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風停波止結束時代

【蘋果日報-蘋果論壇】在主持《風波裡的茶杯》三個月裏，其中一樣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自己被媒體稱做「新晉名嘴」。照字面來看，「新晉名嘴」其實是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因為「名嘴」應是個憑實力和經歷逐漸得到大眾認同的節目主持人；一個主持人既是「新晉」而且才新了三兩個月，不只沒有經驗，其能力更是欠缺時間的考驗，又怎可成為「名嘴」？可見「新晉」之所以為「名嘴」，不能照一般的理解去解釋。那麼，是甚麼使得任何一個沒有經驗的新主持成為名嘴呢？答案就是《風波裡的茶杯》這個節目。換句話說，不是你做節目做得好就能當名嘴，而是因為你是《風波裡的茶杯》的節目主持，所以你就自動過戶地成了名嘴。

《風波裡的茶杯》到底是個怎麼樣的節目呢？這得從它的源頭說起。我們都還記得當年亞洲電視的《龍門陣》捧紅了鄭經翰、黃毓民和陳耀南等三個主持人，然後當時任商業電台總經理的俞琤先後把黃毓民和鄭經翰請來每天開咪（當時黃、鄭二人都曾在商台做過每周一集的節目）。很多人以為後來使得黃、鄭二人聲名大噪的，就是自《龍門陣》開始的大膽風格和激昂聲調，這麼想其實是錯的。因為同是時事節目，在電台和電視上就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電視時評節目如果沒有足夠的畫面補充，單靠三兩個主持人的表演是很難把觀眾留住一小時以上的，所以電視根本做不到好看的烽煙節目，而烽煙之有無正是電台與電視的最大分別。每一種嶄新媒體的出現都不一定會立刻淹沒舊媒體，反而可能迫使舊媒體尋找自己得以立足的本質，建設新的方向。正如電視的興起，固然打擊了電影院的生存，使得電影院放棄播映新聞片，但也使得電影更專注於影像的藝術與娛樂功能。電視和其他大眾傳媒的發展，使得收音機找到它的生命線，那就是受眾透過電話直接參與節目內容。無論是過往的電話談心和後來的電話論政，重點都不在聽眾發言的質量（如果質素很高，那是意外之喜），而在於它活生生的即時性和它對節目內容及結構的高度參與能力。這都是電視和其他傳統平面媒體做不到的。

深夜談心節目的相對衰落和烽煙節目的興起，則是時勢使然。九七前的政爭和回歸後非常不濟的政府表現，使得港人對政治事務的興趣日濃。在這時期創立「娛樂台」和「財經台」的新城電台等於主動放棄最大的市場。至於首創烽煙節目的港台則根本只有冷冷的phone-in，沒有可以點燃大火的烽煙。為甚麼商業電台可以在這個時期透過兩個時事節目燒起這麼大的聲勢呢？這就得把黃毓民和鄭經翰分開來看了。黃毓民其實是個相對傳統的時事節目主持人，他的《政事有心人》與港台同類節目形式類似範圍相近，不同的是他清晰的立場和極富煽惑力的表演風格。從一個傳統的時事節目來看，黃毓民的功力可說是最頂端了。作為一個傳統的節目主持人，他的影響力在華人世界裏，恐怕只有在台灣力主台獨的汪笨湖可比。

鄭經翰的《風波裡的茶杯》卻完全是另一類型。很多人以為黃鄭二人的分別是前者愛談政治後者多說民主，這想法只是很表面。我認為他們真正的分別是黃毓民專注於「觀點」的表達，鄭經翰則更有意於「事件」的催發。鄭經翰其實相當清楚電台在當代是個弱勢媒體，要出奇制勝搶得大眾注意，就必須奪得每日新聞議題的設定權。以我的經驗來說，很多人其實不一定是《風波裡的茶杯》的忠實聽眾，但卻好像很清楚它最近說過甚麼，他們的認識明顯來自其他媒體的轉述及跟進。通常它的運作是早上的節目發掘出一個話題，電視和報紙如果跟進報道，則又成了第二天的節目話題。在這個過程裏，若大眾的注意力被喚起，而相關各方面又在媒體的不斷催促下表態介入，一宗事件就告成功「炒起」了。至於這宗事件有多政治化則根本不是要點，重要的是它有沒有新聞價值。

傳統的聽眾phone-in是在節目既定議題底下的各自表述和討論，而那個議題則往往來自其他媒體。《風波》式的烽煙如是投訴就可能是炒熱事件的第一把火，再不然就是主持人批評某機構或權貴時的助燃劑。其威力在即使被接出抨擊某個官員的聽眾只有六、七個，聽下來還會感到一種民意一面倒的「幻覺」。鄭大班和《風波裡的茶杯》的民望就是這樣累積起來。既然坐擁民意，又有設定新聞議題的技巧和判斷，這個節目也就有發動社會運動的能量了。沙士事件中的「一人一口罩」和反對填海運動都是這個節目推動社會運動的好例子。一個時事節目主持人同時是新聞議題設定者，又身兼社會運動家，恐怕是華人世界裏絕無僅有的了。鄭經翰的離去和《風波裡的茶杯》的轉型，對香港社會的影響，遠比想像中要大得多。雖是濫調，但一個時代真的結束了。