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進來見見我奶奶吧！』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東南方默默無聞的松巴島上，一位笑容燦爛的小伙子迎我入門。那是二十年前的邀約，當時天氣熱得像火爐上的煎鍋，四處灰塵彌漫，我步履蹣跚走在一條沙土路上，口渴到快不行，心裏想着：有何不可？說不定他奶奶會講幾個故事給我聽，陪她喝一兩杯茶肯定是件愉快的事」。
但是進了那間竹子搭成的房子，坐在除了一幅掛在牆上的耶穌畫像之外就什麼都沒有的陰暗廳堂裏頭，皮莎妮並沒有看見什麼老奶奶，只見一把竹椅上擱了一個像是裝着髒衣服的大布袋。莫非此中有詐？「『等一下！』小伙子摸了摸那個洗衣袋，然後順手解開袋口，拉掉覆蓋在頂端的布巾，老奶奶終於現身，她昨天剛剛辭世，依當地習俗，四日後才會發喪，中間這段時間，每天須接見前來弔唁的客人，小伙子替歸天的奶奶道了聲『幸會』，我們就坐下來喝茶」。
「印尼總是充滿這類令人跌破眼鏡的奇事」。皮莎妮必需用這樣子的辦法來吸引讀者，否則大部份她所設定的英語讀者恐怕是很難對印尼這樣一個偏遠東南亞國家感興趣的，除非那是一位想要了解印尼是否真如人家所說的那樣充滿機會的投資者，又或者是一位熟悉當代社會科學理論（尤其是人類學）的學者。
對於試圖尋找下一個中國或是印度的投資者而言，這本書是很有用的。還記得很多年前，連我也相信了媒體報道和「麥健時」（McKinsey& Company）之類的機構，以為印尼人口紅利驚人，天然資源豐富，「到了2030年，約有50%人口可望成為消費階層」之類的預言。但是幾年下來，這個廣土眾民的大國在經濟上卻始終表現反覆，不像原來預想的那樣一飛沖天。為什麼？皮莎妮在這本關於印尼列島的巡訪遊記當中給出了不少答案，例如橫行無忌的貪污（『印尼公務員所有的額外收入，都是長官賜予的禮物。換言之，政府部門猶若一個龐大的宗族，或者有如一座上下共蒙其利的利益輸送金字塔』），基礎建設的欠缺（雖然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島國家，不過它在港口設施上甚至還比不上有交通管道直達海港的內陸國瑞士）。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的觀念。大部份印尼人的日子過得並不算好，但他們並不着急，工作掙夠了餬口的數便好，悠閑渡日，倘有餘錢也都拿去消費，而非儲蓄。所以「印尼有三分之一的年輕人全然不事生產，五名成年人當中有四個人沒有銀行賬戶，銀行卻不斷借錢給民眾買東西，而非讓他們拿去創業」。
這就要說到華人和印尼其他族群的分別乃至於衝突了。我從小就聽說中國人遍佈天下，無論走到那裏都吃苦耐勞、勤奮工作，然後「為當地經濟作出了巨大貢獻」的故事。後來我親身旅遊各地華埠，又在不少人處聽到華人對所住地方居民的典型投訴：「他們本地人真是太懶，好吃懶做」。真的，從東南亞一直到南歐，從印尼一直到西班牙，仿彿在華人移民眼中，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是不懶的。但是那些當地人又怎麼看這些華人呢？皮莎妮認識的一位印尼商人說：「我替華人工作很多年以後，看到也學到了他們的優點，尤其是努力打拼」。但是這位商人也說：「他們做每件事只為了錢、錢、錢，從早到晚只想到錢、錢、錢，過着吃飯、賺錢、睡覺、賺錢、翹辮子的生活，我不明白這種日子究竟有什麼意思？」沒錯，根據我極有限的經驗，似乎只要是有一個華人投訴移住地的原居民太懶，就會有一個原居民投訴華人太貪。這倒是我們中國人自我描述詞組當中很少用到的一個字眼。
貪婪就和懶惰一樣，是種太過簡單的典型偏見。皮莎妮這本書不是為了提供更多證據來支持這類偏見，恰恰相反，她想要做的是破除偏見。所以她不只讓我們看到了生活困窘的印尼華人，也讓我們看見了在危機四伏的自然環境面前努力求存的各種印尼原居民。這種態度，乃是一個好記者的本份。皮莎妮做過十幾年「路透社」記者，在牛津學習過古代漢語的她也替《經濟學人》和《亞洲時報》供稿，題材包括六四。但她時間花得最多的地方始終是印尼，所以她能講一口流利的爪哇腔印尼語，就和許多駐外記者一樣，她也要替她心儀的國家寫一本書，好使更多人認識這片只在片段新聞裏聽聞過的土地（或說海洋）。於是在轉行從事公共健康顧問（她還擁有傳染病學的博士學位）多年之後，她回到印尼，用一年多的時間開摩托車和搭那總是延誤的渡船（最多可以遲到一個星期），走了印尼三十三個省分當中的二十六個，試圖逐步拼起一幅看起來永遠拼不成的地圖。
地圖，這確實是個問題。對大部份人而言，想要認識一個國家，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從一張地圖開始。在地圖上理解它和地表上其他地區的關係，發現它在世界上的位置，甚至用很形象化的比喻去把握其國土的輪廓。我還記得小時候在台灣上學，當局就總是以一張現實上早就過時，可意識形態上寸土不讓的「中華民國全圖」教導我們，「中國就像一葉漂亮的秋海棠」（那時我們一群孩子幼稚，並不曉得蒙古早已是一個獨立國家，去掉它之後，中國其實更像一隻公雞）。至於印尼，它在地圖上的形狀還真像皮莎妮本書中文版副標題所說的，是一串散落在海上的珠鏈，不太好一下子形成一個整全的圖像。
原來對於印尼國民甚至政府機關來說，要在地圖上弄清楚自己的國家也不太容易：
「印尼涉及環境管理的國家法律、條約和政令多達五十二種，其中不乏彼此矛盾者。更糟的是，負責掌管森林的兩個政府部門──環境部和森林部──竟使用不同的地圖。2010年，印尼總統曾推動統一繪圖計劃，但毫無進展。兩部門雖一致贊同印尼有必要完成統一的國土利用分佈圖，但在討論應該根據何方資料繪圖時卻無法達成協議。一幅地圖上出現了約四千萬公頃的原始森林，另一張地圖則未納入這片叢林。換句話說，某個部門『漏掉了』一塊面積大於日本領土的雨林」。
看到這裏，熟悉現代社會科學的那一類讀者自然會想起去年過世的人類學宗師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他的名著《想像的社群》把現代民族國家定義為一個想像出來的社群，而地圖正是實現這種想像的重要工具之一，印尼正是他建構其整套論說的田野資料來源。如此看來，是否表示印尼這個國家的想像工程尚未完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