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超低音】有一陣子我常被一個問題困擾：到底在攝影術傳入中國以前，中國人是怎樣看東西的呢?當時我剛認識後來第一個代表台灣參加「威尼斯雙年展」的藝術家陳界仁，他有一系列叫作《魂魄暴亂》的駭人作品，全部取材自清末老外們拍的中國酷刑照片，又是凌遲又是腰斬，受刑者目光迷茫又帶著莫名其妙的狂喜，旁觀者則一臉淡漠，圖像里的中國人遙遠而怪異。這些照片就是引發法國思想家巴岱伊(GoorgeBataille)寫下《色欲主義》一書的靈感泉源。陳界仁的獨特之處是用電腦把自己的樣子貼到那些受刑者和旁觀者的臉上，結果受刑和觀刑的都是他自己，看與被看的都是同一人。
中國人第一次被照相機對準的那一刻，正如許多非西方國家的人民一樣，十分恐懼，以為那部機器會吸走自己的魂魄(因此才能顯像他處)，所以管攝影術叫「攝魂術」。陳界仁探討的其實不是酷刑文化，而是攝影這種西方技術如何進入中國人的軀體，撕裂了我們的靈魂。透過這些照片，很多國人第一回看到凌遲處死怎麼一回事，第一回有距離地看到自己國人觀賞酷刑時的表情，我們有了一雙新眼睛。
攝影不久叫我們看到更多，看到自己，還硬生生地插入了中國的眼球。像《一條安德魯狗》里那個經典畫面，被割開的瞳仁就這麼流去不返，難以復原。
其實早在照相機發明以前，照相機的基本原理就存在了幾百年。文藝復興時期的「暗室」開一小口引光入室，投影成像在另一邊的牆上，使畫家可以對著它畫出距離大小準確無誤的景觀。這種技術就是西方繪畫里有消失點的透視法則的具體呈現，影響了日後西方繪畫的主流風格，也孕育了攝影術的誕生。我們人類看東西不只是用肉眼純粹生理性地看，還會「文化」地看，遂有各式各樣的視覺文化。攝影是歐洲幾百年視覺文化的自然產物；但畫了千年山水而不追求西方單點透視的中國視覺文化，就不大可能自行發明照相機了。
中國傳統的視覺藝術是中國傳統視覺文化的標本和銘刻，它紀錄了過去中國人看世界的方法，是以往國人視覺習慣的痕跡。而今天看慣了相片的我們，卻是在相片投射出來的西方視覺傳統底下成長的，所以當我們頭一回試著去認識中國畫的時候，反而不如看水彩油畫素描那麼自然，總是有一點不適應，甚至感到異域文化的震撼。
而電影，這種來自奔馬連環快拍，終於變成戈達爾所說的「一秒重複24次的真理」，對於一百年前的中國人而言，又呈現了怎樣的真理?旅美華裔學者周蘭曾經寫過一篇論文，把現代中國文學的起源，聯繫上中國文化第一次看到電影的錯愕。她選擇的象徵性場景，是魯迅留學日本時，在講堂上看見日軍斬首中國俘虜紀錄片的那段知名場面。正是那一幕使得現代中國文學之父魯迅憤而棄醫從文。我們在文學史上都讀過這個故事，但周蘭注意到這是一次文人遭遇電影的經驗，她說：「魯迅就是通過看電影才意識到現代世界做一個中國人是什麼意思。因為這是建立在對世界性的技術媒體之侵略性上的憂慮，當自我意識到了自己的那一刻起，它就不能把特定的暴力分成看與被看這兩端。」
我也常常想像，一百年前當中國人初次看到電影，初次在另一種媒介上看到自己的同胞來來往往，初次看到另一種觀看方式的印記，會是如何的矛盾?一方面透過電影視覺地認識了中國人的集體身份，另一方面這卻是種外來而陌生的觀看之道。那就是我們的「魂魄暴亂」，看與被看的都是中國，都是我們，但架構這個關係的則是異己的技術和異己的視覺文化。而百年之前，我們又是否曾有另一種觀看世界的方法呢?如果有，它在哪裡?或者這是個永遠的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