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媒體如何「把事情做對」？

短片

當今中國，經濟與社會風雲變幻，媒體也迎來了成長、勃發的黃金時期。同處在華文世界裡的其他媒體，呈現出怎樣的發展狀態？在行業操守、新聞倫理、道德承擔以及社會關懷等方面，兩岸三地的媒體又有何差別？

徐曉：你講到新聞人要把自己做小，我想我們媒體非常注意這個事情。就是說你做新聞，最後自己不能成為新聞中心。我覺得大陸也有很多這樣的傾向，但是我想我們「財新」很注意這點。你剛才講的，即使是一個評論家，也應該有這樣的一種態度，我覺得非常好。其實我很想知道，香港的媒體人，你這些年接觸大陸的比較多，那你覺得主要有什麼樣的差別？
梁文道：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去年曾經出過一件事，關於我的事。你記不記得有媒體在討論一個事，重慶有一個李一道長，就是叫大家辟榖。

徐曉：記得，王菲什麼等等的。
梁文道：
對，都是他的弟子。當時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是方舟子一條微博說，我都是他的弟子。其實這是假的，我見過他一次，是因為做節目，我那時連他的觀到底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後來，我看到中國大陸很多媒體，包括一些很受人敬重的媒體，像《南方週末》，都會寫上「梁文道等人都是他的弟子」，還評論，為什麼我們這些看起來像有識之士的人，都信這個，談了半天。
那香港呢，有一本雜誌叫《壹週刊》，它被人認為是一個誨淫誨盜，今天的華文世界狗仔隊的祖師爺，品味很低。你想想看，《壹週刊》跟《南方週末》，《南方週末》給人的感覺是以天下為己任和嚴肅，《壹週刊》就是追求銷量，不擇手段。
好了，全中國這麼多有名望、有地位的媒體，每一家都說我是李一的弟子，但是沒有任何一家有記者打過電話來問我是不是。《壹週刊》在報這個事的時候，打電話來問我，我是不是他弟子。
我用這個例子說明什麼呢？就是香港的媒體好像很無聊，講小八卦，沒有那麼大的道德承擔或者怎樣，但是我覺得香港無論再爛的媒體，它們再狗仔，它很看重某些基本的行業、專業的操守或者倫理。《壹週刊》它不會做像《南方週末》那種大題目，它做小的、娛樂的，但是它做這些事，都真花功夫去求證。
你也許覺得它做那些事太無聊，但它是真的。所以我常常用一個英文 來表示，就是我們大陸的問題常常希望「do the right thing」，做對的事情，香港的媒體是「do the thing right」，要把事情做對。你懂我的意思吧？

徐曉：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梁文道：
這是差別了。就是說，我們在大陸，我們太關心怎樣做對的事情，但那個手段和過程我們有沒有做對，這一點我們是不關心的。

徐曉：就是說，它們那麼多娛樂新聞有沒有經常會發生，比如說某一個明星去告某一個媒體，說你又曝我隱私了，或者你侵犯我的名譽什麼，這樣的事情多不多？
梁文道：
極少。一來呢，它報的還真的有證據，第二就是它們的寫法非常小心。比如說，它們說某某某跟某某某好像有什麼緋聞、婚外情，它的寫法很小心。

徐曉：撲朔迷離，讓你抓不住。
梁文道：
對，給讀者足夠的猜想空間，但是又不留下任何尾巴。它是這麼寫，是非常小心、仔細，甚至某種程度，你可以說是很專業地在操作這個事。

徐曉：香港有很多週刊，你覺得哪一本和我們的《新世紀》比較類似？
梁文道：坦白講幾乎沒有。

徐曉：真的啊！
梁文道：
這讓我非常慚愧，很多年前我就批評過。香港有些嚴肅一點的雜誌，像《亞洲週刊》，但我要老實說，就算《亞洲週刊》，有我那麼多熟人和朋友在裡面工作，當總編什麼的，我仍然會說這句話，他們仍然做得不夠好。而像《新世紀》，過去的《財經》，這種雜誌當初在香港一出現，我們就覺得是香港應該汗顏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胡舒立，也是今天以前的惟一一次，2003年在香港。那時候，我跟我的上司一起去拜訪胡舒立，是很敬佩的態度去看她。為什麼呢，因為我的上司是一個華爾街回來的，很高端的，過去做很多上市大集團的財務總監CFO的，他在《信報》也是很有名的寫財經問題的一個專家。我們共同的感慨就是說，香港所謂的國際金融大都會，搞了這麼多年，天天講商業、財經，結果沒有一本自己像樣的財經雜誌，很奇怪。
我們大部分的財經雜誌都是拍馬屁的雜誌，就是那種一個名人、一個企業家捐了一筆錢，然後你就讓他上封面，賺這種錢的。但當年看到的，當年的《財經》，像現在的《新世紀》那麼嚴肅地在談論經濟問題，乃至於社會、民生、時政，這麼嚴肅、這麼用心，那麼認真的雜誌香港是沒有的。我必須這麼講。

徐曉；那台灣呢？台灣是不是整體的媒體情況比香港好一些？
梁文道：
我覺得不是啦，最近幾年越搞越糟了。台灣以前是有的，時政方面像《新新聞》，財經方面它有個《商業週刊》，它到今天《商業週刊》做得還不錯。它有些雜誌像《天下》雜誌，《遠見》雜誌有點像。

徐曉：對啊，《天下》啊，有一段時間我們都是想辦法看的。
梁文道：
做的是好，像殷允芃女士做的也很有遠見。可是問題是台灣整個媒體市場是一個很糟的一個市場。在過去十多年，尤其是迅速「惡質化」。很多我們剛才所說的好雜誌，它們是碩果僅存，苦苦地在那兒撐持著整個江山。大部分的報章、雜誌、電視台的素質掉得都非常快。
尤其台灣的電視是特別糟的一環。我跟台灣朋友開玩笑，每回我去到台灣，我都感覺我離開世界，進入孤島。為什麼呢？它的新聞一開，從頭到尾，你不會知道國際上發生了什麼事。美國剛剛又龍捲風了，它很少講。

徐曉：全是八卦。
梁文道：
全是八卦，全是島內的新聞。什麼新聞呢，比如那個女主播長得很漂亮，她對著鏡頭，說，「各位觀眾朋友，讓我們一起來關心一下屏東縣有一頭牛，它今天居然生下了一頭小牛，是有四隻腳的」。

徐曉：她以為它能生下一隻豬嗎？
梁文道：
對對，就是這樣。然後是，「好，觀眾朋友們，廣告之後回來，我們關心下一條新聞。下一條新聞更大條哦，今天黑幫大佬朱某某，他的女兒大學畢業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現場的情況」。你看得都瘋掉了，看台灣的新聞，這幫人在搞什麼。
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說法，說台灣。我記得我小時候在台灣，所有的報紙都在胸懷天下，哪怕那個報紙數量很少，張數很少。你隨便打個的，那個師傅一說話就是目前冷戰局勢怎麼樣怎麼樣。
那為什麼台灣民主化了，它的媒體變成這樣？而且就算傳統的嚴肅大報，也都變得，像過去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也都是越做越不好。為什麼呢？
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它在沒有民主化的年代，它由於不能談自己的事，它就胸懷天下了，愛講國際新聞。一旦民主化了，就自己家廁所堵住了，這麼芝麻綠豆的小屁事，他們覺得是最重要的東西，必須拿來討論。

徐曉：所以也有個說法就是，我們實際上就是不只是媒體了，包括所有知識分子，都是一個很黃金的時候。就是你有那麼多的問題等著你去思考，如果改變了，可能我們就不能承受之輕了。
梁文道：沒錯，真的是。

徐曉：你甚至讓我有一個幻覺，覺得我們應該是最幸運的。
梁文道：
是有這個說法。就是我常講，國家不幸詩家幸。就是說你如果在一個太平盛世，什麼問題都沒有的年代，不只作家很難寫好作品，你媒體，社會沒大事，你想想看，沒大事，就是講那頭牛生了一個小牛，有四隻腳，就來這個了。

徐曉：而且我們可能還會更聰明。
梁文道：對，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