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幾乎在每一個喜歡上海的藉口背後,我都能找到討厭她的理由。
饒是如此,上海神話不變,書店裏還是有可以裝滿一整架的上海話題書,飲食、購物、傳奇、小說、懷舊圖集樣樣不缺,反映了華文出版市場以至於全世界對上海興趣。在這樣的環境底下,《香港一○一》的班底,李照興、湯禎兆及黃志輝等人又炮製了一本《上海一○一:尋找上海的一○一個理由》。與一般的上海讀物不同,這本圖文並茂的大書可以說是包羅萬有,十四個作者總共寫下一百零一篇短文,收納在九大範疇之下,舉凡小籠包、衛慧、金茂凱悅、外灘、阮玲玉、《上海灘》、圖書館、大世界、復興公園、高架橋、法國梧桐,通通都成為愛恨上海的理由,可說是上海出版熱的高峰。
遊上海不忘香港
假如大部分有關上海的圖書反映的都只是片面的樂觀情緒的話,那這本《上海一○一》又給我們看到了一幅怎樣的上海圖象呢?我想,找十四個作者各自發揮,不限題材觀點,只定字數和篇數這個編輯方法是很聰明的。因為這樣一本,它既可以有一般旅遊指南性質,也可以收納具有批判性的觀點,並行不悖。
事實上,作為一本旅遊指南來看,它也相當有趣而且特別。熱門地點如匯豐銀行舊址、M on the Bund 和和平飯店酒吧,都有不同一般的介紹和分析。另類一點還有溫泉洗浴呢。作為一本別具野心的城市文化分析,它有文字感性的上海女人頌歌,也有阮玲玉和新晉高樓的象徵意義的理性解構。但這本集體創作的最大特色是非常自覺的香港觀點。遊歷上海,這十四位作者心中不忘的總是香港。談上海,它首先談的是帶給很多香港中青年上海啟蒙經驗的《上海灘》,如何塑造了香港人心目中的上海。講上海飲食,也不漏人在異鄉之際遇上港式茶餐廳的欣喜。是故,全書若有地名索引,出現次多的地名當是香港。因此,這也是個一窺香港人上海情意之糾結纏綿的機會。
懷舊情結三城記
一本從香港讀上海的書,怎可能不觸及懷舊。可幸的是,這本書沒有一般的濫情,反而有點反懷舊。但整體而言,這反省並不徹底,所以連帶地它對於香港—上海這雙城故事的反省也就不夠深入了。目前上海有趣的文化現象之一是它的懷舊熱潮。無論走進哪一家書店,老上海項目都放在當眼的位置。又從一九三一年開始,數不清的酒吧餐廳咖啡座極力營造一個舊上海的氛圍。問題是這股懷舊潮懷念的,不是四人幫時期的上海,而是一躍六十年、回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下的上海。如果說日本人或者其他外國人也喜歡在渲染這個「冒險家樂園」色彩的新上海裏消費,是一種 Saskia Sassen(Saskia Sassen 是近年影響力最大的都市社會學家,他最出名的概念是「全球城市」〔Global Gity〕)所說的跨國高格調城市消費裏的趨向。這種城市聚集了大量伴隨跨國企業及相關服務企業而來的高收入外籍員工,他們使這些城市出現一些儘管地域不同但口味非常類近的消費場所。根據其他服膺這一研究領域的學者,這等消費場所會有相近但又因地而異的地方色彩。在上海這個例子裏,就是老上海的懷舊風味。那香港和台北還可有別的理由去懷舊上海?
前一陣子,我從上海學者王曉明、包亞明和羅崗那裏得知,當今的上海懷舊熱潮單純地浪漫化了三十年代的上海,無視於彼時的貧富差距等諸多社會問題,其實是為了跳開過去五十年直接把今天的上海認同於昔時的十里洋場。換句話說,今天的上海想把自己變成過去的上海,希望自己成為那個老上海,懷舊因此成為對未來的期望。這說來,台北和香港去懷上海的舊,是否也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想爭奪對老上海的繼承權呢(根據李歐梵《雙城記》以至於《三城記》的說法,今天的香港和台北也或多或少地是被上海人塑成的)?因此,香港與上海的關係也就更形複雜了,因為雙城之間的競爭也出現在懷舊的領域之上,雙方都希望自己是真正的上海傳人。香港人對上海又懼又愛的情意結,恐怕還有《上海一○一》未曾想到的複雜。
2002年8月10日星期六
梁文道:上海情緒
2002年7月20日星期六
梁文道:以故事解放兒童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人的生命裏,故事至少和食物一樣重要。食物使我們活著,故事使我們有意義地活著。普遍以為泰利斯(Theles)是西方哲學之父,其實《神譜》的作者赫西俄德(Hesiod)可能更重要,因為他說故事。身為最早的神話作者,他用神話解釋世界的出現,和我們如何出現在這世界之中。
有一種說法,認為兒童是天生的哲學家,他們懂得問很有創意的問題,也懂得很有創意地回答問題。如果從與故事有關的角度來看,兒童同樣是哲學家,因為他們可以在故事裏聽到世界的多種雜音,辨認出成人聽不到的音高;他們也能參與故事的製造,以一種未被發現的角度去解讀和構成世界。在文明的源頭,哲學家發現了故事,在人生的初階,兒童對故事有最敏感的把握。可是不知道為什在今天的幼稚園和小學裏,故事文化日漸消亡。特別是小學,故事變成放學之後,校巴未到的中場活動;校巴一到,就算故事未完,小朋友也得快點上車了。
於是揹著個大袋子的雄仔叔叔來了,他一個幼稚園接著一個幼稚園地跑,每到一個地方總先和小朋友們活動熱身,然後抽出他的帽子往頭上戴,故事就開始了。看阮志雄說故事真是一段獨特的經驗,他不會先叫小朋友安靜下來(一般大人往往把整個故事時段的一半用在維持秩序,鎮壓小朋友上面),而是直接用他的故事和表情、聲線、動作,去捉住他們。但現場依然是熱鬧的,因為小朋友總會自然地對說故事的人做出種種令人意想不到的反應,但阮志雄不怕被截斷話柄,他反而吸收了小朋友的各式古怪念頭。例如在一個關於怕黑的故事裏,他和小朋友從怕黑說到怕鬼,然後(你也猜得到)就有很多小孩報稱見過鬼,什「在炮台山見過鬼」、「我一腳踢死隻鬼」一一出籠。
這或許就是蘇淑蓮在她和阮志雄合著的《學前老師故事人》裏所說的「建構學說」:兒童可以是學習過程裏的主動參與者,他們在這過程裏互動對話,發揮創意。他們的學習不是被動地等待一個已知的包裹;而是自發地去問去想,去關聯各種事務,尋索其中的意義,建立自我身份和價值。
話說回頭,雖然人人都會說故事,但要說到這個模樣(也就是說故事行為的本來模樣)可不容易,得有一套方法。要掌握方法,必須先放棄一個大人或者老師的慣常心態,別老想著要傳授什,不要在自己和學童間建立遙遠的距離,更不要把這距離變成一種權力的差距。阮志雄常常強調「鬆」這個字,就是一種從身體語言上可以呈現出來的心態。《學前老師故事人》其實是一個研究計劃的成果報告,阮志雄和蘇淑蓮,一個是劇場裏出來的故事人,一個是學院裏的講師,二人合作把他們講故事的方法和看教育的理論教給一群老師,實驗一下自己的想法和實踐,然後記錄分析。
既是實驗,就有失敗。在書中記有一位老師總是鬆不起來,他總是不明白為什一個學講故事的工作坊要玩那多遊戲;當其他人在活動裏頭感到快悅,興奮雀躍之際,他只想知道這個活動其實要達到什目的。要在做一件事之前先問目的,要每個行為都恰到好處地達成目標,對於預計範圍以外發生的事沒有興趣甚至沒有好感。這些情況,在二位作者看來,不只是學不好對兒童說故事的方法的理由,也是香港教育的特徵。所以,我們或許可以說香港的教育是一種反對故事教育,我們的小孩怎能不異化成人?
2002年6月15日星期六
梁文道:重新認識中國歷史
【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書評】很多人念中學之後,就一輩子不再讀歷史了。有人可能是因為當年背誦年代事件過於沉悶,本來就覺得讀史無非是這等記流水賬的瑣碎工夫,畢業之後更是忘了舊時曾經有過的一點好奇和遐想。好奇什?比如我自己,小男孩的年代每個同學都是軍事迷,最愛看書上跟戰爭擴張有關的部分,男性劣根高度發達。讀到青、霍去病掃蕩匈奴,必嚮往之,但仍有疑惑,不知這些所謂用兵如神的名將,是怎個神法,那些兵又是如何行動,怎樣組織。可這種少年的好奇於考試無益,很容易就在營營役役的長大過程裏磨平耗盡。
歷史常有新發現
也有人以為歷史是過去的事,既已發生,就不會再有什新的發現,所以念過就是,又何必回頭重複一次?這當然是錯的,且不說解讀史料的觀點也跟歷史本身一樣,不斷發展時有變革。就連史料也會不斷翻出新花樣。一方面是關於史料的定義,正在不斷擴展,今天的史家可以運用的材料已是數十年前所無法想像的,小說、法律檔案,甚至樹木的年輪盡可成為重建歷史的工具。另一方面是考古學的發展,已經革命性地改變了我們對過去的認識。比方說中國人以前總愛自誇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是世界上四個最古老文明之一,但今天我們知道在四大文明的同時,世界上還有三十多個文明發源核心。
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劉煒主編的十冊《中華文明傳真》,正好可以提醒讀者當年學歷史時偶發的疑問其實多有趣,並且運用了大量的新發現幫讀者重整自己的歷史常識。又以青、霍去病為例,這套書裏的《秦漢–開拓帝國之路》一冊就很扼要地用文字說明了建立在中原農業社會基礎的步兵原來是無法抗擊匈奴的,但那兩位名將的時代有兵制的改變,使他們也能發展出一套騎兵戰術。而且還配圖解釋他們的進兵路線,兵官們的形象配備,使讀者對文字上的描述有了具體的感知。說到圖片,確是這套書最顯眼的特徵,很多插圖都做得非常清晰簡便,讓人可以一目了然地把握它所要傳達的訊息。至於文獻名物,建築器具的照片更是非常豐富,許多以往只在文字上認識到的東西,現在都可以眼見為證。例如魏晉期間講出身講氏族,人們愛用「名刺」,亦即今日的名片,書中就在講九品中正制時放張「名刺」的照片,原來抽象遙遠的東西就親近了許多。
展現豐富的考古成果
精要的文字,大量的圖表,加上活潑的版面設計固然使得這套書更容易普及歷史知識,成為中學生理想的課外讀物。但我認為它之所以適合一般大學生或成人閱讀,是因為這一套通俗的歷史書竟然意外地展現了最近期的史學傾向。首先,從結構上看,它雖然大致按歷史時期分冊,但人物一不按王朝更選的傳統事方法來談中國歷史,二不用重要的人物為重心去說明歷史的推進。編撰們關心的更多是整體社會結構、政經制度和文化的「物質基礎」,所以作者沒有刻意去講三國時代的終始故事這熱門的題目,卻把這兒納入漫長的南北分裂時代裏,以突出這個時期社會的特性。這一方面固然是大陸過去數十年來以唯物觀點重寫國史的路子,可更多是呼應了近年來從宏觀角度去開發社會史的趨勢。
其次,雖然中國的考古學也有差不多一個世紀的歷史了,但在著重出土文物的考古學和傳統上仰賴書面文獻的歷史學之間,依然長期存在著隔閡。怎樣去把土裏挖出來的東西和紙上印的資料相互對證發明,是中國學術界最熱門的課題之一。《中華文明傳真》令我意外的,就是它試圖在一個對大眾說話的層次上,去完成這個巨大的工程。滿滿地印在書上的那些考古成果的照片,不只是源自傳統史書的說法的實例,它們本身就是可以引出看法建構知識的史料。
欠參考書目
最後,《中華文明傳真》還順應晚近的說法,放棄以往歷史教本裏沿用的漢族中心觀點和黃河流域文明起源說,把長江流域和巴蜀東夷等地區的考古發現,與中原並列為中華文明源起之地。過去一般通俗中史書籍所不著重的鬼方、羌、匈奴等不同時期的「蠻族」,它也一一照顧,盡量給予適當的篇幅加以涵蓋。順著這個邏輯,遼夏金元等所謂「外族政權」時代另成一冊,也就不足為奇了。至於性別觀點雖然是遺漏了,但在第一冊《原始社會》裏用一整章去探討母系社會,也算是別開生面了。
這龐大的工程,不可能沒有缺點。特別是對個別史實及人物的解釋和評價上,肯定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看法,固然難以向這十數位作者求全;但如果能在每冊附上一份參考書目,讓讀者知道作者的依據,可能是一個更負責的作法,而且可以引導讀者作更深入的閱讀。同樣的道理,作者的介紹也可以使人對這套書的背景有更確切的把握,可惜編輯居然遺忘了這點。
2002年5月25日星期六
梁文道:燦爛的陰影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由於那多人住在屋,而屋又已存在了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所以它就成了一股龐大的集體記憶之所寄。九七前後,屋變成許多人的創作題材,他們用電視、電影、錄象、漫畫、裝置、攝影、小說、散文甚至學術論著來整理、分析自己的屋經驗,說一種香港故事。漫畫家楊學德的第一本書《錦繡藍田》,是另一本回憶屋生活之作,他在這本書裏可畫出了什新的角度、新的體驗?
為之寫序的作家潘國靈看出了這本書的陰鬱,但他解釋之所以有這股陰鬱,是「因為已經失落—一整座屋,連帶一個年頭的人事情懷」。若然如此,這部《錦繡藍田》不外是另一懷舊之作罷了。因為一個住過那多人、為那多人(包括楊學德本人)提供過成長環境的藍田,已經被清拆,所以它就可以懷想、可以追念了。一般懷舊的作品常為那舊時的東西染上一層絢麗的色彩,《錦繡藍田》的最大特點之一也就在其繽紛的顏色。但如果它的燦爛不無陰影的話,照潘國靈的說法,不是因為藍田本身憂鬱的,而是因為它已經消失了。
少見的漫畫勝利
漫畫家劉莉莉則提供了另一種解讀方式,她認為,當舊區重建是振興經濟的特藥;大都會化是人類文明的指標已成為「普通常識」的今天,阿德的漫畫給我們悄悄地挖出一條反抗強勢論述的暗道,也同時掘出了一幅幅被「發展」埋葬了的人之「地圖」。於是《錦繡藍田》裏的學校士多黑社會街市佬等眾生相,就成了蟻民生存之道對抗霸權的示範。這也是一種流行的說法,用屋經驗的個人闡述去騷擾官方主流的城市發展史。
可是再三細看《錦繡藍田》,我卻看出一種這兩種解讀啃不下的屋形象。誠然,彩色的漫畫直到面臨清拆的結局時驟然剩下黑白灰三種顏色,但之前的民間生活小動作的豐富未必就那正面。新的發展新的城市景觀雖然吞沒了舊藍田,但讀者未必會為之可惜,因為在楊學德的筆下,那個消失了的、那個被主流論述掩埋掉的藍田本身就是「藍」的。所以這本雙語印行的漫畫有個英文書名︰《How Blue Was My Valley》。
《錦繡藍田》是近年來少見的漫畫勝利,楊學德運用電腦製造出複雜的色彩組合,異常奪目。更難得的是他手繪的功力相當精湛,線條的肯定說明了作者的自信和純熟。很多朋友一看《錦繡藍田》都驚嘆︰「哇!呢個人係邊個?」除了是楊學德畫齡不長,知音尚少,就是因為其風格獨特而強烈,在本地漫畫界中獨樹一幟,恍如天外來客。尤其是那些從宏觀角度鳥瞰的大幅度構圖,有眾多的人物和動作四布在五彩的背景之上。令人眼花但不嫌其亂,反而倍增發現細節的樂趣。在這種圖書裏的人物常以扭曲的異彩出現,有點像中國傳統的剪紙人物。整體而言,確如劉莉莉所言,是當代中國農民畫的風格。
消失了的屋
藍田的憂鬱,就鋪陳在這以農民畫風所書寫的現代城市景象裏。赤裸的暴力取代了樸質的喜悅,低沉的氣壓代替了歡快的節慶氣氛。《錦繡藍田》裏有多張大幅屋透視圖,不同單位上演不同的戲碼,有人正在欺凌弱小,有人正在斥打小孩,有人正在塗污破壞,還有人哭哭鬧鬧;就算有圍桌晚飯看電視的天倫之樂,也都被那暗無面孔的人形和整體正在衰敗的氣氛籠罩。在楊學德的筆下,快樂的校園其實是人肉罐頭工廠,所謂有人味的街市是血腥的牲畜屠宰場,祖父母對乖孫的關愛可以逼得他發瘋上吊(最後還要失敗,從墊腳的椅子上摔下來)。
斥打小孩,有人正在塗污破壞,還有人哭哭鬧鬧;就算有圍桌晚飯看電視的天倫之樂,也都被那暗無面孔的人形和整體正在衰敗的氣氛籠罩。在楊學德的筆下,快樂的校園其實是人肉罐頭工廠,所謂有人味的街市是血腥的牲畜屠宰場,祖父母對乖孫的關愛可以逼得他發瘋上吊(最後還要失敗,從墊腳的椅子上摔下來)。
與其說楊學德用一個屋故事來懷舊來反抗主流論述,倒不如說是為自己的不快記憶驅魔,是想要把主流論述加以醜化以除之而後快的屋腐爛更腐爛更醜化。但是反過來,就算拆掉這浸滿了夕色的老朽,蓋起新房,對作者而言照樣是灰暗。漂亮的《錦繡藍田》看來不是關於藍田的故事,而是關於灰暗且又紛亂的人生,只不過這段人生的背景恰巧是一條消失了的屋。
2002年5月11日星期六
梁文道:基本科學常識試驗器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雖然我不訂閱《科學人》(Scientific American,此處採台灣版中譯刊名),也不會每個月定時去雜誌檔找它,但只要有機會(例如上機前要買本刊物解悶),我還是會拿一本好好從頭看到尾。
起碼的科學知識
這個習慣來自許多年前看到人類學宗師李維史陀的訪問,大師說有一本雜誌他是每期都看,而且儘管並不都懂,但還是會把它整本啃完的,那就是《科學人》了。在隔行如隔山的學術界裏 ,這位開創一代風潮,影響遍及人文社會科學歷數十年而不衰的老人家認為,不吸收點最新的自然科學訊息,是很容易變得固步自封,脫節於時代的。那篇訪問針對的是比他年輕一代的挑戰者如德里達等解構主義者,長輩言下之意是這批術語很花俏時髦的理論家不僅不科學,而且不懂科學,瞧我七老八十的,還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呢。
這本創刊一百五十七年的老牌科普雜誌,明明只是普及科學知識的刊物,有什巴閉處,值得大師要用它來「晒冷」?而且還說他並不都看得懂呢?事實上,《科學人》確是非一般的科普雜誌,儘管它有漂亮的插圖、清楚的圖解,而且盡量淺白表述,但它的對象讀者是一群有起碼科學知識的人。可是什叫「起碼的科學知識」?中學念過理科算不算有起碼的科學知識呢?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到了這號稱知識經濟的時代,才知道知識會演化,會累積,也會被淘汰,所以學習也必須是不斷的。資訊爆炸、學術發展日益加速繁衍,我們已經不知道什叫做「起碼的科學知識」了。如果以為學校課本上有的東西就是最低保證,請再看一眼,你將發現它往往保證的是錯誤。例如我們曾被告知人類文明起源於四條大河之濱,但我們知不知道依據現今考古學的發現,在所謂的四大文明同時甚或更早,起碼另有三十多個古文化發源地呢?董啟章在本期《E+E》雜誌裏批評一些大學念理科的學生,竟然沒聽過他從一般科普書籍裏看來的理論。這其實不是異聞,因為現今科研的成就不只動搖了基本科學常識的定義和範圍,而且還使得所有人都會一個不小心就成了科學文盲。
我們也不要以為「科學家」的是一種人,亞歷山大、洪堡特那種通天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兩個世紀,會改造基因。懂天體現象能夠發明機器人的「博士」只活在卡通片裏。所謂的科學家,其實是一群從事著各種不同事業的集合。你拿一本《科學人》給一個在大學教物理學的教授,他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上頭介紹的訊息。所以我知道很多科學家都訂閱《科學人》,因為他們也要從那裏汲取其他行頭裏最新的知識。而且科學方面愈來愈分工精細,另一方面卻也愈來愈要求跨科系的協作,相互的認識是關鍵的。
科研現場
《科學人》最不同於一般科普刊物的地方,是它不只介紹新資訊,普及已知成果,而且還刊登第一手的科學討論。它不是科研的現場報道,它就是科研現場。例如最近台灣中文版的創刊號裏,就有一個專輯請了四位分別來自全球暖化、能源、人口及生物多樣性等專業領域的學者,回應丹麥學者隆伯格那本極具爭議性的《持疑的環保論者》;在最新一期的美國版裏則有隆伯格的再回應。這類詮釋往往牽涉當前科學界裏最熱門的話題,雖然我也看不懂,但至少在「得個知字」之外,還摸上了科學界思潮的邊。
譯成中文,《National Geographic》還是《國家地理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則被台灣遠流改成《科學人》了(據說大陸早就有簡體中文版,只是我沒見過)。這個中文名字改得好,因為身為科學界最流行的刊物,它界定了跨國科學界「想像社群」的共知範圍;同時,它也是我們有沒有最起碼的科學常識的試驗器。我們雖然不能正面界定常識的準確範圍,但至少可以用讀懂這本雜誌多少成,來測試自己所知到了什程度,自己是個怎樣的科學人。
最後,我必須提醒,就我的經驗而言,《科學人》並非一本合適的長途機艙讀物。
2002年4月20日星期六
梁文道:感性行銷怎樣創造世界
【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書評】近年來最流行的概念之一是「感性」,高比(Marc Gobe‵)的《高感性品牌行銷》(Emotional Branding)是高舉這個概念的成功之作,據說英文版已經很好賣,中文譯本一到香港更是迅速清貨。高比是世界十大品牌形象創造公司之一的 d/ g * 顧問公司的總裁,他的作品包括可口可樂、IBM、Godiva、Reebok、星巴克、蘭金化粧品和吉列刮鬍刀等經典品牌,可謂戰績彪炳。這些牌子的成功就在於這本書的主題—感性品牌行銷。
其實,這已不是什全新的東西了,講的無非是今日消費者都成了感性消費者;所以 Levis 能夠在芸芸牛仔褲品牌裏享有獨特地位,靠的不只是價錢和素質,而是消費者對它產生的感性聯結。要有成功的品牌形象就得有感性聯結,是今日市場行銷的常識。如何樹立一個感性上有說服力的品牌,卻非人人都懂。高比這本書用四個步驟解說。先就世代區分、種族、性別和性取向建立起顧客的分析;再就聲音、顏色、味覺、觸感和嗅覺,舉例說明打動五感的方法;然後再舉更多的例子來談什叫有創意有想像力的品牌;最後自然要展望感性促銷方法的未來,也教人怎樣為自己的品牌展望未來。
和別的市場行銷書籍一樣,《高感性品牌行銷》最好看的是它數不勝數的實例。有些例子非常有啟發性,簡單而且花不上大錢。譬如美國康乃狄克州的 Stew Leonards 超級市場要營造貨品新鮮的形象,策略之一是在蔬果的招紙上印著原供應農場的地址地圖,「讓你感覺沒有任何中間商剝削品質和售價」。
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在現實的物質環境裏,透過我們的眼睛、耳朵、皮膚、鼻子和舌頭去接受環境裏的種種刺激,然後從身體反應回饋它們。在此過程中我們形成了對世界的認知和自己的人格身份。晚期資本主義階段與昔日的最大分別,不是我們的物質環境裏有這多人工參與(我們從來都或多或少地生存在一個人造的環境裏),而是這股人工力量主要來自於商業考慮。
比如說聖誕節,它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時空體驗,我們在裏面會被勾起特定的欲望,造成特定的人際關係;我們會感到吃聖誕大餐的需要,想和情人親友一起分享。過去這是宗教的作用,現在則是商業的聲光氣味的成就。又如你的洗頭水,瓶蓋蓋緊時會有 click 的聲音,你以為它比不發出這種聲音的洗頭水更安全更防漏嗎?不,它只是想你有這種印象,它是一種建基於「感性行銷」的產品設計。這就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時代,商業的感性行銷手段以史無前例的程度介入了我們的物質環境。我們未必自覺,《高感性品牌行銷》卻不自覺地提醒了我。
2002年4月6日星期六
梁文道:不可說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我的朋友之中,張偉雄是其中一個電影看得最多的人。在看了不知多少部電影之後,他這批評前兩年人人讚好的恐怖片《鬼眼》(The Sixth Sense):「一部不能讓人事先知道其結局的電影,好極有限。」同樣的道理,也是我個人評價一部小說的標準。小時候看小說,往往還看不到一半就先跳去最後幾頁,先搞清楚結局。老師知道了,就教訓我不懂讀小說的規矩,徒然浪費了作者的苦心,言下之意是我很沒文化,光想知道故事的結果。其實,我又是給那些小說的頭半部悶得發慌罷了。後來我依然有這個習慣,並且堅持「不可事先張揚結局的小說好極有限」的看法,於是又讓一個小說作者搖頭,說我不懂得跟隨敘述的時間性開展云云。
推理小說最重結局
可是,我還是很頑固地不改舊習。你想想看,有誰不知道聖經的結局是末日審判?但你能說這會影響你讀聖經時的感受嗎,你能說它不是一部好小說嗎?甚至,難道你不以為正是預先知道了結局,明白耶穌必將復來,才會在他升天之際不只不覺離別之憂,反有一種壯志昂揚的情緒,還可嘲笑那些不知何去何從的弟子們的信念如此不足?我相信,一部好小說不是需要一個出人意表的結局,它需要的是推出結局的好過程;小說不是一種欺騙讀者的伎倆,而是一種讓讀者相信現實是複雜的啟示。
巧的是,大部分通俗類型小說的成功端賴於結局的保密,愛情小說如是,恐怖小說如是,科幻小說亦如是。而推理小說的結局,更是秘密中的秘密,禁室中的鑰匙。所以,我最不喜歡推理小說。我不喜歡「謀殺女王」克麗絲蒂那種剝離了一切社會現實的乾淨優雅,彷彿整部小說就只是為了一個用一張大綱可以交代清楚的迷局而存在似的。我更不喜歡福爾摩斯那種故作從容的姿態,總要在最後來段機智幽默的解謎演講,好讓包括讀者在內的聽眾讚嘆。這種遊手好閒的有錢二世祖,真令人看不順眼,都不曉得他平常幹甚維生。說到無聊,神偷義盜亞森羅蘋更是荒謬,總是被寫成周身刀能人所不能,往往按情節需要突然擁有一種在以前的故事裏沒聽過的本領,宛如超人。總之,推理小說是一種蒼白得可以的小說品類,裏頭沒有社會也沒有人,有的只是按情節需要而設定的時空背景和人物習慣;就像脫星常常掛在口上的「按情節需要」,其實誰都清楚電影情節是為了他的脫才編出來的。
譜系和發展
直到有了台灣的城邦和遠流兩大出版商各出兩大套推理小說中譯系列,我的想法才改變過來。從前這些堆在書店中那一櫃櫃「Mystery and Crime」名下的書,我是從不費神去碰的。但現在既有這兩系列經過整理的精選,就不妨見識一下這通俗小說裏的大宗。於是開始讀懂了這些過去看不起的故事,並且發現自己對推理小說的認識有多膚淺、多古老。兩個系列內的每一本書前都有篇中文導讀,作者分別是詹宏志和唐諾,寫得真好,是貨真價實的導讀。令人看了之後不只有想看正文的欲望,而且有了看出門道的能力。我現在知道亞森羅蘋果然是壞樣板,如今推理界裏只把它當做童書。而克麗絲蒂原來一生之中幾乎未見過壞人,難怪筆下的世界如此單純;明乎此,也就比較可以賞識她單純而精妙的謎題設計了。福爾摩斯果然是個有本錢遊手好閒的人,因為他根本是個貴族。我們要明白柯南道爾爵士寫的是一個即將消逝的時代,舉世知名的神探是那世代裏最後的一抹貴族餘暉,他沒有別的謀生伎倆可以貢獻給這市場經濟主宰的新世界,卻還有祖產可以依靠,不做業餘偵探,何遣有涯之生?
推理小說不只有它的社會背景、歷史脈胳,它本身就有自己的譜系和發展。我過去所知的那些作家,那些作品,只不過是第一二代的推理小說罷了。後來的作者,固然有把如「密室殺人」一類的經典推理小說設計推到極致的;也有人反過來大開這種早已自成一界的文類的玩笑,寫出後設推理小說。而我所關心的血肉,也早有漢密特(Dashiell Hammett)和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冷硬派偵探小說」(hard-boiled detective novel)革命補了回去。
透過詹宏志和唐諾這兩位導讀者的介紹,我開始認識並且喜歡上了錢德勒這位早聞其名的大師。他筆下的洛杉磯依然有那片荒涼的陽光,卻顯示出了更多腐朽的暗影。而私家偵探馬羅,不優雅不神明,總是衣衫襤褸地被擊倒在後街充滿了污水的地上,偶而酸苦地自嘲發牢騷,卻是條有勇氣有原則的硬漢。偵探至此,不再偵查永遠隨著他的出現而出現的神奇案件,他偵查的是弱點斑斑污處處的人性和社會。再看錢德勒的英文原著,幽默摻著苦澀的對白,簡潔有力但又意象紛呈質感豐厚的文字,我終於明白為何他會與海明威、福克納等並列美國小說大師之林了。
詹宏志導讀
最後,再賣點廣告。台灣的讀書專家詹宏志把他為遠流的「謀殺專門店」譯叢撰寫的導讀精選成冊,名為《詹宏志私房謀殺》。這本書可以使讀者一口氣認識數十位推理小說史的名家,而且分別點出名家妙處,又綜合梳理了這種文類的本質和發展線索。如果你和過去的我一樣,不喜歡推理小說,它可能會改變你。如果你已是好此道者,你自會發現它別有妙處。至於是什妙處,依照推理小說評論的倫理規範,我可不能先行道破。
2002年3月23日星期六
梁文道:讀四大小說可以成功致富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商務印書館以粉紙精印《紅樓夢》、《水滸傳》、《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等中國「四大小說」(或者有人乾脆說是「四大名著」),而且配上彩圖,據知是為了吸引新一代年輕讀者,可謂悲壯之舉。其所以悲,是這昔日小兒在父母師長嚴嚴監控之下還要躲在床鋪裏看的閒書,今天竟成了出版商要想方設法為它增值以添誘惑力的課本;其所以壯,乃明知這幾是不可挽回的局面,還要耗本錢這幹下去(雖然銷量可能也會不錯)。
古典小說在中國的地位變化有多大,看清儒顧亭林這段常被引用的話就知道了:「小說演義之書,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至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皆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釋道猶勸人以善,小說專導人從惡,奸邪淫盜之事,儒釋道書所不忍斥言者,彼必盡相窮形,津津樂道。以殺人為好漢,以漁色為風流,喪心病狂,無所忌憚。子弟之逸居無教者多矣,又有此等書以誘之,曷怪其近於禽獸乎!」(《日知錄》卷十三〈重厚〉)。以前正統知識分子所鄙夷的,今天文人奉之為正統;過去庶民百姓趨好的,現在大眾當做驢屁股後頭的大棒。
經典變指南
為了要把這些古典小說變得更平易近人,很多人下過工夫,但效果如何,我總有懷疑。《紅樓夢》有漫畫版,看漫畫的人未必會看,看了之後也未必會找原著。《西遊記》成了電影,觀眾會等待下一部周星馳作品。其他,如縮節版,就更是有點像胖子動切脂肪手術,不倫不類。唯一歪打正著,卓有功效的是《三國志》等一系列電玩,部分真正玩家覺得要看「攻略」太過丟人,不如自己琢磨原典,搞清楚人物關係,呂布和關公的真實戰鬥力,方能在電腦上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至於商務這套書,版面雅致,不媚俗。可是那些現代圖畫是否真能吸引讀圖一代的注意呢?而且印刷用粉紙,在燈下閱讀相當刺眼,又是不是一種適合小說閱讀的紙張呢?最重要的是導讀不夠,沒有註釋,雖有余秋雨作總序,但年輕一代讀起來沒有根手杖,恐怕吃力。
經典新版新讀,近二十年來真正的主流趨勢是把它們變成成功指南人生寶典,坊間談這四大小說的除了學術著作,入門導引,就以什「三國演義謀略學」,「看紅樓夢學處世」為大宗。雖說前人評點小說也談知人論事之道,但這般完全以實用功利的角度來看小說的,可能前所未有。如果有做文學批評的好好析解研究一下這些書的用語和主題,應該非常有趣,畢竟是這個時代討論古典小說的主導論述,它們反映了一種現時社會看書看小說看經典的傾向。
我以為這是一種把小說(non-fiction)讀成非虛構(fiction)敘事作品的傾向,它骨子裏貶視文學,認為小說是閒書,沒有大用。李嘉誠在談自己的讀書心得時,不也說看小說浪費時間嗎。此心態不只是現今功利社會的產物,而且還隱隱然接上了前述顧亭林那種中國正統儒家知識分了對小說的看法,覺得小說無益於經世致用之學,不過小道而已。中國直到有了金聖嘆,指出「善論道者論道,善論文者論文」,才徹底給純粹就文學觀點討論小說的道路開了頭。現在新形態的古典小說討論等於打了回頭,走上論道(儘管是種新道)的老路。
把小說變回非文學
這種把古典小說解成謀略指南的書,初看之下有點道理,細想起來就覺得奇怪,那些計謀和做人的道理往往既不是這些小說原創,也不是從對它們的閱讀裏衍生出來,而是把現成的三十六計,甚至人人都知的道理硬套上去。為什要那大費周章呢?當然是為了銷路吧。這做而又有銷路,是因為這些小說經過百多年來文人的努力,已經被捧上正典的位置。經典不只可以賦與稀鬆平常的常識一點非常的出身;經典又是一些大家都知道該看但都沒看過的書,拉經典的裙帶而能重溫一下自己早就知道的道理(那必然是真理了),何樂不為。
現代文學觀念的冒起,改變了大家對小說的看法;小說成了經典之後,我們又努力把它變成非文學,也是歷史吊詭一種。
2002年3月18日星期一
梁文道:沒有光環的香港富豪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曾有「神童輝」之稱的前富商羅兆輝是近期風頭新聞人物,屢向傳媒揭露香港富豪圈與娛樂界女星的性關係內幕。整件事不只成了市民關注的頭條新聞,也成了作家學者甚至高官政客的討論對象。例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就表示傳媒對這事件的大肆報道,會有混淆青少年價值觀的不良影響。
如果傳媒的報道真會造成不良的後果,那麼問題是出在當事人身上呢?還是採訪當事人的傳媒有問題呢?這件事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去理解香港社會的側面。
沒有相類基金會
自從威尼斯主宰地中海的時代開始,每一個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對於資本家都有特殊的要求。
所謂資本家,不能只靠龐大的金錢資本來證明其身分,更需要一套象徵資本及其秩序的肯定。這種象徵資本可能是意大利諸邦國新富階級贊助藝術家的眼光,可能是法國大革命之後布爾喬亞精細煩瑣的烹飪技藝裏的口味。
到了二十世紀,資本家成立基金會的做法蔚然成風。這些基金會資助的範圍非常廣闊,從文化藝術到慈善事業,由環境保育甚至到社會運動都受到基金會贊助。
基金會這個給傳統上和傳統以外受到直接贊助的活動有更大的資源使用自由度,另方面透過不斷的投資使原來的資金不只保值甚至有所增長。
最理想的情況下,因為基金會的中介,資本家與受資助對象之間有一種「一支手臂的距離」,資本家不可以直接控制它們的用法,形成一種較為中性的社會資源,有利於日見興盛的「第三部門」(即非政府、非商業的社會機構)的活動。基金會因此不只是當前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主力,也是資本家回饋社會、表現企業責任的重要形式。
可是在香港,這類以基金會形式對社會善盡責任,以獲取資本家完整資格的人相當少。因此有些非政府組織的工作項目明明是社區發展,卻得向美國的福特基金會申請撥款。至於肯像台灣的新光文教基金會那樣贊助純學術出版的,就更是幾近於無。
只剩下赤裸權力
可以說,香港是一個沒有經典意義下象徵資本區分的城市,資本家發財之後不須像美國富豪那樣,去林肯中心惡補歌劇,可以照樣在紅館歡呼年輕偶像。香港的資本家不用面對純粹財富炫示以外的任何身分認證標準。
所以香港的資本家剩下的就是未經包裝的赤裸財富,和財富得來的赤裸權力。當經濟順境,香港人崇拜他們。當遇上逆境,沒有光環的他們就只會被人嘲弄甚至厭惡。諾貝爾和洛克菲勒這種背景極有爭議的富豪,讓接受他們好處的人和一般百姓心情矛盾。香港人對於香港的富豪則爽快得多,要不肯定,就是否定。
2002年3月2日星期六
梁文道:活著還是等死
【信報財經新聞-副刊-文化】什是老人?我們可以從政府為單身長者設計的房屋裏看出他們的答案。去年的十月十二、三日,房屋局副局長鍾麗幗曾經在一個「廿一世紀長者住屋展望會議」上介紹政府的措施,多半集中在不同單位的種類和救命鐘之類的緊急設備。由此看來,老人就只是一些要個地方住然後呆在裏面等死(或者等著按救命鐘)的人。
什是老人?
這種對老人的設想完整地實現在天水圍的單身長者公屋單位裏,這個地區的公共設施貧乏,公園狹小,坐椅不夠,使得許多長者在公園聚會的時候居然要坐到地上。天水圍又是個出入不便的隔離地帶,當初由元朗搬到此處的老人家要是想回元朗看看朋友買買菜(由於隔離和數量稀少,此地街市貨物售價要比元朗貴),就得花不少錢和時間搭輕鐵(而老人家的綜援就只有那兩千多),於是竟成了一個幾乎有進無出的地方;更要命的是,這裏的公共醫療設施嚴重不足,又沒有某些老人家習慣的中醫診所,許多老人家因為行動不便路途遙遠,放棄了去看病的機會。妙的是救命鐘倒很充足,可這本是在生命危急關頭才用得上的裝備,難道傷風感冒肚子痛也要按救命鐘召救護車?還是老人家們日常都沒有小病,一來就是生死關頭?
什是老人?理工大學的郭恩慈和古學斌主編的這本《我們活著,依然精彩……讓影像訴說長者的日常生活》,是一本由老人家的角度去看他們的居住環境、生活空間及日常行動,以回答這個問題的嘗試。出來的結果恰足以回應政府那種由上而下的視角,以及我們一般對於單身長者的俗見。郭恩慈和聖雅各福群會、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元朗社區發展中心等機構,多年來均提倡用一個由下而上的用家參與式方法,去重新規劃和設計長者的生活空間。他們這一次使用的「發聲影象」(photovoice)是一種別出生面的方法。簡單地說,就是把攝影機交到長者手上,請他們去拍他們住的單位、屋和周遭他們時常往來的地方。然後再請他們說出拍攝的動機,和看到自己拍下的這些照片時的想法和感受。此外,研究人員還請這些長者自述成長經過、生命歷程,為前面這些空間性的說明下一個歷史脈絡的註解。
由於圖片和文字的主要來源都是長者,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這本圖文並茂的書的真正作者其實是森伯伯、忠伯伯、流浪客、阿寶和初哥這五位分別住在利東和天水圍的老人家。如果我們抱著要看這些老人家如何痛斥房署的不是的預期,那肯定會大失所望。因為他們並不總是批判政府的安排不當,反而往往相當欣賞自己的居住環境,滿意目前的生活狀態。一般而言,住在天水圍的那兩位比起住在利東的有多點怨言,可是他們對於比舊居要來得闊大乾淨的新單位還是大致滿意。
小布爾喬亞的批評
但正正就是在這五位樂天知命的長者對自己的生活的陳述裏,我們發現他們真真正正是依然活著,而且精采。我們看到這些長者有異常的好奇心,關注身邊環境的種種細節,他們希望自己活在一個安靜舒適但又豐富的空間裏,因為他們「想有多睇」。他們喜歡小公園裏的水池,因為流動的水「有生氣」,所以如果池中有魚那就更好。他們有那多的空間時間,但只有那少的錢可以用,所以他們喜歡免費的公共設施(例如有遮陽傘的坐椅),周到的活動安排,和更便利的交通讓他們交朋結友。唯其在如許卑微的願望裏,那點點的抱怨更讓人心痛。當政府以「安置」的心態處理他們時,他們用自己方式去生活在被安置的空間裏。
讀這本書,還讓我反省平日對於公園等公共空間和一些政黨的批評是何等地「小布爾喬亞」。原來我以為醜陋不堪的雕塑也是他們可以看上半天的好伴侶,從建築角度來看應該空無一物的水池原來最好有幾條鯉魚;而我這批評者對公園的使用率可能只是他們的萬分之一。我們時常指責一些有政黨背景的社區組織不知上進,一味搞本地旅行團去「騙」老人家的選票,但長者們卻是這高興有人能帶他們出去走走。這些老人家並不只是坐在那裏等著日子的過去,他們還會從不多的預算裏擠出一點,買支花裝飾自己空洞的住屋。也會自己動手動腳釘個櫃子給自己放東西,也順便當是幹活。他們還能走出門口,在社區中心裏,在棋盤旁,幫助他人認識朋友。是的,他們活著。
2002年2月16日星期六
梁文道:搞詩刊就是請客吃飯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去年有一回我上青文書屋,看到老闆羅志華開動著影印機,印出一張張長短錯落的行行句句。我湊近一看,是詩。羅說這是一份新出版的詩刊,叫做《詩潮》。乍聽以為一個搞出版開書店的人終於幹起了非法的勾當,不顧版權法,私自影印人家新出的整本刊物,說不定這還是盜印呢。我怎樣也想不到原來他就是在幫忙印行這本新刊物,而這本外形粗糙的雜誌居然就是這樣一頁一頁地在這書店影印機裏印出來的。
小圈子無罪
這般完全人手操作地印刊物,我上回見到是在大學搞小報的時候。所有自己動手動腳編寫印包辦的小刊物都有點鬧革命的味道,就像早期的共產黨員趁夜裏沒人時開機印傳單,然後翌日早上散發出去。燎原之火,就在這星星底下的機房裏燃起。至於印詩刊的,也有很多像捷克一般的前共產國家裏地下詩社的前輩。這些刊物的革命性見於發刊詞,通常語調激昂,志向遠大,以改變社會人心為己任。
《詩潮》顧名思義,似乎也有要推起詩的浪潮的意味。可是它的印製方式說明了這不是一本什想要普及詩歌,讓人人想讀詩,人人有詩讀的革命雜誌。據編輯們稱,它其實是一本很「環保」的雜誌。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文學市場有多大,最好賣的「文學小說」也就是賣那二千本,而詩刊則更是往往印一千五百但庫存了一大半。該詩刊的搞手並不奢言要改變這個現實,反而是認清局限,乾脆省點錢粗粗地用影印機釘書機造兩百本書,頂多賣完再加印,印多兩百也好兩份也好,都省事。看起來很小圈子,但我喜歡這個格調。一般弄文藝的,最忌諱被人批評小圈子,可小圈子又何罪之有呢?自己做自己喜歡的事,給喜歡這事的人看,不需要有負擔也不用什大道理去解釋。於是《詩潮》雖小,卻很有力地出足一年份。
寫詩讀詩有理
何況寫詩讀詩在近兩年來,再也不是極小的圈子了。我們有詩人開的專題書店,有報紙每月一次的專版,有愈來愈多的雜誌留下不少的位置給詩人,有愈來愈多的自資出版小詩集(而且銷量不差),還有愈來愈多的中學生組織詩會詩社。某程度上,你甚至可以說詩在香港是前途一片大好。然後我看到原來很地下的《詩潮》終於得到了藝術發展局資助,像模像樣地出版了很地面的創刊號;另一頭還有被藝發局斷了糧的《呼吸》詩刊復刊。雖然藝發局新一屆的文學藝術界民選委員聲稱自己對新詩的欣賞僅止於胡適,「因為他還算押韻」……。
《詩潮》和《呼吸》均是近年來最有分量的詩刊,它們的幕後推手都是我欽佩的朋友。他們也先後向我約過稿,想我寫些詩評甚至詩(!)。這我可不敢,免得獻醜。但我愛讀詩,這兩份詩刊的每一期每一頁都不漏過。所以我真要特別介紹創刊號的《詩潮》,有鄭樹森教授訪談,談詩的翻譯和編選,有趣有深度。有久違的葉維廉和國際知名的楊煉新作。有中文世界裏相當陌生的匈牙利詩人坦杜尼專輯。有被遺忘的南國詩人侯汝華鉤沉。我以為最有象徵意味的是出現在這期創刊號裏的香港詩人陣容相當齊整︰王良和、關夢南、康夫、游靜、西西、陳滅、廖偉棠、黃燦然、劉芷韻等老中青三代濟濟一堂,果然是共襄盛舉。
我知道這篇文章已經寫得太鱔,但就像主編崑南所說,這是一場盛宴,歡迎人人參加,我也覺得這實在是認識香港詩人和他們的視野的最佳機會。小圈子固然沒有什好與不好,但私房菜總是鮮美奇趣。
2002年2月9日星期六
梁文道:愛「書」才會贏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在電台裏談書的節目打算應一應景,過年時講講通勝。「通勝」是廣東人的叫法,原來民間都叫做「曆書」或者「通書」。可是廣東人,「通書」「通輸」意頭太糟,於是把書顛倒成贏。這讓我想到我們的節目《愛書才會贏》還真想過要在新春期間改改名,叫做《愛勝才會贏》才好,否則聽眾嫌棄。又恰巧要出遠門,這集節目我做不到,在飛機上卻見機艙裏的雜誌也有篇老友的文章講通勝,訪問的專家又正好是我們節目裏邀來的通勝世家「蔡真步堂」第三代掌門人蔡伯勵之女—蔡興華小姐。似乎真有點莫名其妙的機緣巧合,使人有翻通勝的欲望。
不巧的是,那篇雜誌裏的訪談題目改變了,竟叫做〈一本通書讀到老〉。「一本通書讀到老」是笑人不懂通變的負面話,因為通書完完全全是一部時機之書,不僅指點行事的吉凶時刻,本身也是時間的產物,有時效的限制,一年用完就得丟棄。談通書而起上一個這不合時宜的題,雖然可能有趣,但我還是很老套地嫌它不吉祥。
掌握通勝這個有時限限制的本質,就會發現一個文獻保存上的吊詭︰它明明是一種極受歡迎的工具書,甚至可能是自印刷術發明以來中國土地上流傳最廣印量最大的書籍,但要一一尋回千年來歷代印本是極為困難的。除了因為它地位難登大雅又太過普通,不受藏書者寵愛以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它有時效性。只要看看誰家裏還藏著去年前年的通勝,就明白這個道理了。所以它雖然廣受千多年來中國人的歡迎,卻少有能夠完好保留下來的本子。對於想研究古人社會生活和民間習俗的人而言,實在可惜。通勝本來就是一部印刷型製均甚別致的書,在現代人的書櫃中可稱異典,問題是它根本沒有多少被藏在架上與他書並列的機會。
至於為什通勝會受到那多人的喜愛,以至於每家非有一本不可。很多人都說這是因為中國以農立國,而曆書一類的印刷品有指導農民依時進行農業工序之效。換句話說,它是指導農耕活動順利的工具書。可是照上海學者江曉原在《天學真原》一書裏的細密考察和論證,上述說法其實站不住腳。比方說最有助於農業生產而又反映在通勝裏的古天文學研究,應該是研究太陽運動的部分。可是偏偏中國人在這方面遠遠落後於古希臘和巴比倫。而大家最愛說成與務農相關的二十四節氣,江曉原則認為一來節氣固然有固定物候的功能,但反過來從一定的生物氣候現象也可確定節氣;二來歷代學者對節氣的精確推求,實在已超出了指導農活的實際需要。
那通勝到底是用來做什的呢?就跟今天多數不事農務的都市香港人一樣,它是用來擇吉占卜的。用通勝去擇日(也就是想好要做一件事,看看最適合讓它發生的時機是哪個時候),去占卜(反過來想推算某個給定的時機適合做什,又不適合做什),是我們今天都很熟悉的。但有些古人要用通勝曆書來卜其吉凶的事,卻令人意外。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經提過性與曆法有一種奇怪的聯繫,比如傳說中的曆術創始人容成,也是個房中術大師。他不只「作調曆」,還有「御婦人法」。古代曆書之中除了指導大家要在什時候蓋房子理頭髮之外,還特別有性交的忌日宜日。讀好通勝,看準日子來陰陽合和,看來也是養生之道。
2002年2月2日星期六
梁文道:鏡頭下的香港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並觀胡恩威的《漫遊香港》與謝至德的《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這兩部攝影集,一個馬上就會跳出來的強烈對比,還不是二者的尺寸大小(前者小得可以裝進口袋,後者則有二十二點五厘米乘二十三厘米這大);而是兩本同樣以香港為標題的書,前者幾乎全是樓房,沒有人物,後者則是百分之一百的人像攝影。這種對比的誘惑是使人很快就會拿「人味」這個詞來評斷它們。胡恩威的相片就像他在進念.二十面體的劇場創作,空洞洞地沒有人影,多半是死物的鋪陳,有人遂說這很無「人味」。謝至德拍的貓很受歡迎,這回拿出多年來的街頭人物,似乎一貫地展示了作者對生命的興味。或者說,它們都很有「人味」。
「人味」是俗民藝評裏常見的詞彙。有人用它來批評某些藝術作品的單調冰冷與抽象,有人用它讚揚另一些作品的豐富溫暖和具體。為什冰冷就不能是人味,而溫暖就不可置疑地是人性的必要素質,以至於「溫暖的人性」成了不證自明的組合?更甚的是,觀者只要在一些創作裏(再如進念的劇場)看不到活躍自然的人體,就會直覺地說它沒有人的味道。其實所謂的「人味」就像「冰冷」和「溫暖」一樣,是一套須要被闡釋清楚遠多於可以用來說明事情的描述。
漫遊者的獵影
胡恩威《香港漫遊》裏的主角是那香港市區裏綿延無盡的大樓。由於它們多數都是從一個仰視的角度拍下的,所以難以看到樓底下街道上的人體,就算偶爾出現了成群的路人,也像是意外多於刻意。可是這些高聳的大樓雖然常被形容為人類都市裏冰冷的象徵,卻不折不扣地是人類活動的背景,而且更是人類活動的產物。這些樓房和它們之間的間隙,是香港人的主要生活空間。它們的形貌可以用來說明活在其間的人物的生活方式,還可以用來說明這裏的人怎樣組織起這個地方的空間,以及組織這個空間的主要力量。例如書中可以看到商業區裏地產商新建的大樓乾乾淨淨,有極為規律的線條和燈光;住宅區或老式的商住混合建築則有極不規則的線條和光暗布局,因為後者有各式各樣的街招燈牌和違章僭建。至於形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也就是我所謂的組織空間的力量是什。作者並沒深究,他只是一個漫遊者,路過並記下他所見的。
胡恩威這本書有一個紅色膠套,形狀是他自己的腹部側影,乃是全書至為明顯的人像,暗示了拍攝者的存在和他的旁觀態度。整部攝影集的結構有一個鮮明的概念,它們全都是在路上拍下來的。你可以從這些照片的角度和編排的秩序推測拍攝者的交通方式,有時候他可能是在走路,有時候他坐在電車或巴士上,有些景象是你我都曾在渡輪或纜車上見過的。胡拍下的這些建築物,不是一般要從高空或任何特別角度經營的建築物照片,而是一個過路人的獵影,此之謂「香港漫遊」。和照片中被刻意模糊淡化的人物相反,拍攝者的漫遊身份躍然紙上。
「奪命距離」
謝至德在《近照香港︰定格路人甲乙丙丁》裏的現身更為突出。因為他採用的是一種近距離直接面對被攝者的拍法,被攝者面對鏡頭時的反應完全透過他們的眼神、肢體和面部表情呈現出來,反過來提醒作為觀者的我們,在拍攝的那一刻攝影家身處於何種狀態之中。拍攝人物肖像,你可以在被攝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像偷窺似地捕捉他,也可以在認識對方的前提下深入或者不深入地與之共同溝通構造一個景象。謝至德似乎是以前一種方式拍攝,但他不是偷窺,而往往是在一種對方不知底蘊的情況下近距按下快門。他形容這是一種「奪命距離」,因為除了他自己因未知的情況緊張,對方也會在鏡頭出現時可能有激烈的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陳嘉玲在本書前言說偷窺式的遠距拍法往往很不平等,因為被攝者會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陷入攝影師精心構築的畫面;反過來謝至德的拍攝方法則有「被反擊」的風險。但我很懷疑這是不是一種比較平等的做法,因為鏡頭的暴力和被攝者的粗口及拳頭,到底是性質不同的兩種暴力。被攝者的怒目在什程度下才抵得過鏡頭的目光呢?
謝至德在書裏抱怨香港的偷拍風氣改變了人們對紀實攝影的態度,使之在被攝時不能以較平和的態度坦然面對。但姑勿論香港人面對鏡頭的緊張是否由狗仔隊文化造成,我以為正是這些狐疑(雖然也有歡快)的眼神,和對著攝相機時的第一反應,構成了謝這批作品的其中一大特色。雖然他拍下的是賣煙阿婆、理髮師傅、菲傭和等上學的小孩這些我們天天都會照見的平常面孔,可是這批照片的意義卻超出了為香港人立此存照這簡單的格局。因為他還往往同時拍出了不同的香港人面對攝影機的反應(試比較一下書中小孩子和師奶們的眼神)。這不是一部「香港面孔」集,還是「發現攝影機的香港面孔」,是作為攝影師的謝至德眼中的香港面孔。
我們當然可以像陳嘉玲所說的,在建築物、小說和電影以外去看香港,只是不被觀測的香港是不可能存在的。吊詭的是,當謝至德在這「奪命距離」之內去掌握我們心目中的日常香港人的想像,他也就註定會失去那日常的香港人。謝至德的作品因此不是紀實,甚至不是對峙經驗的紀錄,而是對峙經驗的創造。
2002年1月19日星期六
梁文道:雜種和英雄
【信報財經新聞-書海迷航錄】我認識不少小孩幻想自己的父母是外星人,如此一來他們可就有外星血統了,十分之特別。比方說,我所認識的自己,小時候就常發自己被外星人改造過身體的白日夢。我還認識更多的小孩子想像自己原來是個無所不能的大英雄,又例如我自己,很慚愧地直到這把年紀有時還作飛天遁地救苦救難的超人夢。但能夠像馬朗澄這樣,十二歲的年紀,就用流暢的文筆把這些想像變成小說,而且還予以變形升上另一重境界的,恐怕就實在不多了。我在這個年紀的時候,坦白說還只不過是個把螞蟻丟到水中再撈上來,然後以為自己打救了牠們的小混蛋。
馬朗澄的《雜種.英雄》是〈雜種〉和〈英雄〉兩部短篇的合集。〈雜種〉說的是一個外星人和地球人生的小孩,從冥皇星回到地球生活的故事。裏頭有一些並不罕見的情節和感覺描寫像外星人初來地球,自然會比較兩地科技水平的差距,但相比起可以控制情緒而維生只靠藥丸的外星人,要吃菜吃飯喜怒哀樂皆不穩定的地球人的人性,卻有一種莫名的感染力。這種普羅科幻文化裏常見比對,無論是用在外星人、未來人、改造人或機器人身上,恐怕都是合適的。使這篇故事真正不同凡響的地方是它對死亡的態度。主角的冥皇星父親自知將死,仍能秉持外星人傳統愉快地交代後事。但主角這個「雜種」則染上了地球人的性格,對於生離死別不能沒有感覺,如何在平靜與哀愁之間拿捏平衡,是最難寫得好的。可是作者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為這個困局打上團圓的結局,雖然不夠灑脫,但顯輕鬆。至於〈英雄〉,同樣是在結局處把一個少年的英雄幻想作出了扭轉,使之變成一種打機遊戲的諧仿。
次文化堂出版這部少年處女作的手法,有點像最近大陸非常流行的天才小作家熱潮,強調「無窮無盡的創意,源於一顆小小的腦袋」,又找來作者的學校老師和司徒華、呂大樂、何安達和陶傑等知名成人作家等撰寫序言、評語。於是效果頓然成了一群老師來品評中二學生的習作。這讓我想起何安達在最近一個論壇裏曾經說過,《哈利波特》與其他兒童文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是一本在孩子圈中先熱起來的書,大人們後知後覺才趕了上來。其實絕大部分的兒童文學都是大人寫給小孩看的,其中反映的是自己對兒童的想像。反過來,許多「天才小作家」的作品則讓大人看到他們所知的「童心」之餘,還有一種成人世界欣賞的品質。所謂「早慧」,投射出來的無非是成人的自戀。例如現在一般十二歲的小孩,中文都不夠好,甚至不如當年的自己,所以要重點地欣賞一個居然出類拔萃,可以和自己對話的少年。純粹的「兒童書寫」,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