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在香港接受本報長途電話訪問時，暢談他心中「知道分子」與「公共知識分子」的分別；作為媒體人，他也協助推動文化活動，從事民間辦學，為了理想，他不怕被封殺。
梁文道：世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理想犧牲。
梁文道簡介
梁文道，1970年生於香港，少年長於台灣，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1988年開始撰寫藝評、文化及時事評論，並曾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
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現為鳳凰衛視《開卷八分鐘》主持人，鳳凰衛視評論員，中國大地、香港及馬來西亞多家報刊雜誌專欄作家。在中國大陸出版文集包括《常識》、《我執》、《我讀》、《噪音太多》、《讀者》等。 一般新加坡人對梁文道也許不太熟悉。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梁文道是個響噹噹的名字。
梁文道「身份」複雜，簡單的說，他是媒體人、香港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在香港、中國等多家報章雜誌寫專欄。1999年開始，梁文道擔任 竇文濤主持的鳳凰衛視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常任嘉賓，由於見解獨到，話題海闊天空，這10年來，梁文道和「鏘鏘三人行」一起紅透中國。他近期主持的《開 卷八分鐘》也很受注目，每一期在八分鐘內介紹一本好書，將書的內容，所要傳達的訊息滔滔不絕的與觀眾分享。
知道分子獎頒給一個新群體
長途電話打到香港去，話筒傳來梁文道的談話條理分明，像他的文章與電視上的談話。
梁文道說，他從小喜歡哲學，學的是西方哲學。哲學訓練使他總是希望能夠把事情講得很清晰、有結構，清清楚楚地把自己的想法展現出來。
2003年開始，梁文道陸續發表不少時事評論文章，還在中國報刊雜誌包括《南方週末》及《南方都市報》等影響力不小的報紙雜誌，寫一系列政治及時事評論，以「時事評論者」的身份在中國引起廣泛注目。近年來，他經常同時在10個不同的專欄發表他對不同領域和事件的看法。
中國《新週刊》雜誌自2003年開始，每年頒發一次年度「知道分子」獎，2009年度得主為梁文道。過去《新週刊》先後評出的「知道分 子」獎項得主分別有中國學術界名人王魯湘，曾經在中國中央電視台分析評論戰事的張召忠，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鳳凰衛視節目《有報天天讀》的楊錦麟及《時事 開講》主持曹景行。
談到「知道分子」獎，梁文道說：「與其說『知道分子』這個獎是頒給我的，不如說，《新週刊》是將這個獎頒給當前的一個新『群體』，這個群體是近七八年來，在中國湧現的一群經常在媒體發表時事評論文章的時評者。」
梁文道說，過去中國一直都有時事評論，但1949年以後，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了時事評論，有的只是社論，但是，在中國，社論和時評是不同的東西，社論是官方傳達的訊息，時事評論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兩者在特質上完全不同。
梁文道說：「我開始寫時評的這八九年來，中國報紙雜誌的時事評論版正開始復興，報紙提供言論平台，讓評論作者發表時事評論文章，漸漸的形成一群寫時評的作者群。」
他說，在過去，因為王朔寫過一篇《知道分子》的文章，諷刺那些「抄慣了別人的宏論」的學者，「知道分子」一度是帶貶意的。但《新週刊》 頒發「知道分子」獎卻是有意改變人們對「知道分子」這四個字的看法，《新週刊》定義的「知道分子」是一群學識淵博，而且經常發表言論的群體。
雖然獲得的是「知道分子」獎，梁文道卻說，其實他最在意的身份是「公共知識分子」。這些年來，他也一直努力朝公共知識分子這條路走去。
在梁文道看來，公共知識分子代表著更具理想的一群，他們最大的特質是有擔當，關心社會正義，他們願意以學識去思考及應對社會發生的問題，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的力量，多了一份社會角色的認知。
為理想不怕被封殺
長期以成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自勉的梁文道透露，最近有消息說，他已開始被廣東省宣傳部「封殺」，這個消息目前也已在網上傳開。
梁文道說：「我最近有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國一家雜誌《時代週報》，文章談的是香港的政改問題，封殺消息傳出之後，有些人，包括網民認為是這篇文章引起的，但後來我知道並不只是因為這篇文章。至於具體原因是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梁文道更具體的說，所謂「封殺」是指不刊登被封殺者的稿件，不讓被封殺者在媒體亮相，更不允許媒體採訪他。
梁文道說，多年來對於社會公共事物，他一向來都不迴避，今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要求，將象徵八九民運精神的民主女神像，永久擺放在校園，但遭到校方拒諸門外，引起中文大學校內外強烈反響。他作為中大校友，也為了民主女神像這一事件在中大發表談話。
梁文道說，「封殺」對他來說已不是新鮮事，他過去也有過幾次被封殺的經驗，例如劉曉波事件的時候，由於他是劉曉波起草的《零八憲章》簽署人，簽署憲章初期，一些中國媒體曾停止刊登他的稿件一段時間。
梁文道別有深意的說：「有些人被封殺了，也許會開始自我審查，但我不會。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理想犧牲一些東西，甚至犧牲一切。」
寫作經驗訓練說話方式
熟悉梁文道的人知道，他知識面廣，眼界開闊，讀過他的文章或是看過他的節目的讀者或觀眾，會發覺他從文史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都能談得頭頭是道。也有人認為，梁文道之所以盛名遠播，主要還是因為電視節目。
梁文道並不否認，作為電視人，很多人都是通過鳳凰衛視的電視節目認識他，電視人的身份使到他的名氣更大。
他說：「比較起作家，電視人的曝光率確實更高，讓觀眾關注的記憶也更為立體。」 但梁文道也說，早年寫作上的訓練，對他日後成為電視人起很大的幫助。
梁文道說：「我很早就開始發表文章，17歲便在香港《信報》寫戲劇評論，寫作的時間比做電視的時間長很多。在做電視節目之前，我其實已 經寫了十年稿，很早就習慣寫作的思考方式，作為電視人，我只是把腦子帶到電視，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所以我做節目可以不必事先預備好稿子，鏡頭一開就 能說話。」
創辦牛棚書院與《讀書好》
梁文道這些年來也不斷致力於推動、參與各種類型的文化及社會活動，並曾經從事民間辦學。「牛棚書院院長」是梁文道的另一個身份象徵，他 曾經與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創辦牛棚書院，書院除了開辦文化藝術及哲學課程之外，也關注學員的言行，給予他們引導與啟發。由於院址設立在殖民時期用來宰牛的地 方，因此稱為「牛棚書院」。期間定期出版及免費贈閱《E+E》雜誌，創刊宗旨是希望發展出一個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的精神空間，《E+E》雜誌之後，梁文道又 於2007創辦讀書雜誌《讀書好》，同樣免費發放，目前發行量達7萬冊。
牛棚書院既是學府，也被香港人認為是文化創意領域。梁文道說，以牛棚書院命名，除了因為書院過去的確是「牛棚」，二是他喜歡牛棚這兩 個字，因為牛棚有象徵性意義，叫人聯想到六七十年代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由於對於「牛棚」這兩個字有種特別的感覺，梁文道有個專欄就叫「牛棚讀書記」。
梁文道說，當年創辦牛棚書院的目的，是希望書院能成為一個讀書、學習、交流，議論時事、影響社會的場所。但由於堅持自己的理想，不願 意找商家贊助，時日一久，牛棚書院入不敷出，終於因為經費原因，無法持續經營下去。2005年，牛棚書院終於宣告停業。梁文道說，叫他欣慰的是，「牛棚」 前後也培養了一些人才，例如目前在香港文化界十分活躍的陳景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再寫一本類似《我執》的書
2009年是梁文道的「出版年」，他一口氣在中國連續推出《常識》、《噪音太多》、《我執》、《我讀》、《讀者》等書，其中《常識》評 點時事，在中國熱賣。《我執》結集專欄《秘學筆記》的散文，內容為梁文道對生命、愛情、死亡等人類永恆主題的感悟，被認為是梁文道作品中，最私密、感性、 細膩的作品。
梁文道說，接下來打算再寫一本類似《我執》的書。在《我執》中有這麼一段話，或者可以從中瞭解梁文道多一點：
那時剛上大學，住在宿舍裡頭，不用嚴格按照時間表做人，也不用理會家人的臉色，喜歡睡到多晚就是多晚。於是我幾乎放棄了所有中午以前的 課程，別人的午飯就是我的早飯。黃昏之後，我泡圖書館，直到閉館，再去無謂地遊蕩、瞎聊。凌晨兩點，同學們都去睡了，我才繼續讀書，就著燈。
熬夜不是出於苦工，而是為了自由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