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美國的誕生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由於我不會說故事，所以我很羨慕一些能把故事說得很動聽的人，比如林達。林達其實是兩個人共用的一個筆名，「他」最為人所知的著作是《帶一本書去巴黎》。他帶雨果的小說《九三年》去巴黎旅行，邊讀邊想邊寫，結果寫出一本關於大革命的溯源遊記，有穿透表面的能力又不沉滯，娓娓動人，不是平常的歷史散文。林達去巴黎是遊客的身份，他定居的地方則是美國。但他還是開車四處遊覽他住的國家，以旅人的目光看美國的歷史和現在，成書三本。新出的《一路走來一路讀》就是第三本。

好故事總要從一個環境，一個背景說起。林達寫美國不同一般華人作家，眼的不是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等大城市，而是小鎮。從這點看來，他確是掌握到了書寫美國的訣竅，因為地道美國人常說「不理解小鎮就不理解美國」。誠然，這麼強大的一個國家其實是從眾多殖民地時代的自治小市鎮建立起來的。林達這本新書講的，其實是美式民主和法治的形成史，但他不是直接地論說新聞自由及民主議事程序的原理，而是自它們的起點，那些國人未必聽過的事件，和發生那些事件的小地方說起。以小觀大，就是這個意思。

好故事當然還得有有趣的角色，林達筆下，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制度生成都離不開一些個性鮮明的人物，和他們的戲劇性遭遇。例如李將軍，南北戰爭中南軍的統帥，至今是美國人景仰的傳奇英雄，卻是一個敗軍之將。林達到了他歸葬之所，維珍尼亞州的小鎮萊克辛頓，述說命運的玩笑。南方總司令李將軍原來不只反對南北分裂，厭惡奴隸制度且早就自己解放了家裏的黑奴，而且差點成為北軍領袖。英挺且善戰的一代名帥最終投降，保住了屬下和敵軍的性命，重新治癒了重傷的國家，但至死不得赦免。照林達看來，美國人尊敬他不是為了輝煌的戰功，而是他的投降，那是美國立國之本的理性和自制。李將軍的失敗使他成為傳奇。

理性與自制，是《一路走來一路讀》中主要角色的性格概述。在國際局勢風雨飄搖的今天，美國大選之前看這本書，格外叫人慨歎。

梁文道或馮振超：假大空

【都市日報-兵器譜】昨日《都市日報》頭條是一位女大學生幫襯纖體公司豐胸，最後失望而回。就算她能夠豐胸成功，其實亦只是人工製造的「假大胸」，空有外表而無與生俱來的天賦支持。「假大胸」只是坊間笑話，「假大空」這個同音詞語則見證著中國近代歷史演化的來龍去脈。

「假大空」一詞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出現，大意是批評中國官僚文化中，虛假、作大、空洞的官方語言模式。

建國之初，領導層推行多次大型社會運動，如大躍進、大煉鋼等，這種由上而下、以目的為本位的管治方法，造成下級官員不理客觀條件，只求向上級交差的處事態度，民間資源實況變成次要。

最經典例子是大煉鋼期間，全國陷入瘋狂煉鋼時期，國家打出誓要超英趕美壯闊口號，地區領導為爭取表現爭相提出煉鋼目標，惡性循環令到飯館、學校、會堂紛紛變身煉鋼場，家裡一概銅、鐵器具成為提煉原料，最終變成為口號煉鋼。

中國第二代總舵手鄧小平卻是黨內少有的「反假大空」高手。在正統史錄或坊間傳言中，不少也有提及鄧公責官員不可「假大空」，1977年7月21日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他明言「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幹老實事，就是實事求是。」這句發自經歷文革洗禮後的講話，可視為其反對假大空的一種思想反射。

文革期間，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訪問鄧小平，問到「甚麼是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含義和目的是甚麼﹖」鄧答道，「我也說不清楚！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我還不太理解它的含義，無非今天你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春秋無義戰，幾十年後，大家嗚呼哀哉。」在風頭火勢之時，鄧小平其實可以更技巧一點，不著邊際的說話把話題擱下，但他直接把問題核心放在話中，在當時一片假大空下，誠然言之有物。

商業社會的「假大空」無疑已被合理化及專業化，每日圍繞身邊的廣告推廣手法誇大司空見慣，地產樓盤推廣便經常出現發展商在開售前大呼「我的樓盤位置好，屬豪宅級數，意向價起碼每呎……萬元。」但開盤價可能只是五折。「高開低收」已成為地產行內沒有人再質疑的假大空手段。

更要命的，還有到世界各地名勝取景拍攝樓盤宣傳照，加勒比海風情、羅馬古建築、法國浪漫主義風格，全部變身香港樓盤的「美麗幻象」。樓盤真貌卻不知藏到那裡去﹖總之只求表象精彩，比較傳統中國式假大空又是另一番面貌。

梁文道或馮振超：政治投機分子

【都市日報-兵器譜】說一個球員是「機會主義者」，還是個美稱。但一個從政的人如果被人叫做「機會主義者」或「政治投機分子」，那就很糟糕了，其負面一如「政客」。

其實「政治投機分子」就是一種政客，一種不講原則不講理念的政客，你看不出他有甚麼理念，只看到他為求目的不擇手段。

若他有目的，那就是更多的權力；而他的手段就是所有的權術。

我們眼前就有這麼一批政治投機分子，那就是人稱「泛聯盟」的五名立法會議員。

我說他們投機，是因為他們這個聯盟的存在理由本身就是一種投機。他們人數不多不少，剛好五個，為的就是在泛民主派佔去了二十五席的立法會裡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

如果政府不給好處，他們就要亮點顏色給政府看。而他們也的確給了政府顏色，在選舉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的時候把那關鍵的少數票投給了劉慧卿，教大家見識到他們的實力。

終於，董建華也不得不認清現實，把陳智思請進行政會議。一時之間人人稱善，說香港有了個政治新星，行年還不夠四十，將來競逐特首有望云云。

問題是這五個人除了要做關鍵少數和藉此介入最高權力核心之外，可還有任何理念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答案是沒有。如果是親中的招牌聯結了民建聯，代表工商界和中產利益是自由黨的根基，爭取雙普選是泛民主派的最大公因數，那麼「泛聯盟」的職幟是甚麼﹖

我們只見這五人實力展示了個多月，但從沒聽過他們解釋這股實力要拿來做甚麼。他們的理想是甚麼，他們要代表誰的利益，我們統統不知道。我們只見個別成員前後矛盾，前陣子才說支持2012年普選，現在又說這目標不實在。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在香港參政，取得權力是目的還是手段﹖而在政圈談理想又有何用﹖

梁文道：通識教育的危險

【明報-筆陣】教育是一種社會再分配財富和地位的方法。這不只是乾枯的理論陳述，而且是很多香港人的信念和親身體驗。今天30到50歲的中產階級，有不少人都經歷過困苦的幼年，但憑一己的拼搏和上進，透過教育改變了自己的生命，最終不只贏來學位，也得到了體面和穩定的生活。這批努力而且幸運的中產階級，今天有些已為人父母。他們格外關注子女的教育，當然就不足為奇。有趣的是，雖然自己是老一套所謂「填鴨式」教育的成功過來人，他們卻都討厭那種使得自己得到階層上升機會的教育方法。他們想起童年，滿是苦悶不快的記誦苦讀，和格式一致壓力奇大的升學考試，所以他們不想自己的子女重複自己的道路，他們要求教育改革，而教改也回應了他們。

其實教改不是什麼新鮮事，自從教育成為現代國家的責任，普及教育在全球的範圍上施行以來，教育的改革也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新鮮的是，近百年前由杜威和他的門徒首倡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education），一種強調啟發和能力培養多於資訊記誦的教育方法，在今天卻成為最不「進步」（或者「激進」）的路數，反而成了全球化底下最符合各國需要的一種教育模式。所以過去20年來，「先進」的第一世界國家莫不把教改視作國家興亡的頭等大事，而改革的大方向也莫有不從曾經很激進的「進步教育」方法。

不要背誦，要理解﹔不要學知識，而要學學習的方法﹔不要死跟既定的課本，而要靈活地在生活中擷取各種信息﹔不要一個人死幹的傳統功課，而要小組討論做project以培養溝通與合作的能力﹔不要一次定生死的大型考試，而要日積月累地衡量學生的長期表現﹔老師不是授業的活教科書，而是解惑的啟發者。這一切都不會有人反對。過去很多中產家庭花大錢送子女進國際學校，為的就是得到這種教育。如今教改也朝這目標前進，又怎會有家長不同意﹖於是關於教改的主流計劃也就往往局限在技術層次。以此次的「三三四」學制改革和高中課程改革為例，大家最關心的問題不是改革的內容，而是達至目標的方法是否可行。例如成為話題的「通識教育」，論者都把重點放在師資充不充分，和評核方法合不合理等問題上。

其實早在70年代，就已經有些先知先覺的教育學家如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發現這種教改有潛在的危險，而且問題不小。那就是它可能會破壞教育再分配財富和地位的功能。30年來，隨這一波教育改革在先進國家的雷厲風行，也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實徵地證實了這種擔憂。許多低下階層的學生不僅不能在這種開放進步的教育中得到好處，反而變得常識貧乏，與中上階級的子弟愈差愈遠。為什麼會這樣﹖這種情是如何發生的呢﹖

即將推行的「通識教育」是近期教改中能夠說明這個問題的最佳典範。「通識教育」是現有學科中最強調學生要有整合跨科知識、發展自主學習能力的科目。教統局文件第27段就明言日後「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而「教師的角色可以是學習促進者、資料提供者和顧問」。

關鍵就是當學生不需要再死背硬記過去被認為必要的知識時，他要怎麼樣去蒐集材料，完成他的跨學科學習，和同學們一起去弄篇關於《戰爭與和平》（通識科的課題之一）的報告呢﹖他不只要擁有學校不再規定記誦的某些基礎知識，還要有不錯的理解分析和綜合能力，要有和人溝通合作的本領，更要有一定的語言表達力。這固然是學校教育可以提供的訓練，但卻更多地來自家庭環境和社會背景，也就是所謂的「文化資本」。

面對填鴨式教育和可以死死操練成就的考試方法，不同階層不同背景的學生，到底還是比較平等的，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勤奮和小量的技巧組合。這也就是為什麼過去有那麼一批為數不少的人，雖出身貧寒卻能經過教育和考試晉身中產階級。但若是要學通識教育，一個父母均受過高等教育，自幼培養閱讀愛好，因背景良好而有充分自信心，放假能隨家人旅行甚至遊學歐洲的少年﹔與一個來自單親領取綜援家庭，閒暇要操持家務甚至幫助長輩工作，去一趟東莞都要左算右計的同齡同學，二者之間就可能有極大差別了。因為表達、溝通、理解、分析和思考等種種能力所涉範圍甚廣，而且不是單在學校有限的條件下發憤苦學就可習得。光是做功課要交研習報告，一個有大專學歷的父母指導協助的孩子，和一個父母只有小學學歷而且日夜加班的孩子相比，恐怕就有截然不同的成果。

所謂「學習的主要責任落在學生身上」的另一層意義，就是家庭的責任也更重大了，凡是育有子女的夫妻都會明白。而那些子女有幸入讀強調開放教育的國際學校者，也都心知肚明自己要比一般家長多花多少時間精力在孩子的學習上。因為這種開放的進步教育固然比較優良，但它對家庭的要求也同樣地高。換句話說，以「通識教育」為典型範例的教改，很有可能在貧富差距日增、貧窮兒童數目漸多的今天，進一步擴大而非拉近了這個趨勢。

我不反對教育改革走向一條開放和進步的路子，因為這似乎是當前經濟轉型下不得不走的路，也因為過去的填鴨教育和考試制度確實弊端叢生。但是政府必須理解，推行教改不可以忘記教育改變社會利益分配的功能。日後學校的責任不是縮小，而是更大了。學生們因為背景造成的差異，必須在有充分資源和援助的學校之中彌補回來。

梁文道或馮振超：丁蟹

【都市日報-兵器譜】鄭少秋的《楚漢驕雄》前晚首播，焦點自然落在「丁蟹效應」之上。從1992年11月《大時代》推出開始，丁蟹再不僅是一部電視劇中的一個角色那麼簡單，其象徵意義重大，是反智思維的代表人物。

香港人在《大時代》播出後12年後對丁蟹記憶猶新，正好顯示有歪常理，脫離現實的狂人心態，在香港大有市場，而從中產生的「丁蟹效應」，更是香港經濟市場的大笑話，秋官每有新劇出街，各大傳媒的指定動作就是問「丁蟹效應」又來，股市大瀉必然，在文明科學社會的晨光下，顯然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老毛病仍然存在，而丁蟹的狂人文化也依然風騷。

丁蟹狂妄、無知、自我中心，永遠以自己為大，從小與母親相依為命，其母在方進新(劉松仁飾演)家中打住家工，丁蟹自小受方家不少恩惠，最後卻把方進新打致腦部受損而橫死。

方進新年輕有為，樂於助人，缺點可能只是不帶眼識人，交上丁蟹這種狂人朋友。從天理倫常來看，丁蟹只是歹角，絕對不是電視擁躉師奶們的那杯茶，但最後丁蟹卻跑出，成為香港觀眾最難忘的電視人物之一。

丁蟹之興起，有說與香港人心底裡的恐共心態有關，丁蟹野蠻行徑、事事以暴力解決，有著六四時中央政府與學生對峙，解放軍進入天安門鎮壓的意味，對於當時仍在英國庇蔭下的香港人來說，需在1997年回到祖國懷抱中，看著丁蟹的舉動，自己又代入方進新一家被迫害、弱勢族群的角色中，自然對丁蟹印象難忘及產生莫大恐懼感。

狂人除包含負面形象外，也有令人神往的一面，無上的權力，可以操控別人，慾望可以無限度延伸，這些都是在現實生活中難以達成的奢望，丁蟹卻可以殺人放火金腰帶，正正代表了可以不顧一切來把願望成真的狂人範本。

近年狂人當道，在國際政壇上最吃香。

薩達姆以不知所謂的主權理由攻打科威特，拉登以反美姿態發動911襲擊，最後演變成布殊反擊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他們的行為已具備了狂人的條件。

狂人們各有理由演繹其粗暴行為的合理性，但發動人命攸關的戰爭或襲擊時，從天賦人類基本生存權的大原則之下，是不容解釋的，狂人再辯白也只會是口出狂言。

梁文道或馮振超：公投

【都市日報-兵器譜】公投為何叫人想到港獨﹖提出公投的人為甚麼就會叫中央信任不了﹖其實這是國人思考方法的特色，魯迅曾經如此描寫：「一見短袖子，立刻見到白臂膀，立刻想到全祼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所以儘管民主派議員提出公投，目的只是想看看市民對零七零八普選的看法，又不是公投香港應否獨立，但它還是會令人飛躍地聯想起台灣阿扁要搞的那個公投。

自從陳水扁試圖為公投立下憲法依據出來，「公投」二字已經成為中文政治語言裡的污名了，彷彿只要一提公投，就必有不可告人的禍心包藏在裡頭。

但所謂「公投」，其實只是民主政治的最古老形式罷了。民主，是決定事情的程序和方法。在這套程序裡面，所有會被要決定的事項影響到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他們可以發言、辯論以及取得一切必須的資訊。

最後，當然就是在無法達成共識時去投票了，以多數決。古希臘的民主城邦雅典就最愛搞公投，許多問題都是交給公民投票來決斷。

但是再怎麼民主，我們也不能事事訴諸公投。如果像郵票該用誰的肖像，或者一條街要有多少街燈這樣瑣碎的問題都要公投決定的話，那麼我們就甚麼事都不用幹了。

所以現在除了寡民小國如瑞士的一些地方政府之外，很少民主國家會動用公投這種最直接的民主形式。

可是若遇到重大爭議，民選代表不敢貿然替選民們間接下決定，他們還是會請背後的老百姓直接出來投票話事。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獨立問題，彼邦就搞過公投。

必須小心的是，並非所有事都可以訴諸公投。換句話說，民主不能是決定所有事情的萬靈丹。

比如說去年廿三條的爭論，就有人提出乾脆全民公投要不要立法，但後來有人指出事關言論自由，不可以用民主方式加以肯定或否定。情況就像我們不能全民公投香港人有沒有吃意大利粉的自由。

因為能吃甚麼和該發表甚麼言論一樣，屬於個人權利範圍，輪不到集體替我決定。

如果凡事都講民主，甚至到了侵害個人權利的地步，那就叫做「民主的暴政」了。

梁文道：從政之路 路路不通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台灣小孩中，總有幾個在填寫「我的志願」時會說「我想當總統」，內地也有不少小孩坦白宣布將來要做「國家領導人」。九七過渡之後，香港人當家作主，我們的小朋友也終於可以對流星許願，悄悄地說「我要做特首了」。如果真有小朋友其志可嘉，想做特首，他可知道這一生要走怎麼樣的道路，才坐得上特首的位子？

且看當今特首和傳說中的下一任特首熱門人選，或許有點參考價值。董建華、吳光正和唐英年都是富商，而且是子承父業的豪門背景（吳光正則是其外父包玉剛的繼承人）。梁振英是學有所長的專業人士，不只在自己的行業裏早有根底，還得多點結識有背景的大人物。李國章則兼有二者之利，既是醫生和教授，也是望族之後。這張名單無論怎麼看，都看不出有哪一個是走過清清楚楚、明白可行的從政之道。

小朋友看了只會納悶，難道自己要當特首就非得先有個很厲害的爸爸，或者得很迂迴地先考個專業資格嗎？名單中的唯一例外可能是曾蔭權，公務員出身，由低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但我稍後會說明投考公務員，為甚麼不能算是從政之道。

政府說香港的政治人才不足，要培養從政人才。其實我們的問題在於這個社會的職業選擇根本不包括政治這一項，一個人即使想從政也不知由何入手，打哪從起。當政治事業不能明確劃出一條路線圖，又哪有人會把政治生涯當作他的期望呢？

首先，做公務員不能算是從政。只是我們長期生活在殖民地，習慣了殖民地體制，以為考政務官就是要搞政治。其實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現代政體，公務員與政治家是有明確界限的。依據韋伯的經典定義，政治與管理的最大分別是前者的任務是設定目標，給予方向，並對此負責；後者則得執行既定的目標，依循設計好的方向行事。雖然政治與管理間的界限總非如此清楚，而且往往有點模糊，但分別還是能一眼看穿的。舉例，要不要有綜援，綜援在社會福利體制中的地位是甚麼，這是政治要決斷的。怎樣分配綜援，如何確保綜援有效發放，這則是管理問題了。

負責管理的公務員可以透過各種方法影響政治，但衡量不同的價值和利益並且最終作出決斷的，到底是政治家的本份。這也正是「公務員中立」精神由來。一個政務官在英國就算做到了內閣部會次長的地位，也不會自稱政治家。過去的香港，公務員的確負擔了部份政治決策任務，但重大的決定依然由港督和行政局拍板。今天的香港施行高官問責制，更是明確地把政治和行政分開。可見加入公務員系統，並不算從政之道。

其次，一個人或許可以像其他奉行政黨政治的國家一樣，參加政黨以滿足參政的心願。即使在內地，有志從政的年輕人也都知道加入共產黨才是光明大道。但參政是為了甚麼？無論最後結果怎樣，執政就是參加政治活動的最高目標。政黨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這個最高目標。但香港至今仍不開放政黨政治，不僅特首必須沒有政黨身份，連問責局長也要在入閣後放棄黨籍。不只把政治矮化為中立的行政，這種設計也斷絕了政黨的生命線。

再加上政府殺掉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道中層階梯，使得底下的年輕人老是徘徊在區議會的層次，往上又有一批永遠也進不了政府高層的立法會議員坐在那裏。一個有志氣有抱負的青年看到這幅光景，又怎會想要加入政黨？或者有人說周梁淑怡和陳智思不都是以政黨身份入了行政會議嗎？可見政黨成員還是有執政機會。

但行政會議早就今非昔比，成了一個層次最高的顧問組織，其非官方成員往往只有被事先知會決策的優待，而沒有參與決策的機會。而且陳智思的入局更是打擊了政黨，而非有助於提高政黨執政的希望。因為「泛聯盟」與其說是有組織有理念的黨，倒不如形容為一個鬆散的投機組合更恰當。這樣的組合能得到賞識，難道不是賞了其他辛苦經營的政黨一記耳光嗎？

從政的第三條路，也是最迂迴曲折，最不穩定的一條道路，就是去經商或從事學術律師等某個專業，然後透過各人聲望財富的累積，以及參與各種有的沒的所謂「公職活動」，等待上頭恩寵入局。如此從政，可說是最講運氣機緣，最沒有確定性可言的，偏偏今日香港政壇最鼓勵這種方法。看看下任特首熱門人選名單和各問責官員背景，為他們描畫一張政治生涯路線圖出來；這是我們可以展示給年輕人，鼓勵他們效法的道路嗎？

當然就算在其他民主國家，也有許多大學教授和商界精英被延聘入閣，當了部長。但這些人要不是和政黨早有聯繫；就是在一個豐沛的政治文化中成長，知道政治是怎樣的遊戲。反觀香港，雖有愛國教育卻無政治教育，幾十年來沉浸在一個去政治化的環境中，至今視「政治」二字如粗話禁咒，避之猶恐不及。在這麼一個天天說要「搞好經濟」，少碰政治的情況底下，要培養政治人才又從何說起？

梁文道：世界改變我們之後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我的朋友最近從英國回來，他剛好趕得及在那邊看剛上畫的《摩托車日記》，改編自捷古華拉原著的電影。這部眾所矚目的電影有一句很動人的宣傳口號：「讓這世界改變你，然後你就可以改變世界」。這句話如此年輕，這麼豪邁，說中了很多小伙子的心。那該是他們大學畢業時不找事做，反而背起行囊聲稱要去「流浪」時的最佳解釋。

去看電影的都是年輕人吧？不，我的朋友說坐滿戲院的都是批髮梢開始斑白的中年人。放映途中，戲院裏有股熱烈的氣氛。大家看到死後封神的捷古華拉原來也曾經是人，會藉醉勾引人家的妻子，然後被追打鬧得落荒而逃。戲院裏充滿笑聲，年輕時的荒唐誰未試過？少年捷古華拉與他的朋友，告別當時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告別不安的父母與女友，騎一輛破舊的電單車，就這麼用了8個月的時間，漫遊大半個南美洲。兩個學醫的小子，一路上跌倒再爬起，也不斷借宿搭便車，偶爾因為太窮就騙吃騙喝。真是部純真的青春電影，而《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本也可以是本沒甚麼大不了的成長紀錄。

但是觀眾和讀者們都知道，這是個死者的日記。它的主角它的作者，就是因為這趟旅程，見盡了世上的不公與底層的悲慘，終於變成革命家，也終於死在獨裁者和「美帝」的手中。捷古華拉死了，他的死點起暴風大火，燒遍全球青年的心，大夥起而示威、反抗與唱歌。大家愈是懷念他，捷古華拉愈是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偶像。

捷死了近三十年，他早年所著的這部日記才告出版，今年再拍成電影，讓觀眾發現一個中產家庭成長出來的小孩怎樣變成革命家。聽朋友說，電影院裏的熾熱在散場之後變成冷寂，有些中年觀眾在開始有點冷的倫敦夜晚裏紅了眼眶。因為大家都知道捷在被這世界改變的旅程之後就踏上了改變世界的道路，而我們在被世界改變之後卻留下來成了它的觀眾。

梁文道或馮振超：垃圾食物

【都市日報-兵器譜】「垃圾食物」(Junk Food)的爭拗，在西方社會鬧得熱哄哄，美國導演摩根史培洛(Morgan Spurlock)以身犯險，連續30日狂食「麥記」，探討對人體的影響，並拍成記錄片《不瘦降之迷》(Super Size Me) 。

美式快餐為整個快餐文化發展中的龍頭大哥，今日美國卻反過來唾棄快餐文化及垃圾食物，確是有趣。

「快餐」(Fast Food)這名詞在近代飲食文化中由前衛先進變成糖衣毒藥的含義解讀，充份反映人類對科學的認知。西方快餐起源於十九世紀末的美國，而整個行業崛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快餐興起與二次大戰有關，戰後美國工業及經濟發展迅速，對勞動人口需求上升，婦女大量投入勞動市場，飲食習慣追求簡單，成為快餐業發展契機。巧妙地這種新興文化正合當時經濟起飛的社會面貌、大美國主義繁榮、先進的副產品。

法國總統希拉克曾向記者表示，年輕時在美國工作，經常品嚐漢堡包，更視美式快餐為在美國的一項難忘回憶。

在香港，七十、八十年代是快餐業發展的成長期，第一代電視處境喜劇《香港八一》中的主角茂叔一家就是經營快餐店，劇中常以快餐店為主要場景，反映快餐文化進入生活空間。

今時今日，快餐文化卻被「垃圾食物」這個負面名詞徹底打敗，變成人人得以誅之的「毒物」，英國超過100個健康及消費者團體聯署要求禁止有關銷售「垃圾食物」的廣告。

在美國，垃圾食物已釀成災難性後果，癡肥(obesity)國民遍布全國。

超過六成美國人被界定為超重，每年約有三十萬人因為過肥而英年早逝，涉及過胖引發病症(如糖尿病、中風及心臟病)的醫療開支以年度計算更超過一千一百億美元。

垃圾食物曾是西方社會的寵兒，但科學卻戳穿了美味背後的危機。不過西方商人絕頂聰明，此處不留人，並不是絕路，況且東望一片好景，亞洲自然成為一片樂土。而中國無疑將是另一個被垃圾食物毒害的重災區。

中國人愛上快餐文化的原因與別不同，崇洋思潮活現於一大堆漢堡包及薯條之上，價錢昂貴不是問題。

在北京，一頓美式快餐二、三十元人民幣實屬等閒，那怕每月工資只有二、三千元吧！這種過氣的西方時尚亦成功孕育出新一代中國的胖小孩。

梁文道或馮振超：學術家還是學者

【都市日報-兵器譜】近月，地鐵站裡有一這麼一系列廣告，主題是大人們對小孩未來身份的盼望。其中一幅有個小男孩，頭上用白線描了一頂學士帽，旁邊寫著「學術家，可以嗎﹖」。「學術家」﹖多麼奇怪的名銜，聽都沒聽過。我想「學術家」指的大概就是學者，而這幅廣告的意思應該是這個小男孩未來有可能成為學者。但廣告公司和買這廣告的客戶或許中文太差，不知道「學者」這種稱呼；也可能是想別出機杼，把「者」變成「家」，好提升搞學術的人的地位。

很多英文名銜一譯成中文，就總有點不搭調。例如artist本來名正言順可以譯作「藝術家」，但我們老是覺得不對勁。

西方世界，隨隨便便一個街頭肖像畫師照樣可以叫artist，但用中文把他稱之為「藝術家」又好像太抬舉了。所以我們喜歡一個更中性，甚至有些技工味的「工作者」三字。因此不但凡做藝術的人，一律稱為「藝術工作者」；至於作家，則是「文字工作者」。

從前唸哲學的時候，常為如何翻譯philosopher一字苦惱。外國一個研究哲學的研究生會自稱philosopher，可是連本地知名的李天命都要謙稱地把自己的名頭寫作「哲學工作者」，我們又怎好自稱「哲學家」呢﹖

「家」這個稱呼在中文裡面的地位太高尚，沒有獨到的一家之言，沒有開枝散葉開宗立派的，又如何當得上個「家」字﹖

因此本來自當中性，沒有價值高低之別的artist、writer、philosopher到了中文就有兩種翻譯。成就高的自然是「藝術家」、作家和哲學家；平平凡凡以此為業的則是藝術、文字及哲學的「工作者」了。

然而我們港式中文似乎嫌「工作者」還不夠Cheap，硬是多生一個「員」出來。於是好端端的政治評論家變成「時事評論員」；而我這等在大陸和台灣被叫做「文化評論人」的，於此間成為跟電梯操作員差不多的「文化評論員」。

果然職業無分貴賤，甚是平等。「學者」二字用來翻譯academics，原本天衣無縫，一來它很中性，二來它是古已有之有典可據說法。

可如今要講知識經濟，研究學術的人地位高了不少，所以那個廣告幫「學者」自動升級，化身成「學術家」了。

梁文道：愛國宣傳是在對誰宣傳呢？

【明報-文化教芋j在電視政治宣傳片的歷史中，最經典的大概就是廣告大師史華慈(TonySchwartz)於1964年創作的《雛菊》了。片子的開頭是個無邪的小女孩數一朵雛菊的花瓣，突然之間畫面接到了核彈倒數和爆炸的場面，一切靜止之後是黑色背景上的一行白字：「11月3日投給詹森總統」。當年這齣短片震撼了全美國的觀眾，結果民主黨的詹森果然戰勝了共和黨候選人高華德。它的威力在於裏頭沒有一個字是在指名道姓地攻擊高華德，但所有人看了之後都明白它的用意正是把高華德跟核戰聯繫起來，選高華德就是選擇末日。它之所以有這麼強大的暗示效果，是因為高華德之前曾公開表示支持使用戰略性核武。換句話說，《雛菊》成功提醒了美國人心底的記憶和恐懼。一條政治廣告片該如何達到預期效果？愛國教育要怎麼做才會做得好？我想這是公民教育委員會在推出《心繫家國》這條以《義勇軍進行曲》襯底的短片前，沒有細心想過的問題。自從《心繫家國》在每天的黃金時段推出以來，向廣管局投訴的數字不斷上升，各種關於愛國主義和愛國教育的爭論則不休不止。我想我們或許可以先把一些倫理學和政治原理的討論放在一邊，換個角度，純粹從技術層面去探討這部短片失敗的原因，進而檢討整個「中國形象」的呈現問題。

儘管一提愛國教育，就會出現「沒有國哪有家」這類壯烈有餘邏輯不足的莊嚴宣示，或者「愛國情感與生俱來」此種玄之又玄的神秘說法。但說穿了，所謂宣傳愛國無非就是要推銷一種叫做「國家認同」的社會性產品，一如當年李施德林推銷口水一樣，希望人人購買人人接受。推銷社會性商品的重點，在於讓每一個人都知道別人也知道這個商品；讓每一個人都了解除了自己之外，其他人也都喜歡這個產品。用「理性選擇論」(rationalchoice)的術語來講，這叫做「信任賽局」(assurancegame)，意思是每個人都只在別人也會採取行動的時候，才願意採取相同行動。我之所以買口水是因為我確信其他人也會買口水，同理，愛國也不可能是一個人私下隱秘進行的活動。

塑造國家認同 不是聽而是 唱國歌

所以，如果要用國歌去塑造國家認同，它首先就不該是用來聽，而是用來唱的。例如在世界盃足球賽裏，當你發現其他人也在熱情澎湃地唱國歌，你就會自動加入合唱。而當你加入合唱，你就會有種「我們同在一起」的感情，從而生起「我們都是中國人」的認同感。情好比研究國族主義的大師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舉的經典例子：當一個人發現，鄰人也在看和自己看的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就會聯想到在這片土地上，不同城市的人也許都如我一般看相同的報紙，進而就有了「我們都是同一國」的國族認同。反過來說，如果我發現在球場上居然沒有人唱國歌，我多半會為免尷尬而保持沉默。如果不是每個人都對《義勇軍進行曲》有相類的感受，則不論它播了多少回，恐怕也只是事倍功半。

回歸前流行文化的戲謔

當年李施德林的口水廣告之所以為人傳誦，是因為它利用了每個人對自己會不會有口氣的擔憂。《雛菊》之所以成功，是因為它的觀眾都記得高華德的言論。《心繫家國》不妙之處，正正在於其製作者並不理解《義勇軍進行曲》在香港的接受史。中文大學音樂系的余少華教授曾經出色地分析過香港人對國歌的印象，離不開回歸前一系列流行文化產品的戲謔。例如張堅庭導演的《表姐，你好》和黃子華的棟篤笑《秋前算帳》，就都拿過《義勇軍進行曲》開玩笑。甚至到了1998年的世界盃，無線電視由李克勤演唱的節目主題曲，還用歌詞「起來！起來！起來！」(還是普通話演唱)諧仿國歌。試問，在這樣的流行文化背景底下的港人，又怎會一聽到《義勇軍進行曲》就肅然起敬呢？他們又怎可能透過這部短片去接受「愛國」這種社會性商品呢？除非這部片子不是拍給這類對國歌無甚強烈情緒的觀眾，而是給本來就又愛國歌又愛國的人看的。但若真是如此，這愛國宣傳又是在對誰宣傳呢？

手法陳舊 非年輕人那杯茶

坦白講，即使《心繫家國》裏出現了青年偶像郭晶晶，它對年輕人的吸引力也不會太大。因為除了國歌的問題之外，它的拍攝手法和理念也相當陳舊。在外灘三號樓被時裝名牌進駐，北京後海型格酒吧開遍，麗江雪山大開前衛搖滾音樂會的今天，所謂壯麗山河或科建成就，根本就不是年輕人那杯茶，而是中老年人的自以為是。《心繫家國》的時空錯置就像張藝謀在奧運閉幕式上的那個「八分鐘」。

再進一步說，有關方面應該檢討親中派和整個「中國形象」的形象管理；或者用內地的說法，要「搞搞形象工程」。愛國教育在香港已經有一套僵固的修辭和文法，一提起愛國就非得正經板板地豎起國旗張燈結彩，語調也要特別嚴肅(比如說把《心繫家國》和口水廣告拿來比較，肯定就要捱批，雖然事實上它們都是廣告)。結果是很多活動要比某些國家在港的旅遊推廣還不如，而宣傳愛國就是順理成章地放國歌。

對很多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來講(特別是梁國雄的支持者)，一提起「親中」和「愛國」，想到的就是一些說話古怪的中老年人、同鄉會的祝酒儀式、參拜寶蓮寺和扇舞、手揮小旗口喊「熱烈歡迎」的小孩與千人大會操，以及人不算還要動手的「維園

阿伯」。在政治無可避免地走向「形象政治」的時代，故步自封地把自己習慣的那一套強加於人，又豈是明智之舉？

梁文道或馮振超：我聽到你的聲音

【都市日報-兵器譜】美國總統大選，向來說話以內容愚蠢和文法錯誤見稱的小布殊，在電視辯論依然沒有太大的起色，頂多到了內容符合常人智商和文法大致正確的地步。但是回顧他的總統任期，也曾有過那麼一次令人難忘的即興演說。

那是911之後幾天，小布殊去了紐約的受災現場視察。他站到一個世貿大樓的殘餘瓦礫堆成的小丘上，用大聲公向現場消防員和救災人員講話。那些英勇的人類抵住同僚犧牲的傷痛，頂著龐大的壓力，日以繼夜爭分奪秒地清理現場，在頹垣之中尋找那怕是一絲也好的生命象。

這時他們圍著總統，渾身泥塵汗水地聽他講話。突然有一個消防員向著布殊大喊：「我們聽不到你在說甚麼。」頓了一頓之後，總統執著大聲公向著人群回答：「但是我聽到你的聲音。不只我聽到，全國的人民，全世界的人這時候都聽到了你的聲音......」。

這一刻真是布殊講話生涯的高潮，反應夠快，而且把一個偶然的技術問題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你們這批勇敢的消防員，不只總統知道你們的心情和苦痛，而且全世界的人們都理解你們，站在你們的那一邊。難怪現場立刻掌聲如雷。

但是只要仔細去想，這段了不起的回應其實是建立在語言的暴力邏輯之上。那個消防員要求的不是這種回應，他本來只是想布殊放大聲量，或者換一套擴音系統。可是布殊技巧地扭曲了這個要求，把它變成一次振奮人心的機會。而且他襲用了美國和全世界的人的名義，在未經我們授權的情況下替我們說話。接下來他把話題從慰勞工作人員轉向回應恐怖襲擊，為他的反恐戰爭埋下伏筆。而這一切都是以世界的名義開始的。

從來當政客說「我聽到你的聲音」的時候，都是在行使語言暴力。例如立法會競選期間，田北俊在獅子山隧道新界方向的出入口山坡上，鋪了一面巨大的廣告牌。除了他的玉照，還有這麼一句話「你的心聲，我聽到，我做到」。但田北俊真的聽到路過途人的心聲嗎﹖我們可曾對著他那張照片說話嗎﹖他現在一切所做所為，就是我們這些見過這廣告所示意的嗎﹖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但政治的修辭學就是如此運作，不聲不響地以人民之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至於布殊和田北俊到底聽見了甚麼，反而不是重點了。

梁文道：理解走路

【蘋果日報-牛棚讀書記】因為牛棚書展的活動，要陪駐展作家李歐梵帶一群朋友來趟「走路工作坊」，從金鐘走到銅鑼灣，邊走邊談。回家之後，意猶未盡，就把從前翻過，但未細讀的《浪遊之歌》拿出來好好看一遍。這本書原名Wanderlust，作者雷貝嘉．索爾尼（Rebecca Solnit）是個行路迷，於無車不行的美國加州，她住在最適合用雙腳行走的三藩市。

城市，有走不動的城市和可行走的城市（Walkable city）兩種。走不動的城市典範，是我住過的洛杉磯。洛城的走不動不是因為它太笨重，而是它太過輕靈，全城被一條條的公路貫穿，汽車方便地在每個角落流動。洛杉磯擴散得如此之廣，因此不用太多的密集高樓；就算市中心，比起其它城市也要顯得稀疏。這種城市是一眼望去，所有東西清清楚楚呈現眼前的透明都市。

索爾尼自己住的三藩市，和她喜歡的紐約及意大利諸城，則是可以好好走上幾天的城市。不只是這些地方對行人來講方便，也因為它們太豐富，豐富得幾近沉重，所以走在其中街巷，總有一種變化無窮，走多少回都走不透的感覺。當然，世上行人的夢想城市依然是巴黎，這個明明呈輻射狀清晰擴散的太陽城，老是有挖不完的深度和重重包裹的神秘氛圍。所以，第一個研究現代「逛街」這種行為的德國大哲人班雅明，就是用巴黎來當他的經典範例。索爾尼也注意到了，巴黎是世界上出產最多「走路」理論家的地方。這城的居民如此熱愛走路，乃至於可以為她發展出理論。

寫走路和它的歷史，索爾尼把更多的篇幅花在大自然中的漫遊。相比起都會裏的逛街，荒野漫行好像更有靈性。例如某支愛斯基摩人有這樣的習俗，誰要是生氣，就讓他帶一根樹枝到雪地上走一直線，以消解怒氣。在心靈獲得平靜的那點上，插上樹枝，「以見證憤怒的力量或長度」。

梁文道或馮振超：授勳

【都市日報-兵器譜】授勳是種很危險的行動，一不小心就會自相矛盾自我取消。如果獲得勳章是一件很有地位很光榮的事，那是因為這個勳章本身有價值。而勳章要有價值，那就得整套授勳系統被社會認同，得獎的人不能離社會上那把無形的尺太遠。

授勳這種古老的制度之所以繼續存在，是因為政府當局得利用它好好酬謝對己有功之人，獎勵一下為自己立下汗馬功勞的好朋友。這本來就是所謂的「酬傭政治」，人家給了你好處，你也得回敬一番。這本來無可厚非，而且這種好處其實很抽象。比如說大紫荊勳章比起銅紫荊勳章，不同的除了材料和款式上的小小差別，就是名目有異罷了，別無其他實質好處。古時候授勳可真真正正有地有錢相伴，現在獲勳圖的就是個心理上的優越。英國封爵還裝模作樣地讓獲封者在全球範圍內選個采邑，有人選新德里有人選悉尼。這有點像玩電腦戰略遊戲，在屏幕上攻下了紐約可千萬當不得真。否則你獲封香港勛爵，又真跑來政府總部Claim你的管治權試試看，不被當作瘋子轟出去才怪。可見到了現代世界授勳，授的只是毫不實在的抽象名望。

儘管如此，采邑還是不能亂送，勳章還是不能亂頒。酬傭政治搞過頭了，勳章也就沒價值了，因為獲頒授的若都是自己友，反而社會上公認有地位有功勞的卻多謝都冇句，授勳制度就會全背離社會尺度，變成很Cheap又很沒意義的鬧劇了。英國人授勳的歷史悠久，而且制度嚴謹。

每年的名單都會按行業分類設下定額，連有功於自己的外國人都不放過。得過爵士的不只是政客商人，學者作家音樂家也是年年有份，絕不落空。可是這些年來也被酬傭政治敗壞，惹人詬病。很多人物在公眾眼中又是小丑，卻因為對執政黨上台有過貢獻而獲得獎勵。結果不是小丑升上了殿堂，反而是使得勳章成了汽水蓋一般的廢鐵。香港這幾年來授勳也授得相當搞笑，一代花旦芳艷芬拿個銅紫荊，還不如特區小官僚的金紫荊。司徒華就算政見多麼不容於當權派，到底服務社會數十年，如今退下議員席位卻連個屁都沒有。英國人再怎麼酬傭，也還懂得說甚麼叫民主寬容，肯把一個沒有實際好處的虛銜送給政敵。我們的政府是否太沒有政治智慧，連授勳的尺度都不會摸﹖

梁文道或馮振超：服裝規定

【都市日報-兵器譜】服裝規定(dresscode)這回事最能突顯衣服不只是用來驅寒蔽體，它還有表示身份區別階層的功能。我們一般老百姓上班工作自然有不明言的服裝規定(除非你是學生、紀律部隊、清潔工人，才要一襲硬綁綁的制服。不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出外吃飯同樣要注意衣裝是否合適，比如你去半島吉地士，或者有幸到馬會打廳，甚至跟著大老闆衫尾摸入香港會，穿套裝或者結領帶實在是無可避免的服裝規定。

服裝規定還是一樣很政治的現意。我國古時候有好幾個朝代對衣服特別敏感，不同身份不同階層該穿甚麼都是清清楚楚，說不得笑。傳統中國人分四等，士農工商，商人最賤。

像明初這種最怕商人發達作威作福，甚至官商勾結，擾亂朝綱的時代，有錢佬甚至不能穿絲綢做的衣服。結果很諷刺，農夫地位夠高但買不起純絲美服，商人有錢卻只能偷偷穿，他們穿絲綢就像偷情，有種跨越禁忌的小快感。

權威是需要裝飾的，因為他得被看見。看不見的權威威極有限。所以直到今天，法官和大律師還要穿上全黑的專用套裝，戴一頂其實很可笑的假髮，彷彿有了假髮就很有「法」制精神。

不只衣裝，連裝衣服假髮的袋子也有講究，你在法庭只要看一眼大律師揹的那個絨袋是甚麼顏色，就知道誰的資歷深誰是新入行了。

今天我們這個時代標榜民主開放，百姓們買衣服再也用不著看身份，你家財萬貫照樣可以去佐丹奴，售貨員不會叫你拿張身份證或住址證明來看看。可是政治還是有它的權威，它當然也要裝飾，這裝飾就包括衣服規定了。且莫論日本內閣每逢就職晉見天皇時都要穿那企鵝般的十九世紀燕尾服，一般國家開國會也沒有不穿西裝不結領帶的。

理由是，政治是民主了，但它依然要有威嚴，而這威嚴的來源又是從世襲血統換成了人民們的一人一票。所以英國國會裡的極左工人階層議員都照穿整齊西服，為的就是要表示自己有權力，而這權力是來自選他的百姓。因此在立法會穿甚麼衣服根本與民不民主無關，而是和權威有關。

如果立法會准許長毛穿圓領汗衫去開會，不表示我們的政治更民主了，只是表示我們更徹底地拋棄了權威。

梁文道或馮振超：重新做人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兩性關係上，不忠的下一個段落只有分手與和好，但就是夫婦間能接受大家「重新做人」，但過去難以磨滅的不安經歷卻往往如影隨形，「心中始終有條刺」這句話正好道出感情上「重新做人」的難處。

另一方面，三角關係，錯完再錯的例子不少，越軌行為每每一不離二，正如英國球星碧咸，保持經年的「腍善」好丈夫形象自與西班牙女助手盧絲傳出緋聞後，便破鏡難圓，其他傳聞更不斷出現，就算太太維多利亞再次有喜，亦爆出與美容師希絲有染新聞，證明情感上的重新做人不易為之。

在政治上，「重新做人」難度更高，前衙門高官局長梁錦松、楊永強的遭遇已說明一切，在詭異的政治圈中，有時就是錯不在己身，只是一時失誤，也有可能再無翻身之日。

末代港督彭定康所以被調派到與大不列顛帝國路遙遙的香港，原因就是在九十年代初在祖家輸掉了下議院議席，從此便只能退出權力核心，出事前肥彭在保守黨內如日中天，貴為保守黨主席，卻飛來橫禍，最後惟有退一步，就是今日輾轉成為歐盟對外事務專員，權位始終也與當年仍是政壇茄哩啡、現今已貴為工黨首相的貝里雅差十萬八千里。

要數最令美國人不值，時常被勸說可以「捲土重來，重新做人」的經典人物，還有美國民主黨前副總統戈爾，他贏了選票輸了選舉，至今在美國政壇中仍是一宗令人難忘的憾事，但從今屆民主黨初選提名前，戈爾已聲言「拒絕再玩」，明顯地擺出一副政治人「一生不能輸兩次」的氣節情操。

但，現實情景絕對不是拒絕重新做人的藉口，如劉牧師在講道時那份信念、擇善固執的態度，相信台下以千計聆聽者應該自有領會。

功利社會中，最令人有「醒一醒」感覺的，可能就是這些近乎超現實的理想主義吧。

梁文道：哲學和它的時代：紀念德里達

【明報-港聞】我喜歡看外國報紙的訃聞版，因為每一天它都在提醒讀者，這個世界如何形成，我們的生活又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世界無非就是死者們一點一滴積累而來。那些政治家、商人、教師、工運分子、學者、運動員與明星，雖然離開了人世，但在某個意義上仍然與生者同在。雖然每一死亡都是那麼獨特，不容取代。

讀訃聞還能了解一個社會的價值觀，知道他們認為什麼類型的人值得大家紀念。例如10月11日，許多世界性的重要報刊都登出了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Derrida)的死訊。法國報紙乾脆用頭版刊載特輯，而且還要煞有介事地指明消息是由總統辦公室宣布的。一個哲學家的死，何須勞動國家元首？

不論你說是「後現代主義」也好，「後結構主義」也好，還是「解構主義」，德里達都是他那一代人最後離世的大師了。傅柯(MichelFoucault)、李歐塔(Jean-Fran茳oisLyotard)和德勒茲(GillesDeleuze)等同代人相繼過身，德里達猶著述不斷，四出演講，且有愈趨活躍之勢。幾乎令你以為他還是那個年輕的前衛思潮偶像，畢竟仍有不少先生認為他只不過是個花招百出語焉不詳的思想弄潮兒，但其實他死的時候已經七十四了，比很多嫌他太時髦的人還要老。

德里達有多時髦？看他首創的「解構」這個詞在今天有多流行就知道了。他曾在一篇訪問裏自嘲地抱怨，居然在《紐約時報》的飲食版看到這麼一道菜，叫做「被解構的兔子」(其實只是鍋燉兔肉)。天！我多麼希望「解構」只是道兔肉而不是哲學。因為他的著作，出了名地難讀；細瑣的哲學經典解讀，大量的分句分詞，長達兩頁的句子，自鑄的術語，嚴格的字源分析夾雜一兩句呢喃的笑話等等；實在超出常人忍受範圍，他竟然還寫了七十多本書，且廣受歡迎(當然還伴隨大量的抨擊)。我對他有特殊感情，是因為我第一本買的英文書就是他的《論文字學》(OfGrammatology)英譯本。以為可以避開沉悶的課本，用有趣的哲學書自習英文，誰料到是場噩夢。當時我還以為英文就是這個樣子，難怪我的英文至今不好。

像德里達這樣的哲學家，就算有很大的影響，頂多也只是局限在學院和文藝圈，值得我們在這裏談他嗎？事實上，德里達一直為人詬病，說他的激進只是象牙塔裏抽煙斗扶搖椅的虛無姿態，完全與現實世界無關。於是過去十多年來，他很努力地寫作、演講，把注意力放在倫理、社會和政治等非常「現實」的問題上面。他近年最叫人訝異的舉動，是和被德國官方譽為「國家哲學家」的宿敵哈伯馬斯(J椐rgenHabermas)的一連串合作。哈伯馬斯雖然也不好讀，但到底秉承德國傳統，理論條目分明，系統層次清晰；而且一向入世，巡迴演講於歐洲各國議會，大談人權法治。後者的擁護者素來對德里達沒幾句好話，德里達的法式迷哥迷姐則總是認為前者死守啟蒙傳統不放，是個老頑固。那麼他倆有什麼好合作的？

原來就是因為地球上出了個新帝國---美國。首先，他們把各自有關九一一及恐怖主義的文章訪談結成一集，在美出版，批評美國政府口中的「恐怖主義」嚴重誤導世人，會對世界民主帶來極壞的衝擊。然後在美國出兵伊拉克前夕，又聯署一篇宣言《論歐洲的復興》，分別在歐洲各大報盛大登載，捍衛歐洲的「核心價值」。他們強調經過殖民帝國帶給世界人民莫大痛苦，又親歷民族主義禍害所致的兩次大戰的歐洲，非常懂得民主和俗世自由人權的真正意義。正在統一的歐洲可以為人類尋求超越狹隘國族視野的努力樹一模範。看來「老歐洲」恐怕才是少不更事的「新美國」學習的對象。德里達甚至在病重之時，仍為德國政府電視台的特備節目作嘉賓，祝賀哈伯馬斯七十五歲華誕，稱譽他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真正正派」。

其實，關於民族主義的謬誤，德里達早在數年前的《友誼的政治》一書中就加以「解構」了。他認為西方思想傳統老是認為人應該有自我認同，一個人的身分人格應該是統一的。所以西方人那麼關心「自我認同」或「自我身分」(self-identity)的問題。同時人們又被鼓勵要在家族、宗教、階級和國家民族裏面去尋求這種認同感，甚至要有人我同一的幻覺。所以最強烈的愛國主義總把國家視為「大我」，我們國民雖然各有「小我」，但還是在國家的層面上統一成一個我。究其實，這不過是西方思想方法的問題，卻流毒全球。不過，既然稱得上「解構」，「認同」這種觀念也必然有它的矛盾。那就是強調融合統一的「認同」必定包含了人我之別的階層分化：我們信同一個宗教的前提是異教的存在，我們生在同一個階級因此必有我們的階級敵人；沒有異族異種甚至敵國，我又怎會知道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同」在何處呢？此等講「同」卻又必然有異己存在的思考模式，其害自不待言。不知今日大搞「愛國教育」的朋友懂不懂？

追求純種和滅除差異的世界已是千瘡百孔，又該如何診治？德里達提出了幾近「不可能任務」的寬恕。他認為阿伯拉罕傳統下的三大一神信仰：基督信仰、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都繼承了「寬恕」這個核心概念，而且也已普及全球。所謂寬恕必然是寬恕不可饒恕的罪惡，因為如果只寬恕可被原諒的過錯，那麼跟寬恕一個根本沒犯錯的人就分別不大了？所以三大教都強調人雖有罪，但神愛無限寬廣，祂可以無條

件地免去我們的債。可是另一方面，教義又告訴我們先要認罪悔過，改造自身，彷彿把寬恕變成一種有前提條件的赦免。德里達以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和日本侵略罪行為例，說明在沒有條件的寬恕和有條件的原諒之間，我們要明智地衡量抉擇。但他還是認為寬恕是非常神秘的經驗，只發生在罪人與受害者之間。要一個被害人質的母親去原諒綁匪，是把不可能的變為可能。而轉化不可能為可能，正是人的自我超越，是宗教的開端。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尹三龍會對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原諒他感到如此震撼，因為他自己知道這是不可饒恕的錯。而那份寬恕，已是超越人類的宗教體驗了。但我們能盼望同樣的體驗發生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嗎？

德里達要再詳加說明的，當然還有很多，但他到底走了。他擅長撰寫悼文，這麼多年來他為先其而去的友人和論敵寫下的悼文，竟已多至成書。既然他已是那一代的最後一人，再不知還有誰來為他燒上一篇祭辭？謹此以他那本悼文集的法文原名紀念這位哲學家：Chaquefoisunique,lafindumonde(每一次都是獨特的，這世界的終結)。

梁文道：議員該有多少薪津？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本屆立法會議員位子都還沒坐暖，馬上就要面對減薪。因為要體現「與民共渡時艱」的精神，現時立法會議員的薪酬要跟上一年丙類消費物價指數掛，所以新一屆議員的薪酬及開支津貼要比去年減百分之一點九。說起來，這已是連續第六年減薪了。不過這算不上很嚴重的削減幅度，每月只是少了千多塊罷了。

關於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問題，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實在是個小禁區。政府自然不能說三道四，議員也絕對不敢貿然提出檢討，說要加怕民意群情洶湧，很容易就從代表人民變成了民粹主義的死對頭；說要減是拿同僚的飯碗開玩笑，以後會內友少敵多不在話下。至於一般人，我想聽到議員有五萬四千一百七十元月薪加上全年一百四十八萬津貼後，肯定大呼「有冇搞錯」。事實上，在立法會競選期間，我親耳聽過有人說議員每月頂多拿六千塊就夠了，平日出入應該坐巴士地鐵，以體察民情云云。

要談議員薪酬，我們得先看看議員這種職業的工作內容。在民主發展史上，議員的薪水問題並不簡單，它不只是技術性的多寡問題，還涉及根本政治理念爭論。現代民主政制的發展早期，很多議員（尤其是歐洲國家的議員）要不是家有恒產的貴族地主，就是不憂吃穿的資本家，根本不用計較當議員有沒有收入。而且自古雅典這民主政制的理型開始，民主參政就被認為是一種義務多於職業，既然是人人該盡的義務，當議員又怎能像一般工作那樣領薪金呢？

將從政視為無酬公民義務的看法，乃建基於一種把政治活動跟謀生徹底分開，鼓勵所有公民平等公開地參與政治的平等理念。相信這種理念的人最討厭把政治當做職業的傢伙，認為他們會壟斷參政途徑，使其他公民沒有輪流登上政途的機會。但弔詭的是，這種貌似貼近平民的想法其實最容易歧視平民。

首先，雅典的民主之所以容許公民輪流參政，而又不須太多額外的財政負擔，是因為它是個依賴奴隸的殖民經濟體，公民都是不須勞動的地主。到了十九世紀的英國，便曾有地方上的平民議員因為付不起車費，而去不了倫敦開國會的經典例子。

華盛頓將軍在美國成功獨立之後，曾多次拒絕出任總統，直到他聽說原來做總統會有一筆還過得去的收入之後，才願就職第一任美國總統。隨愈來愈多的平民進入政壇，搞政治開始變成一種有收入的工作。再加上現代政治益發複雜，政治的專職化也就成為必然趨勢。時至今日，雖然每個民主政體都把從政當成一門專業，但「職業政客」還是一個不時出現的負面名詞，一般人偶而還會有不靠政治謀生的政治人物比較清高的感覺。

回看香港的議會發展史，也走過同樣的歷程。一開始的時候被委任為議員不只是義務，而且是榮譽，薪酬津貼的標準該怎麼訂自然不好計較太多。如今眾多諮詢架構也有同樣的情況，某些機構要是認真幹起來，完完全全是份正職工作的份量，但依然沒有津貼，因為被委任已是莫大榮耀。

不過香港的民主化如果持續下去，肯定會有愈來愈多身家不那麼豐厚的人投入政壇。不只有長毛這類公屋議員，自由黨也不能永遠搞商人參政，而不找代理人入局吧。那麼我們就要好好檢討議員的收入了。

理論上，一個立法會議員應該要隨時審視政府的政策及施政，要接見民眾以收集民情，要閱讀政府呈遞的大量文件，更要做大量的研究來完善議政質素。如果一個政策局局長要看的文件和要做的工作，已經多到看不光做不完的地步，一個稱職的議員即使工作量不比局長多，也絕不會比他少。所以美國的國會議員動輒有數十個助理，就是為了大量的政策研究分析。這麼算下來，就知道以香港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物價標準來看，議員的收入絕不算多。梁國雄那「萬幾蚊就夠使」的論調只是不知就裏的混話。

所以我主張立法會議員的薪酬及津貼該比現有的水平更高，好讓他們能夠聘請更多有經驗有能力的助理，幫助他們做好政策研究，為將來政黨執政做準備。但話說回頭，加薪加津貼也不是全體適用的。我們應該仿效加拿大等部份西方國家，鼓勵議員專職化（我始終搞不懂，一個別有本業的議員怎可能做好那麼多議員該做的事），扣減非專職議員的薪資，再補給全職議員。分開兩種薪津標準，對應兩類議員，合理不過。

梁文道：聲線與音量

【都市日報-兵器譜】黃毓民的歸來，又教大家記起了他那把沙啞的聲線，和足以爆咪的音量(請相信我，他曾真的把商台的幾隻咪喊至爆)。在今天「理性」的大氣電波之中，他的重返，使人格外想念那「感情煽情」的年月。

毓民與大班的主持風格，很容易就被稱作「粗暴」、「煽動」、「不理性」、「不客觀」、「言語暴力」、「有佢講冇人講」。有趣的是，許多批評他們的文章和言論都把上述形容與他們的聲線和音量連在一起來談。

例如某專欄作家就曾這樣寫過：「每天早上駕車扭開收音機，聽到某主持人那嘈吵嘶啞的聲音，就對香港社會的不理性歪風感到憂心」。

說話聲音的大小，自古以來就不是一種單純的形式問題，它總是被賦予了多於它本身的文化意義。

例如在古希臘的民主社會裡，音量雄壯就意味著說話的道理高人一等。因為當時的議會廳雖有良好的聲響設計，卻沒有現代化的擴音設備；因此一個雄辯滔滔的公民必須同時擁有響亮的聲音，才能在演講時力壓群聲。

所以當時有些專門學邏輯學辯論以求晉身政壇的年輕人還會特地跑到山上練習大聲地說話。正是「我大聲唔代表我冇道理」。

但希臘到底是個異數，後來的西方官廷與貴族，修院與學院都強調輕量的聲音與柔和的言談。

文藝復興期間，教導上流社會子弟的禮義手冊和生活指南大行其道，褚面就不忘指導年輕人要注意自己說話是否太過大聲。

後來，說話的音量及聲線更有了階級的意味，粗啞嘈吵的聲音是很多人階級的象徵，總叫人想起礦坑與工廠，因為在那種環境裡面聲音小點也沒人聽得見；而長期張大喉嚨喊叫則必定影響聲帶，說起話來又怎能不粗聲粗氣？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很容易被輕柔的音量打動，覺得擁有這種聲音的人必定高雅禮貌，甚至說出來的話都格外理性。

但是理性點看，一個人說起話來聲音大不大，語氣粗魯不粗魯，與他的話有理與否，又有何必然的關係呢？

黃毓民或許就是一個奇妙的常識反例，聲音像流氓(明明沒在節目中講過粗話，但你硬是覺得他總是「嘟嘟」不斷)，說理如教授。

梁文道：錯過諾貝爾獎的天才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諾貝爾獎真是一個欺負人的遊戲，每年總有人叫屈，說其實誰誰誰要比某某某更值得拿獎，然後爭論不休直到下一年的獲獎名單公布。這百年來，還沒等到瑞典打來的電話，就先接到彼岸急催上路的大作家，不知凡幾。波赫士、卡爾維諾、喬埃斯等人加起來，可稱作諾貝爾文學獎的「恥辱名單」。因為他們沒有得獎不是他們的恥辱，而是諾貝爾獎的恥辱。

今年的諾獎得主Elfriede Jelinek叫我想起另一個也在這份恥辱名單上的人物：伯爾哈德（Thomas Bernhard）。因為伯爾哈德也是奧地利人，更被認為是路數與Elfriede Jelinek相近的長輩，更重要的是他在1989年就死了。

伯爾哈德的小說以漫長呢喃的對話見稱，他好幾部代表作都是全由對白組成，沒有任何客觀描述。最誇張的一本乾脆一句獨白到尾幾百頁，真真正正的一句話就是一本小說，只是那一句話夠長。但可別被他這種前實驗的外貌嚇跑，伯爾哈德的書其實很易讀，而且一起首就放不下，讓你跟角色那大段反覆說白下的低迴情緒走下去，愈讀愈往下沉，直到絕望的最低谷為止。難怪有人拿出名簡約的貝克特與他相比，二者同樣寫出了人生在世的無望無奈，只是伯爾哈德是個喋喋不休的貝克特罷了。

在伯爾哈德的作品之中，我最愛的是《輸家》。故事虛構，但其中一個角色大鋼琴家顧爾德（Glenn Gould）卻是真人。講的是拜在同一鋼琴師傅門下的三個好友，中間出了一個曠世奇才，其餘二人心路如何的故事。這就是典型的伯爾哈德，焦點不在傑出的天才，而在天才旁邊的凡人身上；寫他們由羨慕、忌妒到放棄自己，其淒涼真是字字驚心。

又是伯爾哈德料不到，天才自己也是淒涼的。

梁文道或馮振超：Paparazzi

【都市日報-兵器譜】《受難曲》監製米路吉遜(Mel Gibson)早前另一部新片《Paparazzi》9月在美國開畫。意大利名詞「Paparazzi」用以描述跟蹤名人、明星的「狗仔隊」，名堂源於1960年，意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一部描寫記者採訪八卦新聞的電影《甜美生活》(La Dolce Vita)，片中男角Paparazzo是一名攝影記者，專門追蹤明星、名人故事，可視為我們香港「狗仔隊」的西洋前輩。

在香港，我們認識的狗仔隊，主要工作亦離不開揭名人陰私，傳媒用上狗仔隊伎倆，始於九十年代初，周刊市場競爭激烈催生狗仔隊作業模式。追源溯始，狗仔隊的工作手法屬於一種有組織性的間諜活動，偷拍、偷聽、跟蹤皆為「份內事」，而最用得上狗仔隊的，並不只限於傳媒，政治家以至執政者利用狗仔隊的歷史更加源遠流長。港英時期，皇家香港警察有政治部(運作至94年解散， 以保安處取代)，對目標人物進行調查時，便經常用上狗仔隊。

新當選的立法會尊貴議員長毛也曾經與官府御用狗仔隊交手，並上演一場傳媒狗仔隊「暗算」官家狗仔隊的好戲，九八年初，正值有中國領導人訪港，長毛這示威常客必然不會放過這大好機會，但他自覺被官家狗仔隊緊盯，故與周刊記者合謀，「放風」給官家狗仔，表示會在堅道天主教教堂內的餐廳出現，並預早安排攝影記者偷拍，最後官家狗仔魚貫入場，安坐在長毛四周，被攝於鏡頭之下，來了一幅大合照。

要數最轟動的「狗仔隊政治風波」，非美國已故總統尼克遜(Richard M. Nixon)的「水門事件」(Watergate affair)莫屬。

1972年美國大選前夕，尼克遜爭取連任，共和黨「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的幾名高層成員，派遣狗仔隊到民主黨位於華盛頓水門酒店(Watergate Hotel)的競選總部，意圖安裝偷聽器竊取競選軍情，但最後卻被警察逮過正著。

這隊效忠共和黨的狗仔隊全軍覆沒，引起軒然大波，尼克遜意圖隱瞞黨內高層與竊聽事件的關係，最後惹火上身，連總統寶座也得退位讓賢。

顯然操作政治狗仔隊的風險與難度遠較傳媒狗仔隊為高，若出亂子後果不堪設想，執政者與政權實體對政治狗仔隊大都抱有一種不欲多提的態度，政治是殘酷的，上天注定政治狗仔隊永遠只能在黑暗中工作，最大禁忌是「見光死」。

梁文道：國歌（二）

【都市日報-兵器譜】自從有了國家，國家就得有些標準裝備才上得了大場面，比如國旗、國徽、國花、或許還有選美冠軍。當然稱得上國家，也得有國歌。當年李鴻章為了出訪歐洲，發現人家列強皆有國歌，咱大清沒有豈不笑話﹖

於是也改編了首傳統音樂，配上歌詞，人稱「李中堂樂」。它的歌詞是這樣的：「金殿當頭紫閣皇，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天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太過富泰太過古雅﹖宣統年間，溥儀的臣子終於正式定了首國歌，叫做「鞏金甌」，它的歌詞更要命：「鞏金甌，承天疇，民物欣鳧藻，喜同胞，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這種國歌一般小老百姓連唸都不會唸，又怎麼唱呢﹖不過不要緊，定了國歌的六天後，辛亥革命爆發，帝國蒼穹很快就不保了。老百姓又少受一回苦。接下來至少還有五首國歌出現在中國歷史上，還不算國民黨定下的那首「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終於到了1949年，聶耳作曲、田漢填詞的《義勇軍進行曲》被正式訂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但是國歌那多桀的命途，並未到此終止。

很多人或許還記得在八九「六四」之後，曾有一段時期大陸在正式場合是只奏樂不唱歌的。據說是怕那句「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給人太多聯想。事實上，這首抗戰時期的電影主題曲，其歌詞確有時代局限。想想看，別說六四會叫人對它有另一番解讀，就算今天，明明已經「和平崛起」，中華民族又為甚麼還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呢﹖毛主席曾在1954年回應過這種質疑：「不喜歡現在國歌的人，主要是不喜『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句，覺得不舒服。但如果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是太平無事的時候』，那也不好了。現在帝國主義包圍得還很厲害呢，唱一句最危險的時候，也沒有甚麼了不起吧」。此外，從1966年一直到1982年，田漢填的國歌足足有16年沒人敢唱，形成中國人不敢唱自己的國歌的怪異局面。那就是文革了，因為新編歷史劇《謝瑤環》，田漢被指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8年12月10日更被鬥死。那段時期的歌曲集裡國歌有譜無詞，唱片中有樂無歌。後來雖有新編的詞，國歌普及程度卻遠不及《東方紅》。今天大搞愛國教育，又大肆紀念鄧小平，此段坎坷的國歌史不可不提。

如非鄧小平掌權，我們又哪有唱國歌的自由呢﹖

梁文道：長毛，你就算按章宣誓也沒對不起誰

【明報-筆陣】長毛，很多認識你的人這陣子在訪問之中都把你叫做「雄仔」。按輩分來算，我應該稱你一聲「雄哥」，但我沒有。認識你這幾年來，我和我這一代的朋友和大家一樣，都是喊你「長毛」。因為在你的信仰裏，論資排輩是沒有意義的。而且你又如此親切，雖也一把年紀，但卻永遠青春。對那些會輕輕拍你的頭的老人家而言，你是年輕人﹔對那些穿著校服向你拿簽名的中學生來講，你一樣是年輕人。這種跟我們老百姓一同呼吸、一起住公屋的「自己友feel」，會不會就是你贏了選戰的原因呢﹖

其實，包括我在內的60,925名新界東選民，投票給你的理由實在不少。有的是想看熱鬧，猜你進到立法會可能會拿水槍出來噴射。有的是覺得你有型，總是一頭長髮再加一件哲古華拉T恤。也有的是喜歡你在選舉論壇上的表現，理直氣壯得叫人眼前一亮。我欣賞你至今仍自認是托派，可以毫不羞愧地在議會裏當個真正的左翼。當然，還有人聽說你會在就職典禮上更改誓辭，就憑你的理念和勇氣而投你一票。

在你當選那晚，你說競選期間有不少街坊叫你不要衝動，得好好地把他們的聲音帶進建制。於是，你公開表示未必要如選前承諾那樣去修改就職誓辭。當然，你應該猜到有多少人會批評你背信棄義。林行止甚至不留餘地罵你立刻露出玩弄選民的政客真面目。

長毛，你一定很困惑。事實上，從媒體所見，你這陣子都很困惑，開會遲到，在還沒搞清楚狀況的時候就說參加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很無聊。是不是太多人說話，太多人找你，使你失去了該有的冷靜呢﹖終於，你再次決定修改誓辭，要加上「效忠中國人民和香港居民，爭取民主公義，捍衛人權、自由」這一句。這句話表達了你真誠的信仰，但卻可能違反規則使你失去議席。該怎麼辦呢﹖

很多人批評你這次行動只是一場「秀」，我想你一定不會對「作秀」二字感到陌生。這麼多年了，有多少人批評過你只是在做政治表演呢﹖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個犬儒的社會，沒有人願意相信還有誰會真誠地為了理想去做些明知效果不大的事，例如你和你的同志們的每次示威。

但是我們也都理解，政治行動跟社會運動有時候也的確是表演。大家在鏡頭前揮舞標語，是為了讓坐在家裏的觀眾受到刺激，引起反思。如此看來，你這趟行動又是否達到了演出的目的呢﹖市民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一個六萬多人選出來的代表，會因為一道簡單的儀式而喪失了做議員的資格，一位不用競選的先生或女士，卻可以在沒人知道他是否真心相信誓辭的情況下宣誓就職﹖市民們有沒有想過一個議員為何要宣誓效忠政府，而非效忠中國（自然包括香港）的人民呢﹖我想是有的，經過這段日子的擾攘，大家應該都會如你所願地去思考這些問題。雖然我們的媒體和專家照例只是關心「修改誓辭合法與否」這類程序問題，但你當明白，這也是我們這個城市的特點。他們對你能否當上議員比你的行動意義何在要有更大的興趣，無可厚非，在這地方。

身為一個社會運動家，你已經達到你的目的了。接下來的問題是，長毛，你作為一個議員、一個政治家，現在該怎麼做﹖最近讀了一本書，是美國年輕學者Andrew Sabl寫的《Ruling Passions: Political Offices and Democratic Ethics》，裏面正好談到民選政治家與道德運動家是兩種不同的職能，有不同的工作，也有不同的道德要求。長毛，過去的你一直是個社會運動家，但打從你當選那一刻開始，你就成了民意所寄的政治家了。

比起搞社運，一個議員的工作既不更無聊也不更清閒，同樣值得真誠嚴肅地對待。長毛，你要留意，儘管投票給你的人各有不同的原因，但這到底是一次公職選舉，而非社運家選舉甚或形象選舉。從理論上講，一位候選人被選民推舉的正當理由，就是他有能力去完成他那份受到大家欣賞的政綱，不論選民實際上是帶什麼偏好去投票。打個比方，選民儘管可以因為一個人相貌娟好而選她當總統，但絕不能因為她就職後變醜了就趕她下台。

同樣地，即使有人就是想看你怎麼大鬧宣誓儀式才投票給你，你也不用因為怕違背諾言而心存愧疚，因為選你出來的正當理由不是要看你改誓辭。承諾有很多種，如果你承諾當選之後剃頭，卻仍留一頭長髮﹔你的確背棄了諾言，但這不算是背棄選民，因為它與選舉無關。如果你選前聲稱要代表基層，日後卻贊成削減綜援，這就叫背棄選民了，因為議會裏的工作才是我們對一個民選議員的真正要求。所以你若當不上議員，我和很多人都會有被騙的不快，因為我們相信你在議會裏為無產階級揚聲，而不是衝擊立法會議員的就職誓辭。

今天，你不用在社會運動家和政治家兩種身分之間擇其一。因為身為社運分子，你目前為止的言行已經讓大家對宣誓這回事想得更多了。你現在該做的，就是好好地去成全你的另一重身分。這兩種身分儘有不同，但日後也未必衝突。假如你還是擔心沒有百分百地完成諾言，你也有更多幽默的方法去化解表面的矛盾。還記得那些英國工黨裏反對君主立憲制的議員如何宣誓嗎﹖劉進圖上個周日也在此寫過。聰明如你，必知選擇何其之多。

祝你以後工作愉快，為無告的基層繼續奮鬥，把他們的聲音帶入建制。

梁文道：國歌（一）

【都市日報-兵器譜】國歌用不著好聽，因為它不是用來欣賞的。世上很少有知名的大作曲家撰寫的國歌，可能例外只有德國，他們的《帝皇頌》是海頓的作品，但是這曲子在歷史上惡名昭彰，因為納粹黨改寫過歌詞，曾把它奏遍歐洲的每一個角落，恐怖的聲音。至於被認為是最好聽的英國國歌，其作者反而不見經傳。大部分的國歌，格局結構都很類似，不是作莊嚴肅穆狀，就是進行曲，而且都喜用管弦樂伴奏，相當沉悶。所以我懷疑那些買「世界國歌選輯」回去聽的人，要不是找資料做研究，就是品味有問題。

國歌不是奏來聽，是拿來唱的。這點你在奧運會和世界杯之類的大型國際賽上可以親身體會。只要大喇叭一吹起樂聲，激動的球迷就狂舞國旗，帶著淚水大聲唱國歌，氣勢很雄壯。到了這種場合，你就知道公民教育委員會買了時段天天在黃金時段播國歌，是有道理的。它的作用是讓大家聽到「入晒腦」，好像用靈格風學外語一樣，三個月之後在球場上也可以加入大合唱，字正腔圓。不是開玩笑，我說真的。國歌的作用是團結人心，而團結從合唱開始。在運動會這類大型場合，不用指揮，也不用排練，小號聲剛起，你就自動唱上去；再看旁人，也是一個個張大喉嚨地唱。這時你就會感到真正的「我們萬眾一心」。這有點類似進行曲或古代社會裡祭典用的舞樂，讓大家跟著節奏，一個拍子一個動作，音樂協調了所有人的行動。整齊的動作加強了軍隊及社群的團結感，音樂推動你我的向心力。你不認識隔鄰的人嗎﹖不要緊，他和你一樣會唱國歌，由此可見他和你都是同一種人，正如你們說同一種語。這和古代的「雅樂」大不相同，雖然有學者說這種古代宮廷大典上演奏的音樂是最早的國歌。但我覺得他們在胡扯，因為「雅樂」是階級性很強的音樂，只在祭天或皇帝繼位等最高等的場合演奏，一般老百姓根本不能得而聞之。一種國民平常沒聽過的音樂又怎能有國歌的功能呢﹖因此沒人會計較國歌的悅耳程度，它只要使我們感覺我們是一家人就夠了。除了在奧運會這種場合，可以集中地見識別人的國歌，才讓我們稍有機會做個平常的聽眾。

以前的奧運會還會選舉「最佳國歌」，1936年的奧運就選過台灣的「三民主義」為世界最佳國歌！只是後來大家更現實了點，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國歌響起的次數要比它的質量重要。

梁文道或馮振超：皇家飯

【都市日報-兵器譜】綠林朋友江湖趣事多，早前一位在深水街頭經營手提電話買賣生意的街坊，被警方拘捕，由於被捕人士達五十人之多，警員處理需時，各綠林好友惟有久等官爺落案，最後還在差館內吃上一頓「皇家飯」，談起「皇家飯」，相信沒有太多讀者願意及深入了解，這個滿有殖民地色彩的名詞，詞簡意到，是少有在政權交接後仍然流傳而未被取締的。

「皇家飯」並非懲教署屬下的監獄特有，在警署內也有供應，被捕街坊憶述，當天在深水警署品嘗的美食：有椰葉、芽菜、腸仔及白飯，靚湯欠奉，卻有清茶招待，清淡得有點像時下流行的瘦身餐單。至於真正在監獄才能嘗到的「皇家飯」，菜式也差不多，放上一個月也不會變壞的椰菜仍然是首選，還有瘦肉、白菜及池魚等等，過節日子則會加，以雞翼贈興。盛傳年前出獄的重犯歐陽炳強，就曾經談到出獄後不欲再吃椰菜，免卻回憶昔日鐵窗生涯。

「皇家飯」另一特色，是用膳時間與編排，早上7時、中午12時、下午5時準時提供早、午、晚三餐，晚上9時回倉睡覺前為宵夜時段，早、晚兩餐以飯餐為主(晚飯奉有水果，幫助消化)，中午只吃粥點，宵夜就有牛奶及一些餅乾。這個由營養師精選的餐單營養充足，而中午食粥，更有助各獄友不致食得太飽，容易「瞌眼」。

為公平起見，獄中慣例負責派飯分的廚子獄友，派飯時只能身處廚房內，透過一個小窗口把飯遞給其他同志，以免出現飯質與量「因人而異」或「厚此薄彼」。如獄友懷疑飯不足，更可向獄警官爺提出查驗要求，俗稱「磅飯」，即以磅秤來釐量飯重量，以求達到真正公正、公平的大鑊飯理念。

「皇家飯」這名詞過渡九七仍未被淘汰，對特區政府而言，實在有點說不過去，港英時代，懲教署徽章上最搶眼的，自是英帝皇冠，「皇家飯」尊稱理所當然，但時移世易，懲教署徽章上的皇冠掉下，變成了紫荊區徽，特區獄友食的是「特區飯」，衣食父母早已由女皇陛下換上祖國主子，但「皇家飯」這稱呼依然深入民心，這究竟是民心思舊、獄友念情，還是特區監房推動思想改革不力，致使殖民地殘餘病毒在獄友身上蔓延擴散﹖

梁文道：《geegeejerjer Funbook》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傑斗」（Kidult）這個字眼近月在香港越來越流行，很多人被封作「傑斗」典範，很多事被認為是「傑斗」該做的事，儼然成為「布波」（Bobos）以來最新潮的生活形態和人格類型。其實拆穿了，「傑斗」的意思一點也不複雜，就是小孩（kid）加成人（adult），身是成年身，心如赤子心罷了。雖然處身於複雜的現實社會，卻常保一顆童稚的好奇心與一份單純的天真。

正如穿Polo是「派皮」（Preppy）的象徵，看張愛玲很「小資」，脫下三宅一生換一身便服去尼泊爾非常「布波」一樣；「傑斗」也被認為得幹點甚麼才像「傑斗」。其中一種就是玩各式兒童才會玩得樂此不疲的遊戲。

所以這本《geegeejerjer Funbook》就是一本很「傑斗」的書了，它是一本遊戲大全。整本書沒有故事沒有資訊，有的是一套又一套棋盤，一款又一款的遊戲玩法指南。它讓我想起以前看過的童軍手冊和露營指南，裏面常有很多集體遊戲的玩法介紹。只是往日已逝，今天的成人聚會不是唱K就是睇波飲酒，而少年們也提早成熟一樣唱K睇波飲酒，還有誰會去大嶼山長沙露營點營火？而這本書卻很復古地教大家玩「估領袖」一類的遊戲，恐怕真是弄給「傑斗」看的。

《geegeejerjer Funbook》除了教你玩遊戲之外，它本身就是遊戲。裏頭有很多「鬥獸棋」「飛行棋」一類的紙板棋盤，還有膠套方便你裝書中裁下來的棋子。帶它，上哪兒都可以和朋友下盤棋。

但到底這也是本大人書，雖然其中的人物角色很討喜可愛，色彩斑斕。不過明顯經過精心設計，是本可以放在設計書店與畫冊並列的漂亮玩意。我想在電子遊戲當道的今天，創作這麼一本書的人一定是很念舊又長不大的人。這其實是丟進大海的瓶中信，希望浪會把它打到Nev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