演出的上座率不高。其實這只是種似是而非的說法。且看人口數字，比起許多北歐國家，香港的七百萬人並不算是小數目。但為甚麼香港就是養不起一份可以自給自足的文化雜誌，一家終年無休的爵士樂會館呢？關鍵在於我們的人口雖然不少，但是大家的口味太過雷同。說到下班後的娛樂，我們第一個浮起的念頭就是唱K，而且到了卡拉OK之後，大家都搶着唱同一首歌。畢竟，我們都是陳冠中所說的那一代人，或者他們的後裔。

因此問題不在人數的多寡、在於人群的類別、市場的區隔。曾經有朋友提出一個想法，他認為只要有一萬人，這一萬人會逛畫展，會聽音樂會，會買本地嚴肅作家的作品，我們的文化環境就會大為改觀了。我不知道一萬人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也不知道這種估算有多科學；但是我們都知道他說的這一萬人其實是一個概念，是一群critical mass，是一群決定性的少數。有這樣的一群文化消費者，市場的面貌就能稍顯多樣，甚至可以達到一個臨界點，讓量變引起質變。這是很多年前談過的話題了，恍如幻想，當時大家都還看不到出路。

可是就在這幾年之間，也不知是沙士的後果，還是與七一有關，香港變了。樂壇多了一批標榜自己作曲自己演唱的實力派「創作歌手」，最大的電視台開始找一些過去肯定是毒藥的文化人主持旅遊節目介紹異國歷史，據說連圖書的銷售數字都增加了許多。好像香港人在金融風暴、樓市崩塌之後開始懷疑自己，覺得自己似乎不是自己想像中的那麼無敵，同時也對自己曾經擁抱的價值和口味感到不大足夠不太滿意。我們開始想要更多不同以往的東西。這個「我們」還是以前的香港人嗎？

也是這幾年，一個又一個的新團體誕生了，他們的立場觀點不一，背後財源的大小有異。但是他們都很年輕，甚至以此自豪。轉眼之間，他們有的建設了民間記者相聚的網站，有的深入基層投身社會運動，有的開起了沙龍智庫，甚至還乾脆加入政壇協助組黨。他們是香港所不熟悉的陌生人，他們是下一代香港人。

有趣的是，一切變化不全來自新青年，就連「上一代」香港人也在自我改造，脫胎換骨地成了「下一代」。就舉一個例子，規劃師和建築師都是香港地產主導的經濟模式的既得利益者。海填得越多，舊區拆得越快，他們得到的好處才會更大。但是近年突然有一些建築師和規劃師跑出來反對填海，維護古蹟，甚至捲起衣袖義務協助老區的街坊捍衛舊社區，而且其中不乏「上了岸」的「上一代」。

難道我們正在目睹香港的典範轉移，香港人集體的世代交替？香港是不是正要變成另一代的香港？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底下，我們幾個朋友才會聚在一起，成立「上書局」。帶著一點寄望，為了我們下一代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