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削綜援爭論的迷思

【明報-港聞】每次到了要調整綜援金額的時候，必定會有爭論；而每次爭論必然有很多糾結的情緒反應，和含混的概念使用及論證方式。這回政府拒絕一些候任立法會議員的要求，決定要如期在10月1 日削減長者及「非健全人士」 (下稱「不同能力人士」 )的綜援標準金額5 . 4 % ，當然照例引起爭論，照樣引發了種種情緒反應和含混的邏輯。

情緒反應可以從這幾天的一些報刊專欄和電台烽煙節目中清楚看到。許多人不問情由、不分青紅皂白地批評反對這次削減行動的議員，再三舉出「綜援養懶人」這套論調，並且引用自己歷盡艱苦自力維生的親身體驗，以說明香港精神的可貴。首先，這種說法往往過度誇張了個人一己的經驗，忽略了即使在那段「奮發向上」的六七十年代到終於修成正果的八九十年代之間，香港同樣有大量的失敗者和悲慘案例。只是今天那些佔據了發言空間的人自己不在「失敗者」之中罷了。

說這種話的人常把個人經驗的總結混合了主流論述中的香港成功故事，相互印證，上升到一個「香港精神」的抽象層面，再和領取綜援者對立起來。彷彿拿綜援的不是天資不足就是懶惰，他們是盡展潛能努力不懈的「香港精神」的反面人物。於是綜援問題就隱含了身分問題：我是「香港精神」

的見證人和繼承人，所以我是真正的香港人； 他們既然違背了香港精神，其身分也就相當可疑了(這也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市民一提到領取綜援人士，就不自覺地 要扯上新移民)。

且不論這些說法的邏輯和產生方式有多糊塗，它最大的問題是錯把貧窮當成一類人，而非一種狀態。其實窮人很少是生下來就窮，而且就此一直窮下去的，他們只是在特定的結構下陷入貧窮的狀態。特別在今天這個競爭激烈、技術革命速度增快的全球化時代，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失業，每個人都可能窮上一段日子。綜援或任何社會保險，就是為了避免我們在陷入這個狀態時無法維持基本的生活。相信很多十年前仍然覺得自己分享了香港繁盛成果的人，今天也能體會這點。所以我們必須理解，綜援不是一筆專給一種叫做「窮人」的群體的金錢，而是用來保護我們所有人的制度。我今天用不上不表示明天不需要。

現在可以回到此次爭論的核心，把那些很情緒化的反應放在一邊，將成為目標的長者和不同能力人士，從全體領取綜援之中切出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需要申領綜援的長者及不同能力人士的處境，有點像陷在蜘蛛網中的蒼蠅，這條腿要是拔起來，那條腿就會陷得更深。那筆削款後只剩2270元的收入如果用去一截在醫療保健上，食物的開支就得減少；如果在食物營養方面計算一點，買月餅招呼孫兒的社交費用就得省下了。不同於失業人士，這批陷身貧困蛛網的老人家和生理上受到極大限制者，幾乎完全沒有翻身的機會，只有艱苦的等待。換句話說，這次成為削綜援目標的這批人，是實實在在的社會最底層。

知道這個情，仍然堅持要推行削減綜援方案的人有三種說法。一種認為綜援應與通縮掛，既然過去數年物價下調，綜援也應削減。第二種認為削減綜援的決定，早經議會依合法程序通過，不應輕言放棄反悔。第三種論點則以較長遠的目光來看，認為財赤壓力龐大，堅拒削減綜援是不負責任的政客行徑。關於第一種論點，已有許多論者就過去幾年基本生活所需物品的實際價格，和已經重臨的通脹提出反駁。至於第二種論點，也有人就所謂「立法會正式通過」這個說法提出了質疑。所以我想談談第三點，所謂的「責任」問題。

這種論點把削減綜援和削減財赤簡單地對立起來，又把反對削減綜援看成是一種討好選民的短期利益，犧牲香港長遠利益的不負責行為。它的問題是忘卻了在現代社會契約論的理解下，我們之所以需要國家和政府，是為了保障所有人的生命和公平地維持每個人基本的生活能力。削減長者和不同能力人士的綜援，就算不是送他們即刻赴死，也是對他們的生命持續造成了即時的打擊。為什麼想要他們多活幾年或者身心健康，就要比起讓未來幾年香港的財政狀健全來得不負責任？為什麼想要維持社會最底層的基本生活就是討好選民的政客所為，削減綜援避免加稅就不是討好另一批選民的政客行為呢？「責任」、「政客」等等只不過是修辭技巧，而非實在的論證。

事實上，所有涉及政府開支的決定都是政治。消滅財赤的方法很多，不獨削減綜援，任何一種政府開支的縮減或增加都會碰到不同階層的利益，例如停止半山行人電梯的運作、收縮山頂警力的部署。當然，我們不會主張削減警力，因為這違反了政府存在的理由。同樣地，把長者的生活費用減到2270元也是。

梁文道：行政立法關係不「舒適」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新一屆立法會即將開鑼，之前第一個跑出來說選舉結果令他很comfortable（舒適）的董建華，不知現在可有後悔？

自去年七一大遊行後，政府最懼怕的就是泛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過半席位，以後動輒否決政府提案，癱瘓行政機構。這是合理而普遍的擔憂，全世界的政府都害怕反對黨在大選中贏取足夠席次控制國會，使自己的決策受到重重掣肘。難怪選舉結果出來，被認為很愛跟政府對幹的泛民主派過不了半數，董建華會寬心得一下子道出他的心底話了。

問題是世上許多國家都憂慮的這種行政立法部門間的關係問題，其性質都要比香港來得單純。首先，在施行政黨政治的國家或地區，除了反對黨外，必有執政黨和執政聯盟。因此執政黨控制的政府在立法部門的選戰中，考慮的就是執政和在野間誰的力量可以大一些。可是香港至今堅拒政黨執政，使政府在立法會裏根本無法保證有任何一席屬於執政一方，反而使即使是最保守的議員也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反對黨。

特區政府如果要確保議會裏有「自己人」，不是透過半公開或完全不公開的利益交換來籠絡議員，就是「等運到」，看時勢是不是站在自己那邊。可惜今天的特區政府真是時不我與，不僅范徐麗泰在競選期間公然和董建華劃清界線；即使是民建聯，經過兩年來被打成「保皇派」的困難經歷，如今也隨時預備跳船以得民心。要把這些根本不是執政黨的議員完全拉到政府一方，真是談何容易。

其次，在施行政黨政治或政治人才充裕的地區，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裏的成員基本上是同一種人，都是經過重重歷練、具有豐富政治經驗和相當手腕技巧的政治家。因此對方玩些甚麼花招，自己心中有數，不妨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例如英國，整個內閣本身就是議會成員，而且說不定還是特別出類拔萃的一群議員，又何須太過恐懼議會裏的花樣。

反觀香港，政府成員不是政務官系統培養出來的行政官僚，就是一批或許會玩辦公室政治和校園政治，卻沒有大政治歷練的空降局長。反而經過直選洗禮的議員，特別是專職議員則不僅社會學習能力強，願意結合過往經驗和民眾期盼以調整策略；而且天天滿腦子想的就是怎樣在質詢中刁難對手，如何在辯論中為自己的建議動員力量護航過關，可說是日日在玩政治遊戲的政治動物。對上這些如狼似虎的直選議員，只在其他行當才是精英的局長，與做起事來一板一眼的政務官，又怎能不生待宰羔羊的恐懼？所以，從政治人物的背景而言，不用民主派控制議會半數，只要直選議席過半，行政部門就有寸步難行的危機了。

最後，當然還有個老問題，就是我們的特首非由直選產生，真要遇上行政立法大對決的生死關頭，要訴諸輿論和民意的支持時怕也沒那麼容易。美國總統克林頓也曾遭遇過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威脅不通過政府預算案，聯邦政府的公務員差點沒糧出，那是真真正正的癱瘓。但克林頓可以挾民意指斥共和黨為了黨派利益犧牲國民福祉，迫使對手讓步敗走。若遇上這等場面，董建華要學克林頓般大聲疾呼向民眾求援，會有克林頓的理直氣壯嗎？

如今在特首不經直選，政黨不能執政的情況下，行政與立法兩個部門想和諧協調，有結構性的困難。短期而言，政府必須放下事事以我為主的心態，不要把政治過程設想成「我有決定，議會不是配合就是絆腳石」，而得把議會的工作看成整個政策制訂和執行程序必經的民主步驟。

在大格局的政制民主尚未出現的時候，先在微觀的決策和執行層面引入民主元素。表面一點的做法是特首和各派議員之間建立經常且正式的溝通渠道。列根在就任美國總統的頭一百天裏，就和四百六十七名國會議員開過六十九次會議，當時就有議員表示四個月裏看見列根的次數要比過去四年裏看見卡特的次數還多。列根在兩屆總統任期內與國會相處愉快，並非無因。

更深刻的措施就是放下「行政主導」的面子問題，不要再像以往那樣關起門來，自己把所有政策議程都弄得完整無缺才拋給議會。某些重大立法的諮詢，其實可以邀請議會一起從事，行政立法部門共同主辦公聽會，不只可以讓議會有更高的參與度，還可以讓政策的制訂更透明。其實，再進一步把施政方針和特首的施政報告都開放出來，自己僅訂綱要，讓議會充實細則，又有何不可？

梁文道：總理住在游泳池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我們都知道特首是幹甚麼的，但他的夫人呢？《基本法》沒有明確指定特首夫人要做甚麼，可是我們卻總是模模糊糊地感到她好像也得從事某些「公職」，例如剪綵，寫首歌叫明星拿去唱，又或者扮超人去掃街好逗小孩子開心。事實上，全世界大概沒哪個地方會立法規定元首配偶的工作。所以各地行政首腦的「第一夫人」或「第一老公」都得在大家期望的範圍內，自己發明些事情來做。

德國總理施羅德的太太Doris Schrer-kf為自己找到的任務就是編寫一本書，去告訴德國的小孩子她老公和所有公職人員到底在幹些甚麼。這本結集了27名德國一流作者合力完成的書就是《總理住在游泳池》了。這是本我一直想看，但又一直沒有人寫過的書。

我向來覺得一本好的政治入門不是從「民主」、「自由」和「法治」等觀念開始的哲學書；也不是從政治的定義開始，談到政治遊戲中各種角色互動的政治學教科書，亦非自鴉片戰爭開始說到比例代表制的政治簡史。而是實實在在地告訴我，一個立法會議員和一個問責局長每天從早到晚到底在辦公室裏做些甚麼；特首外訪一趟的程序如何安排；政治記者和那些富商與政客們午飯時又都會談些甚麼東西。

《總理住在游泳池》就是這樣的一本書，德國總理接見外賓收下的禮物如何處置，國會議員的薪水怎樣分配，政要保安人員的危機處理，政黨「黨鞭」對付黨員的方法，都是它涵蓋的範圍。27位作者有資深記者、過氣政治家還有總理夫人自己，又懂內幕又寫得深入淺出（到底是給小孩看的），十分好看。

這種政治入門不直接回答「甚麼是政治」，而是用「政治怎樣運作」的角度出發，雖然內容講的是德國，可是對所有想更懂政治的一般讀者一樣有用。董太既然無事可做，何不也出面弄一本呢？

梁文道：左右政局的兩種矛盾

【明報-港聞】分析解讀本屆立法會選舉戰果，自然要放在更廣闊的政局脈絡之中；要談近年時局趨勢，則必離不開「七一效應」。然而，什麼是「七一效應」呢？雖然所有論者都能隨口說出「七一效應」如何如何影響了某件事，彷彿「七一效應」已經是某種人所共知、意義清晰的東西；但我以為，兩次的七一遊行與其說是早就促成了某種明顯效應的政治結論，倒不如說是仍然有待解釋的歷史事件。所以，與其運用意義仍未清楚說明的「七一效應」去說明此次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倒不如反過來以選舉結果去透徹認識七一遊行所彰顯的政治含義。

基層Vs 大商家 青年人政治醒覺

流行的說法是把七一等同於盡快落實雙普選，因此「七一效應」就是泛民主派的最大資本，而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就是這個效應有多大的一次測驗。這個講法沒有錯，但是把兩次七一遊行直接和要求普選掛，卻嫌太過簡化。其實，連續兩年盛大的七一遊行所表現出來的，是在原有的「民主Vs親中」光譜之外，加上了兩道新的政治裂隙(cleavage)：其一是更明確更自覺的階級覺醒造成的「基層Vs大商家」，其二是青年人日益濃厚的政治關懷所形成的政治世代轉移趨勢。

今年七一遊行其中一個令人注目的現象，是有許多示威者明確地把大商家列作針對對象。批評胡應湘和陳啟宗保守言論的自然不少，有傳單及標語指摘李嘉誠壟斷香港市場才叫人驚訝。這叫我想起日前坐的士，司機說他十一歲的兒子有天突然對他說：「阿爸，原來我每日都畀錢李嘉誠。」對比起九七前一提到李嘉誠就是「超人」就是「神」等全港尊崇的情，真令人有不知今夕何夕之嘆。這種現象並非七一遊行引發，而是七年來政府施政偏袒商界，和部分商家主動趨附政權所造成，七一只是集中表現了這種對商界權貴的憤慨罷了。此所以「基層利益」一詞日漸流行，各政黨政團都不敢或忘。事實上，不論是明言代表基層，還是主動迎合「中產心聲」，如今言必有階層的趨勢，是前所未見的。

再看這兩年的遊行，突然湧現了不少傳媒和政界人物聞所未聞的新團體，像「七一人民批」、「一代公社」、「民主補習社」、「中學生聯盟」和「青年公社」等，不論規模大小、人數多少，都是由年青人自行組織發起的。這批年輕人提出的議題廣泛(例如實施「校本條例」要尊重學生的意見)，絕非普選二字所能盡括。他們議論政治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方式和風格(例如搞網上電台)，也不是政府和傳統政黨所能吸收駕馭的。青年的覺醒，正是兩年間的七一遊行所催化釀成的。如果說今時今日三十以上的是「六四」那一代，這一批十多二十歲的小伙子就是「七一一代」了。兩代人的社會背景不同，政治參與的風格不同，各自擁護的代表性人物也不同。

梁國雄高票當選的含義

近日成為傳媒焦點的「長毛」梁國雄，在我看來就是七一後這兩種政治裂隙相互運作下的代表人物。他的高票當選，可以說明七一後兩種趨勢的存在。首先，按照港大地理學系的分析，梁國雄的票源主要來自於新界東幾個基層集中的區域。再看他多年來鮮明的左翼形象，和競選期間一再狙擊被指是商界利益代言人的田北俊，可以想像他作為基層先鋒的形象，是不可動搖的。其次，根據小童群益會為中學生舉行的模擬投票，他也是最受青年歡迎的候選人。以他沒有資源和組織的背景，只有搞運動的資歷及反叛激進的形象，卻把「七一連線」中默默耕耘，從事傳統地區工作多年的黃成智踢了出去。這是種政治參與風格的世代轉移之象徵。

怎樣透過立法會選舉的結果去準確掌握七一後的兩種政治裂隙，然後予以有效回應，是特區政府和各政黨政團當前面對的大問題。自由黨的兩位地區直選候選人，和打正旗號代表基層的長毛與大班同時入局，表面看來很「均衡」，實際上是把已經存在的階級矛盾帶入議會，日後的分歧和張力可以預想得到。政府這時候千萬得小心行事，如果不改變現時的執政手法，繼續製造偏袒大商家的印象，就只會把仍然自認中產的市民更往基層的方向推，加劇階級矛盾。如果董建華真的一如傳聞所言，委任九龍倉主席吳光正入行政會議，就是錯誤的第一步了。

對於政黨而言，雖然以比例來看，今屆立法會的青年投票人數並沒有比上屆明顯增加，但年輕人到底是政黨未來的生命線。相比起大受青年歡迎的長毛和大狀，仰仗老人家和傳統社區組織及同鄉會網絡的民建聯，能不有此消彼長的危機感？能不在大勝的表面下居安思危嗎？而民主黨身為泛民主派資歷最深的龍頭，早年被認為繼承了六四的政治資產，如今卻是老大徒傷悲。反觀功能組別中郭家騏、張超雄、譚香文和四十五條關注組等民主新星的崛起，卻是承續了七一力量的新一代。看到許多政治有興趣的而又支持泛民主派的青年人跑去為四十五條關注組和長毛助選，連自己那批培養了十多年的「第二梯隊」都還扶不上的民主黨，又要不要恐懼吸收不到新血接班的未來呢？

梁文道：Go! Go! Go! 特警戰術技巧手冊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很多人說陳嘉上的《飛虎》系列是港產片中拍飛虎隊拍得最不同風格的逼真的電影，但是你分得出來什麼叫真什麼叫假嗎？如果連真假都分不出來，又哪談得上知道它逼不逼真呢？只是一些很實在的東西真是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並非每個觀眾都掌握得到。

好在你不用真的當過兵，做過飛虎隊，才看得出電影裏的虛實。因為你只要看過陸子峰的書就行了。說到陸子峰，他真是香港出版界的小奇蹟，編寫、繪圖和出版一人搞掂。先有《單兵2000》，再來兩冊《Go! Go! Go! 特警戰術技巧手冊》，每一部書都賣出多個版次。而且書店裏長賣長有，可見很受歡迎。或許是因為這幾年War Game的潮流，也或許是本地軍事迷確實人數不少。

《Go! Go! Go! 特警戰術技巧手冊》從特警部隊的歷史開始談起，我看了之後才曉得特警部隊（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簡稱SWAT）原來不同於特種部隊，前者是以沒有人命傷亡而完成任務為目的的警察，後者是以消滅敵人為目的的軍人。所以電影裏那些好勇鬥狠，殺過不少人的叛逆警察被招募入特警隊的情節並不可信。

陸子峰接就談特警隊的甄選過程、裝備武器、訓練方法、個人技巧、角色分工和小組戰術，娓娓道來絕不含糊，一看就懂。而且相當詳盡，可說任何你想知道的特警知識，都在這兩冊書裏了。

陸子峰這幾本書最大的特點，也最令人意外的，是它居然半張照片也沒有。如果從滿足好奇心的角度來看當然遺憾，但從分解動作和作戰方式的角度去看，繪圖解說反而更精確仔細。不過請注意，作者自己說得很清楚，他這些書不是用來教你知己知彼對付飛虎隊用的。我建議大家把它們當成看電影的參考書。

梁文道：立法會三股新勢力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回歸以來最重要的一次立法會選舉終於結束了。這次選舉普遍被認為是泛民主派與保守派的大對決，所以競選期間如普選時間表等政治議題排第一，實在的政策議題反而不是焦點。也因為這次選舉被看作是香港人對兩種政治立場間的公投，所以大眾的注意焦點都放在泛民主派能攻下多少席，保守派又能守住多少席等數量問題上。

結果泛民主派一如預料，無法取下最樂觀估計下的三十席，但大家也想不到他們只得到一個預期中的下限數字。而且很多地區直選的議席上還出現了意外，例如新界東民建聯的李國英竟然得到一席；港島區的蔡素玉踢走了何秀蘭。

造成這個局面的原因不難推想，但是我們不應該太過把注意力放在「量」的問題上，也要從「質」的角度去看未來議會的實質變化。所謂將來立法會的質變，首先就是民主派中一些新面孔的出現，他們可能會改變議會與社會和政府之間的傳統聯繫，可能會改變議會的議事風格，也可能會改變整個議會的勢力版圖。

首先看看社工界的新人張超雄，他的成功大概是幾個月前沒有人預料得到的。其實在他宣布參選之初，就連他自己也曾對我表示沒有太大的把握。原因是他的兩位競選對手已經分據了傳統上一個功能界別的兩端。

方敏生是大型機構頭領人物的代表，張國柱則代表了工會利益。而張超雄作為一個美國歸來的學院派，多年來給人的感覺是基進敢言，雖有崇高理念但沒有盤根錯節的人事網絡。像他這樣的位置，本來很難在講究小圈子利益分配的功能界別立足。再看他於競選期間的文宣攻勢，既有傷及既得利益階層的反對社工註冊制度的言論；又有重提八十年代基進社工理想，叫大家「反叛」的宣言，實在怎麼說都很難當選。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馬後炮地說正因為張超雄沒有任何利益聯繫，才可以毫無顧忌地對代表大機構的方敏生，和代表工會全體因而不能暢所欲言的張國柱左右開弓，叫人眼前一亮。無論如何，張超雄當選令人感動的地方是，這是一次理念的勝利，這是一次高昂理想對傳統功能小圈子的衝擊。

張超雄當然談過許多社工業內的問題，但作為支持廢除功能組別的功能代表，他說得更多的卻是社工行業對社會的責任問題。功能組別這種制度，名義上是要幾種特殊界別各展其能，對整個社會有所貢獻；實際上往往是統合專業力量，鞏固統治基礎的手段。我們可以預期張超雄會成為功能組別內新生一代的楷模。

「長毛」梁國雄是個在兩方面都被低估的人物，一方面是他的獲選機會，另一面則是他的議政能力。雖然經過二○○○年立法會和去年區議會的高票落選，但很多人還是沒有認清他日益增加的實力，把他看成「黑馬」。更多人歷年來見他有事必定上街，遇示威必定衝擊，因而以為他只是個胸無點墨的左傾盲動主義分子。前一種看法現在已經被證明是錯的，我預言後一種印象也將被否定。

長毛的勝利，代表──香港年輕一代對現存政治體制和人物的不滿，這些年輕人比他們長輩所想的還要聰明，早就看穿「理性」、「穩定」等種種說詞背後的虛矯和保守。長毛那種激進革命派的形象不只讓他成了《Lonely Planet》等國際旅遊指南推薦的香港「景點」之一，更是青年心目中，突破政治裏形式主義的象徵。欠缺地區組織和資金後援，但受到年輕人主動跑去票站支持的長毛；和要動用大批人力物力，用車去接載公公婆婆來箍票的傳統保守派；二者之間此消彼長，恰成對照。

另外，雖然長毛一向給人行動派的印象，但其實他讀書不少，特別是左翼政治經濟學方面的理論更了然於胸。加上他辯才無礙，進入議會後肯定要對手吃不少苦頭。但凡看過選舉論壇的，不論是否同意他的觀點，肯定都會佩服他犀利直接、毫無掩飾的風格。這種風格使外表斯斯文文，但理論基礎貧乏的田北俊在對上他時，只能空談「均衡穩定」一類論調，全無招架之力。而胡應湘等大商家的針對性言論，反過來更堅定了長毛的基層形象，觸動了年輕人的反叛心理，攻擊變成助選。

至於必勝無疑的大班鄭經翰，很多人抱看熱鬧的心情，看他如何把風波捲進立法會，繼續天天開咪。他們忽略的是大班合縱連橫的本領，當大哥的天性才能，和做電台節目十年累積下來的社會資本。雖然大班口口聲聲說不會組黨，堅持獨立身份；但此次選舉的結果，必會令泛民主派反省自己的組織是否太過鬆散，行動太不協調；而能夠號令天下，一統各山頭勢力的，觀諸今日立會袞袞諸公，除卻大班更有何人？

大班與民主派各路人馬都有交情暫且不論，只看他在競選期間活躍各區，是同派裏最常跨區助選的候選人，就知道他選後的趨向。特別是在涂謹申事件中，連民主黨的兄弟都還在猶豫踟躕，大班就一馬當先到了九龍西為涂謹申拍心口做保。是策略也好，本能也好，都說明了大班的領導能力。另外，以他對傳媒的熟悉，日後肯定也會更常利用如透過對傳媒放話等方法，像以前的司徒華一樣，主導各種爭論的路線，令各民主派成員亦步亦趨，或歸邊或擺明分道揚鑣。

這三名新面孔的加入，分別代表未來立法會的三種變化趨勢。這種質變比起議席多寡的數量問題，更值得我們觀察關注。

梁文道：不要再把中央擺上

【明報-港聞】同文「南方大師」南方朔，曾經寫過一篇精彩絕倫的文章，分析民進黨為什麼能贏國親聯盟，而且還會一直贏下去。道理很簡單，就是因為國親聯盟從來不是民進黨的對手。不是因為連宋真的糟得不像話，也不是因為國親爛到了打無還手之力的地步。而是民進黨根本不把他們當成對手，民進黨在選戰之中真正針對的是對岸的共產黨。每到選舉或議會內投票表決重大議題的關鍵時刻，民進黨就把對岸的敵人拿來祭旗，迫得國親兩黨只好處處被動，被民進黨的本土化路線牽鼻子走。結果本來好端端的一個島內競選變成虛擬的兩岸競選，使得島內對手有力不知何處用，而對岸的對手則根本不在同一個競技場上，要還手也不知從何說起。

其實類似的情也正在香港發生。2000年的立法會選舉和去年的區議會選舉，民建聯與自由黨此等親政府的勢力因為被定位成「保皇黨」，所以泛民主派的真正對手其實變成了前兩個黨所要保的「皇」---董建華與他的特區政府。去年區議會選舉真正輸的不止是民建聯，而是董政府，因為那是一場變成了對政府信任投票的區議會選舉。

自從人大釋法之後，中央直接出手，特區政府在政治問題上讓過一邊，「保皇黨」要保的新皇就是中央政府自己了。中央擺自己上，固然使泛民主派要有顧忌，免得嚇怕平素怕事膽小喜歡和氣生財的香港人。但它直接造成的結果就是把立法會選舉弄成中央對泛民主派的競選，而保守勢力成了代理，上場打一趟代理人戰爭。民建聯和其他保守派對此不但不迴避，甚且喜不自勝，在對方亮出「繼續爭取07、08普選」的招牌時，反過來使用「能和中央溝通」當本錢。

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知道，所謂能夠「與中央溝通」不止不是理性得完美無缺的招牌，反而是個暴露出一切荒謬問題的死穴竅門。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的地方城市的市議會選舉，會有一派用「能與中央溝通」做賣點？地方議會成員能夠和中央保持溝通不但天經地義，而且是制度上必需的。選舉期間還要上演一齣羅致光被拒入境上海兼且沒收回鄉證的鬧劇，更反過來突顯了「能與中央溝通」是何等怪異。一個洛杉磯的市議員會不會被拒進入華盛頓呢？如果真有這樣的事發生，那就表示美國的政治出了天大問題了。任何一個中央政府會這樣做，並不意味被排拒者不受歡迎想鬧獨立，而是反過來自己在制度上幫忙催生地方獨立勢力。古代的中央政府之所以有科舉，不止是為了選拔人才，也是為了「溝通」地方，讓地方上的精英有制度上的渠道參與全國體制，從而鞏固統治的穩定性。反觀如今保守派標榜懂溝通，更反證了無法溝通的不合理。

「代理人戰爭」的訣竅在於代理關係的雙方不能明顯揭示這種關係，否則被代理者的一切問題都會被算在代理人頭上。所以如果只是保守勢力自己搶要認作代理還好，要是中央按捺不住多出了幾錢力，萬一出事就「有鑊齊齊」了。奧運金牌得主訪港、CEPA和「自由行」，還可說是溫柔的好處，不動聲色。何偉途事件就真是愈幫愈忙了(如果真是有人想藉此幫忙的話)。

東莞公安不合常理地在選前三天突然披露更多「證據」一事，不論是否背後有人協調統籌，客觀造成的效果就是予人「中央自己出手」的印象，而這印象又是這麼的壞。內地法制改革這幾年來漸現苗頭，多少憲法專家提出要用憲法約束政府權力，「勞教」制度更是法制爭論焦點之一。這一切照道理來說都該是讓香港人認識，而港人也會欣賞的正面趨勢。怎料到東莞公安竟然完全無視港人的正常感受，在何偉途無法公開為自己辯白的情下，單方面出示有違私隱的照片，而且那些照片中的染血毛巾和內褲非常叫人作嘔。可笑的是民主黨就算因此受到打擊，它流失的選票也不一定就會流向民建聯。反過來，此舉只會使得民主派的強硬支持者更加認定現在的中央政府仍然會使用污賤的手段去達成一切目標，把不滿更穩定地轉移到自稱和中央站在一起的黨派身上。

如今的選舉結果雖然沒有達到民主派選前預期的最高目標，但是中央直接介入本地政治之勢已成。如果不理順中央與香港這地方城市的正式溝通渠道，保守勢力又繼續把現存的建制缺陷化成自己的資本，將來的政局就有機會演變成類似台灣的情，成為某地方勢力與中央的直接對局。在這種局勢下，任何類似何偉途事件的醜惡表現，都只會加劇雙方的對立。如斯境，到底於港人何益？

梁文道：特種部隊

【都市日報-兵器譜】特種部隊不只是一種特別的軍事部隊，而且還是一種特別的次文化現象。這個現象包括一連串的電視劇和電影，例如陳嘉上拍的「飛虎」系列。在這些凌厲的影象裡面，我們看到一群體格健壯的年輕人如何歷盡艱辛才成為百中無一的特選人種。

他們入水能潛，又可以從直升機垂吊而降。他們行動迅速並且隱密，以常人不能理解的手勢溝通，頭盔和面罩更增添了神秘色彩，彷若暗夜中無聲的獵食動物。這個現象延伸到各種war game、online game、模型、玩偶和書刊，廣泛滲透在普及文化裡，然後成為神話，戰無不勝的神話。

然而特種部隊真的戰無不勝嗎？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不知是不是電影看得太多，也居然相信未來的戰場是精密導彈和特種部隊的天下。

他的第一個online game就是伊拉克。結果是特種部隊能夠打贏侵略戰爭，但守不住有如汪洋大海的人民游擊戰。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很相信特種部隊，遣送俄羅斯最精銳的「阿爾發」去營救別斯蘭城被俘的人質。

結果以戰爭的角度而言，仗是打勝了，因為恐怖分子被完全殲滅；但是以救人的角度去看，卻是徹底的失敗，因為一千五百個人質裡竟然死了將近四百個。

不知道普京也是否和很多電影觀眾一樣，搞不清特種部隊與特警部隊的分別。前者是軍方人員，後者是警方人員；前者以在戰場上造成最大破壞力為目標，殺敵不眨眼，後者以在城市街巷中逮捕罪犯為目標，輕易不得殺人。

電影裡常常看到那些在大樓窗口爆破突進現場救人的，其實往往是特警部隊，而非特種部隊。飛虎隊就是特警部隊。

特警起源於美國洛杉磯，為的就是控制大火力的歹徒和特別凶險的場面。一開始他們和軍隊無異，學的是城市游擊戰，後來發現人命搞多了，才改成完全不同的訓練概念。

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相當嚇人，所以連名字都從Special Weapons attack Team換成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雖然縮寫一樣是SWAT。但現在美國各大小城市的警局都愛搞SWAT，結果平民死傷數字繼續上升，弄得怨聲載道。

有些事看來還是留在電影裡比較好。

梁文道：奧林匹克的誕生

【蘋果日報-文壇縮影】今屆奧運香港有一面銀牌，算不錯了。但偏有人找碴，說那兩名代表香港的乒乓球手來自內地，不算「港人」。這個無聊的爭論暫且別管，但「外援」選手在國際體壇上越來越多卻是事實。最著名的大概是巴西足球員山度士，入籍日本改埋日文名「三都主」，成了日本國腳，夾在一群黃皮膚球員之中甚是搶眼。其實古代希臘奧運，就有外援這回事。

我們知道古代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希臘各城邦國家為了尊崇奧林匹克眾神之首宙斯而搞。但慢慢變得有點像今天的奧運，雖說是起源於一個偉大的理念，到後來還是變成各國競逐尊嚴和光榮的場所。所以今天有「外援」，古代一樣有。當時的西西里島也有許多希臘人建立的城邦，這些希臘人比他們住在老家的同胞更沉迷體育活動，常重金禮聘其他地方的運動員，偷換國籍，再「為國爭光」。

要知道古代的奧運和今天的奧運還有甚麼相似的地方，就得看看史瓦德琳（Judith Swaddling）這本《奧林匹克的誕生》了。作者是大英博物館專責古希臘羅馬文物的專家，當然有功底。難得的是她把古希臘奧運的各種知識寫得深入淺出，而且全書配圖，讀來趣味盎然。

兩千多年的距離橫亙其中，古希臘人的運動方式和今天當然也大有不同。所有運動項目皆起源自準備作戰的練習，跑步、跳高、跳遠皆無例外，而搏擊則是真真正正的戰鬥了。古希臘奧運曾有一位選手用手指插進對手肋骨下方，不只穿破肉，甚至連他的內臟都扯了出來。

今屆奧運回到雅典，極有古風，不只獲獎選手都戴上傳統的橄欖枝，馬拉松也跑回古時那條著名的道路。如果你以為當年那位最後跑到死的傳訊勇者很厲害，那麼你大概不知道公元前四世紀有一位叫做德萊摩斯的選手，為了回家鄉宣布自己獲勝的消息，共跑了一百三十公里的山路！好在今天的奧運不只不會傷人至死，也用不跑一百三十公里的越野賽。

梁文道：文化界該怎麼投票

【明報-世紀?選戰】牛棚書院和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合作《2004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文化政策意見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了所有參與此次立法會選舉的人士。就文化政策項目探詢各候選人的意向，以便日後進一步與立法會建立對話的基礎。本文擇其要點先行在此簡介。

「文化界」這個名號其實非常含混，誰是文化界中人？人數多少？它的界限是什麼？誰來劃界？這都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的。同樣地，「文化政策」也是個模糊的概念，全球沒有通行的定義。我自己的看法是，文化界不必只囿於目前立法會選舉中合乎規定資格的選民，只要是關心文化，有興趣參與文化活動的人都不妨列入文化界的範圍。至於「文化政策」，我也傾向於把所有會影響到香港文化建設和發展的政策都放進這個籃子裏，而非只是狹義的藝術政策。

基於這樣的理解，牛棚書院和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合作了一個《2004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文化政策意見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了所有參與此次立法會選舉的人士。目的是就我們關心的文化政策項目探詢各候選人的意向，以便日後進一步與立法會建立對話的基礎。但這次調查的結果在選前這一刻或許也會對所有文化界選民有參考價值，所以我擇其要點先行在此簡介。

藝術與教育

這次問卷調查的回收率是百分之四十，從過往經驗來說算是理想。其中五十四位被訪者的政綱都有文化政策，這五十四人包括了民主黨、民建聯、工聯會和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候選人，可見文化政策在多年來許多朋友的倡議下，逐漸進入部分政壇人物的視野。但自由黨則透過黨部回覆，表示很難按問卷作答，同時也沒有把文化政策放進政綱之中，只有一些不具操作性的表態性回應。例如「政府應有效運用資源」、「鼓勵文化團體發展創意，及能夠趕上自力更生及創富的道路」等。一些重量級的獨立候選人如范徐麗泰則表示收到太多問卷調查，為了公平起見一概不予回應。大致而言，我們發現除了自由黨之外，具政黨背景者較有充裕的人手和資源去注意和發展文化政策。

我們的問卷就「經濟」、「教育」、「媒體」、「城市規劃」、「藝術政策」和「立法保障言論及創作自由」等六個範疇提問。我們發現在是次選舉中最具標籤作用的「民主」和「親中」等兩大旗幟，在這六項範疇之中，雖有部分看法相近，但也有一些傾向上的差異，值得選民注意。

首先，所有受訪者皆支持在中小學等基礎教育階段中應該增加與文化和藝術相關的課程。所以關心文化和藝術教育的人士理應在新一屆議會誕生之後督促各議員兌現承諾，加強與藝術教育工作者和教統局之間的溝通。比較令人意外的是，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受訪者認為目前政府與本地學術界的溝通「合乎理想」。因為本地文化界和學術界中人向來有一種想法，認為特區政府不夠尊重學者意見，沒有充分的渠道和機制去吸納學術界的看法和研究成果。

只有六名獨立人士、兩名四十五條關注組成員及一名公民起動成員認為政府應該「更經常委託本地大專院校或智囊機構參與政策研究」。另外，工聯會、職工盟、四十五條關注組和四名獨立人士也贊成仿效內地，成立「香港社科院」。

媒體與經濟

在廣播政策上，我們發現不論政治立場為何，除一名獨立人士外的所有受訪者皆一致認為政府應該發出更多私營廣播牌照。看來「泛民主派」和「親中派」對現時只有幾家電子傳媒機構存在的情都感到不滿。擴大市場競爭，增加不同言論出現的機會，是各政黨政團的共識。此外，全體被訪者也都支持政府應該有一套明確的文化交流政策，以加強香港對海外及對內地省市的文化交流。

真正看得出「泛民主派」和「親中派」這兩大標籤差異的，是他們對現時政府種種相關架構的看法。「泛民主派」傾向於規模較大的改革，「親中派」則強調維持現狀或多作諮詢。

例如在「經濟發展」範疇中，我們指出香港政府體制內涉及創意工業的包括工商科技局、民政事務局和教育統籌局等多個部門。民主黨全體候選人、前、工聯會(一人)、民協和四名獨立人士認為應設立「高層次統籌架構」來統籌制定創意工業政策；民建聯全體候選人和一名工聯會成員則認為現時情「完全沒有問題」。一個大家會比較關注的問題是香港電台的地位要不要有所改變。民主黨、四十五條關注組和兩名獨立人士皆認同港台「公司化」；七名獨立人士、民協(一人)和職工盟(一人)則贊成將港台交由獨立監事會管理；認為該將港台轉型為公共頻道的則來自工聯會及前(各一人)；民建聯則認為港台應該更多地負起宣傳政府政策的責任。另一個文化界中人關心的話題是在現時政府架構之上，要不要另設文化委員會之類的組織監管。「泛民主派」多贊成重新設立擁有統籌文化事務實權的法定組織，民建聯則認為的確該有一個法定機構，但只具諮詢功能。

關於西九龍

西九龍文化區肯定是今年文化界的焦點所在。關於它未來的管理及營運模式，只有一人贊同「交予發展商管理」；三人認為「應交由政府部門管理」；四十五條關注組、民協(一人)、職工盟(一人)、民主黨全體和五名獨立人士則認為應該「設立類似機場管理局的法定公務組織負責」；民建聯和工聯會認為在決定任何模式之前，應該先有一個充分的居民諮詢。但說到居民諮詢，民建聯和一名工聯會成員雖然贊成市建局在市區重建上要加強諮詢工作，卻又不認為居民諮詢應該納入重建工作的正式程序之內。反而民主黨、四十五條關注組、前、民協、公民起動、職工盟、八位獨立人士和另一名工聯會成員贊成在重建工作的正式程序之中加入居民諮詢。

最後，值得

注意的是代表文化界的現任立法會議員霍震霆沒有任何正式回覆；其政綱也相對簡略，我們無法在裏面找到能夠對應提問的答案，因此我們不能對霍先生作出任何預期。

梁文道：立法會議員要什麼地區辦事處

【明報-港聞】陳婉嫻一直以來是香港很多基層工友心目中人民的喉舌，曾經力壓眾多直選議員，以票后之姿打入立法會。涂謹申則是民主黨的未來希望，年輕幹練，出道雖早卻很快成為不少市民信賴的代議士。可是他倆近日卻紛紛中招，誠信大打折扣。全因為他們以立法會的議員津貼租用黨產作為地區辦事處，但又沒有向立會申報利益。一時之間，大家都質疑他們申領的租金津貼金額是否合理？那些辦事處是不是真的用來做為辦事之用？他們是不是變相地把公帑轉進自己政團的口袋？

我無意捲進這件事的是非判斷，更不打算為他們澄清漂白，我只是想把距離拉遠一點，去看看地區辦事處到底是幹什麼用的，一個議員又到底需要多少個辦事處。

在六十名立法會議員當中，有不少擁有多於一個辦事處，部分議員更有四五個地點辦公。為什麼同樣的工作性質，理論上相近的工作量，有人只要一個辦公室，有的卻要四五個呢？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立法會議員有以下幾項職權：一、制定、修改及廢除法律；二、通過財政預算；三、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四、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五、對政府的工作提出質詢；六、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七、同意終審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八、接受香港居民申請並作出處理；九、依法定程序在行政長官有嚴重違法或瀆職時對其提出彈劾。在上述工作之中，需要直接與市民會面的其實只有第八項。當然，作為代表市民議政的議員，有責任而且有需要去保持和市民的良好溝通，以掌握民情去做其他需要議員去幹的事。但必須搞清楚，與市民面晤是議員其他工作的準備過程，而非他的全部工作內容。

不論接受市民申訴還是聽取市民意見，其實都不需要有幾個地區辦事處。而且議員也不會分身，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幾個地點。但現在有很多市民期盼議員多做些地區工作，而所謂「地區工作」的內容其實含混不清，往往超出了前述立法議員應盡的職責範圍。另一方面議員們也不得不去滿足市民的期盼，準備好在地區辦事處等人上門，去陪他們看爆掉的水渠、脫落的石屎，還要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活脫脫成了超級區議員和地方長老。

有時候愈是努力的議員就愈像紅牌醫生，來去幾個醫務所般地按更表出現在不同地區的辦事處，確保每個地區的選民都滿意。當然，大家都知道還有許多地區辦事處根本只是空殼辦事處，租用它的議員根本很少踏足。像工聯會和陳婉嫻那樣在某個地點掛牌卻無人應診的情，絕不罕見。既然去都不去，那還霸個地方幹什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為了充數，明明是黨團另有用途，又或者本來是同黨區議員的辦事處，但硬要擠上個名字，讓區民覺得這個立法會議員真是無處不在，努力得很。

因此，一個議員多個辦事處，要不是本末倒置，立會議員變成區議員的怪異現象，就是狡兔三窟，唬唬市民的招數。在其他國家或者地區，不管是國會議員還是市議員，大多只有一個固定辦事處，像香港這樣是極為罕見的。但是我們不能只是怪責議員不盡本分，或者汲汲於製造幻覺。造成這個現象，不單是大家沒有搞清楚立法會的職權，整個壓縮議會權力的行政主導制度更是問題根源。當立法會議員名不副實，不能擁有其他地區的議員們所擁有的力量，提出私人草案的權力大受壓制，變成單純通過法例的工具時；他們不做超級區議員，不去加足火力批評政府，可又還有什麼更大的舞台呢？

梁文道：開咪封咪

【都市日報-兵器譜】在武俠小說中，我們看到「封刀退隱」，不問江湖事；作家不再執筆，就是「封筆」；到現在，不再於大氣電波中言論八方，就是「封咪」。「咪」已與刀劍與筆鋒等公認的「兵器」相提並論。

「進念．二十面體」的《東宮西宮》演了兩年，連年掀起話題，大有成為每年一度的政治連續劇的勢頭。今年《東宮西宮》的副題是〈開咪封咪〉，巧妙地把歌神許冠傑復出重開演唱會，與名咀去職結束電台主持生涯二事串了起來。咪之一物，「開」「封」之間實在大有玄機。

封咪聽起來很武俠，過去只在小說裡看過「封刀退隱」；又或者某大門派要搞重大集會，「封山」以禁閒人亂闖。一件物事但凡用得上「封」字，必然有極大威力和極神聖的價值。封它的過程也肯定隆重，比如武林前輩金盆洗手，大堂之上自是高朋滿座，人人肅穆，他把一柄寶劍封入木匣，自此一人一劍遁跡山中，小隱見證江湖。

不再寫作，也可稱之為「封筆」，因為筆也是件厲害的兵器，不是有人說過「我最大的武器就是我手上的一管筆」嗎？因此，咪也堪告可封。自從希特拉開始，我們見識到矮小自卑的男子一站在咪前，就立刻神采飛揚，以一人之力撼動全場，繼而奪國，成為叱吒一時的魔王。毛主席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現在比較方便，是沒有咪就沒有發言權。只要一咪在手，甚麼都不調查也很有權。一般老百姓無權無勢無咪可用，除了在卡拉OK裡可以感受一咪在手自我無窮的快感外，就只有等偶爾碰上記者，可憐兮兮地在遞過來的咪前用十幾秒代表大眾心聲。

在大眾傳媒的時代裡，咪是武器也是象徵，它可以放大持咪者的聲音，產生從一至多的傳播效應。但語言傳播卻是單向的，接收訊息的人卻無法把話反向傳給持咪人。一如你看著許冠傑對你唱歌，你的歌聲他卻聽不到，除非你加入大眾，和全場觀眾萬人齊唱。

香港史上最為人神所驚嘆的封咪場面，就是當年張國榮告別演唱會，他把一支咪放進台上的一個玻璃柱，咪隨著柱徐徐沉入台底。然後他轉身無言離去，留下台下觀眾的癡狂叫喊，回音久不能散。

梁文道：體育與政治的 緊張平衡

【南方都市報-推薦】如今雅典奧運結束，因為破紀錄的32面金牌，國民情緒又來一個大翻轉。「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再次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為什麼數十年來有那麼多的有識之士告誡大家「運動就是運動，別跟政治扯上關係」，我們還是會重蹈覆轍，在每一個球場和每一條跑道上看出政治的暗示呢?

其實，運動和文學、藝術和學術等其他人類活動的領域相似，一方面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有其自身的崇高目的；另一面卻又總是和政治勢力、經濟魔力攪和纏綿，理不清剪不斷。

永遠有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呼聲，也永遠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回應；永遠有學術要與市場結合的要求，也永遠有大學應該獨立於市場之外的反駁。兩者之間從來沒有停止爭論，但也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完全壓倒另外一方。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就能夠從歷史中領悟，爭端的雙方其實彼此需要。換句話說，為運動而運動與為國爭光而運動，看似彼此衝突的兩種立場，其實是構成了「運動」這個領域存在的兩根支柱。

首先，我們應該理解運動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體力競賽，而是一整套制度。這種制度有指導原則，例如「尊重遊戲規則」、「公平競賽」等。遵從這些原則，不同類型的運動各自發展出國際化的標準規則和競賽方法。

體育制度是現代產物，古希臘人可沒有這麼複雜的東西。這套體制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的英國公學。就是那時候的教育家想透過運動競賽訓練學生的體能和品格，種下了今天運動制度的指導原則。他們希望學生熱愛激烈的競爭，同時不失紳士風度；他們要求學生追求團體的榮譽，但得尊重公平原則和遊戲規則。經過這種教育的學生，將會成為驕傲卻又體現英國法治精神的帝國子民。

現代奧運的創始人顧拜旦男爵之所以汲汲於復興奧運，其源頭就是受了英國影響，想把這套體制移植法國，好讓法國子弟能在普法戰爭後的衰敗氣象中重新崛起。他後來推動奧運復興，是在各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殖民帝國間的競爭漸趨白熱的背景下，追求國際友誼及和平的結果。

可見從一開始，現代運動的出現就背負了國民素質教育和穩定國際局勢的政治使命。但運動又不能完全和政治畫上等號，正如擊劍不可真的鬧出人命，否則它就會失去教育的功能，失去促進友誼的作用。因為運動其實是個溫和的代用品，學生們守規矩的競爭可以消解會釀成暴力衝突的衝動，隱身在和平鴿羽翼下的國際競賽能夠取代真刀真槍的戰爭。

因此，運動脫不開政治，但又不能真的成了政治。不過只要局勢一旦變得很容易擦槍走火，就會有人出來說「讓體育的歸體育，政治的歸政治」。

梁文道：甚麼叫做兵器譜

【都市日報-兵器譜】《兵器譜》是我小時候沉迷武俠小說時最想看到的一本書，這本書記載了武林之中各式各樣的兵器，和使用這些兵器的大行家。

其中各型各式兵器兼備，不論多稀奇多古怪，莫不詳錄。而武術家們或有走陽關正道者，也有使用大路武器但手法奇特的，例如「左手劍」、「盲眼刀客」等。想像中的這本書簡直是個秘笈，據有之後不但能知天下江湖事，而且碰到道上高手時可以知所趨避，擇其要害而攻之。又是可惜，這是本不存在的書。於是上課常常感到無聊的我，就在老師們的呢喃聲下自己動手杜撰一本。反正是小說中的為物事，人家能作，我憑甚麼不能。當時常感到困惑的是，難道武林中人非得耍刀弄劍﹖沒有兵器赤手相搏又如何。蕭峰的降龍十八掌如斯威猛，他一雙手掌算不算兵器﹖楚留香的彈指神通精巧絕倫，他那根寶貴中指要比黃宜弘厲害多了，是不是兵器﹖後來我才發現天下間最厲害的武器，其實人人都會使用，那就是我們的語言。

語言作為兵器，在這競選期間最見其功效。甚麼「保皇黨」、「反中亂港」，是攻擊型導彈；「均衡參與」、「民主建港」則是防禦性的網盾。候選人彼此的質詢謾罵，用的都是語言這種武器。選戰之外，我們日常生活之中，語言照樣是利器，儘管顯得沒那麼有傷害性。我們不只語言表達思想，傳染情緒，語言也反過來限制和結構了我們的內心和這個世界。例如香港人常常愛用「理性」一詞，這個詞不只可以用來指責他人不理性，可以表達我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更能夠幫助我們建立良好的自我感覺。

因為當我批評別人不理性，就意味著自己很理性。然而，甚麼叫做「理性」，這就值得細說了。

所以有些論者喜歡專攻詞語，撰文寫書，研究詞語的種種用法及意涵，不是為了當個喜愛教訓人家語文水平低的老學究，而是為了讓我們活得更清醒更豐富。台灣有「南方大師」之稱的南方朔就是箇中能手。

我們這個專欄叫做《兵器譜》，就是要羅列分析香港當前各式各樣別有意味的語言，從「咀爆」到「港獨」，娛樂政治共冶一爐。問題是武俠小說中「兵器譜」的作者是隱居山林的世外高人；我和傳媒人馮振超兩個活在市井，被淹沒在語言的大海中，寫這個欄就好像拋出個救生圈，救不救得了人很難講，起碼自己保命。

梁文道：文化論述的現身 看立會候選人的文化政綱

【明報-世紀?選舉文化】國際上一般常用的「左---右」論述坐標在香港被扭曲吸進「民主VS親中」裏面，而「民主VS親中」似乎就是本地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意義的政治論述坐標了。一切的政治形勢判斷，各種政策取向的爭辯，似乎都可以扣上「親中」或者「民主」的帽子。牛棚書院與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合作的「2004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文化政策意見調查」今日公布，旨在尋找一條介入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局面的新路徑。

台灣政局近來有所謂「論述氾濫」的症狀，指的是各方政治勢力紛紛試圖拋出各種各樣的說法，去總結自己的路線，勾勒新的願景；最後形成一套區分敵我，有利於爭取更大權勢和資源的言語工具。政客和政黨搞論述，本來不足為奇。美國的羅斯福總統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提出的「新政」(NewDeal)，是一種在大蕭條時代對政府與人民關係的重新描述。英國工黨在保守黨執政多年之後，汲取了右派的經驗，遂有「第三條路」這套轉型路線圖。「新政」和「第三條路」都曾是效果突出的論述，締造過一番政局新象。而台灣的問題是政界太過務虛，又愛趕潮流，於是你論述來我論述去，使觀者如墮十里霧中，應該指引方向的論述反成了語言迷宮。如果台灣的問題是論述氾濫，那麼香港的問題就是論述貧乏。國際上一般常用的「左---右」論述坐標在香港被扭曲吸進「民主VS親中」裏面，而「民主VS親中」似乎就是本地最重要、甚至是唯一有意義的政治論述坐標了。一切的政治形勢判斷，各種政策取向的爭辯，似乎都可以扣上「親中」或者「民主」的帽子。結果就像一個盛滿污衣而又失卻排水功能的洗衣機，攪來攪去愈攪愈渾，不知出路何在。

文化權利

牛棚書院與香港大學文化政策研究中心合作的「2004年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文化政策意見調查」，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一提起文化政策，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藝術活動和團體的資助，圖書館及文娛中心的營建等項目，因其無涉即時的物質民生問題而見遙遠，因其不見廣泛的主流大眾關心而顯邊緣。所以一般從政者都對此興趣缺缺，不願多談。但其實文藝活動的組織及資助頂多只能歸類做「藝術政策」，而非涵蓋甚廣的「文化政策」。那麼，什麼才叫做「文化政策」呢？它的標準定義雖然沒有公論，它的範圍邊際雖然模糊，可是只要是牽涉到文化領域的不同政策，需要以一種文化權利的視野加以引導的，都可稱作「文化政策」。

我們能夠從兩個方面來框限文化政策的範圍。首先，我們目睹世界上有愈來愈多的政府在許多被認為與文化沒有密切關係的政策範圍裏考慮文化的重要。例如經濟成長顧及文化養分的結果就是創意產業，英國、澳洲、南韓甚至中國都愈來愈把創意產業當做下一波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而且日見成效。此外，倫敦這幾年成為世界上最hip的城市，吸引了愈來愈多的遊客、移民與外資，也與她在城市規劃、建築及旅遊建設上重文化因素有關。其次，近年不少學者開始把「文化權利」統整進人權的概念套裝裏面。所謂「文化權利」，包括了人民獲取資訊的權利，讀解資訊然後把它們融進自己想法的能力，以富創意的方式表達和交流想法的能力，最後是以想法及意念改變現實的權利。如此說來，舉凡傳媒、教育以至於政治參與，莫不都與文化有關。

營運模式

這麼談文化政策，不是為了小題大做，自長文化人身價；而是想找到一條介入香港政治、經濟和社會局面的新路徑。我們做這項調查的目的，不單單是代表文化界檢測本屆立法會候選人的文化政綱；並且是要建立一個基礎，以便日後能夠與立法會議員保持對話關係，發展出嶄新的論述方式。豐富香港的論述，把文化政策當做起點，就是牛棚書院日後的工作方向之一。

回看這次調查，我們向所有立法會候選人(包括功能組別)發出了問卷，包括經濟、教育、媒體、城市規劃、藝術政策和立法保障表達自由等六個項目，一共十五條問題。其中有些是未來一屆立法會會期內極受公眾關注的議題，比如說西九龍文娛區的管理問題和二十三條的重新立法。西九龍文娛區的前途早就超出了單純的藝術政策問題，它還涉及地產、旅遊、城市規劃和公私部門的合作方式等課題。如果從文化政策的角度來看，我們最關心的則是它未來的營運模式，所以我們要求受訪者在「交予發展商管理」、「應該交由類似機場管理局的法定公務組織負責」、「應該交由政府部門管理」和「其他(請說明)」四個選項中做出選擇。我們不只會分析受訪者的答案，看他們對未來文化活動管理方式的傾向，還會在他們當選之後使用這份材料與他們對話協商。

直至我執筆這一刻(九月一日)，收回的反應都還比較零碎。一般而言，泛民主派候選人的態度比較積極(民主黨則以一份答覆代表全黨統一的立場)。值得注意的是，代表文化演藝界的現任議員霍震霆仍然沒有任何回應。九月四日(周六)下午四時至六時，我們將在香港大學研究生堂發布調查結果，並舉行論壇。就我所知，這是競選期間針對候選人文化政策的唯一一個論壇，希望屆時不只已經收到霍議員的回答，而且還能在現場見到他。

梁文道：運動與政治的緊張平衡

【明報-筆陣】運動和政治到底有沒有關係？這是隔一段時期就會被挑起的話題，而且似乎永遠沒有結論。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時期。約一個月前在北京結束的亞洲盃中日足球決賽，日本隊勝出之後，引爆的是這幾年來埋藏在中國人心中，且愈益躁狂難止的反日情結。球迷們在日本隊進場時已經開始叫囂；日本國旗升起，伴奏的是壓過日本國歌的地主倒采聲；中國隊敗後，日方人員更要在大批武警公安的護航之下方得全身而退。如今雅典奧運結束，因為破紀錄的32面金牌，國民情緒又來一個大翻轉。「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再次成為很多人的口頭禪。與此同時，台灣代表們到底該叫做「中國台北」還是「中華台北」的爭論，似乎預示了2008年北京奧運潛伏的不安。那一年似乎不止是中國首次主辦奧運的年份，還是兩岸關係演變的某一個年限。為什麼數十年來有那麼多的有識之士告誡大家「運動就是運動，別跟政治扯上關係」，我們還是會重蹈覆轍，在每一個球場和每一條跑道上看出政治的暗示呢？

構成運動兩支柱

其實，運動和文學、藝術和學術等其他人類活動的領域相似，一方面有自己的遊戲規則，有為其自身(foritsownsake)的崇高目的；另一面卻又總是和政治勢力、經濟魔力攪和纏綿，理不清剪不斷。永遠有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呼聲，也永遠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回應；永遠有學術要與市場結合的要求，也永遠有大學應該獨立於市場之外的反駁。兩者之間從來沒有停止爭論，但也沒有任何一方可以完全壓倒另外一方。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一點，就能夠從歷史中領悟，爭端的雙方其實彼此需要。換句話說，為運動而運動與為國爭光而運動，看似彼此衝突的兩種立場，其實是構成了「運動」這個領域存在的兩根支柱。首先，我們應該理解運動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體力競賽，而是一整套制度。這種制度有它的指導原則，例如「尊重遊戲規則」、「公平競賽」、「友誼第一」、「追求勝利」等等。遵從這些原則，不同類型的運動各自發展出國際化的標準規則和競賽方法。為了落實這些規則和方法，又為了組織各級賽事和籌集有關資源，又產生了「世界足協」和「香港足總」之類的各級架構。最後甚至有了專門的學科去研究運動，有專門的院校去訓練運動員、教練和管理人員。體育制度是現代產物，古希臘人可還沒有這麼複雜的東西。這套體制的實際起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的英國公學(PublicSchool)。就是那時候的教育家想透過運動競賽訓練學生的體能和品格，種下了今天運動制度的指導原則。他們希望學生熱愛激烈的競爭，同時不失紳士風度；他們要求學生追求團體的榮譽，但得尊重公平原則和遊戲規則。經過這種教育的學生，將會成為驕傲卻又體現英國法治精神的帝國子民。現代奧運的創始人古柏田男爵(PierredeCoubertin)之所以汲汲於復興奧運，其源頭就是受了英國影響，想把這套體制移植法國，好讓法國子弟能在普法戰爭後的衰敗氣象中重新崛起。他後來推動奧運復興，是在各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殖民帝國間的競爭漸趨白熱的背景下，追求國際友誼及和平的結果。

運動成溫和代用品

可見從一開始，現代運動的出現就背負了國民素質教育和穩定國際局勢的政治使命。但運動又不能完全和政治畫上等號，正如劍擊不可真的鬧出人命，否則它就會失去教育的功能，失去促進友誼的作用。因為運動其實是個溫和的代用品，學生們守規矩的競爭可以消解會釀成暴力衝突的衝動，隱身在和平鴿羽翼下的國際競賽能夠取代真刀真槍的戰爭。因此，運動脫不開政治，但又不能真的成了政治。中國球迷透過一場球賽可以發泄對日本的仇恨，他們種種的不禮貌都要比直接的暴亂要好。不過只要局勢一旦變得很容易擦槍走火，就會有人出來說「讓體育的歸體育，政治的歸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